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別當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二〇〇〇年，我接到一個電話。“我是陳虻。”
說完他意味深長地停頓了一下，可能是想給我一個發出仰慕尖叫的時間。
“誰？”
“我，陳虻……沒給你講過課？”
“你哪個單位的？”
“嘎……中央電視台新聞評論部的，找你合作個節目。”
我們在央視後面梅地亞酒店見了面。
我打量他，中長頭髮，舊皮夾克耷拉着，倒不太像個領導。他蹺着二郎腿，我也蹺着。
他開口問的第一句話是：“你對成名有心理準備么？”
喲，中央台的人說話都這麼牛么？
我二十三四歲，不知天高地厚得很：“如果成名是一種心理感受的話，我二十歲的時候就已經有過了。”
“我說的是家喻戶曉式的成名。”
“我知道我能達到的高度。”
他都氣笑了：“你再說一遍？”
“我知道我能達到的高度。”
……
“如果你來做新聞，你關心什麼？”他開了口。
“我關心新聞當中的人。”
他在煙霧裏眯着眼看了我一會兒：“你來吧。”
“我不去。”
我有我的節目，湖南衛視的“新青年”，人物採訪，很自在，用不着簽約，我住在北京，每月去一趟，錄完拿現金。“體制里的工作我幹不了。”
他也不生氣，把煙頭按滅了，站起身：“這樣，你來參加一次我們評論部的年會玩玩吧。”
年會上來就發獎，新聞評論部十大先進。
這十位，長得真是。頭一位叫孫傑，歪着膀子上了台，手裏拿一卷衛生紙，發表獲獎感言：“感冒了，沒準備，寫在這紙上了，我講幾個原則啊……”講完把紙一撕，擤擤鼻涕下台。
晚會前是智力問答，我跟台長分一組，白岩松主持這環節，問：“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發生在什麼季節？”台長按鈕搶答：“冬季。”——大概他腦子閃現的都是系圍巾的男女群雕。於是被大笑着羞辱一番。
當時正是評論部與“東方時空”分家的階段，接下去放的是崔永元的《分家在十月》：“運動啦，七八年就來一次……兄弟們，搶錢搶女編導，一次性紙杯子也要，手紙也要……”領導們坐第一排，在片子裏被挨個擠兌。
“李挺諾夫硬挺着入睡的夜晚，氣恨地說：‘《痛並快樂着》，這書只配用來墊腳！’……”坐在第一排中央的新聞中心主任李挺正被群眾搶錢包，鈔票全部被撒向空中，大家哈哈大笑。其中一百塊紅艷艷，飄啊飄，飄到了我手裏。
嘿，這個地方好。
陳虻拿了一張破紙，讓我在上面簽個字：“你就算進中央台了。”我狐疑地看了一眼。這連個合同都不是，也沒有記者證，沒有工作證，沒有工資卡，連個進台證都沒有。
“我們看中了你，這就夠了。”
瞧他的嘴臉。
他帶我去新聞評論部。我邊走邊打量，看了看部門口掛的牌子：求實，公正，平等，前衛。前衛……嗯，一個新聞部門，還想前衛？我左看右看。
他頭也不回地走在前頭，一邊敲打我：“你就是個網球，我是個網球拍，不管你達到什麼高度……”
哦，這人挺記仇。
他轉過頭盯着我：“記住，我都比你高一厘米。”
切。
一進門，辦公室正中間放一把椅子，化妝師熟練地一甩，往我身上套了塊布：“來，把頭髮剪了。”我一直披掛在半臉上的頭髮落了一地，像只小禿鴨子。“這樣可以吹得很高了。”他滿意地撥弄一下我那劉海。
男同事們坐一圈，似笑非笑地看着我：“去，給我們倒杯水，主持人，我們一年到頭伺候你，你也伺候伺候我們。”我天生沒什麼機靈勁兒，還在南方女權文化里待慣了，不知道怎麼回應這種幽默，只好獃呆地去倒了幾杯水。
他們跟我開玩笑：“柴靜，司長大還是局長大？”
我真不知道。
陳虻把我交給那個拿衛生紙上台的傢伙：“練練她。”這傢伙看着跟那天不大一樣，嚴肅地看了看我：“你寫一寫建黨八十周年節目的解說詞。”
我倒真敢寫，洋洋洒洒。
寫完給他，他真是特別善良，看了一眼，連嘆氣都沒嘆，誠懇地說：“你回家休息吧。”
我要做的這個節目叫“時空連線”，每天十六分鐘的時事評論，連線多方專家同時討論。我之前從沒做過新聞，陳虻也沒看過我在湖南衛視的節目，不過直覺告訴我最好別問他是怎麼發現我的，這種人絕不會按正常方式回答你，還是少說少問為妙，免受羞辱。他只說了句：“我們要給白岩松找個女搭檔。”
年會的晚上有人打電話來，聲音低沉：“岩松要跟你談談。”我一去，一屋子男同志，挺像面試。後來才知道，白岩松這個人什麼都彪悍，就是不習慣跟女生單獨講話。
大家跟我聊，他只插空問了兩個問題：“你喜歡誰的音樂？”我好像說的是平克·弗洛伊德。他問：“華人的呢？”“羅大佑。”他沒再問什麼，只說了一句：“這是條很長的路，你要作好長跑的準備。”
第一期節目就是慘敗。是關於剖腹產的話題，我自己聯繫好醫生、生孩子的人、社會學家，約好演播室，化好妝坐進去，幾位台領導正從玻璃外路過，看了一眼：“有點像小敬一丹。”陳虻給我打了一個電話：“這就代表認可啦。”
現場採訪只錄了三十分鐘，談完剖腹產怎麼不好，就順利結束了。那會兒我不把電視當回事，在紙上編完稿子，讓同事幫忙剪片子送審，自己去外地耍了。
放假回來，在辦公桌上掛只大畫框，是在西藏拍的照片，還弄個水瓶，插了些花花草草。
看辦公室人臉色，知道審片結果很不好。大家不好跟我轉述最狠的話，只說已經這樣了，你就把結尾再錄一遍吧。
陳虻在會上公開批評我：“你告訴人們剖腹產是錯誤的，自然生產如何好，這只是一個知識層面，你深下去沒有？誰有權利決定剖腹產？醫生和家屬。怎麼決定？這是一個醫療體制的問題。還有沒有比這個更深的層面？如果你認為人們都選擇剖腹產是個錯誤的觀點，那麼這個觀點是如何傳播的？人們為什麼會相信它？一個新聞事實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識、行業、社會三個不同的層面，越深，覆蓋的人群就越廣，你找了幾個層面？”
我越聽心底越冰，把結尾一改再改，但已無能為力。
年底晚會上，同事模仿我，披條披肩，穿着高跟鞋和裹腿小裙子，兩條腿糾結在一起坐着，把垂在眼睛上的頭髮用手一撥，摸着男生的手，細聲細氣地採訪：“你疼嗎？真的很疼嗎？真的真的很疼嗎？”底下鬨笑，都認同是對我的漫畫像。
白岩松當時是製片人，壓力比誰都大，也不能拔苗助長，別人笑我的時候，估計他心裏比誰都難受。有次我穿印花紗裙子到辦公室，他叫我過去，說：“回去把衣服換了。”
每天節目結尾主持人都要評論，我彆扭壞了。按我原來花里胡哨的文藝路子，肯定是不行的，按節目的習慣寫，我又寫不來。一遍又一遍，都過不了關，到後來有一次沒辦法，白岩松遞給我一張紙，是他替我寫的。
每次重錄的時候，都得深更半夜把別人叫回演播室，燈光、攝像後來已經不吱聲了，也不問，沉默地隱忍着。錄完，我不打車，都是走回去，深一腳淺一腳，滿心是對他們的愧疚。
部里安排所有主持人拍合影，我是剛來的小姑娘，自然而然站在最後一排邊上。崔永元回頭看見我，扶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帶到第一排正中間他的位子上，他當時連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是這樣的人。有個場合，幾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敬酒，他進來了，在飯桌邊坐下來，什麼也沒說，但誰都不敬了。
這就是他。
那幾年評論部的內部年會，看崔永元主持是我們的狂歡，看他在台上手揮目送，戲謔風頭人物，逗逗女同事，拿領導開涮。也就他能修理陳虻，說：“陳主任站起來。”
陳虻被群眾打扮成日本浪人，頭頂衝天辮，重重疊疊好多層衣服，半天才撐着大刀勉強站了起來，群眾起一大哄，小崔伸手壓住，指一指大屏幕上一堆怪誕字符，只有一個中國字是“錢”。小崔說：“這些字怎麼念，陳主任？”
陳虻踅摸了半天：“不認識。”
“哦，陳主任連錢字兒都不認識。”
“再給你一次機會。”他說，“這些字裏頭你認識哪個？”
陳虻這次答得挺快：“錢。”
“哦，陳主任原來只認識錢。”
大家吹口哨，尖叫。陳虻手扶着大刀也跟着樂。
小崔正是如日中天，可以“別一根簽字筆，揣一顆平常心，走遍大江南北，吃香的喝辣的”，但他公開說，每次錄節目，開場前心裏焦慮，總得衝著牆向自己攥拳頭。
我見慣了強人，他這點兒軟弱幾乎讓我感激。
我在台里新朋友不多，史努比算一個。那時候好像就我和他單身，辦公室雷姐還想撮合我倆。我看他一眼，年歲倒是不大，但長得吧……他自己說早上洗完臉抬頭看鏡子，差點喊“大爺”。有一次在地鐵，他死盯着一個姑娘看，最後那姑娘猶猶豫豫站起來要給他讓座。他真誠地對我說：“我從小就長這樣，等我四十的時候，你就看出優勢了。”
他學中文的，在新聞評論部內刊上寫文章，題目就是他的夢想，叫“飯在鍋里，人在床上”，不免被一干做新聞的人譏笑。開會談節目，他開口，一屋子人就搖頭笑“人文主義者”。別人都做時事類節目，元首訪問什麼的，討巧，也好做，他偏做生僻的，有一期叫“哥德巴赫猜想”，民間有位傾其一生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專業人士和普通人都覺得可笑，但這人在節目中說：“小人物也有權利發出自己的聲音。”別人笑，史努比只自嘲，從不反擊，也沒見他對人兇惡，我有時覺得他有點近於怯懦，他只說：“道德，不是沒有弱點，而是看清它，然後抑制它。”
有次聚餐，在一個吃東北菜的地方，都喝得有點兒多了，有人大聲呼喝，有人往地下砸瓶子。他也喝高了，搖搖晃晃蹲在地上撿碎片。我去撿的時候，聽見他嘟嘟囔囔：“什麼是人文主義者？人文主義者，就是不往地上砸瓶子。”
那時候，他手頭正青黃不接，每天拎着單位發的紙袋子，裝着泳衣和盜版碟，游完免費的泳，吃完免費的三餐，回家看五張盜版碟，發工資全存建行，每天坐公交車時看着建行的大招牌，“有種深沉的幸福”。
就是這麼個人，看我很不得意，居然花錢送給我一盆花。是他上班路上看到地鐵口擠了好多人，想着肯定是好東西，擠進去一看，是從天安門廣場上撤下來的國慶菊花，板車上放着，一塊錢一盆。
很貧賤的小黃菊，他小心翼翼地放我桌上，作陶醉狀深嗅一下，差點熏一個跟頭。
中午開會大家評我的節目，他最後發言：“大家都說‘好的我就不說了，我提點兒意見’，好的為什麼不說呢？好的地方也要說。我先說……”
我看他一眼。
他私底下愛教育我：“你生活得太塑料了，不真實。”
我白他：“怎麼了？”
“過分得體。”
“什麼意思？”
他來勁了，比比劃划：“要像打槍一樣。有句話，叫有意瞄準，無意擊發。要有這個‘無意’。”
挺神的反正。
後來，史努比跟我說過，看我當時真是吃力，天天採訪前挨個打四十分鐘電話，每次採訪都在本子上寫一百多個問題。化妝的時候還斜着眼繼續寫，化妝師一邊抖抖地畫眼線，一邊嘆氣：“我看人家別的主持人這時候拿本金庸看，你怎麼這麼緊張？”到錄的時候，我就照着本子上的問題往下問，聽不見對方說話，只想着自己的下一個問題。
繩子越纏越緊。
大老楊是攝像，錄完節目大雪裏送我回家，他說姑娘你可得加把油啊，領導說扶不起來就不扶了。
當時“時空連線”首次使用連線的方式讓三方嘉賓評論同一新聞事件，試圖創造爭論和交鋒的空間。這個技術剛開始試，還沒辦法在演播室里實現三方在屏幕上同時出現，只能用電話採訪，攝像在現場拍下他們說話的鏡頭，回來合成畫面。在演播室里我盯着空蕩蕩的屏幕方向，只能在耳機里聽到三位嘉賓的聲音。
“往這兒看。”攝像引導我往黑暗裏望，做出與三個嘉賓交流的眼神，“要有交流感。”我只好每個問題都配合點眼神兒，身體也跟着擰，裝作在跟誰交流，營造一種氣氛。光擰這個身子就能把我弄個半死。
攝像“咂”一聲：“你眼裏沒有人。”
我不服氣：“是，那些嘉賓的人影都是後期加上的，我根本看不見他們。”
“不是這意思。”對方搖搖頭，沒再說下去。
慢慢的，我已經不會寫東西了，拿張紙對着，一個字也寫不出來。再過一陣子，我連話都不會說了。在餐廳遇到“新聞調查”的張潔，他說他理解這感覺，說他拍過一個片子，白血病人晚期的治療要把身上的血全抽出來，再換成新的。我血已流光，齜出一個紙一樣蒼白的假笑看着他。
再後來，我乾脆出溜了。以前當觀眾時，老譏笑別人八股腔，現在當了主持人，用得比誰都熟練，每天結尾我都說：“讓我們期待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早日到來。”
這話是不會錯的，然後我就可以卸妝下班了。
夢裏我又回到小學四年級。
八歲的我站在教室走道里，一隻手捂着左眼，一屋子同學都埋頭看書。老師拿一支小棍，點着視力表的最底下一行。
這是我小時候最恐懼的場景，直到現在，看到視力表還感到條件反射式的噁心。
我早就近視了。但誰也沒看出來。
我站在過道上，非常冷靜，食指上下翻飛地指着。我已經把最後一行背熟了。老師把小棍一放，埋頭邊寫邊喊：“一點五，下一個。”……現在我跟大家一樣了。誰也沒注意到我，我不動聲色地回到了座位上。
眼前黑板上的字，我什麼也看不清。
有一天穿過客廳，看見電視裏“經濟半小時”有個記者正在採訪剛當了縣長的牛群。這記者叫陳大會，真是職業殺手，快、狠、准，劍光一閃，奪命封喉。我端着飯碗站在那兒一直看到完。
業內對他的採訪有爭議，但都承認他勤奮：“他是第一個細心研究國外節目的採訪記者，把節目像拆螺絲一樣拆開，每一個導語，每一個問題，包括每個表情和姿勢，都模仿研究。”
我把他的採訪，還有法拉奇、拉里·金……能找到的都打印下來塞在文件夾里，提問抄在小本上，採訪前常常偷換一下問題的內容就直接用。江湖上的小女生，以前那點兒華麗的水袖功夫，上陣殺敵時一概用不上，只能老老實實蹲馬步，照貓畫虎。
我遇見陳大會，他說要小心身上的毛病，不要到了三十多歲改不過來，在連線採訪中，要心無旁騖，不要管這節目到底要什麼，不要去管什麼氣氛啦交流感啦、不要冷落任何一個嘉賓啦這回事。“你就記住一點，”他說，“新聞本身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一個人能夠接近新聞的核心，那你這期節目就讓他一個人說話，其他兩個坐在那兒一言不發也無所謂。”
我遲疑：“嘉賓會不舒服嗎？”
“他們舒服不舒服不重要，記者的首要任務是揭示真相。”
他這話讓我心裏動一下，但我根本沒這勇氣，我像只粽子一樣被死死綁住。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狀態：“跟你講個事，一九九六年的時候，‘東方時空’開會，製片人問大家，咱們‘東方之子’的採訪記者最差的是誰？××還是陳大會？”
我開始向他學，但是這種揀本《葵花寶典》閉門自修的方式，很容易就向邪路上去了，以為厲害的記者就是要把別人問得無地自容。
遇上一個新聞，兩名陝西青年組隊騎自行車飛越長城，有一位失去了生命。我策劃了一期“飛越的界限”，採訪遇難者的隊友和教練，他的隊友在節目裏朗誦愛國的詩，我問：“你就是想要那種特別來勁的感覺嗎？這比命還重要嗎？……這是不是草台班子？你們是不是炒作？……”
錄完后同事奇怪我的變化：“喲，這次挺尖銳啊。”我還挺得意。
李倫當時是“生活空間”的編導，給我發了條短訊：“你把重心放錯了吧？”我還沒明白他的意思，就看到《南方周末》上劉洪波評論這期節目：“電視記者語帶嘲諷，步步為營。”他認為責問的對象應該是負責安全審查的管理部門，用不着只拿當事人取笑。
網上有觀眾寫看完這節目的感受：冷酷的東方時空，冷酷的柴靜。
過了好幾年再看這期節目，提的問題還在其次，那個坐在台上、一頭短髮、雪青色套裝的女主持人，臉上都是凌厲，眼內都是譏誚。我不是試圖去了解他們，而是已經下了一個判斷。
滿滿騰騰都是殺氣。
我那點兒本來就少的觀眾說：“本來覺得你還有點親和力，現在不太喜歡你了。”
央視南院食堂，每天集體吃飯時電視上正重播“時空連線”，陳虻吃完飯給我打個電話：“人家說，這人還是陳虻招的？你可別讓我丟人。”說完把電話掛了。
他罵人的這個勁兒，史努比說過，讓人輕生的心都有——因為他罵的都是對的。
他審一個人的片子，審完把對方叫過來，問人家多大歲數了。對方莫名其妙，問這幹嘛。他說：“看你現在改行還來不來得及。”
他嫌我小女生新聞的那套路數：“你簡直矯揉造作不可忍受。”
小女生血上頭，眼淚打轉。
他還說：“批評你不可怕，對你失望才可怕。”
直到他看我真沒自信了，倒是對我溫和點了：“你得找到慾望。”
“我慾望挺強的呀。”我回嘴。
“你關心的都是自己，你得忘掉自己。”他說。
“怎麼才能忘掉自己？”我擰巴得很。一期節目三方連線，我得時刻想着我的身體要擰成三十五度、四十五度、六十度角，還要想臉上的表情、語言、化妝、衣服。這一場下來什麼都得想，我怎麼能忘掉自己？
“回家問你媽、你妹，她們對新聞的慾望是什麼，別當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我真是一期一期問我媽和我妹，設計問題時有點用，盡量從常識出發，但一上台，幾盞明晃晃的燈一烤，導播在耳機里一喊“三，二，一，開始”，身體一緊，我聲音就尖了，人也假了。
陳虻說：“你問一個問題的時候，你期待答案么？你要不期待，你就別問了。”
我不作聲。
我問醫生朋友：“為什麼我呼吸困難？”
他說：“情緒影響呼吸系統使呼吸頻率放慢，二氧化碳在體內聚集造成的。”
“有什麼辦法嗎？”
“嗯，深呼吸。”
上樓的時候，我深呼吸；下樓的時候，我深呼吸。我看着電梯工，她鬆鬆垮垮地坐着，閑來無事，瞪着牆，永遠永遠。我強烈地羨慕她。
上班時只有在洗手間，我能松垮兩分鐘。我盡量延長洗手的時間，一直開着龍頭，一邊深呼吸，看着鏡子裏的自己。我知道自己身上已經開始散發失敗者的味兒，再這樣下去誰都會聞出來了——在動物界，你知道，只要你散發出那樣的氣味，幾乎就意味着沒有指望了，很快，很快，就會被盯上，毫不留情地被撲倒在地，同伴會四奔逃散，甚至顧不上看你一眼。
那段時間，臨睡前，我常看一本叫《沉默的羔羊》的書，不知哪兒來的滿是錯別字的盜版，書皮都快掉了。
很多年後，我看到了它的續集，憤怒地寫信給作者。我說你這續集裏蹩腳的狗屁傳奇故事把我心裏的史達琳侮辱了。那個吃着意大利餐、欣賞油畫、跟食人魔醫生談童年創傷的女人根本不是她。
在我心裏，她一直是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二十四歲的實習生，說話帶點兒土音，偶爾說粗口，沒有錢，穿着一雙不怎麼樣的鞋子，孤身一人去調查殺人案，監獄裏的瘋子把精液彈到她臉上，參議員認為她偷了自己女兒的珠寶，她知道失敗和被人看輕是什麼滋味。
可是她左手可以一分鐘扣動七十四下扳機，胳膊上的筋脈像金屬絲一樣隆起，捲起袖子去檢驗那些腐敗的死屍，對認為她只是依靠姿色混進來的男人說“請你們出去”。
她曾希望在FBI這個大機構里得到一席之地，但最後她不再為身份工作，“去他媽的特工吧”，她只為死去的人工作，在心裏想像這些被謀殺的女人，跟她們經歷同樣的侮辱，從刀割一樣的感受里尋找線索。
人在關口上，常是一些看上去荒唐的事起作用。在演播室開場之前，我很多次想過：“不，這個用塑料泡沫搭起來的地方可嚇不着史達琳，這姑娘從不害怕。”
我決定自己做策劃和編輯，找找那個抽象的慾望是什麼玩意兒。
每天給各個部委打電話聯繫選題。大老楊看我給外交部打電話聯繫大使被劫案的採訪覺得好笑：“得多無知才能這麼無畏啊。”但居然聯繫成了。錄節目的時候他負責拍攝，沖我默一點頭。我心裏一暖。
我每天上午報三個選題，下午聯繫，晚上錄演播室，凌晨剪輯送審。
就這麼熬着，有個大冬天凌晨兩點，人都走光了，沒人幫我操機，我自己不會，盯着編輯機，心想，我不幹了，天一亮我就跟陳虻打電話，去他的，愛誰誰。我在桌邊坐着，惡狠狠地一直等到七點。電話通了，陳虻開口就問：“今天是不是能交片了？”
我鬼使神差地說：“能。”
我抱着帶子去另一個機房，編到第二天凌晨三四點。大衣鎖在機房了，穿着毛衣一路走到電視台東門。我是臨時工，沒有進台證，好心的導播下樓來，從東門口的柵欄縫裏把帶子接過去。回到家電梯沒了，爬上十八樓，剛撲到床上，導播打電話說帶子有問題，要換，我拖着當時受傷的左腳，一級一挪，再爬下去。
大清早已經有人在街上了，兩個小青年，驚喜地指着我，我以為是認出了我。
“瘸子。”他們笑。
淺青色的黎明，風把天刮凈了，幾顆小銀星星，彎刀一樣的月亮，斜釘在天上。
白岩松有天安慰我：“人們聲稱的最美好的歲月其實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後回憶起來的時候才那麼幸福。”
節目這麼播了一期又一期，常被轉載，也拿到一些獎，過得寬鬆點兒了。但我說不上來自己的感覺。默多克說，新聞人就是要去人多的地方。但我心裏知道我不愛扎堆。
小時候，我有個外號叫“柴老總”，因為老是“總”着臉，山西話。大人們例行逗孩子取樂，捏個臉啊，親一下，說“笑一個”什麼的，我總面無表情看着對方，弄得很無趣。誰喜歡一個不嘰嘰喳喳的小孩兒呢？
“你不可能是個好新聞人。”有同行直言不諱地對我說。
“什麼是？”
“愛打聽，好傳播。”
是，我本性不是。我每天四處打電話爭取採訪機會，做了很多獨家的選題，但這麼做的目的，只是為了讓領導和同事接受我，讓這件事成為第二天的媒體頭條。我知道什麼樣的題能拿獎和被表揚，可我心裏清清楚楚，這些不是我打心眼兒里有慾望的題，它們不會觸動我。
有一些選題會讓我心裏一動，有次在報紙邊角上看到一個十三歲的女老師帶着一批愛滋孤兒的事。那時候媒體還沒有接觸過他們。報題會上大家說：“那不是我們的題。”
有一天我看見法學會報告上有一個小數字，雲南省女子監獄裏，暴力重犯的六成是因殺夫入獄，嚇我一跳，想知道這是怎麼了，但報題會上大家說：“這是‘新聞調查’的題。”
……
這樣的時候多了，想起九八年我剛來北京的時候，去一家雜誌實習。編輯對我挺好，讓我做“物種多樣性”的封面選題。我去採訪中科院植物所的人，寫他們研究的困境。編輯看了稿說：“我要的不是這個，你去編譯點兒最前沿的國外材料。”
我說：“可是我覺得國內研究的現狀要提一下啊。”
“說了有用嗎？”
我較勁：“我不知道，但是不說的話肯定沒有。”
“這不是我們雜誌要的，改吧。”
“可是……”
“去改吧。”
……
“你改不改？”
“不改。”
我倆同時把電話掛了。這是我來北京后的第一份工作，我丟了它。
有一天，一個小姑娘，我當年在電台時候的聽眾，從廣院坐了兩個多小時車來我辦公室，進門也不寒暄，挺厲害地問了我一句：“你覺得現在這樣有勁么？還找得到當初和聽眾之間那種信賴嗎？”
我愣在那兒。她轉身走了。
少年時代，我愛聽台灣電台，喜歡那裏的人味兒，想干這行，一上大學就去電台兼職，畢業后找領導申請一個放花鼓戲的周末深夜時段，做一檔節目。
他跟我說：“這個節目是沒錢的。”
“也沒加班費。”
“坐車也不能報銷。”
我掩飾住我的狂喜——真的？讓我干我喜歡乾的，還不用付錢？
節目很簡單，聽眾寫信說他們的事，我不評論，也不回復，只把選中的信每個字都念出來，姓名日期在我看來都金貴得很。念完往上一推音樂鍵，我往後一靠，潮乎乎的軟皮耳機裏頭，音樂排山倒海。胳膊枕在播音台沉甸甸的皮子上，胳膊肘那塊蹭出了深褐色的印子。沉沉的晚上，頭頂一盞小燈烤着，櫟木板和皮革有一種昏黃老熟的味兒，對面玻璃反射這點小光，好像整個世界都窩在裏頭。從第一次坐在這兒，我不興奮，也不擔心，心裏妥當——就這兒了。
時間長了，聽眾說：“把你當成另一個自己。”
現在到了電視台，做了新聞，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在工作，賣命地工作，但我是在為製片人、獎金、虛榮心，為我的恐懼而工作。最簡單的東西沒有了，我的心不在腔子裏。
有天，吹着高高的頭髮，化了妝去錄節目，路上碰到一個當年的朋友，看着我，看了一會兒，說：“你可小心，別變成最初你反對的人。”
做了一年多主持人，二〇〇三年二月，白岩松突然把我叫到辦公室，說新疆地震，半個小時后，你去現場。“接接地氣，”他說，“知道為什麼不讓你穿裙子了吧？干這行得隨時準備出發。”
新疆大地震，我們坐伊爾七六軍用運輸機去喀什。機艙里開進三輛大卡車，放了十幾隻搜救犬的籠子，沒座位，我找了個廢輪胎坐上，沒窗子，噪音大得根本聽不見對面的人說話，飛了五個小時，地震局不少男同志都顛吐了。
到喀什是凌晨三點，大月亮，天地刺白，軍用卡車從飛機里開出來，我們坐上，四小時開到伽師。地面不好走，剛開始站在卡車車廂里，站不住了就蹲着。路已經破壞得很厲害，一顛簸，我和巨大的德國搜救犬一起滾倒在廂板上。它一聲不吭，從我身子底下挪開，把大尾巴抽出來，廂板上一拍，琥珀色眼睛看着我，等我爬起來了，豎耳擰頭目視遠方。
下車的時候，我終於踩到地上，以為自己腿軟了，低頭看，才發現自己站在一家人原來的茅草屋頂上，已經塌平，草從地里孳出來。
我茫然往前走，六點八級的地震，兩百多人死亡，眼睛能看到的範圍內，土木結構的房子基本完了，喀什噶爾平原上空空蕩蕩。往前走，成百的男子，圍成一圈，阿訇站在中央，為蓋着白布的死者念誦《古蘭經》。再往前，女人們正在找大石頭，在空地上架鍋做一點吃的。黎明剛起，巨大的原野一片青黑，赤紅的火苗一躥一躥舔着鍋底。
如果這會兒是在演播室，災難對我來說，只是一個需要完成的新聞，我只關心我播報賑災的數字是不是流利，但看見一個老大爺光着一隻腳，另一隻腳上穿只解放鞋，拄着拐走了兩里路，從我們的卡車上翻找出一隻在北京隨處可見的帶眼的舊黃皮鞋，端詳一下，套在腳上走了，我才知道什麼是賑災。
陳虻說過：“去，用你的皮膚感覺新聞。”
這地震把我從演播室震出來，震到了地上。
再往前走，走過一個坍塌半邊的牆。我站住，用手指輕輕碰了一下，是粉砂土加了一點水泥，水泥極少，一捻就碎。旁邊站着一個戴赭黃頭巾的維族老人，我還沒來得及張口問什麼，她忽然回身把我抱住，在我肩頭哭了起來。我下意識地摟着她一聳一聳的肩膀，臉貼着她的臉，她的皺紋凍得冰涼。
第二天去拍帳篷小學升旗。去的時候記者雲集，小學生從廢墟壓着的課桌里，把紅色綠色的書包抽出來，拍拍土，升上國旗，開始念“我美麗的校園”。
做完節目，我被表揚了：“不錯，有細節。”
拍完撤器材的時候，邊上有一對雙胞胎姐妹在玩。我問她們住在哪兒，小孩子領着我走，停在一個空地上。房子塌了，從家裏拉出來的兩床被子就放在地上，連個鋪的氈都沒有。我伸進手一摸，裏頭都是細碎潮濕的沙礫。當時晚上是零下十二度。
“喝水怎麼辦？”
她們的小哥哥拿只鐵皮桶，帶我走了約莫一里路，有一個積着雨水的小坑。他把漂在上面的敗葉用桶底漂開，裝了半桶，回來搬兩塊石頭，把水倒在鋁壺裏燒。
這就是他們的生活，而我剛才在向全國人民說他們已經背着書包開始高高興興上學了。
我什麼也說不出口，只能蹲下來給小姑娘把鞋帶繫上。
新疆的最後一天，“面對面”製片人賽納打來電話，讓幫忙採訪個人物。
“採訪誰？”
“不知道，你自己找。”
我找到了達吾提·阿西木。他是個村支書，戴着維族老年人那種黑皮帽子，一圈花白淡黃的絡腮鬍，臉又紅又寬，坐在塌掉的房子前頭砸壞的凳子上。他滿臉是灰，我也是，頭髮全是頭盔壓的印子，這次我什麼問題也來不及準備。
我看了看周圍，問：“您現在房子沒有了，晚上睡在哪兒？”
“地上。”
“睡著了嗎？”
“一想到家裏有五個人死了，想睡也睡不着。”
“睡不着的時候想什麼？”
“想以前的生活，想我村子裏的一千四百多戶人怎麼活下去。”
如果在演播室，這時候就會想，該第二段落了，該上升到什麼層面了，但是坐在這長天大地上，什麼都沒了，燈光沒了，反光板沒了，耳機里的導播沒了，我採訪的人聽不懂漢語，翻譯是當地人，只能問最簡單的問題。
“這個地震怎麼發生的？”
“當時感覺有打槍的聲音，地就晃開了，晃了兩次。我就在原地蹲下來，旁邊的那堵牆塌了下來。我滾進了水渠里。在水渠裏面我抓住了一個桑樹枝。滿天的灰塵。”
“從水渠出來以後呢？”
“就往家裏跑。到了家以後我爬上了房頂，周圍全是塵土。我在房頂上挖，把房頂扒開花了很長的時間。”
“您用什麼挖的？”
“當時找不到任何工具，就用自己的手挖。一開始看到一個手腕時也不能確定是我媳婦還是兒媳婦，等看到衣袖的時候我才確定是我孩子他媽。然後我就停下來了，其他人把她挖了出來。”
他臉上全是灰，被淚水沖刷得深一道淺一道，翻譯說到“然後我就停下來了”，我心裏抽動，一時間不出下一句來。
回到北京，從來不理我的節目策劃陳耀文在食堂里端一盆菜坐我對面：“現在終於可以跟你說說話了，節目有人味兒了。”
四月十七號，我得到通知，離開“時空連線”，去“新聞調查”工作。
梁建增主任跟我談完，看我茫茫然，以一種對小孩子的憐恤送我本書，寫了句話：“在連線中起步，在調查中發展。”
我回去收拾東西。史努比幫我把辦公室牆上掛的畫框摘下來，很大很沉。他一路拎着上頭的鐵絲，笨笨地換着手，下了樓。
我回頭說：“你回去吧。”
他說：“送你過去。”
到了新辦公室，他找到我的桌子，退兩步，把一張禿桌子打量一下，滿意地左看右看，土得不得了。還跟我的新同事點頭哈腰，意思是“姑娘不懂事兒，以後多照顧，該打打該罵罵”，就差給人敬支煙架耳朵上了。
“畫框掛哪兒？”他東張西望。
“不了，”我說，“不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