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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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燦爛的夏天過去之後,我再也沒給周家梅抄過王建南的情詩。如今,愛情與詩歌都已成遙遠的回憶。
當時,我不失時機地告訴周家梅,我以後再不寫詩,詩歌不能當飯吃,廣告更重要,廣告是詩歌事業在現實社會的延續,是更有價值的追求,祖國需要廣告!
愛情也需要廣告,兩年之後,正是因為我在廣告行業有了一定的事業基礎,周家梅的父母才終於默認了我們的關係。
周家梅大學畢業的時候,托他父親的鴻福,她被分配到了重慶市委下屬的一個機關單位。
她父親以為,現在我們兩個一個是國家幹部,一個是社會閑雜,分手是理所當然的事。
她父母相信,只要兩個人不常在一起,感情漸漸就淡了。於是每個周末,周家梅幾乎被軟禁了起來,只能呆在家裏不準出門。
從此我們川東川西、牛郎織女,思念之苦幾乎要讓我們發狂。
那兩年的經商狂潮依然席捲着所有中國人,每個人都在為這些東西發瘋:君子蘭、房地產、股票、項目、招商、開發、融資——每一個有志青年都在嚮往着到南方去,到沿海去。
很多次,周家梅在電話里向我苦苦哀求,讓我帶她一起遠走高飛,到深圳,到海南,到北海,到任何一個可以容得下我們愛情的地方。
但這個時候,王建南從北京回來了,一個巨大的商機正等待着我們。
王建南一回來,就被他朋友拉到了一家名為英豪科技開發公司做辦公室主任,公司有一個前景十分誘人的項目正在招商,我馬上離開廣告公司加盟了英豪。
這個項目就是“用大糞製造香料”,當年的很多商界人士現在還可能記得,這項目的理論依據是中國古典哲學和辨證法:由於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對立統一,美和丑,高和矮、香和臭——所謂物極必反,臭到極點就可以轉化為香。最臭的莫過於人的阿堵物,所以,從大糞里提取香料是完全科學的。
英豪公司在一個郊縣搞了一次招股投資說明會,老總的演講時而慷慨激昂,時而輕鬆調侃。
我至今還記憶猶新。
他說:“大家看我個子高不高,很高嘛,但高和矮也是矛盾的對立統一”,“高”必然包含着“矮”,把我橫着量不就矮了嗎?對不對?哈哈哈——(笑聲)
所以說,在最臭的東西之中,必然包含着最香的元素,關鍵在於如何用科學的方法提煉,我現在告訴大家,我們的方法是東方傳統智慧和西方現代科學的結合,同志們想一想,原材料多少錢一斤?香料多少錢一兩?國際香料市場的貿易總額又是多少?幾百億美元啊!(熱烈的掌聲),我們為什麼要選擇這裏呢?有句俗話說,富人吃夜霄,窮人屙夜屎(笑聲),不能否認我們這裏還比較窮,但是我們有全世界最好的原材料。只要項目在這裏落地生根,就一定會蓬勃發展!
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就可以取代法國!取代印度!!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香料出口基地(更熱烈的掌聲),同志們,我們已經做了大量的科學試驗,提取了小部分香料,由於貯存手段太落後,很多進口設備都沒有落實——
聽了演講我深受啟發,我發現,這一套語言的修辭和句式特別好,很適合表達愛情,完全可以用來對女人傾述衷腸。
記得當時與會的農民群眾激動萬分,都表示願意拿出土地入股,副縣長甚至要把寶貝女兒嫁給王建南王主任,送到了公司當文秘,又托媒人暗示,這位如花似玉的姑娘只有17歲,王建南當時十分猶豫,後來聽說她終於被公司老總誘姦了。
當然這個項目永遠也不能落實,我和王建南投入了兩個月的熱情,清楚了這是騙局,我們也撈不到什麼好處,匆忙辭了職。
後來我聽說,一年前就有人用這個項目在南方某市騙了好幾百萬。
走了這段彎路,我不得不又回到廣告行業。
機會終於來了,從第二年開始,保健品市場的繁榮讓我們找到了自已的舞台,那兩年正是廣告行業的黃金時代。
不知道什麼原因,一夜之間中國老百姓全部都認為,他們的身體需要如此眾多的口服液。那時候電視上一半的廣告都是各種各樣的保健品。人們通過電視、路牌、燈箱看到我們策劃的各種神話、影像、還有為商品編撰的故事。他們都相信:如果不吃、不用、不購買某種口服液,他們的身體、生活仍至感情、家庭都將變得十分糟糕、甚至徹底完蛋。
那個年代的保健品消費狂潮和80年代全民“甩手療法”、“打雞血針長生不老”完全一樣。我的父母也加入到這一場聲勢浩大的熱潮之中,他們每天憂心重重、牽腸掛肚,常常為忘記吃某種口服液而抱怨:“少吃一回,這個療程就白費了。”
當時的廣告創意非常簡單,越肉麻越好,尤其是電視廣告,如果稍微有一點點含蓄和智慧,商品基本上都賣不出去。廣告詞的寫法也和大街上混混吵架的路數差不多,以威脅和恐嚇為主,當時我們稱之為“帶絲絨手套的鐵拳”和“用溫柔的聲音進行恐嚇”。1997年《廣告法》出台以前,我寫了很多廣告語,其實質內容都是惡狠狠的,甚至充滿了詛咒:一個女人是否成其為“真正”的女人,主要取決於她是否用某種婦女保健用品。
1995年,我已成為一家廣告公司的部門主管,有一次到重慶去洽淡一筆廣告合同時,接待我的某企業廠長正是周家梅父親的同學。
半年之後,當我坐着公司的二手尼桑到重慶看望周家梅時,她彷彿在迎接一個真正的白馬王子。
當時我看出周家梅的父親有些嫉妒,畢竟他的坐駕還只是桑塔納。
第二年,周家梅的父母終於同意她到成都,應聘在《華西日報》做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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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我和周家梅結束了兩地分居的相思之苦。也從那時起,我們的感情從狂熱中慢慢走向了平靜。
平靜的生活需要耐心和容忍,有時候,周家梅就不能容忍了,同居之後她發現我不愛讀書,我也發現,周家梅亂讀書,幾乎所有時髦的暢銷書她都在讀。最讓她奇怪的事,我再也不像初戀時那樣,有那麼多動聽和詩意的話語,因為我把自己僅有詩意都獻給了廣告事業。
終於有一天,我鼓起勇氣對周家梅說,當初為了泡上她,我耍過一些花招:我當年所寫的那些情詩,其實大部份內容都是王建南幫着我一起寫的,當時王建南大量引用了當年寫給他初戀情人沈秋的情詩。
但我告訴周家梅,我對她的感情是真的,甚至比情詩所表現的更真實、更強烈。
顯然,我坦白得並不完全徹底,最後我說:“你現在後悔還來得及。”
周家梅說幸虧我說了出來,她說她早就有所猜測,那些詩一定有王建南的功勞。
所以她最後說:“也許這就是緣份吧,只要你以後對我好就行了。”
真是感謝“緣份”這兩個字,這最不可靠的東西,最容易成為女人說服自已,也說服別人的理由。
從此,周家梅對王建南和沈秋之間的韻事特別好奇。成熟女人一般就很少有好奇心,尤其對男人的好奇心,因為好奇心正是愛情開始的基礎。
而一旦她們好奇起來,就會沒完沒了。平時我們一有機會和王建南一起玩,周家梅就會問:“你和沈秋怎麼回事嘛?為什麼要分開呢?太遺憾了。”
王建南不着邊際地說:“可能就是因為太浪漫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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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秋肯定和我一樣,因為父母反對,所以和王建南分手?”
周家梅躺在陽台的藤椅上,突然轉過頭來問我。
那年夏天,周家梅和我搬到了海蓉小區,築起了我們的愛巢,小區的陽台很高,每到深夜,我們喜歡躺在陽台上聊天。
我說不可能,聽“建南”這名字就知道他父親是做什麼的,當然是“建設大西南”時期的幹部,沈秋父母怎麼會不同意。
“要是我父母再反對下去,我也要淪落風塵,我好想當一回妓女啊!”她說。
正是盛夏的深夜,周家梅身着片褸,看起來無比風騷,這騷婆娘居然還意猶未盡地說:“乾脆我下輩子就當妓女,你說好不好?最後從良嫁給你,你要不要?”
我只好說:“要,當然要,我現在就要做你的嫖客。”
那天晚上,周家梅果然像一個風塵女子,或者說,她表現出來的想像力,就是我們以為的風塵女子。究竟像不像我們都不知道,那天晚上之前,我去過風月場所,卻沒有見識過所謂的妓女。
香港回歸祖國之前,祖國各地到處是鶯歌燕舞,文化演出活動多如牛毛,周家梅在報社的工作忙得來暈天黑地,經常出差採訪。
周末的時候,我無所事事,就和王建南在文化路那一帶“纏粉子”,成功率很低,也從來沒發生過實質性外遇。
星期天,我愛去看全興隊比賽。那時甲A聯賽正是最火爆的時候。四川全興打上海申花那場比賽,因為央視要傳播,時間在下午。
那一天川隊贏了球,所有人都很開心,像過節一樣。
比賽完了正是吃晚飯的時間,我沒有回家,在體育中心東門外的小巷裏上吃串串香,本地人稱之為“手提火鍋”。
我旁邊一桌是三個十七、八歲的成都小妹,正吃得滿面通紅,她們穿着清一色的弔帶超短裙,琥珀色一樣嬌嫩的皮膚,一個比一個性感。
其中最靚的一個我晃眼一看很像香港影星關之琳,只是她更瘦一些,儼然一個脫了水的關之琳。
我猜測,她們大概就是所謂的“沙輪廠”地下舞女。
在周家梅的淫威之下,我雖然早就聽說過“洞洞舞廳”,但一直沒去過。她們報社經常報道警方突襲“洞洞舞廳”的新聞,她們的報道往往都是這樣的:“——昨夜青羊區公安分局還突襲清查了順城街一線的5家地下舞廳,在‘雲露’茶坊現場擋獲參與賭博者10餘人,在‘白天鵝’歌舞廳擋獲兩名淫褻男女。”
每次報上所都用的都是“淫褻”一詞。周家梅對“淫褻男女”感到很奇怪,因為平時她知道通用的名稱是“賣淫嫖娼人員”。
一對男女在舞廳之中當然不可能造愛。那麼這“淫褻”究竟是在做什麼呢?
我估計就是“沙”,也就是摸摸搞搞干點苟且之事。如果僅此而已,警察衝進舞廳再打開燈,舞客們馬上就會住手,這“淫褻”恐怕還是要在現場抓住法律證據才能算數。
我向周家梅解釋不清楚,只好去問王建南,他回答說:“關鍵在於‘褻’這個字,這是個會意字,你看它是怎麼寫的——”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回家后,我把這種理解告訴了周家梅。聽完后她杏眼圓睜,憤怒地說:“向東,你給我放老實點,那種臟地方離你辦公室那麼近,只要你敢去那種地方,我們馬上分手!”看來周家梅贊同王建南對“淫褻”的理解。
我表示堅決不會去,然後我說:“我們兩口子是不是可以‘淫褻’一下?”
後來我們確實“淫褻”了幾下。
這時,三個小舞女已經發現了我在注意她們,其中一個牙尖嘴怪的小妹說:“看啥子看,下來沙兩曲嘛。”
我問她們在那一家舞廳,“脫水關之琳”顯然看出我一副色迷迷的樣子。她說:“我們在紅芙蓉。”
三個女孩結完帳走了,我沒等吃完,馬上走出去,遠遠跟在她們後面。
雖說我有一定的心理準備,但一到這“地下城市”我還是大開眼界、嘆為觀止。
風光果然漪旎無限,長長的走廊一眼望不到盡頭,像一節節的火車車廂,每隔十幾米有一道門,掀開珠簾,裏面便是一家家歌舞廳。
“紅芙蓉舞廳”是口岸比較好的一家,我很快就在那裏找到了她們。“洞洞舞廳”不需要說話,看好哪位舞女只需在她面前遞一個眼神、或者直接走過去就行。
我走到“脫水關之琳”面前,手一伸,她馬上貼在了我胸前。
我問了她的名字,她說她叫環環。
“沙”了七八支舞曲,我馬上打住,把50元錢塞進環環的乳罩,轉身就狠狽滾蛋了。
匆忙打車回到家裏,幸好周家梅在外地採訪,我趕緊把內褲換掉。
後來,我又去過“洞洞舞廳”幾回,每次找的都是環環,但這小婊子死活都不跟我出來,還說她說男朋友就守在門口的走廊上打麻將。
以前一些外地人有句話俗話說:“四川女人的褲帶松”。至少從環環身上,我知道這完全是對四川女人的一種歪曲。前年一外地女客戶在我面前說,他聽說成都女人都有一個日本名字,名叫“松下裙帶子。”我說,聽說你們那裏的女人也有一個日本名字,名叫“垂下宮子”,她馬上臉就紅了,很可能她恰好患上了“子宮下垂”。
從那以後,我習慣了平時有閑的時候去泡泡“洞洞舞廳”。
再後來,我拉上了王建南。他在那裏認識了一個叫紅姐的舞女,一個東郊的下崗女工。
很長一段時間,王建南和紅姐打得十分火熱,周圍的人還以為他在吃那女人的軟飯。
我知道不是,紅姐生意很一般,一個月拚命“沙”來“沙”去,只能掙一千多元。
不久之後,王建南把紅姐介紹到他們報社當了發行員,早上投報紙、下午和晚上就在“沙輪廠”上班。
後來,他們在一起的時候越來越少。
我最後一次見紅姐,是請她和王建南到我家來,以挽救我和周家梅的感情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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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和周家梅發生了第一次感情危機,我們可能會在上個世紀末結婚。
99年是一個結婚的年代:“給我一個溫暖的家庭,給我一段燃燒的愛情——”
這是羅大佑的老歌《家》的歌詞,但燃燒的愛情會讓家裏的房子着火,所以八十年代另一位歌手侯德建這樣唱道:“給我一個家,讓我到遠方去思念它。”
歌里所唱的可以理解為旅遊,也可以解釋為外遇。其實外遇可以帶給男人一個想家的理由。於是成都男人都這樣唱:“給我一個家,讓我到二奶家去思念它。”
我的外遇當然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在90年代,由於廣告業進入中國還沒發展幾年,很多人把廣告當藝術對待,稱之為“廣告藝術”。廣告人也就被當藝術家來對待。在很多社交活動中,我經常接觸大量女客戶,有不少的女人向我放電,但周家梅一直把我盯得很緊,特別愛吃醋。
其實正常情況下,我這樣的男人接觸的女人雖多,但很不容易被女人愛上,但特殊情況下就很難說了。
比如旅遊,女人最莫名其妙的地方就在於,旅遊的時候她們不僅對男人的警惕放鬆了,甚至還容易愛上男人。從98年開始,自雲南香格里拉旅遊熱之後,四川這邊的藏地旅遊也熱了起來。
春節前我花了5萬元,再從公司借了2萬多,買了現在這輛陸迪吉普車,加入本地一家“自駕車俱樂部”。99年五一節的時候,“國旅”一哥們讓我幫他帶幾個外地遊客去滔城、亞丁、塔公一線。做完這一趟司機兼導遊,一路下來可以掙3000元,當然,對我來說最有吸引力的是,說不定遊客中還有粉子。
四川臨近藏區,稍有文化的成都男人都可以做合格的導遊,加上我早年在藏區呆過,所以輕車熟路。
5月2日一早,我到武侯祠旁邊的康定賓館接了四個客人,結果大失所望:一對上海男女,一對廣東男女。男人的年齡和我差不多,女人約小一些,我不知道這兩對男女是姦夫淫婦、還是非法同居?我對兩個外地婆娘興趣不大,看起來也沒什麼機會,所以就沒想過要“第三者”插足。
頭一回帶客,我比較盡心盡職,但幾個人一路上都在驚抓抓地吶喊,才到瀘定就開始激動,在鐵索橋旁上猛拍了很多照片。到康定吃了晚飯,幸虧翻折多山是晚上,看不見風景,但這兩個婆娘看見星星也激動得說想摘下來,車到新都橋,兩對狗男女摟抱着昏昏欲睡。
在藏民家草草睡下,第二天一醒來,幾個人都不見了。
走到外面我才看見,他們在那裏又吼又叫。
那天天氣不錯,可以看見貢嘎雪山。這兩個小資婊子興奮得忘記了姓什麼,好像在比賽誰更激動。看見草堆堆也呈萬分感嘆狀,糟踏了不少花花草草,浪費了很多膠捲,簡直捨不得走,那個上海女人還說,真想死在這個地方。
死了正好先奸后埋!
當時我就想:以後再也不幹這種差事了,最近兩年我也確實沒帶過旅客了。
我告訴她們,旅程還有7天,萬里長徵才走第一步,這樣下去80天也走不完。
還算好,到了理塘,全體人員都沒有高原反映,我借口翻海子山可能會遇到暴風
雪,馬不停蹄往前趕。終於在天黑后不久趕到了滔城。第二天到了終點亞丁,這亞丁其實是個很大的垃圾堆,到這時候,幾個人才知道什麼叫疲憊。
回去的路就輕鬆了,他們不再問那些很傻B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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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定塔公寺,趁他們騎馬逛草場的時候,我好好休整了一下,準備着迎接這一次美好的艷遇。
第六天黃昏,我們趕到了丹巴縣城,住進國際青年旅社,放下行李后,我發現斜對面的鋪位上,有一條髒兮兮的緊身牛仔褲。
一看就知道,這是一條女人的褲子,我拿了起來,在自己腰身上比劃了一陣,發現這女人身材極好。腰圍比我小了三寸左右,臀圍卻十分可觀,而且褲長居然和我差不多。我已有一星期未盡女色,就這幾個性感的數字,已足以讓我馬上雄起。
我默記了床位號碼,在外面去尋找這種身材的女人,很快,我就在餐廳里搜尋到了她的身材,不對!應該是她的身影。
果然如我所料,牛仔褲的主人是個小粉子,她的床位鑰匙放在桌上,我走了過去,坐在她旁邊,把我的鑰匙也放上,暗示我們是鄰居。
現在,她穿着寬大的工裝褲,看不出她姣好的身材,但我一結合那幾個數字,她的蜂腰肥臀在我眼裏完全是**裸的。
她的容貌雖然不如她身材那般誘人,但畢竟是旅途中的邂逅,我已經認為她十全十美了。
談話後知道,這個獨自背包族叫李小菁,在磨子橋一家電腦公司上班。
談旅遊是我的優勢項目,不到半小時我們就混熟了。
睡覺的時候我們卧談了很久,讓臨近床鋪的人很有意見。
第二天一早,我違規讓她坐上了我的車。
對我來說,真正的旅遊從現在開始,從丹巴到日隆縣雙橋溝,那十幾座4000多米的雪山作證,我完全是一名合格的導遊,路上講了幾十個段子,一會兒說雲南話,一會說藏族腔四川話,托這粉子的福,兩對男女遊客終於感覺這一回不虛此行。
晚上住進日隆縣的四姑娘賓館,我和小菁已是**,7天的壓抑終於得到了報償。
平息下來之後,我對小菁說,“日隆”這名字太好了,像是專門為我們取的。
但當我告訴她,我已經結了婚時,小菁又哭又鬧,說我欺騙了她的感情。
我對她說:你又沒問過我。
第二天回到成都,已是9日中午,吃午飯時我和兩對男女告了別。
他們當時依依不捨,留下聯繫方式要我們一定去廣州、上海玩,那廣東女人還送了一支口紅給小菁。
回到家周家梅不在,下午我狠狠補睡了一覺,醒來時天已經黑了。
推開窗子我突然發現,大街上人聲鼎沸,很多人高呼着口號在遊行示威。
發生了什麼事?我馬上打電話問周家梅。
周家梅在電話里特別激動、義憤填膺,說美國轟炸了我駐南聯盟大使館。然後說明天她們的報紙要出特刊,報社所有編採人員加班到凌晨以後。
我打開電視機,開始關心國家大事。
剛關心了幾分鐘,就接到小菁的電話。
她在電話里批評我太不浪漫了,這麼早就過起了這種世俗的婚姻生活,最後她說今晚一定要見到我。
我想周家梅不在,就讓她過來了——情意綿綿地把她送走以後,我躺在床上等到凌晨2點,周家梅還沒有回來,我想今天我已交不起“公糧”,也用不着上繳,漸漸就睡著了。
第二天上午一醒來,我發現周家梅起得比我還早,一個人坐在梳妝枱前,兩眼紅腫,好像把眼淚都流幹了。
問她原因,她什麼也不說。
當時我還以為,她可能在為南聯盟犧牲的兩位同行傷心。
我起床后,去撫她的肩膀,她推開我的手說:“滾開!你讓我覺得好噁心!”
真是莫名其妙,我忐忑不安,匆匆忙忙上班去了。
到了晚上,我回到家裏,周家梅好像一天都沒有出門,還是一言不發。
深夜了,整整一晚上,周家梅沒有說過一個字,我雖然還是一頭霧水,但已經嗅出了空氣中有一種可怕的味道。
最後,在我不斷地追問下,周家梅伸出了一隻手,她的左手,然後在我眼前慢慢攤開:她手心裏是一支“羽西”牌口紅。
——這不是她平常用的牌子!
我馬上反映過來:一定是李小菁那個臭婊子昨天故意留在我床上的。
“我們分手吧,找到房子我馬上搬出去。”周家梅冷冰冰地說。
我盯着周家梅手心裏的口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我平常就有怕老婆的習慣,實際上凡是討了漂亮女人當老婆,沒有幾個男人不怕的。幸虧我當時沒有馬上說話,才有了抵賴的餘地。
我相信在這種事情上必須抵賴,必須旗幟鮮明地抵賴,才有可能最後讓女人自己都相信,是錯怪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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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周家梅沒有捉姦在床,我就有抵賴的餘地。
要命的是這支口紅,它正躺在周家梅的掌心裏,看起來像一個驚嘆號,我的腦袋裏裝滿了問號:把它栽贓到誰的頭上去呢?我絞盡腦汁,首先想到我老媽,不行,她太老;我又想到了弟弟胡向前的女朋友,更不行,她根本不在成都。
最後,我想到了王建南。我假裝終於回過神來的樣子,這時,我沒有合攏的嘴像一個大大的句號,我恍然大悟地說:“哦,這肯定是王建南的他那個老粉子紅姐留下來的。”
我解釋說,今天下午我剛回家,王建南就打來電話,說要借我的房子幽會,你知道,王建南不是跟別人合租房嗎?不太方便,這紅姐是“洞洞舞廳”的地下舞女——為了讓這個謊言像是真的,王建南當天晚上就打了一個電話過來,問我們有沒有撿到一隻口紅。
第二天下午,王建南帶着紅姐到了我家,周家梅只允許他一個人進門。
王建南一味地道歉,說當時很糊塗,本來倆人在客卧里!但後來他和紅姐發生了爭吵,原因是王建南要給她錢一筆錢,紅姐在舞廳掙錢不多,還都被老公打牌輸了,但紅姐堅決不接受王建南的資助,而且一直哭泣。後來她到了卧室里,想借周家梅的梳妝枱補妝,倆人又發生激烈爭執,最後不知怎麼回事,反正吵來吵去,以致於她最終就把口紅掉在了床上,昨天晚上紅姐才終於想起——我知道這都是王建南瞎編的,但他說得十分動情,任何鐵石心腸的人聽了都會感動。圍繞着這支口紅,他和紅姐之間的“真情”把我感動得一塌糊塗。
最後,周家梅在家裏批評了王建南一個晚上。讓紅姐在外面等得很不耐煩,站得腰酸背痛。
她教育王建南,一個男人要有上進心,要潔身自好絕不能同流合污,怎麼能到“洞洞舞廳”那種地方鬼混呢?甚至說要介紹一個正經女孩給他當女朋友。
那天下午王建南一直點頭稱是,從來沒這麼謙虛過。
第二天,我請紅姐和王建南吃了頓火鍋以示感激。那天以後,就也沒見過那位紅姐了。
“口紅門”事件雖然平息,但負面效應也是明顯的。
從此,周家梅總是固執地認為,連王建南都墮落到去泡“洞洞舞廳”了,至於我,更不知壞到哪裏去了。
就算我無數次地表忠心、獻愛心也無濟於事。
那一年初夏之後,我和周家梅失去了一種相濡以沫的感覺,失去了信任,性生活也遠不如以前頻繁,很多時候她像例行公事一樣應付。
在這種情況下,我在外面尋花問柳的事漸漸多了起來。更重要的事,我沒有了心理負擔,對周家梅的歉疚之意也越來越淡。
後來,我們常常分分合合,但每一次分手過不了三天,我就會在她面前低三下四、口若懸河,她最終只好選擇回到我身邊。
但去年夏天,周家梅終於一無反顧地離開我。究竟是什麼力量讓她突然狠下心來和我一刀兩斷,會不會是她找到了新的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