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初識日本人
現在，我逼近了日本。它已經就在我的下邊……
我的意思當然是──它已經就在我的視線下邊。
從飛機上俯瞰日本，更準確他說──俯瞰東京，與從高空俯瞰任何一座城市沒什麼兩樣。在我看來只不過是地球上的一塊“潰瘍”罷了。白天乘飛機抵達任何一座城市，無論國內的也罷，國外的也罷，如果你有興緻湊向小小的弦窗俯瞰，你除了能想像它們是地球上的一塊“潰瘍”，還會想像它們是別的什麼嗎？
夜晚，肯定就是另外一種情形了。去年我出訪馬來西亞，飛機抵達首都吉隆坡。最先看到的是一條燈光的“河流”。那顯然是一條在夜晚也車流量稠密的公路。車燈彷彿一對對燈籠。等距離排列，一對連接一對。等速流動，似乎緩緩地引導着飛機的航向。夜間，一片燈光爛漫！什麼別的輪廓和幢影都不存在，唯有一片燈光爛漫。如同你根本不是在接近一座城市，而是在接近一場規模無比盛大的秉燭狂歡。儘管聽不到狂歡之聲，但那時無聲勝有聲……
東京是地球上屈指可數的大都市之，其大其繁華當然非吉隆坡可比。但遺憾的是我所乘的是下午三點多抵達的班次。在陽光的照耀下，叢叢密佈的建築群，像是上帝在地球上擺過的一片多米諾骨牌。一片高矮不一的多米諾骨牌。一片沒塗上鮮艷色彩的多米諾骨牌。一片骨質風化了的多米諾骨牌，我當然知道多米諾骨牌其實一般都是用木塊製做的。我的意思是，從高空俯瞰，在陽光的照耀下，我們人類都市的那些水泥建築，尤其是那些未被反光物裝飾過的“裸體”水泥建築，使人感到是用被風化過了的骨頭打磨成的……
儘管我覺得自己正從高空向一片地球的“潰瘍”降落，但我還是希望立刻就降落在那一片“潰瘍”上。人非鳥，沒翅膀。在空中運行久了，心理總不那麼踏實，哪怕是一片沙漠我也願先降落一下，定定心。何況我知道，真正迎接我的，將是一部份人類創造的大都市的繁華與文明……
早在七月我面臨一種選擇──或者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赴香港進行文學交流活動，或者隨中國電影家代表團出訪日本。日期都確定在九月份。香港和日本，都是我未曾去過的。都想去。由於時間的衝突，我最後決定放棄去香港的機會。我心中竟產生一種強烈而又明確的意識──了解日本。了解這個曾經在半世紀前侵略並佔領了幾乎整個中國的民族。它在我心中一直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兇悍得難以徹底制服的，在“二戰”結束以後不得不變得溫良，委曲求全，卻又時時刻刻企圖一縱而起，重新躍上世界舞台中心的國家。我將它比作紅狼──那一種狼的異種，攻擊性極強，有時居然膽敢圍獵獅子，不將獅子咬死吃掉誓不罷休……
然而我去日本之前接觸過的日本人，卻又是一些絕頂“溫良恭儉讓”的男人和女人。起碼是一些彬彬有禮的男人和女人。有的甚至是堪稱情感深長的男人和女人。我下面將我和他們的接觸，一一介紹給讀者：
池田壽龜先生我和他相識於八六或八七年。當年他是中國外文局聘請的日文翻譯專家。我是北京電影製片廠的編劇。當年他大約六十六七歲，那麼現在應該是七十四五歲的人了。對我而言，的確是位日本老先生了。
我和他的相識，得感謝我們的“一位”中國同胞。卻至今無緣與那“一位”中國同胞相識。而且以後也肯定無緣的了……
十月里的某一天，我接到一次電話。對方女性。
“你是梁曉聲？”
我說正是。
“我怎麼聽着不像你的聲音啊？”
我問那麼你又是誰呢？
她說我裝聽不出她是誰。
我說我真的聽不出她是誰。
她便說出了一個女人的愛稱。當然便是專供男人們叫的，她自己的愛稱。
我想了想，終究還是想不起她是誰。
“你怎麼可以這樣呢？”
我懵懂地問我怎麼了？
她說：“你怎麼可以不理我了呢？你打算從我的生活中如此消失么？”
我說我根本不認識你啊！覺得無聊，將電話掛斷了。
當年我住在北影院內十九號樓。那是最骯髒不堪的一幢筒子樓。只二樓有一部公用電話。誰感到電話鈴吵耳，接了，便充當義務傳呼員。一旦充當了，只有扯着嗓門兒喊。我放下電話還沒走到家，電話鈴又響了，又被義務傳呼員扯着嗓門兒喊住……
“你真是梁曉聲么？”
還是那位女性。
我說我真是。她認識的那梁曉聲，肯定不是我。
她說沒錯兒，就是你。作家粱曉聲不是全北京乃至全中國只有一個么？她說粱曉聲你休想抵賴！偽裝聲音是沒有用的，否認我們之間的關係也是辦不到的！……
她已經開始對我進行威脅了。
我第二次掛斷電話，並囑咐那充當義務傳呼員的鄰居，倘電話鈴再響，接了還是個女的找我。放下不予理睬便是……
翌日，我們北影文學部主任遇見我。喚住問我：“曉聲，你是在友誼賓館交上了一位女友么？”
我說胡扯！那是冒名的我。
她就笑了。又說：“聽來那是個難纏的女人。我一猜就是冒名的。你自己妥善處理好。她還給廠辦打了電話，別讓她繼續滋擾下去就行……”
文學部主任替我向廠辦解釋了，廠辦也就沒將這件事當成一件事兒。
下午我在家中寫作時，一個陌生的女人來訪了，三十多歲，高挑的身材，衣着頗時髦，形像也還看得過去的那一類女人。端正的高鼻樑上架一副銀邊眼鏡，斯文又矜持的模樣。
她不待坐下，就急迫且懷疑地問：“你真是作家梁曉聲？”
我反問：“那麼您就是和另一位作家梁曉聲交上朋友的女士啰？”
她不回答我的話，兩眼直勾勾地盯着我看，連說：“不像！不像！他高高的個子，挺英俊的。”環視着我那不足十二平米的唯一的房間，又說：“他住在兆龍飯店！他怎麼會住這種地方呢？”
聽她那口吻，倒好像我是冒牌兒貨。
我不再說什麼，低了頭默默寫我的。巴望她識趣兒些，不要繼續侵佔我的時間。
“那麼你不是上將的兒子？”
我說：“我是建築工人的兒子。”
“那麼你家裏也沒給你留下值三十萬美金的房產和值四五十萬美金的名人字畫？”
我說：“對。”
“你也沒有日本護照？沒有可以在日本長期居住的資格？”
我說：“沒有。”──仍不抬頭看她，不過一邊寫一邊簡短地回答而已。
“可他說，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學任正教授，介紹中國近當代文學。他此次回國，是因為有美國人要買他家的房產和字畫……已經成交了，住在兆龍飯店專等着收到從美國寄來的支票……”
我說：“女士，你起碼應該相信你自己的眼睛。我不是那位作家梁曉聲，這已經是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而且我對那位作家梁曉聲也不感興趣。請不要再跟我說他了吧！”──我還是不抬頭看她。懶得抬頭看她。
“他對女人說話也比你溫柔。語調很多情。目光更那樣兒。我在友誼商店買衣服，他一直從旁打量我。後來就走到我身邊，建議我應該買另一件。說另一件的色彩和款式更適合我。我本來只不過看看，並不想買的，經他一說，倒不好意思不買了，錢不夠，他還替我墊了二十多元，後來就請我吃飯……難道……”
我終於抬起頭，望着她冷冷他說：“毫無疑問，女士，您遇到了騙子。”
“這怎麼可能？這怎麼可能呢？好好兒的一件事兒，怎麼會變成這樣了呢？……”
她失落極了！意思分明的是──我也並非一個容易上當受騙的女人啊！可我卻想到了樣板戲《林海雪原》那句流傳廣泛的台詞──狐狸再狡猾，也鬥不過好獵手！
我並不將她視為狡猾的狐狸那一類女人。恰恰相反，我覺得她整個兒一個傻大姐！不可思議的自我感覺良好的傻大姐！騙她這樣的女人，那冒名的作家梁曉聲甚至在“戰略戰術”上未免太“正規化”了。也許玩兒鬧着似的，就足以將她騙了。
“梁曉聲還借了我六千元錢……”
我一聽，心裏可就幸災樂禍。我半點兒也不同情她。半點兒也同情不起來。正如沒法兒不幸災樂禍起來。分明的，她的損失不僅在金錢方面。
“那可是我好不容易攢的六千元錢……”
一個女人，如果能將自己“好不容易攢的六千元錢”，給予一個才認識了沒幾天，根本談不上有什麼了解的男人，那麼他進而把她弄到床上去，也就是既順理成章又順便兒的事了。
我心想──活該！你又不是不詣世事，天真無邪的少女，那麼簡單那麼“程式化”的伎倆就把你從錢和性兩方面都騙了，只能怪你自己。我心中還是半點兒也同情不起她來。只覺得她令我鄙視和厭惡。
我問：“那個梁曉聲答應帶你去日本吧？”
她微微點了一下頭。
“還答應和你結婚？”
她又微微點了一下頭。
我站起身，冷冷地說：“那麼你就別在我這兒耽誤時間了呀！快滿北京尋找他去呀！正如你自己說的──好好兒的一件事兒。找不到他，不就是美夢一場了么？”
我一邊說一邊走出家，站在家門外，一手拉住門不使門關上，一手做向外恭請她的手勢……
她當然明白了我是在向她下逐客令。
她一邊低了頭往外走，一邊嘟噥：“怎麼會是這樣，怎麼會是這樣，好好兒的一件事兒……”
我見她已淚眼汪汪。
她走後，我靜下心一想，我這作家梁曉聲，明知另有“一位”很帥的，善於奉迎女人心理的，是上將獨生子的，在日本早稻田大學任正教授的，馬上就有一張近百萬美元的支票到手的“梁曉聲”，興許正在別的什麼地方又以同樣的伎倆對別的女人行騙，我這兒“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似乎也太沒起碼的社會責任了……
於是我簡單地將這件事寫成七八百字，鄭重地徵得文學部主任同意，蓋上了文學部的公章，寄往了《北京晚報》。
這就是當年《北京晚報》上登的“梁曉聲告誡‘警惕梁曉聲’！”
標題不是我擬的。是報社加的。當年一些文學界朋友還議論紛紛，以為我不甘寂寞，嘩眾取寵，自己想出一個“點子”，意在替自己製造“社會新聞”，抬高知名度……
其實我當時哪兒有這麼複雜的動機呢。而且這麼一樁事兒，又算的什麼“社會新聞”呢？
我倒是生平第一次體驗到了自己的名字和“花邊文字”連在一起帶來的心理滋擾。
但是我當年也並未責怪報社編輯何必加那麼一個怪裏怪氣的標題。試想編輯也必是和我一樣很有社會責任感的啊！反正以後再沒有被那另一位“梁曉聲”騙了的女人來找過我，於是，於報社編輯，目的也就算達到了。
“梁曉聲告誡‘警惕梁曉聲’”這一“花邊文字”，卻使池田壽龜老先生非要“拜訪”我不可了。
他先打電話與我聯繫，說他接受了外文出版社交給他的任務，正在翻譯我的《從復旦到北影》和《京華見聞錄》兩篇自述體文章。本打算初步翻譯完了再“拜訪我”。見了晚報上那篇文章，禁不住希望立刻見到我了……
幾天後我在家裏接待了他。很矮，膚色很黑，頭髮花白的一位日本老先生。臉上皺紋多而且深。看去比他的實際年齡要老。記得他當時穿了一件舊風衣。一條很普通的線圍脖差不多是胡亂地纏在脖子上。一副不修邊幅甚至有幾分邋遢的樣子。那一天外邊刮大風。他在北影門口就下了出租車。北影院內到處正在營建。他走走問問，走了十五六分鐘才走到我住的十九號樓。待我見到他，他已渾身灰土。灰土藏進他臉上多而且探的皺紋里，看去蓬頭垢面的。
他進了門不停地搓着雙手說：“好冷，好冷，冷的‘斜乎’！……”
一口中國話說得挺流利。
那一天的確很冷。他穿的也太單薄。
我先請他站到走廊里，替他前前後後上上下下一通掃。掃盡他身上的灰土，又兌了盆熱水，帶着毛巾香皂，請他到筒子樓的公共洗臉池那兒洗把熱水臉。他臉上灰土太多。幾把臉洗過，水已渾了。他的目光便望向我拎在手中的暖水瓶。心中有請求又不便開口。我看出了他的意思，又替他兌了一大盆熱水。他這才得以將他的臉洗得干乾凈凈，一邊從內衣兜里掏出柄小梳子梳他那被風颳得亂蓬蓬的花白的頭髮，一邊環視着公共洗臉池四周。不消說，那是我們那幢筒子樓最有礙觀瞻的地方。垃圾觸目皆是。水池子裏沉澱了一層油膩膩粘乎乎的污濁。
他問：“你們全樓的人每天都在這兒洗臉？”
我說：“只是住二層的人在這兒洗臉。也不只在這兒洗臉啊！刷牙漱口，洗衣服洗菜淘米。總之一切用水的方面，都得在這兒進行……”
他說：“那……”
沉吟之際，將“那”字拖得老長。
我看出他想說的是一一“那為什麼不將這兒搞得乾淨點兒，衛生點兒？”
但他在拖得老長的“那”字之後，說出的卻是“這兒挺冷的，到你家去吧！”
那兒的確並不比外邊暖和。外面的大風揚着灰土，正從沒了玻璃的窗口一陣陣撲入……
我趕緊挽着他回家。他一手拿盆，我一手拎暖水瓶。不挽着他，怕他磕了絆了摔一跤。
我家也不比外邊暖和多少。我住陰面兒。還沒來暖氣，窗戶也透風。
我見他仍緊縮着身子，知道他還是覺得冷，便打開衣櫥，取出我的呢大衣請他披在身上。接着為他沏上杯熱茶。並插上電取暖氣擺在他近前……
於是我們的交談漸漸開始。
池田老先生就我原著中的一些字、詞、句和時代背景提了一些翻譯方面的技術性問題，我也一一作了回答之後，他合上他的記錄本兒，滿意地笑了笑，試探地問：“我能不能再就晚報上那篇文章提幾個問題？”
我愣了愣，一時不明白他何以對那一篇“花邊文字”感興趣。
我也笑了笑……
不待我開口，他又補充說：“我是不是有點兒太冒昧了？用你們中國人的話來講，是‘哪壺不開提哪壺’？你若不願回答，可以不回答的。已經超出了咱們談話的正題嘛！我不會因為你不願回答就不高興的。”
我說：“請問吧池田先生。您提出的什麼問題我都樂於回答。”
我覺得他是一位既和善可親又平易近人的日本老人。就像一位我早已熟悉的，既和善可親又平易近人的中國老人。我內心裏已經開始喜歡他了。
“那我就問了，好么？”
“好的，您請問吧。”。
“你認為，對那個受騙的女人而言，上將的獨生子，中國作家的身份，和可以到日本去定居生活，嫁給一位早稻田大學的正教授，哪一方面的誘惑力更大些？”
他問得我不禁一怔。但那僅是片刻之間的事兒。我隨即回答：“也許后一方面的誘惑力更大些吧！”
“我也是這麼想的。但我不明白為什麼？一位上將的獨生子，身份又是作家，僅僅這兩點，在中國已經不太能使那些愛虛榮的女人們上當受騙了么？我曾聽一些中國人說，前幾年，只要一個騙子自稱是高幹子弟，而且騙術高明，那麼幾乎就可以騙遍大半個中國的啊！”
他問得很懇切，我看出他的困惑是真的困惑。
我不加思索地說：“對於某些中國的騙子，前幾年行騙的‘大好形勢’，已經過去了。如果一個男子，僅僅是什麼上將的獨生子，對某些虛榮的女子並不夠。關鍵還在於他的父親是否仍活着，是否仍掌握實權。如果已經死了，或者已經無實權在握，上將的兒子就遠不如能將一個女子帶出國的男子了。比如您吧池田先生，在某些中國女子眼裏，就遠比一個並不能將她們帶出國的上將的獨生子更有魅力。你可以將某些中國女子帶出國是不是？”
池田老先生不好意思地笑了：“是的是的。但是我沒那種念頭兒，我十分警惕中國的愛虛榮的女子。你告誡她們不要上當受騙，同時也告誡了我不要上她們的當受她們的騙。用你們毛主席的話說──我要謹防‘糖衣炮彈’呢！”
我也笑了。
我說：“對。您是得謹防着她們點兒。那個騙子行騙的伎倆，雖然並不高明，可卻是‘全方位’的。上將的獨生子這是一種高貴的出身。作家是一種在中國仍較受尊敬的職業。近百萬美元是一種優越物質生活的保障。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正教授是許多中國男子可望而不可及的。出國定居是一種時髦。是搖身一變彷彿成為高等華人的途徑。這幾方面綜合起來，對某些虛榮的女子，男子行騙的實力就相當強大了。不是什麼‘糖衣炮彈’，簡直是‘糖衣原子彈’了！而某些中國女子是很愛吃甜食的。”
池田老先生又笑了。他微飲一口茶后，再問：“但是你能否向我解釋清楚，究竟為什麼，那個騙子非要說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正教授，美國人要來買他家的房產和字畫，而不反過來，說他是美國某名牌大學的正教授，日本人要來買他家的房產和字畫？這兩種說法，對於一個愛虛榮的中國女子，有什麼不同的意義么？”
我凝視看他的臉，咀嚼着他的話，忽然明白了──明白這日本老人，何以冒着大風來見我，何以對一篇比豆腐塊兒大不了多少的“花邊文章”感興趣……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在“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人的心目中，美國和日本，究竟那一個國家對中國的影響更舉足輕重？美國人和日本人，究竟哪一國人對中國人更具有心理親和性？
他要由我獲得到的，是最後這個“題中之題”的答案吧？
而我沒思考過他的疑問。
我只好說：“也許由於美元一向比日元更堅挺啊！”……
後來池田老先生又到我家來過一次。我原本想請他吃甲魚。甲魚當年四十多元一斤。我打算將燉甲魚做為我請他的家宴的“壓軸菜”。他一聽，連連擺手說：“免了免了。”我說：“一隻幾斤重的甲魚，中國作家誠心請客還是完全買得起的。”
他說：“可是你別忘了我的名字叫壽龜啊！我怎麼能自己吃自己呢？用你們中國話講，這犯忌對吧？”
於是我向他解釋：“甲魚是甲魚。龜是龜。中國人只吃甲魚，很少吃龜。但是您既然覺得犯忌，那麼‘壓軸菜’就只好請您吃雞啰？想當年，你們大日本的皇軍，每到我們的一個村子就搶村民的雞。你們日本人那麼愛吃雞？”
說者無意，聞者頓窘。
他一時竟默默無言起來，目光盯着電視看他未必就多麼喜歡看的中國歌舞節目，一副聚精會神的樣子，再不開口。
直至吃飯時，他才沒頭沒腦他說了一句：“要是不曾發生過多好。”
我問：“什麼事啊？”──以為他又提那一篇“花邊文字”呢。
他低下頭說：“日本侵華戰爭。”
許久未抬頭。……
池田壽龜老先生，是我結識的第一位日本人。我經由他而感到，某些日本人，對於日本與“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的關係，是比普遍的中國人更在乎的。某些日本人非常明白，日本若想在西方世界的國際關係中獲得好感，樹立優良的國家形像，目前仍是相當難的。日本若想在亞洲的國際關係中獲得好感，那麼首先必須獲得中國的好感。而這又必須從日本人能獲得中國人的好感開始。舍此，日本不能在亞洲樹立起優良的國家形像。那麼也就意味着它不能在全世界樹立這一形象。我不清楚明白這一點的日本人究竟有多少。但池田壽龜老先生肯定是其中的一位。他和他們，無疑是些日本的“憂國之士”。起碼是他們這一代人中的“憂國之士”。我並未和他就這些話題展開來坦率交談過。我僅僅是憑着我的敏銳的理解力感覺到，以上那些對中日關係的關注，進一步說是日本人出於本能而對日本的憂患，肯定存在於他的頭腦中……
我到他住的友誼賓館外國專家公寓去看望過他一次──因為受到他兩次真摯又熱情的邀請。他的老伴兒親自做了日本小點心款待我。是些好看又好吃的小點心……
春節前，他留下譯稿，攜老伴兒回日本去了。他謝絕了外文出版社的送行，卻在電話里希望“麻煩”我一次。
我也就“當仁不讓”了。
畢竟是兩位異國老人，對北京機場不熟，帶的東西又多，整個兒全懵。在出境口還受到了開箱檢查，雖然並沒檢查出任何違禁的東西，但老伴兒倆已汗滾滾下了。因為已經開始登機了，我們這兒還要重新收拾皮箱。
臨別之際他從風衣兜里掏出一個卷着的信封，往我手裏塞。我以為是錢，堅拒不受。他急得直跺腳，連說：“一點兒心意，一點兒心意……”他老伴兒也在一旁不停地鞠着躬說：“謝謝！謝謝！……”
我只得違心收了。眾目睽睽之下，覺得極不好意思。覺得四面八方投注過來的目光，都是那麼意味深長那麼怪怪的。大概人們都以為那信封內裝的是美元或日元。當時我自己也這麼以為。彷彿當眾接受小費。心裏別彆扭扭的。暗想我是送客，又不是雜役啊！
坐在回家的出租車上，我撕開了那封口的信封──卻並非美元或日元。而是一雙灰色的男襪。
我不禁徒自的失笑……
至今，一到秋季，我仍常穿它。
日本襪子就是經穿。這一點不承認是不行的。
池田老先生回到日本不久，便給我寫來情深誼長的信。他的漢字寫的很有特點，方方正正的，隸書筆體。以後，每至新年前幾天，我都會收到池田老先生寄來的賀卡。賀卡上總是寫滿了他那方方正正的的隸書筆體的字。他們記得我兒子和妻子的名。賀卡上總不會忘記對我兒子和妻子的祝福，又總是少不了這樣一句話──“我雖然又老了一歲，但還在為增強日中友好做着力所能及的事。”
可是我一次也沒給他回過信，一次也沒給他寄過賀卡，第一年第二年收到他的賀卡。以為不過是日本人的禮節。但是第三年第四年直至去年，年年都收到．已有七八份。它們在我心中就漸漸沉甸甸的了。哪怕完全是一種禮節，對這種禮節的顧全態度，在我們中國人之間也是不多見的。何況我已經不將那些賀卡僅僅當成禮節，而開始視為真摯的友情了。真摯的反意詞是虛偽。人不太可能將一種虛偽延長七八年之久。我足中國的普通公民，他是日本的普通公民，正如我對他無所求一樣，他對我也是無所求的。生活在兩個國家裏的互無所求的男人，這一種友情是值得珍視的。池田老先生是很珍視了，我也要像他一樣珍視起來。今年我一定要買最美的賀卡寄給他。並寫上對他和對他夫人的衷心祝福……
彬本達夫先生我結識的第二位日本人，是早稻田大學的彬本達夫教授，名副其實的正教授，不是那個冒牌的“梁曉聲”所自我吹噓的什麼正教授。彬本達夫先生還是早稻田大學近當代中國文學研究所所長，他譯過我的《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親》、《母親》、《黑鈕扣》，皆發表在《當代中國文學季刊》上。我們的交往當然是從他譯我的小說開始的。而我見到他是在一九九二年或九三年。他來北京參加“老舍作品國際研討會”。“我是中國方面正式邀請的唯一的日本代表”──他在電話里這麼對我說，語調中充滿着自豪感。我請他到家裏來做客，他愉快地答應了。
他來那一天我在中國兒童電影製片廠門口迎候他，卻沒想到他是乘公共汽車來的。那一天極熱，太陽很毒。這他可就自找苦吃了。又提前一站下車，在太陽的暴晒之下走了二十多分鐘。
我見到的是一位斯文懦雅的日本男人。看去完全不像五十五六歲，比實際年齡要年輕五六歲，四十八九歲的樣子。穿一件白色的綢質的拉鏈衫。襟懷敞開着，內里是圓領背心，肩挎一個旅行兜。就是被我們中國人叫作“馬糞兜”的那一種。手裏攥着手絹兒，一邊匆匆走一邊不停擦汗。他使我聯想到一位從外地，從南方某地到北京開會的語文教師，他的衣着也隨便得不能再隨便。
完全是憑着一種直覺，我認定了從遠處匆匆走來的他便是彬本達夫先生，於是迎上去……
“你怎麼會一眼就看出是我？你也沒見過我的照片啊？難道我這樣子還不像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國男人么？”
他“友邦驚詫”了。
我笑了，說：“別人告訴我，日本人走路，都像在趕時間一樣急急忙忙的。”
他也笑了，連說：“對對。”──低頭看了一眼手錶：“還好，比我們約定的時間提前三分鐘。”聽他那口吻，彷彿如果遲了三分鐘，就必促成什麼大錯似的。
我奇怪地問他為什麼不乘出租車？
他說：“在中國，我當然更喜歡像普通的中國人似的擠公共汽車。那種感覺對我很重要，機不可失。”
和我一起走着，他也走得很快。快得我有點兒跟不上他的步子。
我說：“我家不遠。”
他歉意地說：“那麼我是應該走得慢一點兒。”
然而我發現他似乎不會慢走。或者太不習慣於慢走。上身微微向後傾，彷彿企圖牽制住一條我所看不見的大狗，而它帶着股蠻勁兒企圖掙脫了往前沖。
當時諶容大姐正坐在我家裏。她那一日為了什麼事兒到北影，順便來我家坐坐。
走進我們童影宿舍樓的院子，我才告訴彬本先生家中還有另一位客人。
“是么？”──他的腳步停住了，沉吟片刻，斷然地說：“如果你覺得同時接待兩位客人不太方便的話，找可以先迴避的。街對面的土崗就是元大都的城牆遺址吧？那麼我先去弔古。體會體會中國古詩中‘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淡雲閑今古同’的襟懷也不虛此行……”
我說：“沒什麼不方便的。我的另一位客人是中國著名的女作家，以你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熟悉，最多猜三次，准能猜得到。”
果然，他只猜三次，便猜到了是諶容大姐。
“能見到她我太高興了！我讀過她許多作品！”
我說：“她也很高興見到你啊，否則早就走了，不等在我家裏了。”
我和彬本先生和諶容大姐互談了一個多小時。彬本先生頻頻為我們拍照，我也頻頻為他和諶容大姐拍照。
他因還有事先告辭了。我陪諶容大姐又聊了半個多小時。送她走至路口，卻又迎頭碰見了彬本先生。我以為他將相機忘在我家了。不料他有些窘地對諶容大姐說：“真對不起，我竟將您的扇子帶走了。坐上了出租汽車才發現手中的扇子……”
諶客大姐愣了愣說：“不是我的扇子，是曉聲家的……”那是一把舊紙扇。已破了多處。飛機上贈給乘客的。我望着他滿頭大汗的樣子，一時不知說什麼好。
“嗨，為這麼一把破扇子，扔道上都沒人撿！……”
諶容大姐幾步快走到路邊，招手替彬木先生攔住了一輛出租車。
望着出租車載彬本先生駛遠，諶容大姐自言自語：“這就叫‘生活細節’啊！彬本達夫，我以後會記住這位日本文人的名字的。”──沉思地望着我又說，“咱們都可以和這個日本人交朋友。他再來北京你一定通知我，我要請他到我家做客！”
我知道諶容大姐的交往原則一向太過嚴謹。彬本先生顯然給她留下了極良好的印象。
於是我說：“我交往的人嘛，無論中國人還是外國人，質量是肯定沒問題的。”
彬本先生再沒來過中國。
但是像池田老先生一樣，年年寄賀卡繪我。今年五月，他在執教之餘，譯畢我的小說《黑鈕扣》，依然發表在《中國當代小說季刊》。它是他和幾位熱愛中國文學的同仁們自費創辦的，談不上什麼經濟效益。他們沒稿酬可言。有時還要自己掏腰包補貼印刷費。所以，儘管他已經譯了我十餘萬字的作品，我卻從未向他討過原著費。至今我僅收到過十五美元，還是他主動寄來的……日本窮人家的女兒我見過的第三位日本人是年輕女性。當年外語學院的留學生。名字我已經忘記了。她也沒有名片留給我。彼此沒什麼友情基礎，故只能算是見過。
但她印在我記憶中的印象卻是較深的。
她屬於不漂亮的那一類女性。實事求是地說，是那類其貌不揚的女性。不高的個子，短腿，稀疏的長發，我見到她是在一月里的一個日子。一個乾冷的天光陰鬱的日子。在我的辦公室里。
聽到輕輕的敲門聲，我放下筆，起身去開了門，以為她是一個來自中國偏遠山區的姑娘。她的臉凍得紅紅的，雙唇乾裂，鼻子還有些腫似的。使我聯想到了某些在春季里對花粉過敏的女人的臉。當年北京還沒“勞務市場”。不少來自外省農村或山區的窮家女，常到北影來碰運氣。倘運氣不錯，就會被誰家雇傭了去做“小阿姨”，我不止三五次地接待過她們。儘管我家當年並不打算雇傭“小阿姨”，我暗想──得，又須陪着聊聊，起碼得讓人家進門喝杯熱水，暖暖身子吧！
她有幾分恓惶地掏出了證件，雙手呈遞給我看，一邊怯怯地說：“我是日本留學生中……這是，我的學生證……”
日本留學生？
她穿一件舊的，褐色的，很瘦的呢大衣，分明是那種秋季穿的而非冬季禦寒的呢大衣。而呢大衣內穿的卻是一件中式棉襖。所以那呢大衣僅能扣最上邊的兩顆扣子。腰際的一顆扣不上，衣擺燕尾服似的分開在身體兩邊，褲子長，在足腕那兒堆了幾層褶兒。腳上是一雙顯然比她的腳大許多的布棉鞋。
我猶豫了一下，不禁接過學生證看，當然沒看出什麼破綻。
“打擾了，對不起！請多關照。請多關照……”
她在門外不停地向我鞠躬。
我還給她學生證，立刻往房間裏讓她。暖氣供暖不足，我的辦公室一點兒也不溫暖。我將一隻沙發挪近暖氣，又將電爐子擺在她跟前插上，接着為她沏了一杯咖啡。然後歸坐在椅子上，望着她問有什麼需要我幫助的？
她焐着雙手，垂下目光瞧自已的鞋尖兒，局促不安地說──她在外語學院讀過我的幾篇小說。現在學校放假了，宿舍里就剩她自已了。她感到很寂寞。她想找點兒“中譯日”的文字翻譯工作。既可以打發寒假漫長的日子，又可以實踐實踐。說她的中國同學建議她來找我。說她們告訴她，我是個很熱心又很樂於幫助別人的人，幾乎有求必應……我見她局促得快哭了。我暗恨她那幾個慫恿她來找我的中國同學。而她那種局促不安的模樣，又頓時使我心慈意善到了極點。我將椅子搬近她，和她面對面坐着，促她先喝完那杯咖啡。咖啡已經不太熱了。她喝完后，我又為她沏了一杯。
我問她為什麼放了寒假也不回日本去？
她說捨不得來回那一筆路費。說她到中國留學，完全是靠自己幾年打工掙的錢。
我問她家裏難道在經濟方面就一點兒也幫不上她？
她搖搖頭說幫不上。沉默了一會兒，似乎覺得這麼回答了我還不能理解，又低聲說：“我家是日本的窮人之家。”
我第一次聽一個日本人當著我，一個中國人的面承認自己在日本是“窮人之家”。池田老先生當然不是日本的窮人。他給我看過在橫濱他家的照片。一幢美觀的小二樓。有院子。院子裏有紅花和綠樹。院門口停着小汽車。他的子女們都已成家立業了。他和老伴兒過着無憂無慮的晚年生活。他是個再沒什麼心可操的較幸福的日本老人。彬本先生當然也非窮人。早稻田大學的正教授，“中國近當代文學研究所”所長，這兩點保障他即使在退休以後，也能過着體面的日本水準的中產階級生活。
“那麼你父親是從事什麼職業的呢？”
“我父親從小腿不好。患小兒麻痹留下了後遺症。沒念過幾年書，所以一生都在做雜役。現在快老了，說不定哪一天就做不了雜役了。那時，他的撫恤金將夠維持他自己的溫飽了……”
她的聲音依然很低。但是不再那麼局促了。也許由於身上暖了些。屋裏也暖了些，她捧着杯子的手臂不發抖了。
“你母親呢？她是不是也有份兒工作呢？”
“我母親年輕時也做過雜役。生了我以後，就不再工作，一心一意撫養我。日本兒童的入托費很高。這是許多婦女一有了小孩兒就不再工作的原因之一。極少數的婦女小孩兒大了之後仍能重新找到一份工作．而我的母親很難。”
“為什麼？”
“她也只念了幾年書。沒有長技，人也長得不漂亮……”
於是輪到我同情地望着她，久久沉默了。
“我的父母都是北海道農村的人。後來到小市去的。我生在那個小市，長大在那個小市，我說了你也許不太相信，我因為到中國來留學，得在東京乘國際飛機，才去過東京。我們北海道人常常覺得，彷彿被日本遺忘了。而我覺得東京一定是排斥我這樣的女孩兒的，儘管它實際上不是我想的那樣。可我還是免不了總那麼想……”
我說：“我家也是中國的窮人之家。靠寫小說並不能使一個中國人由窮變富。起碼，從我身上看，目前仍證明着這點（當年乃八六或八七年，國家規定最高稿酬每千字二十餘元）。你瞧，這雖是我的辦公室，可是卻不得不擺兩張床。晚上我和我的老父睡在這兒。這兒晚上很冷。我是北方人。我們中國北方人，也常有種彷彿被中國遺忘了的感覺。儘管事實上也不是那樣。中國太大，只不過‘改革開放’，使中國南方和北方的發展，顯出很大的差距了。而且我敢斷言，差距還將擴大下去……”
她終於緩緩抬起頭望着我了。
見她眼中已沒了閃耀的淚水，我微笑了。我希望她能明白，我是多麼同情她又是多麼理解她。我想她是明白了。一個人，尤其一個年輕姑娘，倘在我面前感到局促，也會使我變得局促起來，內心裏非常彆扭。不僅是那兩杯咖啡打消了她的局促，顯然也還是由於我的話，而我正是因此才那麼說的……
我陪她聊了一個多小時。
她走時，我將所有能找到的，我自己的書一一找出，簽了名，蓋了印章，送給她。還送給她一隻漂亮的景泰藍花瓶。我的一篇獲獎小說的獎品。
並且，我給當年的“日本文學研究所”的朋友寫了一封信，鼓勵她去推薦自已。一半誠心誠意的，一半是虛與委蛇。但我想，哪怕使她在中國感受到兒分人對人的熱情也好啊！
大約半年後，我收到了她一封信。寄自日本。信中說了不少感激的話。說她自忖希望不大，並沒帶着我那封信去找我的朋友。說她已沒有經濟條件繼續在中國留學了。說她認真想了想，就算自己把中國話學得頂呱呱的，又能對謀到一份理想的職業起幾分作用呢？也許恰恰相反，反而使自己的謀職範圍變得狹小了。說她又回到了北海道，在一家小餐館掙錢。不過不是在前堂當招待，而是在後廚當雜役……
字裏行間．幾處出現“像我這樣的日本姑娘”一語──自憐而又無奈之衷，甚於對面憂憂言表。
她寫下了住址。寫下了電話號碼。寄了一份北海道交通圖。用紅筆在圖上圈出了她那個小市鎮。並在半張白紙上．標出她的住處，她打工的那小餐館，在那小市鎮的方位……
然而，我沒回信。
她也沒寄過賀卡來。
但我對她的記憶之深，甚至可以說超過了我對池田老先生和彬本達夫先生的記憶。
掘江先生和荒井先生我接觸過的最後兩位日本人，都是中年男人了。一位是《朝日新聞》北京支局長掘江義人，一位是《讀賣新聞》北京支局長荒井利明。他們都是通過全國“記協”與我聯繫並要求採訪的，所以我和他們的關係也只能說是“接觸”過。而且僅僅是被採訪過那一次。而且主要是他們希望通過我了解北京，了解中國，了解中國的當代文學、電影、電視藝術和“改革開放”；儘管我也希望通過被採訪經由他們了解我所沒去過的日本社會的方方面面，但在有限的時間內，回答了十句之後才有機會反問一句，當然是他們的收穫比我的收穫多。他們的收穫“大大的”，我的收穫“小小的”。我不知他們究竟會不會說中國話，反正他們都帶着翻譯。而且是中國方面的翻譯，
如果我們認為“讀賣”與“朝日”兩家日本大報駐北京的支局長，也可以算作是日本的“新聞官員”的話，那麼我覺得，他們是特別“遵紀守法”的，尊中國之“紀”。守中國之“法”。這從他們並不擅自與我本人聯繫，而要經過“記協”與“作協”與我聯繫，是足以證明的。我強調陪同他們的翻譯是“中國方面”的，意思絕非僅僅是說翻譯是中國人。而是說翻譯是專職的。直接隸屬於某些中國新聞機構的。這又足以證明，他們是很重視中國“國情”，很在意他們的採訪的“合法性”的。與香港、台灣、西方其他國家，尤其美國的某些記者們是大不一樣的。後者們似乎更熱衷於“民間私訪”，更強調記者們“自由”。全不顧在中國，我們的政府對“自由”二字的理解比如新聞自由啦、出版自由啦、言論自由啦，與他們的理解和詮釋是有很大歧義的。
掘江先生和荒井先生對我的採訪，都不免顯得有些拘謹。他們都首先彬彬有禮地聲明──如果他們問了什麼我覺得不便回答的問題，那絕非他們存心使我為難，而是他們不慎超越了“採訪禁區”，希望預先得到最大程度的諒解。
我一開始都對他們說過這樣的話：“我對我的國家不懷有任何惡意。熱愛我們的人民。無論我的國家貧窮還是落後，我都愛她。因而，不管面對哪一國家的記者，我都不會認為，我對抗我的國家的言論是必須謹小慎微地打什麼折扣的。他們想了解什麼盡可以開誠佈公地問。我也將開誠佈公地回答。我不知道任何國家機密。我沒有泄密的可能。所以他們對我的採訪應該是沒有所謂‘禁區’的。我的回答也將沒有所謂‘禁區’。如果我批評我的國家的某一方面，那隻能證明那些方面太糟糕，早已引起廣大中國民眾普遍的不滿！先生，請開口問吧！”
我的話當時都使他們感到出乎預料。
而實際上，他們所問，從始到終，都半點兒沒有使我覺得不便回答，感到為難過。
他們很關心中國會否“長治久安”。
而我覺得，他們更其關心的是，中國的“安”與“不安”，對日中關係，主要是日中經濟關係，究竟會產生多大程度的影響。其影響又會導致日本的經濟前景發生怎樣的，多大程度的變化。
無庸置疑，掘江先生和荒井先生，也是兩位極愛國的日本先生。也是兩位可敬的日本的“憂國之士”。他們的心中似乎充滿了對他們的國的遠憂和近慮。
我以為，“中日關係”，對許多中年以上的日本人而言，實際上是“中日經濟關係”。進而是足以深刻影響日本在亞洲，乃至在世界的經濟地位的一種“國際關係”。
而“中美關係”，對許多中年以上的美國人而言，則很可能更主要地是“中美的政治關係”了。進而是足以深刻影響美國在亞洲，乃至在全世界的政治地位的一種“國際關係”。
美國佬是靠了在全世界的國際政治實力，而證明自己是世界強國的。它的國際政治的一翼和國家經濟的一翼，都是羽毛豐滿，齊飛共翔的。
日本則是靠了在全世界的經濟實力，而證明自己是世界強國的。它的國家經濟的一翼，雖足以與美國匹比，但國際政治的一翼，卻退化得極其短小。這隻怪鳥是靠了單翼的不停的扇動，才得以騰旋在世界的天空之上的。
日本是那麼在乎它在對中國這個巨大的潛力無窮的“市場”的佔有率。
而美國佬似乎相當不在乎。即使內心裏挺看重，表面上也要裝出不屑於的樣子。
我接受過美國記者的採訪。他們總是圍繞着“民主和人權”與你談。他們毫不掩飾地表示他們對其他問題的索然。
而日本記者們幾乎從不與中國的被採訪者談什麼“民主和人權”。
日本人差不多都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竭誠的擁護者吧？──我常這麼想。
“如果中國亂了，將會怎樣？”
掘江和荒井兩位先生都這麼問過我。
而我都這麼反問過：“我沒理解錯的話，先生是不是在問──如果中國亂了，日貨在中國市場上的命運將會怎樣？”
“中國千萬不要亂起來！”
掘江先生這麼說過。
荒井先生也這麼說過。
他們說此話時，都表現出由衷的憂患意識，一如我自己在這方面常常表現出的憂患意識，區別也許僅僅在於，我並不同時替日本優患什麼。而他們的憂患的出發之點，首先是他們的國的得失。其次才是……我覺得沒有什麼“其次”。
美國佬對這個問題的提問方式是特別耐人尋味的。
他們不像日本人那麼問。
他們這樣問：“作為一個中國人，你覺得中國目前的穩定狀態還能維持多久？”
彷彿他們早已替中國預測過──目前的穩定不過是暫時的。
你從他們的話中，多少總能咀嚼出點兒類乎率災樂禍的意味兒。也許他們並不真的幸災樂禍，只不過對他們的估計和判斷太自信，覺得他們是在以更坦率更接近“事實”的方式提出問題。美國人環顧全世界，彷彿總在尋思──現在哪一個國家還是美國最主要的敵人？
日本人環顧全世界，彷彿總在考慮──現在哪一個國家還可開闢為日本的經濟市場？
而我作為一個中國人卻常在想──他媽的美國佬也罷，日本人也罷，中國將來會怎樣，全在於十二億中國人對中國的感覺如何！忽視了這一種感覺，就等於忽視了季節談天氣！……
飛機載着我，和我這一種純粹中國人的想法，平穩地着落在東京機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