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文展
大約十一歲的時候，我得過一場病。
說起來並不嚴重，就是不愛說話，不愛吃飯，不愛和任何人對視。對於這樣的病，小鎮的醫生是不屑的。不屑，也可能來自不懂。在當時，每個人身上財富還沒有足夠的數量，對人的耐心因此也沒有足夠的重量，這樣“多餘”的癥狀，只會被當作一個人的胡思亂想。
“把他晾一段時間，自己就會好了。”醫生是這麼說的。
那個醫生治療過我養的一隻貓和阿太養過的一頭牛。用的是同一種針劑，只不過貓打了一劑，牛多加了一劑。我的貓當晚就死了，阿太養的牛掙扎了一個月。在即將死的時候，阿太趕緊叫屠夫來宰了。“死掉的牛，肉是不能吃的。”這是阿太的理由。纏過腳的阿太在宰完牛，忙着挎着籃子到處給親人分牛肉時，還特意去了趟那醫生的家。阿太還沒開口，醫生就先說了：“你得感謝我，要不是我，你那牛連一個月都扛不住。”
所以母親聽完醫生對我的診斷，第一件事就是着急跑去找父親：“看來不是小問題，土醫生找不到辦法，我們得找。”
父親是個因為不太願意動太多腦筋而顯得很陽剛的男人。整天混朋友的他，開出的藥方是：“不就缺玩伴嗎？找啊。”
第二天，文展被母親領到家裏找我玩了。
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
文展這個人選說不上是母親多精心的安排。
當時每個成年人似乎都練就了吃飯的一個好本事，手托着一個大碗裝着米飯，手腕的剩餘部分夾着一個小碟子，裏面裝滿這一頓可以下飯的兩塊榨菜、一塊肉諸如此類，然後女人就全世界話家常去，男人就到處找牆角蹲着海吹鬍侃。
那個周六，母親只是托着自己的午飯走了趟周邊的鄰居家，然後領回了文展。文展家住在後面，他大我一歲，而且“讀書不錯”——母親介紹的時候強調了一下。
我不記得當時他什麼表情，我只記得自己“哦”了一聲，用手背蓋住眼睛，繼續睡覺。當時的我吃完飯就睡覺，睡醒后就發獃，然後再吃飯，再睡覺。
我的冷漠沒能讓文展放棄。我記得他當時似乎很用心地觀察了一下我，審視了我房間裏擺放的東西，然後很淡定地坐在了我的床尾。他當時的行為舉止有種崇高的儀式感，我估計他當時就已經覺得自己是個有天命的人，而我或許是他想啟迪或者拯救的第一個人。
他推了推我：“起來，聊聊天。”
“不聊。”我回。
“還是得聊聊，你是想一輩子這麼過去。”
不知道別人的經歷如何，據我觀察，人到十二三歲就會特別喜歡使用“人生”、“夢想”這類詞。這樣的詞句在當時的我念起來，會不自覺悸動。所以我內心波動了一下：“沒什麼可聊的，你別來吵我，我只是覺得一切很無聊而已。”
“正因為你覺得無聊我才要和你聊天，我要告訴你，我們是有機會過想像的生活的，我們可以掙脫這裏的一切。”
這句話倒是讓我坐起來了。我承認他猜出我當時內心在困惑的東西是什麼，可能因為他也曾那麼困惑過。那年我十二歲，小鎮還鋪不起水泥路，到處是土路或者石板路，小鎮的每條小巷都串過，每個屋子都鬧過，剛開始思考自己要過的生活。但當我想像自己的未來，可能像小鎮裏的任何一個成年人，我就覺得無趣得讓自己恐懼。
在當時的我看來，小鎮有種赤條條的無聊感，而自己將要面對的生活也是。但讓我坐起來的，倒是文展矯情卻又真誠的那種表情。他張開雙臂，可能想像自己是只老鷹，但他太瘦了，留在我印象中的是一把撐開着衣服、晾在風中的衣架。
“所以我們要創造我們的生活。”這句話，我每一個字都記得清清楚楚。因為，當時我想，怎麼能有一個人，把這麼矯情的話這麼認真地說出來。
但我得承認，他說話的時候，有那麼一兩秒，我腦海里晃過諸如草原、大海、星空……此類很浩瀚的什麼東西。
我記得自己坐了起來，看着他，有點眩暈，想了想，說：“我得先睡一覺，明天再找你聊。”
在他要告別前，我才努力睜開眼認真看了看他，卻發覺，他竟然是個兔唇。
第二天我就去找他玩了。
由於我開始恢復對人間的注意，那一天我總算看清楚他的樣子：下半身穿着一件不合身的、可能哪個長輩淘汰的西裝褲，上半身是另一件不合身的、可能哪個長輩淘汰的白襯衫。
文展瘦瘦的胸脯像塊洗衣板，但他卻堅持解開了襯衫上面的三粒扣子。我想，在他的襯衫晃蕩晃蕩地兜着空氣的時候，他能體會到類似飄逸的感覺吧。
最讓人印象深刻的，還是他的兔唇，他的嘴倔強地扛着一個角度，因而格外惹人注目。
在我的記憶里，少年時期的孩子最容易不自覺做的惡事，就是發現並嘲笑他人的生理缺陷。每個小孩一旦意識到自己某部分的缺失，總是要戰戰兢兢地小心隱藏着，生怕被發掘、放大，甚至一輩子就被這個缺陷拖入一個死胡同里。我親眼見過，幾個有生理缺陷的小孩被嘲笑、邊緣化，而內心裏放棄對自己的想像，覺得自己只匹配更糟糕一點的生活，從此活成有缺陷的人生。
我因此覺得莫名其妙的崇拜——文展是我見過的唯一一個降伏了缺陷的孩子。
我去他家的時候，才發現原來周圍將近一半的孩子每個星期天下午都聚集在這。每個人零零散散地坐在他家的客廳里，似乎在等着文展規劃接下來這一個下午的安排。
而文展總是有意無意地每天和不同的小孩聊聊天，邊聊天邊等着更多人的聚齊，等到人聚得差不多了，他才站起來宣佈他的提議：等下我們一起去海邊挖文蛤。某某和某某負責去家裏“偷借鋤頭”，某某和某某你們“最好能找來一桿秤，我們挖了文蛤好賣錢”，某某和某某你們要去找兩副挑擔……待一切整頓完畢，一群孩子就從文展家裏浩浩蕩蕩地出發了。在那一路上，他還會適時地講述海邊樹林的白蛇傳說以及某個村子真實的歷史淵源。
公允地說，那些活動也和一般小孩子的玩耍沒有什麼兩樣，唯一不同的是，一切都要聽文展的指揮。
聽人指揮，對還渴望自由好動的孩子看來，是件不太能接受的事情，而且我想，應該不只是我對他經常性組織的這類活動不感興趣吧。我看得出將近有一半三心二意的人。
每次我看到他用那高調的兔唇和奇怪的語音，佈置了一個下午的事情時，總好奇地想，為什麼那麼多人像上課一般，每天固定時間來他家報到。他又是如何，似乎讓自己高出這群孩子不止一個層次，以致讓所有人忘記可以有嘲笑或者反抗他的權利。
因為，他有比這些孩子更高的理想。這是我後來才找到的答案。這答案聽上去很虛假，卻真實構成了文展身上那種硬錚錚的精氣神。
我加入“文展兵團”——後來改名為赤腳兵團沒幾天，就聽說文展在做一件偉大的事情。
文展兵團的活動時間很固定，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放學四點半到晚飯前的六點，然後就是周六、周日的整個下午。
周六、周日總是結隊出外玩耍實踐，內容多半是烤地瓜、學游泳、挖文蛤之類，周一到周五，在集體做完功課後，總是一些棋牌類的遊戲，跳棋、軍旗、象棋、圍棋、大富翁，等等。文展的家裏，不知道從哪配置好完整的一套棋牌類遊戲，只要湊齊了足夠的人，就可以向他領取。
玩棋牌的時候，更主要的娛樂活動其實還是彼此間的鬥嘴和聊天。這些小孩，習慣用誇張的口吻討論着文展在做的那件很偉大的事情。
“是不是他做完，就會變成和張校長一樣偉大的人？”
“有可能，或許還會變成和毛主席一樣厲害的人。”
我好奇地追問，文展在做什麼偉大的事情。
那些小孩不屑地看着我：“他在做你理解不了的事情，他在做一件偉大的事情。”
好奇心終於沒讓我忍住。等到孩子都散去之後，我把文展拉住，支支吾吾地問：“他們都在說，你在做一件很偉大的事情，是什麼事情啊？”
文展的兔唇，一笑就會翻出唇白，感覺有些詭異：“你想看嗎？”
我點點頭。
“一般我不讓他們看，但我決定給你看。”說完，他便領着我，往自己的房間走。
他必須和哥哥共享一個房間，但一看就知道哥倆的感情不是很好，因為房間分出了明晰的兩塊區域。
他從床底下掏出一隻棕黃色的皮箱，我想，估計是他母親當年的嫁妝之一。皮箱打開，是厚厚的一疊紙，紙下面，是另外厚厚的一疊書。
他小心翼翼地把那疊紙拿出來，一張，一張，輕輕地鋪展在地板上。聲音都壓低了：“你看，這是年份，年份下是我整理出來的、每一年這個國家發生過的我認為重要的歷史事件，我還寫上，我認為的這些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
“從九歲開始，每天晚飯後我就一個人做這樣的整理，我覺得，要是我能在十八歲前做完這一千多年的整理，我或許會成為一個了不起的人。”他的臉通紅通紅，幾乎可以看到皮膚下的血液在沸騰。
我也突然感覺到一股莫名其妙的熱氣沖了上來，頭頂似乎汩汩地在冒汗，全身的毛孔全部打開。我睜大眼睛看着他，那一刻，我甚至覺得，他已經是個偉大的人了。
接下來的日子，我每天都迫不及待地往文展家裏跑，在事務性地和同伴們履行完遊戲的職責后，就迫不及待地問：“你要開始整理嗎？”
文展總是笑而不答，迎接我的眼神，總有種很神聖的光芒。似乎我們確實在見證着某些偉大事情一點點成真。
我本來就是個成績不錯的人，而文展正在進行的這項偉大事業，讓我更加有點迫切的緊張感。很容易地，我又重新拿了年級的第一名，但這樣的成績，依然沒能安慰到我，我會突然感覺緊張，甚至着急到透不過氣。我總在想，必須做點什麼，才能跟得上文展。
這樣的焦慮，讓我不得不經常找機會和文展好好聊聊。
最開始，他的回答總是，不着急，等你考了年級第一名了我再和你說。當我拿着成績單再找到他的時候，我看得出他有些意外，我也為自己能讓文展意外而內心小小地得意了一下。於是我再追問一次：“我得做點什麼呢？”
“你得想好自己要擁有什麼樣的人生，然後細化到一步步做具體規劃。”這次他回答我了。他顯然認為，我是這附近孩子中唯一有資格和他進行這種精神對話的人。
或許這類宏圖偉志孤獨地藏在他心裏太久了，那天下午，他幾乎對我全盤托出：“比如我，未來一定要到大城市生活，所以我計劃讀大學或者讀省城的重點中專。考重點高中再上重點大學，這不難，但花費實在太大了，我家裏很窮，估計上重點中專比較合適。上重點中專，多一分不行，少一分也不行，必須學會控制自己的分數，剛好在那個區間，得有能力掌握住分數。然而，到大城市只是第一步，我得能在大城市留下去，並且取得發展機會，我必須訓練自己的領導能力，讓自己未來在學校里能有機會當上學生會主席，學生會主席就會有很多和各個單位接觸的機會，然後我得把握住機會，讓他們看到我、選擇我。”
“所以你每天組織我們這幫人一起玩，是在訓練領導能力嗎？”我才恍然大悟。
他得意地點頭：“而我整理中國歷史大綱，是因為我在中考的作文里可以大量運用歷史知識，這應該能保證讓我拿到不錯的分數，然後，據說公務員考試，如果能用歷史故事說道理，也很能加分。”
我幾乎屏住了呼吸，發覺自己的人生在此前活得太天真太傻。“我怎麼樣才能也擁有這樣的人生啊？”驚訝和莫名的恐懼，讓我講出了文縐縐的話。
“你要找到自己的路，”文展非常篤定，“我會在大城市裏等你的，我相信你。”他輕輕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想，這應該是從一系列抗日戰爭連續劇里的將軍們身上學的。
或許連文展自己都沒意識到，他的話，完全摧毀了我。接下去的這個暑假，我完全被拋入一種對自我全盤否定的虛空裏。
和朋友玩耍，這有意義嗎？只是又考一次第一名，這有意義嗎？母親堅持要我執行的，每周到外公外婆等長輩家裏問好，這有意義嗎？甚至我毫無目標地這麼思考，有意義嗎？
當時的我，相信，全世界能回答我這些問題的，還是只有文展。
但那個暑假，文展似乎在調整自己的人生策略。雖然暑假每天都不用上課，但他堅持把赤腳軍團的活動，壓縮到只有星期天的下午。而這個下午，可以看出他在試探性地組織各種事情。其他的時候，他總是一個人關在家裏。
內心的苦悶，驅使我一次次去纏住他，而他總用一句話試圖擺脫我：“自己的路得自己想，我不可能為你的生活作答案的。”
我開始整夜整夜地失眠，然後瘋狂地半懂不懂地看叔本華、尼采、康德等人的哲學書，有一段時間，根據我母親的回憶，我常常眼神獃滯地自言自語。
再不關心我的人都可以看出來，我這次生的病比上次更嚴重了。而母親似乎也明白過來，還是只有文展能幫到我。
半推半就下，文展終於在暑假快結束時再次接見我了。
他走進我的房間，似乎有點急躁：“你知道嗎？被你打擾的緣故，我這個暑假預計要完成的目標，只完成了八成，我明年就初三了，這是我的一個戰役，你答應我，不要再拖累我。”
我點點頭。
“我要告訴你的是，困惑、一時找不到未來的大目標這很正常，沒有幾個人能很小的時候就知道自己可以過什麼樣的生活，你做好眼前的一件件事情就可以了。”
“那你為什麼那麼早就知道自己要過什麼生活？”
這個問題，或許真是問到他心坎里了。他突然兩眼放大，像下了一個決心一般，轉過頭和我鄭重地宣告：“因為我想，我是天才。”
在宣告結束后，他似乎才突然記起此次來我家的任務：“不過，你也是人才，人才不着急，按照生活一點點做好，生活會給你答案的。”
“真的？”
“真的。”
我沒想到的是，我竟然會在他面前哭了。
過了那個暑假，文展初三了。用他的話說，他要迎來第一場戰役了。當時有個奇怪的政策，重點中專，只招某一個分數段的高材生。按照計劃，文展必須準確把自己的命運，投進那個分數段里。我知道，這個嘗試的難度。
或許有種被他遺棄的哀怨感，更或許是因為相信他的話——他是天才，和我不是同一檔次的人，我決定不再去文展家裏了。但是文展每次上學，都要經過我家，我們總還是不可避免要碰到。
我莫名其妙地害怕那種相遇，每次見到他，彷彿自己的粗陋一下子全部裸露了，自己的困惑不自覺地又洶湧起來。
但他每次都分外熱情，堅持要拉我同行。同行的一路上，有一搭沒一搭地講述自己已經實現的某個目標：“我上次單元考，準確地考到九十分，這次，則比我預計的多了一分，我相信自己能準確掌控分數了。”
我只能微笑。
“你呢？”
“我不知道，就先做好小事，大事以後再想。”
“別著急，到自己能想明白的時候，就會突然明白的。”他鼓勵我。
事實上，感覺被文展拋棄的，倒不僅僅是我。或許是時間確實不夠了，也或許文展覺得自己已經完成了領導力階段性的訓練目標，文展越來越壓縮“兵團”在他家的活動時間，到最後，只留下星期六兩點到三點，這短暫的一個小時，允許其他玩伴前來探望。
許多人不解，跑來向我詢問原因。
“或許他骨子裏頭是個自私的人，用完我們就不要了吧。”當我說出這樣的話，連我自己都覺得驚訝。這讓我察覺，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被他“奴役”的人。而這種意識，讓我分外痛恨起文展。
我甚至偷偷想像：如果他失敗了，會是什麼樣的表情？
讓我意外的是，這樣的表情，我竟然很快就看到了。母親總有意無意地給我帶來文展的消息，她說，文展似乎是壓力過大，每次一考試就頭疼到不行，成績下滑，還整夜整夜地失眠，頭髮一直在掉。“他爸媽很擔心，有空你多帶些孩子去看看他。”
“他不需要我們的，我們開導不了他的，因為他比我們厲害多了。”第一句話或許是氣話，但第二、三句話，確實是我擔心的實話。
終於，在一次上學途中，我追上文展想說些什麼。
他當時應該正處於非常敏感的狀態，一下子捕捉到我準備講出口的某些安慰的話——某些會讓他不舒服的話，還沒等我開口，他就傲慢地答：“你以為你能開導我？”
語氣一貫地居高臨下，但是，或許是因為惱怒，聽得到因為兔唇而發出的很大的鼻腔音。
我們居住的這個閩南小鎮，據說第一批先民是在晉朝，鎮子裏還循着當時的許多古制，其中之一就是每到元宵節，鎮教育委員會就會獎勵當年各個年級考試前幾名的人。
在以往，文展總是那個年齡段絕對的第一名，而我則總在前三名里來回和其他人角力。那年元宵節，我因為還沒從自我的懷疑中恢復過來，只考了個第六名。這樣的成績，我本來是決不願意前去領獎的，然而，母親鼓勵我說：“領到的獎金全歸你。”第六名獎金五十元，相當於兩套漫畫書，我終於硬着頭皮去了。
因為是循古制設立的獎項，頒獎的過程也循古制。先是當地有名望的老文人，搖頭晃腦地宣讀捐款的鄉紳名單，然後再用同樣的腔調，一一誦讀獲獎的孩童。誦讀的秩序，從低年級到高年級，獎金也依次增加。
我小時候是極愛聽這樣的誦讀的，抑揚頓挫很有韻味，而且經由老先生的嘴巴這麼一念，彷彿自己成了某種質感的能人。那天我只是着急想聽他趕緊念誦完，才發覺，那老先生念誦的節奏實在有點太慢。我焦躁不安地到處巡視前來領獎的人，隱隱覺得不對，到反應過來的時候，已經在念文展所在的那個年段——竟然沒有文展的名字。
我心怦怦直跳，顧不上領錢拔腿就往自己家裏跑。跑到家尋住母親，上氣不接下氣：“沒有文展的名字，文展竟然沒有進入領獎的名單，文展考砸了，文展完蛋了。”
母親當下愣住了：“他怎麼可能完蛋了？他可是文展。”
其他的孩子也聽說了這個消息，但我們後來統一得出的答案是：文展沒有考砸，文展是忘記去登記成績，以致沒有領獎的機會。
對於這個答案，我們試圖幾次找文展求證過。然而，文展在那個寒假，以及接下來的時間，完全拒絕和我們見面。
以前文展總交代父母，自己的家門要一直開着，方便我們來找他玩。那個寒假開始，他家總閉得緊緊的。我們在門外一直敲門喊，回應的通常只有文展的母親：“他在溫習功課，再一個學期要中考了，他沒時間和你們玩。”
漸漸地，文展兵團算是瓦解了。玩伴們三三兩兩，組成新的團隊，各自調皮搗蛋去了，而我，再一次有意無意讓自己落了單，整天賴在家裏。實在無聊的時候，我開始一篇篇地胡亂編寫着故事。寫完之後，再自己讀給自己聽。
母親怕極了，總和人擔心地說：“會不會讀書讀到腦子燒壞掉了。”讓她加重擔心的原因還在於：“你看，我鄰居家的文展，也變得怪怪的。”
有了這種意識，母親當機立斷想了一個辦法：讓自己的孩子曠課半個學期，就跟着在船上工作的父親，到寧波出差。
當時的寧波，比起我所在的老家小鎮，無疑是個匪夷所思的大城市。我就居住在後來被開發成“老外灘”的一個酒店裏，認識了一個個活生生的城市裏的孩子，實實在在地呼吸着大城市的空氣。雖然留在我腦海里的東西不多，但我似乎忘記了在小鎮糾結的許多事情。
等到我回老家時，已經是期末考的前夕，也是在那一周，初三年級的學生要提前舉辦中考了。
這樣的時間點，讓我再次掛心起文展。雖然在家自己嘗試補回半個學期的功課很辛苦，我依然隔三岔五去敲文展家的門，我想當面交給他自己在寧波買的明信片，我想，這能更加篤定他的追求。
但門依然沒有開。
看着時間，我知道中考過了，緊接着是我難熬的期末考，然後，終於放暑假了。
因為去了寧波一趟的經歷，以及從寧波帶回來的種種物什，我家意外地成了附近孩子新的聚集點。他們一遍遍不厭其煩地端詳着從城市帶回來的東西，不厭其煩地追問我大城市的種種生活細節。
我一開始很享受這次旅途為我身上添加的某種光環，然而，被問得多了，我開始覺得格外的厭惡，心裏想着，不就是那麼一個地方，值得這麼傻得神魂顛倒嗎？我挂念的，還是文展。然而，他家的門一直緊閉着。
眼看暑假過了一半了，我也已經失去耐心，趕走了想和我詢問大城市生活的玩伴們，又習慣性地把自己關在家裏，胡思亂想一些故事。
這個下午，我又躺在床上睡懶覺，突然聽到母親在和一個人高聲談論着什麼。那語調奇怪卻格外有力、堅決，我興奮地跳下床，果然是文展。
他走進來，兩手一攤：我做到了，我考上了在福州的重點中專，妥帖地過了分數線一分。我打敗了所有不看好的人。
我顧不上反駁他其中一些偏激的話，激動地大叫起來。我激動的不是什麼他可以去大城市之類的，所謂大城市對我來說已經沒有什麼新鮮感，我激動的是，他活過來了。
但他依然很興奮地和我展望，自己將在城市裏展開的新生活。他還一字一句，很神聖地告訴我：“等一下，你陪我去趟居委會好嗎？按照學校的要求，我的戶口需要遷出這個小鎮，遷往福州這個城市。”
我當然表示同意。似乎是為了獎賞我對他的關心，他鄭重宣佈：“我到城市后，會每周給你寫信，告訴你那裏生活的一切，直到你也可以去到一個城市。”
這對當時的我說不上是多麼喜出望外的禮物，但我知道，自己必須興奮地點頭。
文展最終以一個模範的樣子，啟程前往城市了。最終是他父親的朋友，用拖拉機把他送到車站的。當他拿着行李包要坐上拖拉機時，他的父母欣慰地哭了，似乎已經看到他光宗耀祖的未來。而一向和他家交惡的伯伯，也帶着全家來了，說了些祝福的好話，還特意交代：“以後要多關照我們家的孩子。”
文展像個已經要成功的英雄一般，一一慷慨地答應了。
要上拖拉機的最後一刻，他還特意轉過頭對我大聲地喊：“我在城市等你啊，黑狗達。”
我揮揮手，心裏為他依然最看好我而得意洋洋。
文展果然履行諾言，他離開后第二周我開始收到信了。
看得出他特意花了心思，信封是福州市市慶的紀念封，郵票也是市慶的紀念票，信紙印有就讀學校的名字和校標。
第一封信的內容，他主要講述了對城市的第一印象，以及他計劃的探險——他計劃在一周之內，藉著課外時間，沿着一條主幹道，把這個城市的主要街道走一遍，並且感受下“一個城市是如何運營、滋長的”。
第二封信，他告訴我，他將進入一周的軍訓。軍訓是鍛煉人意志的。這是種“聰明”、“可取”的教育方式。並且他覺得，意志力是自己的特長，軍訓應該有助於自己迅速獲得班級人對他的尊重。
或許是軍訓的緣故，第三封信他延誤了一周。最終第三封信里，他的口氣有些疲憊，他沒提到軍訓的具體細節，只是說到“自己的兔唇成了一些庸俗的人惡意攻擊的重點”，“我知道，他們意識到沒法在其他方面超越我，所以才做這麼惡意的攻擊”，“但我不會低下身去和他們計較，我知道，只有比他們水平多出足夠的高度，他們才會恐懼到敬畏我。”
自此再沒有第四封信了。
我有些擔心，在等了兩周后，又去敲了趟文展家的門。出來應門的是他哥哥。他哥哥早就沒有讀書，在我印象中，他總以文展的反面例子活着，現在正作為不好好讀書所以找不到好工作的代表，被父母嫌棄地養着。
“你知道文展在福州的情況嗎？他沒有按照約定給我寫信，是不是遇到什麼事情。”
“我沒和他聯繫，你知道，他不喜歡和我講話，我只聽說，他在學校似乎被人取笑兔唇這個事，聽說還打過一架，反正學校是要我父母親隨便哪個人到福州一趟，但車費太貴了，他們不願意去。”
我着急地馬上匆匆趕回家寫信給文展，信中我委婉地問他是否遇到一些挑戰。我知道，這是他能接受的問法。
他還是按照預計的時間推遲了三周才回信。信里很簡單：別擔心，我遇到一些自己沒有料想過的挑戰，但是，未知的挑戰本來就是在我的規劃里的，我預計在這一學期結束前，處理好這個問題。所以我可能沒時間給你回信，我們暑假時見面再說。
然而還沒等到暑假，文展就提前回家了。他告訴我的理由是，功課太簡單了，所以他申請把課程壓后考。
同伴們當然絡繹不絕地去拜訪文展，希望聽他講述，小鎮之外的生活有着如何的模樣。一開始文展還是表現得非常興奮，每天繪聲繪色、手舞足蹈地說著城市新奇的種種，但一周不到的時間，文展家的門又關上了。
一旦有人去叩門，文展的母親會說：“文展覺得和你們說話沒意思，他要一個人想想怎麼干大事。”
在此之前我還自以為，我是文展看得起的人。他覺得小鎮其他的玩伴沒有水準和他對話，但我應該是夠得着他設立的門檻的吧。
我在眾多玩伴退去后，依然頑固地去敲門，倒不是願意再聽他講述所謂城市生活的種種。我只是感覺，文展不自然了，他有哪部分一直不舒服着。他應該是生病了。
和完全拒絕其他人見面不一樣，文展起碼開門讓我進了。他依然願意努力佔據講話的主題，但我感覺得到，他講話的時候氣總不自覺地在喘。一個精瘦的十幾歲少年，講話卻總是喘氣，他心裏壓着巨大的什麼東西。
我為和他對話制定的策劃，還是一個求教的方式，我知道，那會讓他覺得安全，也會安撫到他，我和他嘮叨着，關於自己明年中考，打算衝刺學校的困惑。我說到，膽小而純樸的父母希望我考所師範中專，畢業出來教小學，“舒舒服服簡簡單單把日子過完”。但我想考高中，我想到外面感受下大學、感受下這個國家其他省份的生活。
文展果然急急建議我，一定不要考師範中專，“這是多麼讓人厭倦的小地方。”他說。他覺得我考大學是個很好的想法，只是要做好心理準備：“到了大城市，你會發現，咱們這種小鎮捏出來的人多粗陋。”
“然後，你會恨生養你的地方，它拖累了你。”文展說得很認真。
那天我終於沒勇氣問他，如何和大城市同學的譏諷相處。事實上，那天之後，我突然很不願意再和他聊天了。和他說話，就如同和一個人在水裏糾纏，你拉着他，想和他一起透口氣，他卻拉着你要一起往下墜。
那個寒假，小鎮依然舉辦了教育基金頒獎大會，依然有老先生用古樸的鄉音吟誦一個個未來之星的名字。按照教育基金的慣例，當年考上重點中專和重點高中的學生，是會被着重獎勵的。早早地，老先生就把文展的名字大大地書寫張貼在祠堂的門口。然而，文展終究沒來領獎。
雖然有許多擔心和好奇，但我終究沒再去敲他家的門。我心裏隱隱覺得，他的腦子或者心裏有種異樣的東西，說不上那是不是病，但我害怕自己會被傳染上。
我害怕哪一天我會憎恨生養我的小鎮，會厭惡促成、構成我本身的親友。
那年他什麼時候離開老家的，我不知道。接下來的暑假，他有沒有回老家我也不知道。即使我們就隔着一座房子，但我感覺，我們像隔了兩個世界一般。
直到收到高中錄取通知書時，我才覺得，自己或許有必要和他說一聲。前往他家嘗試找他，他果然沒回來。
“文展告訴我說要從現在開始，他要想辦法努力，留在那個城市，他說，他希望自己不用再回來了。”他的母親這樣告訴我。
有時候人會做些看上去奇怪的反應，比如，越厭惡、越排斥的人和地方，我們卻越容易糾葛於此，越容易耗盡自己所有就為了抵達。文展的那種執念，我嘗試剖析、理解過，想像他懷抱着這種心態度過的每個日子，會有怎麼樣的生活。
高中三年，文展於我來說，已經是個失蹤的人。只是在考慮填報哪個志願的時候，我一度非常希望能見到他。我也搞不清楚自己是如何的心情。我想，或許他代表了我們這種小鎮出生的人，某種純粹的東西。那種東西，當然我身上也有。我在想，或許他是某部分的我。
他自那之後，果然再沒回過小鎮。只是在過新年的時候，給他父母打來電話，重申他的努力和追求。他父母依然篤定文展會再次凱旋，而他哥哥依舊不屑。因為在小鎮“閑着”沒事，他哥哥早早地結了婚，沒滿二十歲，就抱着自己的孩子，像文展痛恨的那種“無能的父輩”一樣，過着安逸的小鎮生活。
在我考上大學，也進入“城市”生活之後，我經常遇到和文展很像的人，他們一個個和我說著對未來的規劃，和在故鄉在中小學階段的成功帶給他們的無比信心。這樣的人，還因為出身，總可以嗅到他們身上的泥土味。這使得他們的理想粗暴卻淳樸，讓人感覺不到野心勃勃或者城市孩子般的精明，我樂於和這樣的人交朋友，就如同喜歡某種精緻的土特產一般。但顯然我不是這樣的人，要感謝文展的是，我基本不太想太長遠的事情，很多事情想大了會壓得自己難受。我只想着做好一點點的事情，然後期待，這麼一點點事，或許哪天能累積成一個不錯的景觀。起碼是自己喜歡的景觀。
在他們極度亢奮的時候，總是不自覺把聲音抬高，那聲音，總有幾個音節讓我回想起文展那因為兔唇而顯得奇特的腔調，再定睛一看，我總能找到他們臉上和文展類似的部分。我會突然想，在這麼密密麻麻的人群中，那個兔唇、倔強的文展，究竟處在哪種生活中。
大學畢業后，我如願找到了一份記者的工作。我做記者，是因為，我覺得這世界上最美妙的風景，是一個個奇特的人。越大的雜誌社有越高的平台，能見到越豐富的人，我被這種愛好引誘着引誘着，一不小心，來到了北京。
人總是在自己不注意的時候，回歸到了原型。把行李和住所安頓好之後，我第一個事情，就是買了一張票，登上了景山公園的最高處。邊往上走，我邊想像，如果是文展，他此時是否會覺得豪氣萬丈，未來就這麼鋪展在眼前。我想到的，倒一直是對生活的不確定，我享受一個城市提供的更好的平台，但我不知道自己終究會比較享受怎麼樣的生活。
爬到景山公園最高處，我突然想給文展打電話。他的母親每次過年，總是要來找我聊聊天，然後一次次抄寫給我文展的號碼。她說：“你有空和他聊聊吧。”我知道，文展的母親心裏還是隱隱地不安。但她不敢把這不安說出口，似乎一說出口，一切就清晰可見，一切擔心就落地為實了。
電話接通了。“哪個兄弟啊？有什麼好事找啊？”他的聲音竟然聽不出兔唇的感覺。他再次吞下了自己的殘疾，但是，不是以童年時期的那個方式。
我張了張口，最終沒說一句話就把電話掛了。我感覺到，那樣的言說方式背後，有着某些油滑、市儈。我沒想過，要如何與這樣的文展對話。
或許是文展聽他母親念叨過我關心詢問他近況的事情，或許是他猜測出那通電話是我撥打的。過了一周左右，我在自己博客上公佈的郵箱裏，突然接到文展的一封信。
信里他熱情洋溢地誇獎我的“成就”：“竟然是小時候所有玩伴中唯一一個能進到北京，並且在一個大單位混下來的人。”他還提到，看到我的一些文章，然後很仔細地點評他認為的優缺點，最終說：我最近在籌劃一個大計劃，計劃成了，將打敗所有人對我的質疑，讓老家人以我為傲。
斟酌了好一會兒，我還是回信說：沒有人對你有質疑，大家許久沒見到你，很期待能和你聚聚。不如今年春節就回老家，小時候的玩伴真該一起聚聚了。
出遠門工作，反而讓我明白自己確實是個戀家的人。自工作有經濟能力之後，我每年總要藉著過年或者什麼重大節日的名義往家裏跑。老家的路已經翻修過幾次了，鄉里街坊每戶人家，也因為不同際遇，不再如同以前清一色的石板小屋，開始長出不同樣子的房子來。我家的房子也已經翻修成四層的小樓房。四樓就是我的書房，只要走到陽台，就能看到文展的家和文展的房間。他們家至今沒有翻修。每年春節回家，我坐在書桌前，總要抬眼看看文展的房間，每次都是窗戶緊閉。
文展沒有回信，春節也沒回來。而且我知道，短時間內，他不會再讓自己被我聯繫上了。那年春節，我倒心血來潮提起了勇氣，開始走訪一個個小時候玩伴的家。
有的人已經結婚了，抱着孩子，和我講述他在夜市上擺着的那攤牛肉店的營收。有的當上了漁夫，和我講話的時候，會不自覺地把自己的身子一直往後退，然後問：“會不會熏到你啊？”有的開起服裝廠當上了老闆，吃飯的時候一直逼我喝陳釀多少多少年的茅台，然後醉氣醺醺地拉着我，中氣十足地說：“咱們是兄弟對不對，是兄弟你就別嫌我土，我也不嫌你窮，我們喝酒……”
我才明白，那封信里，我向文展說的“小時候的玩伴真該一起聚聚了”，真是個天真的提議。每個人都已經過上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生活讓許多人在這個時空裏沒法相處在共同的狀態中，除非等彼此都老了，年邁再次抹去其他，構成我們每個人最重要的標誌，或許那時候的聚會才能成真。
從老家回到北京沒多久，母親打來電話，告訴我，文展的父親突然中風病逝。“文展回來送葬，你都不能想像他變成什麼樣了，很瘦，很黑，頭髮枯枯的，不太願意和人說話。”
又過了一個月，母親和我閑聊說起，文展回小鎮工作了，“是他母親勸他留下的，據說找了關係，在鎮裏的廣播站當電工，也幫忙編輯些文字。”
聽說這個消息，我幾次想找個事由回老家一趟，我知道，如果只是因為想見見一個兒時玩伴就突然休假回家，對母親、對公司的領導，都是個讓他們錯愕的理由。
越想尋到理由，越不能如願。耽誤着耽誤着，又一年了，終於要過年了。
在啟程回老家前的一個月，我竟然不斷想像，和文展相見會是如何的場景。我不斷在思考，自己是該客氣地和他握手，還是如同以往，像個哥們兒拉住他擁抱一下。
但我們已經十幾年沒見了。十幾年，一個人身上的全部細胞都代謝完多少輪。我因而又惴惴不安起來。
我早早地回到了小鎮，然而，因為內心的這種不安，我始終沒有去敲他家的門。我想着的是，我們兩家住得那麼近，總能無意間撞上吧。或許這樣的見面方式更好。
果然第三天，我拐進小巷的時候就遠遠地看到文展。他正從巷尾走過來，應該是要回家。我興奮地招手，他似乎有抬頭瞄到了，但又像沒看見繼續走。我喊了聲：“文展。”他卻似乎完全沒聽見，竟然在一個小路口直接一拐，拐出了小巷。
當晚，我向母親打聽來他下班的時候，特意在那個時間點“出門走走”。文展果然在那個時候出現，我依然很興奮地朝他揮手，他又似乎刻意避開一樣，往相反的方向走了。
我確定，文展在躲我。但我不確定，他是出於什麼樣的理由。
眼看春節要過了，我最終決定，去他家拜訪。
其實我家出門右拐，再走一二十米，就到他家了。門還是那個門，敲起來還是這樣的木頭聲。“文展在嗎？”
“誰啊？”依然是他母親這樣詢問的口氣。
“是我，我來找文展。”
門打開了。文展的母親笑容滿面地迎我進去：“他在自己的房間，你還記得吧。”
我當然記得。
這房子，我也十幾年沒進來了。它果然是記憶中的那個樣子，但又不僅僅是那個樣子，就如同一張沒對焦好的照片，一旦清晰起來，大概的模樣還是如此，只是每部分的景緻，完全顛覆了此前的感覺。它比我記憶中小，土牆斑斑駁駁、老氣沉沉，還飄散着一股發霉的味道。
到了文展的門口，他果然還是如同以前，把房門關上了。我敲了敲房門，門開了。是文展。
他是如同母親說的，瘦了，黑了，頭髮枯枯的。但他最重要的改變不是這些，而是他給人的感覺。他背微駝，眼睛半乜着，疲憊但警惕，眼神的冷漠不是有攻擊性的那種，而彷彿是對他自己的冷漠。
“好久不見了，文展。”我試圖用小時候一周不見那種打招呼的口吻。
他顯然沒有預料到我會來，也愣了一下。
我在那一刻也愣住了，不知道是不是應該和他擁抱。他的外表，他的眼神，他的氣質，似乎都不是十幾年前我熟悉的那個文展，生活已經把他雕刻出另外的模樣，但即使這樣的面目全非，還是可以從他的眉角、他臉上細微的一個表情，找尋到，那個文展。那個文展或許破碎了，但他是在那身體裏的。
文展最終幫我做了決定，不握手也不像老朋友那般擁抱，而是平淡地指了指椅子，“坐吧。”
他的房間還是沒打開窗戶，即使白天，也把電燈亮着。鎢絲燈有些發黃，讓我目光所見，似乎都有種老照片的錯覺。
我努力想找尋到過去的影子，因為，那是我來找他，並且此刻能和他對話的原因：“這房間沒變啊，那個皮箱還在嗎？我還記得，裏面放着你整理的歷史大綱。”
“皮箱裝上一些父親的衣服，和他的屍體一起燒了。”
“不好意思。”
我沉默了一會兒。
“那些歷史大綱呢，當時你做的這個事情讓我非常崇拜。”
“哦，那些無聊的東西，我帶去福州不多久就扔了。”
“真可惜啊。”我不知道自己還能說什麼。
我們又沉默了許久。他似乎意識到我努力背後的善意，試圖挑起話題：“我在廣播站，還播過你的文章。”
“是你特意關注的嗎？哈，我又不是什麼大作者。”我馬上抓住機會，試圖通過自嘲，讓這個對話進入放鬆的階段。
然後我開始講述，自己在外地生活的種種。
我沒有預料到，他竟然沉默了。而且這一沉默，不像我想像的，只是一個小小的、可以逾越、可以熬過的間歇。他冷漠地坐在那，任由沉默如同洪水汩汩淌來，一層層鋪來，慢慢要把人給吞沒了。
我終於忍不住，站起身說：“那打擾了，我先回家了。”
此刻他卻突然說話了：“對不起，其實我也說不清楚，自己為什麼厭惡你。”
我愣住了。
“你說，憑什麼是你？為什麼不是我？”
我知道他在說的是什麼，我知道他提問的，是我們都沒辦法回答的問題。
第二天，我改了機票提前回北京。在路上，我反覆在想，自己此前對文展耿耿於懷的原因，是因為我有種無意識的愧疚感，彷彿我莫名其妙地過了他應該過的生活？又或許，是因為，我知道，從本質意義上，我們都是，既失去家鄉又永遠沒辦法抵達遠方的人。
自此之後，我再也沒去過文展家裏。每次過年回家，遠遠地看到他，也總是趕緊躲避。母親不知道其中發生的緣由，總源源不斷帶來他家的信息：文展和他哥哥的矛盾爆發了。他哥哥憑着老婆帶來的嫁妝，開了家海鮮店，日子過得不錯，或許是為了爭回以前那口氣，每每總是對文展冷嘲熱諷。文展的工資不高，只有一千多，他在工作中本來就看不上同事的粗俗，在單位的日子也越發難受。文展的母親，到處奔走着試圖幫他找到一個好妻子，但因為兔唇和事業一般的緣故，一直沒找到。堅持了兩年多，文展再次走了。這次不是去往任何一個城市，而是向廣電系統申請，跑到一個只有幾千人口的小村莊，挑起附近地區發射台的維修看護工作。
我知道，他和我這輩子都註定無處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