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女警探：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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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歲的時候，父親第一次這樣跟我說：世界是一個系統，學校是一個系統，社區是一個系統，城市、政府——任何一定規模的人類群體，都是一個系統。就此而言，人體也是一個系統，因其是由更小的生理子系統組成的。

刑事司法毫無疑問是一個系統，天主教會也是——千萬別讓他打開話匣子，然後是有組織的體育比賽、聯合國，當然，還有美國小姐選美比賽。

“你不一定要喜歡這個系統，”他教訓我說，“你不一定要信任或認同它，但你一定要了解它。只有了解了，你才能活下去。”

家庭是一個系統。

那天下午我放學回家，卻看到父母都站在客廳里。我的父親是麻省理工學院的數學教授，很少在七點之前回家。可現在，他卻站在母親最心愛的碎花沙發旁，腳邊整整齊齊地碼着五個手提箱。母親在哭，當我推開門，她立即轉過身遮住自己的臉，但我仍然可以看到她(色色小說的肩膀在抽搐。

我的父母都穿着厚重的羊毛大衣，在還相當暖和的十月下午，這顯得十分奇怪。

父親先說話了：“到你房間去，挑兩樣東西，任何你想要的兩樣，但是要快，安娜貝拉，我們時間不多了。”

母親的雙肩抖動得更加厲害。我放下書包，進了房間，盯着這個刷着粉色和綠色牆漆的小小的空間。

在我過去所有的時光里，這是我最想重溫的一刻：在這個我度過青春時期的卧室里短短的三分鐘。我的手指掠過貼滿貼紙的書桌，滑過放有祖父母照片的相架，跳過雕花鍍銀的發刷和特大號的手鏡。我撇下了我的書，甚至都沒有考慮我收集的彈珠和珍藏的幼兒園時期的畫。我記得我在最喜歡的毛絨玩具狗和我最新的寶貝——新娘芭比之間作了非常掙扎和艱難的選擇。我選了我的狗——布瑪，然後抓上我最心愛的嬰兒毯——一張深紅色法蘭絨毛毯，四周是粉紅緞面花邊。

我沒有要我的日記，也沒有要我最好的朋友多麗·彼得拉切利寫給我的那一摞傻傻的、滿是塗鴉的信，我甚至沒有要我的嬰兒相冊，至少這可以讓我在以後的歲月里時不時看看母親的照片。我是個年幼、受驚的孩子，舉止都是孩子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