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那時候我剛好三歲，說話已經不再依依呀呀的，很多稀奇古怪的俏皮話我都會冒出來。我走起路來也不再像一隻笨拙肥胖的鴨鵝那般蹣跚搖晃了，連跑帶跳的動作我也會耍弄。我的乾爹牽拉着一路連蹦帶跳的我，就像放着一隻風箏來到我家時，父親正拉着大慶和冬梅站在院場邊上迎接我們。

父親眼巴巴地看着我走過來，就說：“老哥，大喜都會走路了哩。”

然後父親聽見我稚聲稚氣地稱呼他父親，就激動地說：“老哥，大喜都會叫人了哩。”

之後，我依舊在乾爹寬大手掌的拉扯下，艱難地抬腿跨進了一個高高的門檻。然後，當我要試圖再次艱難地跨過另一條腿的時候，我發現了騎在門檻上的大慶。他看起來像一隻威武的螳螂那樣瘦小而不失精壯，亂糟糟的長發，髒兮兮的臉頰，褲腿的兩邊膝蓋處各打着一個歪歪扭扭的補丁。我發現在我打量他之前，他的眼睛已經牢牢地盯上我了。他抿着嘴唇，一言不發。

乾爹以為我跨不過門檻，用鐵鉗一般的手臂一把將我拎起來，丟在地上。我掙脫他的大手，騎在門檻上，和大慶一左一右，像是兩扇大門上張貼的張飛、關羽兩個守門將一樣，儼然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架勢。

我們開始慢慢模仿彼此的動作，開始騎在門檻上上下顛動地模仿騎馬喝着“駕”，他哈哈大笑地說我衣袖上的鼻涕垢積得很厚，我就不甘示弱地說他下巴上的口水掛得很長。然後我們不約而同地笑起來，我告訴他：“我叫大喜。”

大慶稍愣了一下，說：“我叫大慶。”

我說：“我乾爹告訴過我，我有一個弟弟也叫大慶。”

“我父親告訴過我，我有一個哥哥也叫大喜。”

我們笑呵呵地對話，等冬梅過來，將我們一手牽着一人走去吃飯時，我們適才反應過來：我們是左右手足，我們是大小兄弟。

好在我們還是慢慢長大了，等到這次我的乾爹將我完璧歸趙的時候，大姐冬梅到了上學的年齡。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政策，也正是在一年前就開始像當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一樣鬧得滿城風雨。

父親雖說斗大的字不識一升，確也算是開明的公民，素來都是國家政策的踐行者，家裏已經窮得揭不開鍋，他依然毫不含糊地領着冬梅去雙水村小學報到了，這從當年他頂着一家老小沒飯吃的壓力不折不扣地繳了計生罰金便也可見一斑。

雙水村的八個生產隊是順着貫通南北的雙水河的上游往下游呈帶狀順次分轄的，我家住在雙水村與燕子村接壤的生產八隊，雙水村小學就在隔望月村不出三里的生產二隊，是將雙水村老公社改梁換棟後設立的。

上學的那天早晨，冬梅起來得格外早，她挎着一個親戚施捨的舊書包，綠色帆布的，裏面有兩個夾層，冬梅就一層用來裝書本，一層裝了一個剛起鍋的麵餅，她興奮地想像着自己就要像其他的孩子一樣可以念書了。去往小學路邊的籬笆上，藍白顏色的牽牛花花開爛漫，沿途連成一條藍白相間的花帶，彷彿是母親發梢的格子布一樣艷麗招搖。

迎着初露鋒芒的朝陽，同行的父親臉頰上的汗珠如同樹葉上的露水一顆一顆滴落，浸潤着暮春的大地。

自從冬梅上學以後，我和大慶就開始了相依為命。我倆睡在一張床上，我們喜歡在被窩裏瘋鬧，記得有一天早晨，父親早早地起床給冬梅貼了一張新麥面揉的麵餅，就去牛圈裏敕趕着我家的大水牛下地去了。冬梅在父親出門后就吃起來了，我們躺在床上清晰地聽見冬梅吃飯被噎着咳嗽的聲音，喝水的聲音，還有關門的聲音，然後就聽見了灶房裏蟑螂的叫聲和老鼠的動靜。我們屏住呼吸，誰也沒有出聲，甚至連心跳的聲音，脈搏跳動的聲音都可以聽得明晰，我們生怕驚擾了它們，或許是把蟑螂的淺鳴聲當作搖籃曲，讓我們樂在其中。當我用小手輕輕抓撓大慶的腳心時，他就像游泳那樣在床上蹬彈着雙腳。接着我的兩條腿也開始蹬彈起來，那個早晨我們樂此不疲地抓撓彼此的腳心，又不知疲憊地蹬彈着。父親回家后，對着依舊在蹬彈不休的我們發出如同叱喝大水牛一樣的高聲厲喝,我們方才意識到床單已經大部分鋪落到地面，沾滿了潮濕的灰塵。床單上最醒目的兩個補丁，足足補了有三層，父親說那是我和大慶的尿窩子，我們至今還驚詫於神聖的童子尿竟可以每夜精準地將被單同一區域浸蝕。然後我們就看見彼此的腳也都那麼精準地蹭破了對方的尿窩子的最後一層補丁防線，再如何精準地捅在裏面蹬彈不休。

那天早晨，我們從聽見精神抖擻的父親敕趕着勃勃生機的大水牛下地，蹬彈到聽見疲憊不堪的父親牽拉着氣喘吁吁的大水牛回家，從聽見螳螂的鳴囀聲蹬彈到聽見知了高一聲低一聲的嘶鳴聲。也自此以後，我們一直熱衷於這種娛樂，而且樂此不疲地蹬彈到整張床單被冬梅翻過來鋪縫上各種顏色的破布為止。父親揮舞着手中細長的竹條，在我們隔着補丁褲子的腚子上反覆地抽打。再後來，父親揮舞竹條時，讓我們脫下補丁褲子，他說隔着褲子我們的腚子會因為補丁太厚感覺不了疼痛，反而把補丁再一次打破，害的冬梅還要忙着縫縫補補。然而無論如何，我們都感受不到父親揮動竹條抽打的力量，我們甚至開始費解父親是如何毫不狼狽地將一擔水、一擔小麥挑地從容自如。

父親每次揮動竹條時，嘴裏都會念念有詞的說道：“我又當爹又當媽，我一泡屎一泡尿。”然後一再重複着，最後再補上一句：“你們兩個小王八蛋都不給老子爭氣。”每當聽見這句話，我們就知道父親準備打完收工了。

冬梅針線活剛學起來，給我和大慶縫補的褲子，別人看見了都說是在我們的屁股上貼了一張烙餅，走起路來就是把這張餅對半撕開再合縫拼接，合縫拼接再對半撕開的情形。然後接着就有其他夥伴笑話我們，他們說別人吃餅都用嘴巴，我和大慶使用肛門，其中那個照面就大聲譏嘲的夥伴便是老王村長的獨種兒子落心，他說話時的口型異常誇張，就跟我和大慶童年拉屎常常會在路邊蹲成一排嗷嗷大叫一樣誇張，說起來應該比女人生孩子，母雞生蛋的情形更要誇張幾分。正是他那異常誇張的口型，向我們暴露了他換牙期口腔里的牙齒，像玉米棒子上兩排稀稀落落的苞米一樣隔三差五地嵌在牙床上，加上兩顆大門牙，看起來就像是我家土牆上開出的兩扇大門與幾隻小窗。

我們一開始見到包括落心在內的所有階級敵人都會說：“用你們的嘴巴來吃烙餅吧。”說話的時候，我們總要把屁股撅得老高，生怕他們夠不着的樣子。冬梅交給我們的這招讓我和大慶屁股上的兩個又圓又大的補丁，彷彿轉瞬間變成了一枚定時炸彈，很少有人再去湊近指給別人看；也彷彿一下子成了靈驗的詛咒，人人避而不談。

再後來，我和大慶得寸進尺，我們不服冬梅的這招將計就計，硬是讓我想出了以牙還牙，讓大慶想出了暗度陳倉這兩招。我這招以牙還牙，說白了就是專揀別人的軟蛋捏，打瞎子罵啞巴踢瘸子，看見落心就指着他的兩顆大門牙，氣急敗壞地說像極了兩塊棺材板，一看就是個短命鬼。但我不知道自己的這句氣話，竟讖言般會在幾年後真的應驗。

而大慶的花腸子就更損了，他裝作毫無覺察地等一些夥伴偶爾湊近他屁股上的補丁，而且是那種絕對的願者上鉤的耐心，接着就像釣魚提鉤那樣迅疾精準而不動聲色地放出一個悶屁。

大慶的這招也是屢試不爽，以至於他興奮得那些天晚上睡在被窩裏抓撓我的腳心直到子夜，直到我蹬騰着雙腿放了一個響亮的屁，他才以為是我又蹬破了被單翻面縫補的補丁，嚇得他像我的屁一樣戛然而止，捂着被子消停下來。

早晨他睜大結眵的雙眼，找了半天也沒有尋着昨晚的那個破口，再察覺到我乜斜着雙眼一臉滿足的壞笑，才意識到自己已經被我昨晚的那個炸屁、響屁、乾坤霹靂屁熏陶地頭暈目眩，我便故作無辜地告訴他：“響屁不臭。”

此時，在我得意忘形地失聲而笑時，他就會一聲不吭地釋放出一個地地道道的啞屁、悶屁、釜底抽薪屁，再得意地補出下句：“臭屁不響。”

接下來的日子，我常嗔怪他的屁來的沒有前兆，而且殺傷力太大，純屬生化武器；他就指責我的屁總是吵醒他或者嚇他一跳，而且震動太大，堪比九級地震。

如此這樣，日子像碾磨的磨石一樣不停歇地輪轉。在我和大慶被對方的屁熏得眩暈迷糊，為撓彼此腳心鬧騰的不亦樂乎，因一個補丁讓夥伴遠觀而不敢褻玩的自鳴得意持續了幾近一年後，何大鬍子買了一台拖拉機，也就是村裡人說的喝油不喝水，冒煙不哞叫鐵牛，轟隆隆地開進了村口的生產一隊。這是有記載以來，雙水村第一台私人拖拉機，父親告訴我辦人民公社的時候，我們雙水村人民公社也有過一台二五拖拉機，那拖拉機的車輪比大人們還要高出一個頭，冒出的煙比燒炭的土窯冒的煙還要濃黑，聲音比過年放鞭炮的霹靂拍啦聲還要振聾發聵，他甚至還說車身相比村子裏的大路還要寬，當我們去究底追問如此龐大的車是如何通行的時，他就說拖拉機軋過路面，正如小孩過獨木橋那樣騎在上面一步一躦的情形。

那天我拉着大慶，朝着村口跑去，父親在後面喊：“大慶，你們不用去，拖拉機快得像颳風，還沒等你們跑出我們八隊，拖拉機就要經過咱家門前的大路了。”

大慶聽見父親的喊叫，想要回頭，我卻牢牢地拽住他，向著村口跑去。在耳旁呼啦啦的風聲里，我似乎又聽見父親在喊：“大喜，你們不用去，還沒等你們跑出我們八隊，拖拉機就要經過咱家門前的大路了。”

我才不信父親的話，他曾經對我們說農業社的拖拉機在路上開起來像是爬，現在改口說速度快得像颳風。

等我拉着大慶順着雙水河一口氣跑到生產五隊時，仍不見何大鬍子和他的拖拉機。大慶說他累了不想動，我也很累，嗓子眼都要冒火了，但我仍然從乾燥的喉嚨里像噴火一樣噴出幾句勸導大慶的話。他此時就一屁股坐在路邊的草皮上，接着他就啼笑皆非地說：“我的左邊屁股被小石頭硌着了。”

我沒有說什麼，我也沒有力氣去拉扯他，靠着他一屁股坐下來喘吐粗氣。當我起身拍打屁股的時候，才發覺自己竟然在一堆狗屎上踏踏實實地穩坐了半小時。

大慶笑着說：“你走狗屎運了。”

我無奈地嘆氣，正要說什麼，就聽見由遠及近的一陣響亮的咳嗽如雷貫耳，再聽見鏗鏘的步伐擲地有聲，便不用抬頭也知道那是我們的老王村長。

他的腋窩象徵性夾着一個皮包，左右耳根下各夾着一支香煙如同戰鬥機的兩翼，迎着我們快速走來。他這次沒有像往常那樣閑庭信步地走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反倒像熱鍋上的螞蟻，步伐疾勁，連走帶跑。

他剛走到我和大慶跟前，不及我們向他打聽拖拉機的事，他就猛得頓足剎腳，向前躥出一步停下來，對我們說：“那姓何的把拖拉機開地像蛆蟲在糞缸上爬；像蝸牛在樹榦上爬；像王八在旱地上爬。”

他一口氣說了三個爬，然後又一口氣說了三個比喻：“他的身體像蛆蟲蠕動那樣在車座上坐立不安；他的雙手有時丟開車把像蝸牛的兩隻招搖的觸角一樣揮動；他的頭扭來扭去，一會兒前一會兒后一會兒左一會兒右，像王八的頭一樣東張西望。”

我們莫名其妙地聽他說完這些，他就繼續響亮地咳嗽，邁出鏗鏘有力的步伐大步向前去了。我回過神，感覺是一陣疾風從面前呼嘯而過，便趕緊朝他喊道：“拖拉機什麼時候能爬到我們八隊？”說話的時候，我把那個“爬”字吐得格外重調。

“天黑。”老王村長撂下一句話，更確切的說是兩個字，徑直走去。

我和大慶只好悻悻地往回走去。我跟大慶都不確定拖拉機的速度到底快慢如何，便打起賭來。我賭快得像風，大慶賭慢得像蛆，我輸了吃大慶一個悶屁，他輸了便吃我一個響屁。我覺得不公平，我的屁不夠臭，應該給兩個；大慶就討價還價，說露天風大，他的臭屁都被風稀釋帶走了，不敵我的屁那麼震耳，也應該給兩個。如此一拍即合，我們雙方的賭注由不公平的1：1加碼到公平的2：2。正是這個公平的賭局，讓我和大慶一掃無精打採的沮喪表情，充滿好奇和激動地騎坐在門檻上守望到日薄西山。

這也是記憶中我們難得坐下來靜靜欣賞雙水村別緻的深秋暮色。鳳凰山頭的楓林，像變色龍一樣在這個季節呈現出一片矯作的如焰似火的色調，與血紅的西天晚霞相得益彰，誰也說不出它們是在什麼時候褪去了翠綠的外裝。而白馬山卻是另一種極致，晚風將山頭上的板栗樹吹得落葉飄零，多叉的板栗樹呈現出孤傲與掙扎的身姿。雙水河，一夜之間流水聲也從嘩啦啦變成了叮咚咚。它恰到好處地將鳳凰山和白馬山分隔東西，實現了矯作和孤傲的對立，自得與掙扎的區分。

在女人呼喚孩子的迴音中，我和大慶聽見了拖拉機轟隆隆的馬達聲。繼而又在搖搖欲墜的殘陽下，看見了何大鬍子在車座上正襟危坐，雙手靈巧自如地操縱着拖拉機的左右扶手。我和大慶趕到路邊，那裏就站着包括我和大慶在內的十幾個小孩子了，我們都眯着眼睛、張着嘴巴地打量着這頭鐵牛。田間忙碌了一天的男人女人也都直起了腰，一邊收工回家，嘴裏一邊在談論着什麼。當拖拉機從我的眼前呼嘯而過時，彷彿就是我拽着大慶往村口跑去時耳旁響起的呼啦啦的勁風，就像是老王村長從我跟前躍然走去的疾步，就像是雙水河裏四季奔流不息的湍流。

接着，原本急於趕路的何大鬍子又放慢了車速，因為他意外地發現在這個時間，路上竟然還有這麼多行人。有赤着腳收工回家的男人女人，跟着車屁股調整步幅的小孩，還有幾個挑擔子有氣無力吆喝着的貨郎。想起來，何大鬍子當時應該像極了古代考取了功名的狀元郎般耀眼自得，而那拖拉機也無可厚非地就成了那座挽花蓋幔的八抬大轎。

等到何大鬍子將拖拉機驅往自家去時，夜幕已經籠罩着整個村莊，我們十幾個小孩也戀戀不捨地回往各自家中走去。路上，大慶拉住我說：“你輸了，給你兩個屁。”

我趕緊趁着臭味還未在空氣中彌散開來，猛吸一口氣，屏住呼吸。

長時間的屏氣憋地我屁滾尿流，當即兩個響屁應聲而出。我就只好先斬後奏：“你也輸了，給你兩個屁。”

大慶看我憋的臉紅脖子粗，也沒有追究。他倒是問我：“為什麼拖拉機的速度時快時慢？”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老王村長，一本正經地告訴他：“跟村長走路一樣，平日裏慢，今天又快。”

我和大慶相視而笑，笑聲比拖拉機的聲音還要大。後來別人都說這台拖拉機是濰坊牌，我們卻說是老王牌。

全村的第一台拖拉機老王牌到底是跟着何大鬍子姓何了，這是一件讓老王村長傷臉殺風的敗興事。他覺得自己身為一村之長，應該方方面面都是帶頭的，尤其像買拖拉機這種里程性、決斷性的事件，最不能含糊。他始終認為自己也應該買一台拖拉機，買辦農業社時開的那種二五拖拉機的，買那種打方向盤、帶司機房的，就算買濰坊牌的拖拉機，也要買功率最大的，買那種嗵嗵聲像放炮，冒煙像燒窯的。然而，他的這個想法一年後就胎死腹中了。他說家裏的人手不足，老大老二開不了，老三多個指頭怕是會掛錯了檔，自己又要日理萬機；說村子的路太窄，二五拖拉機會騎在路上走不了；他還說跟何大鬍子一個村一個隊，抬頭不見低頭見的，怕撞了車。

老王村長生吞活剝的咽下了這口氣，很多年後再說起來，他就說：“一村之長嘛，切不可一枝獨秀。”

自此，何大鬍子的拖拉機就在雙水村的道路上叱吒風雲，呼嘯山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