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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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看是沈秋的老公，馬上拉着王建南抽身而退，避開他的視線。
站在咖啡廳門旁，只見小甜甜一雙撲閃撲閃的大眼睛，無比嫵媚地看着自己的“白糖王子”，“方糖”先生肥白的大手正溫柔地撫摸着她光滑渾圓的大腿。真是天生一對啊，一個是“方糖”，一個是“小甜甜”。
這一對“忘年交”正在卡座里打情罵俏，看起來十分肉麻，看得我咬牙切齒、義憤填膺，時刻準備着衝上去把“方糖先生”從沙發上提起來，揍扁抖散，揍成一堆提不起來、捏不攏來的白砂糖。
對這個風騷的小婊子，也要給她幾擊響亮的耳光，然後先奸后殺，殺了再奸又奸又殺，她居然敢“第三者”插足，破壞別人的家庭，不打白不打！
當然，打人是我的一種構思。從道理上說，沈秋的老公有了外遇，我做為她的老同學，起碼有義務告訴她。
再說這“方糖先生”是上海男人，成都人雖說從不排外，外地人在成都甚至有很多方面的優勢，比方說，說一口“海鮮話”（成都人對廣東普通話的戲稱），會讓人覺得他有很好的商業信譽；說北京話的人，就讓人感覺他政策水平高，有官僚主義氣質。但在**這個領域就完全不一樣，一些成都女人採取了某種不信任的態度，尤其在“洞洞舞廳”，舞女們一般都不願和說“海鮮話”的人搞“淫褻”行為。
所以我對王建南說：“馬上給沈秋打電話，捉姦捉雙。”
“別人倆口子的事，我們何必去扇陰風、點鬼火。”王建南居然不冷不熱地說。
他進一步解釋說，這樣做純屬多此一舉，如果沈秋本來不知道，現在知道了，會增加她的痛苦，如果她早就知道，我們再去說一下，她的自尊心必然很受傷害。
他的混帳邏輯是感情上的事都不要強求，愛就愛不愛就不愛，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們去吧。
王建南說得雖有幾分道理，但沈秋畢竟是他老情人，這樣做未免不近人情。
在走回公司的路上，我想，做為誠東文化公司的領導，我應該站在領導的高度上，對他進行批評教育。我是這樣理解的，“方糖先生”有了姦情，這正是王建南和沈秋破鏡重圓的機會，從各方面的條件上說，沈秋配他王建南完全合格，老大不小的人了，男人三十幾，肯定穩不起。在公司里兩個高層領導都還沒結婚，會給人一種不穩定的感覺，難怪很快就要“破產”，如果沈秋嫁給他，對我們以後重新開創的廣告事業有很多好處，可以讓沈秋到公司兼一個客戶部主任，全面提升一下公司形像。試想一下，帶着沈秋這麼粉的女職員出去應酬，飯局上敬敬酒、說幾句騷話，那一個客戶穩得起？
有可能王建南會嫌沈秋賣過淫。我轉過頭，拿出一個公司老總的嚴肅口氣，對王建南說：“王建南，你娃不要嫌沈秋賣過淫好。來日方長，以後你在外面多日回來補償，內心就平衡了，只要發了財，女人隨便你來日方長。”
王建南未置可否，完全找不到反對的理由，我接着做他的思想工作：“你娃要學習人家藏北一些地方的風俗，女人結婚前睡過的男人越多，以後她的老公就越光榮。
“關心自已的JB就行了，你何必多管閑事。”王建南突然惱怒地說，一張清瘦的臉完全扭曲，顯得瓜眉瓜眼。
“你娃居然用這種口氣跟老總說話。”我狠狠地打擊了他的氣焰。
在我的印像中，王建南平時一直是溫吞水，今天竟然用這種態度說話，讓我心頭鬼冒火，所以剛才惡蝦蝦地瞪了他一眼，很不客氣地拿出了老總的氣質。
從太平洋走到大慈寺商會大廈的路上，王建南灰頭土臉，一言不發，居然沒有一點向我悔過的意思，氣氛顯得相當尷尬。
到了電梯門口，他沒有像平常一樣屁顛屁顛地跟在我後面上電梯，一個人走進安全通道爬樓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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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頭看了一眼王建南的背影，想到兩個字：變態！
他和沈秋之間，看看那些肉麻的情詩，如果要說愛情不存在，不是變態就是裝怪。成都的風塵女子愛說的俗話是：“十個眼鏡九個壞，還有一個性變態”，這王建南“王眼鏡”肯定就是其中最變態的那一個。至於沈秋，她當然也一樣變態，她那雙美麗的眼睛其實戴着隱形眼鏡，這話的最後一句是：“隱形眼鏡是雅怪！”
回到公司后，整個下午，王建南在我面前都有些尷尬，看得出來，他已經開始惴惴不安，可能因為愛面子，他好像一直在猶豫該如何向我道歉。
其實，他只要一道歉，我馬上就會原諒他，朋友嘛畢竟是朋友。其實，我也不該用“老總”的棍子打擊他。
我不用着急，他開口說話畢竟是早晚的事，白天一起共事，晚上住在對方家裏。今天的事不可能影響朋友的感情，就像去年歐洲杯期間，我們為敏敏的事鬧的那次矛盾一樣。那是我們平生第一次發生矛盾，接下來兩個星期，王建南絕不主動給我打電話，最後聽說敏敏去了上海，我主動打電話告訴他，我們終於合好如初。總算沒有像別人說的那樣：“為朋友兩肋插刀，為粉子插朋友兩刀”
但這一次，我希望是王建南主動來向我悔過。
第二天上午，我很晚才去公司上班。
不出所料，王建南果然表現得很主動，我剛走出9樓的電梯間，他就從走廊盡頭的辦公室里沖了過來。
這瓜娃子肯定穩不起了，生怕失去我這個朋友，可能從窗口就看見了我的車，所以急不可待衝出來要向我道歉。
不太對！他走近了我才發現，王建南臉紅筋脹、氣急敗壞，好像不是來和我言歸於好的，而是想火上澆油。
“這麼大的事，也不跟我說一聲？！”還沒走到我面前，他就粗聲粗氣地說。
“啥子大不了的事？”
一看他的臉色，我馬上想起，按我和劉至誠事先安排，公司那台嶄新的蘋果機昨晚已搬走，我已經明白他生氣的原因。於是我說：“先平靜下來，我慢慢告訴你，這件事對你、對我都是一件好事。”
於是我把和劉至誠商量，讓公司破產賴帳的事說了一下，話還沒說完，王建南一把揪住了我的襯衫領子，把我扭到牆邊，憤怒得好像要把整個商會大樓吞了。
我盯着他的眼睛，很嚴厲地說：“你娃現實一點，10萬塊錢，你馬上就可以買房子了，快把爪爪放開！”
王建南嘶着嗓子吼道：“日你媽10萬塊就把信譽賣了！馬上叫劉至誠把30萬划回來。”
我只好說，事情還可以重新商量，他這才放下我的衣領。
我開始苦口婆心地勸他，現在生意這麼難做，上次那個雕塑藝術展大家累死累活，看起來鬧熱，實際上才掙兩三萬，有了這10萬我們合在一起，重新辦一家更大的廣告公司。
王建南說：“當初簽‘刊后付款’是我出的面，我輸不起這個臉，我限你一周之內把報社的欠款結了，否則絕不認你這個朋友。”
我對他這番話相當失望，現在大家都在轉變觀念、與時俱進，他娃還用八十年代的方腦殼來考慮問題，這樣下去根本發不了財。
我沒這番把話說出來，說出來傷他自尊心。另外，主要因為我想到了周家梅，如果失去王建南這個朋友，我以後很難面對她。
我只好用緩兵之計，說：“劉至誠出差了，他周末一回來，我就和他重新商量。”
王建南的情緒這才稍稍平息，但臉上的怒氣一整天都沒有消失。
下班的時候，我主動和他打招呼，打算請他一起吃晚飯。
他頭也不抬，說要加班寫一下綿陽那個case的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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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二天，王建南的怒氣雖然平息，還是不主動和我說話。
好幾次，我從老闆椅上站起來，在他辦公桌前走上幾步，他低着頭寫寫劃劃，正忙着綿陽那個CASE，假裝沒看見。
快到中午了，王建南還是對我不理不睬。看來那筆欠款的事不解決，他娃真要和我絕交。
我看着王建南瘦削的背影，對他產生了一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厭煩情緒。
要不是為了周家梅，我根本不想理會這種瓜娃子。我估計，唯一的希望是王建南這幾天能夠覺悟——這時電話突然響了起來。
我坐回老闆椅，拿起電話。
“哪一個給官衛紅打傳呼。”一個男人大聲武氣地問：“打錯了！這是誠東文化公司。”
剛放下電話，電話又響起來。
“前天下午哪個找官衛紅嘛，就是這個號碼！”還是剛才那男人說。
操TM我胡總正在思考經濟大事，這莫然其妙的瓜娃子又來騷擾，讓我氣不打一處來。
我正要罵他兩句，突然想起，前天下午我確實打過一個傳呼找紅姐，要落實一下周家梅當年的口紅事件。
這官衛紅可能就是紅姐，我跟着王建南一起叫她紅姐，卻從沒問過她的全名。我確認了一下她的號嗎，然後說的確打過，有工作上的事要找一下她。
這個男人罵罵咧咧地說：“這瓜婆娘不曉得死到哪個旮旮頭去了，傳呼丟在屋頭，娃娃的飯又不煮，昨天一整晚上到今天中午，還沒看到這逼婆娘的影影兒！”
我對他說，你老婆回來跟她說一聲，就說廣告公司的胡總找她。
到了下午，紅姐老公又來電話，問我究竟找她有什麼事，說老婆到現在還沒回來，他在電話裏面的聲音特別著急，話也說不伸展，好像認為這件事跟我有很大幹系。
我說：“官衛紅上個月我們公司來應聘，放了一份材料。”
我剛放下電話，王建南就主動跑過來搭話了。
“向東，你剛才和誰在說官衛紅？”王建南問。
王建南終於主動開口和我說話了，讓我鬆了一口氣。
一句話而泯恩仇，王建南的臉上也輕鬆了不少。
我說前天打紅姐傳呼，她一直沒回，現在她老公也在找她了。
王建南說，這不是紅姐的習慣做派，他看了一眼來電顯示，馬上回撥了過去。
自報家門過後，王建南拿着電話聽那男人說了好一陣，突然焦眉爛眼地說：“你馬上，立刻！到大慈寺茶館來，把這兩天的事仔細跟我講清楚。”
我有點佩服王建南了，一個“絞家”（成都方言，對姦夫的中性稱謂）居然敢命令人家的老公，這世界簡直顛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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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強烈要求陪王建南一起去大慈寺，會一會紅姐的老公。
朋友之間剛剛言歸於好，當然讓我覺得珍惜，再說，王建南畢竟給別人戴了綠帽，我擔心萬一紅姐的老公鬧出什麼事來。
和王建南在大慈寺茶館坐了20分鐘，一個五官還算端正，但氣質相當委瑣的中年男人走了過來。
他就是紅姐的老公，坐下后，他把最近一段時間家裏的事大致說了一遍，說得來東拉西扯，完全沒說到點子上，讓人聽不出紅姐有一點點離家出走的理由。
王建南問他最近打牌手氣好不好？
他吞吞吐吐不敢回答。
別人一看他的樣子就會覺得，他最近手氣肯定霉到家了。
王建南臉上的眉毛全部鎖緊，我也覺得事情可能不妙，馬上問他：“去‘砂輪廠’找過沒有？”
他說紅姐現在年紀大了，很少去“洞洞舞廳”。然後補充說，他老婆雖說在“砂輪廠”上班，但從不賣淫，從不隨便在外面過夜，他還說這一點王建南可以作證，她肯定不會跟別的男人跑——
王建南打斷了他的喋喋不休，告訴他：“現在馬上去找！一家一家舞廳挨到找！”
這男人剛把屁股抬起來，馬上又坐下，扭捏了半天才說：“王哥，這回你看是不是再表示幾個嘛。”
王建南從褲包里摸出幾張鈔票，這男人把錢一揣，屁顛屁顛地走了。
我現在終於搞懂，王建南為什麼可以把紅姐的老公碼干吃盡。
王建南看他背影消失過後，對我說：“可能要報案才行。”
“開啥子玩笑，清平世界，國際化大都會，還會有人把她吃了？”我安慰他說，“再說一個女人出走兩天很正常，當年周家梅夜奔成都，也是過了幾天才給家裏打的電話。”
已近黃昏，太陽越來越歪，大慈寺里的茶客越來越少。
紅姐的老公還沒回來，電話也不打一個，我和王建南越等越冒火。
這時，上回那個算命先生又在我們桌子前晃來晃去，看起來他今天的生意更慘，一副窮凶極惡，餓慌了的樣子。
他走過來站在我面前說：“哥老倌，你的面相好得很哦，鼻大嘴大，相貌不是一般化。”
“快爬遠點，你這些老一套。”我說。
想我胡總今年財運滾滾，即將發一筆10萬元的大財，你娃居然也沒有看出來。
“看不準不要錢！哥老倌，你左眉高右眉低，家有賢妻，外面還有暗妻。”算命人又講了一堆套話。
我正要罵他胡說八道，算命人接著說：“你屋頭的那位賢妻呢，最近有點問題，她肯定不在屋頭，你們鬧了矛盾，我看矛盾還深沉得很呢，我給你們倆個算一算。”
這幾句話還比較受用，我“屋頭的”當然就是周家梅，就算現在不是將來一定是，雖然現在我和她矛盾確實深沉，不過很快就可以擺平。
我瞟了一眼王建南，對算命人說：“你看看他的面相如何。”
算命人仔仔細細端詳了王建南半天，最後說：“兩位哥老倌，今天我要是算準了咋個說，照顧一盤生意，給幾個煙錢好不好！”
“你算準了再說。”我說。
王建南心不在焉地看了我們一眼。
算命人故作高深，盯着王建南沉默了很久，終於慎重地說：“這位眼哥的面相長得稀罕，我這輩子沒遇到幾個，別的我不好說，有一點我可以批死，你下面有一顆痣！”
“下面是哪個地方？”我問。
算命人說當然就是命根嘛，還說如果我們不信可以馬上找地方驗證。
真是稀罕事，這也看得出來。我隱隱約約記得，上次我們在花水灣更衣室我好像見過。
我還想再確認一下，對算命人說：“你不要走，我們找地方看看，如果你說對了給你一百元。”
王建南坐着不動，他抬起頭對算命人說：“不用驗證，你娃這是狗咬虱子碰端了，不過你還是沒有算準，不是一顆痣、是三顆。”
我問是真的？王建南點點頭。
我摸出50元錢給了算命人說：“算你說對了一半。”
然後我問這表示什麼。算命人一副裝神弄鬼的樣子，看着王建南敏笑不已，然後說：“這位眼哥自己心頭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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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不明白！
我想起一直以來，我對王建南的一些猜測：首先，他和劉至誠一樣從不**，劉至誠當然是有女人送上門來，完全沒有必要，王建南卻是不想也不需要；上次把婷婷發給他后再沒有半句下文；還有他和沈秋之間的事，更讓人覺得十分古怪。
他在**方面真有問題？還是他是情聖？抑或兩種都不是？男女感情世界裏有我未知的領域？
算命人正想走，我趕緊抓住他袖子說：“你把話說清楚，我再給你50元。”
算命人附在我耳邊，悄悄說出了兩個字。
聽到這兩個字，我心頭一震，如遭雷擊，差點把耳屎震出來一大坨。
在每個人的人生經歷中，都會遇到幾次如遭雷擊的震撼。這樣的震撼可能是幸福的，幸福得昏頭轉向、魂不守舍。比如說我讀高一那年，第一次看見沈秋在舞台上跳雙人舞，我知道了世界上還有如此美妙的東西可以讓人黯然消魂；再比如我在師大禮堂第一次見周家梅，她青春的身體、美麗的容貌確定了我當年的奮鬥目標。
但有時候這種震撼是痛苦絕望的，記得上幼兒園時，有一天我穿着開襠褲，蹲在街邊小便，屙完尿提上褲子就問老媽：“**爺爺上不上廁所屙尿尿？”
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當時老媽臉上痛苦和絕望的表情，那不是痛苦的修辭學，是地老天荒的痛苦，也不是修辭意義上的絕望，是絕望本身。好像一個女人同時失去一百個親人，又被一百個男人同時強暴。
那天以後老媽對我如避瘟神，整整一個月不敢抱我一下，不久**去世，老媽榨乾了最後一滴眼淚花，終於把思想擱平，既然要逝世，那上廁所肯定免不了。
但我今天受到的震撼，與幸福或痛苦無關，與希望或絕望也無關，它只是一種驚訝！
簡直可以說，算命人剛才告訴我這兩個字，改變了我對友誼、對愛情的一些看法。
我認為大家都是成年人，誰也不比誰傻，這兩件東西如此簡單，我們早就理解了，不可能有任何值得我們驚奇的地方。但不得不說，正是這天下午的驚奇，以及隨後在我和王建南身上發生的事情，讓我必須把這段生活忠實記錄下來。
回到茶座上，我很久沒說一句話。
王建南正在讀報，版面上有一行醒目的標題，說的是警方又破獲了幾起拐賣婦女兒童的大案。
顯然他正在為紅姐的事憂心重重。
平生第一次我意識到，在我與王建南的朋友關係中，我比較自私。所謂自私，就是只關心自己JB，不顧及別人的感受。儘管每一回泡妞前後，我都對王建南說，粉子面前人人平等，其實平等常常是以朋友的謙讓為代價的。
我想起了去年夏天在卡蘿酒吧門外，趴在府南河邊上嘔吐的敏敏。那天的情景歷歷在目：她狂吐的樣子像是放聲悲歌的樣子，她痛哭的樣子現在想來真讓人撕心裂肺。
我後來完全搞不清楚，這樣的事算不算得上犯罪？
現在，我知道了王建南更隱秘的事以後，我很難為以前很多事心安理得。
像王建南這樣的人，算命人後求說他這種類型的男人是千里挑一，對此我深信不疑，我知道古人說：“百歲之狐為美人，千歲之狐為淫婦。”意思是說，一隻狐狸精修鍊一百年可以成為美人，修鍊千年才成為淫婦。雖然是封建迷信，但也說明，不是隨便那個娟娟素芬、阿貓阿狗都可以當淫婦的。
看來，我以前對王建南的猜測全部錯了，他既不是性無能，也不是情聖。他只是一個光棍，一個很普通，又很不普通的什麼棍。
我個人認為，王建南沒有去坐枱，已經是人才的極大浪費，我居然還搶他的粉子，確實很不公平，對女人更不公平。
當然，從我的願望出發，讓王建南去“坐枱”當然很好，但從現實角度上看，也不太合適，甚至還不如在廣告公司搞文案策劃。
這個行業最近幾年競爭越來越激烈，要賺大錢很不容易，除非捲走某個富婆的細軟逃跑到沿海。我估計，以王建南的自身條件，如果要包裝成“青春偶像”型，好好裝酷打扮一下勉強算是一個帥哥，但畢竟已是30出頭的老男人；如果要走“知識型”路線，本身才華雖然綽綽有餘，但現在是一個文憑社會，連貪官都有博士文憑，他那點本科學歷遠遠不夠。而且我聽說，最近上海那邊的一些“富女”同志，對“小白臉”的要求越來越高，除非是老外，她們才不論高矮胖瘦、黑白美醜一網打盡，歐美亞非拉兼收並蓄。如果是中國帥哥，要求就不一樣了，就算達不到“才如余教授”，外表也要“貌比謝霆鋒”。
最後我覺得，從王建南的自身條件出發，最適合走一走“實力派”路線，但那種夜生活特別辛苦，和養豬場的配種豬差不多，對以後的感情生活會帶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
當然，這一切只是我的白日作夢，坐枱當“鴨子”首先就過不了精神文明這一關。在現實生活中，我根本想不出一條具體的措施，可以彌補多年來我對朋友的慚愧之情。
天色暗了，我和王建南抬起坐麻了的屁股，走出了大慈寺。
王建南說：“紅姐的老公可能靠不住，必須親自去找。”
我說人家的老婆你比人家還着急，然後我想起了以前的事，問他：“咋個你後來不和紅姐來往了？”
“前年我們吵過一架，我不該逼她”王建南的表情明顯有一絲愧色。
他把事情仔細跟我說一下，聽他說完后我才知道，原來紅姐的家庭情況非常糟糕，她在地下舞廳一個月“砂輪”下來，掙的錢只夠老公打麻將，還有女兒的學費和老人的醫藥費。所以王建南一再堅持要給她錢，紅姐堅決不接受。她說如果她接受了，她就成什麼了？那王建南不就成了什麼什麼？
最後王建南威逼她說，如果不接受，那以後就不必再來往了。沒想到這女人性子很烈，果然一年多不和王建南聯繫。
王建南說，在紅姐和他的感情之間，紅姐總是要拚命維護自己唯一的自尊，的確是紅顏命薄。
沒想到新世紀了，還有這種“方腦殼”的女人，為了維護自己所謂的自尊，讓別人干著急。難怪當年“口紅門”事件時，王建南在周家梅面前編的故事那麼感人，沒想到他說的話全部都是真的，除了那支口紅以外。
我提出和他一起去找，我們分了工，一人左一人右，在順城街兩邊的“洞洞舞廳”分頭找。
到了晚上，我們在辦公室碰了頭，都一無所獲。
深夜終於接到紅姐老公打來的電話，也說沒找到。
最後，我和王建南只好報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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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了，紅姐還沒有消息。
中午吃盒飯的時候，我和兩個客戶代表聊天，說起東郊一個下崗女工兩天不見了，老公很着急，找到我們公司來了。
小葉說：“哎呀，可能只有到跳蹬河去找啰！”
王建南一聽，打了一個冷戰，說：“不可能！”
小葉莫然其妙，急忙說：“是你們熟人嗦，我這張臭嘴巴打胡亂說的？”
我也認為絕不可能，我想紅姐總算很有些姿色的粉子，怎麼也不可能淪落到跳蹬河那種地方去。
王建南嘴上雖說不可能，但心裏不得不當一回事，他放下剛吃了幾口的盒飯，跟我要了汽車鑰匙，衝出門就走了。
快要下班的時候，我接到王建南的，電話里他的聲音有氣無力：“向東，你趕快過來一趟。”
“情況怎麼樣？”
“你帶一千塊錢來。”
一千塊錢！
——四個字差點把我驚得差點癱在老闆椅上，儘管已有一些心理準備，但一聽到王建南說“一千塊錢”，我還是大吃了一驚。
紅姐怎麼會走上這條道路，居然這麼愚昧。
跳蹬河是府南河下游10公里的一個迴流處，每年春夏漲水時節，上游成都周邊地區跳河的人如果當時撈不起來，大多數都會漂到那裏去。當然，每年漂到那裏去的基本上都是女人，通常女人比男人更容易選擇跳河這種方式。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老百姓大都知道，所謂1000元，就是給跳蹬河“撈人專業戶”的起價勞務費。
我從卡上取了兩千塊錢，在蜀都大道上攔了一輛出租，往東郊方向拚命趕去。
路上，我撥通王建南的問：“具體在哪個位置？”
“姓楊那一家，一問都知道。”王建南說。
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由於每一年都有極其個別的婦女同志不能正確對待人生挫折，思想上一時想不開，選擇了一種對生活很不負責任的方式，來對待人生，於是往府南河裏跳，有些婦女就會漂到下游的跳蹬河，當地一些原來的漁民因為在河裏再也撈不到魚了，平時就以撈人為生。他們通常先把人撈上來放好，找人的家屬在那裏找到親人後，一般情況下給一千元。也有很多情況是家屬事先不知道親人在不在河裏，只知道失蹤了多少天，於是“專業戶”便應家屬要求下水去找，最後根據撈上來的難度、以及屍體的腐爛程度，費用從1500至2000元不等。這幾年經濟發展了，魚比豬肉還便宜，草魚才一塊多錢一斤，漁民簡直活不出來，撈人的利潤要高得多，一個“撈人專業戶”基本上可以養活一家老小，有些專業戶還蓋起了新房，正在奔向小康。
王建南讓我帶1000塊錢去，當然就意味着，紅姐已經找到。
看來總算沒有更糟，紅姐在府南河泡了兩三天就撈了起來，只花了一千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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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姐已經去世了，當年我和周家梅的“口紅門”事件如今已無對證。
想起紅姐短暫的一生，想起她對王建南的一片深情，我認為自己應該為她的死去感到惋惜，我現在覺得，就算她當年在周家梅面前把口紅的真相說了，我也應該原諒她。
其實，就算她還活着，我很可能也會原諒她。
因為天氣變熱，紅姐當晚就燒了。她的後事基本上由王建南在料理。
追悼會那天我也去了，其實，紅姐這種身份的人並不存在什麼追悼會，喪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
沒想到紅姐12歲的孩子和王建南特別熟，親熱地喊他“乾爹”。來的人不多，多半都是和紅姐一樣的下崗女工，王建南說她們是紅姐的同事，都是他原先報社的發行投遞員，這幾個女人哭得來昏天黑地、水淋水淌，眼淚花把腳背都打濕了，比電視機前看連續劇的人流的眼淚水還要多。
我發現她們不僅在哭紅姐，可能也在哭自己，以至於場面相當凄慘，讓人慘不忍睹，把我也感染得兩眼潮濕。我覺得自己應該為紅姐掉幾滴眼淚下來，雖然和她交情不算深，吃過兩次火鍋，她為我的“口紅門”事件打了掩護，最深的印像是那次在“洞洞舞廳”，我一把將她摟了過來，她驚慌得像一隻兔子，一雙單純水靈的眼睛與她年齡很不相稱，如果不是那個光頭男人跑過來，我當時就差點勃起，當年的紅粉如今已成了一堆白骨。
想起這些往事，有好幾次我感覺自己的眼淚花馬上就要擠出來了，我拿起衛生紙擦了好幾回眼睛，紙還是乾的。
我想是因為今年開春以來，我的好事太多了，開創了自己的公司，還有沈秋透露的信息，讓我和周家梅的感情燃起了希望，所以根本流不出眼淚。
已經好多年沒有嘗過流淚的滋味，上次流淚是追求周家梅的時候在師大校園，這些年在商場混久了，做為一個白領，當然要面如白板、心似白紙。
下午出殯的時候，來了十來個人要打“喪伙”（成都方言，指喪事期間打麻將，婚事期間打麻將則為“喜伙”），當時王建南表現得極端憤怒，拿起一把菜刀就從裏面沖了出來，把人家全都嚇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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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中午，新跨越公司的人給我轉來一個挂號包裹，包裹上寫着：“胡向東先生轉王建南親收”
當然是紅姐臨死前寄來的。
王建南所在的報社剛剛停刊，紅姐還不知道我們已辦了新公司，所以她只好寄到我原來的公司轉交。
王建南拆開包裹，我看見裏面是厚厚一大疊紙。
“不會是情詩？”我問他。
“是又怎麼樣。”王建南翻了幾頁后疊好，然後像捧着寶貝，一個人離開了辦公室。
中午休息時，我跑了一趟太平洋百貨，精挑細選了一雙意大利牌子的女涼鞋，周家梅的生日就在明天。
回到辦公室，我把高跟鞋放在桌子上，俯下身仔細觀賞，小葉也過來說，太漂亮了，哪個女孩有這麼好的福氣？
的確很漂亮，鞋身秀氣，鞋根纖巧而有力，整個線條看起來簡直驚艷無比，周家梅穿上它也一定驚艷，走一路凌波微步、翩苦驚鴻。恍然間我似乎已看到她穿上了這雙鞋，正站在我的大辦公桌上，像當年一樣嫵媚地展現她的美貌，挑釁地俯視着我、誘惑着我，像站在T型台上的模特一樣驕傲，讓我心跳不已，也為我自己的眼光得意不已。
這時，王建南回到了辦公室。一小時不見，他神色萎頓，兩眼紅腫，眼瞳里佈滿了血絲，很讓人同情。
王建南走了過來，我趕緊把鞋子收起，他走到我桌前，放下一張紙說：“紅姐的信，有一張說是要給你看看。”
我拿了起來，字跡很潦草，但文字端莊娟秀像紅姐本人，還有些錯別字：
胡經理：
我要走了，我走前有一件事情，我要說幾聲對不起你，我欺騙了你們的信任，前年建南要我幫你個忙，你家出了一個口紅，要說是我的，你們是好朋友，我同意幫忙，就走（去）了你的家裏，晚上回來了，我心裏一直不安穩，看周記者是個好女人，我們都是女人，女人何苦欺騙女人，我一個月不安心，聽建南說，周記者很好，我在報紙上讀她文章了，到六月份了，有天路過報社，我進行了一場激烈的思想鬥爭，終於走進了周記者的辦公室，我把那天的事和她講清楚，你們都是有知識有水平的人，胡經理能幹，男人做壞（錯）了事不要緊，只要改正錯誤，女人就可以原諒，不像我屋頭的男人一輩子改不到（了）。周記者那天就說，她要原諒，要給你機會，她長得很漂亮，我真的很羨慕，我喝不到你們喜酒了，祝你和她白頭到老，早生貴子——欺騙你不對，請千萬要原諒，不要怪我這個人多嘴，我想為你們好。我在天上的靈魂也要祝你們——
後面的字已完全看不清楚，我兩眼一團模糊，眼淚花奔涌而出，我已從老闆椅上癱軟地滑到了地板上——
“紅姐，很對不起！應該是我請你原諒！”——我想起當初籌辦公司時，如果我在劉至誠面前稍微堅持一下，她就可以到公司上班，王建南就有機會和她聯繫，她就不可能山窮水盡最後走上絕路。我還想起前天，當我趕到跳蹬河，遠遠看見王建南趴在地上哀嚎，旁邊的一床爛草席裹着紅姐的身體，那是我曾經抱過的身體，她生動的身體、驚慌的表情彷彿昨天還被我抱過。當時我本想走過去安慰王建南幾句，我走到離他們5米遠的地方，再沒有走上前，我不能忍受發出的臭氣——我不敢相信，我已經變成了什麼東西。
眼淚花砸在了手背上，多年沒有流過的淚水好像要全部衝出來，生怕以後再也沒有機會。
我右手緊緊捂住嘴巴，決不能發出半點聲音，讓別人聽見了很不好，但喉嚨很不爭氣，已經發出了陣陣“嗚嗚嗚”的聲音，聽起來又陌生又古怪。
“小葉，這兒沒你的事！”王建南的聲音在說。
他走過來，扶住我肩膀也蹲了下來。我們像兩隻煮熟了的草蝦。蜷縮在辦公桌下，兩個男人嗚嗚咽咽抱頭痛哭，為曾經得到過的愛，也為我們已經失去的愛，為一個女人，也為兩個女人。
我手上還緊緊攥着那一支白色高跟鞋，但現在，我那裏還找得出半點勇氣，去面對周家梅？
看了紅姐的信，我今天才終於明白：為什麼周家梅要堅決和我分手！為什麼她當時沒有和我分手！
紅姐跳河之前，一定不知道我和周家梅已分手，她自殺的事，周家梅當然也不知道。
過了5分鐘，我和王建南才從悲慟中平息下來。
王建南安慰我說，紅姐走得很安詳，她在遺書多次提到“人生無悔”的意思。
我理解她這種感覺，一定是指她和王建南這段戀愛。
我從桌子底下站了起來，簡直太丟人了。
幸好辦公室已沒有人，幸好這時候沒有客戶進來，要是被別人看見了，以後誰還敢把業務交給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