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高行健獲獎

2000年10月12日入夜，我在漢城燈紅酒綠的新村鬧市獨自吃了晚飯，正欲回到我那孤獨的寓所，忽然漢城大學的李政勛博士打來祝賀電話，告訴我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揭曉了，得主是中國的高行健。我趕緊去上網尋找消息，然而中國的幾個大網站都還沒有反應，好像他們根本沒有做好中國人獲獎的準備。接着，在韓國的其他中國教授打來電話，都說高行健獲獎，未免有點意外了。很多中國教授，甚至根本不知道高行健是何許人。

新千年的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給了中國人，這總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值得紀念的事。但是這恐怕不會在中國人中間引起太大的激動，因為這獎來得太晚了。中國人原來把諾貝爾獎看得非常神聖，獲獎者中也的確不乏真正的大師。但是看來看去，就看透了。獲獎者越來越魚龍混雜，拒絕領獎的也有了，獲獎者自己不好意思的也越來越多了。而其中最關鍵的問題是獲獎者的文化姿態與西方的主流意識形態的關係。中國人80年代以後，年年都要爭論一番為什麼諾貝爾文學獎不給我們中國人。許多人搬出魯迅的教導：“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獎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

但是魯迅的這話是在特殊的時代說的，並且那時諾貝爾獎的質量還很高，西方對中國的敵意和誤解也沒有這麼深。這話用來自謙是可以的，但是用來解釋西方為什麼不把諾貝爾獎給中國人，就未免可笑了。

東方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已經不少了，印度的泰戈爾，日本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還有非洲的一些。按照這樣的標準，中國應該獲獎的作家至少有幾十位。可是一年年過去了，中國人慢慢只把這件事當成一個閑話的題目，除了中學生，沒有人真的那麼熱情了。大概西方人也覺得實在太不好意思了，整整一個20世紀100年，竟然沒有一個中國人獲獎，這已經不是中國的恥辱，而是西方的恥辱。所以，就在中國人已經滿不在乎的時候，讓你獲獎了。好像風雨過去之後，他慷慨地把雨傘送給你。然而又送得的確不大合適。

這次高行健的獲獎，對於高行健本人來說，當然是天大的好事。高行健是新時期為中國文學做出了重大貢獻的作家，他的藝術水平，獲得這個獎是當之無愧的。但是問題是，如果高行健能夠獲獎，那就意味着，在目前活着的中國作家中，至少還有20個人可以獲獎。這對於瑞典文學院，無疑是具有很大的諷刺意味的。

從好的方面說，這給了中國的作家極大的鼓舞，大家說：“喂，好好寫吧，說不定明年咱們也能獲得諾貝爾獎呢。”從壞的方面說，這件事使得中國人更加不把什麼諾貝爾放在眼裏。因為高行健雖然有着相當高的藝術水平，但是他的作品主要是屬於先鋒探索類的小圈子試驗，對於中國的絕大多數民眾幾乎沒有影響。他的《靈山》在獲獎之前就沒在中國大陸發行過。

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們顯然是按照西方的價值觀念來閱讀高行健的作品的。評委中唯一懂得漢語的馬悅然先生翻譯了大量的高行健作品，他自己的審美趣味、他有一位當過右派的岳父的身份，不可避免地滲透到投票當中。另外，高行健的海外身份也對他的獲獎產生了極大的幫助。但是這一次西方人又錯了。因為高行健的海外身份與俄羅斯那些流亡作家是根本不同的，這根本不會在政治上給中國造成任何損害，相反，它只是再次證明了西方人的天真或者無知。

東方對西方已經了解得超過了他們自己，而西方對東方的了解，可以說剛剛入門。不過這次頒獎，總還是表現了西方人的善意，希望他們以此為起點，把東方學這門課程的成績提高到A或者B，這也算是這次頒獎的收穫吧。

（此文寫於頒獎當夜，次日凌晨韓國《文化日報》即翻譯發表，大概是第一篇評論此事之文。后又被中韓多家報刊網站登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