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是否算得 “博導”和“歷史學家”

葛劍雄袁偉時董健孔慶東

葛劍雄（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這件事主要責任還在浙江大學領導，是他們沒有遵守學術規範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的規定。或許他們只考慮了有利的一面，但實際上卻損害了浙大的學術聲譽，對金庸也不利。我尊重金庸的文學成就，也非常喜歡看他的武俠小說，當代中國作家中大概很少有人具有他這樣大的影響。但講到歷史學的博士生導師就是另一回事，因為我至今沒有看到一篇他發表的研究歷史的論文或專著，他所講大多是歷史常識或一些沒有經過學術論證的觀點。像《袁崇煥評傳》只能算學術普及性的成品。或許金庸的確具有很高的史學水平，但外界的評價只能根據他已經發表的論著或表現出來的見解。據我所知，中國史學界沒有人認為金庸是一位歷史學家，也沒有聽說他參加史學界正規的學術活動。

袁偉時（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著名歷史學家）：作為武俠小說家，金庸是繼往開來的人物，成績斐然。但任何人都不是萬能的。學問是需要潛心研究的。他做學術，我覺得還需要繼續花些功夫。比如他最近說要寫《中國通史》，我覺得這在當代是很困難的事情。一部完整的通史，經濟、政治、軍事、社會生活、文化、民族關係等等都要涉及，談何容易！浙江大學聘請他當人文學院院長還要掛上教授、博士生導師的銜頭，大家也是心知肚明的，是這個學院提高知名度的一個措施吧。現在不少大學通行的標準是，只要當上較大的官或是公眾人物，要撈個博士或教授噹噹，幾乎是一路綠燈。於是，教授、博導中草包不少。比起這些官員教授，金庸先生的學識自然高出一籌。按這個標準來衡量，金庸當教授和博士生導師當然可以啦。

董健（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我很喜歡金庸的武俠小說，但他只是一個非常好的武俠小說家，我當時就認為他當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根本不合適。整件事本身就是一場錯位。自從他到了浙江大學后，就一直迴避小說家的身份，強調自己是研究歷史的，自己帶的研究生是關於世界史、中西交通史的，但他在歷史學研究領域至今沒有寫出什麼學術研究論文，或在核心刊物發表過什麼文章。他還說自己研究國際關係，現在他又要研究中國歷史。你看看中國歷史上，郭沫若、陳寅恪有哪一個可以說自己既能夠研究中國歷史，又可以精通世界歷史的。一個人的研究精力是有限的，研究歷史不是寫小說，不可以天馬行空。所以說是錯位。我並不反對作家擔任人文院長，最近王蒙先生受聘任青島某大學文學院院長，我就很贊同，因為王蒙學識淵博，對於紅學尤其有研究，他這個院長就沒有受到質疑。而浙大聘請金庸當院長是一個錯位，不過，金庸還算明智，自己提出了辭職，算是結束了這場錯位！金庸小說的一大魅力就是對歷史的戲說和演繹，可這正好和嚴謹、講究實證的歷史學研究是相矛盾的。當初選不選余秋雨的文章進高中課本，大家討論得很激烈，因為他的文章里有些歷史常識不準確，而中學課本講究經典性和穩定性，金庸也是具有爭議性的。金庸作品只適合大學生作為一種文學現象去研究，在高中這種打基礎的階段，不應該收錄這種社會流行讀物。前些時候因為金庸不再任浙大教授的事，我說了一些話，惹來一些風波，當時香港著名的作家寒山碧特地給我來了封信，說香港教育界也是很不主張把金庸作品收入課本的。

孔慶東：誰說金庸不夠資格當教授……梁漱溟到北大當教授那時，也沒有什麼高級文憑，現在大學有幾個老師夠格的？我們這個時代是個可笑的時代，也是所謂民主的時代，很多人就像魯迅先生所說的，在戰士屍體上嗡嗡作響。那是蒼蠅一貫的態度。我們學術界充滿了無知和偏見，金庸的學問在“職業技巧”上可能不如董健老師和我這樣的“科班出身”者，但金庸指導幾個學生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他辭職不是因為水平太低而是太高了。他做什麼是他的自由，隨他去，我不了解內情，沒有資格作具體的評論。有人認為他不能當歷史教授，是因為他沒有寫出研究論文？金庸怎麼沒有，《袁崇煥評傳》不就是嗎？他和池田大作的對話你不知道嗎？這種學術血統論、出身論和過去說別人是地主的兒子，所以就不能入黨，有什麼區別？

中學教師：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語文讀本(必修)》高二第四冊里有“世間百態”、“神奇武俠”、“螢屏天地”等若干單元。其中，金庸的小說《天龍八部》的部分章節和《卧虎藏龍》入選“神奇武俠”，阿城的《棋王》入選了“世間百態”。在“螢屏天地”中還有《牧馬人》、《兩個人的車站》等電影節選。作為老師我們覺得這沒什麼，只是覺得武俠小說收得還太少了。我初中時就把金庸、梁羽生的作品全看完了，現代社會是一個英雄人物缺失的時代，這些小說可以讓正值年少的孩子們產生一種熱血沸騰、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衝動。而且現在螢屏上有那麼多金庸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影響很大，不如讓孩子們直接閱讀原文，這樣1000個人讀了，就會產生1000個小龍女……現在我們就是要讓學生看到文化的多元性，讓他們廣泛接觸各種類型的文學，比如課本里新近收入了美國荒誕派作品，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