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壞眼

現在我要告訴你，我的運氣是什麼時候轉的，是怎樣越變越壞的。你來說說看這是不是我的錯。

到達昆明時，我差不多已經有八個月身孕了。我的肚子很大，我覺得車子每顛一下，好像娃娃就要蹦出來了。現在既然我們已經出了山區，司機似乎就更想加快速度。他沿着筆直的大路開得飛快，汽車顛簸得很厲害，我不得不緊緊捂住肚子。

"哎！"家國對他喊，"你開得太快了，要把我們直接送到魔鬼那兒去嗎？"老馬回過頭來說了句，"再快點？"他壓低吵鬧聲喊道，然後笑了笑。還沒等家國回答，卡車吼得更響，馬力更加大了。

這倒不要緊，大家都想早點到達我們的新家，省得每天早上爬汽車，也省得到那些小村子去吃壞食物了。

時候雖然還是在冬天，但吹在臉上的風已經不冷了。大家都覺得已經來到一個季節完全不同的地方，一個四季如春的地方。

胡蘭轉過頭跟我說，"瞧那兒，昆明就像畫上畫的那樣，青山綠水。天氣總是那麼晴朗。"

當然，當時我們還不知道我們只是在昆明的郊外。再往前走，這些美景就消失了。

車子慢下來了，司機不停地按着喇叭，我們經過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他們都背着口袋，看上去都很疲憊。文福沖他們喊道，"讓開！讓開！"見他們沒有馬上跳開去，他就罵他們——"螻蟻！"這說的是很賤的東西，把這些可憐的人與蟋蟀、螞蟻等微不足道的東西相提並論。

到處都能看到工人們在路上掘石頭，把它們裝進手推車裏。走了一程，我們遇到了一輛軍車，接着又是一輛，接連不斷。文福每次都要向他們揮揮手，指指自己，喊道，"空軍，杭州，第二班的。"

然後我們就進了城。這個城市比我想像的要大，又擁擠又忙亂。我們經過了火車站，開進了一條大街。街上的建築灰不溜秋的，既不是老式的，也不像新式的。再往前走路就狹起來了，彎彎曲曲的路上，擠滿了人群、手推車和自行車，司機每隔幾秒鐘就要按一次喇叭。空氣污濁而難聞，我的頭都痛了。我看到了許多土坯蓋的屋子擠在一起，有些比較乾淨，用白灰刷過，有些破敗不堪，不知什麼緣故還沒塌掉。許多人回過頭來看我們，面孔都不是漢族人的面孔，他們是剛下山到城裏來的少數民族。看得出他們不是本地人，因為他們穿的不是雲南窮人穿的那種土褐色上衣和褲子，也不是商人穿的長衫，或那種有文化的人穿的西式襯衫和便褲，他們穿的是色彩斑斕的裙子，袖子上有很奪目的綵帶，頭上圍着纏很多道的圍巾，或是那種看上去像碗般扣得緊緊的草帽。

不管是不是漢人，一路上我們看到的人都用黑臉盯着我們。他們看得是那麼專心，那麼安靜——現在戰爭的所有徵兆已經開到他們家門口了。這個沉默了許多世紀的城市，現在到處都充滿了喧嘩聲。

我們搬進一家旅館住了幾天，同時有一些空軍工作人員為我們尋找合適的房子。最後我們搬到了一個坐落在東門和北門之間的一幢兩層樓房中。除了我們搬進去那天碰到的另一對夫婦外，家國和胡蘭也住在那兒。

那個女的比胡蘭和我都大，她很霸道，她的丈夫雖然不是飛行員，只是一個管交通運輸、橋樑、公路、鐵路的視察員，但和空軍也有關係。

我們第一次看房子的時候，胡蘭說，"瞧瞧它長長的木頭牆面，還有兩個大窗戶——就像兩隻朝外看的眼睛。"那條街上所有的房子全一樣，都是兩層或三層的木頭房子，我們管它們叫洋房，就是外國風格的房子。

房子前面沒院子，沒東西把大街和房子隔開來，只要走下三級台階——嘭！——你就走下行人路，在大家眼皮底下了。但我們倒是有個後院，用柵欄圍起來了。它不是一個會客的好地方，不是那種院子，只不過用混凝土澆了一下，隨便種了幾叢灌木作點綴。柵欄的一邊有個水泵和一隻洗衣服長水槽，上面拉了幾根晾衣服的繩子，旁邊有一具石磨，是用來碾米或芝麻之類的。

柵欄有道後門，通向一條小巷，寬度僅供拉糞的獨輪車通過。從小巷出來向左拐，有條兩邊都是灌木的小路，通向城內的一個小湖。聽說這湖看上去很美，也許曾經是這樣。可我看到，城裏最窮的窮人全在那兒洗澡、洗衣服，還干一些說不出口的事情。

我說過，這房子從外面看起來很有外國派頭，可裏面，還是中國的老一套。樓下有兩個公用的大房間，一間是一個大廚房，裏面有兩隻用粘土砌成的煤爐，外加很多供做飯用的燃料。還有一隻帶排水溝的水槽，但沒有自來水，只有傭人。這也是中國式的，廚師和傭人得到設在後院的水泵處，把很重很大的水桶抬上來，也許他們還得抬上台階，我現在想不起來了。由於你自己從來不需要做這些事，就不會想到別人是怎麼做的。

總之，肯定是有人在抬水的，因為我每天無論早晚都有清潔的熱水洗臉和擦身，早上擦上半身，晚上擦下半身。我肚裏的娃娃太大了，無法一下子都全部擦好。每天，傭人得來倒臉盆和腳盆里的水，還得倒馬桶，所以這些東西可能就是從那個小巷子帶出去，洗乾淨的。

還有個公用的大房間是吃飯和會客的地方，那兒有一張大桌子，很多椅子，兩張廉價沙發，還有一台老式的手搖留聲機，是文福剛到這個城市的時候找出來的。並不是說沒有電，我們才用這個手搖的機子，因為是在戰時，哪兒去找個新式的留聲機？當然，說實話，這裏大多數人都還沒用上電，他們住在老式的泥屋或草屋裏。但在我們的房子裏，我們這條街上，家家戶戶都有電，無論是住樓上的，還是樓下的。當整個城市一片漆黑、一片寂靜時，我們這裏還照樣開收音機，開電風扇，玩麻將牌，直到深更半夜。

我們總是準備抓住每一時刻尋歡作樂。我們喜歡把自己想像成柏林的那些人們。我們聽說那是個瘋狂的地方，那兒的人們根本不想戰爭，只是抓住每一天尋歡作樂——賭錢啦，喝酒啦，逛夜總會啦。我們就是那樣的，渴望過同樣瘋狂的生活。當然，這不是柏林，我們是在昆明。所以，當我們聽膩了留聲機里那種搔癢似的音樂，當收音機放完音樂，當沒有人可以聊天的時候，當雙手累得摸不動麻將牌的時候，還有什麼好乾的呢？我們沒夜總會可去，只能上床。

既然家國是機長，這幢房子中最好的部分，樓下的兩個大房間就歸他和胡蘭佔了。我們剩下的人就住到樓上的房間去。對我來說，這實在太不方便了，我走路看不到自己的腳，只能看到自己的肚子，所以每次上樓我都得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地用腳摸索着上樓梯。

我們剛搬到那兒時，文福和我分到的是最差的房間，兩間的朝向都不大吉利。要使床的朝向吉利，唯一的辦法是把床頂住廁所門，把進出的路都堵死，可那又怎麼行呢？

這就是我們的房間——可是因為視察員的老婆已經把樓上最好的房間佔了，聲稱她丈夫的官階比我丈夫的大。這倒是實話。可她滿可以不這麼說的，她本來可以那麼說，"就這兒，你先挑吧。"我肯定會挑那兩間不吉利的房間，以表示我的大方，而不像她那麼小氣，至少我會挑一間。

所以住在這屋子裏的頭一個星期很不舒服。我一點也不喜歡這些房間，我一點也不喜歡視察員的老婆，我尤其不喜歡她打麻將的樣子。每次我出一張牌，她就揚起眉毛，說一聲，"和！"最討厭的是，每天晚上，我們還不得不聽隔壁視察員兩夫妻的吵架。

開頭只聽見她丈夫低沉的嗓音，然後是太太的尖利的聲音，不一會這女人哭起來了。文福脫下鞋子，朝牆壁扔去。但這對活寶只安靜了五分鐘就又吵起來了。

就這樣過了三四夜，文福就對那個女的發牢騷了，而胡蘭也抱怨扔在牆上的鞋子——"像炸彈一樣，"她說，"簡直把我們嚇死了。"過了一會，大家都爭論起來了，各種各樣的壞脾氣全發出來了，直到後來誰也不跟誰說話，房間裏沒聲音了。晚上，當收音機停止廣播以後，我們不得不離開，各自回到自己房間裏。周圍靜得連蒼蠅撞到天花板上的聲音都聽得見。

這個問題只持續了幾天，因為那視察員去視察緬甸公路的進展情況去了。後來我們聽說這個地區的蚊子比日本鬼子還危險，聽說才三四天瘧疾就要走了他的命，所以他死的時候樣子十分可怕。打那以後，我們就不得不好幾天聽他老婆的哭鬧聲。當然這一次我們不再抱怨了，文福也不扔鞋子了，我們都待她很好。當她準備離開的時候，我們大家都覺得已經成了生死之交。但我現在已經忘了她姓什麼了，大概是姓劉或婁吧。

總之，她走後，我就搬到他們住過的房間裏去了。當然，得另外再付點錢，我從陪嫁的錢里拿出一部分來付了。花生把我存在銀行里的錢匯給我了，這樣我才知道原來她還匯了四百元錢到南京去了，這筆錢我從來沒收到過。

實際上，當時許多開銷花的都是我的私房錢。空軍不再給我們派勤務兵了，連機長太太胡蘭也沒有勤務兵了。這樣一來我就得自己掏錢，雇了一個老寡婦做廚師，雇了一個年輕姑娘打掃衛生。另外我還出錢為她們倆租了一間以前當過廚房的小房間。

你可以想見每當我的傭人晾衣服、倒馬桶的時候，胡蘭的臉色有多難看。胡蘭這時已經變了很多，不再是初出茅廬的鄉下姑娘，嫁一個空軍飛行員就了不得了。你知道我是怎麼想的嗎？家國升一級官，胡蘭也升一級！她心裏滿以為她的地位比我高。當她看到我雇得起傭人，她卻雇不起的時候，簡直要氣瘋了。

當然，我的傭人和廚師也幫胡蘭幹了不少活，她們打掃公用房間，為大家打井水，供燒茶或洗衣服之用。

可胡蘭還是不滿足，她走來走去找地上的油污，一發現就說，"啊呀！瞧瞧這兒。"每當我邀請她和家國吃飯，她總是吃得很多，然後說，"不錯，就是肉老了點。"下一次她又會說，"不錯，只不過肉燉的時間還欠長。"

所以不管我做什麼，不管我給她多少好處，她總是不高興，總要弄得我也像她一樣不高興。

我懷孕的第九個月，肚裏的娃娃已經長成有兩個那麼大了，但是它還是沒出來。我不擔心，因為我能感覺到它就在我肚子裏面游泳，它的身子在轉，它的腳在蹬，它的頭在晃。我一唱歌，它就動起來了。它一動我就好像在夢遊一般。我到菜場去買我想吃的蔬菜，它就動起來了，孩子跟我息息相通。

每天我都為孩子做小毯子，或結小毛衣，用小袖子把打好的毛衣片連接起來。我還記得，有一次我正在縫紉，孩子在肚子裏拚命踢我，踢得比以前要凶。我想像這壯實的孩子馬上要落地，在樓梯上跑上跑下了，就像現在它在我肚子裏跑來跑去一樣。

"出來吧，小寶寶，"我叫它，"媽媽在叫你出來呢。"我說著，孩子又踢了我一腳，我的剪刀掉在地上了，剪刀頭落下去正好扎在地板上，就像一個小士兵，等着執行命令。起先我笑了，但過了一會——哎！——我覺得好怪呀，肚子裏的孩子不動了。這不是我自己瞎想出來的，事情真的就這樣發生了：剪刀一落地，孩子也安靜下來了。

我想把剪刀從地上拔出來，但我身子太大了，彎不過來。這時我想起了老阿嬸有一回說過，剪刀掉地上是不吉利的。我記不清是什麼道理，只記得有這樣的故事，有個女人腦子變笨了，有個女人一夜間頭髮全掉光了，有個女人的獨生子眼睛被樹枝挖出來了，她傷心得用同一根樹枝把自己的眼睛也弄瞎了。

我幹了多可怕的事啊，把剪刀掉地上了。我馬上喊我的傭人過來，叫她把這把剪刀扔到湖裏去。

那天晚上，孩子還是一動也不動。我唱歌，我在走廊上走來走去，它都沒有反應。第二天我到醫院去，醫生忙活了一陣子，想讓孩子快點出來，但已經太遲了。

胡蘭也去了。等醫生一走，她就告訴我孩子很大，也許有十多磅重呢。現在跟我講孩子的重量有什麼用？她好像在說海里撈起來的魚一樣。這個女娃從來沒哭過，從來沒有透過一口空氣。

文福拍拍我的手："至少，不是個男孩。"

我不知道出於什麼想法，但當即要護士把孩子抱過來。胡蘭和文福都愣愣地盯着我。

"我想看看她，給她起個好名字。"我認真地說。胡蘭和文福面面相覷。

我嘆了口氣。"只是為了方便，"我說，"讓孩子帶個名字到陰間去。這孩子會在那兒長大的。等到我們自己也進陰間的時候，我們可以叫她，說不定我們下輩子還要靠她照顧呢。"

"這倒是蠻實在的。"胡蘭同意我的說法，然後就和文福一起走了。我想他們肯定以為我要為夭折的孩子大哭一場，他們不想尷尬地坐在那兒看着我哭。

護士把她抱進來后，我沒有爬起來看她，我躺在床上，連頭也沒有轉過來。我想抓住一些有關她的記憶，我想起了我們在一起手舞足蹈的時刻，我跟她說話的時候，她多活潑呀。最後我終於撐起身子，爬起來看她。

孩子長得很大，一頭濃髮，耳朵跟我的一模一樣，嘴巴小巧，但她的皮膚——多傷心哪！——卻像石頭般灰白。她的雙手緊緊握成小拳頭，我想把它掰開，就在這時，我哭了。要是這孩子生在上海，要是這孩子不是在戰亂中出生，要是我那把剪刀沒掉地上，那該多好呀！

但我很快趕走了這些悲傷的念頭，我要使自己堅強起來。鄉村裡人民正在挨餓，戰火中人民正在死去。人民死於各種各樣的原因，有些根本就沒有原因。所以，至少你可以寬慰自己，這孩子剛出生就死去，免受了人間的痛苦。

第二天下午我們驅車來到西山腳下，當地人稱這地方為睡美人。這些山看上去就像一群側身卧着熟睡的姑娘。我們就在這兒埋葬了她。我只說了幾個字悼念她："她是個乖孩子，她從來不哭。"我用南京的湖給她起了名：莫愁，因為她從來不知道什麼叫憂愁。

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沒用剪刀。我等了一百多天。那麼長時間不做針線活很難受。前面我已經說過，昆明這地方沒多少好玩的東西，尤其是在白天，根本沒東西好看。你不能說，我煩了，今天下午我們看電影去吧，煩了你也只能待着。所以那麼多日子無所事事後，我決定去買把剪刀來，重新拾起針線活。

胡蘭告訴我，"我聽說雲南人做的剪刀最好，又快又結實。真的，前幾個星期我就找到了幾把。"

她說有好多賣剪刀的店鋪，但最好的是老城區市場的路邊，一家本地人開的剪刀店。那兒賣的剪刀質量最好，價格很便宜。那條路和那家店都沒有什麼招牌，但很容易找到。

然後她就告訴我怎麼走法。"穿過東北角的小橋到湖對岸。到了那邊后，找一個賣湯的老頭，然後走到一個賣魚乾的地方，一直往前走，直到看見一個賣鞋子的姑娘，手中挎着裝滿外國舊鞋子的籃子，然後再拐彎——只有一條路好拐——一直往前走，就會看到一個彎道。那兒的房子比這兒的好，全漆成白的，有時還有一兩塊招牌。找一個賣岩鹽的地方，走對面的路，再快步走五分鐘就能看到那個市場了。賣剪刀的姑娘就坐在露天一張桌子旁邊。"

當然，我迷路了。這算是什麼指路呀？老城區已經有幾千年歷史了，穿過這些街道你會覺得那麼多年來，這城市一點也沒變。路七拐八彎的，拐到什麼地方冷不防就成了死路，一點沒理由可講。路面七高八低的，中間的卵石已經被過路人的腳磨光了。路的兩邊全是亂七八糟的小屋子，把道路擠得非常狹窄。從來沒有汽車開得進來，這一點是肯定的。

我迷路了一個多鐘頭，在老城區最糟的地段徘徊不定。儘管我穿得很樸素，其他女人還是上上下下打量我，指指我的鞋子。小孩子們跟在我後面，伸出手掌，口中嚷着，"餓呀！餓呀！"我想找個人解圍，可一個也沒找到。回頭望着我的臉全是傻乎乎的，找不出一點友好的表情。

我就這樣走呀走呀，身後跟着一大群蹦蹦跳跳的孩子，路過的窗口飄出難聞的飯菜味道。我看到一個女的走到門口，裸着上半身給孩子餵奶。一個老頭坐在板凳上，看見我，笑了一下，然後咳嗽起來，他咬得那麼厲害，我簡直以為他馬上就要死了。我的喉頭一陣發緊，竭力忍住才不哭出來。

最後我終於來到一條稍微寬一些的街上，那兒就是市場，人來人往的。孩子們圍着我團團轉，弄得我邁不開步。我把手伸進錢包，扔了幾個硬幣在他們頭上。他們歡呼起來，全都趴到地上，為這個小小的運氣展開了爭奪戰。

我決定馬上找個人問問，怎樣才能找個三輪車把我帶回家去。我走到一個年輕姑娘身邊，這姑娘赤着腳，臉上很臟，粗辮子上全是垃圾，坐在一張竹制的桌子旁。我剛想問，忽然發現桌子上放着許多剪刀。真是！這情形難道不會使你覺得有人跟你開了個大玩笑？難道不會使你覺得你這輩子只能得到你不要的東西？

剪刀整整齊齊地排在一塊退色的紅布上，從最大的到最小的，各有兩種式樣，一種是常用的，刀口很鋒利，但刀柄上沒有裝飾，另一種式樣很別緻，刀鋒像一隻仙鶴，就像你在上海高級商店裏能看到的那樣。我很驚訝居然能在這兒見到，刀刃很薄，看上去像長長的鳥嘴，兩片刀刃相連的地方，像一隻眼睛，手握的地方，就是兩隻翅膀。

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做的，每一把看上去全是一個式樣的，只有大小的不同。我挑了一把，把鳥嘴開合了幾下。看上去這隻鳥又想說話又想飛起來的樣子，真不錯，真會動腦筋！

"這些剪刀是誰做的？"我問那個小姑娘。

"是我們的親戚。"她說著，笑了。她一張嘴，我才發現她的門牙全沒了，一下子就老了許多。我挑了一把大剪刀，她抽出一塊髒兮兮的布，叫我試試快不快。

一個赤膊的小男孩走到她背後的門道里，叫了一聲，"媽！"她訓斥他，"等着！沒見我這兒有貴客嗎？"那小孩就縮回去了。

"不是吹牛，"她用她那沒牙的嘴喋喋不休地說起來了，"你去試試城裏別的地方的剪刀，看看有沒有像我們這樣快，這樣彌縫的。那是因為我們家裏的人做剪刀已經有幾千年，說不定有上萬年了。你再試試這一把，做得最好的。"她把破布遞給我，讓我剪。這把剪刀確實不錯，一下子就把布剪開了。

那女人扭着她的手指頭，"這門手藝我們家人人都會，已經傳了好幾代了。我們先教小孩子做大眼針，然後再做小眼針，越做越小，最後才教做剪刀。"

"多少錢？"我拿起一把鳥嘴剪刀，問道。

"你說值多少？"她馬上撇下嘴，兩眼直勾勾地望着我，"這麼好的剪刀你說值多少？用的全是美國產的最好最硬的鋼。"

這女人簡直拿我當傻瓜了。"這地方哪來的美國鋼？"我說，"這兒連家美國工廠都沒有。"

"就在城西，我們的鐵就是從那兒弄來的，緬甸公路下面。"她說，"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一輛外國卡車翻掉——哇，有一千尺深哪——他們就隨它去了。各家各戶的男孩子帶着繩子爬下去，把屍體，還有裝備都吊上來，只要它們還沒有摔成碎片。剩下的他們就給我們了，十戶人家分，兩戶拿木頭東西，兩戶拿車座和橡膠什麼的，我們和另外幾家就分鐵。然後我們就把分來的鐵回回爐，做剪刀。"她很得意地笑了。

真不想聽哪！——原來剪刀是用外國破車做的。我剛想把剪刀放下，她忽然說了，"四元。怎麼樣？這是我出的最便宜的價了。"

我搖搖頭。呵，這可相當於兩個美元哪。我想了一下，幹嗎為這不吉利的剪刀付那麼多錢？

"那麼，就三元吧。可別告訴我丈夫，我就自己做主了。"

我還是搖搖頭。可這女人以為我只是想壓她的價。

於是她嘆了口氣。"你要是真喜歡，就實實在在說個價。那麼，就兩元半吧。可別跟另外人講啊。實在便宜得沒法相信了，兩元半。"

這時我尋思開了，那又有什麼關係呢？兩元半的價格實在便宜。哪兒去找這樣的剪刀？於是我打開錢包，把錢放在她手上。

"下次來我可不能答應再給你這個價了。"她說著，笑了。

我彎下腰去挑剪刀。我心裏正暗暗為自己討價還價的手段而得意，忽然錢包從手中滑下，嘭的一聲掉在桌子角上了。說時遲，那時快，本來就不結實的桌子一下子翻倒了，嘩啦一聲，四十把剪刀全掉地上了。

我獃獃地望着它們，所有的鳥嘴剪刀全張了口，所有的不吉利都跑出來了。

"哎！真可怕呀！"我喊道，"我怎麼會做出這種事來？"

"沒關係，沒弄壞。"那女人說著，彎下身子去撿掉在地上的剪刀，可我已經拔腿跑了。

"等一下！等一下！"我聽見她在後面叫我，"你的剪刀，你忘了拿了。"

我走得很快，什麼也不想，頭也不回地走進了那些彎彎曲曲的小巷。這時，眼前的一切看上去全一樣，但又全不熟悉。我覺得就像在噩夢裏，不知自己現在在哪兒，也不知自己要到哪兒去，心中只有一個念頭，要是停下來，某種不祥的東西就會把我抓住。

所以你瞧，我做了一筆壞交易，就像和魔鬼做了一筆交易。為什麼？我後來才發現隨便哪兒都買得到這種鳥嘴剪刀，甚至價格還更便宜。許多人都在做這種剪刀，不光是在中國。就在前幾天我還見到了——在斯坦福大街五號和十號。是的，你想得到嗎？當然，我沒買。

如果你覺得我這麼說有點迷信，那麼為什麼那天我會把那麼多剪刀都弄倒在地上？為什麼緊接着就發生了可怕的事呢？

胡蘭正在家裏等我。一見我回來，她馬上跳起來，用手掩住口，然後叫我趕快到醫院去。"車禍！"她叫起來，"文福受了重傷，說不定快死了。"

我恐怖地叫了聲，"這怎麼可能？"然後我們馬上出門，等在門口的一輛軍車把我們帶到醫院裏。

半路上，胡蘭告訴我是怎麼回事，"他正在開一輛軍用吉普，直奔睡美人山。但一個輪子掉了，吉普翻倒，就把他拋出來了。"

"哎呀，都是我不好，"我喊出來了，"是我造成的。"

"別說傻話了，"胡蘭責備我，"怎麼會是你造成的呢？"

然後她告訴我，家國已經下了命令，把文福送到一家由中國和外國修女開的法國教會醫院去了。胡蘭說，本地醫院破破爛爛的，擠滿了人，只會給你帶來更多麻煩。家國真是個好人！

我一走進醫院的走廊，就聽見了文福的呻吟聲和叫喊聲。這是一個受折磨的男人，一個已經神志不清的人發出的聲音。然後我就看見了他。他的頭頂全用繃帶包起來了，他的臉腫得發紫。真可怕呀，要是沒有人告訴我這就是文福，我簡直就認不出他來。我緊緊盯住他的臉，想找出那熟悉的眼睛、鼻子和下巴。然後我就想，也許他們搞錯了，也許這不是我的丈夫。

"文福？"我叫了一聲。

"他聽不見你說話，"醫生說，"他的腦子受了重傷。他們剛把他帶到這裏來的時候，他已經昏死過去了。我給他打了一針強心針，他的心跳才恢復。"當然，我謝謝醫生救了我丈夫一命。

我再回過頭去看文福，輕輕地叫他的名字。突然，一隻眼睛開了一下！我連氣也喘不過來了，我簡直控制不住自己。他的眼睛中間又黑又大，周圍佈滿了血絲。這隻眼睛望出來的眼神很生氣，一點也不和善，他整個看上去就像魔鬼一樣。

過了幾天，在肯定文福還活着后，家國到醫院裏來說，"雯雯啊，我不得不把壞消息告訴你。"

我不動聲色地聽了一切，沒有哭出來。那天下午，家國告訴我，他可能不得不開除文福，可能還要送他去坐牢。他告訴我，我丈夫沒有獲得批准，擅自開吉普車。他買通了一個駕駛員，那個人現在正在受罰。他不是因為輪子壞了才翻車的，而是開得太快，差一點撞到一輛迎面過來的卡車上，他一個急轉彎，車就翻倒了。然後我又聽家國提起了一個姑娘。誰知道這姑娘是怎麼坐進他的吉普車的？不管怎麼說，那姑娘被壓在車底下，當場死了。

這是我第一次聽說我丈夫在和別的女人鬼混，後來我才知道她不是第一個。但當時我還不敢相信。或許文福到睡美人山是去看莫愁的墓，或許那姑娘坐進吉普是為了給他帶路，或許他只是由於心腸好，因為他看到她很可憐，或許她根本就沒和文福在一起，也許她正好站在他出事的山坡上，所以就被壓死了。

當然，這些借口都不能使我放下心來，相反，我好像看到文福沿着彎曲的公路在開車，一面吻着一個像花生那樣的姑娘。他給她唱歌劇中的片斷，兩人大笑着，他開上開下，開上開下，就像在雲間游泳。

我第二次去看文福的時候，心裏還在想着這事。他的臉不像上次那麼腫了，他睡著了。我想搖醒他，我想問他，"你幹嗎要這樣？現在你就要坐牢去了，我們全家都要遭殃了。"但我正這麼想的時候，他突然呻吟起來了，他發出的聲音是那麼可怕，使我的心都痛起來了。於是我摸摸他的額頭，在他還沒有機會說聲對不起的時候，我就原諒了他。

文福終於醒來了，他顯得很煩躁，很虛弱。他對一切都不滿：床太硬，伙食太糟，傷口又痛，護士的態度又不好，醫生又是慢條斯理的。大家都竭力安慰他。當時我以為不是車禍使他變了，只因為他還在忍受痛苦，所以才變得那麼難對付。

可隨後他的體力恢復了，而脾氣卻變得很暴躁。他把食物扔向護士頭上，罵她們是婊子。罵醫生全是傻瓜，不應該在一條死狗身上花力氣。他把便盆扔到那個把他救活過來的醫生身上。他不肯吃藥，當四個護士按住他，硬要他吃的時候，沒料到他使出全身力氣，一拳把一個護士打翻在地，把她的門牙都打掉了。

一天晚上，他伸出手去摸一個護士的乳房。第二天晚上，她們換了一個老年護士，可他不管，照樣去摸她的乳房。

不久誰也不肯來照顧他了。我覺得真丟人哪。他傷勢好起來了，可他的脾氣更暴躁了。醫生說他還很虛弱，不能出院。他的一隻眼睛還看不見。他們把他綁在床上，要我叫自己的丈夫規矩點。

每天我不得不聽他的哀求，要我放了他。他要我爬進床去和他一起睡，要我脫掉衣服。當我不願干這些事時，他就提高嗓門罵我。他罵我和別的飛行員睡覺，他說得那麼響，連走廊里的人都聽見了。

我竭力保持對他的同情，竭力說服自己，是傷口使他痛得受不了，他才變成這樣的。可我心裏又暗暗想，文福馬上要進監獄了，我已經想好了，一旦不需要再照顧他，就安安靜靜地過一輩子。

但他沒進監獄，家國沒給他任何罪名就了結了這個案子。我後來才知道，是胡蘭叫他不要這麼做的。她後來告訴我，她是為我考慮才這麼做的。

"你要是判了丈夫，也等於判了太太。"她說，"我是這麼對他說的。"

我說了許多感謝她的話，我告訴她說我覺得很不好意思，讓她為救我和我的丈夫擔了那麼多風險。

"我沒幹什麼，家國也沒幹什麼。"她說，"你還是把這事忘了吧。"她口中這麼說，可我知道，她心裏是決不會忘的。我也決不會忘的，直到現在我還欠她一大筆人情債。

當然，胡蘭不知道實際上她都做了什麼，不知道她給我的這份好意我是多麼遺憾啊。我心裏很不好受，可又不得不表示感謝。這使我想起了小時候，我生日那天，老阿嬸問我院子裏的雞我最喜歡哪一隻，我捉了我親手餵養的那隻。當天晚上，老阿嬸就把它燒熟了給我吃。

不管怎麼說，我只得一次又一次地向胡蘭表示感謝。我叫我的廚師做了她喜歡吃的菜，按照她喜歡的方式做，把蔬菜蒸得淡而無味。胡蘭沒說什麼，這是正常的，不必理會我的感謝。我吩咐我的傭人把胡蘭和家國的房間徹底打掃一下。胡蘭沒說什麼。過了幾天，我又給了她不少好布料，告訴她我穿這種顏色不配。

當然，這不是真話，我是特意挑這種布料的，因為它跟我的皮膚很相配。這是一種很漂亮的布料，桃紅色的，戰爭期間很難買到，貴得要命。

"我穿這種料子不好看。"胡蘭皺了皺眉頭，手指頭已經在摸布料了。

"拿去吧，拿去吧，"我說，"我沒工夫做針線活，眼下我得照料丈夫。"

於是胡蘭也就不再說什麼，把布料拿走了。她明明知道我的婚姻有多不幸，還讓我用一塊漂亮的布料把它遮起來。

我丈夫回家時，我已經專門為他準備了一間房間。他還很虛弱，不能起床，所以我又專門給他雇了一個護士照料他，給他換紗布，喂他吃飯，聽他發牢騷。這個姑娘待了一天就走了。第二個護士大概待了兩天。最後不得不由我自己來照料他。

家國和胡蘭當然每天都來看他，因為他們和我們住同一幢屋子。一天，來了三個飛行員。我把他們帶到文福的房間裏，他們把他看作英雄一般。他們說，只要文福重上藍天，中國肯定馬上能打贏這場戰爭，諸如此類的客氣話。

但大家心裏都明白，文福再也不能飛上藍天了，他只有一隻眼睛怎麼開飛機呢？但飛行員們還是說著這種很慷慨的話，而文福也喜歡聽這種話。

他們都是那麼好，我邀請他們留下來吃飯，心想文福也會要我這麼說的。他總要用這種方式向其他飛行員表示他的慷慨。事實上，文福確實也說了，"留下吧，請留下吧。我太太燒一手好菜。"我想，他大概記起了我在揚州的那會兒做的一千隻餃子。飛行員們馬上就答應了。於是我就下樓去吩咐廚師上街，買點現殺的雞肉來。

晚飯後，飛行員們、胡蘭、家國和我繼續坐在桌邊聊天，傭人來清理桌椅。開始我們都比較安靜，怕吵醒文福。我還記得我們用嚴肅的口氣談起了戰爭，是的，我們相信，只要有更多的物資供應，中國肯定會取得勝利。

一位飛行員說，他聽說中國已經和美國訂了一個買美製飛機的合同，大概有一千架，從印度運來，足以對付小日本了。另一位說，中國各地正在建飛機製造廠，說不定昆明馬上就有一家了。我們全都覺得這是件好事，在中國造飛機才能確保飛機的質量，不會老是出毛病，像老式的俄國飛機，或新式的意大利飛機那樣。中國製造的最好，無論是轟炸機還是戰鬥機，速度飛得很快，而且能全天候飛行。

但我們全知道這不過是說說而已，是老生常談。所以過了一會我們就開始回憶我們一路上經過的那些村子，在那些地方發生的種種故事，談話變得愉快起來。然後我們就唱起歌來。我們輪流唱起人們在喝酒或慶典時唱的那些傻乎乎的鄉村小調。

有個飛行員會做假嗓子，聽起來跟女的一模一樣，於是大家全都唱起一首很傻的小調來，然後又是大笑又是歡唱："萬朵雲來，千隻鳥，千隻鳥來，百滴淚，我兩眼望天空，只看見你，我兩眼——"

突然，我們聽到沉重的腳步聲，然後——哇——什麼東西摔下來了。我從椅子上跳起來，看見了文福，他頭上包着紗布，手中拿着一根拐棍。他的臉色蒼白，滿是汗水，像個魔鬼似的。他在睡衣外罩了件軍用茄克。

"你有病別起來！"我喊道，衝過去想扶他回到床上去，家國和其他飛行員也站起來了。

文福在空中揮舞着他的拐棍。"你怎麼能唱這個？"他咆哮着，"我是個有病的男人，你是個健康的女人！我是英雄，你是婊子！你兩眼盯着別的男人！"

我不明白他說些什麼。"你做噩夢了吧，"我盡量安慰他，"你在說夢話。回床上去吧。"

"騙子！"他喊道，向前走了幾步，用他的拐棍把桌上的剩菜剩飯全打了下來，"都是你的錯。你給我跪下，向我磕頭，請求我饒了你。跪下！"他用拐棍使勁地敲桌子。

我看看他的臉。他那隻好眼睛射出凶光，像醉漢似的。他的臉變得那麼難看——我真不明白怎麼嫁了這麼個男人？怎麼會讓這種事發生？

文福肯定用那隻壞眼睛看透了我的心思，因為他馬上走到我跟前，打了我一記耳光，當著那麼多人的面，結結實實打了我一記耳光。我簡直喘不過氣來。我一點也不感到痛，只覺得無地自容，臉上火辣辣的。大家都看着，可沒人敢動。

"跪下！"他又喊了聲，舉起了拐棍，這時胡蘭衝過來，按下了我的肩膀。

"跪下吧，跪下吧。"她嚷着。我不由自主地跪下了。"就聽他一回吧，就說聲對不起，有什麼關係？"

我至今還記得這一幕：所有的男人，還有胡蘭——沒一個上去勸他。他們眼睜睜地看着我的頭觸到地板。他們什麼也沒說，什麼也沒幹，我丈夫命令我說，"對不起，我錯了，你是對的，請饒了我吧。"當他一次又一次地要我跪着請求他寬恕時，他們沒有反對，沒有對文福說，"夠了。"

當我磕着頭，請求着寬恕，哭着把我的頭撞到地上時，我心裏在想，為什麼沒有人幫助我？為什麼他們全站在那兒，好像真是我的過錯似的？

今天我不怪胡蘭當初的所作所為。她像其他人一樣，嚇壞了。但我還是無法忘記她的所作所為，其他人的所作所為——都是錯的，是危險的，它助長了文福的氣焰，使他更囂張了。

可今天我要是跟她談起這段往事，她肯定記不得了，就像她記不得我送她的那塊桃紅色布料那樣。前不久我們去了一趟面料市場，我說"嗨，這不是很像我在中國送你的那塊布料嗎？"

"什麼布料？"她問。

"那塊布料呀！就是那塊呀！桃紅色的，綴有紅花的。"我提醒她，"我把它送了你，因為你勸家國不要送文福去坐牢。你明白他於了什麼，他的吉普壓死了那個姑娘。你用那塊布料做了件襯衫。停戰的那天你都高興得瘋了似的，——想起來了嗎？——你跳上跳下地把那件衣服給撕破了。"

"哦，那塊布料呀，"她終於想起來了，"那可不是你給的，是我自己買的。老城有家布料店快倒閉了，我就從一個站在桌邊的姑娘手裏買了這塊料子。對了，我現在還記得呢。她出了很高的價，我硬是把價殺下來了。"

所以你瞧，跟海倫這種記性差的人有什麼好吵的？她心目中認為真的只存在於她腦子裏那一小塊糊塗的地方，她只願意相信所有的好事。

有時我真羨慕她。有時我真但願從沒給過她那塊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