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漫長的距離

第四章 漫長的距離

以下就是她告訴我的。

那天吃完有魚的晚餐后,亨利進房間看了會電視,就倒在沙發上睡了。海倫還在廚房裏忙着,燒泡茶用的開水。我坐在客廳里,其實不能算客廳,只是廚房的一部分,用薄薄的塑料屏風隔了一下。但是因為海倫看不見我,她就大聲喊叫着,好像打長途電話似的,吹她的寶寶三星期前結婚的事。

她說的就是寶寶長,寶寶短,就像電視節目裏吹贏這個,贏那個一樣,每星期都是老一套。

她兒子都三十一了,她還是叫他寶寶。但興許海倫沒叫錯,她的寶寶還真是個寶寶,被寵得連等公共汽車都不耐煩。一次,他的車子壞了,他就打電話給我,口氣可親熱可有禮貌來:"啊,姨,好久不見了。啊,姨,身體還好嗎?好,好。啊,姨,能不能借您的車子用一下,我要去參加一個重要的求職面試。"

三天後,他把車子還來了,里裡外外全刻上了他的印記——保險杠被撞得一塌胡塗,可樂罐扔得滿地都是,汽油也全用光了。可就是工作沒找到。

因此,海倫讚揚寶寶的話我一句也沒聽進去,我正在想我怎麼會為車的事生這麼大的氣。因為我從不抱怨,回憶使我又一次怒氣沖沖。我在想,我的兒子是不會這樣的,塞繆爾不會說客套話,作為借東西的借口,他也不需要借海倫的車去參加什麼求職面試。他已經有一份工作,在新澤西,是一個高級福利管理員,分析病假、病假補助,誰是真的生病,誰只是胡攪蠻纏。

海倫端着茶進來了,口中還是大聲講着,好像我在遠處似的。此刻她正在講瑪麗,"我有沒有跟你說起過?瑪麗幾天前給我來了個電話,告訴我她和杜準備去夏威夷度假——又要去!連這回已經是第四次了。我說,'你已經去過了嘛。沒必要再去了。'可她說,'沒有人是因為需要去才去夏威夷的,就是因為沒必要去才要去。'"

海倫把茶遞給我。"我跟我女兒說,'這是什麼話?我不需要去夏威夷,我就不去。我想去中國,我也去不了。'"海倫自己先笑了起來。"瞧瞧我的女兒!"她又說。"噢,我有沒有跟你講過?昨晚半夜裏,已經過了十點,她又給我打了個電話。"海倫揮揮手,做出討厭的樣子。"把我嚇個半死!我問她,咄什麼事了?有誰病了?出車禍了?杜丟工作了?'她說,'沒,沒,沒。我只是想打個電話。'"海倫笑着說,"你是怎麼想的?她幹嗎要打電話?說說看。"

"她是個好女兒。"我說。

海倫搖搖頭,"這一次她說她打電話不為什麼。不為什麼!這根本不是打電話的理由。"

海倫給我續了水,"當然呷,這不是她的主意,不完全是。她看了一個電話公司做的電視廣告,一個女兒給她母親打電話,不為什麼。我就對我女兒說,'你那麼老遠地打電話來,不為什麼?那麼,別說多了,太花錢了呀。'她說,'沒事。八點以後,打折的。'"

"於是我跟她說,'別犯傻了。電視上說的全是假的。你要是說快些,電話費還便宜些。誰知道他們的用意。'"

"她說,'啊,媽咪,電話費算不了什麼。'"

"我說,'哇!算不了什麼?怎麼能說算不了什麼呢?你想白白扔掉十美元嗎?要這樣,別把錢送給電話公司,送給我好了。'"

我想像得出海倫和她女兒爭論的情景,她們浪費了錢來爭論不要浪費錢的問題。海倫真是蠢透了。

海倫嘆了一口氣。"結果我總算說服她把電話掛上了。"她看看我,開心地笑了起來,然後開始用中文跟我說,"瞧,她還是聽我的,她知道她母親還是對的。"她很響地啜了一口茶,"那麼,這星期珍珠給你打過電話了嗎?她也費了不少錢打長途吧?"

我知道,海倫問我這個,實際上並不指望聽到我的回答,因為她知道我女兒和我是經常不講話的,珍珠不會無緣無故給我打電話。當然,她會打電話跟我說,苔莎和克利奧在我這兒放一會。她也會打電話跟我說,你能在感恩節帶點塞火雞肚裏的中國填料來嗎?她也打電話來通知我一些事。就拿上星期來說吧,她打電話告訴我說,她和她一家不能在我家過夜。實際上,電話不是她打的,是她丈夫打的,可我知道是她叫他打的,而她自己在同線電話里偷聽呢。

"珍珠住得不算遠。"我提醒海倫。

"聖何塞還是遠的。"她爭辯說,"有五十公里呢,區號也不一樣。"

"可她到我這兒的距離不是很遠。"我說。

海倫還不罷休,"夠遠的了!你每分鐘還得付附加費。你還是不能說得太多。"

"興許我們倆都不該說那麼多,"我說,"亨利已經睡了。"我指指她的疲倦的丈夫,他躺在沙發上,嘴巴張得大大的,"我還是回家吧。"

"亨利,起來!"海倫吼道,然後推推她丈夫的肩膀,那一位迷迷糊糊地張開一隻眼睛,兩隻腳下了地,慢吞吞地走到床邊去了。

亨利離開后,海倫就跟我說了,"好了,興許,我要講點好消息給你聽聽。"她笑了。

"什麼樣的好消息?"

她又笑了笑,啜了一口茶,從袖管里抽出一塊手帕,擦了擦鼻子。然後又啜了一口茶,又笑了一下。她幹嗎把事情弄得像佛教儀式一樣?

"現在你可沒地方好躲了。"她終於開口了。

"我沒躲呀。我就在這兒。"

"不,不,你一直在躲避你的生活。現在你可以出來了。"她跳起來,找她的皮夾子,一個大包,然後把手伸進去,在裏面亂翻。看得出來,她在找一樣東西,急得要命。她摸出一隻橘子,放在桌子上,然後又摸出兩袋飛機上吃剩的花生、飯店裏的牙籤、她為防盜而準備的另一隻小錢包。她把包翻過來,把裏面七零八碎的東西都倒了出來,就像過去我們為戰亂而逃難似的:兩截短蠟燭、她的用塑料夾子夾起來的美國身份證、她四十年前用過的中國護照、一小塊旅館香皂、一小塊抹布、一雙長襪,還有一條尼龍短褲,連牌子都還是新的呢。然後她又翻出更多的東西:她的養胃沖劑、她的咳嗽藥、她的虎骨酒,還有她的觀音菩薩,萬一其他東西都不靈的時候,可以派上用場。

"到哪兒去了呢?"她說道,一遍又一遍地翻那些東西。最後終於從她翻了好久的皮夾底部抽出一隻口袋。這是一封信,乍一看,像一張紙,但疊起來就成了一隻信封,有印好的郵票,一切都已經在上面。她把信舉在手中,揮舞着。

"在這兒呢,"她臉上顯出得意的樣子,"這個男人!"

我簡直給她嚇壞了。最近,她的行為有點像老年痴呆症患者,老是忘這忘那的,神志不大清爽。也許是因為兩個月前她在扶梯上摔了一跤引起的,打那以後她就以為自己快要死了。

"你怎麼能把一個人裝進信封裏頭?"我小心翼翼地問她。

"什麼?"

"你不是說你把一個人裝進信封里了。"

"噢!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我的好消息就在這裏面:那個人死了。王貝蒂從香港寫了這封信,告訴我前不久她去了一趟上海。你還記得她吧,'漂亮貝蒂',我們在戰時都這樣叫她的,可興許她現在已經沒那麼漂亮了。"海倫笑起來了,"你還記得我給她的那台縫紉機嗎?。她後來自己當老闆,現在在科倫開了一家成衣店。"

海倫說著說著就扯開去了,就像一頭牛,哪兒有草,就往哪兒跑。

"她開的是一家珠寶店,"我提醒她,"開在科倫的大使飯店的拱廊下。"

海倫搖搖頭。"是成衣店,"她說,"各色各樣的女裝一律打折。"我不跟她爭,也沒告訴她,她老是記錯事,老是把過去的事朝對自己有利的方面想:她忘了,漂亮貝蒂的縫紉機是我給的。

"什麼人死了?"我終於問,指指她手中的信。

"噢,對了,是這個人。"於是她嘆了口氣,好像是我把她激起來似的。"那個人,那個人,你認識的那個。你怎麼還猜不着?"然後她彎下身子,附在我耳邊說,"那個壞男人。"

我的呼吸幾乎停止了。我彷彿看到他了,那個壞男人,文福,我的第一個丈夫,我曾要海倫決不要提起那個人:"永遠不要提起他的名字,永遠不要告訴任何人。"

我彷彿看到他的濃密的頭髮,他的狡猾的眉毛,他的光滑的撒謊的臉,他的精明的嘴巴。我已經有四十多年沒見到他了。此刻,海倫一提起他的名字,我就感到我的脖子上有他的氣息,我記起了他大笑的樣子,記起他說過的話,他總有一天會找到我,把我拉回去,沒有二話。

"別怕呀。真的,他已經死了。"海倫說,"你自己讀吧。"

我從她手裏接過信,讀了起來。我發現,四十年後,文福仍然在笑我,因為信中並沒有說他已經死了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他是上個月聖誕節那天才死的。

我啪地拍了一下信。"你想得到嗎?"我跟海倫說,"他死到臨頭,還想辦法使我永遠痛苦!竟然死在聖誕節!"

"他哪一天死有什麼關係?"海倫說。她正用牙籤剔她的牙齒,她那翹起嘴角的樣子看起來像在笑。"他死了,再也不會來找你麻煩了,這才是重要的。"

"可他已經找到我了!"我喊道,"已經在我心裏了。現在每當聖誕節我就會想起他來。我怎麼能唱'平安夜'、'歡樂降臨世界'?到那一天我只會大喊大叫,我高興他死了!死得不是時候,死了還想害人。"

"那麼你該打掃一下房子,把他從你心裏掃出去。"她說著,揮了一下手,好像這事挺容易似的。

我明白她說的是中國新年快到的時候的情景,有句老話叫做,洒掃庭院,除舊迎新。

海倫知道打掃什麼嗎?只要看看她的廚房地板,你就看到——一團團垃圾大得像一隻只老鼠,黑色的油煙污垢到處都是,已經黑得發亮,足足有二十年沒打掃了。要命的是她還以為我沒看見。

"我是這麼想的,"海倫說,"我們應該把我們這輩子的謊言全掃出去,把真相告訴大家,我們到底是怎麼認識的。"

"你在說什麼?"

"我幹嗎非得帶着所有這些謊言進墳墓?什麼我是你的嫂子啦,嫁給你的異母兄弟啦,這個人我連見也沒見過。我的出生日期也是錯的。你使我小了一歲。現在我快要死了,我的壽就減了一歲。"

"你在胡說些什麼呀?"

"我說,既然文福死了,我想現在把一切都糾正過來還來得及。不再有私隱,不要再撒謊了。"

我一陣反胃的感覺。她幹嗎這麼說?她想公開一切!——我的過去、我和文福的婚姻,等等,我好不容易才忘記的一切。

"你想怎麼辦?"我責備她,"你想把我的私隱說出去,就這些?我們說好的——永遠不說出去。"

"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海倫爭辯說,"當然,那個時候我們什麼也不能說,你很怕,你以為文福會來找你,我們倆都需要想方設法進這個國家,所以那時這麼做是有道理的。但是現在——"

"這是一個秘密。"

"現在還有什麼關係?文福死了,"海倫說,"他不會來找你了,我們不會被驅逐出境了。現在說出真情,不要帶那麼多謊言到那個世界去,比什麼都重要。要不,我怎麼還有臉在天堂里同我的第一個丈夫見面,那麼多年來我一直在說我嫁給了你哥哥?我的墓碑上怎麼能寫我生於1919年?大家都會在我死後嘲笑我,說我老得連自己究竟有多老都搞不清楚了。"

"那麼你就跟大家講你自己的事,不要把我也扯進去。"我說。

海倫皺起了眉頭,"那怎麼行?那樣的話,我又得編一連串謊話,我們是怎麼碰上的啦,我是怎麼認識你的啦、你這是在叫我跟魔鬼說話。你要是不講,我講——必須在陰曆年之前講掉。"

"你這是在叫我再遭一次殃。要是你跟你的孩子講了,我的孩子也會知道的。"

"那麼你就應該親自告訴她們,"海倫說,"她們現在已經大了,不是小孩子了,她們會理解的。說不定得知她們母親的背景,她們還高興呢。講講以前在中國受的苦,不是什麼丟人現眼的事,還時髦着哩。"

"你根本就不懂什麼叫丟人現眼!"我說。

我們就這樣你來我往地爭論著。但後來,我感到無聊了。就像她的胖胖魚和長途電話費問題,海倫總以為她是對的。我怎麼能和一個神志不清的人爭論呢?我自己都要瘋了。

當她再一次來給我續水的時候,我告訴她,時候不早了,我收拾起那天下午我在幸運超市買的一些雜物,然後穿上外套。

"等一下,"海倫說,"亨利開車送你回去,這樣安全些。"

每次我到她家,她都這麼說,每次她這麼說,我都信以為真。三十年前,我和吉米剛從唐人街搬出來,在格利萊和安扎之間的第八大街買了房子,海倫跟我說了整整兩年,"那個地方不太安全,那個地方——啊——我們不能搬到那兒去。"吉米去世后——不知為什麼——她和亨利在與我們相隔一個街區的第九大街,門牌號更高的一條街,買了一幢更大的房子。"現在我們可以照顧你了,"她說,"這樣更安全些。"但我知道她不過是拿我做借口罷了。

昨晚我又說了我常說的那句話,"不麻煩了,我自己可以走回去,也是很好的鍛煉。"

"太危險了呀。"她堅持着。可我知道,她說話並不算數。她說話聲音很輕,唯恐吵醒她的丈夫。"你應該多加小心哪。"她說。

"哇,你以為有人會為了我的幾個橘子,為了一罐筍來搶我嗎?"

她從我手上搶過我的包。"那麼我來幫你拎這個吧,"她說,"你拎着太沉了呀。"

我搶過我的包,"別跟我說客套話了。"

"你老了,自己拿不動了。"她說著,又要來幫我拎包。

"你忘了,你也老了,還比我大一歲呢。"

最後她只好讓我自己拎着包走了。

為了忘掉一切,那天整個晚上我都在打掃房間。我抖摟窗帘,拍打沙發,撣掉桌子上和通向樓梯的扶欄上的灰塵;我擦乾淨電視機和掛在電視機上方的遺像,我望着玻璃鏡框裏吉米的照片:他總是那麼年輕。

我走進自己的卧室,換了床單,就在這張床上我和吉米同枕共眠過,他身體睡過的凹陷還留在上面。

我進了塞繆爾的房間,撣去他自己親手做的塑料飛機、日式和美式轟炸機上的灰塵,還有他寫字枱上放着的小人兵上的灰塵。我打開他的梳妝桌,發現裏面有一本《花花公子》。唉!這就像在我臉上打了個耳光。我叫塞繆爾扔掉這本1964年的雜誌,吉米就是在這一年去世的,打那以後,再也沒人聽我的話。

我進了阿珍的房間,我們在這兒有過多少次爭吵和傷害啊。我給她買的巴比娃娃還在,可肯已經不知去向了。我不讓她用這種香水,因為這會使她聞起來像個下等人。帶圓鏡子和銀把手的流線型梳妝枱,我是多麼喜歡它,但我還是給女兒了,她看到它的時候,還說她討厭它!"你有意把它挑出來來折磨我。"她吼道。

我一面想着這些,一面撣着她桌子上的灰塵。這時我忽然發現梳妝枱頂上刻着幾個小字:"我愛RD。"

誰是RD?誰使我女兒愛得這麼深,連她最討厭的傢具都弄壞了。他是個美國人還是中國人?於是我生氣了:瞧她把我的傢具搞成個什麼樣子!

當然,我安靜下來后就想到了,這些字阿珍不是最近剛刻上去的,興許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因為阿珍現在已經四十歲了,她不會再墜入RD的情網。她已經嫁給菲力·勃蘭特,他雖然不是中國人,卻是一個很不錯的男人,一個醫生,儘管不是最好的。

當阿珍第一次把他介紹給我的時候,我盡量對他親切些:"噢,是醫生啊,我會讓我所有的朋友都去你那兒看病的。"然後他告訴我他是一個什麼樣的醫生,一個病理學專家!——一個只會在病人死後研究病因的人,一個事後諸葛亮,我怎麼能把我的朋友交到這種醫生手中?

但阿珍的工作很不錯,她是一個對弱智兒童進行口語治療的專家。雖然她告訴我,決不能這麼說。幾年前,她說過,"我們不再叫他們弱智或低能兒了,我們管他們叫'有殘疾的兒童'。以兒童為主,殘疾為輔。我也不光是搞口語治療,實際上應叫我口語和語言治療門診醫生。我只和那些有輕度或嚴重的交際困難的兒童打交道,你決不要再管他們叫弱智了。"

我叫她再重複一遍,她就把她說過的寫在紙上:"為帶有輕度或嚴重交際困難的兒童進行口語和語言治療的門診醫生。"我把這句話不知練了多少遍,我的皮夾子裏還放着那張紙。但我還是說不全,所以,說不定現在阿珍會以為我也變弱智了呢。

當然,阿珍的兩個女兒說英語是不成問題的。大的那個才兩歲的時候,就會撲到我懷裏,大嚷嚷,"外一婆!外一婆!外一婆在這兒!"真聰明呀,我心想,她會用上海話喊她的外婆。然後我的外孫女又用英語問:"這次給我帶什麼禮物來?什麼樣的?有多少?它們在哪兒?"

"真不敢相信呀!"阿珍說,"她已經會說完整的句子了,大多數跟她同齡的孩子還只會說兩個詞組,她真聰明。"

我說,"這種聰明有什麼好?你應該教她懂規矩,不要問這麼多,就像我以前教你一樣。"

我女兒朝我扮個鬼臉,笑笑說,"噢,媽。"她就這麼說了句"噢,媽",不再跟我爭了。

我一面打掃她的房間,一面想着這事。她就是這麼對待我,我也這麼對待她,總是注意彬彬有禮,盡量做到井水不犯河水,就像兩個陌生人似的。

這時我的手碰到了她床底下的什麼東西,這些外孫女哪,總是把這兒搞得髒兮兮的。我把它拉了出來,原來是一隻粉紅色的塑料盒,上了鎖,沒有鑰匙打不開。上面還寫了"我的秘密寶庫"。

噢,我想起來了,這盒子是阿珍十歲時,我送給她的生日禮物,當時,她還打開來,往裏瞧了瞧。

"是空的。"她說著,抬頭看看我,好像我應該換個東西給她似的。

"當然,現在是空的,以後你可以放東西進去。"我告訴她。也許她覺得這盒子式樣已經過時了,就像那張梳妝枱一樣,但對我來說,已經夠時髦的了,我還以為她會喜歡得不得了呢。

"什麼樣的東西呢?"她問。

"你自己喜歡的小寶貝,小秘密呀,零零碎碎的美國貨呀。"

她沒說什麼,只是盯住盒蓋看了一會。盒蓋上畫了一個梳了一根黃色馬尾辮的小姑娘,人躺在床上,腳擱在牆上,正在打電話。為了電話打得太久的問題,我和女兒也爭論過好多次。

但是我發現,馬尾巴那個地方本來是黃色的,現在卻發黑了,本來只裝了她的失望的空盒子,現在卻變得那麼重,裏面裝滿了東西。

啊,我興奮起來了!設法打開我女兒小時候心靈的寶庫,探知對我隱藏了那麼多年的一切事情。

我朝另外幾隻抽屜看看,想找到那把開鎖的鑰匙。我又朝床底下瞧瞧,只找到了那雙每隻大腳趾頭上都有個洞的中式舊拖鞋。

我決定到樓下去找一把刀,把盒子撬開來。但我還沒邁出一步,我的心就先嘀咕開了,裏面會是什麼東西呢?什麼樣的傷害和失望?如果我撬開了盒子,看到了一位陌生人,那又怎麼樣?如果盒子裏的這個女兒和我想像中我生養的那個一點都不像,那又怎麼樣?

我努力想作出決定,到底怎麼辦?撬,還是不撬?把盒子放回去,還是以後再撬?我一面向自己提這些問題,一面用手撫平我的頭髮,我的手碰到了髮夾,我一下子有辦法了。我取下髮夾,把它伸進鎖孔。

我打開盒子,發現裏面有兩支唇膏,一支紅的,一支白的,一些首飾,一條帶十字架的銀項鏈,一隻一面嵌着假紅寶石、另一面有泡泡樹脂的戒指。在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東西下,還有些嚇人的東西——假髮,我曾警告過她不要用,化妝用的藍眼影,我也警告過她不要用的。在這些傻東西下面,有一張"薩迪·漢肯斯舞會"的通知,還有幾封她的朋友簡妮芬給她的信。我記得這位姑娘,她母親老是把她打扮成假小子。

阿珍曾經和我吵過,"幹嗎我就不能帶一個男孩子去參加薩迪·漢肯斯?簡妮芬要去,她母親就讓她去。"

"你想學那個神經兮兮的姑娘的樣?你想聽她母親的?那個母親連自己的女兒都管不牢!"

所有這些往事又浮現在我眼前。我抽出一封簡妮芬給她的信,都說些什麼呀?"嗨,叮咚,他想你都想瘋了,騙他一下吧。祝你成功。"

我說得沒錯,這姑娘是有點神經兮兮的。

接着,我又發現了另外的東西,我的氣喘不過來了。這是一張小小的卡片,一面印有耶穌像,另一面寫着:"美好的記憶,詹姆斯·Y·路易斯。"還有一些字,他的出生日期,1914年,4月14日。但是再接下去就是他去世的日期,上面蓋着黑紗,很多憤怒的黑紗。

我一下子感到悲喜交集,就像聽到一首幾乎已經忘記的老歌,每個音符剛聽到就飄走了,你連說句"太好了,唱得太好了!"都來不及,只能默默地哭泣。

只有在這時我才想到我錯了。我想馬上就給阿珍打電話,告訴她,"現在我才知道,你傷心過,你哭過,不是在臉上哭,而是在心裏哭。你愛你爸爸。"

然後我又想起海倫昨晚說的話,她要把我的所有秘密、所有謊言全告訴阿珍。在這之後,我的女兒幹嗎還應該再相信我?

我拖出真空吸塵器,把我抖摟在灰塵中的煩惱全都吸走。我走進過道,用吸塵器吸走鋪在地毯上的塑料長地毯上的灰塵。我拉起塑料長地毯清理下面的灰塵。我發現下面的地毯還是光亮如新,就像金色的織錦。但地毯露出的兩邊,已經磨損掉了,看上去有點臟。不管我怎麼清掃,還是無濟於事,看上去總是那個樣,就像我生活中的污垢,再也無法把它弄掉。

我下了樓,一頭坐在沙發上。天亮了,我還坐在那兒,一點睡意都沒有,手中捏着漂亮貝蒂的那封信。文福有那麼多次可以死,也應該死的機會:那場使許多飛行員一下子喪生的戰爭;他的吉普車出事,撞死別人的時候;共產黨打敗國民黨的時候;"文化大革命"期間。他早就應該死在所有這些使成千上萬的人送命的時候,但他沒有死。

漂亮貝蒂還在信中告訴海倫,他是死在床上的,他的全家都在他身邊守候着:他的另一個老婆和那個老婆生的子女,他的兄弟和兄弟的老婆們,他以前的飛行員朋友們。

我腦海里浮現出所有這些場面:眼淚滴在文福的臉上,雙手撫平他的頭髮,熱磚包起來放在他的腳底下,讓他安靜下來,喊他,"不要走呀,不要走呀!"

他安詳地死了,信中說,死於心臟病,享年七十八歲。

我狠狠地把信摔打了兩下,這麼說倒是他的心臟病使他活了這麼久!現在我成了有心臟病的人了。我坐在沙發上,又哭又喊,但願我在他的病床邊,但願他現在還活着,因為要是他還活着,我就要靠在他的床邊,叫他的名字。我就要翻開他的眼皮,告訴他,文福,我回來了,當他透過我的眼睛知道我心裏是怎麼想的時候,我就要撮圓我的嘴唇,狠狠地在他臉上啐一口。

你瞧他死到臨頭還做了些什麼!他死了,可陰魂不散。每次,海倫都要說,"那有什麼關係?"她會跟她的子女講些什麼?她會透露多少實情?

對,我可以先告訴我的孩子們:我還結過一次婚,嫁過另外一個男人,那是一場很糟的婚姻,我犯了個錯誤。但現在那個男人已經死了。

我可以告訴他們:我還有另外的孩子,但我和他們失散了,我很傷心,可那是在戰亂期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我可以告訴他們:我假裝早已嫁給了你們的父親,那樣我就可以到這個國家來。海倫為我說了謊,所以後來我也為她說了謊。

然後我會看看阿珍的臉,總是懷疑的臉,不,不,事情並沒有你想的那麼壞。我一到美國,就馬上和你父親真的結了婚。然後我就有了你們倆,你是老大,生於1950年,塞繆爾是老二,生於1952年。打那以後,我們真的過得很幸福,要不是你父親去世,真是過得像故事中所說的那樣幸福。

但是即使我這樣告訴他們,阿珍也會知道,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她會從我的黑眼睛裏,從我僵硬的雙手,從我顫抖的嗓音中看出這一點。她會一言不發,但她會知道一切,不是謊言,而是真相。

然後,阿珍會知道最可怕的真相——那是海倫不知道,吉米不知道,我四十年來一直想竭力忘記的,文福,這個壞男人,是阿珍的生父。

我已經想過怎麼告訴我女兒。但每次我要開口時,我就好像聽到了她的聲音,那麼使人傷心,"我早料到了。你總是更愛塞繆爾。"所以,她決不會再相信我。

但也許我會對她說,這不是真的,我最愛的是你,勝過愛塞繆爾,勝過愛所有比你早出生的孩子。我要告訴她,我愛你的方式是你所看不到的。也許你不相信,可我從內心深處知道,這是真的,因為你傷透了我的心,說不定我也傷透了你的心。

我要越過遙遠的距離給她打電話。我要說,錢算不了什麼。我得告訴她一些事,不能再等了。然後我要開口跟她講,不是告訴她發生過什麼,而是要讓她明白,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為什麼不可能採取另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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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神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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