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性向善
1、人性向善?
人性是什麼?一般提及這個問題,多會想起《三字經》開頭所說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許多人認為“人性本善”是儒家的思想。但是“人之初,性本善”這六個字,既不是孔子說的,也不是孟子說的,而是宋代以來的學者概括出來的。這個“本”字是後代的解釋,並非孔孟的原意。根據我個人多年研究體驗儒家思想的心得,我要把這個“本”改成“向”,我覺得儒家並不主張人性本善,而是強調人性向善,1980年我到耶魯大學念書時,初到的第一星期就去拜訪了一位神學院教授,與他談及人性的問題。我問他:“基督教主張人有原罪,豈不是言人性本惡,是否太消極了些?中國人主張人是本善的,較積極,也較為正面。”我還將“人之初,性本善……”背給他聽。結果這位教授不跟我討論經典,只問我:“中國社會中有沒有壞人?中國人會不會做壞事?”“會”“人性若是本善,惡從何來?”一句話把我問得啞口無言。我當然可以反問:“西方人會不會做好事?人若是本惡,善從何來?”但我也料及他定會說:“善從上帝來,你信上帝吧!”如此一來,不但辯論輸了,也讓中國儒家思想有點“灰頭土臉”的感覺。
“人性本善論”過於幼稚、天真,且不顧現實,與我們的實際生活經驗脫節。人性若本善?那麼人為何要受教育?所做的善行又值得稱讚嗎?這些答案都是否定的。“人性本善”完全不符合我們的實際經驗及初步反省。
自從和那位神學院教授談論后,我始終在思索儒家思想的真正精神所在。何謂人性?在《論語》中,孔子很少直接談這個問題,雖然他說了“性相近,習相遠”這句話,但沒有進一步闡釋人性,因為當時沒這理論的要求。換句話說,孔子的學生中沒有人會想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只有子貢曾提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孔子沒有跟他說人性方面的問題,為什麼?因為子貢的資質不適合跟他談人性,只有顏淵可以談,但顏淵對孔子心悅誠服,且不幸早死,所以沒有這方面的記錄。
但孔子不談,並不代表他對人性沒有清晰的主張;相反,他對人性的觀察是十分深刻的。他從經驗界看到人有各種弱點。譬如“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不曾見過任何人愛好美德像愛好美色一樣。愛好美色是生物性的本能,愛好美德呢?如果後者也是天性,那麼它的力量顯然不是絕對的或全面的,因此不宜說“人性本善”。順着這一思路,孔子提醒人在每個階段都要警惕: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論語·季氏》人不能沒有血氣,血氣有各種毛病,如此一來,怎能說“人性本善”?沒有說“人性本惡”已經算是客氣的了。
所以,孔子根本不曾說過人性本善,他只說過:“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習”代表後天環境、習染造成的結果,人人有別;“性”代表先天本來面目。但是,既然是人所共具的先天本性,孔子為何不說“相同”,而說“相近”呢?答案一:如果人性原本具有某種可以稱之為“善”的東西,則應該說“性相同”。換言之,如果有人主張“人性本善”,同時又宣稱“性相近”,那麼我們可以追問:“善”是“質”,還是“量”?是“量”才有程度多寡,才可說是相近。但是,善怎能以“量”來計呢?若是“質”,則非有即無,如何相近?答案二:人性並無善惡,只有“善的傾向”。就“傾向”而論,可以說人人皆具,但是敏銳程度各不相同。換言之,只要是人,就是向善的,他的內心“必然”會對某種狀況感到“不安”或“不忍”。有些人見了落花就流淚,有些人不到親自受苦不覺得難過,程度相去甚遠,但是必定都有“不安”“不忍”的可能性。
事實上,“心安不安,忍不忍”是儒家人性論的基礎,也是理解孔孟思想的入門關鍵。這個關鍵在孔子和宰我關於“三年之喪”的對話中體現得很明顯。宰我質疑“三年之喪”,認為守喪三年時間太長。人文世界不行禮樂,禮樂隨之瓦解;自然世界一年為循環之期,守喪何不也以一年為期?孔子聽了,只問他:如果守喪一年,你就恢復平日的生活享受,吃好的,穿好的,“於女安乎?”你心裏安不安呢?很多人講中國禪宗“直指人心”,事實上孔子早就“直指人心”了。他沒有跟宰我討論“守喪三年”的人文與自然這些外緣條件,卻把焦點指向人心,要看你內心安不安?結果宰我回答:“安。”孔子只好說:“女安則為之。”你心安的話,就那麼做吧。
換句話說,孔子對人性的理解在於人心有“安”與“不安”的能力。人性不是靜止的,人性是動態的、活潑的。因為做一個人最主要的特色在於他有自由,他可以選擇。離開自由選擇的能力,就沒有人的問題。正因為人的可以自由選擇,所以人心是“活的”,它有一個趨向,這個趨向受到阻礙時,就會產生反作用讓內心覺得安與不安。那麼,孔子為何認為守喪三年才會心安呢?宰我離開后,孔子談了理由:“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這十二個字正是我們了解儒家人性論的出發點。在孔子看來,人心對父母的深情是由具體的成長經驗所孕生的。小孩子生下來到了三歲,才能離開父母的懷抱。生理上長期受到父母照顧,心理上也形成了與父母相互關懷的情感,始終會感念父母之恩,所以父母過世,守喪三年是很合理的。也就是說,“三年之喪”代表倫理,“於女安乎”代表心理,“子生三年”代表生理。人性是由生理、心理、倫理三者連貫而成。儒家人性論的焦點在於“心”之自覺能力,它是以生理為基礎,並以倫理為發用的。由於心安與不安的程度,人與人之間確有不同,因此只能說“人性是向善的”,有的“向”力量強,有的“向”力量弱,這是因天生的資質與後天的遭遇不同而有所區別。
孟子對人性提出更為系統的解說。他對人性有一個很好的比喻: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櫱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孟子·告子上》)
這段比喻論證力極強。他說牛山上的樹木長得非常茂盛,但不幸的是它鄰近都城郊外,有些人為了蓋房子把樹木砍光了;有些人放牧牛羊把花草吃光了。結果好好的一座山變成了禿山。請問:“禿”是山的本性嗎?顯然不是。那花草樹木是山的本性嗎?也不是,因為如果是本性,怎麼會被砍光、吃光?在此,“花草樹木”代表人性本善,“禿”代表人性本惡,兩者皆不是山的本性。那麼,山的本性到底是什麼?是“能夠”長出花草樹木,只要給它機會,它就會長出新的芽。換言之,山本身並不顯示本性,我們所見到的“禿”或“草木茂盛”只是山的現象。山的本性是只要有了雨水、朝露,新的芽就會長出來。若新的芽被吃光,變成禿山,再給它機會,山又會長出新芽,變成花草樹木。因此,山的本性在於“能夠”,而不在於“是”什麼。“能夠”就是一種潛能、趨勢和力量。人也是一樣,人的本性是善?是惡?都不是。人的本性是向善的,只要給予機會,且存養充擴,就是善的;否則“旦旦而伐之”,久而久之心靈也會麻木。儒家談人性時,此點是非常精彩的,人性是種趨向,說明人生是開放的,永遠是一種對自我的要求,且此種要求由內而發,不是由外在給予的。因此,人活在世界上就可以實現自我向善之本性。
也許有人懷疑,那也可以說人性向惡啊?因為人性只是“向”善而已,你也可以選擇惡,那為什麼說向善,不說向惡呢?舉個簡單例子:我今天早上起來,不孝順父母,不尊敬兄長,心裏覺得不安、不忍,這就證明人性向善。反過來說:我今天早上起來,不去殺人放火,不去打人、罵人,心裏覺得不安、不忍,這是人性向惡。請問在一般情況下,我們是哪一種呢?當然是前者。再舉個例子:在公車上遇到老人不讓座,會覺得良心受煎熬,這便是人性之所在。因此,人的心是種趨向,如果不去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或者去做不該做的事,心裏自然會產生一種壓力,無法面對自己。這就是儒家的人性向善論。
2、善是什麼?
人性向善?善又是什麼呢?這是儒家思想的又一重點。首先,善是一種價值。價值不在某個地方,它需有主體的選擇才能呈現。例如這裏有兩個杯子,一個裝鑽石,一個裝水,你說哪一個比較有價值?大家一般會說:當然是裝鑽石的比較有價值。但假使今天身處在撒哈拉沙漠中,水的價值恐怕就比鑽石高太多了。因此,水和鑽石不是沒有價值,而是與價值無關,它們只是純粹的事實,任何價值都需要經由人(主體)的選擇才能呈現出來。譬如山上有一朵百合花,在沒有人爬上這座山,看到這朵花之前,百合花只是存在而已,沒有所謂美不美的問題。但是如果有人看到這朵花,說:這朵百合花真美,我喜歡它。在他喜歡的過程里,這朵花美的價值就呈現出來了。再譬如大家如果都說黃金比鐵差,那麼黃金的價值就會立刻貶低。其實,黃金、鐵、石頭、鑽石有什麼差別呢?對動物而言是沒有差別的。你見過哪一隻狗喜歡黃金或哪一隻貓喜歡鑽石呢?又或者哪一群鳥夏天往北飛或冬天往南飛的時候,會帶着糧草走呢?只有人類在搬家時才會帶着家當,選擇這個,選擇那個。因此,價值是人所特有的問題。離開了人類的世界,宇宙萬物只是事實而已,不是價值。價值只對人類有效,亦即只有人類才可以讓價值呈現。因為人有選擇的自由,有了自由選擇,價值才可通過選擇而呈現出來。
善是一種價值,因此善也是人所特有的問題。離開人的世界,就沒有所謂善的問題。以《魯濱遜漂流記》為例,魯濱遜是孤島上唯一的人,不會有人評判是他是好人還是壞人,只有一個人活在世界上,無所謂好、壞。任何善或惡必須放在兩個主體間的相互關係中才能呈現,離開了人群的脈絡,則無善惡可言,人性是向善的,因此人也必須在人群中實現自我。這是儒家一個很重要的見解。
那麼,人與人之間如何來判斷善?這是一個大問題。譬如我們說一個人很孝順,但他不一定是好的朋友;一個人是好的朋友,但不一定是好的老師;一個人是好的老師,但不一定是好的父親。這是很簡單的道理。一個人要把所有的“好”都做到的話,是非常困難的。所以當你說一個人好時,不能抽象的說他好,必須指出他對誰好,離開他所對的對象,他的善根本是空洞的,是假的東西。做善人可不可能?理論上可能,但實際上不太可能。因為善人必須滿全一切適當的關係,把他所有相關的人對他的期許都完全加以實現,使其人際關係網上沒有一點缺失,這才叫做善人。這其實是不太可能的,“不太可能”不是因為能力不夠,而是因為一個人一生中要扮演的角色多種多樣,但這些角色之間往往相互衝突。舉個簡單例子,一個男孩結婚後,發現他不可能同時做一個好兒子和好丈夫,就是不能滿足兩個人的要求。媽媽和太太同時要求你做不同的事,你該聽誰的?你只有一個人、一個時間,到底該做哪件事?這就是矛盾。這也就是為什麼在人的社會裏那麼辛苦,在人生里充滿挑戰、考驗和不幸。因為大家不能互相體諒,都只從自己的角度看對方該有的責任和要求,而忽略了他還有其他角色要扮演,還有各種責任要去滿足。於是,就會產生誤解與怨恨。所以孔子才說:“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論語·述而》)我沒有見過善人,只要見到有恆的人就夠了。“有恆”是指人的內心有向善的要求,雖然做不完美,仍然心嚮往之,設法努力去做。
儒家思想的意義就在這裏。沒有一個人是善人,但是每一個人又都可以成為善人。生命充滿向前開展的動力,人性是趨向於善的,這種力量由內而發,沒有人可以徹底消滅它。所以對人性要永遠抱着希望。但是我們不要忘記,行善是無窮的要求,不能有所間斷。我們在世界上所見的,只是做了一件好事或幾件好事的人,哪裏有好人呢?你說他今天是好人,那麼他明天能不能變成壞人?絕對可以,下一剎那就可以變成壞人。事實上,他也不是壞人,只是做了一件壞事的人。一個人做事是其人性扭曲發展的結果;做好事則是人性正常發展的結果。人性是一種趨向,是開放的,是等待被實現的潛能。此點若能掌握,就可以由內而發對自己有所要求。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們只要活在世界上,就要經由不斷的努力奮鬥,使自己越來越好,使我的人格越來越高。但你行善絕對不是負擔,而是真正的快樂,因為這快樂完全符合“人性向善”對自我的要求。當你滿全這種要求時,你就享有最大的快樂。
3、心之四端
孟子認為“性善”,心是關鍵。人有自由,可以選擇各種行為的表現。但表現出來的都是現象,內心才是我們的本質所在。如何知道人的本質呢?孔子會問,你心安不安呢?孟子則會問,你心忍不忍呢?我們對於別人的遭遇,會有自發的感受,是即所謂同情之心。孟子非常重視這種感受。他說:“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孟子·公孫丑上》)我們看到一個小孩快要跌到水井裏去的時候,心裏都會感到驚恐、憐憫;並不是想跟小孩的父母做朋友,也不是想在鄉黨朋友中被稱讚,更不是不喜歡小孩的哭聲;我們就是沒有任何目的、理由的,純粹是自動自發地對“孺子入井”感到心裏不忍。為什麼會不忍?因為這就是人性,人性是會不忍的。這是孟子對人性的基本理解。
這個理解在今天看來似乎難以用實驗證明。因為今日生活條件異於往昔,水井已經難得一見了,不然也成了供人參觀的古迹了,孟子的比喻很難激發起我們的想像力。不過幾年前美國德州的一則新聞,倒是證實了孟子的說法。德州有一個四歲的小女孩不慎失足,落入一口枯井中。此事經媒體報道后,成為上自美國總統,下至販夫走卒都極為關心的事。副總統還親自慰訪了小女孩的家人,許多人紛紛為小女孩祈禱。這份同情心使許多人重新發現自己內在的向善要求。可見人不分古今,地不分東西,惻隱之心確實是人的本來面貌。因此,孟子才會肯定地說: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孟子·公孫丑上》)
由此看來,沒有憐憫心的,不是人;沒有羞恥心的,不是人;沒有謙讓心的,不是人;沒有是非心的,不是人。憐憫心是仁德的開端,羞恥心是義行的開端,謙讓心是守禮的開端,是非心是明智的開端。人有這四種開端,就像他有四肢一樣。
孟子連說了四個不是人,有人覺得會不會太誇張了,沒有這四種心,真的就不是人嗎?不過,你聽到孟子罵你不是人,你很生氣,他就會說恭喜你,你又變成人了,因為你生氣了,說明你還有羞恥心。這就是儒家的思想,儒家認為人在自然情況下的直接反應,才能表現出內心的真實情況。不過,孟子說人心有四種開端,並沒有說人有四種善。“開端”代表萌芽、開始。四種開端如果發展擴大,才可以造成仁、義、禮、智四種善。善必須是你去行動之後才能實踐的。譬如“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只是善端,而並非善的完成,善的完成還需以行動去實踐。因此,一個人只須有此心,就是人;是否有仁愛的行動,那是第二步的問題。萬一連此心都喪失,就表示麻木不仁,無從感受別人的遭遇,那就是“非人”了。其次,惻隱之心有程度不同,有些人較為敏感,不僅對別人不忍,也對一些小動物不忍,甚至會像林黛玉一樣,見了落花也掉淚。有些人則比較遲鈍,非要等到重大刺激才覺悟自己與他人之間的同胞親情。不論敏感或遲鈍,只要還有感受力,就還有希望。希望在於能夠擴充此心,努力行仁。就像孟子所說的,“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火開始燃燒,水開始暢流,看起來小小的源頭,最後竟可以成就偉大的善行,而這一切都出自一點點惻隱之心。
孟子還把人性比喻成水。
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孟子·告子上》)
人性對於善,就向水總是向下流。人性沒有不善的,水沒有不向下流的。現在,用手潑水,讓它飛濺起來,也可以高過人的額頭;阻擋住水讓它倒流,可以引上高山。這難道是水的本性嗎?這是形勢造成的。人,可以讓他去做不善的事,這時他人性的狀況也是像這樣的。
“水”的比喻十分恰當:正如“下”是水之“向”而非水之性,“善”也是人之“向”,而非人之性。什麼意思呢?用手潑水,用管子接水,讓水倒流,這是外在的形勢。我們有時候說“形勢比人強”,外在的形勢會改變水的自然趨向;而一個人去做不善的事,也是受到了外在形勢的影響。換句話說,如果讓一個人自然發展,他就會順着本性行善;相反的,外面的形勢惡了,人就為惡了。所謂“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孟子·告子上》),一個時代經濟繁榮,年輕人就好吃懶做;經濟條件不好,年輕人就會凶暴,比如搶劫什麼的。孟子的意思是說,一個時代的經濟好壞對於年輕人會有直接的影響。一個社會必須在政治、經濟、教育上設法造成一種自然的、正常的情況,讓每一個人都能去自然發展,這時人性向善表現出來就好像水向下流一樣。所以,“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試問,“下”是水的向,還是水的性呢?答案很清楚。以“水無有不下”來比喻“人無有不善”,人與善的關係,也必然是人性向善,而不是人性本善,而“心有四端”就是人性向善的力量。
4、人禽之辨
人與禽獸的區別在什麼地方?這在《孟子》裏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你要了解人性,就要知道人和禽獸的差別。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離婁下》)
孟子說:“人與禽獸不同的地方,只有很少一點點而已,一般人丟棄了它,君子保存了它。舜了解事物的常態,明辨人倫的道理,因此順着仁與義的要求去行動,而不是刻意要去實現仁與義。”
“幾希”就是差別很小。孟子認為,人與動物的差別很小。首先,人與動物在身體上很類似;我們有五官,禽獸也有;我們有四肢,禽獸也有。其次,人與動物在本能上很相近。人吃飯的時候與狗沒啥兩樣,皆出自一種飢餓的本能;人睡覺的時候和豬沒啥兩樣,皆出於一種休息的本能。人之所以與動物不同,絕非憑藉人的身體、本能或四肢五官,而是要憑藉其他的東西。
孟子提出“大體小體”之說,把身體稱為“小體”,“小”代表不重要、次要;把心稱為“大體”,“大”代表重要。大體在內,小體在外。人與動物共同具備的是“小體”,而人所特有的才叫“大體”。“大體”就是人心的“四端”(由之產生仁、義、禮、智)。孟子說:“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四體”,四端與四體皆屬人之體;分其大小,是指人應以“大體”為重,也即“心”夠不夠靈敏,能不能自覺和真誠,是其關鍵。所謂人性在於“心”,孟子認為把這個“心”去掉的是一般人;保存下來的就是君子。問題在於,如果這個“心”可以去掉,也可以保存,那麼去掉之後怎麼辦?是不是一旦去掉,就永遠去掉了?一旦保存,就永遠保存了?當然不是,否則就不用談教育了。心,可去可存,代表它是動態的。如果說人的本質是善的,那本質一旦去掉就沒有了,所以我們強調人性向善,人性是一種動態的力量,這種力量在於心能不能夠覺察。譬如有時候我們好像不太敏感,看到老人家摔跤,沒感覺;如果有感覺,你馬上就上前去幫他了。這種真誠自覺,自我要求去做該做的事,是儒家對於人性基本的規定。如果你沒有真誠自覺,“善”有什麼用呢?無法表現為行為。孟子說,君子能夠真誠自覺地保存這個善,一般人卻把它去掉了,去掉之後,人不就跟禽獸一樣了嗎?所謂“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人吃飽了,穿暖了,生活很悠哉,但如果沒有受教育的話,就跟禽獸就相差不遠了。為什麼呢?因為與禽獸不同的這個心沒有了。儒家教育的目標即在助人恢複本心的向善自覺,同時以政治及社會各種合理的規範來助人完成心之要求。
接着,孟子提到了舜。堯舜是儒家推崇的典範人物,孟子尤其喜歡舜。他說,舜正是因為體察了人性內在向善的力量,所以“由仁義行,非行仁義”,由內而發去行善,而不是刻意去做仁和義的行為,因為仁和義的要求是由內而發的。這代表我們在德行方面的表現不是別人叫我做的,不是我做給別人看,而是我由內在的力量叫我把“善”做出來的。人與禽獸的差別就在這裏。孟子說“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一個人如果每天只知道保養自己的身體,那隻能算是小人,因為他忽略了更重要的內心的要求。“養其大體”如何養呢?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其為人也寡慾,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孟子·盡心下》)
孟子說:“修養內心的方法,沒有比減少慾望更好的了。一個人如果慾望很少,那麼內心即使有迷失的部分,也是很少的;一個人如果慾望很多,那麼內心即使有保存的部分,也是很少的。”
養心的最好辦法莫過於清心寡欲。清朝皇帝有養心殿,“養心”就是提醒皇帝“寡慾”。道家也有類似的說法,莊子說:“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一個人如果慾望太多,領悟能力就淺。為什麼?因為你往往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現象,看不到內在的真相,你的生命沒有根,不可能有真正的快樂。所以在心的修養方面,儒家和道家有相通之處,先要從減少身體的慾望開始。儒家的價值觀很清楚,一個人活在世界上,你要追求的不是有形可見的身體上的滿足,物質上的享受——這方面的滿足和享受到一定時候就會刺激遞減,會覺得沒什麼特別的樂趣,而要進行德行上的修養,設法讓心的“四端”發展出來,成為仁、義、禮、智四種善。“小體”存在的目的是為讓“大體”可以實現其“向善”潛能,這才是人和禽獸最大的差異所在。
5、三種快樂
人性如果是向善的話,那麼行善是天下最快樂的事,因為它符合人性的需要。所以有人跟孟子說:當天下的帝王很快樂吧?孟子說,王天下不算真正的快樂,真正的快樂有三個: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孟子·盡心上》)
父母都健康,兄弟姐妹無災無難,這是第一種快樂;對上無愧於天,對下無愧於人,這是第二種快樂;得到天下的優秀人才而教育他們,這是第三種快樂。君子有三種快樂,而稱王天下並不包括在內。
很多人覺得奇怪,今天這種時代,誰不希望當國家領導,誰不希望選上總統,但孟子居然認為比不上這三種快樂。首先,父母健在,兄弟姐妹也都沒有災患,那就是人生至樂了。為什麼呢?因為父母在,才能引起我的孝順之心;兄弟姐妹在,才能引起我的友愛之心,“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為了做一個完全的人,完成我有意義的生命,我必須要有父母兄弟維持這兩個最重要的關係網,所以父母兄弟都在的時候,可以使我不斷實踐孝悌自然的要求,人生還有比這更快樂的嗎?即使是萬人欣羨的功名利祿,又怎麼能比得上家人團聚的天倫之樂呢?有人說,孟子為什麼這麼家族主義,這種快樂好像太狹隘了一點,因為每個人都能得到嘛,孟子為什麼把它列為第一種快樂呢?這跟孟子對人性的看法有關。孟子認為,人活在世界上跟別人相處,他的情感是由近到遠,從家庭到社會慢慢推擴出去的。譬如我的父母健在,兄弟平安;我出門看到別的老人家,就想到自己的父母,尊重他們;我看到同學、同事、朋友,就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兄弟姐妹,關心他們;相反,一個從小孤兒院長大的孩子,成長經驗比較痛苦,從小沒有家庭長幼的觀念,也許不會對別人生起特彆強烈的感情,不容易把孝順、友愛的心推廣出去。因此“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之樂,並不是一種單純的家庭中心主義,而是發現了人性的真相必須由近及遠,逐漸把人性內在的萌芽推廣出去,這是人性正常的發展。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就源於此。
第二種快樂“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后一句好理解,就自己的為人處世來說,在於他人有關的部分,盡到我的責任,不做任何對不起人的事。譬如我沒欠別人錢,也沒有不守信用,我跟每一個人來往都是光明坦蕩的,我對別人不覺得有什麼慚愧,這種無愧的心情所孕發的自信與自得,是快樂的。但是,“仰不愧於天”,天是什麼?從孔子“五十而知天命”開始,儒家的“天”就具有特別的意義。譬如孔子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你得罪了天,就沒有地方可以禱告了;你欺騙得了人,欺騙得了天嗎?儒家的“天”,不是自然界的天空,而是宇宙萬物的主宰,是人類生命所要面對的最高神明,它可以主導人類世界的善惡報應。古代帝王自稱天子,要祭天。古代人提到天道,說它“福善禍淫”;你行善,天給你福氣,你作惡,天就懲罰你。所以“仰不愧於天”就是你要無愧於上天賜予你的人性,人性向善,所以你就要擇善固執,止於至善。你選擇善去做,而且做到了,你就無愧於天了,同時你還會從內在產生一種快樂,滿意自己的作為。因為善由內而發,快樂也由內而發,這是儒家的思想。
第三種快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當老師的最清楚了,能得到天下的優秀人才來教育他們,確實是人生一樂。不過,誰是優秀人才?智商高,或者考大學的分數高,就是人才嗎?錯了。儒家從來沒有把光會念書的人當作優秀人才,優秀人才還要有一種德行修養,有一種上進心,只要你有心上進,生命就會向上開展,人性向善的要求就可以源源不斷的展現出來。也即儒家所理解的“英才”包含了道德實踐的要求,一個人光有學識還不夠,必須進行道德實踐,才能走上成全自我的道路。而通過教育,尤其是針對天下英才的教育,我們的理想就可以承前啟後,逐步提升。眼見文化命脈由一群仁智兼備的青年傳繼下去,想像國家的未來前途日益光明,這種快樂顯然要比自己一個人志得意滿更為踏實。
以上三種快樂,第一快樂是人人皆可珍惜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平平安安,可以讓你的人性從家庭慢慢推展到社會;第二種快樂是人人皆可實踐的,對上無愧於天,對下無愧於人,把天給你的向善的人性充分實現出來;第三種快樂則是人人皆可努力支持贊助的,能夠在自己年紀大的時候,教育天下很多有心上進的年輕人,把自己的經驗心得傳授給他們。這三種快樂中,第一樂和第三樂都不能由我們來決定。父母、兄弟的健在不是我們所能掌握的,而學生素質的好壞也要靠緣分。只有第二樂仰俯無愧,完全操之於自己。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當我們反省內心,發現自己誠懇,可以對得起自己,那便是無比的快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