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與集中營

第十章大使與集中營

第二天上午，在普雷斯頓的請求下，維爾揚和他在聯合大廈四樓的辦公室里會

了面。由於是星期天，幾乎整個大樓都歸他們所有了。

“那麼，下一步怎麼辦？”維爾揚上尉問。

“昨晚睡不着，我想了許多，”普雷斯頓說，“有些事情是不對頭的。”

“從北邊回來你睡了一路，”維爾揚不快地說，“可我得開車。”

“啊，但是你比我結實多了。”普雷斯頓說。

這話使維爾揚很高興。他為自己。的身體自豪，他經常堅持鍛煉。他變得隨和

起來了。

“我想找另一名戰士。”普雷斯頓說。

“什麼另一名戰士？”

“跟馬雷一起逃走的那個。他從來沒提過他的名字。只是‘另一名戰士’或‘

我的同志’，他為什麼不給他一個名字呢？”

維爾揚聳了聳肩。“他認為無關緊要。在溫伯格醫院時，他一定會告訴當局的，

以便通知家屬。”

“那是口頭的，”普雷斯頓若有所思地說，“聽他說的軍官們可能很快就被遣

散為老百姓。只有書面的東西才能留下來，他提到了但又沒有名字。我想找出另一

個戰士。”

“但是他已經死了，”維爾揚分辯說，“他42年前就埋在波蘭森林的墳墓里了。”

“那我就找出他是誰。”

“可是，我們從哪兒開始呀？”

“馬雷說在那個集中營里只靠紅十字會食品包維持生命，”普雷斯頓說，似乎

在冥思苦思，“他還說是在聖誕節以前逃走的。這必然使德國人感到不安，通常是

全體都要受到懲罰——失去特殊照顧，包括不給食品包。所有的人一輩子都不會忘

記那個聖誕節的。我們能不能找到其中的某個人？”

在南非沒有舊戰俘協會，但有一個退伍軍人聯誼會，包括那些打過仗的人。這

個組織叫鋼盔協會。鋼盔協會成員的每個分會的會議室叫做“彈洞”，負責人叫

“老牛”。普雷斯頓和維爾揚每人用一部電話，分別與南非每一人“彈洞”聯繫，

設法找到一個在344號集中營待過的人。

這是很麻煩的。那所集中營里的11000名戰俘中，大部分來自英國、加拿大、

澳大利亞、新西蘭或美國，南非人很少。而且，過去了這麼多年，許多人都死了，

鋼盔協會的成員中，有的到高爾夫球場去了，有的不在家。有些人歉意地否認，有

的給出了一些主意，結果仍然到處是死胡同。太陽落山時，他們歇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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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上午又接着干。到中午時，維爾揚才喘了一口氣。他在開普敦找到一位

退休的肉類加工商，維爾揚和他講着南非語。他用手捂上話筒說：“這個人說，他

在344號集中營待過。”

普雷斯頓接過電話。“安德森先生嗎？啊，我叫普雷斯頓。我正在對344號集

中營進行一些研究工作。謝謝，太好了……啊，我相信你在那兒待過。你還記得1944

年聖誕節嗎？兩個南非戰士在外面的工地逃走了……啊，你確實記得。對，我肯定

是相當糟糕的……你記得他們的名字嗎？啊，不住在一個屋？是啊，當然了。那麼，

你記得南非國民大會組織負責人的名字嗎？……羅伯特準尉。全名是什麼……請仔

細想一想……什麼？瓦爾特？你能肯定嗎？太感謝你了！”

普雷斯頓放下電話。“瓦爾特。羅伯特準尉。我們到軍事檔案館去，好嗎？”

他們找到了南非軍事檔案館。出於某種原因，它附屬於教育處，坐落於比勒陀

利亞的維薩治大街20號。名單中有100多個姓羅伯特的，有19個人是以瓦字打頭的，

7個人叫瓦爾特，但都對不上。把瓦字打頭的人都查了一遍，也是一無所獲。普雷

斯頓在羅伯特的卷宗里，從字母A開始查起，他很走運，一個小時之後，他查到傑

姆斯。瓦爾特。羅伯特在第二次大戰中是一位準尉，在圖卜魯格被俘，囚於北非、

意大利，最後在東德。戰後一直在部隊供職，升為上校，1972年退休。

“你最好為他活着做禱告。”維爾揚說。

“如果他還活着，一定拿退休金，”普雷斯頓說，“負責退休的人一定知道他。”

確實如此。瓦爾特。羅伯特上校正在奧蘭治維爾度秋假，那是約翰內斯堡以南

100英里處的一座小鎮，位於湖泊和森林之中。當他們出來時，外面的維薩治大街

上，天已經黑了。他們決定第二天早晨開車去。

這是一幢整潔的平房，開門的是羅伯特太太，她看了看維爾揚上尉的身份證，

顯得有點吃驚。

“他到湖上喂鳥去了。”她告訴他們，並指了指路。他們發現這位老軍人正在

用麵包渣喂水鳥。他們走近時，他站了起來，並看了一下維爾揚的身份證，點點頭，

好像在說：“說吧！”

他已70多歲，身板挺直，穿着花呢套服，棕色皮鞋，打得很亮，上唇一縷白鬍。

他認真地聽普雷斯頓提問題。

“我當然記得。那個德國軍官大發雷霆，朝着我吼個不停。為這事，全屋的人

都丟了紅十字包，這兩個年輕的傻瓜蛋。1945年1月22日，我們向西撤退，4月底

被解放了：”

“你還記得他倆的名字嗎？”普雷斯頓問。

“當然，什麼名字也不會忘的。兩個人都很年輕，大概20來歲的樣子。都是下

士，一個叫馬雷，一個叫布蘭特，弗利基。布蘭特。兩個都是南非人，但記不得他

們的部隊番號了。當時我們都裹得嚴嚴的，有什麼就都穿上，根本看不到兵團的標

識。”

他們熱忱地感謝他，又駕車回比勒陀利亞，又來到維薩治大街進行第二輪查詢。

不巧的是，布蘭特是個荷蘭名字，同音異字的很多，一共有幾百個類似的名字。

到傍晚時，在檔案館人員的協助下，他們找出了六個叫布蘭特的下士，他們都

死了。兩名在北非的戰鬥中陣亡，兩名在意大死去，一名死於登陸艦傾毀。他們打

開第六名的卷宗。

維爾揚目瞪口呆地望着打開的卷宗。“真是怪事！”他輕聲地說，“誰幹的呢？”

“那誰知道？”普雷斯頓回答說，“但一定是很久很久以前。”

卷宗里空空如也。

“真對不起，”在開車送普雷斯頓回伯格斯帕克的路上，維爾揚說，“看來是

山窮水盡了。”

當晚很晚的時候，普雷斯頓在旅館裏給羅伯特上校打了個電話。“上校，又麻

煩你了，真對不起。你是否記得布蘭特在那個營房裏有沒有什麼要好的同伴或朋友？

我個人的經驗是，在軍隊中總會有一個要好的同伴的。”

“你說得很對，通常是這樣的。現在我一時想不起來。讓我睡覺時好好想想，

如果我想起什麼，明早打電話告訴你。”

早飯時，熱心的上校給普雷斯頓打來了電話。他在電話中講得很乾脆，如同向

司令部報告一樣：“想起一點兒。那些營房都是按100人蓋的，但我們都像沙丁魚

一樣擠在那裏面，一個營房裏住200多人。有些人住在地板上，有些人擠在鋪上睡，

什麼也沒有，你知道，什麼辦法也沒有。”

“我明白，”普雷斯頓說，“布蘭特呢？”

“跟另一個下士睡一個鋪，叫萊文森，皇家德本輕步兵。”

“你說什麼？”

“萊文森是皇家德本輕步兵團的。”

這回在維薩治大街查得很快。萊文森不是普通的名字，叫的人不多。15分鐘后，

檔案就找出來了。他的名字叫麥克斯。萊文森，生於德本。戰爭結束時，他退伍了，

所以沒有撫恤金，沒有通信地址。但知道他是65歲。

普雷斯頓在德本電話號碼簿上查找着，同時，維爾揚讓德本警察從他們的檔案

中找這個名字。維爾揚先找到了。

麥克斯。萊文森在海邊開了一個小旅館。維爾揚打電話找到了萊文森太太。她

肯定說，她丈夫在344號集中營待過。但現在她丈夫釣魚去了。

他們等他回來，無聊地轉着大拇指。直到天黑，他才回來。普雷斯頓跟他談起

來。這位旅館老闆從東海岸通過電話線傳來開朗洪亮的聲音：“我當然記得弗利基。

這個混蛋小子逃到了樹林裏，再也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他怎麼了？”

“他是哪兒的人？”普雷斯頓問。

“東倫敦。”萊文森毫不猶豫地說。

“他的出身怎麼樣？”

“他講得很少，”萊文森回答說，“當然是南非人嘍，南非語講得很流利，英

語很糟，勞動家庭。啊，我想起來了，他說過他爸爸是那裏鐵路的扳道員。”

普雷斯頓跟他說了再見並轉向維爾揚說：“東倫敦，咱們能開車去嗎？”

維爾揚嘆了一口氣。“我看不行，”他說，“幾百英里。我們的國家很大，普

雷斯頓先生。你果真想去的話，咱們可以明天坐飛機去。我可以安排一個警車和一

個司機去接咱們。”

“沒有標記的車，”普雷斯頓說，“穿便衣駕駛。”

雖然克格勃總部是在莫斯科市中心捷爾仁斯基廣場2號的“中心”，雖然那幢

樓並不小，但是，要把這個龐大機構的總局。局、處的一些機關放到這裏，仍然顯

得很狹窄。所以，下屬的分部就到處都是了。

第一總局坐落在莫斯科外環路的雅辛涅沃，幾乎在城的正南方。差不多第一總

局的全體都在這座現代化的、鋁和玻璃的八層大廈里，形狀像一個三個尖的星，如

同本茨牌汽車的標識一樣。

這座大廈是芬蘭人承包建築的，準備作為中央委員會的國際部。但竣工之後，

國際部的人不喜歡它。他們想離市中心近一點。於是，就給了第一總局。由於它位

於城外，遠離人們那敏銳的耳目，所以，非常適合第一總局使用。

第一總局的成員，即使在國內，身份也是保密的。由於他們必須（或者已經）

到國外去擔任外事工作，最忌諱被那些鼻子尖尖的旅遊者看到他們從第一總局走出

來，或不知不覺被拍照。

然而，在第一總局裏有一個很秘密的局，它並不在雅辛涅沃。如果第一總局是

秘密的話，那麼，裏面的這個S局，或叫地下局，就是絕密的。裏面的人員不但見

不到第一總局裏的同事們，連他們內部互相之間也從不見面。他們的訓練和教導都

是單獨進行的，只是一個教導員一個學生。每天早晨他們並不到辦公室簽到，否則

就會互相見面了。

從蘇聯的心理觀點看，原因很簡單。俄國人對秘密和背叛有一種偏見——這與

共產主義沒有什麼特殊關係，而是源於沙皇時代。“特務”，就是男人，有時也有

女人，經過嚴格的訓練，然後，派遣到國外去，以極端隱蔽的身份生活在那裏。

然而，“特務”被捕並且與人家合作了，變了節，便會交待一切。所以，他們

知道得越少越好，不言而喻，一個人不可能出賣他不知道的事或不認識的人。

因而，那些“特務”都住在莫斯科中心一些用木板隔開的幾十個住宅里。他們

單獨彙報，單獨訓練和單獨下指示。為了接近自己的“手下人”，S局的局長仍然

把辦公室設在捷爾仁斯基廣場。他的辦公室設在七樓，比主席切布利科夫高三層，

比第一總局副主席契涅夫將軍和克留什科夫將軍高兩層。

3月18日，星期三，下午，正當普雷斯頓與麥克斯。萊文森談話時，有兩個人

來到S局局長的密室。局長是一位老軍人，畢生從事秘密諜報工作。他看了他們出

示的東西后，顯出不高興的樣子。

“只有一個人適合這個工作，”他小氣地說，“這個人很出色。”

中央委員會來的兩人中的一個拿出一張小卡片。“好，少將，請您從現在開始

讓他離職，叫他到這個地址報到。”

局長不高興地點點頭。他知道這個地址。這兩個人走後，他再次回想起他們的

權威性。是的，是來自中央委員會。雖然他們沒這麼說，但是他知道，這個命令是

從哪層人物來的。他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這是一個非同一般的特務，是他所訓

練的最好的特務。失去這樣一位傑出的、訓練有素的特務，心裏真不是滋味。但在

這樣的命令面前，沒有二話可說。他是一個職業軍人，對命令是不能打問號的。他

按了一下內部聯絡器。

“告訴瓦列里·彼得羅夫斯基到我這兒來報到。”他說。

從約翰內斯堡到東倫敦的第一次飛機準時到達了本舒曼機場。機場很小，但很

整潔，漆成藍色和白色。這是南非第四大貿易城市和港口的機場。警察局的司機正

在停機坪上等他們，把他們領到停車場，坐進一輛沒有標記的福特牌轎車。

“上尉，到哪兒？”他問。維爾揚用眼睛問普雷斯頓。

“鐵路局，”普雷斯頓說，“具體說就是管理處。”

司機點點頭，車開了。東倫敦的現代化車站位於艦隊街。在車站的正對面是一

排破舊的二層樓，刷成綠色和乳白色。這就是管理處。

在裏面，維爾揚亮了一下非常管用的證件，馬上被領進財務處長的辦公室。處

長聽着普雷斯頓的問題。

“對，我們向本局所有活着的退休鐵路員工開支，”他說，“叫什麼名字？”

“姓布蘭特，”普雷斯頓說，“遺憾的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許多年以前，

他是一個扳道工。”

處長找來一個助手。他們穿過幾條黑暗的走廊來到卡片室。那個助手查了一會

兒，抽出一張退休卡片。

“就是他，”他說，“我們就這麼一個人，三年前退休的。庫斯。布蘭特。”

“他多大歲數？”普雷斯頓問。

“63歲。”助手朝卡片掃了一眼說。普雷斯頓搖了搖頭。如果弗利基。布蘭特

跟簡。馬雷的歲數差不多的話，他父親要大約老30歲，可能叨多歲了。

“我們找的人現在大約叨歲了。”普雷斯頓說。

處長和助手都肯定地說，再沒有別的退休的布蘭特了。

“那麼，你們能不能給我找三個活着的、歲數最大的領退休金的人？”

“卡片不是按歲數排的，”助手反駁說，“是按字母順序排的。”

維爾揚把處長拉到一邊，咬着耳朵用南非語說了些什麼。他的話立即生效，處

長顯出受震動的樣子。

“找，”他說，“一張一張地查。1910年以前生的。我們在辦公室等着。”

花了一個鐘頭。助手拿來了三張退休卡片。

“一個78歲，”他說，“但他是行李員。一個80歲，過去是清潔工。這個77歲，

過去是編組車場扳道工。”

這個人叫弗利，住在奎格奈。

10分鐘后，他們駕車來到奎格奈。這是東倫敦的一個老區，有50多年了。一些

破舊的平房已被修修補補過，其他的東倒西歪、破爛不堪。這裏是白人工人貧民窟。

從這裏可以聽到穆爾大街那邊的鐵路車間以及扳道場的叮叮噹噹聲；在那裏，一輛

輛巨大的貨車被編成組，將東倫敦碼頭上的貨物，經過彼得茨堡，運到內陸的德蘭

士瓦省。他們在穆爾大街上找到了那所房子。

一位黑人老太婆開了門，佈滿皺紋的臉像個胡桃核，白髮在腦後紮成一團。維

爾揚用南非語跟她講話。老太婆指着遠處，說了幾句什麼，便咣的一聲關上了門。

維爾揚陪着普雷斯頓回到車中。

“她說他到機關去了。”維爾揚對司機說。“知道她說的是什麼意思嗎？”

“知道。舊的鐵路機關，現在叫特恩布里停車場，在帕特森大街。是鐵路工人

的娛樂場。”

那裏是一個大停車場，有一大片二層樓房，旁邊毗連着三個保齡球草坪。他們

穿過一道道門，從一排司努克球枱和電視之間經過，最後來到一個鬧哄哄的酒吧。

“弗利老爹在嗎？”

侍者說：“在，他在那邊看保齡球呢。”

他們在一個草坪上找到了老人，他正坐在那裏慢慢地喝着啤酒，曬着秋天的太

陽。普雷斯頓提出了問題。

老人盯着他看了一會兒，點了點頭。“是啊，我記得喬。布蘭特。他死了好多

年了。”

“他有個兒子，叫弗利基。”

“一點不錯。天啊，小夥子，你們又使我回到了許久以前的年代。他真是個好

孩子。放學后，有時到車場來，喬總是讓他坐到編組機車裏。在那時候，對孩子來

說，這是多麼難得的優待啊！”

“那是30年代中期吧？”普雷斯頓問。

老人點頭。“大約是那時。是在喬和他搬家來后不久。”

“在1943年前後，弗利基去打仗了。”普雷斯頓說。

弗利老爹用帶眼屎的眼睛瞧了他一會兒，竭力回想50年以前那平平淡淡的生活

情景。“對，”他說，“那孩子再也沒回來。有人告訴喬說，他死在德國什麼地方

了。這消息使喬痛不欲生。他指望着那孩子，替孩子安排了遠大前程。他精神失常

了，戰後那個電報來了后就失常了。他在1950年死了。我一直認為是心瘁而死。過

不久，兩年左右吧，他老婆也沒了。”

“你剛才說‘喬和他家搬來后不久’，”維爾揚提醒說，“他們是從南非哪個

地方搬來的？”

弗利老爹顯得不解的樣子。“他們不是從南非什麼地方搬來的。”他說。

“他們一家人都是南非人啊！”維爾揚重複說。

“誰告訴你的？”

“部隊說的。”維爾揚說。

老人笑了。“我想小弗利基在部隊報名時一定是說他是南非人才被通過的，”

他說，“其實不是那樣，他們是從德國搬來的。是移民，大約在30年代中期。喬一

直到死也總說不好南非語。當然孩子說得好，在學校學的。”

他們回到停車的地方時，維爾揚問普雷斯頓：“還去哪兒？”

“在南非，移民檔案存在哪兒？”

“在聯合大廈地下室，跟國家檔案室挨着。”維爾揚說。

“咱們在這兒等着，檔案室的人能給咱們查一下嗎？”普雷斯頓問。

“可以。咱們到警察局去，那兒電話好打。”

警察局也在艦隊街，是一座黃磚砌成的堡壘，四層，窗戶都是不透光的。右邊

是卡夫拉利安步兵操練廳。

他們打了電話並在那兒的食堂吃了飯。

同一時間，比勒陀利亞的一位檔案館工作人員犧牲了自己的午休時間，查閱着

檔案。值得慶幸是，所有的檔案都存在電腦中，檔案號很快就出來了。工作人員抽

出檔案，打了一份簡歷，附到電傳中。

在東倫敦，普雷斯頓和維爾揚正喝咖啡時，電傳送來了。維爾揚逐字逐句地譯

過來。

“天啊，”他譯完后，說，“誰能想得到呢？”

普雷斯頓似乎在沉思。他站起來走到在另一張桌子上吃飯的司機旁。“在東倫

敦有猶太教堂嗎？”

“有。在花園巷，離這兒20分鐘路。”

這所猶太教堂漆成白色，黑圓頂，上面裝着大衛之星。在這星期四的下午，里

面空蕩蕩的，只有一個黑人守門人。他穿着一身舊軍大衣，戴着絨線帽。他告訴了

他們布魯姆教士在郊區的地址。剛過3點，他們便來到教士的門口。

教士本人開了門。他50多歲、身高體壯、蓄着鬍子、鐵灰頭髮。看一眼就行了，

他太年輕。

普雷斯頓作了自我介紹。“你能告訴我你的前任教士是誰嗎？”

“當然可以，是沙皮羅教士。”

“他還活着嗎？到哪兒能找到他？”

“你最好還是進來吧！”布魯姆教士說。

他領他們進了屋，穿過一條走廊，打開盡頭的門。裏邊是一間卧室，房間裏，

一位老人坐在煤氣火爐前，呷着紅茶。

“所羅門叔叔，有人來找你。”他說。

一個小時以後，普雷斯頓離開了這家，去找維爾揚。維爾揚已經先回到了車裏。

“去機場。”普雷斯頓告訴司機，轉而對維爾揚說：“明早能安排我與皮埃納

爾將軍見面嗎？”

那天下午，蘇聯軍隊中又有兩個人被抽出來執行特殊任務。

在莫斯科以西100英里處，剛好在通向明斯克公路邊的一片樹林裏，有一片綜

合大樓和一些盤形天線，這是蘇聯的一個監聽站，接收華沙條約軍事單位的電波和

外國電波，也接收蘇聯國土以外其他政黨之間的通訊信號。綜合大樓有一個部分被

隔離開來，這是克格勃專用的。

被調出的兩個人中，有一個是準尉無線電操作手。

中央委員會的人離去后，主管的上校對他的副職埋怨道：“這個人是我這兒最

棒的，真是好樣的，給他設備的話，他連加利福尼亞的蟑螂搔屁股的聲音都能收來。”

另一個被調離的人是蘇軍的一名少校。他很少穿軍裝，如果他穿軍裝的話，他

的領章可以表明他是炮兵的，與其說他是個軍人，還不如說他是個科學家。他在研

究部軍械處工作。

大家在皮椅中坐下后，皮埃納爾將軍問道：“那麼，我們的簡·馬雷大使有罪

沒有啊？”

“有罪，”普雷斯頓說，“很嚴重。”

“普雷斯頓先生，我想，最好還是讓我聽聽證據。他在哪兒犯的錯？在什麼地

方背叛的？”

“哪兒也沒有，”普雷斯頓說，“他一步也沒走錯。你看過他寫的自傳嗎？”

“看過，像維爾揚上尉說的那樣，從他出生到現在，每一件事我們都查過了。

我們沒有發現不符合的地方。”

“沒有不符合的地方，”普雷斯頓說，“他那些童年時代的故事的每個細節都

是真的。我相信他今天也能把他的童年時代說上五個鐘頭，不會有重複的地方，也

不會錯一個細節。”

“這是真的，經得起推敲的都是真的。”將軍說。

“對，都經得起推敲，直到兩個年輕戰士在西里西亞從德國卡車車尾逃走為止，

在這以前都是真的。從那以後就全是謊言了。讓我從另一角度從頭解釋一下，就是

和簡·馬雷一起逃的那個人——弗利基·布蘭特的故事。

“1933年，阿道夫。希特拉在德國上台。1935年，在德國有一名叫喬·布蘭特

的人來到柏林的南非公使館，要求給以同情並恩准簽證。因為他們是猶太人，面臨

着被殺害的危險。聽了他的請求后，公使館便給他們全家簽發了移居南非的簽證。

你們的檔案館證明，確實有他的申請和簽發的簽證。”

“是這樣的，”皮埃納爾將軍點頭，“在希特拉時代，有好多猶太人移居南非。

南非在這方面的記錄是很好的，比一些國家要強一些。

“1935年9月，”普雷斯頓繼續說，“喬·布蘭特帶着妻子伊爾絲、10歲的兒

子弗利基在不來梅港上了船，六周以後抵達東倫敦。那時，那裏有許多德國人，猶

太人很少。他決定定居下來並在鐵路上找了個工作。一位好心的移民官員把這一家

的情況通知了當時的猶太教士。

“當時的教士叫所羅門·沙皮羅。沙皮羅是一位生氣勃勃的年輕人，他拜訪了

這一家並竭力勸導他們參加當地的猶太社會生活。他們拒絕了，教士估計，他們想

過着非猶太人的生活。他感到很掃興，但並不懷疑他們。

“後來，1938年，那個孩子，即已經南非化了的弗利基13歲了，該行成人禮了，

即一個猶太兒童到了長大成人的年齡了。可是，由於布蘭特想非猶太化，這對只有

一個兒子的猶太家庭來說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雖然他們沒參加猶太社團，沙

皮羅教士還是來徵求一下他們的意見，是否讓他來主持弗利基的成人禮。他們說了

一句刺耳的話，於是，沙皮羅產生了懷疑。”

“產生了什麼懷疑？”將軍不解地問。

“他懷疑他們不是猶太人，”普雷斯頓說，“昨天晚上他對我說了。在行成人

禮時，孩子要受教士的祝福，但首先要使教士相信孩子是猶太人。按猶太人的信條，

這要取決於母親，而不是父親。母親必須出示一份文件，叫做血統書，證明她是猶

太人。伊爾絲·布蘭特沒有血統書。這就沒有必要行成人禮了。”

“這麼說來，他們是靠偽證來南非的？”皮埃納爾將軍說，“這麼長時間了。”

“還不僅如此，”普雷斯頓說，“我還不能證實這點，但我相信我是對的。喬·

布蘭特告訴你們的公使館說，他正面臨著被蓋世太保殺害的危險，這話是真的。但

不是因為猶太人，而是因為他是個軍人，是德國共產黨的積極分子。他知道，如果

他講了真話，他是得不到簽證的。”

“說下去。”將軍鬱郁不快地說。

“他的兒子弗利基18歲的時候，已經完全被他父親的隱蔽思想所灌輸，成了一

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決心為共產國際而奮鬥。

“1943年，這兩個年輕人加入南非軍去打仗。杜威爾斯克魯弗的簡·馬雷是為

了南非和英聯邦而戰；然而弗利基卻是為了他的信仰的祖國——蘇聯而戰的。

“在基本訓練中、在部隊轉移中、或者在意大利或在穆斯伯格，他們都從來沒

有見過面。但他們在344號集中營見了面。我不知道弗利基是否精心策劃了他的逃

跑計劃，但他挑了一個年輕的同伴，這個人也是黃頭髮，個頭和他一樣高。我認為，

在卡車出毛病時。不是馬雷，而是他先開始暗示向森林逃走的。”

“那麼，肺炎又怎麼解釋呢？”維爾揚問。

“根本就沒有什麼肺炎，”普雷斯頓說，“他們也沒有落入波蘭基督教游擊隊

手裏。他們是落入共產黨的游擊隊手裏。布蘭特可以跟他們用流利的德語進行交談。

他們便會把他領到紅軍那裏，於是，把他和仍然蒙在鼓裏的馬雷一起，交給了蘇聯

內務部人民委員會。

“在1945年3月到8月間，事情發生了變化。所有關於冰冷的牢房的話都是扯

淡。馬雷一定是把他的童年和讀書的每一個細節都跟他講過，而他都記住了。儘管

他的筆頭英語不好，但他閉着眼睛也可以把那個簡歷寫出來。

“他們大概也讓布蘭特快速進修了一下英語，給他整了整容，將馬雷的身份識

別牌掛到他的脖子上。這樣，一切就給了。而後，由於馬雷的用處使完了，他可能

就被消滅了。

“他們將布蘭特弄得蓬頭垢面、狼狽不堪的樣子，又給他一點化學藥品使他顯

得身染重病，在波茨坦移交過來。在比勒菲爾德醫院待了一段，並在格拉斯哥郊外

的醫院待了更長一段時間。1945年冬，所有的南非士兵都應該回家了，他沒有碰到

任何德拉雷團維茨營的人。12月，他乘船回開普敦。1946年1月抵達那裏。

“有一件麻煩事。他不能到杜威爾斯克魯弗去，他也不願去。而後，國防部總

部有人給農場主老馬雷發了一個電報，說過去誤認為他那‘失蹤，可能死亡’的兒

子，現在終於回來了。老馬雷恩兒心切，就按照國防部提供的地址，給‘兒子’發

了一份電報。布蘭特收到了電報，大為震驚（這裏我承認是猜測，但似乎合情合理），

電報催他回家。他又裝病了，住進了溫伯格軍醫院。

“老父親等不了啦，又發了一封電報，說要到開普敦來。在一籌莫展的情況下，

布蘭特向共產國際里的朋友求援，於是策劃了一個陰謀。他們在穆賽基山谷的偏僻

道路上撞了老人，並用半個車輪軋壞了他的車，使現場像一場撞車后又逃走了的樣

子。然後，就一切順利了。年輕人不能回去參加葬禮，這一點，杜威爾斯克魯弗的

人都可以理解。而且他請求本森律師代理變賣田地產並將款匯到開普敦時，律師也

毫不懷疑。”

將軍的辦公室里一片沉默，只能聽到窗戶上蒼蠅的嗡嗡聲。將軍連連點頭。

“有道理，”他終於承認說，“但沒有證據。我們不能證明布蘭特家不是猶太

人，更甭說是共產黨了。你能給我一些證據而不是懷疑嗎？”

普雷斯頓把手伸進口袋，掏出一張照片，放到皮埃納爾將軍的桌上。“這是一

張照片，真正的簡·馬雷的最後一張照片。你們瞧，他小時候是一個很好的板球運

動員。他是投球手。你仔細看看就會發現他的手指握球的姿勢是一個旋轉球手。你

們也可以看出，他是左撇子。

“我在倫敦曾花了一周時間研究簡·馬雷，用雙筒望遠鏡仔細地研究。他開車、

吸煙、吃飯、喝什麼，都是用右手。將軍，你可以把一個人從各方面進行改變——

改變頭髮、語聲、臉型、舉止，但你不能把一個左手投球手改成一個右撇子。”

皮埃納爾將軍打了半輩子板球，他盯着看照片。“這麼說來，普雷斯頓先生，

我們在倫敦的是什麼人呢？”

“將軍，你們有一個共產黨的代理人，他在南非外事局工作，卻為蘇聯效了40

多年的勞。”

皮埃納爾將軍的目光從桌上移開，望着峽谷對面的沃爾特萊卡紀念碑。“我要

劈了他，我要把他劈得粉身碎骨扔到大草原里去。”

普雷斯頓咳嗽一聲。“問題是跟這個人相關的還有一件事情，你能不能忍耐一

個階段，等你親自與奈傑爾·歐文爵士談談再說？”

“很好，普雷斯頓先生，”皮埃納爾將軍點頭說，“我先跟奈傑爾爵士談談。

那麼，你的計劃如何？”

“今晚有一次回倫敦的航班，我想坐它走。”

皮埃納爾將軍站起身來，伸出了手。“再見，普雷斯頓先生。維爾揚上尉會送

你到飛機上。謝謝你的幫助。”

普雷斯頓收拾東西時，又從旅館給把他從約翰內斯堡接來的丹尼斯·格雷打了

個電話，讓他向倫敦轉發一封密碼電報。兩小時以後，他收到回電。伯納德·亨明

斯爵士將在第二天，星期六，來辦公室與他會面。

當晚快到8點時，最後一次籲請旅客登上飛往倫敦的南非航班后，普雷斯頓和

維爾揚站在離港廳中，普雷斯頓出示了登機牌，維爾揚出示了萬能通行證，他們一

起來到涼爽、黑暗的機場上。

“聽我說，英國佬，你真是一個賈格洪德。”

“謝謝你的好意。”普雷斯頓說。

“你知道賈格洪德是什麼嗎？”

“我想，”普雷斯頓謹慎地說，“是南非的獵狗，雖然跑得快，而且笨拙，但

有窮追不捨的精神。”

維爾揚上尉一周來頭一次仰面大笑起來。然後，他又變得一本正經地問：“我

可以問個問題嗎？”

“請吧。”

“你為什麼要給老人的墳獻花呢？”

普雷斯頓凝視着停在一旁的班機，在20碼以外，機艙里的燈光一片輝煌。最後

一批旅客正登上舷梯。

“他們奪走了他的兒子，”他說，“然後，為了不讓他發現，又殺死了他。似

乎就是這麼一回事。”

維爾揚伸出了手。“再見，約翰，一路順風。”

“再見，安德烈斯。”

10分鐘以後，南非噴氣客機升上天空，朝北向歐洲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