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紅樓夢》的真故事

——賀周汝昌先生從事“紅學”研究五十年

我少年時代住在北京東四牌樓附近的錢糧衚衕。衚衕東口外過了馬路，當時有家書店。大約是１９５４年，我十二歲的時候，我從那家書店買了一本棠棣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新證》，拿回家中。那時家裏經常“縱容”我買書，不過，我買回家的，大多是比如《安徒生童話選》《鐵木爾的夥伴》（前蘇聯兒童文學名家蓋達爾的代表作）一類的適合於我那種年

齡閱讀的書。以十二歲的年齡買回並閱讀《紅樓夢新證》，脫出自身來客觀評議，實屬咄咄怪事，且不足為訓。但我確實興緻勃勃地買了它。我生在一個父母兄姊皆喜讀喜談《紅樓夢》的家庭。父母對我的課外閱讀是有所禁制的，比如我都滿十八歲了，他們仍不贊成我覓《金瓶梅》一閱，哪怕是“潔本”。可是我十一歲時，他們便由我從他們書架上取下《紅樓夢》去“瞎翻”。我在錢糧衚衕口外那家書店見到厚厚的《紅樓夢新證》時，其實連“新證”二字何意也弄不懂，從書架上抽出的起初，也只是覺得書前所附的“紅樓夢人物想像圖”很奇特，竟與我家所有的那種“護花主人”及“大某山民”的“增評補圖”的版本上，由改琦所繪的那種繡像大異其趣。再稍微翻翻，便看到了書中關於賈赦的描寫之所以“不通”，實在是由於賈政的原型，乃是賈赦原型的弟弟，過繼到書中賈母原型這邊，才成為了“榮國府”的老爺，他與賈母原無血緣關係，所以相互間才不僅冷淡，且時有緊張……賈赦與賈母根本連過繼關係全無，乃是另院別府的一家人，所以書中生把他們寫成一家，才落下那麼多“破綻”，等等，這些考證，使我恍若在讀偵探小說，因此一時衝動，便將書買回了家。家裏人起初責我“亂買書”，及至聽我把“賈赦根本不是賈母兒子”等吹了一通，分別拿去翻閱了，這才不再怪罪我了。我提起這樁往事，似有誇耀自己早慧之嫌，但真實的情況是，我後來很長時間都並不能耐心把這本書讀完，特別是“史料編年”部分。在很長的時間裏，我對《紅樓夢》都只是保持着一種“樸素的愛好”，即使也翻閱一些關於“紅學”的書籍，都只是“看熱鬧”，何謂“紅學”，那實在是懵然茫然。

四十三年前所買的那本《紅樓夢新證》，現在竟還可在我的書櫥中找到。只是前面少了封面插頁與六面文字，後面亦少了幾頁與封底。這是家中與個人的藏書經歷了太多的社會風雨與命途徙遷所致。現在面對着這本殘頭跛腳的《紅樓夢新證》，我不僅對自己四十多年來的“愛紅”史感慨萬千，也不禁想到這半個世紀來，“紅學”的炎涼浮沉。“紅學”一度成為“顯學”，甚至颳起過“龍捲風”，但其最顯赫時，也往往變得離真正的學問遠了；近些年“紅學”似又相當地“邊緣化”了，雖說這也許能使“紅學”家們離真正的學問更近，更能得其真髓，卻也派生出了一些新的問題。

不管怎麼說，我要感謝《紅樓夢新證》，當然也便要感謝其著者周汝昌先生。於我而言，這是一本啟蒙的書。我至今仍不懂何以精細地界說“紅學”的各個分支，更鬧不清“紅學”界幾十年來的派別訟議、恩怨嫌隙，甚至我至今也無力對《紅樓夢新證》作出理性的評析，但不是別的人別的書，而是周先生和他的這部著作，使我頭一回知道並且信服：現在傳印的《紅樓夢》，后四十回是偽作，把曹雪芹與高鶚這兩個名字並列為《紅樓夢》的著者，是一個極大的錯誤；我們應當努力把曹雪芹所沒有完成的那一部分的內容，儘可能地探究出來；也就是說，我們要擺脫高鶚的胡編亂造，而接續着前八十回，儘可能地講述出《紅樓夢》的真故事來。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初，我買到了周先生增訂過的《紅樓夢新證》，如饑似渴地一口氣讀完。周先生當然有他刪改舊著的道理，但我總覺得我十二歲時所買到的那本初版，有的文字其實是不必刪改的。但我注意到，周先生在新版《紅樓夢新證》中，將高鶚的續書，論證為了參與一個出自最高統治者策劃的文化陰謀，而他的這一論點，引起了頗多的反對，不過，自那以後，周先生不僅不放棄自己的這一立論，而且移時愈堅，體現出一種可貴的學術骨氣。我覺得周先生的論證有一定的說服力，不過就此點而言，尚未能達於徹底膺服。

後來我讀到周先生與其兄祜昌合著的《石頭記鑒真》，深為震動，這是周先生對我的第二次啟蒙。我這才銘心刻骨地意識到，現在所傳世的種種《紅樓夢》版本，其實都僅是離曹雪芹原稿或遠或近的經人們一再過錄，或有意刪改或無意錯訛的產物，比如對林黛玉眉眼的描寫，便起碼有七種不同的文本。因此，探究曹雪芹原稿的真相，特別是探究其散佚文本中的真故事，便更具有了重要性與迫切性。這絕不是要脫離對《紅樓夢》思想深度與美學內涵等“紅學”“正題”的軌道，去搞“煩瑣考證”，恰恰相反，通過嚴肅的探究，講述出《紅樓夢》的真故事，我們方能準確地深入地理解其思想深度與美學內涵。舉例來說，如果以為現在的一百二十回的通行本里，關於李紈的故事，也就是那麼個樣子，那麼，我們對李紈這個人物的理解，也許便不難簡單地定位於“這是一個封建社會中三從四德的禮教的犧牲品”，其實在八十回以後的真故事裏，她將呈現出非常複雜的生存狀態與性格側面，她抱着“人生莫受老來貧”的信念，在前八十回中已初露端倪的吝嗇虛偽，在賈府大敗落的局面中，將演出自私狹隘卻也終於人財全空的慘劇。這再一次顯示出，在曹雪芹筆下，幾乎沒有扁平的人物與單向發展的命運。高鶚的續書是否政治陰謀姑且勿論，他將大部分人物命運都平面化單向化地“打發”掉了，甚至於把賈芸這個在賈府遭難寶玉入獄后將仗義探監的人物，歪曲為拐賣巧姐的“奸兄”，諸如此類，難道不應當掃蕩煙埃、返本歸真嗎？

十二歲時翻閱過《紅樓夢新證》后，開始模模糊糊地知道，《紅樓夢》不僅可以捧讀，而且可以探究，但我自己真正寫出並發表關於《紅樓夢》的文章，卻是９０年代初，五十歲時候的事了。我寫了一些細品《紅樓夢》藝術韻味的《紅樓邊角》，寫了幾篇人物論（多是以往論家不屑論及或不屑細論的角色，如璜大奶奶、李嬤嬤、秦顯家的、趙姨娘等），後來便集中研究關於秦可卿的真故事，被人謔稱是從事“紅學”中的“新分支”的“秦學”研究；因為我的“正業”是寫小說，所以又將“秦學”的探佚心得寫成了中篇小說《秦可卿之死

》與《賈元春之死》……萬沒想到的是，我這個學養差的門外漢所弄出的這些文字，竟引起了周汝昌先生的垂注，他不僅撰文鼓勵、指正，通過編輯韓宗燕女士的穿針引線，還約我晤談，並從此建立了通信關係，與我平等討論，坦誠切磋，他的批評指正常使我在汗顏中獲益匪淺，而他的鼓勵導引更使我在盎然的興緻中如虎添翼……

去歲冬日，我有幸參加了香港鳳凰衛視中文台的一個讀書節目，主題是評議周先生在華藝出版社所出的新著《紅樓夢的真故事》。這是一本用通俗的筆法講述《紅樓夢》一書在流傳中，所散佚掉以及被歪曲、誤讀了的那些真故事的書。周先生在節目中說：“我一生研究《紅樓夢》，就是為了寫出這樣一本書！”此言乍出，我頗吃驚。周先生從事“紅學”研究半個世紀了，光是專著此前已有十多種，《紅樓夢新證》曾得到毛澤東主席青睞，有關曹雪芹的幾種傳記雖屬一家之言多有與其他“紅學”家觀點頡頏處，但其功力文采是海內外學界和一般讀者所普遍讚佩的，其在《紅樓夢》版本方面的研究，乃至對可能是大觀園原型的恭王府的考據，還有主持編撰《紅樓夢辭典》，等等學術活動，怎麼到頭來卻都是為了寫出這樣一本省卻了論證註釋，全無“學術面孔”，出之以“通俗評話”衣衫的《紅樓夢的真故事》呢？

自那電視節目錄製播出以後，我重翻周先生的若干“紅學”專著，特別是再細讀這本《紅樓夢的真故事》，才終於理解了他的“夫子自道”。周先生稱，“自１９４７年起，失足於‘紅學’，不能自拔，轉頭五十載於今，此五十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秋肅春溫，花明柳暗，所歷之境甚豐，而為學之功不立；鋒鏑猶加，痴情未已”，其實他五十年的“紅學”研究，已儼然歷練出了如鋼的風骨，在胡適、俞平伯、何其芳、吳組湘、吳恩裕、吳世昌等“紅學”前輩相繼謝世之後，像周先生這樣“痴情未已”的“紅學”大家實在是所剩不多了，這本看似平易的《紅樓夢的真故事》，那些娓娓道出、如溪入江又如江匯海的情節軌跡與人物歸宿，其實字字句句段段章章凝聚融通着他半個世紀全部“紅學”研究的心得成果，他以舉重若輕的方式，既向學界展示了他的“集大成”（凡熟悉他之前學術專著的人士已無需他再一一註明資料論據），也向一般讀者普及了他的苦心所獲。五十年辛苦不尋常，真故事終能汩汩流淌，這是周先生所攀上的一個峰巔，當然，也是他的又一個起點。

周先生今年該是七十九歲了。他身體不好，眼睛近乎失明，只有一隻眼尚能藉助高倍放大鏡，一個字一個字地閱讀書刊報紙，而耳朵也近乎失聰，跟他當面交換意見時往往不得不對着他嚷，但他在“紅學”研究中卻仍然充滿朝氣，仍時時發表出驚動學界也引起一般讀者注意的獨特見解，他那固執己見的勁頭，常令與他觀點不合者既“窩火”又不得不費力對付；他還常常挺身而出，為民間一些“紅學”研究者、愛好者“護航”，表示即使某些研究角度與觀點乍聽乍看覺得“荒誕不經”，也還是應該允許其存在，可以批駁卻不必呵斥禁絕，這種雅量實在是很難得的，這也是我特別佩服、尊重他的一個因素。

在周汝昌前輩從事“紅學”研究五十年之際，我感謝他在我十二歲到我五十多歲的人生途程中，以他的“紅學”著作，滋潤了我親近《紅樓夢》的心靈。我祝賀他有一個以完整的《紅樓夢的真故事》為標誌的“五十碩果”，並祝他將自己的學術軌跡，延伸到新的高峰，給我們講述出更多更細的真故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