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房子
母親還是決定要把房子修建完成，即使她心裏清楚，房子將可能在半年或者一年後被拆遷掉。
這個決定是在從鎮政府回家的路上做的。在陳列室里，她看到那條用鉛筆繪製的、潦草而彆扭的線，像切豆腐一樣從這房子中間劈開。
她甚至聽得到聲音。不是“噼里啪啦”，而是“哐”一聲。那一聲巨大的一團，一直在她耳朵里膨脹，以至於在回來的路上，她和我說她頭痛。
她說天氣太悶，她說走得太累了，她說冬天乾燥得太厲害。她問：“我能歇息嗎？”然後就靠着路邊的一座房子，頭朝向裏面，用手掩着臉不讓我看見。
我知道不關天氣，不關冬天，不關走路的事情。我知道她在那個角落拚命平復內心的波瀾。
這座四層樓的房子，從外觀上看，就知道不怎麼舒適。兩百平方米的地皮，朝北的前一百平方米建成了四層的樓房，後面潦草地接着的，是已經斑斑駁駁的老石板房。即使是北邊這佔地一百平方米的四層樓房，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是幾次修建的結果：底下兩層是朝西的坐向，還開了兩個大大的迎向道路的門——母親曾天真地以為能在這條小路做點小生意，上面兩層卻是朝南的坐向，而且，沒有如同一二層鋪上土黃色的外牆瓷磚，磚頭和鋼筋水泥就這樣裸露在外面。
每次從工作的北京回到家，踏入小巷，遠遠看到這奇怪的房子，總會讓我想起珊瑚——一隻珊瑚蟲拚命往上長，死了變成下一隻珊瑚蟲的房子，用以支持它繼續往上長。它們的生命堆疊在一起，物化成那層層疊疊的軀殼。
有一段時間，遠在北京工作累了的我，習慣用GOOGLE地圖，不斷放大、放大，直至看到老家那屋子的輪廓。從一個藍色的星球不斷聚焦到這個點，看到它彆扭地窩在那。多少人每天從那條小道穿過，很多飛機載着來來往往的人的目光從那兒不經意地掠過，它奇怪的模樣甚至沒有讓人注意到，更別說停留。還有誰會在乎裏面發生的於我來說撕心裂肺的事情。就像生態魚缸里的珊瑚礁，安放在箱底，為那群斑斕的魚做安靜陪襯，誰也不會在意渺小但同樣驚心動魄的死亡和傳承。
母親講過太多次這塊地的故事。那年她二十四歲，父親二十七歲。兩個人在媒人的介紹下，各自害羞地瞄了一眼，彼此下半輩子的事情就這麼定了。父親的父親是個田地被政府收回而自暴自棄的浪蕩子，因為吸食鴉片，早早地把家庭拖入了困境。十幾歲的父親和他的其他兄弟一樣，結婚都得靠自己。當時他沒房沒錢，第一次約會只是拉着母親來到這塊地，說，我會把這塊地買下來，然後蓋一座大房子。
母親相信了。
買下這塊地是他們結婚三年後的事情。父親把多年積攢的錢加上母親稀少的嫁妝湊在一起，終於把地買下。地有了，建房子還要一筆花費。當時還兼職混黑社會的父親，正處於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紀，拍拍胸膛到處找人舉債，總算建起了前面那一百多平方米，留下偏房的位置，說以後再修。
父親不算食言——母親總三不五時回憶這段故事，這幾乎是父親最輝煌的時刻。
她會回憶自己如何發愁欠着的幾千塊巨款，而父親一臉不屑的樣子，說，錢還不容易。母親每每回憶起這段總是要繪聲繪色，然後說，那時候你父親真是男子漢。
但男人終究是膽小的，天不怕地不怕只是還不開竅還不知道怕——母親後來幾次這麼調侃父親。
第二年，父親有了我這個兒子，把我抱在手上那個晚上據說就失眠了。第二天一早六七點就搖醒我母親，說，我怎麼心裏很慌。
愁眉苦臉的人換成是父親了。在醫院的那兩天他愁到飯量急劇下降。母親已經體驗到這男人的脆弱。第三天，因為沒錢交住院費，母親被趕出了醫院。
前面有個姐姐，我算第二個孩子，這在當時已經超生，因而母親是跑到遙遠的廈門生的我。從廈門回老家還要搭車。因為超生的這個孩子，回家後父親的公職可能要被辭掉。從醫院出來，父親抱着我，母親一個人拖着剛生育完的虛弱身體，沒錢的兩個人一聲不吭地一步步往公路挪，不知道怎麼回到小鎮上的家。
走到一個湖邊，父親停下來，迷惘地看着那片湖，轉過頭問，我們回得了家嗎？
母親已經疼痛到有點虛脫了，她勉強笑了笑：再走幾步看看，老天爺總會給路的。
父親走了幾步又轉過頭：我們真的回得了家嗎？
再走幾步看看。
一個路口拐過去，竟然撞上一個來廈門補貨的老鄉。
“再走幾步看看。”這句話母親自說出第一次后，就開始不斷地用它來鼓勵她一輩子要依靠的這個男人。
公職果然被開除了，還罰了三年的糧食配給，內心虛弱的父親一脆弱，乾脆把自己關家裏不出去尋找工作。母親不吭聲，一個人到處找活干——縫紉衣服、紡織、包裝。燒火的煤是她偷鄰居的，下飯的魚是她到街上找親戚討的。她不安慰父親，也不向他發火，默默地撐了三年。直到三年後某一天，父親如往常一樣慢悠悠走到大門邊，打開門，是母親種的蔬菜、養的雞鴨。父親轉過身對母親說：“我去找下工作。”然後一個月後，他去寧波當了海員。
過了三年，父親帶着一筆錢回到了老家，在這塊地上終於建成了一座完整的石板房。
父親花了好多錢，雇來石匠，把自己和母親的名字，編成一副對聯，刻在石門上，雕花刻鳥。他讓工匠瞞着母親，把石門運到工地的時候還特意用紅布蓋着，直到裝上大門宣佈落成那刻，父親把紅布一扯，母親這才看到，她與父親的名字就這樣命名了這座房子。
當時我六歲，就看到母親盯着門聯杵着嘴，一句話都沒說。幾步開外的父親，站到一旁得意地看着。
第二天辦落成酒席，在喧鬧的祝福聲中，父親宣佈了另一個事情：他不回寧波了。
酒桌上，親戚們都來勸，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個難得的工作：比老家一般工作多幾倍的工資，偶爾會有跑關係的商家塞錢。父親不解釋，一直揮手說反正不去了。親戚來拉母親去勸，母親淡淡地說，他不說就別問了。
後來父親果然沒回寧波了，拿着此前在寧波攢的錢，開過酒店、海鮮館、加油站，生意越做越小，每失敗一次，父親就像褪一層皮一樣，變得越發邋遢、焦慮、沉默。然後在我讀高二的時候，父親一次午睡完準備要去開店，突然一個跌倒，倒在天井裏。父親中風了。
也是直到父親中風住院，隔天要手術了，躺在病床上，母親這才開口問：“你當時在寧波是不是有什麼事情處理不來，乾脆躲了吧？”
父親笑開了滿口因為抽煙而黑的牙齒。
“我就知道。”母親淡淡地說。
父親當年建成的那座石板房子，如今只剩下南邊的那一片了。
每次回家，我都到南邊那石板老房走走。拆掉的是北邊的主房，現在留下沒完成拆建的部分，就是父親生病長期居住的左偏房，和姐姐出嫁前住的右偏房。在左偏房裏，父親完成了兩次中風，最終塑造出離世前那左半身癱瘓的模樣。而在右偏房，姐姐哭着和我說，當時窘迫的家出不起太多嫁妝，她已經認定自己要嫁一個窮苦的人家，從此和一些家裏比較有錢的朋友，斷了聯繫。
我記得她說那句話的那個晚上。她和當時的男友出去不到一刻鐘就回來了。進了房間，躲着父母，一聲不吭地把我拉到一邊，臉漲得通紅，眼眶盈滿了淚，卻始終不讓其中任何一滴流出來。平復了許久，她開口了：“答應我，從此別問這個人的任何事情。如果父母問，你也攔住不要讓他們再說。”
我點點頭。
直到多年後我才知道，當時他問我姐：“你家出得起多少嫁妝？”
那舊房子，母親後來租給了一個外來的務工家庭。一個月一百五十元，十年了，從來沒漲過價錢。那狹小的空間住了兩個家庭，共六個人一條狗，擁擠得看不到太多這房子舊日的痕迹。
一開始我幾次進入那房子，想尋找一些東西。中風偏癱的父親有次摔倒在地上留下的血斑，已經被他們做飯的油污蓋住了，而那個小時候父親精心打造給我作為小樂園的樓梯間，現在全是雜物。
母親有意無意，也經常往這裏跑。
我看着這樣的母親，心裏想，母親出租給他們家，只是因為，他們家擁擠到足夠佔據這個對她來說充滿情感同時又有許多傷感的空間。
別人的生活就這麼淺淺地敷在上面——這是母親尋找到的與它相處的最好距離。
其實，母親現在居住的這四層小樓房，於我是陌生的。
這是我讀高三的時候修建的。那也是父親生病第二年。母親把我叫到她房裏，打開中間抽屜，抽出一卷錢。她說我們有十萬了。那是她做生意，姐姐做會計，我高中主編書以及做家教的收入。她說你是一家之主，你決定怎麼用。我想都沒想，說存起來啊。
在那兩年裏，母親每天晚上八九點就要急急忙忙地拿着一個編織袋出趟門，回來時我會聽到後院裏她扔了什麼東西，然後一個人走進來，假裝每天這麼準時的出入一點都不奇怪。其實當時我和姐姐也是裝作不知道，但心裏早清楚，母親是在那個時間背着我們到菜市場撿人家不要的菜葉，隔天加上四顆肉丸就是一家人一頓飯的所有配菜。
她偷偷地出去，悄然把菜扔在後院，第二天她把這些菜清洗乾淨，去除掉那些爛掉的部分，體面地放置在餐桌上。我們誰也沒說破，因為我們都知道，自己承受不了說破后的結果。
然而那個晚上，拿着那十萬，她說，我要建房子。
“你父親生病前就想要建房子，所以我要建房子。”這是她的理由。
“但父親還需要醫藥費。”
“我要建房子。”
她像商場裏看到心愛的玩具就不肯挪動身體的小女孩，倔強地重複她的渴望。
我點點頭。雖然明白，那意味着“不明來路”的菜葉還需要吃一段時間，但我也在那一刻想起來，好幾次一些親戚遠遠見到我們就從另一個小巷拐走，和母親去祠堂祭祀時，總有些人都當我們不存在。
我知道這房子是母親的宣言。以建築的形式，驕傲地立在那。
滿打滿算，錢只夠拆掉一半，然後建小小的兩層。小學肄業的母親，自己畫好了設計圖，挑好日子，已經是我高考前的兩周。從醫院回來，父親和母親就住到了左偏房。到了適婚年齡的姐姐從小就一直住在右偏房。舊房子決定要拆了，我無房可住，就搬到了學校的宿舍。
舊房子拆的前一周，母親“慷慨”地買了一串一千響的大鞭炮，每天看到陽光出來，就擺到屋頂上去曬太陽。她說，曬太陽會讓聲音更大更亮。偏偏夏日常莫名其妙地大雨，那幾個下午，每次天滴了幾滴水，母親就撒開腿往家裏跑，把鞭炮搶救到樓下，用電吹風輕輕吹暖它，像照顧新生兒一般呵護。
終於到拆遷的時刻了，建築師傅象徵性地向牆面錘了一下。動土了。在鄰里的注視下，母親走到路中間，輕緩地展開那長長的鞭炮，然後，點燃。
聲音果然很響，鞭炮爆炸產生的青煙和塵土一起揚起來，瀰漫了整個巷子。我聽到母親在我身旁深深地、長長地透了口氣。
建房子絕不是省心的事，特別對於拮据的我們。為了省錢，母親邊看管加油站，邊幫手做小工。八十多斤的她在加油站搬完油桶，又趕到工地顫顫悠悠地挑起那疊起來一人高的磚。收拾完，還得馬上去伺候父親。
我不放心這樣的母親，每天下課就趕到工地。看她汗濕透了全身，卻一直都邊忙邊笑着。幾次累到坐在地上，嘴巴喘着粗氣，卻還是合不上地笑。
看到有人路過工地，她無論多喘都要趕忙站起身過來說話：“都是我兒子想翻蓋新房，我都說不用了，他卻很堅持，沒辦法，但孩子有志氣，我也要支持。”
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我高考前一周的那個下午，她捂着肚子，在工地昏倒了。到醫院一查：急性盲腸炎。
我趕到醫院，她已經做完盲腸手術。二樓的住院部病床上，她半躺在那兒，見我進來就先笑：“房子已經在打地基了？”她怕我着急到凶她。
我還是想發脾氣，卻聽到走廊里一個人拄着拐杖拖着步子走的聲音，還帶着重重的喘氣聲。是父親。他知道母親出事後，就開始出發，拄着拐杖挪了三四個小時，挪到大馬路上，自己雇了車，才到了這家醫院。
現在他拄着拐杖一點點一點點挪進來，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安排到旁邊的病床上，如釋重負地一坐。氣還喘着，眼睛直直盯着母親，問：“沒事吧？”
母親點點頭。
父親的嘴不斷撇着，氣不斷喘着，又問了句：“沒事吧？”眼眶紅着。
“真的沒事？”嘴巴不斷撇着，像是抑制不住情緒的小孩。
我在旁，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房子建了將近半年，落成的時候，我都上大學了。那房子最終的造價還是超標了，我只聽母親說找三姨和二伯借了錢，然而借了多少她一句話都不說。我還知道，連做大門的錢也都是向木匠師傅欠着的。每周她清點完加油站的生意，抽出賺來的錢，就一戶戶一點點地還。
然而，母親還是決定在搬新家的時候，按照老家習俗宴請親戚。這又折騰了一萬多。
那一晚她笑得很開心，等賓客散去，她讓我和姐姐幫忙整理那些可以回鍋的東西——我知道將近一周，這個家庭的全部食物就是這些了。
抱怨從姐姐那開始的，“為什麼要亂花錢？”
母親不說話，一直埋頭收拾，我也忍不住了：“明年大學的學費還不知道在哪呢？”
“你怎麼這麼愛面子，考慮過父親的病，考慮過弟弟的學費嗎？”姐姐着急得哭了。
母親沉默了很久，姐姐還在哭，她轉過身來，聲音突然大了：“人活着就是為了一口氣，這口氣比什麼都值得。”這是母親在父親中風后，第一次對我們倆發火。
平時在報社兼職，寒暑假還接補習班老師的工作，這老家的新房子對我來說，就是偶爾居住的旅社。
一開始父親對這房子很滿意。偏癱的他，每天拄着拐杖坐到門口，對過往的認識不認識的人說，我們家黃臉婆很厲害。
然而不知道聽了誰的話，不到一周，父親開始說：“就是我家黃臉婆不給我錢醫病，愛慕虛榮給兒子建房子，才讓我到現在還是走不動。”
母親每次進進出出，聽到父親那惡毒的指責，一直當作沒聽見。但小鎮上，各種傳言因為一個殘疾人的控訴而更加激烈。
一個晚上，三姨叫我趕緊從大學回老家——母親突然在下午打電話給她，交代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話：“你交代黑狗達，現在欠人的錢，基本還清了，就木匠蔡那還有三千，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怎麼樣都一定要還，人家是幫助我們。他父親每天七點一定要吃幫助心臟搏動的葯，記得家裏每次都要多準備至少一個月的量，每天無論發生什麼事情，一定要盯着他吃；他姐姐的嫁妝其實我存了一些金子，還有我的首飾，剩下的希望她自己努力了。”
我趕到家，看到她面前擺了一碗瘦肉人蔘湯——這是她最喜歡吃的湯。每次感覺到身體不舒服，她就清燉這麼一個湯，出於心理或者實際的藥理，第二天就又全恢復了。
知道我進門，她也不問。
“你在幹嗎？”先開口的是我。
她說：“我在準備喝湯。”
我看那湯，濃稠得和以前很不一樣，猜出了大概。走上前把湯端走。
我和她都心照不宣。
我正把湯倒進下水道里，她突然號啕大哭：“我還是不甘心，好不容易都到這一步了，就這麼放棄，這麼放棄太丟人了，我不甘心。”
那一晚，深藏於母親和我心裏的共同秘密被揭開了——在家裏最困難的時候，想一死了之的念頭一直像幽靈般纏繞着我們，但我們彼此都沒說出過那個字。
我們都怕彼此脆弱。
但那一天，這幽靈現身了。
母親帶我默默上了二樓，進了他們的房間。吃飽飯的父親已經睡著了，還發出那孩子一般的打呼聲。母親打開抽屜，掏出一個盒子，盒子打開，是用絲巾包着的一個紙包。
那是老鼠藥。
在父親的打呼聲中，她平靜地和我說：“你爸生病之後我就買了，好幾次我覺得熬不過去，掏出來，想往菜湯里加，幾次不甘願，我又放回去了。”
“我還是不甘心，我還是不服氣，我不相信咱們就不能好起來。”
那晚，我要母親同意，既然我是一家之主，即使是自殺這樣的事情也要我同意。她答應了，這才像個孩子一樣，坐在旁邊哭起來。
我拿着那包葯，我覺得，我是真正的一家之主了。
當然，我顯然是個稚嫩的一家之主。那包葯，第二周在父親亂髮脾氣的時候就暴露了。我掏出來，大喊要不全家一起死了算了。全家人都愣住了。母親搶過去，生氣地瞪了我一下，又收進自己的兜里。
接下來的日子，這個暴露的秘密反而成了一個很好的防線。每次家裏發生些相互埋怨的事情，母親會一聲不吭地往樓上自己的房間走去，大家就都安靜了。我知道，那刻，大家腦海里本來佔滿的怒氣慢慢消退，是否真的要一起死，以及為彼此考慮的各種想法開始浮現。怒氣也就這麼消停了。
這葯反而醫治了這個因殘疾因貧窮而充滿怒氣和怨氣的家庭。
大三暑假的一個晚上，母親又把我叫進房間，抽出一卷錢。
我們再建兩層好不好？
我又想氣又想笑。這三年好不容易還清了欠款，扛過幾次差點交不出學費的窘境，母親又來了。
母親很緊張地用力地捏着那捲錢，臉上憋成了紅色，像是戰場上在做最後攻堅宣言的將軍。“這附近沒有人建到四樓，我們建到了，就真的站起來了。”
我才知道，母親比我想像的還要倔強，還要傲氣。
我知道我不能說不。
果然，房子建到第四層后，小鎮一片嘩然。建成的第一天，落成的鞭炮一放，母親特意扶着父親到市場裏去走一圈。
邊走邊和周圍的人炫耀：“你們等着，再過幾年，我和我兒子會把前面的也拆了，圍成小庭院，外裝修全部弄好，到時候邀請你們來看看。”一旁的父親也用偏癱的舌頭幫腔：“到時候來看看啊。”
然後第二年，父親突然去世。
然後，再過了兩年，她在鎮政府的公示欄上看到那條線，從這房子的中間切了下來。
“我們還是把房子建完整好不好？”在鎮政府回來的那條路上，母親突然轉過身來問。
我說：“好啊。”
她嘗試解釋：“我是不是很任性，這房子馬上要拆了，多建多花錢。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一定要建好。”
她止不住號啕大哭起來：“我只知道，如果這房子沒建起來，我一輩子都不會開心，無論住什麼房子，過多好的生活。”
回到家，吃過晚飯，看了會兒電視，母親早早躺下了。她從內心裏透出的累。我卻怎麼樣也睡不着，一個人爬起床，打開這房子所有的燈，這幾年來才第一次認真地一點一點地看，這房子的一切。像看一個熟悉卻陌生的親人，它的皺紋、它的壽斑、它的傷痕：三樓四樓修建得很潦草，沒有母親為父親特意設置的扶手，沒有擺放多少傢具，建完后其實一直空置着，直到父親去世后，母親從二樓急急忙忙搬上來，也把我的房間安置在四樓。有段時間，她甚至不願意走進二樓。
二樓第一間房原來是父親和母親住的，緊挨着的另外一間房間是我住的，然後隔着一個廳，是姐姐的房間。面積不大，就一百平方米不到，扣除了一條樓梯一個陽台，還要隔三間房，偏癱的父親常常騰挪不及，罵母親設計得不合理。母親每次都會回：“我小學都沒畢業，你當我建築師啊？”
走進去，果然可以看到，那牆體，有拐杖倚靠着磨出來的刮痕。打開第一間的房門，房間還瀰漫著淡淡的父親的氣息。那個曾經安放存款和老鼠藥的木桌還在，木桌斑斑駁駁，是父親好幾次發脾氣用拐杖砸的。只是中間的抽屜還是被母親鎖着。我不知道此時鎖着的是什麼樣的東西。
我不想打開燈，坐在椅子上看着父親曾睡過的地方，想起幾次他生病躺在那的樣子，突然想起小時候喜歡躺在他肚皮上。
這個想法讓我不由自主地躺到了那床上，感覺父親的氣味把我包裹。淡淡的月光從窗戶透進來，我才發覺父親的床頭貼着一張我好幾年前照的大頭貼，翻起身來看，那大頭貼，在我臉部的位置發白得很奇怪。再一細看，才察覺，那是父親用手每天摸白了。
我繼續躺在那位置把號啕大哭憋在嘴裏，不讓樓上的母親聽見。等把所有哭聲吞進肚子裏，我倉促地逃離二樓，草草結束了這趟可怕的探險。
第二天母親早早把我叫醒了。她發現了扛着測量儀器的政府測繪隊伍，緊張地把我拉起來——就如同以前父親跌倒，她緊急把我叫起來那無助的樣子。
我們倆隔着窗子，看他們一會兒架開儀器，不斷瞄準着什麼，一會兒快速地寫下數據。母親對我說：“看來我們還是抓緊時間把房子修好吧。”
那個下午，母親就着急去拜訪三伯了。自從父親去世后，整個家庭的事情，她都習慣和三伯商量，還有，三伯認識很多建築工隊，能拿到比較好的價錢。
待在家裏的我一直心神不寧，憋悶得慌，一個人爬到了四樓的頂上。我家建在小鎮的高地，從這房子的四樓，可以看到整個小鎮在視線下展開。
那天下午我才第一次發現，整個小鎮遍佈着工地，它們就像是一個個正在發膿的傷口，而挖出的紅土，血一般地紅。東邊一條正在修建的公路，像只巨獸，一路吞噬過來，而它挪動過的地方，到處是拆掉了一半的房子。這些房子外面布着木架和防塵網，就像包紮的紗布。我知道，還有更多條線已經劃定在一座座房子上空，只是還沒落下，等到明後年，這片土地將皮開肉綻。
我想像着，那一座座房子裏住着的不同故事，多少人過去的影子在這裏影影綽綽，昨日的悲與喜還在那停留，想像着，它們終究變成的一片塵土飛揚的廢墟。
我知道，其實自己的內心也如同這小鎮一樣：以發展、以未來、以更美好的名義，內心的各種秩序被太倉促太輕易地重新規劃，摧毀，重新建起，然後我再也回不去，無論是現實的小鎮，還是內心裏以前曾認定的種種美好。
晚上三伯回訪。母親以為是找到施工隊，興奮地迎上去。
泡了茶慢慢品玩，三伯開口：“其實我反對建房子。”
母親想解釋什麼。三伯攔住了，突然發火：“我就不理解了，以前要建房子，你當時說為了黑狗達為了這個家的臉面，我可以理解，但現在圖什麼？”
我想幫母親解釋什麼，三伯還是不讓：“總之我反對，你們別說了。”然後開始和我建議在北京買房的事。“你不要那麼自私，你要為你兒子考慮。”
母親臉憋得通紅，強忍着情緒。
三伯反而覺得不自在了：“要不你說說你的想法。”
母親卻說不出話了。
我接過話來：“其實是我想修建的。”
我沒說出口的話還有：其實我理解母親了，在她的認定里，一家之主從來是父親，無論他是殘疾還是健全，他發起了這個家庭。
事實上，直到母親堅持要建好這房子的那一刻，我才明白過來，前兩次建房子，為的不是她或者我的臉面，而是父親的臉面——她想讓父親發起的這個家庭看上去是那麼健全和完整。
這是母親從沒表達過，也不可能說出口的愛情。
在我的堅持下，三伯雖然不理解，但決定尊重這個決定。我知道他其實考慮的是我以後實際要面對的問題，我也實在無法和他解釋清楚這個看上去荒誕的決定——建一座馬上要被拆除的房子。
母親開始奔走，和三伯挑選施工隊，挑選施工日期。最終從神佛那問來的動土的日子，是在一個星期後——那時我已經必須返回北京上班了。
回北京的前一天下午，我帶着母親到銀行提錢。和貧窮纏鬥了這大半輩子了，即使是從銀行提取出來的錢，她還是要坐在那一張張反覆地數。清點完，她把錢摟在胸前，像懷抱着一個新生兒一樣，小心翼翼地往家裏走。
這本應該興奮的時刻，她卻一路的滿腹心事。到了家門口，她終於開了口：“兒子我對不起你，這樣你就不夠錢在北京買房子了吧。”
我只能笑。
又走了幾步路，母親終於鼓起勇氣和我說了另外一個事情：“有個事情我怕你生氣，但我很想你能答應我。老家的房子最重要是門口那塊奠基的石頭，你介意這房子的建造者打的是你父親的名字嗎？”
“我不介意。”我假裝冷靜地說著，心裏為被印證的某些事，又觸動到差點沒忍住眼淚。
“其實我覺得大門還是要放老房子父親做的那對，寫有你們倆名字的對聯。”
然後，我看見那笑容就這麼一點點地在她臉上綻放開，這滿是皺紋的臉突然透出羞澀的容光。我像摸小孩一樣，摸摸母親的頭，心裏想，這可愛的母親啊。
同事的邀約，春節第一天準時上班的人一起吃飯慶祝。那個嘈雜的餐廳，每個人說著春節回家的種種故事：排隊兩天買到的票、回去后的陌生和不習慣、與父母說不上話的失落和隔閡……然後有人提議說，為大家共同的遙遠的故鄉舉杯。
我舉起杯，心裏想着：用盡各種辦法讓自己快樂吧，你們這群無家可歸的孤魂野鬼。
然後獨自慶幸地想，我的母親以及正在修建的那座房子。
我知道，即使那房子終究被拆了，即使我有一段時間裏買不起北京的房子，但我知道，我這一輩子，都有家可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