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沒有上帝的世界

如果沒有上帝，一個人豈非什麼事都可以做？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瑪佐夫兄弟》

一百多年前，西方出了一個震撼世界的狂人。他站在海邊的高山上，向著太陽、向著萬物、向著全人類和全宇宙縱聲宣佈：“上帝死了！”那本來就奄奄一息的上帝，隨着他這驚天斷喝，真的就此壽終正寢了。人類的精神史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這個狂人的名字叫做尼采。

其實上帝早就該死了。自從哥白尼的日心說推倒了基督教的地心說，誰還會真的相信在茫茫天邊外的某個神山上住着什麼耶和華和耶穌呢？不過人們還是照樣進教堂，照樣做祈禱和懺悔，因為“上帝”實際上是“信仰”的代名詞。人總得在精神上有所依託，總得有一定的價值觀念來把握這個物質世界。真正的上帝並不住在天邊外，而是就住在每個人的心裏。當你反省、自責，當你情不自禁地吐出一句“天哪”，上帝就已經與你同在了。

尼采所宣佈的上帝之死，指的是西方人所信仰的基督教傳統價值觀念的全面崩潰。西方世界在逐漸進入帝國主義時代之後，經歷了嚴重的信仰危機和價值危機。一代代的青少年在信仰真空中找不到自我的價值，空虛、頹廢毀掉了許多美好的青春。但這並不是尼采所期望，更不是尼采所帶來的。尼采宣佈上帝之死的意義在於，讓人們在空前的大崩潰中獲得空前的大自由。他讓人們不要再盲目相信身外的造物主，盲目相信世外的大救星，而是應該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用自己的心靈去體驗世界。上帝本來是人造的，但過去人們卻把他尊為神聖的造物主，讓自己屈居於精神奴隸的地位。在這樣的主客體顛倒的精神結構中，一切價值都是顛倒的，人生的意義不是為了人類自己，而是為了上帝這個子虛烏有的觀念。尼采宣佈上帝死了，就是要把一切顛倒的價值觀念重新顛倒過來，對以往的一切真理和價值標準，都要用我們人類的眼睛去重新估量、重新評定。對人類命運的支配再也不是那個釘在十字架上的天外來客，而是我們自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尼采看到了新世界的曙光，看到了人類無比廣闊的未來。

正像尼采所預見，在上帝死了以後，人類儘管有過空虛、有過瘋狂，有過殘酷的毀滅和血腥的爭戰，但人類終於越來越能夠清醒地面對自己、面對世界，人類文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躍進着。每個人都能夠力圖以更理性的方式來把握自己的命運。上帝死了，但人的信仰本能並沒有消滅，只是這信仰更加現實化、更加科學化，更加與人自身的利益密切相關。

中國歷史上經歷了兩次死去了上帝的時代。

第一次是春秋戰國時代。所謂“禮崩樂壞”，諸雄紛爭。周朝天子由各國諸侯的領袖變成了附庸。傳統的禮法、制度及思維模式遭到了徹底的毀壞。各國不再向中央朝廷納貢，楚王居然派使臣問周天子鼎重幾何。從魯國開始廢井田、開阡陌的經濟改革浪潮，迅速蔓延開來。豪門蜂擁而起，竟相養士招賢。人們不再相信天子的一人獨裁，而是用自己的思索去探求宇宙和社會的奧秘。一面是思想界百家爭鳴，新潮迭起。人人都爭做自己的上帝。混亂與繁榮交織，在物質和精神兩個領域的長期戰爭中，民族文明獲得了巨大的飛躍。這個時代所產生的思想財富，成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最精華的核心，尤其是儒道墨法諸家的思想，在幾千年後的今天仍然發揮着其積極的效用，並且影響到世界上許多國家。在這個時代過去了很長時間后，新的上帝才慢慢在人們心中樹立起來，那就是以被尊為聖人的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

第二次死去了上帝的時代是五·四時代。自從董仲舒提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孔子就一直做了兩千來年的“上帝”。中國封建皇帝換了一個又一個，可孔廟的香火卻是越燒越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以聖人之是非為是非，以聖人之好惡為好惡。以孔子的思想作為道德標準和價值尺度，除此之外的其他信仰都被視為是異端邪說。“五·四”運動一把火燒毀了孔家店，先進的知識分子高舉着科學、民主兩面大旗，掀起了中國歷史上最波瀾壯闊的思想啟蒙。在中西文化的劇烈碰撞中，人們以科學否定了天命，以民主平等否定了專制獨裁。人類文明數百年來產生的先進思想滾滾湧入，從達爾文的進化論一直到馬克思的階級鬥爭，人們第一次知道在聖人的書齋之外，天地竟有如此這般廣闊。中國以此才開始真正打開閉鎖的國門，自覺地與其他民族站在一起，沿着文明的跑道向前奔馳。五·四時代是中華民族人性覺醒的時代，是中華民族開始追求現代化的時代。科學與民主的五四精神，在今天仍是需要中學生們繼承和發揚的。

第三次死去了上帝的時代就是我們所面臨的當今的時代。

中國當代青年，在信仰的問題上，面臨的正是一個“死去了上帝”的世界。

如果要確定一下“當代”的界限的話，指的就是歷史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誕生的這批青少年。他們出生於文革后的新時期。這個時期，“上帝”的餘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仍久久不散。這裏的“上帝”並非哪一個人，而是指長期的冷戰思維在整個中華民族心理上造成了一種固定的信仰模式。

這種信仰用歷史的眼光來看，有它的合理性和進步性。在內容上，它以共產主義理想為核心，以種種大公無私的時代精神為支柱，以崇高和壯烈為其美學特徵。這種信仰模式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能夠振奮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能夠調動和集中全民族的積極因素，排除萬難，克敵制勝。毛澤東有一句名言，叫做“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對個人來說，這種信仰能夠凈化自身心靈，提高人生境界，使人獲得高層次的精神滿足。但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辯正唯物主義原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在生產力水平普遍很低、物質生活普遍比較貧困的現實條件下，這種信仰並不是完全產生於自覺自愿，而主要是靠灌輸和提倡。當它的超前性與現實發生矛盾時，往往不是從實際出發，而是迴避現實，粉飾生活，這樣就給信仰本身埋下了危機的禍根。而且在長期的極左思想統治下，這種信仰帶有濃厚的封建性，神聖的信仰墮落成機械麻木的生物本能。把毛澤東當作一尊神來崇拜並不是誇張，而是活生生的現實。當這位偉人合乎自然規律地離開我們時，千千萬萬的男女老幼無論如何也不願相信，他們以為“毛主席”三個字就像“老天爺”一樣是永恆的。有一個叫小昆的孩子，當年曾經問她的哥哥道：“現在華國鋒當了毛主席啦？”當時北京地區的流氓小偷在賭咒發誓時都會說“向毛主席保證……”，這與西方人的“以上帝的名義起誓”有什麼兩樣呢？敬神的結局必然是瀆神。曾經鼓舞中國人民奮發圖強的崇高的共產主義信仰，最後只剩下一大套程式化的書面語彙。當時的中、小學生還沉醉在那純真美好的幻景里，而年長一些的人們，已經開始有所覺悟了。隨着這種信仰的專制性所帶來的日甚一日的窒息，上帝的末日也就降臨了。

35歲以上的人，也許還隱約記得1976年9月的哀潮，10月的歡浪。雖然心理學早已證明，童年的突發事件會給人留下終生的印痕，但那畢竟是與自己沒什麼關係的“大事”。一位中學生在火車上深情地回憶起三歲時如何含淚埋葬了心愛的小貓，但問他當年國家大事的印象時，他卻一點也想不起來了。

當代的青年，是在父母滿懷希望和喜悅的心境中度過童年的。他們的童年歲月里，沒有戰爭、沒有武鬥。當他們翻開小學課本的第一頁，第一次看到的不再是“毛主席萬歲”，而是“人口手，馬牛羊”。美術課上畫的不再是被一支大鋼筆刺穿了胸膛的劉少奇，而是小鳥、大樹、小房子。音樂課上唱的不再是“叛徒林彪孔老二”，而是“讓我們盪起雙漿”和“春天在哪裏”。他們一點也沒有意識到，就在他們享受父輩所未曾享受過的幸福童年時，“上帝”慢慢地死去了。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代替了“毛主席揮手我前進”，代替了“兩個凡是”。中國從八十年代開始，真正進入了失去上帝的時代。一重重的紗幕被揭開，一句句的神話被打破，人們面對歷史，痛哭、憤怒、咒罵，然後是突如其來的仰天大笑。在這充滿悲酸的笑聲里，新時期一位最著名的詩人發表了他那首令人心碎的《回答》：

…………

告訴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藍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聲；

我不相信夢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無報應。

…………

神聖的信仰一變臉兒，不過是歷史的一個小把戲。連這樣不可逾越的價值都是空心的，世上還有什麼可信賴的呢？對自身歷史是不徹底的反思，開放國門湧進來的五花八門的奇談怪論，終於淹沒了中國精神界的一切權威。“團結一致向前看”逐漸變成了“向錢看”。一字之差，從精神轉到了物質。取消了“向前看”就等於取消了任何信仰。等到我們的主人公陸續走入中學的大門，八十年代已經過去了，此時他們所面臨的理想領域，真正是“白茫茫大地真乾淨”了。這一代青年就在沒有上帝的世界裏開始學做自己的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