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蔣泥

金庸先生是以小說家身份名世的，雖說他還是著名報人與政論家。他一手創辦的“明報”，發展成為涵蓋了報紙、周刊、月刊、出版社等眾多媒體在內的龐大產業，我曾經認為香港就是這麼一個能夠創業的良好基地，只要是能人，想做事，還很難有不成功的。它不存在制度上的歧視與限制，此前已制訂出完備的競賽規則，它們相對於所有競爭者來說是一視同仁的。大學讀書時代，我就很羨慕先生的在這一點上的得天獨厚，並為他被《大公報》派往香港而備覺慶幸。

金庸先生的小說陸續都拍成了電視劇，有港台版，有大陸、港台混合版，有純粹的大陸版，我是什麼版本的都看過，但純粹的大陸版是揪着心在看，生理上不時會有倒胃現象發生，最愛看的仍是港台版，人家的製作與表演水平，是和目前的大陸不在一個級別檔次上的。於是我常常嘆恨金庸先生的“墮落”，把自己的好東西賣給人糟蹋，連眼皮都不眨。後來又想通了，本質上畢竟他還是位精明的商人，想靠這些人打開大陸市場，一旦站住了，大概將來還會不斷有人出來倒騰，慢慢不就可觀了么？

從不怎麼如意，到自然成熟，是要有摸索過程的。

誠然，金庸小說本身有結構、情節、人物性格諸方面的可挑剔處，太模式化、太脫離實際、太偶然性了等，一般的高品位文化人都當它們是不登大雅的，普通口味的讀者卻往往喜歡得要命。他的語言、他的敘述故事的方法、他的博學風雅、他從頭至尾一環緊跟一環的扣人心弦的情節……其實都是值得我們研究與學習的。作為小說的首要功能——愉悅休閑，它們更是達到了的。

金庸小說藝術的最大特色應該說是對於人物形象的刻畫，一個個性格分明，無論怎樣不可思議，也都能自圓其說，有時雖與事理欠合，卻吻合於情理，讓讀者不覺生硬難接受。這同樣是歐洲小說不同於我們的特徵之一——中國小說重視故事大於塑造人物，在這方面金庸恰恰是融合了中外之長的。

我是從初中時開始就成為“金迷”的。記得我一位親戚家有成系列的金庸、梁羽生、古龍小說，翻得已經不成樣子了，掉去封皮，四角捲起，頁面污糟，散發著刺鼻的氣味，每次去我都有新發現，並不在意書本身的破損不堪，所以每去串門就賽似過年，以至於延及校園，耽誤學業，課上偷看，被拎着耳朵揪起來罰站，接受老師家訪，遭到父親的“棍棒虐待”，至今未對梁羽生、古龍入迷，只獨愛金庸，大學時代就斥巨資購得三聯版全套《金庸作品集》，沒天沒黑地挨着讀，算是過足了癮，不再有人管得住我了。不久發表文章為之鼓吹。現在又邀朋呼友以作解讀，各說各話，力求全面、深入和周到。

具體行文中，慶東兄“決策”於帷幄，陳珺、呂少剛兩位先生隨後，解析精微，勞力最多，表現出最大的耐心和毅力，功力亦不凡，真不愧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出身之手筆。這是需要特別加以點示的。

“爭議部分”承王彬彬兄以及吳思、陳墨二先生和嚴家炎老師等諸位方家高人見示，一併致謝。

全書最後之編排、加工等具體事務，由蔣泥完成，遺憾、紕漏難免，其責任亦當在我。

2005年5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