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知無畏的王朔
點評王朔的《我看金庸》
蔣泥
我說王朔的思路、心態、精神很有問題，是從價值角度上進行判斷的。從這層面看，王朔的有些主張是不折不扣的流氓主張，那些讓他覺得寫起來很容易的思想、文化雜感與隨筆，經不住辨析，對他來說幹這一行是無力勝任，而遠不是像他所說的那樣輕而易舉的。
但我從這方面辯難他，不等於說這人不是天才，我不是這意思，他還沒惡劣到這個程度。
他的心愿是不錯的，能力不逮，方向歪了，這樣的心愿有時不免要助紂為虐或者好心辦了壞事。
假如——假如啊——他安分一點，明白是什麼材料，明白自己只能寫好小說，盡量少來點隨想、不要什麼領域的錢都想一個兒獨賺的話，那麼這個人作為作家——準確地說作為一個小說家，也還是相當勝任的、難得的，他的許多小說亦是達到了極高水準的，其天賦、天才在語言的機變、幽默和細節的感性描寫上得到了最為淋漓盡致的發揮；除此而外，他的長處就不太多見了。這樣，我一開始才認為王朔的天才只發展了一半，中道夭折。
又因為小說人物的思想、意識不等於作家本人的，小說人物的形象也大於作家所自覺賦予其上的情感、思想等等的總和，具有模糊性、不確定性，由於這些，只寫小說時王朔還可以、也確實遮住了“丑”，把他有關對於知識性、價值性、精神性話題的判斷、認識、看法隱藏了起來，即使小說中在這方面多有謬誤，但他未作辨別，對它們的態度極為“混沌”，經過文字處理以後你也能當它們是調侃，當它們是正話反說，從而一笑了之。
何況小說究竟是小說，當不得真，它的一大價值就是博人一笑。
所以從這一角度說，小說是遮蔽王朔“無知”（王朔的無“知”，在我的的話語系統中其實指的是無“識”；他在不少領域裏的“知”不比別人差，畢竟他是“混出來”的人了，即使沒吃過豬肉，聽的豬叫也比一般人多得多了。）的“避孕套”，離開了“避孕套”，讓他直接與本體接觸，他就會“陽痿”！
我若學習他，從純商業的眼光看，那麼，能和他站在一起不致臉紅的，大概是金庸，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特別注重“賣”，作品包含的世俗因素很多，能夠為最廣泛的大眾接受。
其間當然有分別，最大的分別在於，他們提供貨物的含金量大相逕庭。
而作為小說家的王朔，來評點同樣是小說家的金庸，拿王朔一個詞形容，恐怕叫着“嫉妒”亦不為過。
為什麼王朔感到有點不太平衡，要重創金庸呢？
原來他發覺讀金庸的人“越來越多，評價越來越高”（《無知者無畏》，第74頁），搶了他王朔的“市場”。
這就引起他的關注，便找來金庸的書，找來那套《天龍八部》。
“這套書是七本”，王朔是“捏着鼻子”才看完第一本的，“第二本怎麼努力也看不動了”。
大概王朔進廁所都不喜歡用鼻子呼吸，而把它捏起來。
這一點姑且不去考證，我的疑問是，有了這點閱讀，加上道聽途說和電視，他就能摔開膀子，大幹特干金庸啊？他行嗎？
他覺得自己行，列舉的理由就是“一道菜的好壞不必全吃完才能說”（本節未標明出處者，參見《我看金庸》一文）。
我可以理解他這個說法，畢竟他是王朔，誰也不能以為他不應該談一談自己的閱讀感受。
可一當你來分析這句話時，你就不能不說他是淺薄的，無知的。
一道菜的好壞，誠然不必等到吃完才能說，但吃菜能與吃書比嗎？
好菜、壞菜吃多了都要拉肚子，好書吃多了並不至於，只要你願意，就沒有足夠的時候，而“壞書”對不同的人，則有不同的說法——某人覺得“好”的，另有些覺得它“壞”；反之亦然。
即使吃飯和吃書可比，你也要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口味、需要，有人喜歡甜，覺得辣不好，有人相反。
至於傻瓜，他是連馬糞都吃，吃起來津津有味的，你能相信他真就感覺它“好”？什麼意義上的“好”？對於誰的“好”？
別人的“好”你起碼要尊敬一下吧？
王朔們的飯量小吃不完、能為有限吃不動、口味蠻霸不願吃……這一切屬於自身的問題，他們看不清，不去反省，就說飯未做好，不知從哪兒學來的。
不要以為王朔只不過說說而已，我們不必當真，其實他的講話，是很有點號召力的。
“好人”的話往往都有一大批聽眾。聽眾們倦於“說教”，在一個習於“說教”的環境裏長大，對那些不主張說教、調侃說教的人的“說教”，已喪失最起碼的辨別、判斷力，從另一面上麻木了。
普通人姑且不論，有一名深受王朔影響的女“作家”就這樣說過：“我從來沒有看過金庸的作品，原來也想買幾本來彌補這個缺憾”，現在“下定決心了——我寧可相信王朔的話，不打算看金庸了！”（《文學報》1999年11月11日）
看來王朔的市場是很大的，他的同志是永不缺少的。
在不讀書、不主動讀書，至多跟着宣傳讀點子書——在這些方面，我們的作家，也是很有些臭味相投的。
他們不知道，我們的腦袋不只是用來指揮嘴巴說話的，說話之先，還得將一些核心概念釐定清楚，否則你的意見就只能是你個人的見解，這樣的見解，即使不是片面的，那也是邏輯上不周全、不嚴密的。
王朔們的腦袋一向“簡單”，他們瞧不起釐定或界定，瞧不起抽象的邏輯、知識與概念，瞧不起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批評社會，張揚理想正義，撫慰弱小群體……他們瞧不起這一切，要麼就說這是知識分子的“發牢騷”，毫無作用與意義，要麼當它們是扯蛋。
當然，他們最瞧不起的，還是干這些事的“知識分子”群體本身！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王朔曾這樣說，“我”看人是有個尺子的，“誰讀瓊瑤金庸誰就叫沒品位，一概看不起”。
如果它是私下意見，那你怎樣講都行。
現在形成文字，面對公眾，已經不再代表你一個了，你就要為這樣的文字擔負責任，接受他人批評。
可是，許多時候王朔意識不到這一點，不講責任，也不接受批評。他只認金庸的大哥“金錢”，你對他談責任，他就說你“偽善”。而且，他得罪你、污衊你可以，你誤讀了他，他會對你“憤怒”，更別說對他栽贓和謾罵了！
他甚至把人性和正義對立起來，說“金庸的小說淺薄就在於他拿正義代替人性”（《無知者無畏》，第93頁）。
正義是一個正常社會裏正常人性的最低要求，一個人如果喪失了正義、是非觀，那他即使再有“人性”，這種人性都是相當可疑、十分可怕的。
金庸小說所表達的人性深度更是王朔無能望其項背的。因而，王朔對於金庸的批評既立不住又特別膚淺。
當代大陸作家多不讀書，而且以不讀書為榮，談起自己的“土”出身，不對此遺憾，反倒是感激的，最典型的就是王朔。
他的不讀金庸、瞧不起金庸，既讓人覺得可笑，更讓人覺得可悲。
王朔自己意識不了這些，他最能出一口氣的地方又恰恰是“幸虧沒受過什麼正規教育，讓教本污染頭腦，否則……”
我們的教本問題確實不少，但以教本有不足，而去排斥一切真知與正規教育，強調“無知者無畏”，認同於“無知”，不當它是一樁罪過，不反思造成這種“無知”的社會、體制原因，對知識分子的反思更是不僅不予理解，相反極盡恥笑之能事，這樣的人，在我看來他的行為本身就是一種“無知”，一種“罪行”更深的罪惡——它的背後是愚民！
我知道王朔是反對愚民的，但他不但是老作家，也是老“紅衛兵”，他在知識問題上攪騰，打着反對愚民、反對說教的旗號，所起的作用卻多半是在愚民、說教，這樣的老“紅衛兵”我就該詛咒他，除非他哪一天認識到自己的錯誤。
因此，我對他的批評只限於這些錯誤之上，其他方面，我是尊重他的，他的許多小說我是虛心學習的。
不過，王朔的“蔑視”教育由來已久、由來有故，早在《動物兇猛》裏就交代過了。
我可以將這種交代“認真”，雖然王朔一向不大看重這個詞，因為這篇小說里的“我”，其經歷和王朔本人恰好相近。
他說：
我感激我所處的那個年代，在那個年代學生獲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學習那些後來註定要忘掉的無用的知識。我很同情現在的學生，他們即便認識到他們是在浪費青春也無計可施。我至今認為人們之所以強迫年輕人讀書並以光明的前途誘惑他們，僅僅是為了不讓他們到街頭鬧事。
那時我只是為了不過分丟臉才去上課。我一點不擔心自己的前途，這前途已經決定：中學畢業后我將入伍，在軍隊當一名四個兜的排級軍官，這就是我的全部夢想，我一點不想最終晉陞到一個高級職務上，因為在當時的我看來，那些佔據高級職務的老人們是會永生的。
一切都無須爭取，我只要等待，十八歲時自然會輪到我。（《王朔自選集》，第518-519頁。）
這基本上代表了當時王朔的某種真實的心理、想法。
後來他沒能當上四個兜的軍官，並非由於覺悟了、看透了、“瞧不起”了，而是像他說的，在競爭中失敗了，被“甩”出來了。
這一切我們姑且不談，只以“陰暗的”心態，假定這就是王朔們對於“教育”的高見，從這些話里人們能發現什麼呢？
在這裏，王朔不是去反思教育失敗的真正原因究竟在哪裏，而是“反思”教育本身，得出的結論是，我們不該對年輕人進行教育，更不該強迫年輕人讀書，否則就有“誘惑”他們的可能，使他們“浪費了青春”，得不到“空前的解放”，沒能像王朔們這樣聰明，也沒有具備王朔們功蓋當世的本領！
我覺得他王朔本人不接受教育是可以的，他的父母雖是“百姓”，但中國不就一所“國防大學”嗎？父母也許沒能力讓他頂替、接班，放他出去當兵的本事也還是有的，確信兒子將來做軍官也還是不妄的——後來他“沒出息”，辜負了雙親，能怪誰呢？
這還罷了，遠為可笑的是，王朔們覺得我們把孩子們管起來，“誘惑”他們讀書，原來“僅僅是為了不讓他們到街頭鬧事”。
我第一次明白了教育的意義，他不說我就無知了！
幸虧他說了出來，多少人才免於無知。
我從這句話里，也是第一次發現原來我們中國還這樣發達，竟至於一千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全成了“街道”，孩子們一出門就是街道，不然你怎麼理解那個“僅僅是”？
這樣發達的國家，難怪不必需要發展什麼教育——教育有什麼用啊，全做“無知”多好！
你學什麼東西最終都會忘，即使你不肯忘，每個人不都還面臨一個死嗎？
死了罷了，你學習、讀書有什麼用呢？
當然，也許我的確心態陰暗了，見到這些話我不會把它們當真，即使看到他的小說情節有許多地方像金庸的武俠人物那樣“出格”，亦不會像他評點金庸時那樣去說：
在金庸小說中我確實看到了一些跟我們不一樣的人，那麼狹隘、粗魯，視聽能力和表達能力都有嚴重障礙。差不多都不可理喻，無法無天，精神世界幾乎都沒有容量，只能認知眼前的一丁點兒人和事，所有的行動近乎簡單的條件反射，一句話，我認不出他們是誰。讀他的書我沒有產生任何有關人、人群的聯想，有如看一堆機械人作業，邊讀邊問自己：這可能嗎？這哥們兒寫東西也太不過腦子了！一個那麼大歲數的人，混了一輩子，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跑……這麼亂來？
王朔能這樣評點金庸，至於我，我確實沒這個膽量。
如果我是王朔，我也不會有這個膽量。為啥？因為假如我是王朔，我會發現我的小說中不僅讓人“看到了一些跟我們不一樣的人”，而且還讓人看到了一些人們從所未聞的話。
上面那段有關教育的高見即連“弱智”都說不出來！
話已這樣，何況情節呢？
可能有人不相信“我”兜自己的老底，其實你稍微有一點“陰暗”心理的話，就能發現，在我王朔的小說里，“我”這個痞子勾引起女人來，也實在太容易不過了！大街上隨便碰上了怦然心動的一個，覥起臉皮上前把人家調侃幾句，人家馬上就和你相見恨晚了，兩個人掛上了；或者，那些女孩子對“我”也太主動，太願意找個“流氓”做朋友了，不找“流氓”就嫁不出去了。
更為稀奇的是，這些找“流氓”的女孩子層次還挺高，大學畢業，而“我”這個“痞子”呢，又太像把她們捏出來、賦予其生命的“上帝”王朔那樣了，都沒接受過什麼“正規教育”，差不多都還是“無業游民”。
這樣的女子，像《浮出海面》裏的“我”和於晶，《動物兇猛》裏的“我”和米蘭、於海蓓，《痴人》裏的“我”和那位自始至終不知姓名的女友等等。
所有“痞子”，一出場大體都一個味，最小的痞子是《看上去很美》裏的方槍槍，代表了王朔們的童年；後來這痞子慢慢長大，散見於他各個作品裏，經歷了少年期、青春期、青年期，目前可能正向著中年期奔呢。
現實社會裏的王朔，活到四十多歲的王朔，不就是這樣過來的嗎？從中你不是很能看出王朔們成長的身影嗎——這身子只有年齡上的差異、職業上的不同，其他可有什麼明顯的區別？
我看不出。
如此解讀後，我就可以這樣批評王朔：他的小說“情節重複”“選料不新鮮，什麼什麼都透着一股子擱壞了的哈喇味兒。除了他，我沒見一個人敢這麼跟自己對付的，上一本怎麼寫，下一本還這麼寫，想必是用了心，寫小說能犯的臭全犯到了”。（《我看金庸》）
我這樣批評王朔，他見了興許又不服，那就用他自個兒揭自己兼作辯護的話講：
我是寫自己的那類作家，俗稱不大氣，視野局限在個人一己之私的。我也沒比誰多活一輩子，再寫，還是那筐人。過去，寫得太零碎，僅僅是一些側面，也不免情勢所限，忽略了很多，誇張了一些，歪曲了大部分真相。（《我的最大弱點：愛自己——而且知道自己》，《無知者無畏》第168-169頁。）
從上面的話里，我們能夠看得出，王朔對自己所做的一切全理解、原諒，他也希望得到別人理解、原諒，這是他的要求、標準，正當而合理；可對於金庸的“不足”——多處的“不足”又那樣想當然——他以另一套標準來要求，不予理解、原諒！
對此，他或許並非故意，他的態度十分隨便，他說過，他對金庸的批評，也是極其個人化的讀後感，無意於進行人身攻擊，“但我這人文風確有問題，一貫惡劣，寫出來就成了雜文”。因而，“我說好說壞並不重要，本來是很隨意的，沒想搞成跟學術爭鳴似的一本正經的東西”。（《文學報》1999年11月11日。）
這是王朔一貫的風度、氣派。
他覺得寫雜文罵罵人是可以的，胡說也是允準的，而學術的規矩多，不好罵人，不好亂說。
因此，做“雜文”不像學術研究，不要講究，講究多了他就不知如何寫了，隨意點好，只有隨意了，他才可以不負責任——在這事上他不想認真，就希望別人也不要對他認真。
在我們那個讓王朔看起來絕對不美的“傳統文化”里，曾有一個條目，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西方文化里也有相近的內容，他們的說法叫做“你不願意別人怎樣對待你，你就不該怎樣對待別人”，或者叫“你願意別人怎樣對待你，你就該怎樣對待別人”。這個條目被認為是全人類古來共信、不證自明的“金規則”，可以用來作為我們奠定全球倫理的基本原則。（［美］斯威德勒：《全球倫理普世宣言》。參見《東方》1995年第3期。）
以此對照，王朔所犯的錯誤恰恰是這個。
他對於自己的過分理解、對於金庸的過分不理解，同樣是不道德的。
這種不道德，過去我只在《聖經》裏見過，但人家是“上帝”，耶和華，至高無上，說一不二，有資格、有條件、有能力對別人用一種標準，對自己用另一種。
王朔是什麼呢？
是人，平平凡凡的人！你的話語權有了，四處濫用，卻不能像“上帝”或者專政君王那樣，擁有壟斷所有話語的霸權。
沒有這樣的條件，就會有人站出來唱反調，罵罵王朔，讓你乾急。
具體地說，王朔的小說里到底犯了些什麼“臭”呢？
他寫得不錯的《浮出海面》、《動物兇猛》等作品問題都已不少了，即使是那篇哄知識分子高興、也令我心頭激賞不已的小說《我是你爸爸》，往死了去摳，也不是不能懷疑：那個叫着齊懷遠的女人太“騷”，不大注意女同志的莊嚴形象，和那個男人馬林生進入情況太快。做兒子的那位則顯得太成熟了，思想、觀念那麼複雜，“智商”之高，辯才之勝，真不像個孩子，起碼不像是肉身性的存在，而是特殊材料捏起來的。
至於《看上去很美》裏的“我”方槍槍，有時就更不像個兒童啦——這孩子心理、智力發育太快，而且從小就痞里痞氣的，做缺德事比二流子還老練百倍，金庸筆下的人物韋小寶在兒童時期也沒有這副嘴臉。
何以見得這孩子早熟、發育太快？
比如，這個保育院的幾歲小毛孩，對人們的“屁股”就曾發過這麼一段感想：
屁股多老實啊……那麼靦腆，不愛聲張，默默地為我們做好事：承擔我們的重量，排泄我們的骯髒；從有限的口糧中節省出那麼一大塊脂肪墊在下面，使我們身上有一處容許人打又不疼的地方，走到哪兒都像給自己帶着個沙發墊兒。……我對屁股充滿歉意，覺得自己深深得罪了一個多麼善良忠厚又謙虛謹慎的好屁股。
我抬眼去看所有人的屁股，都嚴嚴實實包裹在結實的布片里，或扁或鼓——這一定是好東西。（《看上去很美》，第57-58頁。1999年4月。）
按理說，這種年齡的小毛孩思考問題達不到這樣的深度，怪有哲理意味，王朔生怕別人不知道這孩子聰明得過了頭，又特意補上一句：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屁股除了這些好處以外，還有不少，“譬如：遇到地震給壓在房子底下多活幾天燃燒的能量”。
小說家王朔，為什麼會出現這些常識性的錯誤、違背人性發展之時序呢？
我看理由只有一個，這就是他太重視講話了，一陷進小說創作中，嘴皮子就閑不住，兼以過日子緊巴巴，不得不言語泛濫，湊字數賣錢，或者為講話而講話，賣弄他的無所不知。
若單就講話而論，王朔所說的那些話，還的確是表現了獨特的語言天賦，在這方面他多多少少也比較自負、不服旁人。因此，當他的朋友對他說金庸小說的一大特長就在於文字上有一種“速度感”時，王朔不以為然，他說那怎麼能叫“速度感”（所謂速度感，我想它大概指的是金庸想像力豐富，人物像運動場上的裁判，一出來就是滿場上跑，一刻閑不住的。）呢，它們“無一句不是現成的套話，三言兩語就開打，用密切的動作性場面使你忽略文字，或者說文字通通作廢，只是一個臨摹畫面的作用”。
進而，他批評金庸的文字，說他的浙江話、廣東話都入不了文字，“老金大約也是無奈……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這就限制了他的語言資源，說是白話文，其實等同於文言文……一個作家，對漢語言文字毫無貢獻，還不如去做個排字工。”
對這些，我真有點疏懶下來了，覺得它們不值得我來批駁。可是不徹底批倒王朔的這些謬論，未來的作家也許會像王朔一樣，誤以為寫文章、玩語言真的不必讀書，只要在大街上轉轉，回了家就可以信口胡來、信手胡寫。
所以，我這個從不說教的人，只好硬了頭皮“說教”一次，負起讓王朔們極力反感的“教化民眾的大任”，扯個蛋出來，並且“非要把蛋扯個大原則出來”，叫他“最噁心”一次。
首先，作家是幹什麼的？他們的職責難道僅在於對漢語言要有點貢獻？沒貢獻就不行？作家貢獻的大小應以他們在語言上的成績來排定？
這樣刨根追問下去，遠古那些發明漢語言的人也就成了最好的“作家”？發明第一個字的人，就成了最優秀的作家？
其次，金庸生於浙江，在說廣東話的香港發展事業，他可能用過這兩地的方言，寫文章卻不然。我沒見過山西人就得用山西話寫作，其他人同樣；去國外以後，他們當然更不會用方言寫作。金庸的文字既不是浙江話、廣東話，也不是王朔所謂的文言文，而是十分地道地繼承了明清小說的精緻的白話文。
金庸自己也表示過，他的文字是經多年努力煉出來的。
那份清淡、古樸、典雅的書卷氣和幽默，活着的大陸文人誰與比肩？
我看難人能比！
死去的倒有幾個，一是老舍，一是錢鍾書，一是林語堂——再排下去，他王朔也不在其中。
為什麼？
不讀書嘛。
況且，語言不過是人類抒寫性靈、思情的工具，越是成熟的語言，越不需要你對它們有什麼新的發明，而在於你如何將它們碼得好看。在這方面王朔是過關的，金庸至少沒比他做得差。
所以，僅就語言的“工具性”論金庸、王朔二者的優劣，我們說他們各有所長，但語言不只局限在工具層面上，它的主要功能在於達到認識、交流或娛樂之目的。
從這方面看，王朔和金庸的差距，儼然一個在地，一個在天！
金庸是講是非、明事理的人，博古通今，讀他的書我們能夠正面性地提高自身對於歷史、人性、社會、文化的悟性，增強進取、奮爭的信心與勇氣，心頭總是燃燒着一點理想的光火，它溫暖我們的靈魂，至情而率真，在苦難的人間世，活得更像個頂天立地的人。
王朔的文字給我們什麼呢？
是灰色，是冷酷，是永遠沒有希望的荒原，是紛亂無序，是茫然無解，是為無聊而無聊的“幽默”、調侃，是玩“笑”喪志，是反理性、無是非、反道德、不信仰，是除了王朔處身的現世環境再無其他的狹隘的小天地！
這樣的天才也就成了“負面”性的！
學過數學的人全明白，二維空間的數軸分正、負兩極，正極上越遠者數值越大，負極上越遠者數值越小。如果說從認識價值來看，金庸是“正極”意義上的天才的話，那麼王朔就是“負極”意義上的天才，後者的天才越是充分發揚，距離人類的正確方向越遠——這就是王朔們值得批評的意義所在！
當然，金庸並非是不可批的，一旦文章發表，它就失去了其私有化身份，成為公共性資源，具有了公共性的認知價值，清理謬誤，留下真知也就是批評家們責無旁貸的責任，因此任何人的文章都是可批的。我也已經對他和他的作品做過了批評，發表了，同時收進自己的書里去了，這裏就沒必要把它們再說一次。
至於金庸小說里的“宣揚”暴力、濫殺無辜，只要是智力正常的人，誰能將它們當真呢？
金庸本人也不是沒有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告誡道：不必過於推崇武俠，武俠只是小說的一種；年輕人要嚴肅緊張，個人風格不能像《笑傲江湖》裏的主人公令狐沖，一味追求“瀟洒”，因為學生將來要服務社會。“小學生看我的作品主要是看故事。但最好不要看。因為武俠小說是浪漫派的書，不真實。小孩子尤其不要看《鹿鼎記》。韋小寶太壞了。”（《文學報》1999年12月。）
所以，金庸小說的閱讀對象是有嚴格限制的，這個限制就是，你要有理智和心靈上的成熟，具備了明辨是非的能力。
我特意將這一點拿出來說，是因為金庸的小說確能迷惑許多青少年，其時他們各方面都沒有成型，悟性不到，認識偏頗，性情動搖不定，可以也經常把想像的世界當成了真實的人生，去反對秩序、反抗社會，有破壞而無建設。
我就遇到過一位高中女生，看過電視劇《鹿鼎記》以後，對韋小寶崇拜不已，聲稱自己想嫁給這個“壞蛋”。
這是受者的問題——受者的不足不能成為作者的不足。
做文章的人考慮的只是作品本身，假定了讀者像自己一樣，也都是些正常的成年人。起碼對於金庸來說是這樣。
如果面面俱到，什麼層次的閱讀、觀看對象都得考慮，那我們的作家，將寫不出一個字！
因而，苛求一個干實際工作的人，可以；苛求一個作家，許多時候行不通。現實的實然，不可以推定做想像的當然、應然。
金庸的“不足”如此，王朔自己的許多小說何嘗不是如此？
他的小說就“真”嗎？“過腦子”嗎？
在這方面，他比金庸差多了！
人家始終定位在娛樂上，王朔有時給知識分子罵急了，也會裝正經，寫一點不那麼商業化的東西，意在說明，不是我王朔寫不出，正經的我能寫，就是不屑，就是想裝壞，和你們知識分子搗蛋。
他允許自己胡來，對於金庸的遠不是胡來的創作，卻橫挑鼻子豎挑眼，從一個嬉皮笑臉的“痞子”，呱嗒一聲，將臉帘子落下，剎那間變作了正經，站到我們“知識分子”這邊，儼然成了個最大的“知識分子”，擔起批評別人、教化大眾的責任了！
我不是說王朔不該批評，而是說你不搞批評則罷，搞批評就要定下標準，划個道兒出來，一視同仁，不要左手拿着打人的棍子，狠狠地給別人一個悶棍，右手伸出去微笑着和人家套近乎，讓人覺得王朔“真誠”，王朔打了人，雖然沒什麼道理，但就是左手痒痒，別人得諒解，既不要計較，也不要還擊，還要知道給一棍子心裏頭是疼你。不疼你，我平白無故為什麼打你？痒痒了怎不打別人，單單隻打你？
有了對於王朔的這些認識后，我另外得交代的就是，我所說的金庸、王朔一個在天一個在地，也是從成年人的欣賞角度說的，否則這個分判得就不太嚴格。
需要說的是：王朔的這些文章其“缺陷”、荒唐是極其明顯的。既然這樣，它們又為什麼能夠這樣順利地出來呢？難道我們的編輯、我們的出版社像王朔一樣無知又無畏？出來以後它們還這樣出人意外地暢銷，這說明了什麼？
進而，為什麼我們這塊土地上只熱中於進行無根無據的“酷評”？為什麼我們這個國家只流行一些名流們時髦的胡說？難道我們真已是“男人不壞，女人不愛”，非得壞出個水平、檔次來，大家一齊迷住了才罷？
仔細思索，我發現這一切的背後，是“錢”這個使鬼推磨的東西在作怪。
為了它，我們希望來一點轟動和胡說；為了它我們也可以閉了眼聽任這些名流的妄說；為了它我們還應該把所有宣傳媒介調動起來，對這些胡說、妄說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吹，引來一批又一批的聽眾。
而這塊土壤上的聽眾，不少是傻呵呵的，整日做着名流夢、金錢夢的，它最不宜生長的是理性、良知、道德、熱愛等等，這樣，才有了那麼多的造謠、信謠者。
這是我扯出來的一個“蛋”，王朔爾等以為如何？
不論在這件事上王朔是如何想的，對於他的許多暢銷小說，我覺得王朔自己大概早已作過評價了。
他在《我是你爸爸》中有一段可以拿來對其總評一下：那些“可讀性很強的小說，任何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能毫不費力地讀懂它。但這裏有什麼呢？空無一物，只有精心編織的情節和經過概念規範的人物，儘管那些對話很精彩很俏皮，但沒有一句是發自肺腑的。作者給了我們什麼？什麼也沒給。至多是很吝嗇地流露一點實感，其餘都是矯情……布娃娃再漂亮也沒有一個丑孩子嘴裏的那口熱乎氣兒……”（《王朔自選集》第303頁。）
王朔給我們做的“布娃娃”包括《一點正經沒有》、《痴人》、《千萬別把我當人》、《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
最為致命的是，從總體看，王朔小說內容、情節、人物、性格、對話上的“重複”、單一敗壞了我們的口味，少數幾篇做得不錯的小說，其可讀性因此受到影響。
在那裏，人物的世界何等狹窄，人物的心態何等相似，滿世界都是些遊子、“痞子”，而所有的“正經人”全被這種遊子、痞子們耍了。當它們單篇出現時，尚不明顯，只有全部擺在我們眼前時，這單調才一下子變得那樣突出。
這就是說，在王朔那裏，再“好”的人，不知不覺都會帶點痞性，他為知識分子所做的那篇小說《我是你爸爸》中，人物也沒能逃開這種痞子味。那個做爸爸的馬林生，對於來他書店買書的年輕女孩子的“勾引”等，就流露出這樣的意味。
難道不如此小說就不好賣？並不盡然。
我想，主要是因為王朔的生活圈子特別有限，他是大院裏的公子哥兒，對於這樣的院子，我知道它彷彿就是“世外桃園”，很能把一個人局限了。
加之他那點殘缺不全的教育和對歷史等等的一知半解、隔岸觀花，造成了他閱歷與思想方式上的狹隘、偏執；老紅衛兵血統未作根本清除，進一步養成了他那種似乎滿不在乎，實際上是北京小人物謀生時玩的小智慧、小伎倆之心性——但凡批別人之前，他總要先抽自己的嘴巴，以防外人打他時處於被動地位，所以，滿不在乎的背後，其實是很在乎的，進而，它向我們透露在王朔的精神、意識深處並無什麼寬容，他更不解現代意義上的“寬容”究為何物；後來生計上的不易又把他拋進嚴酷的紛爭里，商人之本性日益顯赫，當“作家”也是奔着錢財去的。
所有這一切混和起來，又使王朔對於物慾過分“貪婪”，不能養成終極意義上的形而上超拔境界，一當面對自己不能認識的東西時，又不懂遮羞藏丑，像余華談到他的時候所說的，“挺真誠”（《文學報》1999年11月11日），結果赤條條上陣，醜態百出、丟人現眼得那樣理直氣壯，把其他“小丑”全給比下去了——在這樣的情勢下，王朔像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也就免不掉了！
有了上面的分析，依照王朔作品裏表現出來的趣味、意識，若是硬性地給他劃一個“階級”成分，不妨稱之為“資產階級”——王朔意義上的“資產階級”。
據王朔自己講，“中國資產階級所能產生的藝術基本上都是腐朽的，他們可以學習最新的技術，但精神世界永遠浸泡、沉醉在過去的繁華舊夢之中”，這樣我們就有了像王朔那樣的疑問：他們莫非都在努力證明自己是“短命的”？（《我看金庸》）
幸好王朔的年齡還不太大，他也不是一個無可救藥的人，心靈深處的確是誠實的，見識上不去沒關係，已有作品的短命亦無足嘆息，今後怎樣做那才是要緊的。所以我才想在這兒把郎吉努斯《論崇高》裏的一段話獻給他，所有的“資產”、“非資產”“階級”無妨共勉：
究竟人才的敗壞應當歸咎於天下太平呢，還是更應當歸咎於那無窮無極、佔住我們全部意念的戰爭呢，還是進一步歸咎於今天兵臨城下、圍攻我們、蹂躪我們、霸佔我們的情慾呢。要知道，金錢的貪求（這個毛病，目前我們大家都犯得很兇）和享樂的貪求，促使我們成為它們的奴隸，也可以說，把我們整個身心投入深淵。惟利是圖，是一種痼疾，使人卑鄙，而但求享樂，更是一種使人極端無恥、不可救藥的毛病。……人們一崇拜了自己內心速朽的、不合理的東西，而不去珍惜那不朽的東西，上述的情況，就必然會發生。他們再也不會向上看了；他們完全喪失了對於名譽的愛惜，他們生活敗壞，每況愈下，直至土崩瓦解，不可收拾。他們靈魂中一切崇高的東西漸漸褪色，枯萎，以至於不值一顧。……在這樣多災多難的時代里，我們還能盼望有這麼一個不偏不倚、不屈不撓、富貴不淫的批評家來批判地接受那些可以永世長存的偉大作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