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使命

據我想來，一個時代如果矛盾紛呈，甚至民不聊生，文學的一部分，必然是會承擔起社會責任感的。好比耗子大白天率領子孫在馬路上散步，躥在窗台上的家貓發現了，必然會很有責任感或使命感地躥到街上去，當然有的貓仍會處事不驚，依舊蜷在窗台上曬太陽，或者躍到寵養者的膝上去喵喵叫着討乖。誰也沒有權力，而且也沒有辦法，沒有什麼必要將一切貓都攆到街上去。但是在談責任感或使命感時，前一種貓的自我感覺必然會好些。在那樣的時代，有些小說家，自然而然的，可能由隱士或半隱士，而狷士而鬥士。有些詩人，可能由吟花詠月，而爆發出詩人的吶喊。怎樣的文學現象，更是由怎樣的時代而決定的。憂患重重的時代，不必世人翹首期待和引頸呼喚，自會產生出憂患型的小說家和詩人。以任何手段壓制他們的出現都是煞費苦心徒勞無益的。倘一個時代，矛盾得以大面積地化解，國泰民安，老百姓心滿意足，喜滋樂滋，文學的社會責任感，也就會像嫁入了闊家的勞作婦的手一樣，開始褪繭了。好比現如今人們養貓只是為了予寵，並不在乎它們逮不逮耗子。偶爾有誰家的嬌貓不知從哪個土祠旮旯逮住一隻耗子，叼在嘴裏喵喵叫着去向主人證明自己的責任感或使命感，主人心裏一定是甭提多麼膩歪的了。在耗子太多的時代，能逮耗子的才是好貓。人家裏需要貓是因為不需要耗子。人評價貓的時候，也往往首先評價它有沒有逮耗子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在耗子不多了的時代，不逮耗子的貓才是好貓。人家裏需要貓已並不是因為家裏還有耗子。逮過耗子的貓再湊向飯桌或躍上主人的雙膝，主人很可能正是由於它逮住耗子而呵唬它。嗅覺敏感的主人甚至會覺得它嘴裏呼出一股死耗子味兒。在這樣的時代，人們評價一隻貓的時候，往往首先評價它的外觀和皮毛。貓只不過是被寵愛和玩賞的活物。與養花養魚已沒了多大區別。狗的價值的嬗變也是這樣。今天城裏人養狗，不再是為了守門護院。狗市的繁榮，也和盜賊的多起來無關。何況對付耗子，今天有了殺傷力更強的鼠藥。防患於失竊，也生產出了更保險的防盜門和防盜鎖。

時代變了，貓變了，狗變了，文學也變了，小說家和詩人，不變也得變。原先是鬥士，或一心想成為鬥士以成為鬥士為榮的，只能退而求其次變成狷士，或者乾脆由狷士變成隱士。作一個現代的隱士並不那麼簡單，沒有一定的物質基礎雖然“隱”而“士”也總歸瀟洒不起來。所以旁操它業或使自己的手稿與“市場需求接軌”，細思忖也是那麼的情有可諒。非但情有諒，簡直就合情合理啊！魯迅先生即便活到現在，並且繼續活將下去的話，在當代青年對徐志摩的詩和梁實秋的散文很熱衷了一陣子之後，還要堅持他的《論資本家的乏走狗》的風骨么？他是不是也會面對各方約稿應酬不暇，用電腦打出一篇篇閑適的不能閑適的文章寄出去期待着稿費養家餬口呢？……

但是問題在於——我們這個時代，究竟是憂患更多了矛盾更普遍更尖銳了，還是憂患和矛盾已被大面積地化解，接近於國泰民安，老百姓只要好好過日子就鶯歌燕舞了？……

任何一個人幾乎都有一百條理由仍作一個憂患之士，比如信仰失落，道德淪喪，民心不古，情感沙化，官僚腐敗，歹徒橫行，吸毒賣淫，黑社會形成，貧富兩極懸殊，大款窮奢極欲一擲萬金，窮山溝里的孩子上不起學，男人娶不起老婆，拐賣婦女兒童案層出不窮……

這些足令某些人身不由己地變成憂患之士。如果他不幸同時還是小說家或詩人(今天詩人已經被時代消化得所剩無幾了)，那麼他的小說里他的詩里，滿溢着責任感使命感什麼的，他大聲疾呼文學要回歸責任感使命感呀什麼的，當他是個偏執狂，並不多麼的公道，也難以證明自己才更是小說家或詩人。在他之前古今中外有過許許多多他這樣的小說家和詩人，並不都是瘋子，起碼並不比尼采瘋多少。比如杜甫和白居易的詩，直到今天仍在被世人經常引用，一點兒也不比被自作聰明的後人貼上“純詩”之標籤的李清照和“超現實主義”之標籤的李白缺少價值……

任何一個人幾乎又都有一百條理由作一個閑適之士。如果他剛好同時還是小說家或詩人，便幾乎又都有一百條理由認為，文學的責任感已變得那麼的多餘。已成一種病入膏肓的囈語。改革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業績，市場繁榮生活提高，“海”里很熱鬧岸上很消停，老百姓人人都一門心思掙錢奔小康，朗朗乾坤光明宇宙，文學遠離現實的時代明明的已經到來了，還逞論什麼責任感使命感喋喋不休地幹什麼哇煩人不煩人呀？在他之前古今中外有過許許多多他這樣的小說家和詩人。他們的小說和詩正被一批又一批地重新發現重新評價重新出版掀起過一陣陣的什麼什麼熱，似乎證明了沒什麼社會責任感使命感的遠比有責任感有使命感的小說或詩文學之生命力更長久……

倘偏說他們逃避現實也當然值得商榷。因為他們的為文的選擇是不無現實根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