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半小時后，這名義上的“療養院”的一干人等，聚齊在會議室了。臨時雇的打掃衛生的女工和做飯的大師傅也到了。人們在聚齊之前，全都對一男一女兩名紅衛兵之間所發生的事有所了解了。只不過在奔走相告的過程中，某些細節與事實大有出入了。“老院長”還沒宣佈開會，大家便交頭接耳，悄議紛紛了。
“老院長”將會議議題一說，頓時一片肅靜，一個個反而都不出聲了。這些人中的一半年齡在四十歲以上，都是“文革”的中老年見證人。有的自己們在“文革”中受到過衝擊；有的親友們被打入過“另冊”；最幸運的，也在“幹校”接受過“思想改造”。皆對“文革”時代有不堪回首之感。而“文革”留給他們的最深刻也最野蠻的記憶，便是運動初期紅衛兵們的種種無法無天對別人迫害成癮的劣跡。現在，由他們來救四名三十幾年前的“貨真價實”的紅衛兵的命，已然是歷史對現實開的一個不懷好意的大玩笑了。已然充分體現着自己們寬宏大量不計前嫌從善如流的人道主義胸襟了。為著減緩三十幾年後的今天的現實對四名紅衛兵的心理承受力的衝擊，演戲似的裝扮成三十幾年前的所謂“革命造反派”，又戴袖標又戴像章的，這他們也以人道主義第一個人滑稽感覺第二的原則，顧全大局地服從了。還要要自己們毫無牢騷地奉陪着“早請示晚彙報”、一日三餐“三敬三祝”，睡前“鬥私批修”，這自己們也都很投入地做到了。但是動輒被是他們兒子輩甚至孫子輩的四名紅衛兵一開口一段一段地用語錄耳提面命地教誨和以唯我獨革的神氣教訓着，實在是大傷他們自尊的事啊!
“我先發言!”一位中年男人將一冊三十幾年前的《紅旗》啪地往桌上一摔，憋悶久矣地說：“今天這會早就該開了!我們早就該反省反省了!我認為我們對他們的態度，已經等於是寵慣了!我們為什麼要如此寵慣他們?他們又憑什麼心安理得似的受我們的寵慣?他們是人民英雄國家功臣時代偶像?不是的嘛!不過是四名不可理喻的紅衛兵嘛!……”
有人打斷那位腦神經科專家的話，插言道：“你就不必強調他們的不可理喻了。當年他們不是幾乎都這樣嘛!我只不過覺得，他們彷彿受着上帝的保佑。既然三十幾年後他們還能奇迹般地活轉來，那麼足以證明是上帝的安排。我到這裏來是為上帝效勞的，所以即使在偽裝謙恭的時候，心裏邊想着的也是上帝，並不認為自己是在甘當紅衛兵的奴僕。”
說這番話的是一位病理分析專家。英國皇家醫學院的中國籍名譽教授。一個“文革”結束后，宗教信仰的自由剛一恢復便加入了基督教的女人。
腦神經科專家瞥了她一眼，略帶嘲意地說：“可惜我們中只有你一個人是上帝的虔誠信徒啊，所以你不可以用基督徒的標準來勸解我們。勸解也沒用。”他話鋒陡然一轉，又大聲說，“諸位請不要再打斷我的話，允許我把話說完啊!我認為，要反省，我們尊敬的院長先生首先應該好好反省!我來報到你接待我時怎麼說的?你一邊親自往我衣袖上戴袖標，一邊說：‘戴上戴上，他們還是四個孩子嘛!就當他們是我們的親兒女吧。我們要像三十年前的一些京劇演員演好樣板戲一樣，演好我們的角色!’你是不是這麼說的?每個人來報到時你都說過類似的話吧?否則他們能被寵慣得快騎到我們頭上了嗎?”
“老院長”氣不打一處來地說：“我正反省着哪!”
腦神經科專家最後說：“我認為我們也要來個造反有理!造他們的反!把在我們這裏被顛倒了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
他的話立刻受到了熱烈的掌聲的擁護。
“老院長”舉起一隻手說：“我反戈一擊，殺回馬槍!堅決支持把在我們這裏被顛倒了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
他的樣子十分莊嚴。使聽了他的話覺得好笑的人強忍不笑。怕笑起來他不高興。
“我說兩句。我本不想說什麼的。有什麼好說的呢?”
第二個正式要求發言的是某凍傷研究所的所長。他似乎打算站起來說，但欠了欠身，又將胖大的身軀陷坐於沙發了。
“老院長”指着他予以鼓勵：“請說請說!怎麼想怎麼說。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搞黑記錄……”
不成想他的話惹惱了凍傷研究所所長。後者急赤白臉地說：“誰還敢搞那一套，我在國外報刊上罵他個狗血噴頭!誰還想搞那一套誰是他媽婊子養的!”
“老院長”表情一陣不自然，攤開雙手聳肩道：“您這是從何說起呢!我是哪種思想的人你還不清楚嗎?……”
凍傷研究所所長努力了兩番，終於成功地將胖大的身軀從沙發上站立起來了。他走到會議室中央，環視人們，目光最後落在“老院長”臉上：“別誤會嘛。你是哪種思想的人我當然很清楚。咱倆是諍友關係，我能指桑罵槐地攻擊你嗎?讓我告訴大家也沒什麼吧?諸位，我所了解的他，國際思想方面是一位和平主義者，社會思想方面是一位人道主義者，政治思想方面，基本上是一個反動的人。‘文革’前因為販賣美國式的民主被打成了右派。‘文革’中再受二茬罪被打斷了一條腿。現在呢，他還是主張中國實行美國式的民主……”
“遠啦，遠啦，離題萬里啦!”
“老院長”忸怩不安起來，窘紅了臉提醒凍傷研究所所長。
“咱們這次會議也只許有一個中心嗎?行，行。一個就一個。怎麼都行。哎，我說中心是什麼來着?”
凍傷研究所所長將求助的目光望向“老院長”。
“討論，反省。主要是反省。”
有人及時替“老院長”回答他。
“又反省?反省什麼?”
畢竟是和“老院長”同輩的人了。七十六七歲了，耳背了，剛才沒聽清。
“反省我們對四個小狗崽子的態度問題……”
又有不甘寂寞的人替“老院長”回答着。“狗崽子”三字一經被說出，意味着許多座心理火山就要開始噴發了。
“反省我們對他們的態度?我們對他們的態度有什麼可反省的?我看我們這些七十多歲的人，在他們面前低三下四點頭哈腰的都快變成孫子啦!”
“我們可比不上現在的孫子們!現在的孫子們活的多開心，爺爺嬌奶奶愛的!我認為我們都快變成《茶館》裏的王掌柜了!而他們簡直像……”
“對對，比得好!你說明白了我的意思。總之我在這個院子裏越來越感到屈辱了，彷彿自己又回到了三十幾年前……”
“畢竟比三十幾年前強吧?三十幾年前你隔三差五地就被批鬥一次。而在這個院子裏，前天你還戴着‘革命造反派’的袖標啊!”
“那也感到屈辱。因為我自己討厭戴。再說戴着也心虛，似乎總覺得自己實際上仍被劃在‘另冊’里，只不過是混入‘革命造反派’的隊伍里的。好幾次夢裏被挖了出來，醒后驚一身冷汗。諸位，三十幾年前……”
於是凍傷研究所所長講起了自己一家三十幾年前的悲慘遭遇——父親因是從美國輾轉香港回國的醫學教授，被批鬥致死；母親因台灣有親屬而被誣為特務，死在牢中；自己被發配到勞改農場，十餘年遠離專業；妻子與之離婚，改嫁給了別人……
那是一番真正的控訴。可以說是字字血，聲聲淚。他講到心碎處，老淚滂沱，泣不成聲。
會議由他之後，變成了控訴會，憶苦思甜的會，聲討紅衛兵的會。“文革”和紅衛兵的受害者們，彼此同情着，相向唏噓着。連“老院長”也忘了開會的初衷不是那些，大動其容地講起自己當年的悲慘遭遇來。
實事求是地說，他們皆是可敬長者，絕非習慣了一味兒靠咀嚼傷疤活着的人。他們也都是自己專業領域的權威人物，佼佼人物。平時他們是不願提“文革”談“文革”的。甚至不願回憶。誰願回憶噩夢呢?何況他們是些最缺少時間的人。時間和精力都被專業壟斷了。但在這個名義上是“療養院”的地方，在這個天天能看見四名“貨真價實”的紅衛兵在眼面前無所事事地晃來晃去，並且還得以極虔誠的一絲一毫也疏忽不得的態度為拯救四名紅衛兵進行“戰鬥”的地方，他們的心理難免會因四名紅衛兵的表現而漸漸發生變化。和初來乍到時很不一樣了。
世上的許多事都是有規律的。倘是一件壯美之事，哪怕早已成為歷史，參與或相關的人，任什麼時候都會大聲說：“那件事中有我!”而且當然的引以為豪，引以為榮。根本沒參與或毫不相關的人，往往也會編造了參與的經歷和相關的謊言，自吹自擂，沽名釣譽。倘是一場人為的災難，那麼幾乎一切的責任人，就都要不遺餘力地替自己進行巧舌如簧的辯護了。比如當過法西斯納粹副統帥的戈林，比如東條英機，比如王、張、江、姚“四人幫”。他們連被推上被告席了，都是不肯老老實實地低頭認罪的。那是一定要裝出無害甚而有益的被冤枉了很值得同情的樣子。
“二戰”是人類歷史上多麼空前的一場災難啊!
關於“二戰”，全世界出了多少文學作品，影視作品，戲劇和回憶錄啊!但主要是英雄們的事迹，和後人們客觀性的研究，總結，評論。德國卻至今還沒出現過這樣一部書，或某人面對採訪鏡頭這樣說——我在某集中營親手殺害過猶太人。我的雙手曾沾滿罪惡的血。是的，他們才不會這樣呢?他們要隱性埋名，搖身一變，似乎成了與“二戰”血腥虐猶罪惡毫不相關的人。但是成千上萬的猶太人和別國的人民，非是希特拉靠自己的一雙手一批一批殺害的。那是一部瘋狂開動的殺人機器的暴行。有多少人充當了那殺人機器的部件啊!他們逃避被指認出來的可能，惶惶不安正如猶太人當年逃避他們的追捕和迫害。於是空前的一場災難，只能以極少數人的被公審而畫上歷史的句號。
日軍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是如此畫上歷史的句號的。
“文革”不可能不是這樣。
主要責任人都已基本上死光了。主要罪犯都已被執行判決了。中國共產黨的黨史上，比較客觀地寫入了對偉人毛澤東“三七開”的一筆。紅衛兵們當年的種種暴戾行徑，照例由幾名他們當年風雲一時威風八面的“領袖”一攬子認罪了。
但是受過迫害的人何止百千萬呢?
倘再包括受政治歧視的人，那將是多麼巨大的一個數字呢?
某些當年的紅衛兵，雖然不曾是什麼“領袖”，甚至也不曾是什麼小頭目，但他們揮起皮帶抽人比虐待狂抽馴良無比的牲口還兇狠；他們亂剪別人的頭髮就像打草的孩子用鐮刀削路邊的草梢玩兒；他們往別人臉上塗抹墨汁甚至大便，就像沒有衛生習慣的人擤過鼻涕往隨便的什麼東西上揩手指；他們打人罵人別出心裁地凌辱人挖空心思折磨人，就像別人們只不過是蟲子；他們深更半夜闖入別人家裏凶神惡煞般喝五吆六，想摔就摔，想砸就砸，那時別人的家就連公共廁所都不如了，別人們就連替他們打掃廁所的人都不配是了……
那一切一切，都是當年受迫害受傷害之人說出來寫出來的。或者是見證人們的紀實。
卻只有極少極少極少極少極少的紅衛兵像樣地懺悔過。有人懺悔，那也是因為當年的自己並不兇惡。實際上等於是在替當年兇惡的劣跡斑斑的同類們懺悔。所以那樣的懺悔並沒有什麼懺悔的真正意義。
應該懺悔的都到哪裏去了呢?
他們當然都還存活着。倘話題議及“文革”或紅衛兵，他們也興許以過來人的資格和見證人的口吻，慷慨激昂譴責一番。
於是事情變成了這樣——暴戾的事件那麼多那麼多那麼多，卻似乎沒有幾個具體的人干過。
於是事情變成了這樣——假設一名用皮帶抽過別人往別人臉上塗過墨汁亂剪過別人的頭髮抄過別人的家的紅衛兵，站在對方面前，他自己不說，對方是難以認出他的。因為三十幾年的時間，早已改變了他的容貌，使他徹底地變了一個人了。他的身份還極可能使對方心懷敬意。他的接人待物還極可能大獲對方好感。倘他們共同參加一個涉及紅衛兵話題的座談會或研討會，他的發言還極可能使對方覺得深刻頻頻點頭報以掌聲……
而對於在今天這次會上先後發言的人們，情況不同了——首先他們皆是受害者，此點無可爭議；其次“貨真價實”的紅衛兵就在這裏!二男二女，一共四名!
該四名紅衛兵，不但“貨真價實”，而且“紅”果稀存!而且既已復活，彷彿又唯我獨革，老子天下第一起來了!雖說兩名女紅衛兵不是太討厭，但那兩名男紅衛兵多麼的看着叫人氣不打一處來啊!
於是回憶式的，以“紅衛兵”三字籠統而言的控訴，漸漸演化成對現在時的具體人具體表現的憤慨聲討了……
於是聲討的火焰一再高漲，最終接近着口誅了。
彷彿三十幾年前千千萬萬的紅衛兵們樁樁件件的劣跡，終於是有了確鑿無疑的元兇了……
然而會場中還有另外一些人啊。他們的年齡，或比喬博士小几歲，或比喬博士大幾歲。但平均年齡不超過三十五六歲。他們學歷很高。皆畢業於名牌大學，幾位博士，半數碩士。有的“文革”前後才出生，記事時“文革”大勢已日薄西山。有的“文革”結束了才出生，童年和少年都是在中國的好光景中長大的。他們的父母，普遍比剛才發過言的長者們歲數小，“文革”時期皆中年人，輪不上是“走資派”或“黑幫分子”什麼的。即或受過些委屈，相比於直接受迫害者，那簡直就可以說不足論道了。故他們本身對“文革”所持的否定態度，雖徹底，卻終究不過是間接的，理念的。幾乎完全沒有過什麼直接的切實的感受。所以長者們控訴，他們這些小字輩也只有洗耳恭聽。盡量保持同情的肅然而已。即使聽到“文革”的荒唐處，暗覺可笑，一個個也是強自忍着的。任何悲苦的大事件一旦變作歷史，在時間的流程中和代與代的隔膜體會中，往往都接近着是“故事”了。雖然紀實，但畢竟是屬於從前的，上代人的不幸。正如“樣板戲”是某些上代人大為反感的，而在下代人聽來，只不過是“現代京劇”，甚至還頗欣賞。
控訴和聲討完畢的長者們，開始將期待的目光投向他們這些小字輩了。他們總得逐個說點什麼了，包括他們中不太愛發言的。既沒有回憶“文革”的年齡資本，那麼也只能就現在的四名具體的活生生的紅衛兵發言了。他們很實事求是地說，比較起來，二紅衛兵姐妹，給他們的印象並不多麼的惡劣。為使他們活下去，他們是寧願做些努力的。他們說，儘管那個李建國挺二百五似的。但他二百五也是他那個時代造成的呀。他們說，從前的中國人，一代代的，挺二百五的多的是呀!現在的中學生高中生群體裏，就沒有挺二百五的了嗎?還有挺混的呢!他們還難能可貴地承認，李建國也有怪可愛的一面。比如他經常主動干點兒活，掃院子啦，澆花鋤草啦，拖走廊啦，幫臨時女工清潔廁所啦，到廚房去幫大師傅擇擇菜刷刷碗啦……
他們這麼評論時，臨時女工附和道：“是的是的，起初他還主動要求幫我洗床單哪。我說有洗衣機，不用他。他說中國人怎麼可以用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才用的洗衣機呢?那還不使勤勞的中國人變懶了嗎?”
大師傅也附和道：“那孩子挺仔細的，幫我擇菜時，不好的菜葉都捨不得扔。將來是個會過的人。”
於是紅衛兵李建國彷彿是“可以教育好”的紅衛兵了。
但是連小字輩們，對趙衛東的印象也非常不好。他們說“極左”於他本是自然而然的事，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如果四名紅衛兵連他算上都不“左”，他們倒奇怪了。他們說他們難以容忍的是他的“唯我獨革”。他們說思想“極左”的人，也有對自己要求同樣“極左”的。說他如果那樣，也算“左”得使人沒法兒挑剔，敬而遠之就是了。說他們覺得，他只對別人“左”，對自己是不“左”的。比如還沒買純凈水器時，有次他們中一人告訴他水房有開水了，他卻說：“告訴我幹什麼?告訴該給我房間送開水那個女人嘛!”問他：“你連開水都不親自打了，養尊處優來了?”他竟大言不慚地回答：“別把我當一般人對待，我是縣‘紅代會’常委!”
“老院長”憤然道：“聽聽，這叫什麼屁話?擺起從前那種並不光榮的資格來了!”
他們還說，他們都覺得他有點兒陰。
“老院長”又道：“對，對，我也覺得那小子有點兒陰。”
但是談到兩小時前他和肖冬雲之間發生的事兒，他們卻沒長者們看的那麼嚴重了。他們認為不值得以那麼一件事兒來對他說長道短。歸根結底，那是他和她之間的感情過節。
“否!那是非禮!”
“老院長”又憤然起來了，語勢也有點兒像老紅衛兵了。
“豈止是非禮，明明是強暴行徑!應該把他揪來，開他的現場批鬥會!”
“我們要堅決抵制強暴事件!要刷出這樣的大標語來!”
“還要出一期專題板報!”
幾位可敬長者也都像“老院長”一樣憤然起來。
在這個名義上是“療養院”的地方，在這個有四名“貨真價實”的紅衛兵存在着的地方，在這次專為討論和反省對四名紅衛兵的態度問題的會議上，不知為什麼，當年深受“紅禍”苦難的人們自己，話語方式也都有點兒紅衛兵特徵了。
但是小字輩們在兩名紅衛兵之間的男女問題上，尤其顯得不以為然而又心平氣和。他們說究竟定性為非禮還是定性為強暴，那也不能由咱們在這兒定。得由公安局來定才具有法律的結論性。難道應該報案請公安局的人來嗎?當事人肖冬雲不報案，咱們報案不是等於侵權代替嗎?何況公安局的人即使來了，也不會先聽咱們的看法啊。也得先聽肖冬雲自己怎麼講啊!她只不過剛才在哭嘛。沒一邊哭一邊嚷：我被非禮啦，我被強暴啦，誰主持公道呀!若她自己並無尋求法律保護的要求，咱們的正義衝動不是多此一舉嗎?
“老院長”反駁道：“別忘了她是一名三十幾年前的女紅衛兵，哪有我們今天這麼強的法制意識!應該有人啟發她，告訴她，她是可以報案的!喬博士，這個任務就交給你吧!”
喬博士怔了一下，低問：“為什麼偏偏交給我呢?”
不知為什麼，他的表情看去有幾分憂鬱似的。
“老院長”說：“她挺願意接近你的嘛，這大家都看得出來的啊!別推諉了，就你吧，就你吧!”
博士幽幽地淡淡地一笑，不再說什麼。也不知是接受了那項特殊的任務，還是根本不予考慮。
小字輩們接着發言。他們中有人說，標語是不可以刷的，專題板報更不可以出。說那樣一來，不是減少了，反而是增加了這個地方的“文革”氣氛。說以大標語和黑板報的方式對沒有被剝奪公民權的人實行口誅筆伐也是違法的。咱們三十幾年後的中國人，既然法律意識比三十幾年前的紅衛兵強，就不應該給他們做壞榜樣……
博士頻頻點頭。
博士自己並沒想到，在這次全體會議上，由於他的表態舉足輕重，老者們和小字輩們，都希望他能站在自己們的理念原則上看問題和發言。他的頻頻點頭，使小字輩們覺得是一種沉默的支持，自然也引起了幾位老者的不滿。
腦神經科專家問：“小喬，你點頭代表些什麼意思呢?”
博士回答：“沒太多意思，贊成剛才的發言而已。”
凍傷研究所所長緊接著說：“喬博士當然不會和我們太保持一致啰!他多幸運啊，身上連一道從前時代的淺淺擦痕都沒留下過。”
室內便靜了片刻。
在那一種使人人覺得意味深長的靜中，博士緩緩開口，莊重而言：“如果時代留在人身上的擦痕是可見的，那麼我脫下衣服，你們看到的將是傷疤累累的身體。土改時期，我的家族中有六口人被鎮壓了。因為我的家族三代是地主。我被鎮壓的最小的叔叔才二十歲。他唯一的罪行，就是在被繳獲的某大學的‘三青團’發展名單上有他的名字。我父親和我母親還沒認識的時候，我就在基因學的原理方面被划入另冊了。‘文革’時期，我母親在當成牢房的磚窯里生下了我。就像《洪湖赤衛隊》裏韓英唱的，北風呼呼地吹，一床破被似漁網，我娘把兒緊緊摟在胸口上。我在縣中讀初一的大哥，在受了紅衛兵的凌辱后卧軌自殺了。我的小哥取消階級成分劃分以後才娶妻成家……”
更靜了。一時無稍動者。
博士停頓了幾秒鐘，接說：“趙衛東現在的表現，正是他較真實的表現。所以我並不多麼嫌惡他的現在。但如果他三十幾年前干下了壞事種種，那麼我會向他聲明——我參與救他是出於對科學的興趣，而不是為他配再活下去。可他們連自己是什麼省份的人都回憶不起來，我們目前也不清楚，又從何了解他們的從前呢?我認為，‘紅衛兵’三個字是一回事，具體的一個紅衛兵是另一回事。正如‘蛇’這個字是一回事，具體的一條蛇是另一回事……”
“老院長”皺眉道：“你的話太哲學了吧?我沒聽明白。我看這樣吧，咱們乾脆舉手表決吧!”
於是，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通過了一項旨在針對紅衛兵趙衛東的決議，那就是——對其採取保守人道主義的態度。那就是——該服的葯一定給你，但吃不吃在你自己。你偷偷扔了，也沒人管你。該打針了通知你，該體檢了也不排除你，但你拒絕，那是你自己的選擇，誰也不再為你自己的選擇着急上火的……
會開到那時，天已快黑了。
趙衛東和肖冬雲都沒出現在食堂里。只有李建國獨自去打飯。他顯出着在人前抬不起頭的樣子。打了飯也沒在食堂吃。端着匆匆的就走了。彷彿不是趙衛東對肖冬雲怎樣了，而是他似的……
他偷聽了會議。
他心裏既因會上還有人替自己說好話而心存無限感激；也因今人們對紅衛兵的控訴和聲討而無地自容；更替趙衛東憂心忡忡。畢竟的，同類相憐啊……
他也替肖冬雲打了份飯，意欲陪着她吃。或許反過來說更恰當，是希望有個人陪着自己吃那頓晚飯。他內心裏感到空前的孤獨。覺得像一名被開除了學籍的小學生似的。其實他最希望能陪着他吃那頓晚飯的人不是肖冬雲，而是肖冬梅。如果能陪着他吃那頓晚飯的人是肖冬梅，即使她什麼話都不說，甚至也不看他，甚至將背朝着他，只不過在同一時空各吃各的，他便會獲得莫大的安慰，滿足極了。但肖冬梅根本不可能陪着他吃那頓晚飯。因為她正被罩在一個巨型的有玻璃罩的醫療器械里，像躺在水晶棺里一樣，處於冬眠狀態。
是的，他內心裏確乎感到空前的孤獨。
他並不想對誰訴說什麼。即使肖冬梅能陪他吃那頓晚飯，他同樣覺得無話可說。唯希望有人陪他吃那頓晚飯而已。哪怕是他默默吃着，對方默默看着他吃。
他端着兩份飯走到肖冬雲房間門前，用腳試探了一下，門未關。用肩膀抵開門，斜身而入，見肖冬雲閉着眼睛，蜷着腿，臉側枕在枕頭上，似乎睡著了。他放下兩份飯，輕輕走到床邊，又見肖冬雲臉上的淚痕還沒幹……
“你吃不吃飯?”
“……”
“我把飯給你打來了……”
“……”
“不管在什麼情況下，我們總是該吃飯的吧?”
“……”
肖冬雲的眼睫毛都沒眨一下。
他沒法判斷她是真睡著了，還是假裝睡著了。他只得從床邊退開，坐在一把椅子上，拿起筷子端起碗。他吃了一口米飯，夾了一筷子菜，不禁扭頭又向床上的肖冬雲看去，而她自然還是那樣子……
他就不想吃那口菜了，更沒心思吃第二口飯了。他將菜放回盤子，接着放下筷子放下碗，起身悄悄地離開了肖冬雲的房間……
而肖冬雲並沒睡，聽着門關上，她眼睛睜開了一下，隨即閉上。於是一大滴淚，從她眼角溢出，又淌在她淚痕未乾的臉頰上了……
李建國回到自己房間，插上門，仰面朝天往床上一躺，心裏一陣自哀自憐，雙手捂臉，也無聲地哭了……
是夜“老院長”睡得比往天早。
全體工作人員正確解決了如何對待紅衛兵趙衛東的態度問題，在他，如同英明的政治家的一項英明的提案，獲得了半數以上的，也就是合法的支持。更如同解決了什麼心頭隱患似的。總之他頭一挨枕，沒多一會兒便酣然入睡了。
半夜他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雙肘撐床，欠起身問：“誰?”
“我……”
他聽出是趙衛東的聲音。不由得從枕下摸出手錶看，已是一點三十五分了。
雖然，明明聽出是趙衛東的聲音，他還是補問了一句：“你是誰?”
“趙……趙衛東……”
“什麼事?”
“……”
“說話。”
“救救我……”
“救救你?你怎麼了?”
“我……我呼吸困難……我感到窒息，我快要憋死了!求求您立刻給我打那一種針!否則，我想，我會死在您門外的!”
輪到“老院長”不說話了。
“給我打那種針吧!給我打那種針吧!您不能見死不救啊!”
“老院長”認為他的情況肯定沒他自己說的那麼嚴重。一個因為感到窒息快要憋死了的人會怎麼說話，“老院長”是具有起碼的辨聽經驗的。那樣的人怎麼會把話說得那麼快，而且每句都說得那麼完整，字字不間斷呢?
於是他這麼回答：“放心吧，你不會死的。起碼今天夜裏不會……”
“可是我覺得我會!我覺得我立刻就要死了!我的雙腿已經軟了!我的兩條手臂在不停地抖!救我一命，行行好，發發慈悲救我一命吧!”
“老院長”坐起在床上了。他朝門外大聲喝吼：“回去睡覺!胡鬧!你不會死的!”
而紅衛兵趙衛東在門外更急切地哀求：“我知道給我打那種針我就不會死了!我不想死!我想活!我強烈要求給我打那種針!給我打那種針!給我打那種針!”
“老院長”又喝吼：“明天!”
“我現在就要求打!我現在就要求打!現在!現在!我不明天才打!”
紅衛兵趙衛東開始從外邊使勁推門，分明的，企圖破門而入。
“老院長”頓起疑心了。由疑心而生惕心了。他認為趙衛東是在耍陰謀企圖騙他開門了，認為趙衛東顯然的是懷着惡意而來的了……
他抓起電話，往博士的房間撥通了電話。
博士查醫學資料來着，剛躺下不久。博士抓起電話，立刻聽出了是“老院長”的聲音，詫然地問有什麼事兒?
“老院長”以挖苦的語調說：“我的人道主義哲學家，勞您大駕，親自起身到我的門前來偵查一下，看看那個表現最惡劣，而您仍主張以大慈大悲的心腸對待的紅衛兵在我門外幹什麼呢?”
“趙衛東?”
“不錯，正是他。”
“他……深更半夜的，難道他想去進行報復，想去傷害您不成?”
“他說他強烈要求打那種預防針!可我覺得是他的借口。我覺得他的目的肯定正像你說的那樣。我想像得出他是怎麼一種表情兇惡的樣子。我看他是企圖破門而入了……”
“那您快別說了!快放下電話，我立刻就到!”
“沒事兒!別慌。慌什麼?我雖然老了，卻也不怕他。我已經把衣服架子移到我床邊來了。他若真破門而入，我就將衣服架子當武器，用帶尖兒的頂端，一傢伙扎他個半死不活!”
“老院長”的話卻是說給他自己聽的了，因為博士已掛上了電話……
他真的又勇敢又不安起來——應該囑咐博士多喚醒幾個人一同前來的呀!
於是又一一往別的房間撥電話，將自己門外的“敵情”通告給年輕的同志們，命他們快快援助博士，以防博士遭到不測……
博士住院外的一排平房。年輕些的男性工作人員都住平房。四名“工作對象”及六十歲以上的和女性工作人員們才住樓內。所以他要趕到“老院長”房間的門外，那是必須穿過院子的。那一個深夜沒有月亮。整幢大樓的窗子全黑着。博士一邊穿過院子心裏一邊想，不對呀，“老院長”房間的窗子為什麼也是黑的呢?難道那個趙衛東已經破門而入了嗎?難道一場較量已經閃電般地結束了嗎?難道……他不敢繼續往下想了，眼前浮現出“老院長”受到暴力傷害后倒在血泊中的可怕情形，不由得打了一陣寒戰，覺得心裏發怵，毛髮倒豎。他放慢了腳步，用目光四下尋找可以當作武器的物件。一時無所發現，也便顧不得自身之安危，赤手空拳地又加快了腳步。
博士進了樓，一邁數級登上三層。見紅衛兵趙衛東的身影，果在幽暗的走廊的中段，“老院長”房間的門口。但趙衛東顯然並沒什麼暴力企圖。他背靠“老院長”的房門坐在地上，兩條腿向前筆直地伸着。
博士一顆懸着的心鎮定下來了。他腳步輕輕地走過去。然而，趙衛東還是聽到了他的腳步聲，向他轉過了頭……
博士又覺得心裏發怵，駐足不前了。
趙衛東卻立刻收回雙腿，騰地站了起來。並且，望定他，向他走過來。
博士低聲喝問：“趙衛東，你想幹什麼?”
趙衛東也不回答，徑直走到了博士跟前。博士雖然心裏發怵，卻並未後退。一步也沒後退。他貼牆站立，暗中防範地攥緊了雙拳……
博士從趙衛東臉上看到的不是兇惡，而是絕望，而是恐懼。
趙衛東說：“博士，救救我!”
博士從他的語調中聽出了一線渺茫的希望的意味兒。
“你怎麼了?我看你也沒怎麼啊!”
“我要死了!我就要死了!他不肯救我，不肯給我打那種針!你救救我吧!你可得發揚點兒人道主義精神啊!”
紅衛兵趙衛東說著，跪了下去，緊緊抱住了博士雙腿。恰在此際，那些年輕的工作者們衝上樓來。他們個個手中握着或鐵或木的棍棒。他們人人滿肚子的氣。對於紅衛兵趙衛東，他們雖然是嫌惡的，但是畢竟沒有什麼直接的宿怨。所以呢，原本不像在“文革”中受過紅衛兵虐待的老者們那麼耿耿於懷，那麼同仇敵愾似的。可誰被電話深更半夜地搞醒誰不生氣呢?他們都這麼想——多恨人啊!下午的會上還替他爭取人權來着，到了半夜他卻敢對“老院長”的房間進行襲擊!這樣的傢伙哪兒還值得同情啊!看來還是“老院長”們的主張對，蛇就是蛇，狼就是狼呀!讓東郭先生和憐蛇的農夫那種慈悲見鬼去吧!見他緊緊抱住博士雙腿，他們也不知怎麼一回子事兒，認定了他是打算傷害博士。於是齊發一聲喊，棍棒齊舉地沖將過來……
趙衛東見狀，嚇得將頭扎入博士的兩腿之間。
博士大叫：“都別激動，誰也不許碰他一下!”
而這時，走廊里住着人的房間的門都開了。“老院長”從房間裏走了出來。住在二層的人也都奔上了三層。趙衛東的樣子使人們大惑不解，爭相詢問“老院長”或喬博士究竟怎麼回事兒?
而趙衛東的頭仍扎在博士的兩腿間。他全身抖成一團，口中不停地說：“救救我!救救我!”
喬博士望着“老院長”，徵求地問：“他的要求也不是什麼過分的要求，就滿足他吧?”
“那是誰都可以做的事，你看着辦吧!”虛驚一場的“老院長”，因為自己的草木皆兵，臉上一時有點兒掛不住似的，打鼻孔里重重地哼出一聲，猝轉身回房間去了。
博士就吩咐自己的助手：“你帶他去打針。就是白天給另外兩個注射過的A二藥劑。”
他的助手將木棍遞向別人，順從點頭。
趙衛東卻不肯起身。他堅持非要喬博士親自為他打那種針不可。正如生命垂危的病人，將活的希望寄託於權威醫生。
只有一類權威在“文革”中是不曾被真正打倒的。那就是權威醫生。即使他們剛剛被當成“牛鬼蛇神”批鬥過，一披上白大褂，在病人心目中，轉瞬又是權威了。哪怕那病人曾往他臉上潑過墨。
紅衛兵趙衛東的可憐樣子，再次證明了活着之對於尋常的人，是比一切革命的道理都偉大得多的“硬道理”。
喬博士並未因而鄙視他，扶起他，答應了他的要求……
為了喬博士的安全，助手一使眼色，幾個人尾隨着喬博士和趙衛東向注射室走去……
剩下的人們中，有一個指着趙衛東蹲過的地方問：“那兒怎麼回事兒?地毯怎麼濕了一大片?”
有人回答：“我看，那是尿。”
“尿?”
“對。他怕死怕得尿褲子了。”
“他剛才表現出的，是典型的心理恐懼癥狀。”
“唉，那他白天又是何苦的呢?”
肖冬雲和李建國那時站立在三層的樓梯口。走廊里發生的一切他倆都看到了。在人們的議論聲中，他倆呆若木雞。誰也不瞧對方一眼。彷彿身旁根本沒有另一個同類的存在。
在他倆心中，連“紅衛兵”三個字最後所包含的一點點或許還值得回憶一下的成分，徹底的變質了。如同自己們的肉體也部分地變質了。
他倆呆若木雞。誰也不瞧對方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