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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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王建南去了才知道，師大果然美女如雲。
出席這麼重要的場合，我穿得十分莊重，白襯衣、紅領帶，看起來特別英俊正派，很像現在的保險推銷員，因為沾了王建南的光，我和詩人們一起，坐在最前排的嘉賓位置上。
嘉賓的衣着個個都很隨便，全是藝青、憤青、甚至是滾青打扮，只有我一個人衣冠楚楚，坐在他們中間顯得很不協調，像一個錯別字。
但同學們卻不時向我投來崇敬的目光，我知道，這完全是一個誤會。那時候，80年代的“詩歌熱”已成過眼煙雲，但由於卡拉OK和現在的“一夜情”還沒有普及，詩歌雖然不是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學形式，但還是少男、尤其是少女們抒發感情的重要手段。
那天晚上師大禮堂人山人海，禮堂外面也站滿了學生。
一個少女上台了，她邁上台階的時候，優美的腰臀弧線在我眼前輕捷地一晃，抬頭一看，她花蕊一樣粉嫩的臉上，洋溢着純潔的光芒，她的美貌雖不如當年的沈秋那般精緻，卻另有一股青春的活力。
我馬上臉紅筋脹，腰下立即起了反映，當時我坐在第一排，隨着她朗誦時身體的起伏，她身上某個突出的部位有時離我額頭不到0、01公分，我甚至擔心，她嬌嫩的皮膚會感覺到我臉上溫度的幅射。
她朗誦了電影《簡愛》裏的那段著名台詞，我暈頭轉向，目眩神馳，完全忘了她念的內容。也沒聽清楚她的名字？她是什麼系的？那一屆的？
我剛從“山上下來”（成都人把從甘孜、阿壩等藏區回來稱為從“山上下來”）。
從大山裡回到成都這個溫柔鄉，已很久沒見過這麼粉的女人了，我當時像一隻春天的猴子，思慕如渴，慾火如焚。
關於那次詩歌朗誦會，我的全部記憶都是這個少女——她朗誦時激動的聲音，生動的表情，婀娜起伏的身體、粉紅的臉龐。
事後我知道，她就是周家梅——我後來的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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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那一年春天之後，我對王建南開始刮目相看。所謂人有人道，蝦有蝦道。
道可道，非常道，只要不是歪門邪道，每個人都有他泡妞的獨特之道。
散場之後，我和王建南尾隨女生們到了她們的宿舍——俗稱“熊貓館”。學校的詩社社長是一個很熱心的小夥子，名叫文迪，他尊敬地稱王建南為“王老師”，稱我為“胡老師”。他告訴我們，周家梅老家在重慶，89級中文系學生，住女生宿舍9號樓。
後來聽王建南說，其實那次詩歌朗誦會可謂“盛況空前”。除了詩歌，氣功也登場亮相，著名氣功大師陳小雨表演了耳朵聽字、隔空取物等特異功能，成都搖滾先驅“二流子樂隊”的陳中和姚西演唱了他們的成名作：《1989年的**》。
比王建南高几屆的幾個詩人當晚喝得大醉，最後犯了事，其中兩個因調戲婦女被治安處罰勞教一年，還有一個因偷自行車被勞教兩年。
王建南說幸虧了我們泡粉子去了，否則喝酒的時候他肯定在場，不定會惹出什麼事來。
當宿舍樓大媽把周家梅從523叫下來，亭亭玉立站在我面前時，我手足無措，幾乎當場崩潰，和幾年前第一次見到沈秋的情形完全一樣，我不敢看她的眼睛，半天說不出一句話。
王建南先說話了：“你好小周，我姓王，聽了你的朗誦我們都很感動，你是一個很有悟性的女孩。”
“你就是王建南老師吧？謝謝誇獎，我好像讀過你的詩。”周家梅羞郝地說。
我吞吞吐吐地說：“我是胡向東，準備為你寫一首詩！”
說完這句話，不僅是王建南，連我自己都嚇了一大跳！
如果現在還有一個男人這樣對女人說話，她一定會罵他“腦袋裏有乒乓！”
但在當年，這是十分正確的愛情表白，我從來沒有寫過朦朧詩，事後，我很為自己當時的勇氣自豪。
不過，我可以向王建南學習，從此後，我加深了和他的友誼。
輪到王建南牛逼了，他現在是大爺，是老師，我必須向他求救。愛情的力量是無窮的，一個混混加入到了文青的行例，王建南當然非常樂意，並表示要傾囊傳授。他馬上借給我一大堆書，讓我好好學習揣摩。並重點勾出了葉芝、聶魯達、艾呂雅、阿波利奈爾、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奧登、麥肯明斯等人的著名情詩，另外還有重慶詩人柏樺、成都詩人翟永明等人的一些作品。
王建南說：詩歌這東西其實很簡單，可能一晚上就會了，也可能一輩子都不會。
經過五天艱苦的學習，我不得不悲痛地承認：自己屬於後者。
在那一年春天我相思成疾，一籌莫展，王建南借給我的那一堆東西，讀起來令我莫名傷感，我似懂非懂，但一句也模仿不出來。
更可怕的事，這些東西彷彿是迷幻劑，給我造成了很嚴重的後遺症：相思病開始加劇，對事業不思進取，就像現在電視連續劇里的那些警察一樣，多愁善感，對花流淚，見月傷心，拾金不昧五講四美三熱愛、除四害講衛生、扶盲人過馬路、給孕婦讓座位幫小朋友系鞋帶——很多的街坊鄰居都跟我媽說：東東這娃娃肯定得了神經病，要不要送“四醫院”看看。
“四醫院”就是成都市精神病醫院，我知道，這都是愛情詩所害的，王建南告訴我，美國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給情人送玫瑰花時，一般都喜歡附上幾句情詩，就像現在的大學生要附上自殺的詩人海子的情詩一樣。比如美國人喜歡用肯明斯的那首著名情詩：“愛情比忘卻厚比回憶薄比潮濕的波浪少比失敗多它最痴癲最瘋狂但比起所有比海洋更深的海洋它更為長久——它最明朗最清醒比起所有比天空更高的天空更為不朽。”
或者帕斯的：“你名字的音節穿過我失眠的鐘點——”
或者是聶魯達的：“今夜，我能寫出最悲涼的詩句——”
我的確感到萬分悲涼，但卻寫不出一句那怕稍微有一點點悲涼的詩句。
這場相思病害了大半年我才恢復正常。經過這番熏陶，我在這一方面有了很大的進步，懂得了很多掌故，完全可以冒充文化人，同時也讓我順利進入了廣告行業。
但是周末快到了，在周家梅面前說了大話之後，我拿什麼東西再去見她呢？
我只好向王建南求救。我問他以前寫過愛情詩沒有，他說上大學的時候寫過。
“現在能不能寫？”我問。
“不能，”王建南很正經的說，“只有愛而不得的時候，才可以寫情詩，正在戀愛的時候寫出來的東西很肉麻，沒有戀愛的時候寫的東西很空洞、很矯情。”
這一點我能夠理解，所以我說：“可不可以把你以前寫的情詩給我看一下。”
“不行，它們在一個女人手上。”王建南說。
沉默了一陣之後，王建南問，我是不是真愛周家梅？
廢話！我嶄釘截鐵地說。
最後王建南說，他可以替我想想辦法。
“它們在誰的手上。”我問。
“沈秋。”王建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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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南大學時代的情詩在沈美人手裏，我早就應該想到。
大一時，王建南兩次到重慶來玩，他當然是來追求沈美人的。
也正因為他來了，我才打消了泡沈美人的主意，畢竟，他是我們同學中唯一考上名牌大學的才子。
記得大一那年五一節前夕，我、王建南、沈美人三人一起去登歌樂山，留下來的一張照片我現在還保留着——山坡上一叢映山紅旁，沈美人光艷照人，王建南丰神俊朗，好一對才子佳人神仙伴侶。我站在他倆旁邊心懷妒意，以至於看起來賊眉鼠眼，很像一個叛徒特務。
參觀渣滓洞、白公館出來的時候，沈美人就開玩笑地對王建南說：“你看胡向東像不像甫志高。”
王建南說哪裏像嘛。沈美人不依不饒，非要王建南承認，她說：“像嘛像嘛，我說像就像！”
我面對沈美人嬌嗔得快要滴下來的神態，我不得不忍痛承認，自己不但像一個叛徒，而且如果在戰爭年代，我很可能就是一個叛徒。
沈秋那天特別開心，中學時代的“冰美人”形像一去不返，簡直變了一個人。
那年春天我還見過她兩次，她看起來千嬌百媚、風情萬鍾，當時我想，書上所說的絕代佳人可能就是這個樣子。
後來聽說他們戀愛了，王建南一定還來過重慶，只是不像上次那樣還住我們宿舍，所以他來了我也未必知道。我當時醋意未消，所以也沒過問他們之間的事。
理後來，再也沒人過問他們之間戀愛的事了，因為沈美人出事了，大家都不想問、不必問、也不敢問了！
因為，沈美人身上後來所發生的事，可以說是西南中學我們那一屆男同學心中永遠的創痛，甚至可以說是恥辱。
當年，沈秋這段軼事報紙上報道過，在四川很多高校里眾人皆知，傳得沸沸洋洋。後來好事者添油加醋，像編黃色小說一樣，說得來眉飛色舞、口沫橫飛，增添了大量淫穢下流的細節。——朋友，如果你剛好是那幾屆的四川的高校畢業生，一定聽說過這一類荒謬的說法，其中一個說法是這樣的：某高校一校花因長期性壓抑，終於走上縱慾的道路，在火車站低檔旅店從事賣淫活動——另一個說法是：某校著名美女在五星級賓館做高級應召，遇上幾個牛高馬大虎背熊腰的黑人水手，通霄達旦的嫖宿之後，少女不勝體力被**致死。——親愛的朋友，也許你正好是沈秋當年的校友，你甚至還說那沈美人我見過，她不就是那沈——請你打住！！你說得很對！是的，你知道我不可能用她的真名，沈美人當年艷名遠播，你可能見過她，甚至還在舞廳請她跳過舞，追過她也有可能，但我仍然請你相信我，既然你已經讀到這裏，說明你有良好的閱讀習慣，所以，我希望你看完這本書再下結論。
我對剛才這位朋友的態度有點蠻橫，是因為有些人總是過於輕信，聽風就是雨，聞屁就是雷，自以為了解事實真相，其實真相決不是那麼容易了解的，大眾所言固然不可全信，眼見為實也未必可靠，關鍵在於邏輯，只有把生活的邏輯、時代的特徵和真實的材料相結合，才能作出正確的判斷，這才是了解真相的唯一方法。
作為沈秋的同學和事後的見證人，我可以把真實情況寫出來以正視聽，以上那些細節其實全是好事者們的杜撰和無聊的意淫。
事情是這樣的：大三那年開學不久，沈秋到學校來找我，讓我放寒假時把她一箱衣服帶回家，她說要到沿海去一趟。
第二年春天，沈秋因賣淫被廣州市公安局處罰，勞教半年後遣送回校，同時被校方開除學籍。
放寒假時我送箱子去過她家，當時就已經知道她在廣州出事了。所以，沈秋和她母親從重慶返回成都時，正是我去送的火車。
另外，沈秋在學校的戶口遷移手續、糧食關係轉移等等，都是我到她們學校為她辦理、並在實習期間帶回成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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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秋為什麼要去廣州賣淫？
多年來，我們一直沒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王建南對此則避而不談，畢竟這是他心上的傷疤，我不便過多追問。
至於沈秋被公安局勞教的事，當年她和她母親毫不違言，對我也不必違言。
當時，我信誓旦旦地安慰她們：“絕不把這件事傳到成都去，一定就讓它在重慶煙散雲散。”
因為，中學同學裏只有我倆在重慶上學。
90年暮春的一天，我還清楚地記得是91次列車，我送沈家母女踏上了開往成都的火車。
在兩路口車站擁擠狹窄的站台上，我看見沈秋神色凄楚，面容憔悴，一頭齊耳短髮在風中凌亂地飄散——那時她年方20，她以前那一頭長長的秀髮，曾是我們男生心目中一面飛揚的旗幟，是我們純情時代的見證。
那年暮春以後，我再也沒見過沈秋。
二年後春節，我在成都再見到王建南時，我感覺他完全變了，酒量大漲，自暴自棄，和我臭味相投，成了一對鐵杆朋友。
沈秋賣淫的事，當年夏天就傳到了成都。
其實，如此轟動的新聞我不去發佈，總有人唯恐其它人不知道。尤其是我們班上的某幾位女生，眉飛色舞地傳揚着、渲染着，長長地出了一口多年來鬱積在心中的惡氣。
沈秋賣淫的事對劉至誠的打擊特別大，他當年痛心疾首地對我說：“連沈秋居然也賣淫啊，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比錢更重要！”
從此以後，他立下了做生意發大財務的雄心壯志。
當年夏天，沈秋遠走他鄉，去了雲南她姑媽家，聽說跟着她姑媽在學畫畫。
又過了幾年之後，聽說沈秋和一個畫家在雲南麗江流浪，後來聽說她傍上一個大款去了美國，再後來，有人說她結婚了。
1992年春節，我從汶川回成都過年，見到王建南就問他，沈秋去雲南之前見過她沒有，當時王建南不願意回答我。
現在，當然不可能從沈秋手上把那些情詩要回來。
“你寫給沈秋的情詩還能回想起來嗎？”我問王建南。
“都在這裏。”王建南拿出了一疊紙說，“我前幾天慢慢回憶，抄下來了。”
看完王建南當年寫給沈秋的情詩，我發現，只要略做修改，就可以轉贈給周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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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王建南的情詩仔細做了一番分析，得出的結論是，他和沈秋不僅相愛了，而且愛得很深，很瘋狂。
我選出了一首最適合用抄來贈給周家梅的，原詩標題為《霧都之夜》，我連標題都不用改了，因為周家梅的老家正在重慶，我只改了三個字，把王建南所提到的“未名湖畔”改為我和周家梅所在的成都“府南河畔”。
三個字，但效果卻比三萬字更頂用。畢竟我也算參與了創作，在周家梅面前我用不着心虛了。附：《王建南寫給沈秋的第一首情詩》
我眼前浮現遙遠的歲月嘉陵江水靜靜地流淌兩岸的漁火，是天上散落的繁星昏黃的路燈，映照你秀麗的臉龐
黑夜是一杯最苦的咖啡被燈火吹脹的濃霧是黑夜的白色伴侶你一身紅衣，是霧夜中的精靈
在高高的石板路上你默默無語緩慢的足音我深深的絕望從歌樂山下到沙坪壩車站從山城的霧夜到未名湖畔遙遠的嘆息沉沉的霧靄我看見緩緩的江水靜靜流淌
我基本上看懂了，內容說的是沈美人當年送王建南從歌樂山走到沙坪壩趕火車，這很不容易，需要走一個小時的石板路，當時王建南要回北京，倆人在路上難分難捨走得很慢，情景十分悲慘。
但我不懂的是，不過是短暫的分別，為什麼又是“最苦的咖啡”又是“絕望”
呢。另外，緩緩的江水分明就是象徵逝去的愛情、或者追憶過去的時光。
不過這樣也好，讀起來纏綿悱惻，特別適合讓周家梅朗誦。
不同時代有不同時代的愛情語言，90年代應該會幾首拿手的卡拉OK或者會幾句電影台詞，80年代你應該背幾句詩或者彈吉它。新世紀你應該會講幾個黃色段子，至於6、70年代，從愛情的意義上說，基本上屬於古代，沒有人去考證那個年代的用什麼樣的愛情話語、或許根本就不戀愛。
所以王建南的情詩放在今天雖然不合時宜，但對於周家梅這樣的大學女生效果顯然不同。
當天下午，一個星期天的傍晚，我把抄在明信片上的情詩和一大束玫瑰花附在一起，來到周家梅她們宿舍門口，等着她下樓來。
周家梅下樓來一看見我並不吃驚，畢竟，這是一起事先張揚的求愛事件，另外，我和王建南也給她留下了比較深的印像。
我讓她先把玫瑰拿回去插上，說我在下面等她，她拿上花說聲謝謝，沒有任何承諾。很平靜地轉身就走了，估計這樣的花她收到過很多。
看在兩個男人的痴情份上，我相信她很快就會下來。
但是我錯了，我在樓下足足等了40分鐘，當時我以為，也許她覺得這首詩寫得不好，也許是她在哪裏讀過。
正當我已經絕望、打算放棄的時候，周家梅終於下來了。
她換了一件衣服，重新化了妝，臉上似乎泛着紅暈。
事後我才知道，同宿舍一個好事的女生當眾朗誦了一遍，全體女生都感覺特別纏綿憂傷，同時對我的痴情和痛苦充滿了同情和憐憫。
周家梅當然也不例外。
後來我也懂得，其實憐憫，正是愛情的一種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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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和周家梅約會，我面紅耳熱，無話可說。
後來我知道，正是我緊張無助的樣子，反而激發了一個女人的憐憫和愛意。
在周家梅眼裏，我是一個校園詩人。她當然不知道我是冒牌的，其實後來我也發現，在這個世界上，最容易冒充的就是詩人。比如要冒充畫家，起碼要會幾筆素描，就算不會素描，想要冒充後現代前衛畫家畫抽象畫，也得有一定的形式感和勞動狀態比如訂畫框、綳畫布等等。冒充寫小說的，就算一個字不寫，也必須擺出長時間的伏案工作狀態。要冒充搞音樂的，至少要有一兩件樂器做為行頭；如果要冒充商人那就更難了，你要有買單的能力，除了職業騙子，很少人有這種天份。
只有冒充詩人最簡單，一隻筆一張紙，甚至紙和筆也可以不要，直接說你是詩人就行了。因為這個原因，80年代詩人之多，和90年代的總經理、21世紀的MBA一樣，要在大街上找出一個人說他不是都十分很困難。
由於詩人與畫家、小說家、音樂人等行當殊有不同，基本上沒有什麼正經事可干，有大量的空閑時間泡妞、打架、流竄作案等等，再加上這個行當有太多冒牌貨，所以到80年代末期，詩人給人民群眾留下了極壞的印像，最後詩人也和現在的MBA一樣，成了一個罵人的詞：“你他媽詩人，全家都是詩人”。
一進入90年代，當年的大部份詩人已轉入“地下狀態”。除非遇上同道，像黑社會一樣說上一兩句江湖切口。否則都不會承認自己是詩人，王建南舉例說：如果對方說“天王蓋地虎、寶塔鎮河妖”，你就說：“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對方說“此地無銀三百兩”，你就說“一行白鷺上青天”，越無厘頭，說明你越正宗。據他所說，只要掌握了這套江湖“切口”，就可以四海為家、走遍天下白吃白喝，每到一處當地詩人管吃管住還要管粉子。就像我現在對待廣告公司的甲方一樣，管吃管喝還要管姦淫嫖宿。當然，這些切口並非無隙可擊，經常被人鑽空子，曾有一個校園詩人在成都帶着一支野模隊搞演出，只要是詩人到他那裏去，他手下的粉子可以隨便日，幾年來，他接待了中國幾乎所有的成名男詩人，但事後知道，全是冒牌的。
做為89級大學生，周家梅已是跨入90年代的小“文青”，當年的“文化熱”
和“詩歌熱”雖然只過去了幾年，但對於她們來說，已是遙遠的傳說。
那個年代的“文化熱”卻給當年的大學生留下了深刻的印像，讓每個人叫苦不迭，剛上大學時我們以為，終於成為“天之驕子”了。
但事情遠沒有這麼簡單，就男生而言，必須在以下幾樣愛好中選修兩門：西方哲學、圍棋、吉它、足球。依地域而定，如果是華東地區高校，一般是西哲和吉它，在重慶則是西哲和圍棋，在北京，則至少要愛好三門以上。
“西哲”在每個地區都是必修課，如果一個人沒有讀過幾本西方哲學書，就算讀清華也不算是大學生，最折磨人的事，西方哲學浩苦煙海：83年流行科學哲學，84年時新弗洛伊德，85年言必稱存在主義，86年風行尼采、87年又是海德格爾、88年符號學大行其道，89年最可恨：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等各種流派都在流行——所以，做為八十年代末期的大學生，我們這一代最為倒霉，亂七八糟的東西看了一大堆，讀得似懂非懂，人生的道理現在也不明白，當年的我們就像一把篩子，接受了很多思想，什麼也沒有留下，看起來對什麼都感興趣，實際上對什麼也不感興趣。
後來的大學生就輕鬆了，終於從西方哲學的泥淖中解放出來，大家都認為，西方文化已經到了盡頭，只有等着咱們去拯救。在90年代，如果一個大學生還知道弗洛伊德，就只能去當作家；如果連海德格爾都知道，就只能去當詩人；如果連本雅明都知道，那就更危險了，就像王建南一樣，很可能什麼都不是。
以上的東西我略知一二，所以在周家梅面前冒充詩人綽綽有餘。
那一天周家梅問我，這首情詩什麼時候寫的？
我說就在前幾天。她說這詩寫得真好，為什麼會這麼憂傷呢？
我告訴她，主要是因為她太美了，美得讓我心碎，所以擔心再也見不到她。
為了和情詩所寫的內容相符，我編了一套謊言，我說在重慶讀書時，重慶姑娘給我留下了極其美好的印像，我渴望的愛情正是和一位詩中所描述的那樣一位姑娘相親相愛日久天長。但由於大學期間我專心於學習（其實是專心打麻將踢足球），沒有機會了卻心愿，所以萬分絕望。也許正是命運安排我在成都認識了你。
周家梅聽了我這番話很感動，很久沒有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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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很慚愧：周家梅是我的初戀。我已經23歲了，從來沒有正經地戀愛過一次，雖然有過不少的暗戀，比如小學時暗戀音樂老師、初中時暗戀地理老師、高中時暗戀沈秋，其中一以貫之的是暗戀各類文藝題材里的潘金蓮（尤其是A片）。
但人生第一次完整的戀愛是從周家梅開始的。
戀愛之前我的愛情知識非常缺乏，中學時代是一個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好學生，當然，身下某地方也是每天早上“天天向上”，讓我苦不堪言。但正如我們當年的學習部長所說：絕不能把“青春的熱血無謂地傾灑在衛生紙上”。
泡上周家梅之前，我是一個愛情悲觀主義者，大二時，同班一男生就以自已慘痛的經歷給我們上了生動的一課：國慶時他約了一個四川外語學院一女生元旦一起過新年，女生說一定會來我們學校。這男生家境不太好，每天的菜票只有五角錢，於是3個月裏他每天節約一角錢的菜票，到了元旦那天，全宿舍的男生都走了，把地方留給他，他用節省下來的9元錢買了一桌子菜，都是他三個月裏捨不得吃的，然後從下午5點一直等到晚上10點。室友們回來了，一桌酒菜絲毫未動——這男生畢業後去了海南，98年在廣州有了自己的建築設計事務所，99年他回到四川，讓這女人做了他三個月“二奶”，之後再讓她夫離子散——這件事說明，女人是男人最好的老師。
這位外語學院的“女老師”告訴我們：女人是不容易被泡上的。當年我甚至寄希望於工作後由組織上安排，現在的少男少女不懂“組織安排”是什麼意思，可以去問自己的父母。意思就是說男女各自的性資源由組織上來進行一次性調配，調配方式相當於現在政府牽線搭橋下搞的資產重組，其目的是為了生產祖國下一代。
王建南既然可以用這些情詩泡上沈秋，我用它來泡周家梅也應該大有把握。
和周家梅從校園走到校門外的後山上。我說：“周家梅，你做我女朋友吧？”
周家梅沉默不語。我試圖抓她的手，她很小心地躲開。
“你以後想做什麼呢？”她問我。
——廢話！當然想和你**。
我顯然不能這樣說。其實，我也想知道以後我該做什麼？
女人一般都會這樣問一個男人，但那個年代正處於社會轉型期的開始，我們對將來要幹什麼一無所知。
現在就不必這樣問了，男人是幹什麼的並不重要，關鍵在於幹得怎麼樣，他的事業就寫在他的身上、臉上：他開的車，他（她）用的款式，他的服裝品牌，甚至他（她）的口音夾雜多少英文單詞，所談的話題所涉及的資產標的——這一切都是男人或女人的VI識別系統。
周家梅的話涉及到理想、事業之類的問題，我只好認真對待，說了一堆我自己根本就沒想過要乾的遠大抱負。
這些話題的意境太高，都在腰部以上，再這樣談下去，周家梅的褲子肯定脫不下來。
我本來也沒有這種奢望，第一次和女孩約會，想要一親芳澤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幾乎不可能。尤其在90年代初，很多出身傳統知識份子家庭的少女都很保守，她們把第一次看得無比神聖，周家梅正是這樣的女人。能拉開一下她的手很不容易了，這已經就意味着她對我有了好感。
晚飯之後，我們一起去看了電影《魂斷藍橋》，這是當年少男少女的戀愛必修課，就像後來的《泰坦尼克》、現在《東京愛情故事》一樣，少女們一般都會看上兩遍。
那是我第一次看愛情電影，以前我一直覺得，如果一部電影既不打槍、又不打拳，或者連床上鏡頭都沒有，那還叫電影嗎？
但是，總有一部電影讓你淚流滿面，這電影放到最後的時候，周家梅已淚如雨下。
看完電影出來后，我覺得女主角費雯麗確實很漂亮，眉眼之間的韻致有點像沈秋，但對於她去當妓女這個情節，我認為不夠真實，不就是因為窮嗎？以她那麼美的姿色，可以去做高級應召，或者傍個大款，掙了錢之後再立個什麼“牌坊”，拍拍電影灌灌唱片，就算混入上流社會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周家梅不同意我的說法，她認為費雯麗淪落風塵不僅是為生活所迫，主要原因是她在報紙上看到自己深愛的男人在陣亡名單里，所以她萬分絕望，終於自暴自棄，當時周家梅還說：“一個女人在感情絕望的時候，什麼事都幹得出來。”
什麼事都幹得出來？我對她說的這句話一直很懷疑。
用肥皂劇來解釋生活當然可笑，但一個女人和你討論這些問題，說明我和她之間的關係已經進了一大步。
在女生宿舍門，我悄悄拉住了周家梅的手。周家梅的手心裏全是汗水，她沒有立即反抗。過了一會兒之後，她抽出手來，小聲對我說：“我想再讀讀你寫的情詩。”
我頓時氣餒，但無法反對。我也覺得，一首詩就想讓一個女人脫褲子是不現實的，起碼也應該兩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