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從歷史看人物——以劉邦和朱元璋為例

從歷史看人物——以劉邦和朱元璋為例

一、中國史學缺少活生生的“傳”

在談劉邦、朱元璋之前，我想先交代史學上重要的“人物傳記”問題。中國史學在世界上是很發達的，很少有其他國家的史學系統有我們那麼長，那麼完整。二十四史有紀、傳、表、志四個部分：紀，是一個划年代的表；志，是專門史；表，是用表格一目了然的方式來講一些事；傳，是依據歷史人物的事迹來反映一個時代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傳，人物傳記在中國史學占很重要的位置。但到了近代，人物傳記非常稀少，而且能讀的好傳記更少，其原因何在？

中國史學裏的傳記，早在《春秋》和《左傳》中就可見到。它們在敘事中插入人物描寫，尤其《左傳》裏的人物，寫得活靈活現，有些是呼之欲出。《左傳》的姐妹篇《國語》，其作者好像就在床底下聽話似的，人家半夜裏的談話他都知道。但中國史學並沒有因此形成一個獨立的傳記體裁。

《左傳》和《春秋》關係密不可分。《春秋》最注重人物的褒貶，也就是評定人物在歷史上的地位，以及在中國的道德標準、道德系統中，此人物究竟是好是壞。這一特定的功能，為史學的傳記造成很大的困擾，使中國文化中多了一種刻板印象。用今天的話講，人不再是個“人”，人是個臉譜，就像京戲裏的臉譜。看戲台上的臉譜，忠奸分明，關公是紅臉，曹操是白臉，蔣干是個小花臉，諸如此類。褒貶使得《春秋》的《谷粱傳》、《公羊傳》，把許多本來不是褒貶的句子，解釋為褒貶，甚至做誅心之論。某人並沒有那個動機，但《谷粱傳》、《公羊傳》給它一個動機，再在動機上判定此人在歷史上做了或對或錯的事。一言之褒，給他一個獎章跟光榮；一言之貶，把他抓到包公的虎頭鍘、龍頭鍘上鍘一刀。中國史學，不僅拿歷史當鏡鑒，還把它當作裁判。在中國史學傳統內，歷史學家是永恆的裁判者，其裁判可永遠流傳。歷史學家有做判斷的使命，而且這個判斷是依據個人的主觀做出來的。

這套做法，到司馬遷有一點改變。司馬遷寫《史記》，不僅是寫文化的通史，還要寫當時那個時代他一生所體會的事情。《史記》裏寫了許多非常逼真的人物和他們的性格，從中可看到極好的人物描述，如項羽在垓下之圍，眼睛一瞪，大吼一聲，“人馬俱驚，辟易數里”。這明明是誇張敘事，人可以倒退幾里路，但馬絕對不行，非摔跤不可，可是經司馬遷這麼一寫，活靈活現。

另一方面，司馬遷在寫《史記》的時候，依他的判斷把人物歸為一類一類，刺客是刺客傳，遊俠是遊俠傳，做買賣的是貨殖傳，打仗打得好的是一種傳，打得不好的是一種傳。同樣是做官，有一類官是循吏，有一類官是酷吏。這種分類法，叫類傳或列傳，不是一個人的傳，而是一堆人的傳。司馬遷開創了二十四史的重要傳統，二十四史的列傳比個人傳要多得多。同時，司馬遷的傳里常有他的評語——“太史公曰”，後來的二十四史也有贊。這個贊，不一定是讚美，是評語的意思。有評語，就等於斷定一個人在歷史上的價值、地位。也就是說，太史公寫當時的事，繼承了《春秋》的褒貶，其歸類的辦法也與中國政治上的謚法有相當大的關係。從周代開始，除了頭兩個王，每一個王死後，大臣們以其一輩子的所作所為，公決給他一個周什麼王，如定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等。謚法和褒貶是分不開的，分類傳統和褒貶傳統也有互通之處。於是，歷史人物的個性、特徵都定性了，一類一類，不再是活潑潑的人，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刻板印象。整個二十四史，只有在《史記》和一部分《三國志》裏，能看見活潑潑的人，原因是什麼？因為事後修史。司馬遷修的是當時史，將當時的所見所聞，直接的印象和聽聞寫下來，這和隔一個朝代、幾個皇帝才修史，引用官書資料或收集民間資料拼湊起來是不一樣的。今天，因受到中國傳統的束縛，很難寫出一個活生生的傳。

文學和傳記合併起來，叫“文學傳記”或“傳記文學”，在那裏才看得到接近“活人”的傳。台灣有一個雜誌叫《傳記文學》，憑心而說，幾十年《傳記文學》裏所收的文章，真正把人物寫活的很少很少，因為我們一直沒有把史學的人物傳記傳統充分建立起來。

二、西方史學更注重私秘材料

倒過來看西方史學。西方史學，論發達和漫長的延續都不如中國史學，但在傳記方面，西方史學有幾個重要貢獻，斷斷續續地留下了一些傳統。希臘的公共生活是靠講演來表現，因而修昔底德(Thucydides)寫的希臘古代歷史，是把當時當地的長篇講演記錄下來，在沒有錄音機、錄音筆，也沒有照相機的時代，這種文辭的表現把講演的風采活生生地記錄了下來。羅馬的普羅塔克(Plutarch)，把他認為自古到當時重要的英雄都記錄了下來，他部分接受了《荷馬史詩》中對特洛伊英雄的描述特色，對人物的身體特徵花很大力氣去描述。反觀中國史書，對人物身體特徵的描述就不太像“人”，例如：夏禹重瞳，我問過眼科醫生，眼科醫生說這是白內障；劉邦隆準高鼻，中國人鼻子再高也高不到哪裏去；孔子頭上扁下去，中間凸一塊，可能難產的後果。中國史學家對人物physicalcondition(體貌特徵)的真正面貌，描寫很少。如果叫中國史學家形容我，他們不忍心用太壞的字眼，但事實上我的外形是很糟糕的。

西方史學這種對人物的描述，到晚近有大轉變。心理學家Erik

Erikson的兩部名著，一部是寫馬丁?路德，一部是寫甘地，都寫得活靈活現。ErikErikson不只寫了上述兩本書，但這兩部書寫得確實非常精彩。ErikErikson是心理學醫生，他用心理學家的方式來分析人物，描寫的不是physicalfeature

(體貌特徵)，而是內心。他特別重視人從不認識自己到認識自己的過程——慢慢進入社會、小學，和其他人來往。他接受弗洛伊德的觀點，認為人到十四五歲的春情發動期，此時期性的問題對人的性格形成有很重要的影響。他根據觀察，認為認同危機對人的性格有很大改變，而性格影響行為，行為也影響性格。

從ErikErikson以來，西文的傳記文學非常盛行，也確實寫得非常好。我們發現寫得好的都不是歷史學家，而是專業寫傳記的，比如美國Barbara

Tucker寫的傳記，把人物寫得非常生動。這些西方的傳記文學家、史學家，多多少少有個重要的條件，就是大量引用私秘文件：日記、書信、談話、訪問、鄰居及親戚朋友的記載，其中最重要的私秘文件是書信。近代西方史學傳記上的篇幅，遠超過中國歷史中傳記所佔的比例。西方史學傳記所佔的位置，甚至與典章制度、事件鼎足而立。典章制度和事件，大都被史學家寫成專篇論文，但一般人看歷史，無法看專篇論文，要靠歷史人物傳記作為理解歷史的角度。也就是說，一般老百姓的歷史理解，是從傳記中得來的。假如今天沒有金庸，很多人不知道中國西南角上曾經有個大理國；很多人不能理解宋朝不是一統天下，而是5個國家同時並存。

三、重友情、薄親情成就了劉邦的偉業

拿西洋的傳記傳統和中國比較，我要說的是：中國的紀、傳、表、志實際上已經終結，我們已轉向西方的傳統。西方史學傳統以人為主角，並解釋歷史人物為何有如此的作為。今天我挑了兩個歷史人物作為例證，一是劉邦，一是朱元璋。我挑劉邦，因為太史公留下了生動的描述，以致我們對劉邦的生平、性格、家世、經歷，要比別的皇帝清楚得多。朱元璋為他自己留下了記錄，他對做皇帝以前的家世、經歷，有不避嫌、不避諱且相當真實的闡述。兩份資料，雖不能和西方傳記的私秘文件相比，但仍可用。劉邦、朱元璋兩人，創造了朝代，影響了朝代的作風，我覺得拿這兩個人來比較，可以看出一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