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病房裏的聖誕節
我記得那是條長長的走廊，大理石鋪就，再柔軟的腳步踩踏上去，都會聽到厚重的回聲。聲音堆堆疊疊，來回在走廊里滾動。冷色的燈光靜靜地敷在上面，顯得走廊更長、更深了。
每個房間的門口，都掛着他們相聚在此的理由：心血管、腦外科……疾病掌管着這裏，疾病就是這裏的規則，疾病也是這裏的身份。
無論他們是誰做過什麼，可能剛從一台典禮中被請下來，又或者剛插完秧坐在田埂休息一下，醒來，他們就在這裏。
疾病在不同的地方找到了他們，即使他們當時身處不同的生活，但疾病一眼看出他們共同的地方，統一把他們趕到這麼一個地方圈養。
在白色的床單上，在白色的窗帘邊，在白色的屋頂下，他們的名字都不重要，他們統一的身份是，某種病的病人。在這裏，人與人的關係也被重組了，同一種疾病的人，會被安排在鄰近，經過幾天的相處，他們成了最熟悉的人。
他們討論着身上唯一，也是現在最本質的共同點，小心比較着各種細微的區別：“我四五次正常的呼吸，就要大力吸一次氣，你呢？”“我大概六七次正常的呼吸。”“我今天左腳拇指就能感到痛了。”“我還不行，但感到有股熱流好像慢慢流到那……”
意識在這軀殼中爬進的一點點距離，發生的一點點小障礙，他們都能感覺到：在這裏，靈與肉的差別第一次這麼清晰。在這裏，他們第一次像尊重自己的情感和靈魂一樣，那麼尊重自己的肉身。
十六歲時，我因父親的疾病抵達了這裏。
這個叫做重症病房的地方，位於這醫院的頂樓。電梯門一打開，就是這走廊，以及那一個個驚心動魄的疾病名字。他們各自佔據了幾個病房，以俘虜的數量來顯示自己的統治力。到了這最頂層，我才知道醫院的秘密：原來在疾病帝國，也是用武力統治的，誰最殘忍最血腥，誰就站在最高的位置。
醫院一樓是門診大廳和停屍房。可以隨意打發的疾病，和已經被疾病廢棄的身體，比鄰而居。生和死同時在這層盛放。
這都是最無能的疾病的作品——死亡不是疾病的目的，疾病是儘可能佔有身體，用自己的秩序統治那身體。所以簡單的死和簡單的創傷都是最低級的疾病。
因為常要出外買些補給品，也因為我需要經常性地逃離病房的氣氛，出去走走，我每天幾乎都要從一樓經過。
從頂樓下來有兩種選擇：一部電梯就在父親的病房旁邊，雖然是直直通到門診大廳，卻因為使用者眾多，幾乎每層都要停一下。從頂樓一路往下，路過不同等級的疾病。這一層是腦科，這一層是內科，這一層是外科……然後抵達最底層，一打開，嘈雜的生氣馬上撲面而來。
另一部電梯是醫院工作人員專梯，因而人特別少。這專梯有個不成文的規矩，重症病房病人的家屬可以使用——每次搭這部電梯，醫院工作人員的眼神，就如同在看自己的戰友：我們有共同的秘密，我們曾感受過死亡的氣息。
這電梯位於醫院最僻靜的東南角，要從那走廊一路走到底，一路經過那一個個病房。我最恐懼走這段路，因為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眼光，總要一個個去數，每張病床上，原來的那人是否在。然後，一不小心，會發覺某人不見了。
我厭惡這種感覺，就像你按照自己的記憶走一條印象中很平坦的路，然後突然哪裏凹陷了，一踩空，心直直往下墜。
所以我一向選擇那部通往門診的電梯。雖然需要從門診大廳經過，依次穿過擁擠的人群、暴躁的聲響，和潮濕的汗味，但我享受這種人間的味道。甚至能感受到，這各種聲響偶然組成的某種音樂感，還有那各種濃度的汗味，將會在你的感官中形成不同程度的刺激。每次電梯打開，感受着這聲響和汗味撲面而來，會忍不住興奮，猜測自己將尋找到哪段樂曲，將被擊中哪部分的感官。這是人間的樂趣，我想。
我很快知道了這裏的其他小孩。知道，但不認識。
有種東西，隔閡着彼此，註定無法做非常好的朋友——目光，太透徹的目光。這裏的小孩臉上都有雙通透的眼睛，看着你，彷彿要看進你的心裏。我知道那是雙痛徹后的眼睛，是被眼淚洗乾淨的眼睛。因為，那種眼睛我也有。
和擁有這種眼睛的人說話，會有疼痛感，會覺得庸俗的玩笑是不能說的，這麼薄的問題，在這麼厚的目光前，多麼羞愧。於是會想掏心掏肺，但掏心掏肺在任何時候都是最累的，通常只要說過一次話，你就不想再和他說第二次了。
同樣，你也看到，他也躲着你。
或許還有個原因，作為疾病的孩子，你知道他太多秘密：他內心如何悲傷，如何假裝，他和你說笑話的時候是想很刻意地遺忘，但他的這種遺忘又馬上會催生內心的負罪感。
所以，我早就放棄在這裏交到任何同齡的朋友。
漸漸地，當新來的小孩試圖越過劃定的距離，試圖和我親近，我會冷冷地看着他，直到那眼神把他們嚇跑。
但，除了守着父親的疾病，我還必須有事做。在這裏，你一不小心留出空當，就會被悲傷佔領——這是疾病最廉價、最惱人的雇傭兵。
比如，在幫父親換輸液瓶時，會發覺他手上密密麻麻的針孔，找不到哪一寸可以用來插針；比如醫生會時常拿着兩種葯讓我選擇，這個是進口的貴點的，這個是國產的便宜的，你要哪種？我問了問進口的價錢，想了很久。“國產的會有副作用嗎？”“會，吃完後會有疼痛，進口的就不會。”我算了算剩下的錢和可能要住院的時間，“還是國產的吧。”
然後看着父親疼痛了一個晚上，怎麼都睡不着。
隔壁床家屬偶爾會怪我：“對你父親好點，多花點錢。”
我只能笑。
一開始我選擇和一些病人交朋友。家屬們一般憂心忡忡，病人們為了表現出果敢，卻意外地陽光。每個病人都像個小太陽一樣。當然，代價是燃燒自己本來不多的生命力。
我特別喜歡另一個房間的漳州阿伯，他黝黑的皮膚，精瘦的個子，常會把往事以開玩笑的形式掛嘴上。他是個心臟病患者，說話偶爾會喘，除此之外似乎是個正常人。
一碗米飯吃不下，他會笑着說，當年我去相親，一口氣吃下四碗米飯，把丈母娘嚇死了，但因此放心把老婆給我。扶着他去上廁所，他自己到那格子裏，抖了半天抖不出一點尿，會大聲叫嚷着以便讓門外的我聽到：“怎麼我的小弟弟不會尿尿，只會一滴一滴地哭。”
他甚至還調戲護士，某個護士稍微打扮了下，他會壞笑着說，晚上我們去約會？
他的親人都罵他老不羞，邊罵邊笑，後來整個醫院裏的人都叫他老不死。
“老不死你過來講個笑話！”
他正在啃着蘋果沒空答。
“老不死你死了啊？”
他會大聲地答：“在，老子還在，老子還沒死。”
父親很妒嫉我總找那阿伯。他也振作起來想和我開玩笑，甚至開始和我主動爆料，他談過的戀愛、做過的糗事。但我還是三不五時往隔壁跑。然後以這個阿伯為榜樣，教育父親：你看，人家從心底開心，這樣病就容易好。
父親放棄競爭了，卻死活不肯和阿伯講一句話。
每天傍晚我都要到二樓的食堂去買吃的。我照例打包了三份粥、一份肉、一份菜，然後照例想了想，順便給漳州阿伯帶塊紅燒肉——醫生不讓他吃，他的親人不給他買，他一直叫我偷偷買給他。
電梯上來先經過他在的那個病房，再到父親的病房。
我走過去看到他的病床空空的，想了想，可能他們全家去加餐了。到了父親的桌子前，擺開了菜，和父母一起吃。我漫不經心地問：“那漳州阿伯好像不在，他們去加餐了，有什麼好慶祝的？竟然不讓我跟。”
“他走了。”母親淡淡地說，眼睛沒有看我。
我一聲不吭地吃完飯，一個人爬到醫院的樓頂去看落日。在上面，我發誓，不和這重症病房裏的任何病人交朋友了。然後安靜地回到父親的病房，把躺椅拉開，舒服地攤在那。假裝，一點悲傷都沒有。
打掃衛生的王阿姨成了最受歡迎的人。醫院阿姨一般來自鄉下，身上還帶着土地的氣息。她說話的嗓門大，做事麻利。
說起來她並不是那麼好的人，貪小便宜，如果你沒有給點好處，就邊收拾邊罵罵咧咧，有時候乾脆假裝忘記。她說話非常刻薄，偶爾有剛來的孩子在走廊開心地嬉鬧，妨礙了她的工作，她會把拖把一扔，大聲地喊：“這是誰家的孩子，這麼不懂事，家人都快死了，還有心情在這鬧？”
孩子哭了，聲音在走廊一起一伏。過一會兒，一個大人跑出來，做賊一樣把孩子抱了就走。然後隱隱傳來啜泣聲。
其實她好人緣的根本原因來自，重症病房裏太少可以交往的對象。只有她，似乎是和疾病最不相干的人，不用擔心，要在她面前掩飾悲傷或者承受她的突然消失。而且她的壞脾氣恰好是個優點：確保你不會很深地和她發生情感。
我見過太多家屬，一離開就像逃離一樣，恨不得把全部記憶抹去，走出去的人從不見有回來的，彷彿這裏只是一個幻境。
我嘗試理解她的市儈和不近人情。她應該曾經用心和一些病人交往過，然而病人的一次次消失，讓她慢慢學會了自我保護。無論當時多麼交心，那些親屬也不會願意再在塵世見到她。
理解之後，我突然對她親近了許多。
我努力挖掘她讓人開心的部分，比如，她會提供樓層間的八卦：四樓骨科的那個老王，上廁所的時候跌倒，把另外一條腿也摔了，兩條腿現在就V字形地吊在床上；二樓婦產科，生出了對連體嬰，父母着急壞了，哭得像淚人，醫生們還在開會研究，怎麼剖離。“我趁着打掃的時候，偷偷瞄了眼，乖乖，真像廟裏的神靈。”她習慣張牙舞爪地說話。
這個消息像是只跳蚤從此就落入我的心坎里。好幾天，整個樓層都在討論，並開始想像他們未來的生活如何。
就像一出跌宕起伏的連續劇，謎底一個個揭開：早上阿姨來，宣佈了性別，是兩個男嬰。眾人一片唏噓：“多可惜啊，本來雙胞胎男孩子該高興壞了。”
下午阿姨來，宣佈醫生打算用鋸子鋸開，正在討論方案。眾人一片嘩然，整個晚上研究如何鋸，並運用自己經歷的幾次手術的經驗，交流可能性。
隔天所有人盼着阿姨來，她終於說了：“但可惜心臟連在一塊。”
眾人開始糾結了。“哎呀，一輩子要和另一個人一起吃飯睡覺。”
二樓的另外一大片區域，是婦產科。我每次打完飯經過那，總喜歡探頭探腦。醫院裏的護士幾乎都認得我，其他區域病房的人都會讓我進去遊盪，這似乎是重症病房家屬的特權。然而，婦產科的人卻總攔住。或許他們不願意我們身上帶着的疾病的信息傳遞到新生的人群里去。
在重症病房，婦產科里的故事是最受歡迎的，說起一個小孩的任何一顰一笑，都會有極大的反應。在重症病房這個樓層的人看來，那裏簡直就是旅遊勝地。和我同處於這樓層的孩子，也都特別嚮往那科室，想着不同法子突圍。
有的裝成去送飯的，有的裝成剛買葯回去的，有的還玩起了喬裝——戴上個帽子，別上個口罩，都被逮了出來。
好說歹說，王阿姨答應帶我去，條件是，我要把看的那幾本教輔書送給她——她想給自己的孩子。
我拿着水桶，跟着王阿姨，她身上散發著濃重的汗味，每走一步就要喘一聲。終於來到那關卡，對着門的那兩個值班護士，充滿質疑地看着我。
王阿姨說：“我今天身體不舒服，他主動幫忙，真是個好孩子。”
護士想了想，拿出一件護士的藍色外套給我套上，然後又叫住我：“你最好先去消毒室消毒一下。”
被歧視的猜想這次被正面印證了，我把外套一扔，跑回了重症病房。
那連體嬰兒我決意不想看了。但她還是日復一日地直播。直到一個星期後，不管別人怎麼追問，她都不說。
每個人都明白了，是大家共同熟悉而親近的朋友帶走了這兩個小孩。
那個朋友的名字誰也不想提，因為誰都可能隨時被帶走。
我可以從眼神里感覺到，護士長和新來的那個醫生正在發生什麼。
護士長年輕時肯定是個甜美的女孩，瓜子臉，笑起來兩個酒窩。不過從我認識她，她就永遠一副冷若冰霜的樣子，說話一直在一個聲調。
樓層最中間，是護士間，那是類似酒吧櫃枱的樣子，半人高的桌子，有限度地隔開了病房和她們。緊挨着的房間，我們稱之為貴賓室。貴賓室的門一直是關着的，只有那些醫生才能進進出出。
關於貴賓室裏面的擺設，在沒有多少信息流通的這個樓層，也成了長盛不衰的話題。聽說椅子是歐陸風格的，鋪着毛地毯，裏面還有桌球桌。
但每個家屬早晚都要進到裏面去——那意味着，你家裏的病人要直面生死，要動手術了。
程序一般是這樣的：通常前一天的晚上護士長會笑着拿着張通知單給你，然後說，晚上醫生們想邀請你去辦公室一下，記得帶上覺得必要的人。晚上八點開始，護士長一個個病房去敲門，把一隊隊家屬分別往那貴賓室帶。
推門進去，門關上了，第二天一早就可以看見，他們的親人被推進手術室，從此不見了——如果手術成功了，會送到緊急情況看護室，調理一段時間，然後送到樓下各專業看護室，或者直接出院。如果失敗了，他們誰都不會回來了。
對於護士長和年輕醫生的戀愛，重症病房裏的每個人都惴惴不安。戀愛在這個地方看來，其實只是極端的情緒，有極度的開心，也意味着同時可能有可怕的不開心。護士長稍微情緒一波動，就意味着打針的時候更疼了，或者是辦雜事時的不耐煩。雖然他們都盡量保持專業，但是脆弱的病人和家屬們，看着他們臉上曲線的一起一伏，內心都要跟着一跳一宕。
於我來說，更是個緊張的事情，因為那年輕醫生，恰恰是心血管科的，將來，手術的某個環節上他有可能掌管着父親的生死。
於是，他們兩個的情感成了整層樓最重要的安全事件，大家會私底下交流着對他們戀愛進程的觀察，來決定集體將如何地推波助瀾。
一開始有人建議，不如造謠讓他們分開。他們開始在護士長幫他們打針的時候，說，好像看見某某醫生和另一層的護士出去了。哦，是吧。針意料之中地沒打中血管，痛得病人唉唉叫。
有人張羅着，要給醫生介紹有錢又漂亮的女孩子，護士長聽到了，闖進那病房裏，叉着腰就罵：“你們是活得太舒服了嗎？”眾人靜默。
從此，一切都是往推進他們情感穩定的方向上佈局了：甲負責打探護士長需要什麼，乙建議醫生怎麼買，誰聽到護士長如何地不開心，都要負責讓她開口，然後集體研究解決辦法。
我並不是其中太重要的參與者，只需要每次看到護士長的時候，笑着說，姐姐今天真漂亮。有意無意在醫生面前說護士長如何地體貼、負責，然後要提高聲調說：“要是以後我能娶這樣的老婆就好了。”
但通常，我都是在廁所碰到他。他不耐煩地拉起拉鏈，說，你這小毛孩懂什麼，再亂說就揍你。我點點頭，不能告訴他，根據大會要求，我堅持一定要見一次說一次。
這樣的日子過得戰戰兢兢，卻也熱鬧非常。慢慢地，我發覺醫生開給父親的刺激性葯越來越少，然後要求我們，每天陪着父親做復健。我隱隱約約感覺到，進貴賓室的日子近了。
那個晚上，護士長來叫我和母親了。從護士室的櫃枱進去，總算打開了那扇貴賓室的門：幾張大大的辦公桌，配着靠背椅。唯一的亮點只有，一張軟軟的沙發。
沙發是用來給家屬坐的。讓他們感到安全和放鬆。
我來不及失望，主治醫師已經坐在沙發的另一角，看我們來了，滿臉堆笑地迎接。他握手的時候特意用了用力，這讓我不禁猜測，這笑容，這握手，還有這沙發，都是精心研究的專業技術。
其他醫生各自散落在周圍，那戀愛中的年輕醫生也在。他果然參與了父親的手術。
主治醫師講了一堆術語，母親和我一個字都聽不懂。
“醫生，您能告訴我，手術成功率有多少？”母親直接打斷。
“百分之六十。我和你們解釋下可能的風險，病人的手術，是把整個心臟拿出來，先用心臟起搏器維持，如果中間血壓過低了，就可能不治；然後要切開那瓣膜，換上人工的瓣膜，如果這中間有小氣泡跑進去了，那也可能不治……”
母親有點頭暈，想阻止醫生說下去。
但他堅持一句話、一句話說著。“抱歉，這是職責。”他說。
過了大概有整個世紀那麼久，醫生問：“那麼是否同意手術了？如果手術，60%的成功率；如果不手術，估計病人活不過這個冬天。”
母親愣住了，轉過頭看着我：“你來決定吧，你是一家之主。”
“我能想想嗎？”
“可以，但儘快，按照檢測，病人的手術再不做，估計就沒身體條件做了。如果可以，手術後天早上進行。”
我出了貴賓室，一個人再次爬上醫院的屋頂。屋頂四周用一人高的鐵絲網圈住，估計是擔心輕生的人。
意外地，卻有另外一個和我差不多同齡的人。我認出來了，他是在我前面進貴賓室的人，看來，他也被要求成為一家之主。
按照默認的規矩，此刻應該彼此沉默的，但他卻開了口：“明天是聖誕節，你知道嗎？”
“是吧。”我這才意識到。
“我父親一直想回家過春節，他說他很想看，過年老家的煙花，你說聖誕節能放煙花嗎？”
“不能吧。”
他沒再說話，兩個人各自繼續看着，夜幕下，路燈邊，熙熙攘攘的人群。
我還是簽了同意書。母親甚至不願意陪我再進到貴賓室。她害怕到身體發抖。
簽完字，那戀愛中的醫生負責來教授我一些準備：明天晚上，你記得挑起你父親各種願望，讓他想活下來，越多願望越好。“一個人求生的慾望越強，活下來的機會就越大，更多是靠你們。”
傍晚依然我負責打飯。母親交代要買父親最喜歡的鹵鴨，雖然他不能吃，但讓他看着都好。但我突然想，不能買給他，而是買了他最不喜歡吃的魚片和蔬菜。
父親顯然生氣了，一個晚上都在和我嘮叨。
我哄着他，“後天買給你吃，一整隻鴨好不？”
父親不知道手術的成功率，但他內心有隱隱的不安。他顯然有意識地要交代遺言：“你以後要多照顧你母親知道嗎？”
“我照顧不來，你看我還那麼小。”
他着急了。
又頓了口氣：“怎麼不見你二伯？我給你二伯打個電話，我交代他一些事情。”
“二伯忙自己的事情去了，沒空和你說話，等你出來再說。”
他瞪着我：“你知道氣病人是不對的。”
“我沒氣你啊，我只是說實話，二伯說後天會過來陪你一整天。”
“你這調皮鬼。”他不說話了。
我不知道自己的這場賭博是否對，如果不對，如果父親就這樣離開我，今天晚上這樣的對話會讓我自責一輩子。
走廊上有孩子在鬧着，說今天是聖誕節，吵着要禮物。但沒有多少反應，就像一塊石頭投進深深的水潭，一下子不見了蹤影。他不知道，這裏有另外的四季、另外的節氣。
母親內心憋悶得難受，走過去想把窗打開。這個時候，突然從樓下衝上一縷遊走的光線，擦着混濁的夜色，往上一直攀爬攀爬，爬到接近這樓層的高度，一下子散開，變成五顏六色的光——是煙花。
病房裏所有人都開心了，是煙花！
煙花的光一閃一閃的，我轉過頭，看見父親也笑開了。真好，是煙花。
我知道這是誰放的，那一刻我也知道，他是那麼愛他的父親。我從窗子探頭出去，看見三個保安正把他團團圍住。
九點，父親被準時推進去了。二伯、三伯、各個堂哥其實昨晚就到了，他們和我就守在門口。
那排簡單餐廳常有的塑料椅，一整條列過去，硬實得誰也坐不了。
十點左右，有護士匆匆忙忙出來。母親急哭了，但誰也不敢問。
又一會兒，又一群醫生進去了，二伯和三伯不顧禁令抽起了煙，把我拉到一旁，卻一句話也沒說。
快到十二點了，裏面的醫生和護士還沒動靜。等待室的所有人像熱鍋上的螞蟻。
過了十二點，幾乎誰都聽得到秒針跳動的聲音了。堂哥想找個人問問情況，但門緊緊關住，又沒有其他人進出。
一點多，一個護士出來了，什麼話也沒說就走了。
親人們開始哭成一團。
二伯、三伯開始發脾氣：“哭什麼哭，醫生是忙，你們別亂想。”卻狠狠地把煙頭甩在地上。然後，各自躲到安靜的角落裏。
等父親送到緊急看護室里，我到處尋找，就是找不到那個男孩。
“今天沒有其他做完手術的病人送這來了嗎？”
“沒有，只你父親一個。”看護的醫生說。
我挂念着實在坐不住，隔天瞞着親人，一個人回到重症病房。病人和家屬們，看到我都掩飾不住地興奮，紛紛上來祝賀我。我卻沒有心思接受他們的好意。
“你知道和我父親同一天手術的那個人怎麼樣了嗎？”
“對的，他有個和我差不多年紀的男孩。”
“昨天一早他父親和你父親差不多時間推出去，就再沒見到他了。”終於有人回答我。
我一個人默默搭着電梯，走到樓下。燃放煙花的痕迹還在那，灰灰的，像一層淡淡的紗。
我知道過不了幾天，風一吹，沙子一埋，這痕迹也會不見的。
一切輕薄得，好像從來沒發生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