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稷下學宮

一

考察中國古代的精神主脈，泰山腳下的話題實在太多。幾乎停留在任何一處，稍作打量都能找出值得長期鑽研的理由。這對我來說，既是一片沃土，又是一個險境。

為什麼說是險境？因為沃土最容易讓人流連忘返，而我卻已經沒有這種權利。自從我下決心要與廣大同胞一起來恢復文化記憶，就必須放棄書齋學者那種沉湎一點、不及其餘的奢侈，那種自築小院、自掛牌號的悠閑。我需要從宏觀上找出中華文化的靈魂和脈絡，因此不得不行色匆匆。

好些天來一直在與自己討價還價：再留幾處吧，或者，只留一處……

一處？

那就給齊國吧。

但是，齊國能隨意碰得嗎？一碰，一道巨大的天門打開了，那裏有太多太多的精彩。

我不得不裝成鐵石心腸，故意不看姜子牙那根長長的釣竿，不看齊桓公沐浴焚香拜相管仲的隆重儀式，不看能言善辯的晏嬰矯捷的身影，不看軍事家孫武別齊去吳的那個清晨，也不看神醫扁鵲一次次用脈診讓人起死回生的奇迹……

全都放棄吧，只跟着我，來到齊國都城臨淄的稷門下。那裏，曾是大名鼎鼎的稷下學宮的所在地。

二

稷下學宮創辦於公元前四世紀中葉，延續了一百三十多年。

稷下學宮以極高的禮遇召集各地人才，讓他們自由地發展學派，平等地參與爭鳴，造成了學術思想的一片繁榮。結果，它就遠不止是齊國的智庫了，而是成了當時最大規模的中華精神會聚處、最高等級的文化哲學交流地。

齊國做事總是大手筆，而稷下學宮更是名垂百世的文化大手筆。我在考察各種文化的長途中不知多少次默默地感念過稷下學宮，因為正是它，使中華文化全面升值。

沒有它，各種文化也在，諸子百家也在，卻無法進入一種既高度自由又高度精緻的和諧狀態。因為世上有很多文化，自由而不精緻；又有很多文化，精緻而不自由。稷下學宮以尊重為基礎，把這兩者統一了。

因此，經由稷下學宮，中華文化成為一種“和而不同”的壯闊合力，進入了世界文明史上極少數最優秀的文化之列。

三

據史料記載，稷下學宮所在地是在齊國都城臨淄的“西門”，叫“稷門”。但稷門應該由稷山得名，而稷山在都城之南。因此有學者認為不是西門而是南門。而且，地下挖掘也有利於南門之說。那就存疑吧，讓我們一起期待着新的考古成果。

姑且不說西、南，只說稷門。從多種文獻來看，當年的稷門附近實在氣魄非凡，成了八方智者的嚮往目標。那裏鋪了寬闊的道路，建了高門大屋，吸引來的稷下學者最多時達數百千人。

諸子百家中幾乎所有當時的代表人物都來過，他們大多像以前孔子一樣帶着很多學生，構成一個個以“私學”為基礎的教學團隊。我記得劉蔚華、苗潤田先生曾經列述過稷下學者帶領門徒的情況，還舉出一些著名門徒的名字，並由此得出結論——“稷下學宮是當時的一所最高學府”，我很贊同。

如百溪入湖，孔子式的“流亡大學”在這裏彙集了。流亡是社會考察，彙集是學術互視，對於精神文化的建設都非常重要。

稷下學宮是開放的，但也不是什麼人想來就能來。世間那些完全不分等級和品位的爭辯，都算不上“百家爭鳴”。因為只要有幾個不是“家”而冒充“家”的人進來攪局，那些真正的“家”必然不知所措、訥訥難言。這樣，不必多久，學宮也就變成了一個以嗓門論是非的鬧市，就像我們今天不少傳媒的“文化版面”一樣。

稷下學宮對於尋聘和自來的各路學者，始終保持着清晰的學術評估。根據他們的學問、資歷和成就分別授予“客卿”、“上大夫”、“列大夫”以及“稷下先生”、“稷下學士”等不同稱號，而且已有“博士”和“學士”之分。這就使學宮在熙熙攘攘之中，維繫住了基本的學術秩序。

四

稷下學宮所面臨的最大難題是顯而易見的：它是齊國朝廷建立的，具有政府智庫的職能，卻又如何擺脫政府的控制而成為一所獨立的學術機構，一個自由的文化學宮？

出乎人們意料，這個難題在稷下學宮解決得很好。

學宮裏的諸子不任官職，因此不必對自己的言論負行政責任。古籍中記載他們“不任職而論國事”、“不治而議論”、“無官守，無言責”等，都說明了這個特點。稷下學者中只有個別人偶爾被邀參與過一些外交事務，那是臨時的智能和口才借用，算不上真正的參政。

一般認為，參政之後的議政才有效，稷下學宮斷然否定了這種看法。

參政之後的議政很可能切中時弊，但也必然會失去整體超脫性和宏觀監督性。那種在同一行政系統中的痛快議論，很容易造成言論自由的假象，其實說來說去還是一種“內循環”，再激烈也屬於“自言自語”。這樣的議論，像管仲、晏嬰這樣的傑出政治人物也能完成，那又何必還要浼請這樣一批批的游士過來？

因此，保持思維對於官場的獨立性，是稷下學宮的生命。

不參政，卻問政。稷下學宮的自由思維，常常成為向朝廷進諫或被朝廷徵詢的內容。朝廷對稷下學者的態度很謙虛，而稷下學者也可以隨時去找君主。孟子是稷下學宮中很受尊重的人物，《孟子》一書中提到他與齊宣王討論政事就有十七處之多。齊宣王開始很重視孟子的觀點，後來卻覺得不切實用，沒有採納。但這種轉變，並沒有影響孟子在學宮中的地位。

齊國朝廷最感興趣的是黃老之學（道家），幾乎成了稷下學宮內的第一學問，但這一派學者的榮譽和待遇也沒有因此比其他學者高。後來三為“祭酒”執掌學政而成為稷下學宮“老師中的老師”的荀子，並不是黃老學者，而是儒家的集大成者。他的學生韓非子則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由於統治者的取捨並不影響各派學者的社會地位和言論自由，稷下學宮裏的爭鳴也就有了平等的基礎。彼此可以爭得很激烈，似乎已經水火難容，但最後還是達到了共生互補。甚至，一些重要的稷下學者到底屬於什麼派，越到後來越難於說清楚了。

學術爭論的最高境界，就在於各派充分地展開自己的觀點之後，又遇到了充分的駁難。結果，誰也不是徹底的勝利者或失敗者，各方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同上一個等級。

五

寫到這裏我不能不長嘆一聲。我們在現代爭取了很久的學術夢想，原以為是多麼了不起的新構思呢，誰知我們的祖先早在兩千三百多年前就實行了，而且實行了一百多年！

稷門之下，系水之側。今天邵家圈村西南角地下發掘發現，這裏有規模宏大的古建築群遺迹。漫步其間，無意中還能撿到瓦當碎片。要說遺迹，什麼大大小小的建築都見過，但在這裏卻矗立過中國精神文化的建築群，因此讓人捨不得離開。

這樣的建築群倒塌得非常徹底，但與其他建築群不一樣的是，它築到了歷代中國人的心上。稷下學宮隨着秦始皇統一中國而終結，接下來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為文化專制主義（亦即文化奴才主義）開了最惡劣的先例；一百年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乍一看“百家爭鳴”的局面已很難延續。但是，百家經由稷下學宮的陶冶，已經“罷黜”不了了。你看在以後漫長的歷史上，中國的整體文化結構是儒道互補，而且還加進來一個佛家；中國的整體政治結構是表儒里法，而且還離不開一個兵家。這也就是說，在中國文化這所學宮裏，永遠無法由一家獨霸，也永遠不會出現真正“你死我活”的決鬥。一切都是靈動起伏、中庸隨和的，偶爾也會偏執和極端，但長不了，很快又走向中道。連很多學者的個體人格，往往也沉澱着很多“家”，有時由佛返儒，有時由儒歸道，自由自在、或明或暗地延續着稷下學宮的豐富、多元和互融。

此外，稷下學者們獨立於官場之外的文化立場雖然很難在不同的時代完整保持，而那種關切大政、一心弘道、憂國憂民、勇於進諫的品格卻被廣泛繼承下來。反之，那種與稷下學宮格格不入的趨炎附勢、無視多元、毀損他人、排斥異己的行為，則被永遠鄙視。

這就是說，稷下學宮作為一個教學機構，即便在淪為廢墟之後，還默默地在社會的公私領域傳授着課程。

六

與稷下學宮遙相呼應，當時在西方的另一個文明故地也出現了一個精神文化的建築群，我們一般稱之為“雅典學派”或“雅典學園”。

“雅典學園”和“稷下學宮”，在名稱上也可以親密對仗。據我的推算，柏拉圖創建雅典學園的時間，比稷下學宮的建立大概早了二十年，應該算是同時。

這是巧合嗎？如果是，那也只是一個更宏大、更神奇的巧合的衍生而已。

那個更宏大、更神奇的巧合，我可以用一份年齡對照表來說明——

孔子可能只比釋迦牟尼小十幾歲；

孔子去世后十年左右，蘇格拉底出生；

墨子比蘇格拉底小一歲，比德謨克利特大八歲；

孟子比亞里士多德小十二歲；

莊子比亞里士多德小十五歲；

阿基米德比韓非子大七歲；

……

人類的歷史那麼長，怎麼會讓這麼多開山立派的精神巨人、這麼多無法超越的經典高峰，湧現於一時？為什麼後來幾千年的文化創造，不管多麼傑出多麼偉大，都只是步了那些年月的後塵？

“天意從來高難問。”那就不問了，我們只能面對“天意”的結果，反覆驚嘆。

有人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那麼，其他民眾也會說，世上如果沒有釋迦牟尼，沒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人類的歷史將會如何如何。這種稱頌中包含着一個共同的判斷，那就是：歷史的自然通道本應該如萬古長夜。從黑暗的起點，經由叢林競爭、血腥互殘，通向黑暗的終點。萬古長夜裏應該也會有一些星星在天空閃耀吧？問題是，能使星星閃耀的光源在哪裏？

於是，不知是什麼偉大的力量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讓幾個最大的精神光源同時出現在世界上。頃刻之間，一切都不一樣了。從此，人類也就從根本上告別荒昧，開始走向人文、走向理性、走向高貴。

精神光源與自然光源不一樣，不具備直接臨照山河的功能，必須經過教學和傳播機制的中轉，才能啟迪民眾。因此像稷下學宮和雅典學園這樣的平台，足以左右一個民族對於文明光亮的領受程度。

七

說起來，雅典學園是一個總體概念，其中包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先後創立的好幾家學園。差不多兩千年後，意大利畫家拉斐爾曾在梵蒂岡教皇宮創作過一幅名為《雅典學園》（又名《哲學》）的壁畫，把那些學園合成了一體，描繪一大群來自希臘、羅馬、斯巴達等地的不同年代、不同專業的學者圍繞着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共聚一堂的情景。拉斐爾甚至把自己和文藝復興時的其他代表人物也畫到了裏邊，表示大家都是雅典學園的一員。

大家都是雅典學園的一員——這個觀念，正是文藝復興運動的重要內容。

歐洲在走向近代的過程中又一次成了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學生。這次重新上學的結果十分驚人，歐洲人把“向前看”和“向後看”這兩件看似完全相反的事當做了同一件事，藉助於人類早期的精神光源，擺脫了中世紀的束縛，使前進的腳步變得更經典、更本真、更人性了。

中國沒有經歷過文藝復興這樣的運動，這是比不上歐洲的地方。但另一個方面，中國也沒有經歷過中世紀，未曾發生過古典文明的千年中斷，這又很難說比不上歐洲。當那些早就遺失的古希臘經典被阿拉伯商人藏在馬隊行囊中長途跋涉，又被那不勒斯一帶的神學院一點點收集、整理的時候，中國的諸子經典一直堂而皇之地成為九州課本，風光無限。既然沒有中斷，當然也就不會產生歐洲式的發現、驚喜和激動，這便由長處變成了短處。

這些長長短短，是稷下學者們不知道的了。我們的遺憾是，一直沒有出現一個歷史機遇，能讓拉斐爾這樣的畫家把稷下學宮和後代學者們畫在一起，讓所有的中國文人領悟：大家都與山東臨淄那個老城門下的廢墟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