張耀曾的最後十年（11）

他的*讀書範圍很廣，不限於法學專業，對生物學、天文學、生命科學，對哲學、歷史、藝術、經濟、古詩等都有強烈的興趣，讀書筆記中時有一些獨到的心得體會。在上海做律師的最後時光，他尤注重與此有關的書，1936年2月29日，他到是我要是個購《續古逸叢書》，“因其中有宋版《清明集》，可考見宋時民間判詞。”此書中國久已失傳，從日本借來影印。3月1日，他讀《清明集》判詞，“體意與現代相去並非太遠”。

晚年他常在上海各大學講演，講學問之道，從這些講演中可以看出他的書生本色。

1929年3月18日，他在上海江灣法科大學開學典禮上演講，指出拿破崙縱橫歐洲，成吉思汗席捲歐亞，在他們個人固然是一世之雄，然從整個人類看來，並無多少價值。他所傾慕的是達爾文、牛頓、馬克思、瓦特等人，認為立言第一，其次立德、其次立功。

同年12月25日，雲南護國起義紀念日，他在中國公學做了一次關於歷史的演說：“歷史最重信實，我觀從來歷史，非強者自己誇耀，即狡者自己裝飾。盡信史不如無史，即如近年出版各種民國史料，亦半屬自己宣傳，屬於自己者誇耀之，不利於己者隱匿之。而不肯自己宣傳之人，則其事實無從表彰。”袁世凱稱帝，當時天下敢怒不敢言，而起義諸公獨敢先天下言之，其勇氣可佩。

1932年12月28日，他到復旦大學演講《民國制憲概觀》，指出憲法的收效基於兩個要素，一是有實權者有誠意收束自己的實力，在憲法的規範內行事，認為非實行憲法不可，自己絕對遵守，即憲法乃有權者自己拘束自己的戒律；二是多數國民了解政治，有濃厚的政治欲，將憲法當作滿足這種政治欲的手段，絕對實行它，擁護它，即憲法乃國民的政治欲的表現。當時國內正爭言憲法，他認為比紙面上制憲、國民會議上制憲更重要的是，要從國民自身制憲，從有權者的腦筋中制憲。

1933年10月2日，他到東吳大學法學院演講，因為世人重自然科學、輕社會科學，所以社會科學不夠發達，“自然科學不過利用厚生，而社會科學則在確知社會現象之因果律，順應之以創製社會新機構”，社會科學的責任重大。

1936年2月6日，他到青年會演講，“學問乃對於一切現象，求精密之認識”，探求社會生活根本法則，要從生物學、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入手，要站在自存心和同情心的中和點上，以改造社會一切機構，這是我們把握社會生活的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