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裳

莎士比亞有一句名言：“衣裳常常顯示人品”；又有一句：“如果我們沉默不語，我們的衣裳與體態也會泄露我們過去的經歷。”可是我不記得是誰了，他曾說過更徹底的話：我們平常以為英雄豪傑之士，其儀錶堂堂確是與眾不同，其實，那多半是衣裳裝扮起來的，我們在畫像中見到的華盛頓和拿破崙，固然是奕奕赫赫，但如果我們在澡堂里遇見二公，赤條條一絲不掛，我們會要有異樣的感覺，會感覺得脫光了大家全是一樣。這話雖然有點玩世不恭，確有至理。

中國舊式士子出而問世必需具備四個條件：一團和氣，兩句歪詩，三斤黃酒，四季衣裳；可見衣裳是要緊的。我的一位朋友，人品很高，就是衣裳“普羅”一些，曾隨着一伙人在上海最華貴的飯店裏開了一個房間，後來走出飯店，便再也不得進去，司閽的巡捕不准他進去，理由是此處不施捨。無論怎樣解釋也不得要領，結果是巡捕引他從後門進去，穿過廚房，到賬房內去理論。這不能怪那巡捕，我們幾曾看見過看家的狗咬過衣裳楚楚的客人？

衣裳穿得合適，煞費周章，所以內政部禮俗司雖然繪定了各種服裝的式樣，也並不曾推行，幸而沒有推行！自從我們剪了小辮兒以來，衣裳就沒有了體制，絕對自由，中西合壁的服裝也不算違警，這時候若再推行“國裝”，只是於錯雜紛歧之中更加重些紛擾罷了。

李鴻章出使外國的時候，袍褂頂戴，完全是“滿大人”的服裝。我雖無愛於滿清章制，但對於他的不穿西裝，確實是很佩服的。可是西裝的勢力畢竟太大了，到如今理髮匠都是穿西裝的居多。我憶起了二十年前我穿西裝的一幕。那時候西裝還是一件比較新奇的事物，總覺得是有點“機械化”，其構成必相當複雜。一班幾十人要出洋，於是西裝逼人而來。試穿之日，適值嚴冬，或缺皮帶，或無領結，或襯衣未備，或外套未成，但零件雖然不齊，吉期不可延誤，所以一陣騷動，胡亂穿起，有的寬衣博帶如稻草人，有的細腰窄袖如馬戲丑，大體是赤着身體穿一層薄薄的西裝褲，凍得涕泗交流，雙膝打戰，那時的情景足當得起“沐猴而冠”四個字。當然後來技術漸漸精進，有的把褲腳管燙得筆直，視如第二生命，有的在衣袋裏插一塊和領結花色相同的手絹，儼然像是一個紳士，猛然一看，國籍都要發生問題。

西裝是有一定的標準的。譬如，做褲子的材料要厚，可是我看見過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穿夏布西裝褲，光線透穿，真是駭人！衣服的顏色要樸素沉重，可是我見過著名自詡講究衣裳的男子們，他們穿的是色彩刺目的寬格大條的材料，顏色驚人的襯衣，如火如荼的領結，那樣子只有在外國雜耍場的台上才偶然看得見！大概西裝破爛，固然不雅，但若嶄新而俗惡則更不可當。所謂洋場惡少，其氣味最下。

中國的四季衣裳，恐怕要比西裝更麻煩些。固然西裝講究起來也是不得了的。歷史上著名的一例，詹姆斯第一的朋友白金翰爵士有衣服一千六百二十五套。普通人有十套八套的就算很好了。中裝比較的花樣要多些，雖然終年一兩件長袍也能度日。中裝有一件好處，舒適。中裝像是變形蟲，沒有一定的形式，隨着穿的人身體變。不像西裝，肩膊上不用填麻布使你冒充寬肩膀，脖子上不用戴枷系索，褲子裏面有的是“生存空間”；而且冷暖平勻，不像西裝咽喉下面一塊只是一層簿襯衣，容易着涼，褲子兩邊插手袋處卻又厚至三層，特別鬱熱！中國長袍還有一點妙處，馬彬和先生（英國人入我國籍）曾為文論之。他說這鐘形長袍是沒有差別的，平等的，一律的遮掩了貧富賢愚。馬先生自己就是穿一件藍長袍，他簡直崇拜長袍。據他看，長袍不勢利，沒有階級性，可是在中國，長袍同志也自成階級，雖然四川有些抬轎的也穿長抱。中裝固然比較隨便，但亦不可太隨便，例如脖子底下的鈕扣，在西裝可以不扣，長袍便非扣不可，否則便不合於“新生活”。再例如雖然在蚊蟲甚多的地方，褲腳管亦不可放進襪筒里去，做紹興師爺狀。

男女服裝之最大不同處，便是男裝之遮蓋身體無微不至，僅僅露出一張臉和兩隻手可以吸取日光紫外線，女裝的趨勢，則求遮蓋愈少愈好。現在所謂旗袍，實際上只是大坎肩，因為兩臂已經齊根劃出。兩腿儘管細直如竹筷，扭曲如松根，也往往一雙雙的擺在外面。袖不蔽肘，赤足裸腿，從前在某處都曾懸為厲禁，在某一種意義上，我們並不惋惜。還有一點可以指出，男子的衣服，經若干年的演化，已達到一個固定的階段，式樣色彩大概是千篇一律的了，某一種人一定穿某一種衣服，身體丑也好，美也好，總是要罩上那麼一套。女子的衣裳則頗多個人的差異，仍保留大量的裝飾的動機，其間大有自由創造的餘地。既是創造，便有失敗，也有成功。成功者便是把身體的優點表彰出來，把劣點遮蓋起來；失敗者便是把劣點顯示出來，優點根本沒有。我每次從街上走回來，就感覺得我們除了優生學外，還缺乏婦女服裝雜誌。不要以為婦女服裝是瑣細小事，法朗士說得好：“如果我死後還能在無數出版書籍當中有所選擇，你想我將選什麼呢？……在這未來的群籍之中我不想選小說，亦不選歷史，歷史若有興味亦無非小說。我的朋友，我僅要選一本時裝雜誌，看我死後一世紀中婦女如何裝束。婦女裝束之能告訴我未來的人文，勝過於一切哲學家，小說家預言家，及學者。”

衣裳是文化中很燦爛的一部分。所以裸體運動除了在必要的時候之外（如洗澡等等），我總不大讚成。我的一位國文老師我在十八九歲的時候，遇見一位國文先生，他給我的印象最深，使我受益也最多，我至今不能忘記他。先生姓徐，名錦澄，我們給他上的綽號是“徐老虎”，因為他凶。他的相貌很古怪，他的腦袋的輪廓是有稜有角的，很容易成為漫畫的對象。頭很尖，禿禿的，亮亮的，臉形卻是方方的，扁扁的，有些像《聊齋志異》繪圖中的夜叉的模樣。他的鼻子眼睛嘴好像是過分地集中在臉上很小的一塊區域裏。他戴一副墨晶眼鏡，銀絲小鏡框，這兩塊黑色便成了他臉上最顯著的特徵。我常給他畫漫畫，勾一個輪廓，中間點上兩塊橢圓形的黑塊，便惟妙惟肖。他的身材高大，但是兩肩總是聳得高高，鼻尖有一些紅，像酒糟的，鼻孔里常藏着兩桶清水鼻涕，不時地吸溜着，說一兩句話就要用力地吸溜一聲，有板有眼有節奏，也有時忘了吸溜，走了板眼，上唇上便亮晶晶地吊出兩根玉箸。他常穿的是一件灰布長袍，好像是在給誰穿孝。袍子在整潔的階段時我沒有趕得上看見，餘生也晚，我看見那袍子的時候即已油漬斑斑。他經常是仰着頭，邁着八字步，兩眼望青天，嘴撇得瓢兒似的。我很難得看見他笑，如果笑起來，是獰笑，樣子更凶。我的學校是很特殊的。上午的課全是用英語講授，下午的課全是國語講授。上午的課很嚴，三日一問，五日一考，不用功便被淘汰，下午的課稀鬆，成績與畢業無關。所以每天下午上國文之類的課程，學生們便不踴躍，課堂上常是稀稀拉拉的不大上座，但教員用拿毛筆的姿勢舉着鉛筆點名的時候，學生卻個個都到了，因為一個學生不只答一聲到。真到了的學生，一部分是從事午睡，微發鼾聲，一部分看小說如《官場現形記》、《玉梨魂》之類，一部分寫“父母親大人膝下”式的家書，一部分乾脆瞪着大眼發獃，神遊八表。有時候逗先生開玩笑。國文先生呢，大部分都是年高有德的，不是榜眼，就是探花，再不就是舉人。他們授課不過是奉行公事，樂得敷敷衍衍。在這種糟糕的情形之下，徐老先生之所以凶，老是繃著臉，老是開口就罵人，我想大概是由於正當防衛吧。有一天，先生大概是多喝了兩盅，搖搖擺擺地進了課堂。這一堂是作文，他老先生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了兩個字，題目尚未寫完，當然照例要吸溜一下鼻涕，就在這吸溜之際，一位性急的同學發問了：“這題目怎樣講呀”老先生轉過身來，冷笑兩聲，勃然大怒：“題目還沒有寫完，寫完了當然還要講，沒寫完你為什麼就要問……”滔滔不絕地吼叫起來，大家都為之愕然。這時候我可按捺不住了。我一向是個上午搗亂下午安分的學生，我覺得現在受了無理的侮辱，我便挺身分辯了幾句。這一下我可惹了禍，老先生把他的怒火都潑在我的頭上了。他在講台上來回地踱着，吸溜一下鼻涕，罵我一句，足足罵了我一個鐘頭，其中警句甚多，我至今還記得這樣的一句：

×××你是什麼東西我一眼把你望到底這一句頗為同學們所傳誦。誰和我有點爭論遇到糾纏不清的時候，都會引用這一句“你是什麼東西我把你一眼望到底”當時我看形勢不妙，也就沒有再多說，讓下課鈴結束了先生的怒罵。但是從這一次起，徐先生算是認識我了。酒醒之後，他給我批改作文特別詳盡。批改之不足，還特別地當面加以解釋，我這一個“一眼望到底”的學生，居然成了一個受益最多的學生了。徐先生自己選輯教材，有古文，有白話，油印分發給大家。《林琴南致蔡了民書》是他講得最為眉飛色舞的一篇。此外如吳敬恆的《上下古今談》，梁啟超的《歐遊心影錄》，以及張東蓀的時事新報社論，他也選了不少。這樣新舊兼收的教材，在當時還是很難得的開通的榜樣。我對於國文的興趣因此而提高了不少。徐先生講國文之前，先要介紹作者，而且介紹得很親切，例如他講張東蓀的文字時，便說：“張東蓀這個人，我倒和他一桌上吃過飯……”這樣的話是相當地可以使學生們吃驚的，吃驚的是，我們的國文先生也許不是一個平凡的人吧，否則怎能和張東蓀一桌上吃過飯徐先生介紹完作者之後，朗誦全文一遍。這一遍朗誦很有意思。他打着江北的官腔，咬牙切齒地大聲讀一遍，不論是古文或白話，一字不苟地吟詠一番，好像是演員在背台詞，他把文字裏蘊藏着的意義好像都宣洩出來了。他念得有腔有調，有板有眼，有情感，有氣勢，有抑揚頓挫，我們聽了之後，好像已經理會到原文意義的一半了。好文章擲地作金石聲，那也許是過分誇張，但必須可以琅琅上口，那卻是真的。徐先生最獨到的地方是改作文。普通的批語“清通”、“尚可”、“氣盛言宜”，他是不用的。他最擅長的是用大墨杠子大勾大抹，一行一行地抹，整頁整頁地勾；洋洋千餘言的文章，經他勾抹之後，所余無幾了。我初次經此打擊，很灰心，很覺得氣短，我掏心挖肝地好容易謅出來的句子，輕輕地被他幾杠子就給抹了。

但是他鄭重地給我解釋，他說：“你拿了去細細地體味，你的原文是軟巴巴的，冗長，懈啦光唧的，我給你勾掉了一大半，你再讀讀看，原來的意思並沒有失，但是筆筆都立起來了，虎虎有生氣了。”我仔細一揣摩，果然。他的大墨杠子打得是地方，把虛泡囊腫的地方全削去了，剩下的全是筋骨。我離開先生已將近５０年了，未曾與先生一通音訊，不知他雲遊何處，聽說他已早歸道山了。同學們偶爾還談起“徐老虎”，我於回憶他的音容之餘，不禁地還懷着悵惘敬慕之意。

摘自《書摘》２０００年第９期，原載《長相思——名人筆下的老師》一書，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