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只聽到青綠的細流聲
二十齣頭，在湖南衛視時，我採訪黃永玉，問他的“人生哲學”是什麼？
他說兩個字：“尋常。”
我心想，這也叫哲學嗎？
“天上那麼多高幹子弟，七仙女為什麼要下凡嫁董永？”他說,“因為她什麼都有，只缺尋常。”
我聽不懂。
北京奧運，我和攝像老王領了主新聞中心（MPC）的記者證，任務是報道每天的例行新聞發佈會。每天中午幹完活就沒事了，這個證不能進運動員採訪區，但可以看所有的比賽。我坐在大門口小圓桌邊，撕了半天餐巾紙，團了好多小球，說：“老王，要不……咱們再做點什麼再去看吧。”老王是個痛快人：“行，做什麼？”
全世界媒體都在這兒，金牌運動員有無數人採訪，我說：“那咱們就採訪不顯眼的吧，失敗者也成，只要打動咱倆的就算。”
沒人佈置，也就沒有平台可播出，沒編輯，沒經費，拍攝的磁帶都沒有。我們的證件也接觸不到運動員，只能在比賽結束后的大巴車上找人，再找人送我們進奧運村。
以往當主持人，事事有人安排，覺得採訪才是頭等大事，車到了採訪地點，編導打電話讓對方來接人，在車上等的時間長點，我心裏便有點不耐煩：“怎麼不早五分鐘想到打電話呢？”現在你自己干吧，借帶子，還帶子，聯繫人，找翻譯，找車，定時間地點，打場記，寫稿子，貼發票……這些小事兒要樣樣做到，比採訪難多了。
要拍攝比賽，我們沒有比賽區的證，好不容易說通北京奧運會轉播公司（BOB)的人放行，被一位中國志願者攔住：“對不起，不能進。”
我嬉皮笑臉，說你上司都同意了：“就讓我進去吧，這是我最後一個機會了。”
梳馬尾的姑娘手背在身後：“今天也是我最後一次值班，請您配合我工作。”老王在我肩上按一下，“走吧。”轉身的時候，她在背後說：“再見。”
我沒回頭。
做節目時說得挺高明，真到了生活里，就這麼個修養。
慚愧。
最吃力的是沒翻譯。
小姑娘姓周，阿拉伯語的大三學生，捲髮大眼，非常可愛。
同行對我說：“她阿語不行。”
沒辦法，她是唯一願意陪着我等八個小時的志願者。伊拉克的短跑運動員達娜晚上九點才到。小周的翻譯的確不太行，結結巴巴：“二〇〇三年，街巷裏有搶劫和屠殺……我見過很多殺戮，街上有汽車炸彈。我也有……面對過死亡。”
二十三歲的達娜，穿着從約旦買來的二手跑鞋，鞋幫是裂的。教練是她的未婚夫，每天接她去巴格達大學操場上訓練，都要穿越兩派交火的地區，她躺在汽車後座上躲避子彈。但大學的灰泥跑道是露天的，有次屋頂上的狙擊手向她開槍，子彈擦過她，打在旁邊的一棵樹上，她暈倒后，第二槍打在了地面上，泥濺在她臉上。一刻鐘后，她洗了一把臉，又回到場上：“如果坐在那裏不訓練，就會不停地回想起槍擊的情景。當你訓練的時候，才會忘記所有的一切。”
最初國際奧委會宣佈取消伊拉克代表團參賽資格，她像孩子一樣不停地哭叫。我說你還年輕以後還有機會，她說：“沒有人知道自己在伊拉克的命運是什麼。”制裁取消后，她在椅子上又跳又叫。
說到這段時，翻譯半天沒吱聲，我奇怪，偏過頭看她。
小周正在低頭哭，小捲髮一抖一抖。
達娜看着她，晶亮的兩大顆淚，含了一忽兒，撲落掉了下來。這個故事她在媒體面前講過多次，我只見她這次掉了眼淚。
翻譯或是採訪，不僅是工作，是人與人的往來。
老王看體操比賽的初賽，一堆十五六歲的小女孩里，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在跳馬，頭髮又短又硬，他有點奇怪，指給我看。我查資料，才發現三十三歲的丘索維金娜這是第五次參加奧運會，這個高齡體操運動員是為了用比賽的獎金給兒子阿廖沙治病，也為此離開烏茲別克斯坦，加人德國國籍。
約了她，快開始了，才發現寫提綱的紙不見了，一頓亂翻，像個溺水的人，只能從直覺開始問：“你代表德國隊比賽，很多人，包括你的教練不理解。他們認為你可能不愛國，你怎麼看？”
她說：“如果他們也承受了這樣的痛苦，也許他們就能理解。可是，我希望他們永遠都不要承受這些痛苦。”
“什麼樣的痛苦？”我問完這句，丘索維金娜沒有等翻譯，就直接回答了問題，她從我臉上看懂了我在問什麼。
通常採訪有翻譯時，我說完話都低頭看稿子，受不了與採訪對象沉默對視的壓力。但這次我的膝蓋上空空如也，每說完話，丘索維金娜看着我，我也看着她，這片刻的空白正常得像一段呼吸。她的感受在我心上過一遭，反應出下一個問題，有些問題甚至在我想到之前，就來到嘴邊。
我在當天的日記里寫：“交給那個叫柴靜的人，不要把她勒得那麼緊，不要鞭策她，也不要控制她，讓她去。”
一切亂紛紛，但心就像鐵鉈子，慢慢沉到水底下去了。要對付這大攤子事，只能沉下去，倒是靜下來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反而比以往愛動感情。
有天在《中國日報》上，看見德國舉重運動員施泰納在領獎台上，發梢都是汗，一手舉着金牌，另一手長久握着亡妻的一張照片。照片是一年前，還沒出車禍，妻子和他在森林裏跑步時，他喊了一聲她的名字，她轉回頭向他微笑的樣子。
我看了心裏悶痛一下。
施泰納的長相是老王的斯拉夫版本，黑板刷一樣的頭髮，又寬又紅的臉膛，眼睛像牛犢一樣柔和。之前，他是奧地利的運動員，二〇〇〇年被查出糖尿病，雅典奧運會只得了第七名，賽后奧地利媒體形容他是一個可有可無的選手，德國姑娘蘇珊寫信鼓勵他，兩人結婚後，施泰納轉人德國的俱樂部。妻子一直在攢錢，想來北京為他助威加油。奧運前一年，她在海德堡遇到車禍去世。
我說：“那個車禍發生之後，你是怎麼熬過來的？”
他用手抹了一把臉，嘆氣輕不可聞，說：“這個事情發生的三個星期之內……”他停了一小會兒，身體輕輕搖晃，“就是……每天喝酒，待在一個沒人知道的地方。之後我接受了治療，運動是最好的治療。我恨這件事為什麼發生，恨是我的動力，去舉起更多的重量。”
採訪完，他說他害怕奧運結束前的這些天，因為他已經舉起過世界上最沉的重量，無可再舉，媒體散后，只剩他獨自一人。我看着他搖搖擺擺離開，奧運村暮色四合，沒人認識他，最親近的人已不在世上，這是他的異國他鄉。我叫住他，上前說：“能擁抱一下你嗎？”他咧嘴笑了一下，給我一個熊抱。我說：“你不孤單，你說出了我們每個人的內心。”
拍完我們傳帶子回台，得到通知，這個片子可能會在晚上播。九點鐘，我兩手撐着膝蓋，直直地坐在沙發上，守着電視等，一直到夜裏兩點也沒看到。
我從沙發上起身，坐到電腦前，MSN上有紅燈在閃，有位也在媒體工作的朋友問我奧運做得怎麼樣。他之前不支持我去做這類報道，覺得跌了調查記者的份，他自己也離開了北京，避開奧運。
我回了一句：“沒什麼，只是沒偷懶。”
他寫了句奇怪的話——“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極端認真的蠢人。”紅燈又閃一下，補了一句：“當然不是指你。”
我說指什麼。
他說：“比如一個母親，孩子生病，她天天祈禱，但是還是去世了，這不是愚昧么？”
我說：“這是愛。”
他說：“愛和善是能力，而不是情感。”
我說採訪施泰納時，他說為什麼重返舉重，因為他恨——他恨失去所愛。但人在死亡面前有什麼能力呢？所以他把憤怒都發泄在杠鈴上，如果沒有訓練，他說自己會瘋掉。
我說：“這愚蠢嗎？我不知道。只有這樣他才能活下去。”
我也不指望播出了，能做什麼就做吧，像達娜這樣的運動員，只能參加女子一百米預賽，沒人轉播這種比賽，我和老王刻了兩張DVD給她，就算一個中國電視台為她留下的紀念吧。我過意不去的是，老王辛苦了這麼多天播不了，常規的MPC發佈會報道播了，也沒打他的名字。
我跟後期溝通，他們說：“攝像都沒打名宇。”
我說：“這都不對。這是對所有攝像工作的不尊重。”
第二天還是這樣，我有點急了，人家也很無奈，問我：“那你的攝像叫什麼？”
“他叫王忠新，忠誠的忠，新舊的新。”我一遍又一遍地說，還是沒打上。
老王是籃球迷，奧運男籃小組賽中國對美國那天，我想讓他看一場。但當天下午，他得先跟我去採訪香港自行車運動員黃金寶。黃金寶曾經是專業運動員，十九歲停止訓練，兩年後重返自行車時已是一個胖子推銷員，用了十五年走到北京奧運會，被認為是奪冠熱門，但八月十六號，最後一場比賽中，只拿到第十五名。他神色有點茫然地問我：“為什麼要採訪我們？”
他的教練姓沈，左腿裝着假肢，最初沒有經費，沒有場地，只有這一個辭職的“肥仔”跟着他。他倆在雲南的深山裏練習，每天至少兩百公里，他租輛破貨車跟着徒弟，天熱的時候假肢把腿磨破，肉是爛的，血淋淋。癒合，又磨。
“沒有人邀我們參加國際比賽。因為我們沒有一個隊伍，我們只有兩個人。深山裏我就看到他一腳一腳地騎，我曾經想過，走到什麼時候是頭啊？渺茫嗎？非常渺茫。想金牌？對，你想拿，但是這一腳腳踩能拿嗎？如果拿不到的話，他還會有這個動力嗎？”
天色已經稠藍，攝像機需要重新調白，籃球比賽馬上要開始了，但師徒二人憋了一肚子話要說，我沒法說“停”，我回頭看了一眼，老王一心一意彎着脖子調焦，粗壯的後頸曬得通紅，背上像有塊鹽鹼地。
沈教練繼續說：“這次奧運失敗之後，我知道黃金寶的心裏是翻江倒海一樣的難受，但是第二天他還是一腳一腳在那踩，陪着隊友訓練，示範自己的錯誤，說：‘你不要學我。’”
他站在場邊看，想讓黃金寶停下來，說你不要再蹬了。
但實在開不了口。
凌晨三點，回家的路上，雨牽着線一樣從發尖往下淌，鞋濕了，踩下去裏面有個水泡，“咕唧”一聲。人有一種疲倦的興奮，像烏黑的深淵裏着了火，回到家在床上好久睡不着。八月的雷真厲害，洪大悶重，一聲下來，底下的車都叫了，此起彼伏，好一陣子才停。過一會兒“嚯啦啦”一聲，車又動物一樣本能地吼哮起來。
我乾脆爬起來，寫台北跆拳道運動員蘇麗文的稿子。參加跆拳道爭奪銅牌的比賽前，她已經有嚴重的左膝傷，比賽時只能單腳站着，把左腿像布袋一樣甩出去攻擊對方。她被擊倒了十四次，我問她每次倒地之後的幾秒鐘里，在想什麼。
她說：“前兩秒用來休息恢復體力，下兩秒來想戰術如何回擊。”
“不是自憐，也不是忍受痛苦，她要贏，這是運動員的企圖心不管自己能夠做到什麼樣的程度，就算腳斷掉也要繼續努力，有呼吸，就有希望。”
以往我很少做這樣的題目，覺得是普通勵志故事。記者要反映更複雜艱深的世界才讓人佩服。現在這期節目，沒有審片人，也沒有觀眾，沒有外界評判，我只是一個人，面對另一個活生生的人，她的左膝撕裂，腳趾斷了，坐在輪椅上，被踢腫的手纏着紗布，跟我說的這幾句話，漚在我心裏。
下半夜，雷聲停了，雨聲瀟瀟，八月的長夜彷彿沒有盡頭。
有同行後來問過我，說我們都覺得你挺理性的，為什麼今年做地震和奧運的節目這麼感性？
是，我天性比較拘謹，平常三個女青年喝個酒，我只能愁眉苦臉抿一小口兒，老范和老郝都摟在一起淚汪汪了，我尷尬地拍着她倆，說不早了咱走吧，這兩人就上火“你這人特沒勁”，嫌我不投入不表達。加上過去幾年我一直想避免文藝女青年的毛病，怕煽情，刻意強調旁觀，刻意抽離，把戒律當成一根繩子捆在身上。
當然，不約束不行，沒有這職業要求着，毛病早泛濫成災了，但是捆得太緊，有的東西確實就流淌不出來了。
汶川地震的節目中，文志全坐在火堆邊說到女兒的時候，我剋制得喉嚨都疼了，眼淚還是流了下來，拿手擦了，以為沒人看見。
但編的時候，在鏡頭裏能看出來，我就對羅陳說：“把這個拿掉吧。”
他說為什麼。
我說，記者應該冷靜，不應該掉眼淚。
他說，我覺得挺好，不過分。他留着這個鏡頭。
我想起錢鋼老師的話，在“雙城的創傷”中，我給小孩子擦眼淚的鏡頭引起爭議時，他說，別太急着回答對還是不對，清水裏嗆嗆，血水裏泡泡，鹹水裏滾滾，十年後再來回答這個問題。不到十年，我心裏的規矩走了好幾個來回，也還沒有那個最後的答案。當下只覺得，太固執於一個律條，覺得記者就應該怎麼樣，非要誇張，或者非要掩飾，都是一種姿態，是一種對自己的過於在意。
陳虻有一次審片子，審完對編導說，這片子得改，觀眾看不懂。
那位編導說，你看懂了么？
他說，看懂了。
編導說，那你比觀眾強在哪兒呢？
他愣住了。
實習生跟着我，練習寫解說詞，寫到“遒勁有力的大手”，被我刪了。他說這不挺好嗎？
我說：“我們不要形容詞，少點修飾。”
他說：“你不是說要有感情嗎？”
我說：“寫東西的人不用帶着感情寫，寫得客觀平實，事物自會折射出它本身蘊涵的感情。”
他有點嘀嘀咕咕的。我問怎麼了，他說，那柴老師您這節目什麼主題？我說沒什麼主題，就是幾個人的故事。
他說：“啊？我覺得‘新聞調查’挺深刻的，如果只做這些人生故事會不會太平常了？是不是要提煉一下？”
我跟他說，有一次吃飯，在座有個研究佛經的朋友，我湊話題問了幾個宏大問題，人家也就天空地闊抽象談了一陣子。
出來的時候，六哥皺着眉跟我說：“柴姑娘，以後如果採訪，千萬不要有這種‘大哉問’。”
“就是具體的生活，越具體越好。”他說。
這個時候，老范突然出了一場大事。
她出事的時候，我和老郝晚上都睡不着，心裏有什麼把人頂着坐起來。老郝說，一閉眼，就是她。
我倆到處找人打聽求助，碰到肯幫忙的人，明白為什麼有個成語叫“感激涕零”。
我那陣子什麼也幹不了，問一個明友：“你出事的時候是什麼感覺？”
“一塊石頭落了地。”他指內心的恐懼終於到了。
“如果是你親近的人出了事呢？”
“那是一塊石頭砸在心裏。”
我哪兒也不去，在家等消息。書不能看，音樂不能聽，只能幹一件從來不幹的事——背單詞。一頁書放在眼前，瞪着眼看到黑，還是這頁。
唯一能想的是覺得她不會垮，當年我們做雙城、虐貓、金有樹、未成年少女……都是沒指望的事，一家一家敲門，寫信說服，在凌晨的酒吧里踩着雪把他們找出來……她不會垮，她一直是這樣，這次也會，但我和老郝就怕她受罪。
她去了美國，很久沒有音訊，過節時給我寄過一個雪花音樂球，沉得要死。我一直扔在書架上，從沒動過，現在呆坐着，瞥一眼看見了，拿過來，仔細看一看，把底盤上的鈕轉一轉。
叮叮叮。
叮叮叮。
透明的玻璃圓球里，雪花飄啊飄，兩個雕得面目不清的小姑娘在裏頭傻呵呵地轉。
我沒想到過會這樣。這麼多年，換了很多地方和工作，跟誰合作都成，跟誰分開也成。想的都是——有的是將來，永遠有下一撥人，下一個地方，下一種生活。
五月初，她和我在紐約見過一面。我帶條朱紅的裙子給她，她立刻脫掉風衣換上，小女孩氣地要我也換上另一條土耳其藍的，她腳上靴子跟裙子不配，居然就打赤腳。春寒未退，路人還有穿羽絨服的，她就這樣光着腳露着背走了一站地，直到碰上超市我買雙拖鞋讓她穿上。身邊人們在冷風裏攬緊大衣匆匆而過，我把披肩拉開兜着老范，一路她唧唧呱呱，說笑不休。
在哪裏生活都是一樣的，沒什麼生活在別處。地鐵上滿頭小辮的黑姑娘在電話里跟男朋友吵架，報館裏都是開會熬夜菜色的臉，咖啡館裏兩個花白鬍子老頭對坐着看一下午人來人往，酒吧里心高氣傲沒嫁出去的女人端着酒杯一眼把所有男人分成三六九等，父親帶著兒子在晚春才破冰的河邊一言不發地釣魚……人類只是個概念，一代一代人都是相似的生活，這輩子決定你悲歡的就是你身邊的幾個人。
叮叮叮。
那陣子誰跟我說什麼大的社會話題，我都不想聽，說：“一萬個口號都比不上親人睡不着的一個晚上。”
她平安回來時，正趕上老郝生日，我們三個找了個地方，開了瓶龍舌蘭。那天我喝得最多，我們仨頭扎在桌子上，腦袋堆在一起，我說：“以後哪兒也別去了，好歹在一塊吧。”
我把老范和老郝拉來幫我編奧運的節目，“幫”的意思就是沒有錢，也不能在字幕里打名字，如果被人知道了可能還有麻煩。
她倆編的時候，原始素材在台里系統內已經找不到了，只剩下不多的一點帶子，都在這裏了，拼的完全是編輯的功力。
施泰納這集，我看過素材，但是看老范編輯的數分鐘，施泰納第一次挺舉二百四十六公斤，重量把他重重扯蹲，嘴唇憋出聲響，他抖着將杠鈴推向頭頂，腳胡亂地轉着圈想支撐，最終無力，將杠鈴從腦後扔下，向上蒼做了一個攤手無奈的姿勢。第二次嘗試，施泰納舉起了二百四十八公斤，但俄羅斯選手奇吉舍夫領先，施泰納想要奪金，只有一次機會，在原有挺舉重量之上追加十公斤，眾人都覺無望，對手臉上已經是狂喜。老范配的音樂是YouRaiseMeUp：
“WhenIamdownand,ohmysoul,soweary,Whentroublescomeandmyheartburdenedbe”音樂襯着他的話：“在她彌留之際，差不多還有三個小時的時候，我向蘇珊承諾過，我會一直在這兒陪着你，我會一直向前，去參加奧運會，去爭取金牌……”
他的教練用力在他臉頰拍打，他跑上台，深呼吸一下，拎起他從未舉起過的二百五十八公斤重量，提到胸口，掂量了幾下，不斷呼哧出氣。杠鈴片把二十公斤的金屬桿都壓彎了，全場寂靜，他大叫一聲，推舉杠鈴，舉過頭頂，踉蹌了兩下，脖子掙得通紅，艱難地向前努着，撐了兩秒鐘，鈴聲響后，杠鈴重重摔在地上。他忘卻一切，歡喜跳躍，捶打地面。鏡頭緩緩拉升，在空中俯視他的背影，話外音是採訪中他說的話：“我不是一個迷信的人，但那一刻我可以肯定蘇珊在注視着我。這是一場獻給蘇珊的勝利。”
他俯身親吻杠鈴，音樂唱道：“Iamstillandwaithereinthesilence,Untilyoucomeandsitawhilewithme”
最後一個鏡頭是他站在領獎台上，餘喘未息，右手持玫瑰，左手舉起蘇珊照片，放在肩頭，注視升起的國旗，胸口一起一伏，音樂正唱到“IamstrongwhenIamonyourshouldws,YouraisemeuptomorethanIcanbe”他像個小孩子一樣，紅鼻尖上掛着汗珠笑了。
我都哭得現形了，這在看自己片子的經驗里是第一次。
老范最愛的是埃蒙斯夫婦那段，用了FixYou，她在心神俱碎時曾反覆聽過。
美國步槍射擊運動員埃蒙斯是公認的射擊天才，四年前的雅典奧運會，他一路領先，最後一槍卻不可思議地看錯靶位，在他人靶上打了一個十環。冠軍由中國選手獲得，他一言不發離開賽場，當晚酒吧里安慰他的捷克射擊名將卡特琳娜成為了他的妻子。四年後的北京，卡特琳娜拿到奧運會第一塊金牌后，來現場解說丈夫的比賽。埃蒙斯打完前九槍后，領先第二名三點三環，我已經準備好了描述他的勝利。最後一槍時他打得很慢，最後一個扣下板機，我抬頭看大屏幕的一瞬間，眼前突然被驚呼和站起的人群淹了，站在高處的老王臉色變了，跺着腳對我說：“丟了，丟了。”
我當下的反應是回身去看卡特琳娜，從她圓睜雙眼的錯愕中才確認埃蒙斯真的射丟了，他最後一槍出現重大失誤，只打出四點四環，中國運動員邱健獲勝。體育館裏手臂林立，媒體湧向冠軍，我脫口而出“雅典悲劇重演”，卡特琳娜呆住數秒之後，離開座位，向場地邊緣走去，鏡頭跟着她，她在人群里時隱時現，側頭找尋，老王沒有推特寫，只是伴隨，她隔着欄杆，向場地中嗒然若失的埃蒙斯伸出手去，埃蒙斯將頭抵在欄杆上，她俯身下去隔着柵欄攬住他，一隻手護持着丈夫的脖頸，另一隻手摩挲他的眉毛，像在安撫委屈孩子時的溫存。音樂與現場的人聲交替出現：“Whenyoutryyourbestbutyoudon'tsucceed,Whenyougetwhatyouwantbutnotwhatyouneed,Whenyoufeelsotriedbutyoucan'tsleep”
老范跟我說過她為什麼用這歌，她說生活到了真的艱難處才能體會，“只有最親的人才能了解和陪伴你的傷痛”。
我們沒有接近這對夫妻，這刻不必打擾。我只是走到欄杆附近，在他們身後待了一會兒，回身去向鏡頭描述：“不是妻子在安慰丈夫，是埃蒙斯在安慰妻子，他說我已經儘力，一切都會好的。卡特琳娜伸山手，在他鼻尖勾了一下，兩人笑了。”
“Lightswillguideyouhome,andIwilltrytofixyou”鏡頭是他們在混亂人群里依偎離開的最後一瞬。
達娜那段又不同，是老郝編的，沉靜有力。
她用了一個長鏡頭，遠遠地凝視向前奔跑馬尾甩動的達娜，像是看護着她，跑過人群，穿過空無一人的場地，無休止地向前跑去，若有若無的鋼琴聲襯着達娜的旁白：“如果不再跑步，我的生命也就此停止。”
凌晨兩點，老范穿着白襯衣戴着耳機坐在右邊的機房，老郝穿着藍裙子對着左邊的非線編輯機……我拿着橙子水跑來跑去：“要不要喝？要不要喝？”被她倆不耐煩揮手趕到一邊，心滿意足地坐着。
幾年前，我、張潔和老范，談起為什麼要賣力工作。
老張說：“為了理想。”
我說：“為了樂趣。”
老范說：“我為你們而工作，你們高興，我就高興。”
我一直覺得她太孩子氣，現在才明白她的心情。
編到蘇麗文，配樂想不出來了，翻來覆去看帶子。有人提了句梁靜茹，說她有個歌叫《勇氣》，我搖頭說這太直白了。想起有一次在KTV看過這個歌手獻給因病去世父親的《掌聲響起》。
我半開玩笑地說：“《掌聲響起》？”
要在以前，肯定不會想到這歌，想到也不會用，嫌這歌太平凡，唱爛了。想起這歌，是因為蘇麗文說過，在出發之前，她曾經與身患癌症的父親有過一個約定：“我拿金牌回去，他說他的病就會好。”
老范試探着唱：“孤獨站在這舞台，聽到掌聲響起來，我的心中有無限感慨……”
旁邊編輯機的鏡頭上，蘇麗文被踢中傷處倒地。她的教練實在看不下去，要衝上賽台，被裁判制止了，裁判問她是否要停止比賽。
她在地上雙拳相擊，表示“我可以，我可以，馬上站起來”。
“經過多少失敗……經過多少等待，告訴自己要忍耐……”
嗯，嗯。
我和老范搖頭晃腦大聲合唱，“掌聲響起來……”
蘇麗文最後一次從場地上拖起自己，她說：“我聽到很多觀眾一直叫我站起來。然後我也覺得，對，非站起來不可，對。”
她用這個方式撐到最後就是想告訴父親：“有呼吸就有希望。”
旁邊的實習生宋達加進來與我們合唱：“掌聲響起來，我心更明白，你的愛將與我同在……”
這歌這麼平常，但唱到這裏，屏幕上正是比賽結束，蘇麗文抱頭倒地，像個孩子一樣蜷着身哭泣，全場七千人起立為她鼓掌。
尋常，卻有力。
有天晚上一點多，關主任路過機房，看到我們，眼神怔了一下，但正忙着，沒停步走了。
第二天這個時候他又看見我，終於忍不住問：“你在這兒幹什麼？”
我說做了一期節目，但不知道給誰做的。
他樂了，說他看看。
看施泰納的時候，關主任把眼鏡兒摘下來擦了擦，實習生吳昊捅捅我,小聲說：“哭了。”
看到埃蒙斯失利時，我脫口而出的那句話“雅典的悲劇重演”，他說：“是失敗，不是悲劇。”他說得對，在節目裏我保留了這句話，結尾時我說我當時的想法錯了——失敗不是悲劇，放棄才是。
關主任在新聞頻道擠了一個下午五點的時間，把這期節口播出了，沒有欄目，問叫什麼，我想了想，別往花哨里起了，就叫“奧運瞬間”吧。
片子需要個小宣傳片，要一句廣告語，我呆坐在機房外的藍色塑料凳子上苦想。
在法國奧賽博物館，我看過一張梵高的大畫，畫的是十九世紀法國的鄉村阿爾。夏天午後，一個農民和他老婆，兩個人幹活干累了，躺在麥子堆的陰影里睡著了，白金的光，天空是被微風沖淡的藍色。坐在地上看這張畫，能感到麥子被太陽暴晒后的悶香，農夫農婦蜷着身體沉睡的安恬。
以前我老覺得藝術在廟堂之上，是什麼嚇人的東西，非要有高端的意義才成。看到這幅畫，感覺它什麼都不說，只是留下了一百多年前的這一瞬間。梵髙對他弟弟說過：“沒有什麼是不朽的，包括藝術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藝術所傳遞出來的對人和世界的理解。”
我借鑒他的話，寫了這句宣傳語：“奧運之美，不僅在奪取金牌的一刻，還有那些蘊涵著人類精神的不朽瞬間。”
在機房錄這句宣傳詞，宣傳片嘛，總得有點腔調，我盡量讓聲音戲劇性一些：“奧運之美……”
錄了好多遍，好像可以了，看一眼老范，她也說行了。出來的時候，錄音的技術人員對我說：“我覺得這不是你。”
“你在我心裏一直是很冷靜的。”他說。
我立刻明白他的意思：“你是說要去掉所有的裝飾？”
我回到機房，再錄一次，像平常說話一樣。
錄完第一句，他在外面對我伸拇指。
我自己聽的時候，發現他是對的。
節目在一個小角落裏播出，沒有重播，也沒有預告，我想肯定不會有人看到了。晚上接到錢鋼老師的信，題目就是“你做的《奧運瞬間》好極了”。
我心一暖。
他在香港。一般人在他的境地，不是變得偏激，就是變得冷漠了，但這樣縫隙里的節目他都看到，不光是我的，不光是“新聞調查”的，央視的節目他都看，不苛責，只要有一期好點的，一定寫信來誇獎。地震時看到我們在楊柳坪拍的節目，他在信中說，當下的新聞人做事要“戒峻奇陡峭，置身高寒”，要“溫暖平易”。他說奧運的節目與地震的節目“一脈相承”。
“他們做他們的，我們做我們的。”他說，要堅持自己的價值與信念，“一腳一腳地踩下去”。
MPC門口小圓桌是各國媒體記者閑來喝杯咖啡的地方，有位國際大報的記者負責報道政治，問我報道什麼，我說報道幾個人的故事。他問我採訪了誰，聽完說一個都沒聽說過，你們報道這些乏味的事情幹什麼。
我向《紐約時報》的老編輯Clark發牢騷：“他們根本不管你做了什麼或者試圖做什麼，只說你乏味。”他看着愁眉苦臉的我，笑得咳嗆起來，以老人的寬厚拍拍我肩膀，說：“不要去聽那些聲音，你唯一需要關心的就是讓自己強大起來。”
還有一位美國地方電視台的記者，頭髮快掉完了，穿一件廉價灰西裝，我倆聊天，他說美國的報紙十年內都會消失，做電視的人也可能越來越少，聊到不得不走了，他對我說：“不用擔心。”
我沒明白。
他說：“因為你對人真的好奇。很多人已經……”他做了一個痴獃的表情。
我笑。
他安慰我：“什麼都會變，但人不會變，好的採訪者永存。”
這一年，地震和奧運把我扔到了一個以前沒有的赤手空拳的境地，但心也定了一些。我就生活在這裏，沒有完美新世界，沒有需要等待的未來，沒有要向外界索求的理解，也不需要通過跟誰比較才能判斷自己，要做的就是此時，就在此地，就是此身。
朋友楊葵有次遇到年輕人發牢騷。他說：“別抱怨。去想為什麼同樣的體制下，同樣的時間裏，蘇聯有阿赫瑪托娃，我們只有《艷陽天》。”
他說做自己的行業，就要做點不求速成的事：“我知道我們只是人肉的梯子，這是我這代人的命運，我做不到更好了，但是，還是要做個樣子出來給將來的人看——你要是比我還差，你就別干這行了。”
十年前，我在廣院上學。有天課上放錄像帶，是日本的紅白歌會，沒字幕，就那麼胡看，一堆小男小女在台上撲來撲去。
快睡着的時候，忽然掌聲雷動請出了一個人。
是個穿和服的三十多歲的女人。
舞台一下就撤空了，就剩下她，和服是藏藍底子白花朵。
她微鞠躬，唱了一首歌。也沒什麼姿勢動作，嘴角一縷悲喜不分的笑。她的沉靜留給我很深的印象。一直到十年後，偶然機會，牟森找到這個視頻發我，說常常醉酒在街頭嚎唱之，我才知道歌詞：
從上野開出的夜行列車走下來的時候
青森站矗立在雪中
回去北方的人群
大家都默默無言，只聽到海浪波濤的聲音
我獨自走上渡船，看見快凍僵的海鷗
不禁掉下淚來
啊，津輕海峽冬景色
在北方的盡頭
陌生人用手指着：請看，那就是龍飛岬
被呼出的熱氣弄蒙的窗玻璃
擦了又擦，也只能看見遙遠的濃霧而已
再見了，親愛的，我就要回去了
風的聲音在胸中激蕩，眼淚幾乎就要掉下來了
啊，津輕海峽冬景色
唱這歌的女人叫石川小百合，我找她的資料，二十歲左右她就唱過這首《津輕海峽冬景色》，視頻里一副現代女性裝扮，長捲髮，七情上面，手搖身送，用盡擻聲技巧，努力要吸引觀眾的眼睛。後來大概是經歷了人生的滋味吧，才唱出這滿紙風雪、哀而不傷的沉靜，像這歌的詞作者阿久悠說的，“不惹眼，不鬧騰，也不勉強自己，要做個落後於時代的人，凝視人心”。
牟森還向我推薦過美空雲雀的《川流不息》。她早已去世，已經是二十年前的歌了，現在是一個鼓噪的年代，不是甘居尋常的人，聽不到這青綠的細流聲：
不知不覺走到了這裏，細細長長的這條路
回過頭的話，看得到遙遠的故鄉
崎嶇不平的道路，彎彎曲曲的道路
連地圖上也沒記載，這不也就是人生
啊，就像河水的流動一樣
緩緩地，流經了幾個世代
啊，就像河水的流動一樣
毫不停息地，只見天際染滿了晚霞
生命就如同旅行，在這個沒有終點的道路上
與相愛的人攜手為伴，共同尋找夢想
就算大雨濕透了道路，也總有放晴的一天
啊，就像河水的流動一樣
安詳平穩地，讓人想寄身其中
啊，就像河水的流動一樣
四季的推移，只等待雪融罷了
啊，就像河水的流動一樣
安詳平穩地，讓人想寄身其中
啊，就像河水的流動一樣
無時無刻，只聽到青綠的細流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