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朴
見第一面時，他就很鄭重地向我介紹他的名字以及名字含義：“我姓張，叫厚朴，來自英文HOPE。”
為了發好那個英文單詞的音，他的嘴巴還認真地圓了起來。
一個人頂着這樣的名字，和名字這樣的含義，究竟會活得多奇葩？特別是他還似乎以此為榮。
他激動着兀自說了下去——
他的父親是個了不起的人，原本只有小學畢業，後來自考了英語，作為全村唯一懂英文的人，在村子裏的學校當英語老師兼校長。他父親不僅通讀世界文明史，還堅持每天聽美國之音，他認為父親是那個村子裏唯一有世界觀的人。別人家的院子，一進門就是用五彩瓷磚貼成的福祿壽喜，他家一進門，是父親自己繪畫、鄉里陶瓷小隊幫忙燒制的世界地圖。
“這世界地圖有一整面門牆大，”厚朴儘力地張開手比劃着，好像要抱着整個世界一樣，臉上充滿着說不出的動人的光。
他像面對廣場演講的領袖，驕傲地宣佈自己的名字和名字的含義。
他的行李是用兩個編織袋裝的，進門的時候左手一個右手一個，像少林寺里練功的武僧。身上穿的一看就是新衣服，頭髮也特意打理過，只是天太熱，衣服浸滿汗水，粘在身上，頭髮也橫七豎八地躺在頭上，像被吹蔫的野草，全然沒有他自己想像的那種瀟洒。倒是有幾根頑固地站立着，很像他臉上的表情。
他很用力地打招呼，很用力地介紹自己。看到活得這麼用力的人，我總會不舒服，彷彿對方在時時提醒我要思考如何生活。然而，我卻喜歡他臉上的笑。一張娃娃臉，臉上似乎還有幫忙種田留下的土色，兩個小虎牙，兩個酒窩，笑容從心裏透出來。
我想起了家鄉小鎮，改革開放后莫名其妙地富了。而我所在的中學是小鎮最好的中學，有錢人總拚命把孩子送進這裏。
每個小孩到班級的首次亮相，都映射出他們父母想像中這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孩該有的樣子：戲服式的誇張制服，有的還會別上小領結，頭髮抹上光亮的髮蠟。父母在送他們上學的時候，也許帶着驕傲感。然後，在飽含緊張和驕傲的期待中，小孩走進教室，惹來一陣哄堂大笑。每當此時，我總能聽到來自孩子以及父母內心，那破碎的聲音。
不清楚真實的標準時，越用力就越讓人覺得可笑。
厚朴大約也是這樣的小孩，他們往往是脆弱的，因為乾淨到甚至不知道應該要去判斷和思考自己是否適合時宜。
我什麼時候成為務實而細膩的人的？我自己也不知道。
表面上我大大咧咧、粗心大意。事實上，我講每句話的時候，總擔心會冒犯他人。我總在拚命感知，人們希望聽到什麼？如何表達到位？說不出的恐懼，恐懼自己成為別人不喜歡的人。為什麼這麼需要讓別人喜歡？或許是求生的本能。
時間久了，就會覺得臉上彷彿長出一個面具。每天晚上回到家，深深卸口氣，彷彿職業表演者的卸妝儀式。中學過集體生活時，我把這個動作掩飾成用水擦臉時舒服的“哼哼聲”。我自嘲這怪癖是我讓人喜歡的一個原因。唯獨有一次，一個同學神經兮兮地湊到我耳邊，說，我看出來了，你不是因為擦臉舒服，而是因為覺得扮演自己太累。他“呵呵”、“呵呵”地笑着，詭異地離開。而我當即有被一眼看穿的感覺。
中學時，總會碰到可以用“神奇”來形容的同學。看穿我的那位同學就是其中一個。他干過的大事包括：臨高考前的一個下午，邀請年級考試前十名的同學，到團委活動中心集合。等到大家都滿臉茫然地坐好的時候，他突然一蹦，跳上講台，大喊：“諸位護法，我召集爾等是為了正式告訴你們，我是你們等待的神，爾等是我的親密子民，必須發誓永世為我護法。”同學們一愣，有的翻了白眼，有的直接拿書往他頭上一扔，還有的笑到捧着肚子在地上打滾。他卻還在認真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半晌不動，像個雕塑。
一直在內心期待，他終有一天會變成邪教頭目吧。讓我失望的是，這傢伙後來竟然是高中同學裏第一個結婚的，也是第一個發胖的。他在一所中學當生物老師，最喜歡教的課是青蛙解剖課。畢業十周年的高中同學會時，他抽煙、喝酒，說黃色笑話，一副活在當下、活在人間的塵俗感。
我實在好奇，他“神奇”的那部分跑哪兒去了。藉著酒勁，我湊到他耳邊，用故作神秘的口吻提起當年那件事：“其實你是唯一看穿我的人。怎麼現在變成了這個樣子？”
他哈哈大笑：“當時都是開玩笑。”
看我悵然若失，他嚴肅地說：“其實我自己都搞不清楚，哪個才是我應該堅持的活法，哪個才是真實。”說完抬頭直直地看着我，看得我內心發毛。他又突然重重用手拍了我的肩膀，說：“怎麼？被嚇到了啊？騙你的！”
我不知道他哪句是真話，生存現實和自我期待的差距太大，容易讓人會開發出不同的想像來安放自己。我相信，他腦子裏藏着另外一個世界，很多人腦子裏都偷偷藏着很多個世界。
我自己也一直警惕地處理着想像和現實之間的關係：任何不合時宜的想像都是不需要的，因為現實的世界只有一個。
那天下午，我在厚朴的腦袋裏看到了他的想像：他以為他現在到達的，是整個世界的入口；他以為再走進去，就是無限寬廣的可能；他以為正在和他對話的，已經是整個世界。
我忍不住提醒：“厚朴，你最好不要和同學們說你名字的來歷。”
“為什麼？”他轉頭問我，臉上認認真真地寫着困惑。
“因為——”
我實在說不出來：因為世界不是這樣的。
他果然、終於還是說了。
班級的第一次聚會，他喝了點酒。這大概是他的人生第一次喝酒。
不知道自由是什麼的人，才會動輒把自由掛在嘴邊。
他的臉紅紅的，口齒有點不清，最後描繪到世界地圖的時候，他加重了口氣，甚至因為酒勁的緣故，還誇張地跳了起來——“有這麼大一面世界地圖。”
一片哄堂大笑。
或許是喝了酒，又或許厚朴的字典里根本沒有嘲笑這樣的詞，同學們的大笑反而讓他像受了鼓勵一般越發激動了。他開口唱了一首英文歌，好像是BIGBIGWORLD。唱完后他鄭重地宣佈自己要儘可能地活得精彩，還矯情地用了排比句：“我要談一次戀愛，最好馬上破處；我要組建個樂隊，最好再錄張專輯；我要發表些詩歌，最好出本詩集；我要我的世界分分秒秒都精彩，最好現在就開始精彩。”
他在說這些話的時候，大概以為自己是馬丁·路德·金。“多麼貧瘠的想像力，連想像的樣本都是中學課本里的。”我在心裏這樣嘲笑着。
厚朴的言行果然被當作談資到處傳播，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一點都沒在意。他是不是沒有意識到這樣的談論是嘲笑，甚至可能以為這是某種認可。
去食堂的路上，有人對他意味深長、不懷好意地“呵呵”笑，他直接衝過去，雙手搭在人家肩上，“兄弟對我有好感啊，那認識下？”反而搞得那人手足無措，倉皇而逃。調皮一點的，看見他走過，就模仿着漫畫裏的角色，雙手高揚大喊：“熱血！”他也開心地跟着認真地歡呼起來：“為青春！”
我在一旁看着，總覺得尷尬。
出於擔心，又或者出於好奇——這樣的人會迎頭撞上怎樣的生活——我有段時間總和他一起。
我終究是務實和緊張的，我開始計算一天睡眠需要多少時間，打工需要多少時間，還有賺學分和實習……這樣一排，發覺時間不夠用了。大學畢業之後的那次冒險將決定我的一生。高中時父親的病倒，讓我必須保證自己積累到足夠的資本，以便迅速找到一份工作，這份工作還得符合我的人生期待。這很難，就像火箭發射后，在高空必須完成的一次次定點推送一樣。
厚朴不一樣，他實在沒有什麼需要擔心的東西，或者是不知道可以擔心什麼，沒有什麼需要認真安排。
厚朴參加了結他社——理所當然，畢竟他想組建樂隊，然後他又報名了街舞社、跆拳道社——他甚至說自己想像中穿着跆拳道服和人做愛的情景。他是用嚷嚷的方式說的，生怕別人不知道。那段時間裏，他腦子裏充滿着太多詭異的想像，跆拳道在他心目中或許意味着青春的叛逆和城市化吧。最後他還報名了詩歌社。
他熱情地拉我去各個社觀摩他的“精彩嘗試”。陪他走了一圈后，我覺得，結他社應該更名為“想像自己在彈結他的社團”，同理，街舞社、跆拳道社、詩歌社，分別是想像自己在跳街舞、打跆拳道和寫詩歌的社團。
在迅速城市化的這個國家裏，似乎每個人都在急着進入對時尚生活的想像，投入地模仿着他們想像中的樣子。這些社團或許更準確的描述還可以是——通過假裝彈結他、跳街舞、寫詩歌來集體自我催眠，以為自己變得現代、時尚的邪教組織。
被這種想像俘虜多可笑。真實的世界，世界的真實不是這樣的。
大一，我給自己設定的目標是兩個學期都拿獎學金——生活費都從那兒來。打一份工，爭取第一年攢下三千塊——為畢業找工作備糧草，然後進報社實習。實習是沒有收入的，但可以看到更多的真實世界：真實的利益關係和真實的人性。要訓練自己和真實的世界相處。
就這樣，我和厚朴朝兩個方向狂奔，以自己的方式。
過五關斬六將之後，我終於獲得了到報社實習的機會，面試是厚朴陪我去的。回來的路上，他沒有祝賀，而是搖頭晃腦地說：“父親和我講過一個故事，是他從美國之音里聽到的。一個常青藤畢業生到某世界五百強企業面試，那企業的董事長問他，你大一幹嗎了？那學生回答，用功讀書。大二呢？認真實習。大三呢？模擬現實試圖創業。你揮霍過青春嗎？沒有。你發泄過荷爾蒙嗎？沒有。然後那董事長就叫那學生出去，說你還沒真的生活過，所以你也不會好好工作，等補完人生的課再回來吧。”
我知道他想藉此告訴我什麼，但這故事一聽就真偽可疑，厚朴竟然全盤接受。
他不知道什麼是真實的世界。
我沒有直接反駁他，也許，我也在隱隱約約期待着，有人真可以用務虛的方式，活出我想像之外更好的人生。
厚朴見我沒反駁，接着宣佈：“我要組建樂隊。”一副青春無敵的樣子，又似乎是對我的示威。
開學后沒多久，一家台灣連鎖的咖啡廳在我們全校招收服務員，要求有三個：長相端莊、談吐有氣質、身材標準。一個月工資一千，可以根據具體課時調整安排工作時間。他興沖沖地去面試並拉我作陪。烏泱泱的一群學生，都極力想像着高端的感覺，抬頭、收小腹、翹屁股，用氣音說話，放慢語速。面試的現場我還以為是表演課的課堂。
第一關，端莊，他勉強過了；第二關，談吐，據說他又熱血了一回；第三關，身材——裏面傳來“吭吭哐哐”摔東西的聲音，然後厚朴走了出來：“草泥馬的一米七。”咖啡廳老闆對他用尺子一量，一米七不到，便很認真地打了個×。他拉着我就跑，邊跑邊笑：“端莊個毛啊。”
咖啡廳的工作沒找到，但厚朴開始忙到不見蹤影。經常我睜眼的時候他已經不在宿舍，我睡覺的時候，他還沒回來。宿舍里的樂器越來越多，他皮膚越來越黑，人也越來越精瘦。我幾次問他幹嗎去了，他笑而不答。直到我跟着報社的記者到學校後山的採石場採訪，才看到不到一米七的他，正掄着一個巨大的鐵鎚在敲打着巨大的石塊。
我吃驚地走上前拉住他：“你可真能啊。”他當時全身汗涔涔的，一條毛巾搭在頭上防日晒，活脫脫一個農民：“去他媽的世界，難得住我嗎？文明人才怕東怕西，必要的時候我可以不文明，我比你底線低。”
他依然笑得很好看。
不合時宜的東西，如果自己虛弱，終究會成為人們嘲笑的對象，但有力量了，或堅持久了，或許反而能成為眾人追捧的魅力和個性——讓我修正自己想法，產生這個判斷的，是厚朴。
厚朴的樂器在大一下學期購買完畢。大二上學期剛開始，他自己寫了個組樂團的啟事，擠到一堆正在招新的社團裏面，大聲吆喝。
海報特別簡單，就寫了個標題：組建改變世界、改變自我的樂隊。
然後下面是兩句他自己寫的詩歌：你問我，要去到的地方有多遙遠我回答你，比你看得到的最遠處還遙遠你問我，想抵達的生活有多寬廣我回答你，比你能想像到的一切還寬廣事實上，那時候的他之所以能配齊全所有樂器，還是參考着網上的資料進行的。自以為能用結他彈完幾首曲子，對於樂隊，他其實什麼都不懂。
厚朴找到的第一個團員叫小五，白白嫩嫩、瘦瘦小小，戴着個眼鏡，父母都是公務員，此前沒有任何音樂基礎。招新的前一天，厚朴在操場邊佈置第二天的招新展位，看到一個又白又凈的小男生默默地換完衣服，認真疊好，像豆腐整整齊齊地放在場外，蹦了幾下當作熱身，就跑進球場裏。然後傳來了歇斯底里的吼叫聲，轉頭一看，小五青筋暴漲，滿臉猙獰，和剛才活生生兩個人。厚朴就衝過去邀約了。
第二個團員綽號瘦胖，父親是國家武術教練，每次從班級到宿舍，總要評點不同女生的不同特質——“她臉是好的，可惜鼻子短了點，導致人中過長，嘴巴即使小巧精緻，也已經無法構建整體的美感了，可惜”、“她是個狡猾的女生，其實身長腿短，所以你看她穿裙子，故意把腰帶圍得那麼高，這種女人不能泡”……第三個團員叫圓仔，父母是開小賣部的，他後來寫了許多有零食名字的歌，稱之為物質主義流派：“脆脆的蝦條你汪汪的眼，薄薄的薯片你軟軟的話，蒼蒼的天空，這滿地的花生殼，流動的河水，這濃濃的啤酒香……”
團員還有阿歪、路小、扁鼻等等。
厚朴本來想自己當主唱的，但是第一次聚在KTV試音，他一張口，就馬上被轟下台了。瘦胖的原話是：不徹底的文明，不徹底的土，徹底的亂唱徹底的難聽。結果，扁鼻當了主唱：他起碼能用鼻腔共鳴。
最終的排練場地只能設在我們宿舍。據說每天下午四點準時開敲，“哐切哐切”一直到九點，全程五個小時，雷打不動。但有效排練時間一般只有三個小時，中間總是要應付前後左右宿舍傳來的抗議，必要時，還得和某個宿舍的人干場架。
使用“據說”這個前綴，是因為那段時間我也經常不在。大二開始，報社的實習轉成了兼職。我每個下午都去市區跑新聞：退休幹部養成了稀世蘭花、老人的孫女愛上自己的老友、領導幹部的重要講話、某場鬥毆導致幾死幾傷……這個工作經常接觸到車禍和事故。帶我一起跑新聞的是個女記者，遇到這樣的事件，尖叫聲的音量總是和靠近屍體的距離成正比。我卻有着自己都想像不到的冷靜，若無其事地詳細打量，記錄細節，必要時，我還會用筆去挑開屍體的某一部分。之所以不恐懼的原因在於，我把他們都當成“事件里的某個細節”，而不是“某個人”。然而，每次從事故現場採訪回來，走進學校，看到這裏烏泱泱的人群，努力散發荷爾蒙、享受和挖掘身體的各種感官時，總會有種強烈的恍惚感。甚至會矯情地想，這麼努力追求所謂青春的人，意義在哪？
這種心境下，厚朴越來越成為我心中的奇觀。
我擔心着、羨慕着、懷疑着又期待着他：他到底會活出什麼樣子，他到底能活出什麼樣子？
看着他，猶如在看老天爺正在雕塑的一個作品。但一想到他是我的朋友，卻又莫名為他心慌。
樂隊的第一場演出在三個月之後，我想他們應該進行了異常刻苦的訓練吧。那場演出我被安排出席，坐在第一排最中間的位置，還被派了活——上台獻花。事實上，我非常不樂意這麼做，容易讓人產生奇怪的聯想。但厚朴堅持：你是看着我爆發生命力的人。
演出地點在學校第二食堂，舞台就是把大家排隊打飯刷卡的地方清空了，接上厚朴找學生會文娛部借的音響。吃飯的桌椅是天然的座位。為了烘托氣氛，從食堂的大門到走廊到打菜的窗口都貼滿詩歌式的標語：“你是否聽到自己的靈魂在歌唱”、“我不會允許自己的青春夭折，所以我要讓我的無知放肆地宣洩”、“孤單是所有人內心的真相”……我想，傳銷公司的裝修標準也不過如此吧。
也是直到那天，我才知道，樂隊的名字叫——“世界”。讀到海報上這個名字時，想起了厚朴張大雙臂描繪他家那面用五彩瓷磚貼就的世界地圖的樣子。
或許實在有太多話想說了，當不了主唱沒法親自用歌曲表達，厚朴自己扮演了主持人的角色。
各種樂器準備好，食堂的五彩燈點亮。厚朴帶着成員一起上台。他拿起麥克風，似乎用盡全身力氣，大喊：“大家好，我們是世界，請從現在開始，聽我們歌唱……”
事實上，整場演唱會我沒記住一首歌。或許是為了趕時間，“世界”樂隊的所有歌都是用既有流行歌曲的曲子，厚朴自己填詞。厚朴的詞笨重又血脈僨張，流行音樂的曲子當時還多是輕巧簡單的節奏循環，兩者實在不搭。但我確實記住了厚朴開場前吼的那一嗓子：我們是世界，現在聽我們歌唱吧。
雖然不願意承認，但在那一剎那，我竟然被觸動到了，竟然很認真地想：自己是否也可以活得無所顧忌、暢快淋漓。
顯然，記住那一嗓子的不僅是我。“世界”樂隊沒紅——那些歌大家都沒怎麼入心，但厚朴在學校紅了。
演出的第二天晚上，就有人在宿舍門口探頭；到後來，去教室的路上都開始有人和厚朴打招呼；最後，中文系主任給整個系開大會，在傳達如何應對SARS的通知時，也開玩笑地說：“聽說我們中文系有個世界，還開口唱歌了……”
每次被人肯定的時刻，厚朴不會扭扭捏捏地不好意思，也沒有故作姿態地矜持，而總是馬上笑開兩顆小虎牙，大聲回應：“對，是我，我是厚朴，我是世界。”
我總結是：厚朴確實在用生命追求一種想像，可能是追索得太用力了，那種來自他生命的最簡單的情感確實很容易感染人，然後有人也跟着相信了，所以厚朴成了他想像的那個世界的代言人。
我喜歡這樣的厚朴，我也願意相信這樣的厚朴，但我總覺得他是在為所有人的幻象燃燒生命。假如這個幻象破滅，別人只是會失望，但厚朴自己的內心會發生什麼呢？
厚朴談戀愛了。這是意料中的事。
他走紅后，我們的宿舍簡直成了個性人士在這所大學的必游景點，這麼多人來來回回，都帶着打開的內心，總會有和厚朴對接上，並最終睡到一起的人。
那時，我采寫的一篇報道意外獲得省里的新聞獎，報社給我派的活越來越多。我在外面採訪加班的時間越來越長，每次回到宿舍都晚上十點后了。但宿舍里，總還是異常熱鬧，聚集而來的人又總是性格各異。有那種神叨叨的人，拽着厚朴堅持討論“人活着的意義”；有整個手臂紋滿刺青，身體到處打洞的人，狂躁着要拉厚朴干件牛逼哄哄的事；有那種書獃子氣重到讓所有人避而遠之的人，怯生生地問，能否和厚朴一起發起一個什麼實驗；還有拉着厚朴要做音樂生意的……每個人都有各自天馬行空的願望和想像，在現實中因或多或少的原因和困難“正在籌備”或者“暫緩執行”，但似乎找到了一個共同的出口：厚朴你來帶頭做吧！
每晚，我走進宿舍，總會看到他們圍着厚朴，像真的圍着他們生命的希望一樣，極力鼓動着，要厚樸馬上投入某個由他們策劃的偉大計劃。大學統一十點關燈，這群人在關燈后非但不散，反而更能釋放自我，彷彿黑暗容易讓人忘記理性。總在我迷迷糊糊快進入夢鄉的時候，突然有人大喊一聲：“我們一定得活出自己想要的樣子！”“只有一次青春啊！”
然後肯定會聽到厚朴更激烈的回應：“對的，就是要這樣！”
因為在報社兼職有了積蓄，也因為兼職的活太累、太需要好的休息，我終於受不了這樣的“夜夜群體激情”，在大二期末考前搬出宿舍，租了一個房間。
搬家那天，厚朴突然有種被拋棄感，甚至有種警惕：你不認同我了？或者吵到你了？
厚朴擔心的顯然是前者。
我解釋了一遍自己工作的強度以及需要休息的迫切度。厚朴似乎依然還想得到我的認同，但他自己也沒想到辦法，只是反覆問：“所以你一定會支持我吧！”
“當然！”我回答。
“但是你真的不是因為不認同我？”
我實在不想來迴繞，也突然想到，這何嘗不能成為我換取稿費的一個選題：“校園樂隊青年和他的熱血青春”。採訪他不恰恰可以是我對他認同的證明嗎？所以我說：“對了，不如我採訪一下你吧，你的故事我想讓更多人知道。”
他愣住了，然後馬上開心地笑出了那兩顆著名的小虎牙：“真的啊？我太高興了。”
於是我順利地搬離了宿舍。在我搬離后，厚朴認真地用油墨筆寫上“神遊閣”，嚴肅地貼在宿舍大門上。
在我搬離宿舍的第三天晚上，凌晨兩點，厚朴打通了我的電話。
“你在幹嗎？”他問。
我知道是他有話想說：“什麼話說吧。”
“我剛那個了……”
我知道他說的是什麼。我實在不想把這對話繼續：“晚安吧。”
他着急地嚷着：“別掛電話啊——”在電話掛斷前，我聽到他在那興奮地狂嚷着：“這樣的青春才有意思啊，才有意思啊——”
即使我沒怎麼去學校，還是聽說了厚朴足夠誇張的事迹：一周換三個女朋友；在學校外的飯店裏和人打架；在上當代文學課時，直接把老師從課堂里轟下來，跳上講台演唱自己寫的歌……甚至，還有一次在宿舍里當著一群人的面和一個男同學接吻，用那種一貫的宣誓口吻說：我想嘗試世界的各種可能。
學校輔導員終於忍不住了，打電話到厚朴山區裏的那個家。沒想到的是，厚朴的父親，那個著名的鄉村英語老師，聽到這一番描述，只是哈哈大笑。
我不禁開始揣測，或許厚朴是他父親自認為未盡興的青春，在新一個肉體上的延續。
最後輔導員找到了我，希望我從未來的角度勸說下厚朴:“誰沒青春過啊？但得有個度。你比較成熟，知道這樣下去厚朴的檔案里有這些，他以後會吃苦頭的。現實的生活就是很現實的……”我知道輔導員的好意，他說的話我也認為在理。但我知道自己勸說不了厚朴，我們能成為好朋友，或許正因為我們是相反的人。
然而，厚朴再一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鬧哄哄的厚朴突然安定下來了。更想不到，讓他安定下來的女孩會是王子怡。
王子怡在學校里也算是名人，有名的原因不在於她多漂亮或者她多出格，而在於她的父親——據說是市委秘書長。這樣的傳說，沒有人當面問過，但是學校的老師，在她面前也總是一副點頭哈腰的樣子。
對這個學校的人來說，王子怡始終是面目模糊的。除“秘書長的女兒”之外，她似乎害羞、傲慢，無論什麼時候總是歪着頭，似乎看不到任何人。許多人本來是那麼篤定，王子怡應該是與厚朴生活在兩個世界裏的人。王子怡所屬的世界，充滿着的，應該是家裏也同樣握有權勢的繼承者，或者鑽破腦袋想往上爬的鳳凰男。王子怡似乎就應該屬於同學們心目中又土舊但又讓人嫉恨的圈子。
但王子怡卻成了厚朴的女朋友。
得知這個消息，我確實也吃了一驚。但我一下子明白過來，這也是厚朴。有些人確實一門心思突破一切想抵達所謂的新世界，但轉頭一看，卻發覺，他們只知道用老的規則來衡量自己；才發覺，其實他們徹頭徹尾地活在舊體系裏了。在這個意義上，其實所有人都誤解了，厚朴不是能帶着大家找到新世界的人，他其實還是活在舊世界的人。不過這一點，或許厚朴也不自知。
在我看來，厚朴和王子怡的戀情非常容易理解：厚朴以為通過擁有王子怡可以證明自己又突破了什麼，而王子怡以為通過厚朴完成了對自我所擁有的一切的反叛。其實王子怡才是比厚朴更徹底的反叛者，或者說，來神遊閣的其他人，其實都比厚朴更知道自由的世界是什麼。
無論如何，這段戀情確實揭發了厚朴。自從王子怡搬到神遊閣后，來的人就少了。那些人以為自己不願意來的原因是因為這個“來自舊世界”的王子怡，以為王子怡身上老土的腐朽感污染了自由世界，但或許他們心裏清楚，他們只不過是察覺到了厚朴身上的另一個部分。
當時的我也意識到一個名叫張靜宜的女孩在向我示好。她來自和王子怡同樣的“世界”：她的父親是市文化局局長。她收集着我發表在報紙副刊版的詩歌和小說。
我搬到出租房的第三天，她就不請自來了。沒說什麼話，但是眼睛總是骨碌碌地轉，到處認真地搜索。停留沒一會兒，就走了，下午再來的時候，帶來了一床棉被、一副蚊帳、一個枕頭、一個熏香爐和一支筆。我愣在那，來不及拒絕，她就已經把這些東西佈置好了，好像它們天然就應該在那。
然後她坐下來聊天，說，她父親一直讓她尋找有才華的男孩子。她說，父親交代，不要看一個人的出身，要看一個人的可能性：“這是一個家族能不斷發展壯大的關鍵，也是一個女人最重要的能力。”
我一下子明白她是什麼樣的女孩，雖然我一直看似功利地在努力測算和安排自己的未來，但骨子裏頭是那麼厭惡這樣的計算。從得失的角度，我應該把握這個女孩。而且她確實是個好女孩，沒有嬌養的氣息，沒有功利感，她在試圖成為一個傳統的、考慮到整個家庭甚至家族的女人。但我聽了她的這些話后，竟然覺得異常的不舒服，我慌亂地、笨拙地催她離開。
等靜宜離開后，我突然想打電話約厚朴出來喝酒。我們剛好成了有趣的對比，而我們各自都是對自己有誤解的人：他以為自己做着摧毀一切規矩的事情，但其實一直活在規矩里。我以為自己戰戰兢兢地以活在規矩里為生活方式，但其實卻對規矩有着將其徹底摧毀的慾望。
但我最終沒打這個電話，我沒搞清楚，是否每個人都要像我這樣看得那麼清楚。我也沒把握，看得清楚究竟是把生活過得開心，還是讓自己活得悶悶不樂。
我沒預想到，厚朴在學校里，形象崩塌的速度會這麼快。大三一開學，厚朴似乎就變得無人問津。許多當時聚集在神遊閣的人，偶爾還會私下討論，怎麼當時會崇拜這個其實沒有任何實在東西的人。他們甚至會回溯：“你看，當時他是因為組樂團開演唱會而讓許多人欣賞的，但其實他樂隊的歌我們並沒有任何印象，最蹊蹺的是，他明明不會唱歌，怎麼當時就糊裏糊塗地欣賞他了。”
王子怡似乎比厚朴更不甘接受這樣的結果。她逼着厚朴和樂隊更加瘋狂地練習，還從父親那兒要到了資助，為樂隊添了一些更專業的樂器。然後，在大三期中考前，“世界”樂隊又要開唱了。
這次的演唱會顯然專業很多，地點是在學校大禮堂——王子怡出面找學校申請的，宣傳就如同大明星的演唱會一樣，多層次全方位——學校電視台、廣播站不斷播放着演唱會的消息，銅版紙印刷的海報張貼在所有看得到的宣傳板上，並由學生會的幹部在各個超市和食堂的門口攤派。
海報里厚朴站在中間，其他隊員分列兩側，“世界”樂隊的字放得大大的，演唱會的主題是：“關於理想，關於青春”。海報上厚朴還是笑出兩顆小虎牙，但可能是有化妝，臉上看不見那種透亮。
演唱會的那天，我因為在報社加班，最終缺席了。聽同學說，狀況奇差：能容納千人的大禮堂，就坐了兩三百人，這其中還有被要求到場來支持的學生會幹部。
第二天我回到學校，看到宣傳欄上貼着的海報被人打了個大大的×，上面還留着一句話：“官養的樂隊有勁嗎？”
王子怡沒理解到的是，學校里的這種樂隊，販賣的從來不是音樂，是所謂“自由的感覺”。或許厚朴也沒理解到。
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履行此前搬家時對厚朴的承諾。演唱會後的第二天，我兼職的這份報紙刊登了厚朴和“世界”樂隊半版的報道。但採訪不是由我來做的，我求着報社的一位老記者操刀，因為我知道我會忍不住問一些讓厚朴不舒服的問題。
報紙里，記者問：你為什麼把這個樂隊取名為世界？厚朴回答：因為世界比任何想像都要寬廣和複雜，世界是沒有限制和規矩的。
報紙出來，作為登上報紙的人厚朴的受歡迎程度似乎又有所上漲。而王子怡也像打了場大勝仗一樣，炫耀般和厚朴在各種公開場合纏纏綿綿。
這當中我零零散散地聽說，其實厚朴和王子怡並沒有那麼順利。王子怡的父親似乎把王子怡的一切過激行為視為厚朴的“帶壞”，併到學校投訴。而這所保守的師範大學，一來不願意提倡這種“激烈的戀愛行為”，二來或許不願意得罪“領導”，對厚朴提出了一些處罰，比如停止助學金補助，不讓厚朴入黨等等。
與此同時，王子怡對厚朴也開始百般挑剔起來。我常聽到王子怡用這樣的一個句式對厚朴說話：“你本來不應該是——”。比如，你本來不應該是完全不在乎學校領導的嗎，在這難受什麼？你本來不應該是很大氣瀟洒的嗎，少了助學金會死啊？
當時的我也完全顧不上這些了。按照我的規劃，大四開始我就要去實習了，大四雖然有整整一年，但據我所知，一般而言，在一個地方必須實習至少三四個月，才會有單位下決心留你，而一年就只有三次“四個月”，也就是說我只有三次機會。何況，為了支撐這一年的實習，我必須攢夠經費。
為了讓大四能有寬裕的時間，我甚至提前到大三下學期就開始撰寫畢業論文。剩下的時間，偶爾和靜宜止乎禮地吃吃飯，散散步。
大三下學期，德國某鋼琴大師來這個小城市開演奏會，這一下子成了城中名流的盛事。我被靜宜正式邀請了，她還問我什麼時候有空逛街。我問她，逛街幹什麼？她紅着臉說：“想拉你去買衣服。我們家族主要的長輩都會出席的。”
我當然知道這意味着什麼。
和靜宜的關係到底要如何發展，我確實在很理性地考慮。讓我經常愧疚的是，我不是把她單獨作為一個原因來考慮，而是把她納入我整個人生的計劃來考量，思考到底我是不是要選擇這樣的人生。
最終我很順從地和她去逛街了，讓她幫我挑了她覺得適合的衣服。但買衣服的錢我堅持自己付。當時我認真地想，這是我必須堅守的底線。
我至今依然記得，看演出的那個晚上，靜宜真的很美，或者說很美好。穿着白色的小禮服，黑色素雅的高跟鞋，頭上俏皮地別著一朵小花，落落大方地在劇院門口迎接我。她得體地和我保持着又近又不過分親昵的距離，把我一一介紹給她家族裏的長輩：省建設廳副廳長、省藝術學校校長、北京某部委領導……這些長輩也確實非常好，對我輕聲細語地關懷，恰如其分地鼓勵。這顯然是個已經養出氣質的家族。
演出結束后，靜宜陪我走齣劇院，她抿着嘴微微笑着說：“家裏人都很喜歡你。我叔叔說，你大四就到省建設廳實習吧，其他他們會安排。”說完自己臉紅了。
我還是料想不到自己也會這麼不自在，倉促地回復：“這個還不着急，再考慮吧。”匆匆地告別。
從劇院回學校，需要到十字路口的車站去搭公交。我一路心事重重、晃悠悠地走，突然看到前面一個人，穿着正式的禮服、皮鞋，邊走邊像個小男孩般粗魯地抹着眼淚。是厚朴。
我快步走上前：“厚朴怎麼了？”
厚朴轉身看到我，竟然小孩子一般哇一聲哭了。原來厚朴也被拉來看演出見長輩，此前，王子怡還特意交代，父親對他印象不好教他如何表現，但是當厚朴一身筆挺出現在劇院門口的時候，王子怡卻突然傻傻地看了他很久，又看了看周圍一樣筆挺的人，大聲地問：“為什麼你穿這種衣服，顯得這麼可笑？我為什麼會喜歡你這種人？還為你這麼搞笑的人和父親鬧得這麼不愉快？”王子怡讓厚朴離開劇院。厚朴知道，這是分手。
那個晚上，我沒安慰厚朴。在我看來，這是必然，王子怡已經完全知道，在厚朴身上她完成不了反叛，厚朴不是那個真正自由的人，而王子怡真正想得到的戀人其實是叛逆。
靜宜的安排，在假期的時候，我當作家庭的大事和父母說了。他們當然樂於贊成，特別在看過靜宜的照片后。
我卻還在猶豫。
再過幾天就要大四了，我把自己關在家裏，翻來覆去地想，自己該怎麼做。我知道，這一選擇就真是一輩子了：我到底會讓自己過什麼樣的人生。
開學前兩天，我去銀行把所有錢匯總到一張卡，看了下總額：刨去要交的大四學費，還剩下一萬二。
一萬二夠我賭一把的。我知道自己心裏在想什麼。
開學前一天，我突然打包行李，提前到校了。為的是要約靜宜。事實上我還沒有決定，我想猶豫到和她見面時，再下這個決心。
靜宜是個聰明的女孩，顯然也明白我約她的原因。她乖巧地做了很多安排：騎着自行車來找我，對我說，不如你騎車帶我到海濱公園走走。到了海濱公園的那座風景很好的橋上，她拿出我寫的幾首詩，開始念。
天氣很好，景色很好，風很好。她確保一切都很好，才轉過頭問我，你要對我說什麼？
我看着她，內心卻湧起一種負罪感和噁心，我知道，那是我對自己的厭惡。我厭惡那個精明計算的我，我厭惡那個做了精明計算又不願執行的我。我知道那刻我要開口說的，是傷害這個無辜女孩的話。
但我最終說了。
她真的是個聰明的女孩。她堅持要微笑，然後自己騎着車默默走了。從那之後再沒聯繫。而我在開學兩周打點完學校的事情后，便買了火車票準備去北京。
後來才意識到，在那很長一段時間裏，我那倦乏的、對一切提不起興趣、似乎感冒一樣的狀態，是愛情小說里寫的所謂心碎。我原本以為，這種矯情的情節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臨出發的前一天，我收拾了出租房裏的東西，拿到那間原本屬於我和厚朴的宿舍寄存。我想和厚朴道別，也想看看，此前的境遇在厚朴身上會催生出什麼樣的東西。
見到我，厚朴還是笑開他那兩顆小虎牙。我的床被他擅自拆了，一整套樂器就擺放在那。他看我進門，興奮地先是要表演打鼓給我看，然後又想彈結他唱首自己新寫的歌。
然而，彈了沒幾下，他放棄了。坐在架子鼓的椅子上，頑固地打着精神，但消沉的感覺悄悄蔓延開。
他告訴我，原來的樂隊散了，誰被父母拉去實習了；誰準備考研了；誰認真地開始籌備畢業論文，希望衝擊優秀畢業生，爭取選調到政府部門……他們的“世界樂隊”，現在看來，更像是以青春的名義集體撒的一個嬌。在看到現實的未來后，各自投奔到新的軌跡里去了，還賦予這樣的行動另外一個名字：追求。
只有厚朴，像是派對后留下來收拾的那個人。
“你有什麼打算嗎？”我問。
他確確實實愣了一下，又急忙裝作不假思索的樣子，大聲喊：“招新的樂隊成員，繼續玩啊，你別忘了，我是厚朴啊！”
只是這樣的宣誓，沒有從心裏透出來的力氣，讓人聽了，反而感覺到無法言說的虛弱。
我在內心掙扎了很久，終於還是沒有說出類似“務實點，想想未來要走的路”這一類的話。所以我最終無話可說，倉促地結束了那一次告別。
為什麼一定要來北京？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只是覺得，這是我能想到的最徹底的地方吧。
到北京后，我確實感覺自己的判斷似乎是對的。北京的確是個徹底的地方。挑戰是直接的，夢想是直接的，在這個地方，要做的事情動輒都是“國家級別”，這裏的人，談論的經常是如何改變世界，而這些事情不是談論完就隨風散了，確實有的事就這樣實實在在地在發生。
這樣的地方很容易和荷爾蒙相互催化，給人帶來“世界確實無限展開”的那種眩暈感。這樣的地方，確實需要大量想戰天鬥地的人。
從一家雜誌社的試用機會開始，我得到了進入這個城市的機會，或者也可以說，得到被這個城市一口吞沒的機會。
在一段時間裏，我覺得這個城市裏的很多人都長得像螞蟻：巨大的腦袋裝着一個個龐大的夢想，用和這個夢想不匹配的瘦小身軀扛着，到處奔走在一個個嘗試里。而我也在不自覺中成為了其中一員。
在北京的時候，我偶爾會想起厚朴，猶豫着要不要鼓勵他來到這樣的北京。北京這個夢想之地，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厚朴天然的生存之所，然而，我也知道，在北京發生的任何理想和夢想，需要的是扎紮實實，甚至奮不顧身的實踐。我隱隱擔心，厚朴這幾年一直活在對夢想的虛幻想像中，而不是切實的實現里。我沒把握，當他看到夢想背後那蕪雜、繁瑣的要求時，是否會有耐心，是否具有能力，是否能有足夠的接受度——夢想原來是卑微的執着。
十二月的時候，厚朴和我打過電話，告訴我他又招到新團員了，“世界樂隊打算重新向世界歌唱。”電話那頭他興奮地宣佈。然後就好奇地詢問我在北京的每個細節，“我一直在想像活在那樣的地方是什麼感覺。”
“沒什麼特別的感覺，就是更辛苦地攀爬，但可以看到每一步，都確實指向一個個看似龐大但又具體的目標。”我這樣回答他。
“有沒有把世界掌握在手中的感覺？”
他這樣一問，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了。這樣提問的人，顯然沒有試過在現實生活中去真正奔赴夢想。
我沒能說出口的是：厚朴，或許能真實地抵達這個世界的，能確切地抵達夢想的，不是不顧一切投入想像的狂熱，而是務實、謙卑的，甚至你自己都看不起的可憐的隱忍。
但我終於還是發出了邀請，我擔心內心膨脹開的厚朴會越來越察覺到自己處境的尷尬，擔心他最終會卡在那兒。
“不如你也來北京？我租了個房子，你可以先住我這。”
“好啊。”他想都沒想。
我真的以為他即將到來了，於是又啟動了提前規劃的強迫性習慣。每天結束奔走後回到家，有意無意地，就開始慢慢地整理自己租住的大開間，試圖騰出兩個人各自的區域。到傢具店買了一塊床墊，到二手市場買了個書架，中間放滿書，隔在我的床和準備給他的床墊中間。我還把吃飯的小餐桌往自己的空間裏挪，準備了把椅子，想着他可以偶爾坐在這裏彈彈結他。
但厚朴遲遲沒有來。我打過去的電話，他也不接。
我只好向其他同學打聽。他們告訴我，厚朴的生活過得一團亂：厚朴又和人打架了，厚朴又談了好幾個女朋友，厚朴又和老師嗆起來了，他似乎還不甘願於此前自己的滑落，試圖以這種激烈的方式贏得存在感，而厚朴，果然又成為學校的偶像了……然後，厚朴在畢業前半年，被學校勒令休學。
最後這個消息是王子怡和我說的。她發了一條短訊給我，主要的本意是打聽在北京的生活——她也想到北京來，可能是要讀語言學校準備出國，也可能是不顧一切想來北漂，“一切讓我父母自己看着辦”。
短訊的最後，她似乎不經意地說：“厚朴被學校勒令退學了。你能想像到嗎？他竟然偷偷來找我，讓我父親幫忙和學校溝通。很多人都以為他是活出自我的人，但其實他只是裝出了個樣子欺騙自己和別人，我真的厭惡這種假惺惺的人。”
“他不是假裝，他只不過不知道怎麼處理自己身上的各種渴求，只是找不到和他熱愛的這個世界相處的辦法。每個人身上都有太多相互衝突卻又渾然一體的想法，他只是幼稚，還沒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誰。”打好的這條短訊我最終沒發出去，因為覺得，沒有必要向她解釋什麼。因為，她也是個不知道自己是誰的人。
在北京雜誌社的實習還算順利。為了爭取能留下正式工作的機會，也為了節省路費，我主動請纓，春節留守社裏，不回老家。
獨自一人在老家過年的母親顯然不理解這樣的決定，電話里橫七豎八地嘮叨着。等糊裏糊塗地掛完電話，就已經要跨年了。
我準備關機，煮碗泡麵加兩個蛋，就當自己過了這個年。
電話卻突然響了。
是厚朴。
“抱歉啊，那段時間沒接你電話。”這是厚朴接通電話后的第一句話。
“你後來怎麼沒來北京？”
“我沒錢，不像你那樣會規劃着賺錢，你知道我野慣了。”
接下來的時間裏，他和我繪聲繪色地描述，自己被勸退離校時，整個學校圍觀着送別的場景。“我把行李拖着，拖到校門外，然後你知道怎麼了嗎？我坐在校門口開了個小型個人演唱會。整個學校掌聲雷動，可惜你不在現場。”
說完這個故事厚朴像是突然累了一樣，一下子泄了一口氣：“和你說個事，你別告訴別人。”
“怎麼了？”
“我覺得我生病了，腦子裏一直有種聲音，哐當哐當的，好像有什麼在裏面到處撞擊。”
“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是不是打鼓打多了？”
“不是的，是從離開學校開始。離開學校后，我試着到酒吧找工作，但是，你知道我唱歌不行的。現在我已經完全不打鼓了，就來來回回住在幾個朋友家裏，蹭口飯吃。”
我一下子確定了，厚朴在那段時間過的是如何的生活：因為外部的挫折，他越來越投入對夢想的想像，也因此，越來越失去和實際的現實相處的能力。
“你不能這樣的，要不我讓誰幫忙去和學校說說話，看能不能回學校把書讀完，這段時間你也學我攢點錢，來北京。”我以為，我在試圖讓他的生活回到正軌。
厚朴突然怒了：“你是不是還想，讓我像大一那樣去工地掄石頭啊？我不可能那樣去做了，我不會讓任何人有機會把我當失敗者，因為我活得比他們都開闊。我們是不是好朋友，不要假裝聽不懂我的話，你能不能出錢讓我來北京看病，你願不願意幫我？”
我試圖解釋：“厚朴，正因為我把你當朋友我才這樣對你說，這一趟來北京的錢不是問題，問題是……”
話沒說完，他電話就掛了。
我再打過去，就直接關機了。
我說不上憤怒，更多的是，我清楚，目前的自己沒有能力讓厚朴明白過來他的處境。
我一直在想像厚朴的生活，他已經用那些激烈的方式，把自己抬到那樣的心理預期，不可能再低下身，扎到庸常的生活里去了。他不知道，最離奇的理想所需要的建築素材就是一個個庸常而枯燥的努力。
他顯然也隱隱約約感覺到，失敗者這個身份似乎即將被安置到他頭上來。他知道自己再也沒有能力，組織起他能想像到的瑰麗生活去與現實抗衡，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緊張、敏感地去抗拒一切質疑和暗示。
或許厚朴在那之前不接我電話的原因還在於，他敏感地覺得，現在的我，是映照他失敗的最好對比。
同學們都不知道厚朴的確切消息，只是斷斷續續告訴我，他偶爾突然偷溜回學校，抨擊一下學校和大部分人的庸碌，調戲下小學妹，拉大家喝幾瓶啤酒，就又再消失。有人在某個酒吧看到過他，也有人看到過他在馬路邊彈結他，想獲得些資助。
我從輔導員那裏要到厚樸父親的電話，希望他能向厚朴分析清楚這世界的真實邏輯。然而那位厚朴一直念叨的鄉村英語老師，講話帶着一種莫名其妙的腔調，像老外在說中文一樣。他告訴我：“沒事，就讓他闖闖，失敗了，也當作是讓他發泄發泄，他得把內心的慾望抒發完成啊，要不這一生就浪費了。”
我一下子明白，為什麼厚朴有着那麼著急、倉促，同時強烈而又真摯地擁抱世界的想像——這樣的父親幫不了厚朴。
實在沒有辦法，我最終試圖找王子怡幫忙。她淡淡地說：“哦，厚朴，好幾個晚上拖着把結他在我家小區里半夜唱歌，發酒瘋說他如何愛我，被我父親叫警察把他帶走了。他真是個——”
我知道她想說什麼，我不想聽到那個詞語，在她還沒說出口前，趕緊掛了電話。
對厚朴的擔心，很快被每天日常瑣碎的各種滋味淹沒。
在正式畢業前，我如願地被雜誌社錄用。為了參加畢業典禮，我回了一趟大學。希望這次回去，能見到厚朴。
打開以前宿舍的門，裏面確實出乎意料地乾淨。聽同學說，厚朴在臨走前，擦拭乾凈了每一個角落。他們不解厚朴的這個行為，其實我也不理解。
讓人意外的是，除了帶走一把結他，厚朴把整套樂器都留下來了。他跟同學們說，這是留給以後來這所學校，同樣懷有夢想的人。
我大概能感覺到，要離開學校時，厚朴內心裏那複雜的滋味。
以前讀大學的時候，總覺得這城市格外的小，就是一條主幹道，衍生出幾條功能迥異的路。然而，當它藏住一個人的時候，就變得格外的大。
整座城市就只有酒吧街上那幾個酒吧，也只有九一路上那兩三家樂器行。厚朴藏身的地方確實不多，但直到回北京前，我依然沒能找到他。
然而生活必須繼續，就像是個話劇演員，我必須在中場休息時間結束后，繼續扮演起在現實生活中苦苦爭取來的角色。
我就這樣告別了那座城市，告別了學校，也告別了厚朴。
北京果然像只巨獸，從飛機一落地開始，就有各種觸鬚攀爬而來，把你捲入一個個事件、一個個挑戰、一個個故事和一場場悲喜中。這眾多事件，這眾多悲喜，厚厚地、一層層地包裹着你，讓你經常恍惚，覺得似乎除了北京之外，再沒有其他的生活了。
作為師範大學的學生，我和厚朴的大部分同學都留在家鄉當起了老師，偶爾有些來北京進修或者補習的。我作為唯一一個紮根北京的人，自然成了他們的駐京接待處。
我沒再刻意去打聽厚朴的消息，但來的人總會有意無意地說起——事實上我和許多同學說不上熟悉，只是偶爾說說一些陳年舊事和另外一個共同認識的人的故事，勉強證明，我們為什麼還要在彼此身上花時間的原因。
據說厚朴流浪到最後，沒有朋友收留了，借公共電話亭打了個電話，就被他父親來城市接了回去。
為了他的事情，厚朴的母親和父親吵了很兇的一架，最終母親的主意佔了上風。在母親的努力下，一些關係得到疏通，厚朴被安排到三明一個很小的村莊裏去教書。教的課據說很雜，有語文、政治和音樂等。
不知道為什麼，聽到這個消息之後，我經常會在忙到大腦快抽筋的時刻，突然想像，在一個小村莊裏帶着一群小孩唱歌的厚朴。在我的想像里，他還是那樣激情四溢，還笑開着兩顆小虎牙，而村子的陽光，能把他的臉再次照出那種動人的透亮感來。我總會邊想像，邊自己開心地笑。
彷彿過上這樣生活的，是我自己。
糊裏糊塗地，我在北京已經待了兩年了。一個很平常的晚上，大學時期的班長給我打來電話：“你這周末能回來嗎？一起去趟三明。”
“為什麼去三明？”我沒反應過來。
“厚朴死了，班級組織同學們去探望他家。想說你們是最好的朋友，要不要也去送送他？”
我當即腦子一片空白，猶如被人重擊了一般。
班長還在講述這幾年厚朴經歷的種種，那是和我的想像完全不一樣的故事：到村裡教書的厚朴，一開始有些寡言，但也稱不上什麼問題，但慢慢地，他不斷和家裏人說，腦子裏有個聲音，哐當哐當的，像是有隻怪獸，就住在他腦子裏到處衝撞。一開始，還只是在晚上隱隱作痛，漸漸地，會突然毫無徵兆地發作，他一開始只是喊頭疼，後來竟發展到拿自己的頭去撞牆，撞得頭破血流。
課最終是上不了了，他的父親帶着他到處去檢查，並沒能查出什麼問題。
自殺的前一周，他對父親提了最後的要求：我能去北京看病嗎？
他父親拒絕了。
這幾年，已經耗盡了這個家庭的最後一點積蓄，也耗盡了這個父親最後的耐心。
班長還在感慨：“我們要多珍惜彼此了，生活是個漫長的戰役，他是我們當中陣亡的第一個人……”
我已經聽不清他在說什麼了。
厚朴的父親不知道，同學們不知道，王子怡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住在厚朴腦子裏的怪獸，是他用想像喂大的那個過度膨脹的理想幻象。我還知道，北京不只是他想要求醫的地方，還是他為自己開出的最後藥方。
一種難以形容的悲傷，迅速在胸口膨脹。張了張口，試圖想發出點什麼，卻始終沒有一點聲音。我這才意識到，這幾來年，對自己的管控太成功了，以至於在這個極度難過的時候，還顧慮着大聲宣洩會惹來鄰居的非議。
大學四年，畢業工作兩年，我一直控制着自己，沒學會抽煙，沒學會喝酒，沒讓自己學會發泄情緒的一切極端方式。要確保對自己一切的控制，要確保對某種想像的未來達成，要確保自己能準確地活在通往目標的那個程序里。
然而我要抵達的到底是什麼？這樣的抵達到底有什麼意義？
我自己也完全不清楚。
不想哭，內心憋悶得難受，只能在租住的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間裏，不斷來來回回地到處走，然後不斷深深地、長長地嘆氣。彷彿我的胸口淤積着一個發酵出濃郁沼氣的沼澤，淤積着一個被人拚命咀嚼，但終究沒能被消化，黏糊成一團的整個世界。
也就是在那時候，我突然察覺，或許我也是個來北京看病的人。
或許，我和厚朴生的是同一種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