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我與五十年代

1957年5月，在“鳴放”的關鍵時刻，我在工廠接到通知，說是市委將派車來接我去機關看一個文件。我等了幾個小時，又通知我不去了。

後來我明白了，這是我的命運的一個關鍵情節。毛主席在當年5月15日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提出了反右派的問題，批判修正主義的問題，給高級幹部看，先在高級幹部中做好從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到反對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導思想的轉變。當時有一種說法，就是對於那些要重點保護的黨內外人士，可以提前給他們打招呼，給他們看這篇文章。我是怎樣從可能被重點保護，經過一個下午，最多兩個小時，改為不再保護了呢？詳情不是我所能知道的，是福是禍也不是我能說得清的。但是我可以認定，這不是市委的事。當時的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原團市委書記張大中後來曾經明確地告訴我，市委宣傳部未過問過我的划右派的事。他說市委文教書記楊述還曾提出王蒙的運動中的“問題”由市宣傳文教口抓，但有關黨委部門不同意，王既然是團幹部，就不能特殊，只能由黨團口抓。其中含義不難推測。市委主持工作的副書記劉仁同志，對我也是呵護的。我在六十年代由作協出面調動去了新疆，他事先不知此事，後來知道了，很不高興，他身邊的人告訴我，他自言自語幾次：“怎麼調到新疆去了？”

我不知道回憶錄寫到這裏出現了什麼問題，從1953年開始寫作以來，我的回憶太圍繞着個人的遭遇了。其實我比較不喜歡一味地說個人那點臭事，委委屈屈，得得失失，恩恩怨怨，酸溜溜，灰溜溜，叫苦連天。尤其是一個寫作者，如果他的寫作離不開個人的那點得失悲喜，離不開他個人周圍三尺三方圓的那點破事，煩人不煩人，丟人不丟人啊。

還是放眼世界，放眼中國吧。五十年代，開玩笑嗎？新中國，土改鎮反，整頓財經，平抑物價，解放海南島，進軍西藏，抗美援朝，上甘嶺戰役，立足未穩的新中國頂住了強大的美國戰爭機器，別了司徒雷登，再評白皮書，中蘇友好，斯大林逝世，第一次全國人代會，制定憲法，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思想改造，高校改革，批判《武訓傳》、胡適、俞平伯，潘查希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萬隆會議，五年計劃，三大革命運動，三大社會主義改造，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五十年代中期提出了十五年超過英國的目標……多少雄心，多少舉措，多少新章程、新招數，多少嘗試，多少勝利，多少遠景！天行健，自強不息！

我的青春是高調的。蘇式的說法是從勝利走向勝利，時代的榮譽、智慧和良心，磐石般的團結。中式的說法是，照到哪裏哪裏亮，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人民江山萬年長。我經常處在滿意、讚佩、自信、驕傲、服膺、掌握着歷史的舵輪、戰鬥在最前線的自我感覺之中。

清除了北京市區的垃圾，修起了王府井百貨大樓，建設了會剎海體育場，什剎海游泳池，交道口與新街口電影院，取締了妓院——見記錄影片《姐姐妹妹站起來》，取締一貫道——見記錄片《一貫害人道》，都令我和許多人歡聲載道。

批《武訓傳》我始則沒有想到，因為我初看此影片時沒有發現什麼問題，尤其是王蓓飾演的小桃，這樣一個自我犧牲的女性更使我感動。後來批起來了，楊耳即許立群撰寫了有力的批判文章，更使我如醍醐灌頂，許立群是團市委第三任書記，開始是榮高棠，他為團市委號了房子就走了。第二任是李昌，我就是在李昌時期調到團市委的。第三任是許立群，他文質彬彬。他去東德作過一次訪問，回來講得我們熱血沸騰，兩眼放光。

《武訓傳》是批得“體無完膚”了。武訓與小桃，尤其是小桃在銀幕上的形象，仍然使我悲傷。我還看過王蓓飾演的蟬娟，在話劇《屈原》中，同樣善良、純潔、悲劇式地獻身。後來我知道，她嫁給了作家白樺。

批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使我大受鼓舞，對於小人物的支持使多少小人物包括王蒙躍躍欲試。

批胡適離我太遠。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無論如何不像有什麼深刻的含義，包括反動意味。我早就讀過魯迅譏諷胡博士的文字，對胡沒有什麼好感。我只是感覺到，我這一代人太幸福了，選擇了革命的這一代人就更是史無前例地幸福。而前幾代或者說是此前的所有的中國人太倒霉了。我至今記得茅盾談思想改造的一些文字，他說，他們這個年齡的人的思想，好像一隻旅行箱子，上面蓋滿了各地的圖徽標記。而革命的新思想，也蓋在上面了，與各種陳舊的痕迹混在一起。

批胡風我比較震驚。早在解放前夕我就從香港的左翼出版物上讀到了黨的文藝理論家與胡風論戰的文字，未得要領。變成反革命集團我則始料未及，並想鬥爭太嚴酷也太驚世駭俗了。

毛主席的關於合作化的文字催人奮進。例如作家秦兆陽深受農業合作化形勢的鼓舞，寫了熱情洋溢的長篇小說《在田野上，前進！》一次印30萬冊，大量發行，到處可見，後來還降價出售。

除四害，打麻雀，我有幸親歷，人們站在房頂上，敲鑼打鼓，竹桿亂舞，喊聲震天，使眾麻雀驚飛，無地可落，眼見着只只麻雀過勞心臟破裂，墜地而亡，真是一大遊戲，當然，從飛鳥保護的觀點看，這樣做太殘酷了。那段時期，北京的許多副食店出售“炸鐵雀”。我聽過傳達，毛主席對此還是留了活話的。他說，如果最後認為麻雀不應消滅，也不要緊，從國外進口一批麻雀就是了，他講什麼都是舉重若輕。

敲鑼打鼓，慶祝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宣告農業、工商業和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全勝利，也令人額手相慶。只是過去我認為社會主義至少要夠得上蘇聯的架式，拖拉機呀，康拜因呀，重工業呀，託兒所呀什麼的，中國這麼快就社會主義了反而令我從對社會主義的嚮往中變得冷靜了些。

五十年代中期一件大事是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做了關於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此前，貝利亞的處決，蘇聯領導人馬林科夫被赫取而代之，蘇聯醫生集團的平反等等，已經令人覺得蘇聯有了事。我們聽了各種傳達報告，學習了中國黨政治局討論、人民日報編輯部撰寫的專文《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與《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一些西方國家的知識分子共產黨員退黨。文藝報發表文章批判退黨的美國共產黨員作家法斯特。巴金寫了一篇，對法還是比較客氣的。緊接着，文藝報便以“呸，叛徒法斯特！”為總題發表了聲討組文。波蘭、匈牙利的事件使我感到意外與沉重，我覺得沒有比發生這樣的事件令富有崇高理想的共產黨員更難過、更沉重的了。伊姆雷·納吉最後被處決，更使我認識到階級鬥爭、政治鬥爭的你死我活、“不作鐵鎚，便作鐵鑽”（季米特洛夫語）的性質。參預了事件的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文藝家盧卡契被寬大，保住了命。匈牙利領導人卡達爾說：“盧卡契本來是呆在書齋里的，現在，回他的書齋去吧……”令人欷歔。返顧自身，我益發感到自己與自己一類人的軟弱渺小。

都說是希望在中國。我記得曾任團中央副書記、時任清華大學校長的蔣南翔同志的名言，蘇共二十大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風浪中，中國黨最穩定。因為中國不搞個人崇拜，中國不搞肅反擴大化，中國不搞給領導人祝壽，用領導人的名字命名等等。彭真同志還說，祝什麼壽？過一年離死亡近一點就是了，還祝壽，低級趣味！

而毛主席這時的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論述，雙百方針更是為社會主義學說開了新生面。這時提出進行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令我看到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曙光。

毛主席對《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說了話，我當然感恩戴德，心裏三呼五呼萬歲。但是我從來不認為這僅僅是毛主席對我個人的恩典。毛主席嘲笑蘇聯《文學報》轉載了陳沂、陳其通、馬寒冰等人的實質為批判“雙百”方針的文章，而南斯拉夫的一家報紙轉載了鍾惦棐的《電影的鑼鼓》是人以類聚，方以群分。不是正說明，毛主席既反“左”也反右，厥執乎中，正確無比嗎？

緊跟着卻轉入了規模空前的反右運動。我的精神不再高調，我處於守勢。我對報紙上揭出來的那些“右派”，並沒有那麼大的政治肝火，我怕。我會出事嗎？我問自己，我不明白。我忽然想起一句不倫不類的話，“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當時還沒有此後的發展，叫做“沒有苦勞，還有疲勞”。

我不安地苦笑着，不妙，實在不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