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梁漱溟先生學習

今天上午秋高氣爽，令人食慾大振，於是中午吃了6個包子兩根黃瓜。飯後天色忽轉陰沉，有點鬧肚子，遂以孔門秘訣“四面出擊法”治之。一邊看電視，一邊打棋譜，一邊逗小貓，一邊讀點舊書。先讀了本《文化的衝突與融合》，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這是張申府、梁漱溟、湯用彤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重點閱讀了梁漱溟的部分，其他部分快速瀏覽一遍。不知不覺陷入對梁漱溟問題的思考，遂又讀了一本《梁漱溟問答錄》，15萬多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同年6月，梁漱溟老人就以95歲高齡仙逝了。這本問答錄，是汪東林陸續整理的，86年就在《人物》雜誌上連載過，我曾看過一部分。這次完整地讀一遍，勾勾畫畫，寫點心得。抬眼一看，已經是明月在窗，晴光滿天了。

梁漱溟的大名，眼下有點火。其實跟其他被吹捧的大師一樣，吹捧者大多既未曾見過其人，也未曾讀過其文。只不過聽說梁漱溟曾經跟毛澤東當面叫板過，於是就推崇為“反共大師”。當今的漢奸陣營也真是可憐，既無學問，也無德操，只要聽說誰跟共產黨紅過臉，馬上就認作親爹。怪不得汪精衛先生一氣之下，憤然填了海呢。

梁漱溟祖上並非漢人，所以請漢奸弟兄們就不要打他的主意啦。人家本來是元朝宗室，蒙古人，姓“也先帖木耳”，封為“梁王”，住在河南汝陽一帶。元朝滅亡后，就改姓梁了，說是取自“孟子見梁惠王”。其實他們也先家族跟孟老夫子，八竿子打不着，這麼說大約是為了顯得有文化。不過孔老師覺得，孟子見梁惠王那一篇，講的都是如何施仁政，如何建設理想國，什麼“仁者無敵”啊，什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妻吾妻以及人之妻”啊，可以說就是中國古代的共產主義偉大理想吧，這些恰巧跟梁漱溟先生的思想驚人相似，所以梁老先生印象深刻焉。

這個也先家族，跟漢族通婚了幾百年，從河南跑到廣西，再到河北，再到山西，再到北京，明朝的時候就給老朱家做官，清朝的時候就給愛新覺羅家做官，早已忘卻自己是蒙古人了——這就是中華民族的融合性，家譜里寫着祖先，但不搞種族優越論，自然融合，平等競爭。梁漱溟的爹爹梁巨川，在清末當個四品官的內閣侍讀，“意趣超俗，滿腔熱忱，一身俠骨，不肯隨俗浮沉”，這樣的人在時代轉折處，有時候會想不開。當張勳復辟失敗后，老人家知道大清王朝真的無可挽回了，就在1918年，自己花甲大壽的前夕，一頭扎進積水潭，以身殉清，頓時轟動了京城。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新一代文豪都寫了文章，對這種封建餘孽進行批判。但孔老師認為，凡是對自己的思想立場忠心耿耿，並不惜以身相殉者，不論那思想“對錯”，這個人都是值得尊敬的。

梁漱溟幼年，親歷過八國聯軍闖進家中，把他的玩具都砸壞了。那些污衊義和團是“暴徒”的漢奸們口口聲聲說八國聯軍是“文明之師，正義之師”，梁漱溟先生的看法則一定會讓他們失望的。

梁漱溟七歲進了北京第一個洋學堂“中西小學堂”，後來多次轉學。他學習比較差，最高學歷是中學畢業，卻年紀輕輕就成了北大教授。是不是梁漱溟天資聰穎，智商超人呢？非也。梁漱溟從小就體弱多病，腦子愚笨。他6歲了還不會系褲帶，一天早上，母親隔屋喊他，責問為何還不起床，他嚷道：“妹妹不幫我穿褲子呀！”招得全家大笑。進入青春期后，梁漱溟同學的智力才開始發達。所以大家明白孔老師為何推薦梁漱溟為學習對象了吧？像魯迅胡適錢鍾書張愛玲那類人尖子，平常人是學不來的。而梁漱溟這種資質低劣得近乎郭靖的人，後來居然成為一代大師，這足以激勵千萬個在班裏排名到三十以後的朋友吧？

梁漱溟原名煥鼎，字壽銘，在《民國報》當記者時筆名壽民或瘦民。總編輯孫炳文（參見孔慶東《十大元帥情緣》系列文章）曾給他題了一個扇面曰“漱溟”，從此就用這個名了。按東博釋名法，此名的三個字中都含水，所以後來才能跟毛澤東叫板，“毛澤東”加上“毛潤之”才兩個水，只好讓他一籌，必須的。而毛澤東當時雖然生氣，過後並不計較也。

梁漱溟一生關注兩大問題：人生問題，國家問題。而這兩個問題在中國，是互相聯繫的。孔老師認為，作為1840年以後的中國知識分子，誰要是不關心國家問題，或者號稱只關心“普世價值”，而放棄中國的具體問題，那他就連一個“普世的人”也不配。我們把梁漱溟當作佛學大師也好，儒學大師也好，都不該忘記他首先是一個社會活動家，是一個思想實踐家。他早年參加同盟會，參加國民黨，都是為了救中國。後來退出國民黨，組建民盟，也是為了救中國。梁漱溟通過觀察思考認為，人生的苦樂不在外界，而在自身。他到北大之前，在家裏閑居了兩年，大量研讀佛經和佛學著作（跟魯迅相似），19歲開始吃素，一度有出家之念，後來進一步看破，29歲那年結了婚。正像孔老師認為的，出家人未必是真和尚，特別是現代商業社會，廟裏已經沒有一個真僧，世上也沒有一座真廟了。真正的好和尚，都拖家帶口戰鬥在世俗的海洋里呢。

梁漱溟在家裏自己給自己當博導，讀了兩年自費博士，24歲就被蔡元培請到北大當了哲學教授。現在很多糊塗人一窩蜂似的鼓吹“民主邪教”，他們不知道蔡元培當年之所以創造了北大神話，全靠“獨裁專制”。蔡元培想請誰就請誰，想開除誰就開除誰，根本不用開什麼教授會，也不用投什麼狗屁票。層層負責，每個人用自己的名譽來擔保自己的工作業績。今天中國的大學為什麼辦不好？原因之一是堂堂大學校長，連個門衛也指揮不了，想開除一個後勤的科長，都要先打聽打聽那傢伙的姐夫是不是在教育部燒鍋爐的。從評職稱到賣饅頭，萬事無人負責，都是黑箱操作，美其名曰民主，其實就是一堆爛柿子淹死傲霜花，80個庸才（包括5個漢奸5個流氓）用投票的方式排擠陷害20個英才。蔡元培不問學歷，不看出身，憑着自己的學術眼光，請梁漱溟到北大講印度哲學。梁漱溟說自己一沒上過大學，二沒留過洋，對印度的六派哲學“素不留意”，“怕不能勝任”。蔡元培便說了那句百年名言：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學，也沒有發現旁的人對此更精通。於是，梁漱溟就當了北大的哲學教授。

蔡元培還干過更出格的事兒，他想聘請陳獨秀擔任北大的文科學長，為了過教育部那一關，他親自偽造了陳獨秀的學歷。都說造假不好，但如果是為了人民的利益去糊弄糊弄官僚，我看反而是個英雄，因為大學是為人民辦的，不是為教育部辦的！這樣的神話在今天是不可再現的，因為即使有了蔡元培那樣的伯樂，他也過不了教授們那嫉賢妒能的一道道鬼門關也。

梁漱溟為人不左不右，半新不舊，所以往往能客觀看人。比如他肯定陳獨秀的偉大歷史功績的同時，也指出“陳這人平時細行不檢，說話不講方式，直來直去，很不客氣，經常得罪人。”他跟李大釗也是好朋友，但那些共產黨朋友誰也不曾介紹他入黨，梁漱溟便知道“顯然我這人條件不合。”他贊同胡適的白話文主張，但不佩服胡適的人品，“感到作為新文化運動之靈魂的新人生、新思想，在他身上並不完備”。梁老師上課第一天，到校長室問蔡元培對孔子什麼態度。蔡元培“沉吟地答道：我們也並不反對孔子，儒家的學說作為一門學問，是必須認真研討的。”章士釗有獨立不羈的性格，不過“多才而多欲，細行不檢，無所不為，甚為可惜，然其個性甚強，氣概不凡，自有我所不及處。”

梁漱溟在北大任教7載后辭去，是因為對教育有了新的認識。他總結當時的青年學生有兩種，一種是墮落鬼混來謀取文憑的，一種是自尊自強卻煩悶苦痛的。所以梁漱溟要在學校教育之外，另闢挽救青年的戰場。可惜那時候沒有博客，否則漱溟先生一定會開闢一個“梁博書院”的。

從此梁老師就投身於鄉村建設，奔走于山東、廣東、河南、河北、江蘇、山西等地。在那軍閥割據兵荒馬亂的舊中國，教育救國是遠水不解近渴的，但禁賭禁毒、反對纏足、掃盲識字、指導農牧、保健防疫、移風易俗等活動，總體上是促進社會進步的，總不能要求每個知識分子都去領導人民鬧革命吧。

梁漱溟在山東搞教育實驗時，得到了山東主席韓復榘的支持。民間有很多韓復榘不學無術的笑話，孔老師也會講七八個。但實際上韓復榘文化水平很高，熟讀四書五經，在縣衙和部隊裏都當過“司書”，是以文武雙全的本事當到一員大將的。傳說中他那些愚蠢的搞笑之舉，孔老師認為一部分是民間文學的“集合”作用，將發生在多人身上的事情集中到一個人身上，造成“典型”效果；另一部分則可能是韓復榘故意裝傻充愣，其中又可分為幽默調侃和憤世嫉俗兩種。比如蔣介石推廣“新生活運動”，強令國民上街一律“右側通行”，韓復榘說：“蔣委員長腦袋瓜子進水啦？讓人走道都靠着右邊走，那他媽的左邊誰走啊？那馬路不浪費了一半嗎？”一個省主席，是斷不會弱智到此種地步的，韓復榘假如確實說過此話，那就是故意裝傻來反對蔣介石不得人心的“新生活運動”。而梁漱溟搞的教育實驗，韓復榘就不但支持，而且親自考察。韓復榘個性倔強，又佯狂傲物，所以馮玉祥蔣介石都很討厭他。馮玉祥打過他一個耳光，老蔣則終於尋了個“不戰而逃”的罪名，把韓復榘給誘殺了。

梁漱溟跟國共雙方許多高人都有交往，自負是同盟會老資格，志向又高，學問又大，所以雖然待人平和，但心中敬佩的其實沒幾個人。抗戰期間，他兩赴延安。第一次與毛澤東徹夜長談抗日前途，就被毛折服。毛澤東把即將寫成的《論持久戰》的觀點向他和盤托出，梁漱溟頓時眼前一片光明。他說：“蔣介石的講話、文告我聽過、看過多次，個別交談也有若干次了，都沒有像這一次毛澤東那樣有這麼大的吸引力和說服力。我說這些，毫不帶主觀上的隨意褒貶，而是歷史事實。”毛澤東能說服梁漱溟，後來當然也就說服了整個國民黨和全國人民。第二次徹夜長談建設新中國問題，在階級鬥爭和改良主義上發生了爭論。梁漱溟強調中國社會的特殊性，按照傳統文化的倫理本位就可自然建設好，而毛澤東強調“普世價值”，強調“中國社會卻同樣有着與西方社會共同性的一面”，不革命就不能完成歷史重任。“兩人相持不下，誰也沒有說服誰。”但談話從容親切，“明明是各不相讓的爭論，卻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談。”

數年後，梁漱溟反思了自己對中國社會的認識，承認中國不但存在着階級，而且存在着尖銳的階級鬥爭。這並非是毛澤東說服了他，而是抗日戰爭的現實喚醒了他。梁漱溟的很多學生，都參加了共產黨的抗日部隊，有的還犧牲了。目睹抗戰現實和國民黨畸形抗戰積極反共的高壓政策，梁漱溟參與創建了“民盟”，成為國共之外的第三大政治力量。人一旦參與政治，就難免會說錯話，辦錯事。梁漱溟“素常有自勉而勉人的兩句話：一曰在人格上不輕於懷疑人家，二曰在識見上不過於相信自己。”孔老師認為這兩句話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梁漱溟自負要“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家書中說“今後中國大局，建國工作，正需要我，我亦不能死。”他多次遇到危險，都幸免於難，自以為是老天爺保佑他這個民族偉人的。後來他知道了自己的狂妄，原來都是共產黨的地下英雄保護了他。

1946年，梁漱溟二赴延安，把在重慶不能說的關於建設國家的理想大大暢談了一番，毛澤東找了十位中共領袖來聽他上課。梁先生反內戰、反腐敗，可是對現狀無可奈何，以為和平遙遙無期。沒想到短短三年，共產黨就打敗了蔣介石，創建了新中國，“終於在中國開始了長時期的經濟建設”，他的理想可以實現了。梁漱溟也曾對國民黨抱有幻想，企圖在國共之間和稀泥，甚至幫助國民黨要削除中共的武裝，導致那場著名的周恩來大怒事件。周恩來罕見地大發其火：“梁先生，你不要往下說了！我聽着心都碎了！”

梁漱溟很快明白了自己真是不懂政治，很容易被抽象的美妙言辭所利用，所以他從此採取“只言論，不行動”，只代表個人，不代表任何組織的原則。這一點，孔老師十分贊成。我們知識分子關心天下大事是對的，但是政治問題錯綜複雜，不可輕易涉入，在拿不準的情況下，發出自己的聲音就是盡職盡責了，最好不要拉幫結黨。具體的操作，則還是由專門的政治家去干，比較合適。書生滿腔熱忱地做了有損人民利益的事情，歷史上是很多的，千萬不要把自己的政治熱情錯解為政治能力。即使北大的政治學教授，當真搞起政治來，恐怕並不是一個街道老大媽的對手啊。

梁老師決定了只代表個人，他說話的自由度就接近孔老師了。他一方面批評國民黨，要國民黨承擔挑起內戰的責任，下野認罪，接受懲辦戰犯。另一方面他認為共產黨雖然是被迫的，但也打了三年仗，也應該向人民道歉。對於共產黨建立的一黨專政的新中國，梁漱溟並不認為是理想的。1950年毛澤東請他參加政府，梁漱溟不答應，他認為“全國的大局還不會從此穩定統一下去。而我是曾經以第三方面的身份，為國事奔走過的人。一旦大局發生變化，仍需要我這樣的人為國事奔走。”梁老先生確實自負得太可愛了，總覺得自己這顆“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還沒正式出場呢。所以建國后，他總是給中共挑毛病，而毛澤東也總是虛心聽取他的意見。到西南考察土改后，梁漱溟對老毛稱讚鄧小平的才幹，毛澤東笑着大聲說：“梁先生看得蠻准，無論是政治，還是軍事，論文論武，鄧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梁漱溟是社會實踐家，從具體的社會考察中，他逐漸發生了思想轉變，公開發表文章，說“在階級、階級鬥爭、武裝革命能不能解決及如何解決中國問題上，我省悟了自己的錯和中共的對。”這不是見風使舵，而是服從真理的光明磊落。梁漱溟以前認識不到自己的錯誤，一是因為他搞的鄉村實驗，並未真正深入到窮鄉僻壤的底層；二是因為他把“鬥爭”簡單理解為你死我活的暴力搏鬥，不明白毛澤東說的鬥爭是哲學意義上的“對立統一”；三是因為他主觀地認為共產黨主要是農民，後來讀了彭真的文章，才明白那不過是共產黨員的“歷史出身”，共產黨的實質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先鋒隊，其中包括了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

梁漱溟具有超強的自我糾錯能力，這本來是好事，但卻導致了他的自我膨脹意識長期未能解決。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自了漢”，是“個人英雄主義”。所以才發生了1953年政協會上跟毛澤東的衝突。

那次會上討論總路線問題，國家已經確定了要大力發展重工業，這是走向現代化、避免再度成為殖民地的千秋大計，而且國家並沒有輕視農業。而梁老師和孔老師這樣的知識分子總是喜歡說些政府和一般人容易忽略的問題，而且喜歡誇大一點地說。梁漱溟言道，解放后城市工人的生活提高很快，但農民還很苦，一個在九天，一個在九地，所以國家不應該遺漏農民。此話單獨看沒有毛病，但放入建國初期百廢待興、抗美援朝的具體語境，就犯了“導向錯誤”。翌日，毛澤東未點名地批評此種論調是“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難道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倘若毛澤東直接批評梁漱溟，可能還不至於發生衝突，可是毛澤東採用了魯迅筆法，希望給梁漱溟留面子，沒想到梁漱溟最喜歡的就是單槍匹馬挑戰一個黨，他偏偏要“頂風作案”，“我就在氣頭上寫了一封信”，要求“主席給我機會當面複述一遍我原來的發言而後指教”。這實際上是下了要求辯論的戰書，此種“好強逞能”之舉，孔老師也干過，很能理解那種“英雄主義情懷”也。

梁漱溟將信面交毛澤東后，老毛當晚就約了他談話，而梁老師有個毛病，凡事非要長篇大論給人家上課不行，而且一定死活堅持自己立場不放鬆。這點就跟我們老孔家有很大不同。孔子說：“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如果辯論的目的就是要證明自己是對的，那還辯論幹什麼呢？真正的儒家風範，不僅體現在事後反省能夠承認錯誤，更可貴的是當場認錯，撥開雲霧見明月，晴光滿天。二人談得不歡而散，梁漱溟卻還要求“再覓機會複述自己的觀點，讓公眾評議。”這話里的意思不但堅持自己是對的，而且還有一層意思是：你用主席的地位壓制我了，我要用民主的方式伸冤。這是俺們知識分子跟領導發生衝突后經常會產生的心理，先不考慮對錯，首先就把自己確定為一個“遭受了冤屈壓迫的人”，而且越想越憤怒，越想越正義。於是就不會考慮別人的感受了。

過了兩天，梁漱溟在大會上做長篇發言，複述了他前兩次發言的全部內容，又強調自己“是熱烈擁護總路線的”。大會變成了梁老先生一個人的表演舞台，當時沒有人回應他。梁漱溟不知道，這次發言等於是他一個人向共產黨發起了全線進攻，他就想着自己說得痛快，沒有考慮執政黨受到了怎樣的傷害以及受傷後會做出怎樣的反應。倘若承認了他的“九天九地”之說，共產黨的全部功績豈不頓時化為烏有？難道要把建國后農民生活還很艱苦的賬，算到共產黨的頭上嗎？

但毛澤東還是忍耐的，因為梁漱溟畢竟是僅僅代表個人的一介“狂生”，倘若代表中國證監會或者代表中國足協，哈，那問題就嚴重了。次日，一位中央領導對梁漱溟展開反擊，舉出他一貫“反動”的歷史事例。而梁漱溟卻想，你們光說我反對共產黨的那些事兒，我也反對過國民黨，你們咋不說呢？“這難道是公平待人、以理服人的態度嗎？”要求人家指出你的缺點的同時，還要指出你的優點，可見梁漱溟已經不大理性了。他要求發言辯解，主持人讓他回家準備，其實是給他個迴旋餘地。可梁老先生“不識好歹”，準備決一死戰——我們想想，換了鄧小平或者華國鋒，哪怕是許世友，都不會這樣做的。中央一再給他面子，而梁大教授誓死不給對方面子。

第三天他一開始發言，就宣佈要從歷史上講起，“在講清當前的意見初衷之外，還涉及歷史上的是非……這需要給我較充裕的時間。”這未免過分了，從普通與會者的角度來看，這次政協會的議題本來是討論總路線，但是卻被“民主”成為梁先生的個人表演。如果你開過上百次的學術會、政治會，就不難明白會議中出現一個這樣表演欲極強的人的時候，大家的心裏有多麼討厭。別人的“民主”權利跟你是一樣的，為什麼非要聽你講上五六七個小時呢？而按梁漱溟的口才，講兩天兩夜都沒問題。所以有些代表就轟他下去。其實這是梁老師最後一個下台階的契機，可是他又一次選了錯項，“我把話頭轉到主席台上，特別是毛主席身上，以爭取發言權，這是我闖下大禍，把錯誤擴大的開端。我在語言上之目空一切，不顧一切後果，是事後連我自己都大吃一驚的。”既然你講民主，就不該利用領袖的權威來獲取發言權啊，梁老師的行為邏輯自相矛盾，這是我們所有書生都該記取的。

梁漱溟槍法一亂，於是就說了那段著名的話，把讓不讓他繼續發言看做對共產黨和毛澤東的“考驗”，“主席您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您的尊敬。”這話表面上很文雅，其實已經包含了嚴重的個人品格攻擊。毛澤東和共產黨的有沒有“雅量”，要由梁老師來判定，要由是否給他一次長時間發言的特權來判定，倘若答應了這個特殊要求，共產黨的“骨氣”何在？共產黨的“人格”何在？梁漱溟當時一定是急得糊塗了，而不是故意對毛澤東進行“話語要挾”，更不是事先策劃好的“反共妙計”。假如對蔣介石，梁漱溟敢這樣說么？用老百姓的話講，都是共產黨給“慣的”。

而毛澤東也是，乾脆讓他講，或者不讓他講，任憑他說共產黨沒有雅量好了，反正是非自有公論。可是毛澤東也像個大專辯論賽的學生似的，忘記了自己的領袖身份，在主席台上就跟梁漱溟你一句我一句地爭辯起來了，簡直是“成何體統”。也許有人說毛澤東也是性情中人，不偽裝，這才是平等待人。但他畢竟是會場上的最高領導人，黨和國家形象的代表，與一位著名學者任性爭吵，影響肯定是壞的，而且給人的直接印象是“不民主”的。這種爭辯延續下去，當然是對梁漱溟有利，對毛澤東不利，好比普通教員跟校長在大會上爭論，受損害的當然是校長的形象。於是會場大嘩，亂成一團，倘以局外立場看來，也夠好笑的了。

梁漱溟眼中沒有什麼偉人，也不給老毛面子，左手握着“雅量”，右手舉着“敬重”，死活就是堅持要講。老毛大概也吵累了，就妥協說，你不要講長了，“講到四點鐘好不好？”梁漱溟一看錶都三點多了，“讓我講到四點哪能成！”在俺們北大當過教授的，潛意識裏不耽誤學生的吃飯，就顯得自己講課沒本事啊。一個政協委員在國事大會上跟國家最高領導人這般講話，這種情況今天能有嗎？不論梁漱溟的做法對不對，我們能說今天的“民主”比那時候進步了？如果說民主和專制都是相對的，那時候的民主不但勝過了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時代，也是今天難以相比的。

隨後會場又多次大嘩，老毛幾次維持秩序，讓他“再講十分鐘”，過一會又讓他“再講十分鐘”，可每次梁漱溟都提出時間不夠，但又不說要講多長時間。可以看出梁漱溟善於長篇大論，而不具備在短時間內把基本問題說清楚的、或者暫時維持一個可以下台的局面的能力。這也正是現代中國多數知識分子的通病。最後大會鬧得一塌糊塗，老毛恢復了理智，但也被梁漱溟弄得一籌莫展。最後有人提出投票，表決是否讓梁漱溟繼續講。毛澤東和中央委員都支持梁漱溟講，而大多數與會者不贊成。梁漱溟無視民主投票之結果，還要繼續講——簡直是瘋了。主持會議的高崗只好請他另找時間再講。

其實梁漱溟這次與毛澤東的衝突，形式看上去很激烈，但內容並不嚴重。梁漱溟既不反共反毛，也不反對總路線，他就是喜歡標新立異，仗着自己是共產黨的老朋友，學問大，名頭響，就大耍個人風頭。越是以為自己受了冤屈，就越覺得自己英雄。好比一個熱戀中的青年，越是以為對方誤解了自己，就越是覺得自己的愛情堅貞無比，感天動地。

不過，梁漱溟畢竟是修養高深的大學者，事後別人的攻擊批評他不為所動，但兒子和學生、好友的勸告卻使他省悟，他歸結為“有個人英雄之氣而無一片惻隱之心”。孔老師覺得這句總結非常精彩，說出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通病。在沒有生命危險的前提下，罵罵政府，罵罵領袖，其實是很出風頭的一件事，能夠博得社會讚賞甚至國際聲譽。實事求是地說，政府和領袖也需要經常聽到批評的聲音。但是有些知識分子，首先不是從事實出發，而是為了沽名釣譽而標新立異，不顧自己的言論是否對民眾有利，是否對國家有利，其實是有膽量而沒心肝的。而梁漱溟卻能夠從這件事中反思出自己的思想問題，他說看到中國共產黨一舉扭轉了中國百年沉淪的惡運，讓他喊一千聲一萬聲“毛主席萬歲”亦不覺多餘，可嘴上就是喊不出來，為什麼，就是因為自己的階級立場問題。把狂妄當作“骨氣”，把虛榮當作倔強。孔老師看到這裏，反思自己也是如此。我雖然在文革中長大，但從未自己主動喊過“毛主席萬歲”，反而有幾次跟同學打賭，喊過“打倒毛主席”。這並非是什麼“反對個人崇拜”的先知先覺，而是多讀了幾本書後，總覺得自己與眾不同，不肯面對另一個生命彎腰，隱隱覺得這是一種高貴的證明。有時候，我們明明深深地愛上了一個異性，折磨得自己寢食不安，卻不好意思表露出來，裝得鎮定自若，甚至還要貶低挖苦對方，直到把事情弄得沒戲了，或者把對方氣跑了，才開始反省。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通病之一也。

梁漱溟雖然跟毛澤東“幹了一仗”，但是並未受到任何處理，也從未戴過什麼政治帽子。此後的幾十年中，梁漱溟雖然不再“大鬧會場”了，但遇事仍然堅持自己的獨立觀點，堅持“不跟共產黨保持一致”。不論他說得對錯，這種立場真不愧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

比如60年代兩會上，大家都說新中國的偉大成就是因為抓了階級鬥爭，而梁漱溟卻說這是毛主席共產黨尊重科學依靠群眾的結果。其實兩種說法並不矛盾，但梁漱溟一定要說點跟別人不同的才舒服。四清運動中，梁漱溟主張逐步用教育代替處罰，他認為讓犯錯誤的人去打掃廁所是不對的，因為掃廁所在社會主義時代應該是光榮的事，幹部學生去淘糞是正常的勞動，不應當作為處罰。他的這個思想，可以說比共產黨要“左”多了，反正他就是與眾不同。1966年，一群紅衛兵來抄家后，他卻開始撰寫《儒佛異同論》和《東方學術概觀》。他不反對林彪，但反對把接班人的名字寫進憲法。梁漱溟每次提出“反動主張”，都會引來批判。但是上級卻指示說：“某些人因為思想一貫反動，藉機放毒也不足為怪，可不必糾纏”。看來說話做事光明正大，心底無私，就百毒不侵也。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梁漱溟更是“大放其毒”。一說林彪跟孔子關係不大，批林何必批孔——這也是孔老師的主要觀點；二說毛主席雖然有反孔的一面，但還有讚揚孔的一面，不能偏廢——這也會得到很多人支持；三說林彪根本沒有路線，因為路線不管對錯，都是光明正大的，而林彪並沒有公開的系統的治國思想，所以根本不存在“林彪反動路線”也。這可是等於全面否定了批林批孔運動，於是遭到圍攻。沒想到批了他一陣子，他忽然一股邪火上來，脫口而出：“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哼，你們不給俺面子，那俺也不給你們面子，這脾氣跟孔老師何其相似也。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梁漱溟更來神了，提出很多建設性的意見，不過沒有那麼多的與眾不同了。他的思想被太多的鸚鵡學舌者千萬次地複製着。梁漱溟總結國家發展的三要素為：集體領導、發揚民主和健全法制。這是他80年代的看法，今天已經成了老生常談，倘若他活到今天，肯定又有新的“異同論”吧。

梁漱溟作為一代奇才，並非得益於早慧，也非得益於家學，更非得益於跟隨名師名校或者留學東洋西洋。他的經驗，孔老師總結為內外各四點，內四點：一是認真，二是正直，三是寡慾，四是自省。外四點：一是儒家的進取，二是佛家的悲憫，三是熱愛祖國，四是社會實踐。這八點，我們普通人能學習其中的四點，就足夠“漱杯水於滄溟”了。

孔和尚自註：香港傳真08年78期，是孔慶東的《向梁漱溟先生學習》，懷着自戀的心情拜讀了一遍，寫得真好啊。司馬南先生評論曰：“讀學習梁漱溟文，大悅之，彌暢之，甚快之。亦正亦諧，相得益彰，嬉笑怒罵，遂成一格。孔門奇才，牛B之至也。”潘維先生評論曰：“和尚最近的文章妙趣橫生，特立獨行。從譏韓到贊梁，還有評開幕式的美文，都曾拜讀。羨慕，欽佩。贊梁一文，當為文章典範。”青年作家信恆先生聽我課後評論曰：“自由的思想，獨立的意識，快樂的精神，寬容的原則。”各方朋友的讚美，孔和尚更願意看成是鼓勵。能做到的時候畢竟少，做不到的時候，朋友們多喝酒多吃菜，夠不着站起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