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隔着半開半掩的防盜門，她見女郎從一個小桶似的玻璃器皿里接出一杯水，在服藥。
女郎服完葯，扭頭朝門口看了一眼，大聲說：“哎，你怎麼不進來呀?”
肖冬梅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低聲又怯怯地反問：“你還允許我進你的家嗎?”
“你這是什麼話!”女郎放了杯，雙手交抱胸前，隔着防盜門研究地望着她，“如果我不許你進我的家，我把你帶到家門口乾什麼?”
肖冬梅不禁破涕為笑，趕緊進了門。但是她站在門旁，不敢貿然再往裏走。她想，唉，唉，允許我蹲在門口睡上一兩個小時也行啊!在首都北京，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之中，一名在當年紅軍長征過的路上長征了一半的紅衛兵，竟落得如此這般可憐下場，誰能向我解釋清楚為什麼呢?
她這麼想着，身子已然蹲了下去……
“起來!不許蹲在門口!”
她那不由自主往一塊兒粘的眼皮立刻強睜開來，惴惴不安地望着女郎。
“把門關上!”
她便關門。然而兩重門的防盜暗鎖對於紅衛兵肖冬梅而言都是新事物。並且，都是挺複雜的事物。鼓搗了半天，也沒能完成主人下達給她的“任務”。
“你可真夠笨的!”
女郎幾步跨了過去，以女教師指導一名笨學生做手工般的口吻說：“看着，這麼弄，再這麼弄一下，明白了沒有?”
女郎示範了兩次，之後讓她照做了兩遍，直至確信她已經學會了開門鎖門，才又命令道：“換上拖鞋!”
那一時刻紅衛兵肖冬梅感覺自己像一隻很令訓練師失望的猩猩。
她噙着淚剛欲穿上拖鞋(那是一種漂亮的緞面絨底的軟拖鞋)，女郎急又阻止道：“哎，先別!你那隻光着的腳難道不臟嗎?”
肖冬梅低頭呆立，又不知如何是好了。
女郎從門后的掛鈎上摘下條半濕不幹的毛巾塞在她手裏：“我這拖鞋是一百多元一雙買的，知道嗎?”——女郎看着她擦過了腳，換上了拖鞋，聲音才又變得溫和了：“進屋吧!”
肖冬梅在前，女郎在後，一隻手搭在她肩上，輕輕推着她往屋裏走。
女郎住的是一套三室兩廳的單元，大約一百三十幾平方米，一年前，花了五萬多元裝修過。按當時的裝修價格而言，僅是比較簡單的中檔裝修。但對紅衛兵肖冬梅來說，宛如身在一位公主的奢華宮房。那一套舒適又大的真皮沙發、玻璃鋼茶几、玻璃鋼餐桌、電視柜上的大屏幕彩電、電視櫃下面的VCD機、電腦桌上的電腦、純凈水器、落地音箱，以及地上鋪的一塊圖案美觀的純毛地毯，吊過的頂棚，美觀的燈盞，都使肖冬梅產生一種強烈的資產階級生活的印象。而像那樣的家居水平，在2001年，在這一座人口二百餘萬的城市，少說也有十分之一。尤其是，客廳那面迎門的牆上，鑲了一面巨大的鏡子。鏡子使房門多了一倍。使空間似乎更寬敞了。當然也使紅衛兵肖冬梅產生了視覺上的錯誤，搞不清究竟有多少門多少房間了……
女郎款款朝沙發上一坐，接着身子一傾斜，雙腿一舉，從腳上抖掉脫鞋，連腿也蜷上了沙發。女郎一手拄腮，側卧於沙發，復又以研究的目光將肖冬梅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
“你在門口又哭了?”
肖冬梅便用手背擦臉上的淚痕。
“為什麼又哭了?”
“怕你……怕你剛才不許我進你家的門了……”
那一天，紅衛兵肖冬梅所感受到的驚恐和恥辱，是她此前連想都沒想到過的。她覺得自己真正領會了“孤立無助”四個字是什麼意思。她進而想到了那些被游斗、被抄家、被戴高帽剃鬼頭用墨抹黑了臉，並且徹底被剝奪了替自己辯護的權利的人們——她這一名中學女紅衛兵，那一時刻，在別人的家裏，不知所措地站在頤指氣使的別人面前，懷着希望獲得別人恩賜予自己的哪怕一點點呵護的乞憐心理，對那些“文革”中也受過羞辱的人們，終於由同命相憐而覺醒了一種違背紅衛兵六親不認的革命原則的同情。是的，她覺得，雖然女主人對她的態度已夠溫和已夠友好已夠善良的了，卻分明的，仍不免時時流露着身份優越的女主人的居高臨下和頤指氣使。她也想到了自己的父母。她的父親被宣佈為“走資派”不久，母親由於每被評為優秀教師，也便同理可證地是“資產階級教育路線”之“黑走卒”了。父母同樣難逃被戴高帽掛牌子剃鬼頭抹黑臉之厄運。而在那些父母最感屈辱的“紅色”日子裏，她和姐姐聲明與父母脫離了家庭關係，住在學校不再回家了。甚至，她和姐姐連自己們的“長征”行動，都不屑於通知父母……
想到這裏，紅衛兵肖冬梅又淚如泉湧起來，擦也擦不盡。
“別哭!我討厭別人在我面前抽抽泣泣地哭!非要哭你就給我來個號啕大哭，那也算你哭出了檔次。”
女郎皺着眉，微欠身，伸長手臂從茶几上拿起了煙盒……
肖冬梅從小長那麼大從沒號啕大哭過。既然明知自己哭不出檔次，既然對方不能容忍她那種抽抽泣泣的哭，她也就只有強忍咽聲，默默地流淚不止。肅垂着雙臂，連用手擦淚也不敢了。
“過來。”
她半點兒也不敢遲豫地走到了女郎跟前。
“坐下。”
女郎縮了自己的雙腿，拍拍沙發。
她乖乖地坐下了。女郎的雙腳就交叉在她身旁。那是一雙白而秀美的腳。十個指甲經過細心的修剪，染了紅色。似對兒一模一樣的象牙雕的鑲珠工藝品。
“你覺得我欺負你了嗎?”
肖冬梅搖頭。
“那你在我面前哭什麼?”
“我想家……想爸爸媽媽……”
“你家在哪兒?”
肖冬梅就努力想她的家鄉在哪一個省份。想了半天也沒想起來。關於這一點，她和另外三名紅衛兵全都失憶了。
“又裝模作樣是吧?”
“不是裝的。”她又流淚了。
“想不起來算了。別想了。我怎麼一時慈悲，把你這麼一個神經有毛病的小破妞帶回家來了!”
女郎說罷，從裙兜里掏出手絹，塞在肖冬梅手裏。
肖冬梅一邊擦臉上的淚，一邊鼓足勇氣問：“大姐，這兒真的不是北京嗎?”
“北京?你為什麼會覺得這兒是北京呢?”
於是肖冬梅將自己離開家鄉那小縣城，怎麼樣怎麼樣與自己的姐姐和另外兩名紅衛兵戰友開始長征，怎麼樣怎麼樣遭遇了雪崩，以及被救后怎麼樣怎麼樣成為首都北京的客人，並受到敬愛的江青媽媽親切關懷之事，一五一十地講述給女郎聽……
女郎自然如聽痴人說夢。
“等等，等等!”女郎不由坐起，收攏雙腿，手兒環抱膝蓋，瞪着她問：“你說的那是哪輩子的事兒?”
肖冬梅一愣，喃喃地嘟囔：“就是今年的事兒呀!”
“你知道今年是哪一年嗎?”
“今年是1967年呀，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唄!”
“錯!今年是2001年。前年咱們中國剛歡慶了建國五十周年!”
“2001年?”
肖冬梅自然也如聽痴人說夢，也獃獃地瞪着女郎，彷彿對方神經有毛病似的。
“你別他媽這麼瞪着我。我神經沒毛病!”
女郎驀地站起，離開沙發，滿屋東翻西找——終於找到一冊畫報，往沙發上一扔，指着說：“自己看!”
肖冬梅拿起畫報，首先映入眼中的是一行大紅字——“歡慶建國五十周年專刊!”
她不禁狐疑滿腹地抬頭看女郎。
女郎又一指：“看我幹什麼?我臉上又沒印着歷史，讓你看那畫報!”
肖冬梅不敢不看，也確想看個明白，不料一翻，偏巧翻到的一頁上，印着首都各界群眾歡慶粉碎“四人幫”的情形——王、張、江、姚的漫畫頭像畫在人們手中高舉着的牌子上，且都用紅色畫了重重的“×”。“四人幫”這個特定之詞，她是根本不知因而根本不解的。但除了王洪文，另外三個的照片都是當年經常見報的，也是她只消掃一眼就立刻認得出來的。而此頁的對頁上，印着北大師生擎舉寫有“小平您好”四字條幅的情形……
肖冬梅立刻將畫報合了，往地上一扔，語調堅決地說出一句話是：“我不看!”
“為什麼?”
“反動!反動透頂!”
“胡說!”
“……”
“撿起來!”
“……”
“我命令你撿起來你聽到了嗎?!”
肖冬梅只得又乖乖地將畫報撿起。
女郎一步跨到沙發跟前，劈手奪下畫報，坐在肖冬梅身旁，翻開第一頁后，表現出極大耐心地說：“看來不給你上一堂必要的歷史課是不行了!我講，你要認真聽!認真看!……”
於是女郎一頁頁講，一頁頁翻——那一本專刊，通過生動典型的圖文，概括了中國從1949年到1999年五十年內的歷史。當刊中出現偉人毛澤東及共和國的傑出總理周恩來，紅衛兵肖冬梅就頓覺親切，俯頭細看；出現毛澤東臂戴紅衛兵袖標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到北京大串聯的紅衛兵的情形，她眼裏就熠熠閃光，彷彿自己也曾在成千上萬的紅衛兵之中似的。而當畫頁上是粉碎“四人幫”的狂歡場面，是建國三十五周年“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小平檢閱三軍，以及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時期各地視察的情形，她就高昂起頭，坐端正了，閉上了雙眼。女郎見她那模樣，不免的又來氣，一次次命令她睜開眼睛，命令她看……
終於，女郎講得沒耐心了，合上翻了一半的畫冊，拿起了桌上那支一直想吸而一直沒吸成的煙往嘴上一叼，並把打火機朝肖冬梅手中塞：“給我點煙!”
“你打算把我變成你的奴婢?”
肖冬梅的語調和表情都顯得大為桀驁不馴起來。
“叫你替我點支煙，你就覺得咱倆不平等了?這是我家，你坐在我家的沙發上!我是主人，你是無家可歸的個小破妞兒!剛才你還生怕我不收留你在門外哭，怎麼轉眼就想和我平起平坐了?!今天你非給我點煙不可!”
女郎將夾在手中的煙朝她伸過去——紅衛兵肖冬梅備感屈辱，但是臉上卻只得裝出無條件地服從的乖順模樣兒。她從未見過那麼美觀的一個打火機——“它”是一個戴着小丑帽子的西方雜耍藝人。紅衛兵肖冬梅不知怎麼才能將“它”按出火苗兒來。事實上她只見過一種打火機，就是那種需要灌注汽油，有棉花捻兒的老式打火機。她的父親就有一隻那樣的打火機。在她家鄉那個小縣城，除了李建國家縣長的父親，以及她自己的父親等極少數有身份的吸煙男人，大多數吸煙男人和煙盒揣在一起的是火柴盒……
“你又裝模作樣地耍我是不?”
女郎等得不耐煩了。
“我……我不會弄……”
肖冬梅老老實實地承認。怕對方不相信，又補充了一句：“我不敢耍你。我真的不會。”
“諒你也不太敢!”
女郎從她手中奪過打火機，自己燃着了那支煙——原來開關是小丑的帽子，火苗兒是從小丑的口中吐出的。
“門鎖也不會插，打火機也不會使，這倒使我有點兒相信你是1967年的一名紅衛兵了!”
“我本來就是1967年的一名紅衛兵。”
“豈有此理!你今年究竟多大了?”
“差幾個月不到十六歲。”
“那你1984年才出生!”
“不對。我是1952年出生的。”
“那你現在就應該是四十九歲，而不是十六歲!……”
“那你看我像是四十九歲的人嗎?”
紅衛兵肖冬梅將自己的臉湊向了女郎。
女郎用手掌抵住她的頭，將她的臉推開了。
“所以你不是1952年出生的!這他媽是一個明擺着的事實。不許再跟我犟嘴。否則我可真要生氣了!”
“所以今年肯定不是2001年。因為今年我明明才十五歲多。我不是偏要跟你犟嘴，我是糊塗極了!”
“你他媽也把我搞得糊塗極了!”
女郎又站了起來，並且也將肖冬梅扯了起來，抓住她的手滿屋這兒那兒走，指着大大小小一件件有商標的東西給她看。那些東西的商標上無一不印着2001年……
最後女郎將形形色色幾十冊雜誌攤開在茶几上。顯然的，女郎認為那些雜誌最具說服力，因為每一冊上都醒目地印着2001年某期。
女郎深吸一口煙后將煙按滅在煙灰缸里，拿起一冊2001年首期的雜誌，翻開封面，朝肖冬梅一遞，命令道：“給我大聲念!”
肖冬梅只得念：“親愛的讀者朋友們，我們終於和全世界60億人共同迎來了2001年這一千禧之年!”
“停!”
肖冬梅眼盯着那一行字不能移開。
“不只中國，全世界都進入了2001年!哎，我說你是不是神經真有毛病呀?”
肖冬梅默默將雜誌放在茶几上，默默將一隻手從兩顆衣扣之間插入上衣內，表情極其莊重地往外掏什麼……
她緩緩地掏出的是紅塑料皮兒的“紅衛兵證”……
她向女郎雙手呈遞……
女郎說：“今天我可真開了眼了!”
女郎第一次見識到“紅衛兵證”——她接在手裏，打開來一看，不禁地又嘟囔了一句：“還他媽是鋼印!”
肖冬梅卻斗膽批評道：“你滿嘴他媽的，語言很不文明。女性這樣，尤其不文明。”
女郎朝她瞪起了眼睛：“你別他媽教訓我!你們當年那些所謂的‘革命’行徑就文明了嗎?”
於是紅衛兵肖冬梅識趣地低下了頭，保持着近乎高貴的革命者姿態，一副不與對方一般見識的模樣。
肖冬梅的“紅衛兵證”上，清清楚楚地填寫着出生於1952年8月15日。沒有任何一筆塗改過的筆畫。被鋼印壓過了一角的照片上的肖冬梅，當然也和女郎眼前的肖冬梅一模一樣，彷彿只要把她的臉縮小了，往照片上一按，就會五官吻合甚至纖發不差地復疊在一起。
女郎像格外認真的海關檢查員似的，仔細地看一會兒照片，又仔細地看一會兒肖冬梅，如此數次。
三十四年前的紅衛兵肖冬梅特別經得起端詳地問：“大姐，您看出我的紅衛兵證有什麼破綻了嗎?”
這回輪到女郎只有一聲不吭地搖頭的份兒了。
“我叫您大姐，您不會覺得我是在巴結您吧?”
“你當然可以叫我大姐，不過別‘您’、‘您’的。我不喜歡別人在我家裏對我‘您’、‘您’的!”
“那麼大姐，你認為我的紅衛兵證是假的嗎?”
女郎再看一眼紅衛兵證，又搖頭。
“我有沒有可能是在冒充紅衛兵證上那個叫肖冬梅的中學生呢?”
女郎依然搖頭。
“那麼大姐，我現在倒要請教於你了——紅衛兵證是真的，而我正是照片上的人。上面清清楚楚地寫着我出生於1952年，而我現在十五歲……那麼今年怎麼會不是1967年，而是2001年了呢?”
肖冬梅一副洗耳恭聽的模樣。
“這……”
女郎一時被問得睖睜。
“我不想像你說我一樣，說你神經是不是有毛病那種話……”
“可你他媽的已經這麼說了!”
肖冬梅特有教養地微微一笑：“你又說‘他媽的’了，不過我想，如果你已經習慣了，我也會慢慢習慣的。”
“他媽的他媽的他媽的!真他媽的見鬼!”
“反正我可以肯定我自己的神經一點兒毛病也沒有。”
“我的神經也一點兒毛病沒有!”
女郎最後看了一眼肖冬梅的紅衛兵證，生氣而又不知究竟該對誰生氣，遷怒地將它使勁兒摔在茶几上。
肖冬梅緩緩伸出一隻手拿起她寶貴的紅衛兵證，用另一隻手輕輕地、反覆地撫着彤紅的塑料皮兒，如同那是有生命的東西，如同它被摔疼了，如同她是在憐愛它似的。她剛想重新將它揣入上衣內兜，卻被女郎又一把奪了過去……
肖冬梅不禁有點兒不安地瞧着女郎，彷彿對方會把她寶貴的紅衛兵證毀了似的；彷彿只要對方敢那麼做，她則必須一躍而起與對方拚命似的……
女郎轉身將紅衛兵證放在了桌上。
她自我解嘲地說：“如果我認為咱倆的神經都很正常，顯然是不怎麼符合實際情況的。如果我堅持認為你的神經有毛病，明擺着你已經出示了有力的證據，證明自己的神經並無毛病。如果我反過來這麼認為我自己，我又不情願……”
她掌心向上畫了一段弧，接著說：“證明我神經正常的東西更多。這屋裏各處的一切的東西都能證明。不過咱們不必繼續爭論今年究竟是1967年還是2001年了，我看這一點無論對我還是對你都不太重要……”
肖冬梅低聲說：“不，對我太重要了。”
儘管她是低聲說的，畢竟已打斷了女郎的話。
女郎又生氣地瞪她。
她趕緊討好地一笑，寧願服從地又說：“大姐，但我完全同意你的話，不再與你爭論了。”
女郎由衷地笑了，摸了摸她的臉頰。
“現在，你給我站起來。”
肖冬梅表現很乖地站了起來。
“把你的帽子摘了。把你的上衣脫了。你用這麼一身行頭包裝自己，神經沒毛病，在別人看來你也是個神經有毛病的女孩兒了!”
紅衛兵肖冬梅默默地摘下了頭上那頂三十四年前女孩子們時興戴的黃單帽，接着緩緩脫下上衣，一齊丟在沙發上。這麼一來，她胸前僅罩着一件白底兒藍花兒的小布兜兜了……
“褲子也脫了!”
“……”
“我叫你把褲子也脫了!我又不是男人，你臉紅個什麼勁兒!”
紅衛兵肖冬梅一聲不響地將她那條三十四年前的洗得發白的黃褲子也脫了，丟在沙發上。在2001年，要湊齊那樣的一件上衣一條褲子一頂單帽，連電影廠的服裝員也會犯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