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賽珍珠
第一章
1
我接到羅燕女士的電話時，正準備動身去劉岳厚那裏。這個電話接得很匆忙，我已經換好了出門的衣服，摸了摸鑰匙串，意識到它確實是在口袋裏，然後換上鞋，剛拉開門，電話鈴響了。以往也遇到過類似的情況，我的電話可以錄音，有時候因為偷懶，我故意不去接電話，然而這一次，我似乎預感到了會有什麼不同尋常的事情發生，猶豫了片刻，脫了一隻鞋，在剛吸過塵的地毯上蹦着，跌倒在電話機旁的沙發上，一把抓起電話。
電話那頭傳來了羅燕女士的聲音，我首先聽到的是張藝謀的名字。這可是個響噹噹的名字，我不由得一怔。
羅燕女士說:“是張藝謀向我推薦了你！”
我頓時有一種受寵若驚的感覺。雖然張藝謀讓幾位作家同時替他撰寫武則天，一度鬧得沸沸揚揚，害得許多義憤人士跳出來痛加指責，有的人甚至在我面前大罵他，但是我對張藝謀並沒有什麼惡意。作家受點侮辱，吃點虧，沒什麼大不了的。我覺得張藝謀起碼有兩點可喜之處：第一，中國電影這麼差勁，而他的電影確實不錯，還可以看；第二，現在已經沒什麼人看小說了，總算他還是個能堅持看小說的人。我並不認識張藝謀，自然也談不上和他打過交道，卻聽許多認識他的人談起過他。
羅燕女士接着在電話里作自我介紹。由於她說自己剛從美國過來，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位在荷里活拍電影的盧燕女士。當我自作聰明提到盧燕這個名字的時候，我聽到電話里傳來了更正的聲音。
羅燕女士說:“我姓羅，是‘思維’羅，燕子的‘燕’。”
我怔了一下，敷衍說自己明白了。
羅燕告訴我她曾經拍過電影，若干年前，曾經主演過《女大學生宿舍》，並問我有沒有看過。我又怔了一怔，說看過。說完了就後悔，事實是，我只知道有過這麼一部電影，我看過的國產電影極少。好在羅燕女士不會從電話里感覺到我因為說謊而臉紅。直到去醫院，在電梯上，我才想明白所謂“思維”羅，應該是“四維”羅,“四”和“維”兩個字，合起來，便成了一個繁體字的“羅”。對於沒有實行簡化字的台灣和香港，這樣的文字障礙絕對不會存在，可是對於我這種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的人來說，偶爾鬧些簡體字繁體字的笑話，就在所難免了。
負責開電梯的老大媽不知我為什麼要笑，她盯着我手中的電梯票看，表情十分嚴肅。兩位首次前來探視病人的訪問者，對醫院電梯的收費制度，表示強烈的不滿，電梯緩緩地上升，兩個人的嘴裏便嘰里咕嚕。負責開電梯的老大媽顯然不想理睬他們，然而到了最後，終於忍不住了，惡聲惡氣地說:“不就是一毛錢一個人嘛，捨不得的話，我送你們下去，你們再自己走上來！”
兩個人立刻無話可說，一個人的臉上，顯出了憤怒之色，另一個解嘲地對我一笑，轉過頭去，看電梯顯示器上的阿拉伯數字。
2
我從電梯間出去的時候，一輛蓋着白被單的推車，擋住了我的去路。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因為在這座癌症專科醫院裏，死人的事經常發生，頻繁程度讓人震驚。這是一座死亡的醫院，死神在醫院的過道上散着步，一不留神就把誰帶走了。劉岳厚最初住在一個大病房裏，同病房的都是癌症晚期患者，他們像醫生一樣熟悉自己的病情，一旦他們被送到那些單間的小病房，就意味着他們的大限就要到了。
劉岳厚是在兩天前被送進小病房的。他的女兒劉麗英打電話給我，告訴我他父親“差不多了”。我問她劉岳厚是什麼時候進小病房的。劉麗英有些不耐煩，說剛安置好，大約就是半個小時之前，她此時正在病區的辦公室。隱隱約約地，可以聽見護士的說話聲，我不知道自己在此時說什麼好，聽了一會電話那頭的噪音，奇怪劉麗英怎麼沒聲了。
我對着電話里大聲地“喂”了一下。
劉麗英壓低着嗓子說:“我只是通知你一下，也沒什麼事。”
我問她是否需要我幫忙。
電話里又沒聲音了，我不知道她是在繼續聽我說話，還是在哭。我想，此時她的心情肯定很難過。我說一定抽時間去趟醫院，我的話音剛落，她就把電話給掛了。我的住處離劉岳厚所在的醫院不遠，但是一直到兩天以後，我才正式決定去看他。送君千里，終有一別，自從劉岳厚的癌症複發，重新住進這家醫院，醫生就向劉麗英暗示過，她的父親已經沒有生還的可能性。所有的治療將是象徵性的，目的雖然是為了延緩生命，究竟有沒有效果，很難說。在這期間，我曾經無數次地去醫院看望過劉岳厚，每次都以為是最後一次，可結果都不是。
從一開始，我就在等待着最後的結局。不僅是我，還有劉麗英，還有劉麗英的丈夫，當然也包括劉岳厚自己。劉岳厚在鄉下的妻子，在鄉下的兒子和女兒，以及關係比較近的親戚，一次次趕來為他送終，臨了都是不耐煩地怏怏而去。這是一場看不見摸不着的死亡遊戲，幸好劉岳厚有公費醫療，要不然真是拖不起。劉麗英作為這座城市中劉岳厚唯一的親人，被父親的病拖得已失去了耐心。久病無孝子，劉麗英可以說已經儘力了。她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農村老家不停地來人，結果弄得婆媳關係越來越緊張。
在一剎那間，我突然心驚肉跳地想到，那輛和我擦肩而過的手推車上，那具雪白的被單罩着的屍體，很可能就是劉岳厚。這樣的可能性完全存在。在劉麗英給我打過電話的兩天裏，什麼樣的事情都可能發生。我磨磨蹭蹭，直到兩天以後才來醫院，潛意識裏難道不是正等待着這樣的結局嗎?
很快我明白自己錯了。為了這個小小的插曲，當我真走進劉岳厚的單人小病房時，我感到有些說不出的尷尬。事實上，劉岳厚並不像我想像的，只剩了最後一口氣，已進入彌留狀態。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瞪大着眼睛，一看見我，竟然笑起來。他彷彿看透了我的心思，只是苦笑，不說話。
3
很長時間裏，我和劉岳厚什麼話也沒說。說什麼呢，安慰的話我向來不擅長，而且事到如今，說什麼都白說。癌細胞已經在劉岳厚的身上充分擴散，儘管他的眼睛仍然炯炯有神，儘管他精神好的時候仍可以健談，但是當他向我伸出自己的舌頭，展示在那上面泛濫作怪的癌細胞病變時，我便明白那一天不會太遠。我彷彿已經嗅出了他身上的死亡氣息。
他的身上插着好幾根管子，我做出很認真的樣子，研究那些管子。一名護士進來換輸液藥水，她知道我是個寫小說的作家，笑着問我最近在寫什麼。我還沒來得及回答，她一邊十分麻利地插着針管，一邊打聽我的一部正在報紙上連載的長篇小說的結局。
“現在的作家，都喜歡悲劇，”她十分關心小說中男女主角的命運，對我的安排似乎是不太滿意,“我覺得如今的時代，需要的應該是喜劇。”
一直不吭聲的劉岳厚，突然很認真地插起話來:“可惜生活，卻被證明是個悲劇。”
劉岳厚的聲音低低的，有些嘶啞，聽起來很瘮人。我和病房的護士和負責劉岳厚治療的醫生，都熟悉。為了讓他們對劉岳厚有所關照，我曾經根據病區的醫護人員花名冊，每人送了一本我的小說集。劉岳厚時常對護士和醫生提起我，也對那些癌症病友吹噓我的故事。他到處對人說我曾是他的學生。他喜歡和別人談我的祖父，談我的父親，甚至談我的妻子和女兒。一旦我在本地的晚報上發表一篇小散文之類的東西，他肯定會和周圍的人討論半天。如果沒有人願意聽他談論這些，他便跑到病區辦公室，往我的家裏掛電話，結果害得整個病區的人，都覺得他精神有些毛病。
護士離去以後，我告訴劉岳厚，有一個叫羅燕的女人打電話給我，希望我替她改編美國女作家賽珍珠的小說。劉岳厚不知道羅燕是誰，於是我提到了某某的名字。
“張藝謀想改編你的小說？”他有氣無力地說著。
我告訴他不是這麼回事。張藝謀和我要說的這件事根本不搭界。劉岳厚也從來沒有看過張藝謀的片子，他只是不斷地在報紙上看到過張的名字。和我的許多熱心的讀者一樣，他堅持認為只要我的小說能被張藝謀改編，我就會像當今那些最走紅的小說家一樣火爆起來。
“你已經有些名氣了，但是還需要再來一把火。”劉岳厚潤了潤沙啞的嗓子，還想再說什麼，但是氣力已經不夠了。他的嘴唇無意義地動着，發不出聲來，於是只好對我苦笑。自從他住進這家醫院以後，他總是這樣苦笑。苦笑已經成為一種固定的表情。我決定繼續和他談論張藝謀，因為此時此刻，也找不到別的更合適的話題。我向他介紹張藝謀拍攝的一部電影，恰巧這部電影我也沒有看過，只能是轉述別人的觀點。
“那麼究竟是誰想改編你的小說？”劉岳厚似乎還不死心，他突然打斷了我的話，把話題又拉了回去。
“沒有人想改編我的小說。”我笑着說。
“你的小說應該有人把它拍成電影！”
我對他聳了聳肩膀。這是個多餘的動作，躺在那兒的劉岳厚不可能注意到我在對他聳肩膀。他的臉上都是疲倦，想說話，又有些力不從心。類似的話題，我們已經說過好幾次，他根本不在乎我願不願談論這些。我決定不做聲，他反正也沒什麼氣力說話了，大家就這麼靜靜地相對，也挺好。
外面走道上，一位病人的家屬，和護士小姐為了什麼事爭起來。嗓音突然就高起來，然後便可以聽見有許多腳步聲從過道上跑過。我注意到劉岳厚和我一樣，正豎著耳朵，十分認真地聽着外面的動靜。外面的聲音越來越大，顯然已經圍了一大堆看熱鬧的人。有人在幫着吵，有人在勸，亂作一團。這醫院裏老是吵架，都是絕症病人，家屬的火氣特別旺，想找機會發泄。護士小姐的工作量很重，待遇一點也不比別的醫院好，因此脾氣也大。一個想找點事，一個根本就不怕事，大家都是針尖對麥芒，稍一碰撞，就冒出了火花。
外面的聲音終於小了下來。我注意到，劉岳厚已經閉上眼睛睡著了，正輕輕地打着呼嚕。他的女兒劉麗英拎着一個塑料口袋走進來，對我點點頭，站在床邊看着劉岳厚。
劉岳厚突然睜開眼睛，非常突兀地問着:“那個打電話給你的人是誰？”
我們不知道他指的是誰，以為他是在說夢話。劉麗英顯然已經被父親的病拖得筋疲力盡，她不耐煩地問他究竟在說什麼。
劉岳厚的眼神在空中轉了一圈，落在我的臉上:“那個女製片人？”
他指的是羅燕，我不明白他為什麼老惦記着這事。劉麗英轉過身來，看着我。我只好把說過的話，很無趣地再說一遍。我告訴他，多少年以前，羅燕曾是一名女演員，主演過一部叫《女大學生宿舍》的電影，後來去了美國，現在肯定是混闊了，想拍攝賽珍珠的一部小說。
劉岳厚依然滿臉困惑:“賽珍珠是誰？”
4
從醫院出來，我開始一直在想賽珍珠。賽珍珠是誰，很多人都會提這樣的問題。如今的中國人，除了寫小說的，或者是搞小說研究的，許多人已經不太知道賽珍珠這個名字。就算是知道她的名字，對她的作品和生平也了解甚少。在小病房裏，我試圖用最簡短的語言，向劉岳厚介紹賽珍珠。我覺得自己是說清楚了，可是劉岳厚的眼神變得越來越黯淡，他似乎並不是真的想知道賽珍珠是誰。他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並不想弄清楚賽珍珠是誰。
醫生告訴我，劉岳厚最多還能活一個星期。看着我心情沉重的樣子，醫生勸我想開一些。死亡在這個醫院裏是例行公事，人總會有一死，因此問題的關鍵，是活着的人，應該好好地活着。他希望我有可能的話，寫寫他的病區，寫寫那些死到臨頭的病人。由於我已經不是第一次來看望劉岳厚，因此這樣與醫生之間的談話，顯然也不是第一次。事實上，這次談話和以往任何一次談話都如出一轍。我已經習慣了這樣的敷衍。很多人知道我是一個寫小說的，常常極度熱心地希望我寫什麼，向我推薦素材，大家都覺得自己有許多事可以寫，可惜他們不是作家。
回到家裏，妻子知道我去了醫院，讓我趕快洗手，用消毒肥皂洗手。她問我劉岳厚的病情如何，我把醫生說過的話如實彙報。吃晚飯時，妻子看我耷拉着腦袋不說話，以為我是在為劉岳厚的事難過，安慰我應該想開一些。她說明天去菜場買些鯽魚，熬湯給劉岳厚喝。劉岳厚一度是我們家的常客，雖然有時候也煩他，但是他和我們家的關係的確非同一般。
“死對於他來說，也許是個解脫。”妻子一邊安排女兒的功課，一邊對正看着報紙的我說。
我的腦海里在想着賽珍珠。對於自己是否能夠勝任改編賽珍珠的小說一事，老實說還沒有什麼底。對於電影來說，我還是個門外漢。我心不在焉地看着報，看完了報，又看電視，噼里啪啦地胡亂換頻道。讓我感到驚奇的是，這天晚上的電影頻道，恰巧播放《女大學生宿舍》。天下竟然真會有這樣的巧事。這是一部老掉牙的電影，我之所以能記住，是因為我母親的乾女兒的姨表妹，曾在這部電影裏演過一個配角。妻子不明白一向不愛看國產電影的丈夫，為什麼突然對這種老片子感起興趣，她不聲不響地站在我旁邊，觀察着我的表情。
好長一段時間裏，我仍然在想着賽珍珠。我進入不了電視屏幕上已經發展到了一半的劇情，弄不清哪一位是女主角，自然也吃不準哪位是羅燕女士。我唯一認出來的，是我母親的乾女兒的姨表妹，她戴着一副眼鏡，和生活中的本人並不太像。我一邊走神，一邊看電視的樣子大概很滑稽，也有些可疑，結果不得不心虛地向妻子解釋，自己今天接到過一個叫羅燕的女士的電話。我本來不打算把這件事告訴妻子，因為和電影界人士打交道，最終結局十有八九不會愉快。我想等事情有了正式眉目以後再說。
“你已經答應改編了？”妻子認真地問我。
我說沒有，說究竟接不接這個活，得好好地想一想。我並沒有在電話里立刻給羅燕女士一個肯定答覆。
“為什麼？”妻子是電影迷，她總是希望我能在電影這個行當上插上一腳。
“電影可不是什麼好玩的事。”我嘆了一口氣，將電視換了一個頻道，笑着說。
第二章
1
如果我從來沒有和影視界人士打過交道，也許會毫不猶豫地接受羅燕女士的邀請。雖然我對電影是個門外漢，但是我對電影抱着極大的熱情。問題是中國的影視界人士都有一個差不多的毛病，這就是他們忽冷忽熱，不把信義當回事，常常忘記對作家應該有一個起碼的尊重。他們總是太自以為是，在你的面前肆無忌憚地攻擊別人，然後絕無意外地在別人面前糟蹋你。他們會熱情洋溢地從千里之外給你掛來長途，就你的某一部小說大加讚賞，近乎誇張地表明自己想改編你的小說的願望。當你作出同意改編的允許之後，或者你根據對方的要求，寄出你的小說以後，事情於是就到此為止。一切彷彿沒發生過一樣，沒有一點痕迹，就像一滴水掉到大海里一樣。
交道打多了，我總是提醒自己，不要把這一類的事情太當真。報紙上捕風捉影地提出批評，說我們這些青年作家陷入了影視的泥潭。由於影視劇本的稿費大大地高於小說，於是所謂陷入影視的泥潭，便是追逐金錢的代名詞。在現實生活中，我總是扮演那種羊肉沒吃着，反惹了一身膻的尷尬角色。過去的三年裏面，我沒有為影視寫過一個字，但是一位老作家卻語重心長地批評我，說我不應該成天搞影視。好事不出門，一個人，天天認認真真地寫小說，未必會有什麼人注意你，如果你一旦“觸電”，和電影或電視稍稍有了瓜葛，頓時成了報紙上的新聞人物。
我沒有當場拒絕羅燕女士的原因，是覺得賽珍珠這個人物的確應該用影視來再現一下。這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人物。要是把她平凡的一生拍成電影，我相信起碼在中國會有相當可觀的觀眾。此外，我相信羅燕女士找我，是找對了人，因為我一度曾經研究過賽珍珠。我的碩士論文的題目是《〈圍城〉和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在讀研究生期間，我在資料室里讀過許多老版的賽珍珠的小說。對於賽珍珠的生平和她的主要作品，我已瞭然在心。我並不覺得賽珍珠的小說如何了不得，雖然有諾貝爾文學獎這塊金字招牌，賽珍珠仍然算不了什麼第一流的大作家。在圖書館裏，很難再找到賽珍珠的作品，事實上她已經成為一名冷門作家，如今大多數人僅僅是知道她的名字。
羅燕女士似乎對賽珍珠的生平沒有太大興趣。她告訴我，最初的興趣，是想改編賽珍珠的代表作《大地》，可惜由於版權，她只弄到了賽珍珠的另一部不是太重要的作品PavilionofWomen，這部小說解放前的譯名叫《深閨里》，在1991年首次出版的賽珍珠自傳中，這部小說的名字又被譯成《女子亭》。羅燕女士認為小說只能提供一個契機，提供一個框架，關鍵是改編時的發揮。她認為原著最多提供百分之二十的東西，百分之八十要靠改編者去創造。她告訴我，所以會看中賽珍珠，是因為她在美國還有一定的影響，她的作品仍然出現在美國的教材中。另外，從投資的角度和市場的回報來看，都比較樂觀。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賽珍珠畢竟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又得過普立茲獎，而且荷里活現在很看好東方題材的影片。
我曾經接觸過PavilionofWomen的中譯本，可是神使鬼差，在看完了《大地》三部曲和《龍種》以後，我覺得賽珍珠的小說已經沒必要再看。我一度曾是個很用功做學問的人，然而不可能為了學位論文，把資料室里汗牛充棟的舊圖書統統讀完。接到羅燕女士電話的第二天，我給南京大學圖書館的同學打電話，讓他幫我借閱《深閨里》。電腦資料顯示，那本在資料室里躺了將近五十年的舊書，已經沒了蹤影。我的同學又幫我聯繫南京的各大圖書館。由於南京是國民黨時期的首都，又是賽珍珠寫作和工作過的地方，各大圖書館裏都藏有相當數量的舊版書。但是很快得到的反饋，都是絕對沒有這本書。
南京大學外文系的一位姓劉的教授，正帶領着他的研究生，在翻譯賽珍珠的系列作品，PavilionofWomen便是其中之一。新的譯本在近期內不可能問世，而我的英文水平今非昔比，已經沒辦法閱讀原著。雖然我還沒有答應為羅燕女士改編，然而我也沒有拒絕她。我只是希望她能給我一些時間，讓我好好地考慮一下。我突然發現自己滿腦子想的都是賽珍珠。我彷彿一下子對賽珍珠入了迷，恨不得立刻把賽珍珠的作品，都找來看一遍。
在我追尋PavilionofWomen的譯本毫無結果的時候，一個叫胡雪樺的導演又給我打來電話。他被羅燕女士選中，將擔任這部影片的導演。胡雪樺新近完成的一部影片叫《蘭陵王》，報紙上的廣告做得很厲害。由於他還有一個弟弟也是干導演的，而且成績很不錯，我一直弄不清他們兩個究竟誰是誰。胡雪樺在電話里問我對改編究竟有沒有興趣。我十分坦白地告訴他，自己還沒有最後打定主意。胡雪樺似乎有些意外，一時不知對我說什麼好。我覺得這時候出現冷場是很尷尬的事，便反問他對這部影片是不是真的非常有興趣。胡雪樺說他一開始也不是很有興趣，不過，經過認真的思考，他認為這可以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我們可以把它編得非常有趣。”他信心十足地說著。
我告訴胡雪樺，我更有興趣的是賽珍珠本人。
我說，要是不改編賽珍珠的小說，而是把她自己的生平拍攝成電影，也許更好。
2
我不知道23年前逝世的賽珍珠，得知今天有人會改編她的小說，會持什麼樣的態度。1972年中美恢復外交關係的時候，賽珍珠曾經無比興奮。在過去的許多年裏，她盼望着中美關係能夠正常化，盼望着能回到朝思暮想的中國來。眼看着就要成為現實，但是她的申請落了空，並沒有成為尼克遜訪華代表團的一名成員。這時候她已經年逾古稀，疾病纏身，在中美兩國之間的橋樑剛剛架通的第二年，帶着終身遺憾離開了人世。賽珍珠始終把中國當做她的第二祖國，她對這個國家充滿了深情。沒有中國，就沒有賽珍珠。當賽珍珠這個名字重新進入我的大腦的時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晚年的她，被拒之於中國的國門之外，會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
“中國人的生活，在相當長的時期里，就是我的生活。”
在諾貝爾文學獎的授獎儀式上，躊躇滿志的賽珍珠，充滿了激情對公眾這麼說著。她這麼說著，絕對不是矯情，因為她完全有資格這麼說。雖然賽珍珠的父母是地道的美國人，雖然賽珍珠出生在美國，但在她出生剛三個月的時候，就隨父母回到了中國。賽珍珠只是因為偶然的原因，才出生在美國。她的父母都是傳教士，在中國待了許多年。早在賽珍珠之前，她的母親已經在中國生了四個小孩，然而四個小孩中，有三個很快就死了。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國，嬰兒的死亡率實在太高，也許正是這一原因，賽珍珠的母親選擇了回美國生養她的小女兒。
雖然金髮碧眼的賽珍珠在一開始，就註定是一個美國人，她出生於美國，有着純粹的美國人的血統，然而她首先面對的世界，卻是中國。美國只是在父母的描述中才存在，它虛無縹緲，只是童話世界中的王國。由於一個人不可能記住出生三個月以內的事情，賽珍珠童年的最初記憶，和她周圍的中國兒童，並沒有什麼本質區別。她的母親領養了一個中國女孩，這個中國女孩在賽珍珠母親的照料下成長，然後又嫁給中國人。賽珍珠出生以後，她的中國姐姐也開始當了母親，於是中國姐姐的小孩就成了賽珍珠童年時代最初的伴侶。
賽珍珠出生於1892年，她兩歲的時候，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戰爭以中國慘敗而告結束。此後的清朝政府一蹶不振，元氣大傷，開始在風雨飄搖中艱難度日。但是，在中國南方的一個城市裏，賽珍珠和所有大清臣民的孩子們一樣，對皇帝尤其是皇太后慈禧，仍然充滿了崇敬的心情。皇權仍然是至高無上的。賽珍珠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和別的孩子膚色不同意味着什麼。美國在她是一個極其模糊的概念，她和其他的中國孩子不一樣，就好像小貓小狗有着不同的花紋。她們在一起玩着遊戲，親密無間，在城鄉結合部的曠野里奔過來跑過去。童年的賽珍珠和中國的小孩一樣，目睹了當時的一切。她常常看到瘦骨伶仃的麻風病人，躺在廟門口向人乞討，看到那些被扔在野地里的正被野狗撕扯着身體的死孩子，看到地痞流氓在大街上撒野，聽他們罵不完的髒話。
孩子們並沒有意識到她們最初的遊戲是犯上作亂。賽珍珠是美國人，和她一起玩的中國孩子都是教民的小孩。她們把山坡上突起的墳塋當做了王位，用野草野花編織成王冠，戴在頭上，輪流扮演皇太后。一個孩子扮演皇太后的時候，其他的孩子便畢恭畢敬地跪下來磕頭。這種遊戲屢試不爽，沒完沒了，每個女孩子都盼望着自己能再一次地扮演。由於她們對遠在紫禁城的慈禧太后的真實生活一無所知，於是她們只能模仿看過的中國舊戲曲中的皇後娘娘。漸漸地，孩子們對於慈禧開始有所了解，她們知道她是中國的一個少數民族滿族人。她們知道她很厲害，黑頭髮，黑眼睛，有着雪糕一樣白嫩的皮膚，她的頭髮總是高高地綰起，這樣她看上去就會顯得很高大，她坐在高高的王位上，覲見她的那些大臣只有抬起頭來，才能一睹皇太后的威顏。孩子們開始不喜歡慈禧太后了，因為她下令把光緒皇帝軟禁了起來。遊戲的內容稍稍有些改變，女孩子們仍然搶着要扮演皇後娘娘，扮演皇后意味着可以發號施令。為了讓這種遊戲看上去更逼真，她們找到了一個最膽小的小弟弟扮演小皇帝，遊戲的高潮就是太后發怒了，讓大臣們把小皇帝囚禁起來。她們把小弟弟的手綁了起來，一直弄到他真嚇哭了為止。
中國人最初給賽珍珠的印象是愛，這種愛可能是源於兩個原因：第一，金髮碧眼的賽珍珠確實可愛，中國人從來就是一個喜歡小孩的民族，嬌寵小孩是一種傳統；第二，在賽珍珠周圍的中國人不是男用人就是老媽子，他們也不可能對自己的小主人有什麼照顧不周。可惜愛只是小小的一部分，隨着年齡的增長，賽珍珠感受越來越多的，是不愛。這種不愛的極端，便是發生於賽珍珠8歲時的義和團運動。在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中，許多傳教士被殺，許多教堂被焚。賽珍珠隨同家人，倉皇離開南方的小城，逃往上海的租界。只有在租界，一切才似乎是安全的。這裏完全是洋人的天下，有持槍的洋人巡捕，有在黃浦江里停泊的洋人兵艦。
有一天，賽珍珠和母親從一條人潮如涌的大街上走過。一個粗胖的中國人慢騰騰地走在她們的前面，擋住了她們的去路。他穿着藍色緞袍和黑色馬褂，一條長辮子在賽珍珠的眼前晃來晃去，長辮子的辮梢上用黑絲帶打着結。天氣很熱，那人不住地搖着扇子，慢悠悠地邁着方步。賽珍珠實在是忍不住了，既有些熱得人心煩躁，又覺得那在眼前晃來晃去的長辮子是個誘惑。她十分果斷地拉住了那個人的辮梢，很淘氣地搖了搖，請他快走，或者趕快把路讓開來。粗胖的中國人轉過身來，用賽珍珠從未見到過的嚴厲目光瞪着她。這是一種充滿了仇恨的敵對目光，反應之強烈有些不可思議。但是天真的賽珍珠並沒有被他嚇唬住，受到驚嚇的是賽珍珠的母親。她的臉刷的一下全白了，用顫抖的聲音請求這位正生着氣的中國人原諒。
“她還是個不懂事的孩子，”賽珍珠不明白自己的母親為什麼那天會怕成那樣，她幾乎是用乞求的語氣在說話,“她是個調皮的孩子，我會懲罰她的，請你饒恕她吧！”
中國人並沒有因為賽珍珠母親的求饒改變臉色，他依然滿臉怒氣，不肯寬恕的樣子。賽珍珠想不明白他有什麼必要生這麼大的氣，她的母親連連賠罪，拉着她向另一條街走去，一邊走，一邊嘮嘮叨叨地警告女兒。她用從未有過的嚴肅口吻告誡賽珍珠，以後絕對不可以再做這樣的事了。她告訴賽珍珠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賽珍珠的母親過去從來不害怕中國人，可是突然之間，她竟然會對中國人怕成那樣。賽珍珠終於在這一天，開始意識到了中國人對她的敵意，同時也是第一次意識到，一個西方人對古老中國可能會有的恐懼，那種藏在內心深處的恐懼。在這之前，賽珍珠只知道中國人不喜歡那些壞的洋鬼子。她從來沒有把自己和那些壞的洋鬼子聯繫在一起。她和中國人一樣，恨那些壞洋鬼子，恨那些在中國不可一世耀武揚威的外國人。
在她居住過的一個城市裏，有一個稍欠教養的美國傳教士，對下人常常傲慢無禮，動不動就大動肝火。幾乎所有的中國僕人在他那裏都干不長，他屬於那種中國人人見人恨的壞洋鬼子，可是卻有位老女傭為他幹了許多年。賽珍珠從老女傭那裏了解到她能夠忍氣吞聲的秘密。這位老女傭很有些幽默感，她覺得賽珍珠是一個靠得住的女孩子，決定讓她分享她的秘密。原來那個洋鬼子的窗前，放着一個巨大的盛雨水的容器，他嫌井水苦澀，從來不喝井水，只喝平時積蓄的雨水。老女傭住在閣樓上，每天早晨醒來的第一件事，便是打開窗戶，將自己的便盆倒在鐵皮的屋頂上。黃澄澄的尿液沿着屋脊流入水槽，再流過盛水的容器。這便是老女傭對壞主人的報復，這種報復給她帶來快感，這種快感給了她忍受主人脾氣暴戾的毅力。當她受到主人不公平的對待時，想到主人喝着她的尿液，她便苦中作樂地笑起來。
3
我始終覺得把賽珍珠在中國的故事拍成一部電影，將會非常有趣。一部好的影片，無非是找到了一雙好的觀察世界的眼睛。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在賽珍珠的眼睛裏，和今天教科書上所記述的歷史，並不完全相同。雖然以血緣而論，賽珍珠是百分之百的西方人，她長得金髮碧眼、牛高馬大，但是東方潛移默化的教育，很自然地就給了她一種與純粹的西方人根本不同的性格。美國是賽珍珠的第一祖國，但是中文卻成了她的第一母語。她不僅僅會說流利的中文，而且在整個童年時期，她都是用中文來思考問題。現代語言學告訴我們，一個人若離開了語言將無法進行思考。換句話說，賽珍珠的童年，差不多都是浸泡在東方文化之中的。
童年的賽珍珠根本意識不到自己是“洋人”,“洋人”對她只是一種不愉快的提醒。她和中國的孩子們摻和在一起在廟前的空地上看戲，從戲裏似是而非地知道中國的歷史，刻骨銘心地記住了中國歷史上的那些英雄豪傑。逢年過節，她穿上地道的中國衣服，梳着中國女孩的髮辮，穿着中國工匠手工製作的皮鞋走街穿巷，拜訪她的中國小朋友。每到一處，大家鞠躬行禮，互贈禮物，拜年問安，恭喜發財。中國的世界就是她的世界，她去拜訪她的那些好朋友，她的好朋友也回訪她。童年的世界裏充滿了歡樂，也充滿煩惱。當賽珍珠在遊戲中，與小夥伴發生了什麼不快，在街上走過，被那些陌生的小孩喚做“小洋鬼子”的時候，她便會不甘示弱地以“烏龜王八蛋”作為回答。當別人把她當做異類的時候，她就把別人叫做“雜種”。這些罵人的話，都是從用人和老媽子那裏學來的。賽珍珠在很小的時候，就知道如何用中國人的思維對付中國人，她知道中國人最忌諱別人喊他們是“龜孫”，是“雜種”，沒有什麼比這更能侮辱人。
賽珍珠童年的中國印象，是用人和老媽子的世界。她所結交的那些所謂好朋友，大多也是用人和老媽子的孩子。這些人是她了解世界的第一扇窗戶。在她的那些後來獲得諾貝爾獎的小說中，很多故事都是從這扇窗戶里看到的。她的奶媽，干粗活的男僕，做飯的女廚娘，養花的花匠，一個個都是說故事的高手。他們精彩的故事，使得一個本該感到寂寞的異國小女孩，在生活中充滿了盎然的樂趣。她聽到許多一個女孩子也許還不應該聽到的故事。這些故事本來並不是說給她聽的，它們只是女僕之間的悄悄話，是東家長西家短，其中相當一部分和性有關係。高貴的洋主人在中國僕人的眼裏，並沒有什麼秘密可言。她們津津樂道地談論着她們的主人們的私隱，盡情地嘲笑他們。一個神情嚴肅的男主人，喜歡坐在中國的馬桶上酗酒，然後人事不省地跌倒在地上。一個女主人為了什麼不可知的原因，總是不和丈夫同床，結果她的丈夫便無緣無故地找下人的錯處來撒氣，把那些不是太值錢的瓷器摔碎在地上。有位男主人令人可笑地好色，他的肚子很大，想勾引所有的女用人，連生着癩痢頭的門房妻子也不放過，於是他的妻子便去和別的洋人眉來眼去。一位女傭講自己所以離開她原來的主人，就是因為她不安分的女主人，想勾引她的遊手好閒的丈夫，她發誓自己的丈夫已經和那位不要臉的女主人睡過覺了，並且根據她丈夫的描述，由於洋女人的那玩意兒太大，毫無樂趣可言。
獻身宗教事業的父母，總是把女兒過於放心地交給那些看上去所知甚少的勞動人民去教育。到了賽珍珠必須識字的時候，他們又為女兒找了一位姓孔的先生當家庭教師。這位孔夫子的後裔，十分盡職地向賽珍珠灌輸地道的中國儒家文化。他向賽珍珠灌輸孔子的思想，大講忠孝仁義信，把孔子的學術思想推崇到了最高境界。有趣的是，篤信基督教的賽珍珠父母，並沒有因此感到不快。也許，世界上的宗教，並沒有什麼本質的衝突。總之，在教育上，賽珍珠成為真正的“雜種”。她是美國人，同時也是中國人。東西方兩種文化同時在她身上起着潛移默化的作用。她跟隨父母學習英文，又和周圍的用人及老媽子說漢語，不僅能說中國的官話，而且會說很土的方言。她從父母那裏接受基督教的教義，又從家庭教師孔先生那裏接受儒家思想。她身上既有作為一個洋人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讓她感到自己高中國人一等，同時又常恨自己不能像她的好朋友那樣，是一個純粹的中國人。在中國人敵視西方的目光中，她甚至羞於自己的洋人血統。她的雙重身份，使她從一開始就成為一個十分特殊的人。她是一個矛盾體，是一個文化上的混血兒。
轟轟烈烈的義和團運動，大長了中國人的志氣，大滅了洋人的威風。賽珍珠親眼目睹了在中國橫行無阻的傳教士們，那些信教的教民，如何在突然之間驚惶失措，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走投無路。在教堂高聳的塔樓上，升起了一面小小的紅旗，這是事先約好的信號，它表明危險正在向大家迫近。但是這場革命來得快，去得更快。義和團運動的直接後果，是八國聯軍攻入了北京城。中國人的臉面丟盡了。慈禧太后狼狽西竄，洋人提什麼不合理的條件，都唯唯諾諾地答應下來。儘管中國人對列強的仇恨達到了極點，但是事實證明，中國人的反抗完全失敗。意氣用事是徒勞的，在華外國人的生命安全，由於這次鬧事，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保障。外國人在華特權不是被削弱，而是不可思議地被擴大，外國人在中國的大地上來去更加自由，他們的商船和戰艦可以在任何水域游弋，在任何一個碼頭停泊。外國傳教士可以隨心所欲地選擇居住地，到處公開地兜售對於中國人來說完全是陌生的宗教，可以肆無忌憚地開辦洋學堂教洋書，開設洋醫院行洋醫。雖然那些喪權辱國的條約和懲罰性的賠款，與小小年紀的賽珍珠無關，但是她在無形中顯然得到了好處。沒有人再敢得罪和冒犯她，再敢叫她小洋鬼子。那些不懂事的中國孩子偶爾這麼喊了一聲，他們的大人知道了，立刻像揍賊似的扇自己小孩的耳光。中國人開始習慣用沉默來對待外國人，把仇恨積累在心底里。洋人從街上走過，只有不明事理的狗，才會對他們發出不友好的吠叫。
賽珍珠的家庭教師孔先生在北京的祖居，被德國士兵搗毀了，家人也因此蒙難。賽珍珠曾聽人說過，德國的皇帝給他英勇的士兵下過一道命令，這就是讓所有的中國人一聽到德國這個名字，就渾身戰慄，倉皇逃命。孔先生依然是孔先生，他依然穿着長袍，梳着烏黑的長辮子，用四方形的柔軟黑絲布包上一本書，喝茶時不停地用茶碗蓋撥弄浮在水面上的茶葉，然後出其不意地指出正在聽課的賽珍珠的錯來。
“你最好還是回到美國去，”有一天，正上着課，孔先生突然神情嚴肅，很沉重地對賽珍珠說,“在新的風暴到來之前，你應該回到美國，然後永遠不要再回來。”
“為什麼呢？”賽珍珠有些摸不着頭腦。
孔先生說:“中國人並不喜歡你們。”
賽珍珠感到很悲傷。她的年紀還小，不可能明白老實巴交的中國人，為什麼要這麼恨外國人。但是她畢竟也已經10歲了，她是個敏感的女孩子，比同齡的其他美國女孩子懂事很多。孔先生所說的新的風暴，自然是指類似義和團那樣的暴力行動。在西方人眼裏，這樣的風暴似乎已經不再可能發生，然而在華的每一位外國人的內心深處恐懼猶存。東方和西方，在心理上已經打了一個死結。
孔先生說:“到時候，你會和所有的其他白人，一起被處死。”
4
賽珍珠的一生，都在為中國人說好話。起碼她自己是這麼認為的。她覺得她熱愛中國人，即使中國人並不愛她，她仍然不改初衷。她一生都在為美國人辯護，雖然美帝國主義也是兇惡的八國聯軍之一，但是她總是覺得美國人的罪過要輕得多。在她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她的母親就不停地向她灌輸，中國人所以恨洋人，是因為在華的其他外國人實在不像話。美國人並不像其他的外國人那樣窮凶極惡。儘管他們也讓中國人賠了款，然而這些賠款卻用在了培養中國的留學生上。美國人所做的事，只不過是從慈禧那個垂死的老婦人手裏，硬拿了一筆最終為中國培養了一批人才的錢。沒有庚子賠款就沒有清華。如果沒有庚子賠款，這筆錢充其量也是被慈禧用來再建造一座新的頤和園。歷史上從來就有許多扯不清的話題，歷史有時候就是這麼滑稽。用於建造海軍的錢，被慈禧挪用建造公園，這一直是老佛爺留下的讓人攻擊的話柄，但是畢竟頤和園今天還能供我們遊玩，像清朝政府那樣腐敗的朝廷，真有了一支強大的海軍又有什麼用。
在東方的現代化進程中，東方人絕對不會因此感謝西方的長槍大炮。中國人的感情被傷害了，中國人的財富被掠奪了，這些都是鐵定的事實。隨着賽珍珠年齡的增長，她越來越感到這種裂痕無法彌補。中國永遠是中國人的，不喜歡別人對自己指手畫腳。中國人永遠不會喜歡她這樣的小洋鬼子。恩師孔先生的病逝，給賽珍珠帶來極大的悲哀。孔先生給她講述了中華文化最優秀的東西，讓她明白了許多東方真正的可愛之處。孔先生的葬禮一定給賽珍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她出現在葬禮上，給當時在場的中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樣。由於葬禮莊嚴肅穆，大家都繃緊着臉，人們把對洋人的不滿都埋藏了起來。當賽珍珠像中國學生一樣跪下來磕頭的時候，他們在她的背後做着鄙視的神情，為逝去的孔先生竟然會收一位洋弟子感到可惜。有人甚至埋怨，在今天這樣的日子裏，讓一個洋鬼子登門，十分不妥。
孔先生的葬禮讓賽珍珠又一次徹底明白了自己的身份。獻身於宗教事業的父母，忽視了一個嚴重問題，這就是自己已和中國人打成一片的女兒，最終究竟能不能在中國的領土上待下去。賽珍珠開始發育了，開始成為大姑娘，開始有了自己的心思。她意識到自己雖然愛中國，但是正像孔先生所警告的那樣，中國人並不愛她，中國人根本不會歡迎像她這樣的洋人。賽珍珠開始在與自己膚色相同的人群中，結交新的朋友。而在這之前，她的好朋友都是中國人。孔先生不在了，賽珍珠必須進在華的教會學校，繼續接受正規的西方文化教育。她先後在不同的學校讀過書，時間最長的，是上海的朱厄爾小姐的學校。這座學校死板的教育，給賽珍珠留下了十分惡劣的印象。
賽珍珠對宗教並不陌生，但是在朱厄爾小姐的學校里，她突然發現每天漫長的祈禱是那麼可怕。在一個光線昏暗的大廳里，由一個很世故的中國男僕領着，跌跌撞撞地從人腿或從俯卧的人身邊走過，直到能找到下跪的地方。賽珍珠十分厭惡在黑暗中祈求上帝的顯靈，也害怕聽那些伴着痛苦的慘叫聲和嘆息聲。那種祈求上帝寬恕的聲音，讓賽珍珠有一種置身於罪犯的世界裏的感覺。這種以匍匐來表現的情感，這種祈禱動作上的千姿百態，讓她感到忍受不了。在她的印象中，宗教是一種非常正常健康的活動，是由音樂伴奏的一種信仰和現實的結合。人們相信上帝，不是因為害怕下地獄，而是渴望着進入天堂。宗教應該是人們對美的追求。
朱厄爾小姐學校典型的西方教育，沒給賽珍珠留下什麼好印象。好在這個時間不長，辛亥革命到來的前一年，她隨着回國探親的父母，取道歐洲，經過長途旅行到達美國。這一年，賽珍珠正好18歲，回到美國是為了接受大學教育。她終於回到自己的同胞身邊，這些同胞對她來說，完全是陌生的另一種人。在大學裏，一個在亞洲長大的美國姑娘，成了大家心目中的奇人，大家給賽珍珠起的綽號叫“怪物”，就像她在中國時被叫做“洋鬼子”一樣。她立刻明白自己如果不採取主動，必將在孤獨和鬱悶中度日如年地熬過四年大學生活。她用最快的速度，使自己成為一個地道的美國姑娘。在大學裏她從不使用漢語，就好像自己沒說過中國話似的，雖然在這之前，漢語一直是她的第一母語。她的英語在美國人聽來有些滑稽，她的有些用詞純粹是書面語，而她也聽不明白那些流行的俚語，分辨不出那些分明帶有猥褻意味的玩笑。她不得不把熟悉的中國世界，暫時丟棄在一旁。既然她是美國人，既然中國人從內心深處不喜歡洋人。但賽珍珠意識到自己臨了還將回到美國這個世界裏生存。孔先生的叮囑已經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腦海里。她必須學會和她的同胞打成一片。她要虛心地向別人學習，像一個地道的美國姑娘那樣，談論她們心目中覺得有趣的東西。她試着和她們談論男孩子，談論跳舞，談論婦女團體和女權運動。
賽珍珠把母親為她定做的中國亞麻和絲綢衣服，放到了箱子底下，壓根兒就不打算再穿這些質地優良的服裝。這些衣服都是中國最好的裁縫精心縫製的，雖然參照了最新出版的《時裝大全》上的式樣，但是在同學們的眼裏仍然有些不入時。她寧願穿那些廉價的美國服裝，笨重的美國皮鞋。她首先使自己和周圍的女孩子比起來，在外表上沒有任何不同。又粗又長的大辮子自然不能再梳了，從鏡子裏看自己，變得都有些認不出自己。她現在是一個地道的美國人，她終於走進了屬於她自己的世界。只有在夢中，賽珍珠才會想到中國，想到她熟悉的用人和老媽子，想到香噴噴的中國菜肴，想到童年的中國夥伴，想到人們不無惡意地喊她小洋鬼子。在美國的四年裏，為實現自己成為真正的美國人的理想，她不懈地努力着。對於一個純粹的美國人來說，競爭意識十分重要，但是在中國環境中長大的賽珍珠，似乎永遠也學不會競爭。大學四年級的時候，她參加了本年度最佳短篇小說和最佳詩歌的有獎徵文，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她竟然雙雙獲獎。獲獎的原因，當然不是她善於競爭，善於琢磨評委的趣味。她能得獎，只是自己的文學才能的牛刀小試。
大學生活對於賽珍珠來說，並不重要。除了如何成為一個美國人之外，她所學的知識微乎其微。大學生活只是她人生中的一個小插曲，這段旋律演奏完畢，她將開始面臨自己人生的第一個重大選擇。是留在美國，還是去中國?這兩個地方都是她的家。天平彷彿是傾向祖國這一面，還是孔先生的話在起着作用，既然中國人並不歡迎自己，她幹嗎非要賴在那裏呢。她並不想像自己的父母一樣當傳教士，她沒有這樣的宗教熱情。這裏是她的祖國，和中國相比，它是那樣的可愛。這兒的一切似乎都那麼合乎她的胃口，水很乾凈，即使是飲用生水也不會害病，沒有痢疾和霍亂，可以放心大膽地從樹上摘下蘋果，不用削皮就吃。這裏有許多可愛的美國男孩子，她的年齡已經到了可以考慮這些問題的時候。
賽珍珠又一次回到中國，她遠在中國的母親病了，是一種很可能送命的疾病。賽珍珠立刻決定回中國。沒有什麼比探望母親更重要的事了。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就在這時候爆發，所有開往歐洲的船隻一律停開。已經收拾好了的行李由於交通緣故，不得不重新打開。從中國傳來的消息表明，母親的病越來越重，母親在召喚着她，她必須想盡一切辦法，立刻趕往中國。她愛美國，可是更愛自己的母親。一個熱愛母親的人，才可能真正的熱愛自己的祖國。賽珍珠排除了重重困難，終於登上了去中國的航船。這時候，她第一次有了遠離祖國的感覺，她第一次如此強烈地感覺到正在逝去的美國大陸，才是她真正的祖國。
在去中國的途中，賽珍珠遇到了一生中的第一次艷遇。這是位英俊的美國小夥子，在菲律賓的標準石油公司工作。在船上的幾周里，他們成為了好朋友，並且十分理智地說定，等船一到上海，大家立刻分道揚鑣。他們像戀人一樣形影不離。現代人一定會把他們的關係，想像得非常浪漫，大家已經習慣了荷里活的故事，完全有理由可以相信他們及時尋歡作樂。就像後來一度流傳的那樣，說賽珍珠和比她年輕的詩人徐志摩有一腿，因為絕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一個美國姑娘不可能把自己的貞操看得太重。有關賽珍珠和徐志摩的艷情故事，已經有人把它作為紀實文學或者小說寫了出來，有一天還可能會變成影視作品出來蒙人。
然而事實不是這樣，即使到了思想極度開放的今天，美國也並不像電影電視上表現的那樣，剛認識就迫不及待地脫去褲子。我們應該想一想，賽珍珠是在中國長大的，她出生於一個傳教士家庭，她的家庭歷史上從未有人離過婚。對婚姻的忠誠是她從小就記住的做人準則。賽珍珠唯一的哥哥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一場沒有愛情的婚姻，給他帶來無窮無盡的煩惱，由於她的父母在婚姻態度上十分保守，雖然哥哥的婚姻事實上已經死亡，然而為了不讓父母為此感到痛苦，賽珍珠的哥哥決定等到父母都過世以後，再考慮離婚。其悲劇性的結果是，等到這一天真的到來的時候，飽受分居之苦、過着苦行僧一樣生活的哥哥已經沒必要再離婚，他已經習慣了那樣的生活，並且可以留在這個世界上的日子也不多了。他很快就告別了人世。
賽珍珠在男女問題上和她哥哥一樣保守，大學的四年生活，使她還原成一名美國女孩，但是她並不贊成自由戀愛。自從她懂事以後，她的中國小朋友總是偷偷地向她打聽，問她的父母有沒有替她找到婆家。中國的包辦婚姻，在今天看來已經非常可笑，賽珍珠卻由衷地贊同這一傳統。自由戀愛並不能保證婚姻生活的質量。在賽珍珠的那個時代里，她所見到的大多數婚姻悲劇，都是自由戀愛造成的。年輕人在對待異性的態度上難免盲目，他們不可能像自己飽經世故的父母那樣，頭腦冷靜地考慮終身大事。婚姻是神聖的，一旦鑄錯便無可挽回。賽珍珠不否認自己對船上偶遇的那位美國小夥子的好感，然而絕對沒有勇氣再向前邁出一步。
船在一望無際的大海上航行，離中國的距離越近，賽珍珠就越感受到母親的召喚。她彷彿聽見母親在呼喚她的乳名。她後來才意識到，其實這也是她的第二祖國對她的召喚。她的母親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這塊熱土，她的母親已經和中國融為一體。船上遇到的那位可愛的美國小夥子已不太重要，現在賽珍珠滿腦子裏想的都是她的母親。
她想像着對母親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回來了，母親！”
賽珍珠無數遍地念叨着這句話。故鄉美國對她來說，已是那麼遙遠，遙遠得已經足以讓人忘懷，當新的地平線就要在海平面上出現的時候，賽珍珠突然意識到自己竟然有如此強烈的回家之感。她突然意識到中國就是她的家。新大陸終於出現在面前，船正駛向吳淞口，很快就可以看到上海的海關大樓。陽光燦爛，藍天白雲，海鷗追逐着輪船駛過的波濤。賽珍珠十分激動地握着美國小夥子的手，使勁地捏着，以至於讓別人誤會她是捨不得分開。好在美國小夥子也和賽珍珠一樣理智，他和菲律賓的標準石油公司有一份合同，並不覺得自己應該為了愛情，就放棄這份誘人的合同。在船上，他們相處得很愉快。能夠愉快，這就足夠了。賽珍珠的心口咚咚直跳，有許多不可知的事情正在等着賽珍珠，一切皆在發展變化之中，一切都是未定數。她母親的病情究竟怎麼樣了?這是她最擔心的一件事。她即將在中國找到新的工作，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夠勝任。她的婚姻大事，也將被提上議事日程，雖然她只有22歲。在早婚的中國人眼裏，這已經是一個老姑娘的年齡。她將和在中國的白人圈子裏的男人打交道，結果是勞而無功，父親打算將她介紹給一位年輕體面的中國紳士，但是她的母親反對，年輕體面的中國紳士的父母也堅決不贊成。
第三章
1
在劉岳厚的告別儀式上，劉岳厚的女婿高豐文，也就是劉麗英的丈夫，一本正經問我最近在寫些什麼。我已經習慣了人們類似的提問，總是心不在焉地回答說自己沒寫什麼。高豐文盯着我不放，又問我打算寫什麼，我覺得自己總得告訴他一些什麼，便說自己打算寫一寫賽珍珠。他顯然不知道賽珍珠是誰，看着我，點點頭。我們正在等火葬場的小禮堂空出來。這種等待有一種荒唐之感，小禮堂不停地換着人，一批又一批不相干的人，哭着從我們面前走過。劉岳厚終於死了，久病無孝子，我感到他們的家人，為此都深深地鬆了一口氣。這一次是傾巢出動，所有的子女，媳婦和女婿，尚未成婚的小兒子的女朋友，孫兒孫女以及外孫外孫女，七姑八姨，都來了。雖然劉岳厚的一家都認識我，但是在他的子女中，我除了和劉麗英夫婦熟悉以外，其他的人仍然弄不清楚。
這麼多奔喪的人，不可能都住在劉麗英家裏。劉麗英曾想讓一部分人住到我的家裏來，她的母親堅決反對，因為戴着黑孝住在別人家是有些忌諱的。雖然劉岳厚生前與我關係非同一般，雖然他不止一次地在我家住過，雖然他的家人過去也在我家借宿，但是這一次不一樣。在火葬場，當我向劉岳厚的妻子姚五妹表示慰問的時候，姚五妹抹着眼淚重提她內心深處的不安。由於來奔喪的人都吃住在招待所里，這筆開支顯然不少，大家商量的結果，就是儘快讓劉岳厚火化。年輕人的思想都很開化，他們根本不把姚五妹的反對當回事，決定第二天就把事情了結。
“在我們鄉下，屍首起碼要擱三五天，”姚五妹嘆着氣，無可奈何地說,“這麼快就燒了，人怕是還沒有死透呢！”
終於輪到劉岳厚了，高豐文手上拿着一包中華牌香煙，在小禮堂的前後來回照應着，不時地給工作人員遞煙。劉麗英的弟弟妹妹們卻在那抱怨，嫌南京的規矩和他們那裏不一樣。一切都佈置好了，我作為一個大家信得過的人，被事先安排好說幾句悼念的話。我不知道說什麼好，儘管我是個作家，是個小有名氣的文化人，在劉岳厚的家人看來，一定能說會道，而且我確實也事前一直在做着準備，然而事到臨頭，我突然覺得自己原先準備的話，是不適合的。我原來想說，劉岳厚的一生，很可以用來寫一篇不錯的小說，甚至拍部電影，但是這話尚未說出口，我就覺得自己有些二百五。我想不僅是劉岳厚的家人，不想聽這樣的廢話，就算是我自己，也不想聽。這樣的話，只有死去的劉岳厚樂意聽。劉岳厚已經死了，在追悼會上，所有的話都是說給活人聽的，我必須說一些面對活人的話。
我突然靈機一動，說劉岳厚曾經是我的老師，我說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因為他教過我，所以我始終尊敬他。我說得有些動情，劉岳厚的家人聽了，似乎也有些感動。接下來應景的話就容易說了，我把人們在追悼會上常說的話，拿出來複述，近乎肉麻地抬高死人的地位，最後用“敬愛的劉岳厚老師，你安息吧”作為結束語。我的結束語帶來一片哭聲，大家繞屍體一圈，還沒有來得及退出小禮堂，新的一輪就已經又開始了。一個小夥子捧着一張巨大的遺像衝進來，劉岳厚的遺像剛被拿下來，新的遺像便佔據了他剛才的位置。再也沒有比火葬場更亂鬨哄的地方。我們還沒有明白過來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一切就已經結束了。一切都太快，太匆忙，匆忙得大家目瞪口呆。我發現劉岳厚的家人都陷入迷惘之中。
從火葬場出來，我攔了一輛的士直奔金陵飯店。昨天晚上，我接到羅燕女士的秘書的電話，說羅燕和胡雪樺今天要來南京和我見面。時間是下午四點鐘。我以為自己會遲到，可結果遲到的是羅燕女士。胡雪樺早就到達，可是我在關鍵的時候，把胡雪樺和他兄弟胡雪楊的名字弄顛倒了，我向服務生詢問胡雪楊或者羅燕是否到達，得到的回答是電腦上沒有這兩個人的記錄。於是我便在大堂一邊休息，一邊等待。劉岳厚的逝世，弄得我十分疲倦。我這人不能遇到什麼事，其實我也沒盡什麼義務，只不過是跑了幾趟醫院，少睡了一點覺。劉岳厚是在昨天凌晨咽氣的，從那以後，我幾乎一直在和這件事打交道。草擬電報文稿，給劉岳厚所在的鄉政府掛長途電話，我有一個鄉長的大哥大號碼，可是打通手機的難度，差不多都快令我絕望。對方不停告訴我，說我撥打的號碼正在使用，讓我稍候再撥，我一個接一個地撥着，終於從內心深處開始心痛起電話費來，因為只要對方服務小姐一說話，我的長途電話就算是接通一次。收費的老頭很樂意遇到我這樣的用戶，他希望我能一直這麼打下去，永遠也不要真正地接通。
現在，我坐在大堂的真皮沙發里，心不在焉地等待着。不時地有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姐，從我面前走過，當然還有那些西裝筆挺的男人，一眼就能看出來是成功者。這裏是南京唯一的一家五星級酒店，除了外國人，只有高等的華人才能住在這裏。不久前，在火葬場的時候，我曾很無聊地想到，人死了以後的區別，不過是看你租大禮堂或者小禮堂來舉行告別儀式。時時刻刻都有人會死去，死是人世間最大的平等。
一輛豪華大巴士送了一車外國客人到酒店門口。在導遊小姐的招呼下，他們三三兩兩地走進大堂。說著我聽不懂的外語，興緻很高，很可能是剛從某個旅遊風景點過來。我看了看手錶，時間已快四點半，突然想到自己可能出了什麼差錯。羅燕小姐的秘書昨天在電話里，先約好的時間是下午兩點鐘，但是她很快又打電話給我，說羅燕小姐因為有事，可能要到四點鐘才能到達。不過我早一點去金陵飯店也無妨，因為胡雪樺會提前到達那裏的。我又一次去向服務生詢問，這次我提到了胡雪樺，我解釋說，在這之前，自己可能把名字弄錯了，服務生熟練地把胡雪樺輸入電腦，告訴客人已到，並報了房間。我走進胡雪樺的房間，看見他正十分無聊地看電視體育節目，看兩個胖胖的日本人相撲。
我們很快就進入賽珍珠的話題，這是我們這次會面的目的。由於我還沒有看到PavilionofWomen，胡雪樺給了我一份請人翻譯的內容提綱。如果我們要合作的話，問題將變得非常簡單，這就是說我們將根據賽珍珠原著小說中的一個次要情節，改編成一個現代人樂意看的電影。這個次要情節就是小說中的女主人公和一位傳教士的感情糾葛。
“說白了，這是一個偷情的故事。”胡雪樺提綱挈領地說著。
我明白鬍雪樺的意思，這個偷情不僅僅是世俗意義上的男女表演，它還將影射東西方關係。同時,“偷情”在電影上也是一個類概念，是法定婚姻之外的故事，可以簡單地引申為婚外戀和第三者插足。我們談了沒一會兒，羅燕女士也匆匆趕到，而且立刻加入談話。大多是他們在敘述，我儘可能集中注意力地聽着。我想他們一定看得出我很疲倦，或是覺出我對合作不是太感興趣。
我帶了兩本自己的書送給他們。我告訴他們，我仍然沒有找到興奮點，雖然在過去的許多天裏，我滿腦子都在想賽珍珠，但是對是否有把握寫好一個傳教士和中國女人的故事，暫時還沒有把握。畢竟只是剛看完原著小說的故事梗概，我不能胡亂地答應他們。而且胡雪樺提供給我的故事梗概，甚至也是不完整的，竟然缺了一頁，使得本來就不完整的故事，更顯得支離破碎。好在我心裏總算有數了，事實上，對於寫傳教士，我自認還是有些把握，為了寫長篇小說《花煞》，我曾經讀過不少資料，而反映東西方文化的碰撞，一直是我覺得有趣的話題。我所以還感到猶豫，是改編的自由度究竟有多大。
2
早在一開始，羅燕女士就表明我有充分的自由度。我只要從原著中得到一個框架，抓到一點點蛛絲馬跡，便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想像力。這種事說起來很容易，可是一旦進入到了具體操作，會有許多預想不到的麻煩。首先，這樣的改編肯定是對賽珍珠的扭曲，它更多的意義只是我新寫了一部小說。而這新寫的小說與導演和製片人的要求有多大的距離?電影不可能像小說那樣，想怎麼寫就怎麼寫，電影是一門妥協的藝術，是一場有嚴格規則的遊戲。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我感到吃不準的，是究竟想讓我寫一個什麼樣的東西。過多的自由，對於寫電影劇本來說，不是好事。過多的自由，其結果很可能是讓人白忙一場。
就這部要寫的電影，我發表了兩點意見。第一，如何對待“愛”這個詞。對於一個二三十年代的中國人來說，這個“愛”字，說出來非常肉麻。偷情說到底還是一個愛情故事。羅燕女士曾向我說過，這部電影的市場在國外，它將要被翻譯成英語，是一部荷里活式的電影。但是畢竟反映的是中國的人和事，女主角自然是用漢語來思維。不僅是女主角，整個影片都得如此進行思考。因此我想，如果出現調情的場面，女主角不說中文的“愛”，而是說英語的“Love”，一切就自然得多。洋涇浜的英語有時候很適合於處理尷尬場面。在自己的中文中嵌一兩個難以說出口的洋文，很多難題就迎刃而解。
第二，女主角是個40歲的女人。雖然民間有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之說，但是在影片所要描寫的那個特定的年代裏，40歲絕對是一個已經做了祖母的老女人，無論是從外形還是內心，都應該是成熟過了頭的感覺。如何處理一個老女人的浪漫情調，這也是個難題。我們將要描寫的女人，是一個沒有慾望，只是一味賢惠、做事得體的大家貴婦，她毫無嫉妒心地在自己40歲生日那一天，心甘情願地為丈夫娶了一個花容月貌的小妾。要讓女主角變得真實可信，得花很大的工夫。
我承認，出於這樣那樣的難度的考慮，我反而開始有了些興趣。藝術就是克服困難。容易寫的東西，往往寫不好的。女主角的形象開始在我的腦子裏打轉，她時隱時現，雖然還不知道結果會如何，但我意識到，這是個好兆頭。人物形象永遠是最重要的，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羅燕和胡雪樺，說自己還需要一些時間想一想，再作最後的答覆。
“那好，兩天以後，我再打電話給你。”羅燕女士看了看手錶，笑着說,“我想你絕對能寫好，你大膽地寫好了，其實電影劇本用不了多高的智力。”
我沒想到談話就這麼結束了，有些話還沒來得及說。羅燕女士說她晚上有個約會，時間已經迫在眉睫。我本來以為我們會在一起吃頓飯，她這麼一說，倒有些下逐客令的味道，我再不告辭，便是不知趣了。我走出金陵飯店，發現天已經黑了，街上燈火輝煌，我等了好一會，才攔到了一輛出租車。
回到家，妻子告訴我劉岳厚的女婿高豐文來過一個電話，說他的岳母有一包東西要交給我，本來想送到我家來，可是考慮到他們有孝在身，還是讓我自己去一趟好。我稍稍吃了一些東西，又馬不停蹄地奔姚五妹所住的招待所。他們全家剛剛聚過餐，一見面就埋怨我不應該不吃這頓飯。他們說這是喪飯，叫什麼“豆腐飯”，表示喪事已經結束，大家集合在一起撮一頓。顯然他們是喝了酒的，劉岳厚的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婿都面紅耳赤。
“你現在成了名人了，不願意和我們坐在一張桌子上。”劉岳厚的小兒子從來沒和我說過笑話，他是個靦腆的鄉下小夥子，酒精使他居然調侃起我來。
姚五妹張嘴就罵，顯然她有一肚子不痛快，藉此由頭，把小兒子好一頓數落。小兒子的女朋友出來打圓場，姚五妹依然不肯善罷甘休。我不知道她有什麼東西要交給我，不得不耐着性子聽她數落完。還是劉麗英厲害，她是長女，是這個城市的主人，板著臉問她母親有完沒完，有什麼話帶到鄉下說去。姚五妹還說，於是母女兩個又不分青紅皂白吵起來。姚五妹終究有些怵劉麗英，聲音越來越低，突然拉了我到她住的房間。
劉岳厚的骨灰盒用一塊紅布裹着，放在電視機上。由於怕招待所的服務員抗議，在骨灰盒上又蓋了一張當天的報紙。劉岳厚的遺像也被面朝里靠牆放着。姚五妹神秘兮兮地從一個破旅行包拿出一包東西，說劉岳厚生前曾經說過，他死了以後，將這包東西交給我作紀念。我早就聽說他有這麼一包他各個時期寫的手稿。姚五妹彷彿了卻了一樁心事似的，把那包東西往我手裏一塞。我頓時感到哭笑不得，因為我知道劉岳厚的手稿是怎麼回事。老實說，只有他自己把那些改了無數遍的手稿當做寶貝，而於別人這根本就是一堆廢紙。
“我——”我支吾着，說這東西最好還是留在你們手裏為好。我說我家裏已經夠亂了，拿回去也沒地方放。
姚五妹說得很爽快:“要是沒用的話，就把它燒了好了。依着我，早就想燒了，這些破東西有什麼用，害得這死鬼迷了一輩子。”
我幾乎是被迫收下了這包死者的禮物。我該死的老毛病，又一次讓我陷入尷尬境地。在關鍵的時候，我總是不好意思拒絕別人。我想不通的是，他們作為家屬都不想要的東西，為什麼非要硬塞給我。在回去的路上，我幾乎要賭氣將那包東西扔進垃圾箱。回到家，妻子看我捧着這麼一包東西回來，一臉的不高興。雖然我們都知道癌症是不會傳染的，但是在這時候，把一個死人的遺物帶回家，實在不合時宜。妻子說，這包東西除了你的書房，什麼地方也不許放，並且再三關照我的女兒，絕對不許碰那個包。
為了劉岳厚的手稿，過去就有過種種麻煩。自從我成名以後，劉岳厚老是沒完沒了地讓我給他推薦文章。他是那種什麼樣文章都寫的人，寫完了就往我這寄，把發表的希望全寄托在我身上。有一次稿子寄丟了，他大為光火，說我根本就不重視他的手稿。劉岳厚一輩子都沒有明白過來一個最簡單的道理，這就是他的文章從來沒有真正地寫好過。他總是自以為是，可憐兮兮地瞎清高，無論什麼樣的暗示，他都弄不明白。我敢肯定，在他留給我的那包手稿中，所有的文字我都見過，所有的文字都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這麼想，對死者顯然是有些不恭敬，但是我的確明白劉岳厚留下的，只是一堆廢紙。
那天晚上，我希望妻子能問我改編電影劇本的事，讓我談談對導演和製片人的印象，但是她懶得問。在後來的兩天裏，仍然沒有問。兩天後，羅燕女士給我打來電話，說她打算立刻去美國，先找一個美國佬寫一個草稿，由於這是一部荷里活的電影，而賽珍珠不管怎麼說，也是美國人，因此先讓美國人寫一稿，也許可以省去我許多事。我覺得這樣也好，在過去的兩天內，我並沒有全身心地投入到這個劇本的構思中去，老實說我還沒有最後答應寫。現在這樣最好，那個美國佬一個月以後才能拿出初稿來，而我卻有充足的一個月考慮電影劇本怎麼寫。
3
劉岳厚一直為能有我這麼一個學生，感到驕傲，而我所以能成為他的好學生，又得感謝“文化大革命”。不是“文化大革命”，我的父母就不會進牛棚，父母不進牛棚，我就不會去農村念書，不去農村念書，就不會成為劉岳厚的學生。這一環套着的一環，是一系列的因果關係。劉岳厚是祠堂小學的教師，祠堂小學一共就二十幾個學生，從一年級到四年級，應有盡有。劉岳厚給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是他穿着一條黃軍褲，在以後的多少年裏，他一直穿着這種顏色的褲子。當時他剛從部隊複員，正是得趕緊找對象的年齡，據說已經有很多姑娘看中他了。我由外祖母帶進教室的時候，學生們還在上課，他坐在講台前臨毛筆字，是歐陽詢的《九成宮》，正臨到一頁的末了幾個字。
“這就是你外孫。”他一邊臨帖，一邊說。
“趕快叫劉老師。”外祖母吩咐我。
我冒冒失失地喊了一句，正在做作業的小學生鬨笑起來。我的話帶着明顯的異鄉口音，他們調皮地模仿着我的腔調。劉岳厚瞪了一眼他的學生，繼續臨他的帖，臨完這一頁，抬起頭，對我說：“三年級人少，你就讀三年級吧。”我想告訴他，我應該讀四年級了，可是我外祖母已經一口答應。於是我莫名其妙地就被留了一級。
在這種混合班裏讀書，永遠有一種喜劇效果。劉岳厚總是安排這個年級的人做算術作業，安排那個年級的人寫毛筆字，然後給另外一個年級講解語文課文。他很難做到有條不紊，課堂上始終是亂鬨哄的。學生並不是真的害怕他，他也無所謂學生怕不怕他。我在一開始就注意到他對詩詞特別愛好，老是沒完沒了地在課堂上講解毛主席詩詞。我記得第一堂課就是講解《七律?送瘟神》，其中有一句是“千村薜藶人遺矢”，他很認真說:“人遺矢，這個矢，在這就是屎的意思。遺矢就是拉屎的意思。”
我至今仍然不明白這解釋究竟對不對，反正當時他振振有詞，說得十分投入。小學生總是認為老師的話千真萬確，人到了到處拉屎的境地，其荒涼自然不用再解釋。我記得劉岳厚還說過:“你看毛主席他老人家多厲害，什麼樣的詞都敢用。‘小小寰球，有幾隻蒼蠅，嗡嗡叫’,‘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動不動就是蒼蠅，有幾個詩人敢這麼寫？”
在祠堂小學的門前，橫着一條河。天依然很熱，下課的時候，男孩子們便往河裏跳。當地游泳叫“汰冷浴”，女人是不下水的，男的卻無論老少，都是光着屁股下河。劉岳厚從來不在課間下河游泳，天再熱，他都是焐着那條黃軍褲。他就住在祠堂小學旁邊的一間小屋裏，到太陽快下山之際，他拿着一個塑料的肥皂盒，篤悠悠地向碼頭走去，跳進河裏，一口氣游好幾個來回。我在農村的那幾年裏，大家洗澡都不用肥皂，唯有他，喜歡赤條條地站在碼頭上，往身上到處抹肥皂。夕陽下，劉岳厚作為村子裏獨一無二的文化人，赤身裸體地站在光溜溜的碼頭上。幹了一天農活的庄稼人收工回來，從河堤上走過，沖他大聲嚷嚷。他感覺良好地繼續洗着，嘴裏永遠哼着同一首語錄歌：
下定決心，
不怕犧牲，
排除萬難，
去爭取勝利。
我和我的新同學乾的第一件偷偷摸摸的事，便是去偷看劉岳厚在河邊洗澡。很難說清楚這樣的偷窺，有什麼樣的樂趣。劉岳厚往身上抹着肥皂，有人就笑着說“劉老師又要洗雞巴了”。這在當時是一個全村的笑話，男人們一邊在地里干農活，一邊很不服氣地說:“有什麼了不起了，好像別人沒有那玩意似的。”甚至女人也對這樣的話題有興趣，我就聽過一位俊俏的小媳婦，對幾位大姑娘談論此事，大姑娘們捂着嘴笑，小媳婦更是笑得十分開心。
有一天正上着課，一個叫老扁頭的孩子，因為犯了錯被罰站，突然很淘氣地說:“我三大媽說了，你那玩意是個寶貝，因此天天要洗！”
劉岳厚一時不明白老扁頭的話，可是全班的學生都笑了，從一年級到四年級，大家哈哈大笑，前仰后翻。劉岳厚很生氣，放學了，留住了老扁頭不讓回家，到天黑他娘找了來。劉岳厚板著臉說:“你問問你兒子，他說了什麼話。”老扁頭娘甩手給兒子就是一個耳光，但是當兒子坦白了究竟說了什麼的時候，老扁頭娘自己也忍不住哈哈大笑。回去說給自己男人聽，男人也笑，說給周圍的鄰居聽，一個個都笑得喘不過氣來。
轉眼快過年了，魚塘里的水被抽干，抓了魚分給大家。那口一年難得用上一次的大鐵鍋，燒了滿滿的一鍋水，讓全村人洗澡。就一鍋水，要全村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挨個地都洗過來。第一個下鍋洗的是生產隊長，然後就輪到劉岳厚。負責燒水的姚鬍子以商量的口吻說:“劉老師，你千萬不要用肥皂，全村的一百多號人，還在你後面排着隊！”
劉岳厚為難地說:“不抹肥皂，這澡怎麼洗？”
最後，劉岳厚還是在身上抹了些肥皂，只是不好意思把肥皂沫子弄在鐵鍋里，用勺子把身上沖乾淨了再跳進鍋里。按秩序是全村的男人先洗，男人洗完了年輕的女人洗，年輕的女人洗完了，才輪到老太太，洗到臨了，那一鍋水早就成了醬油湯。女人們一邊洗，一邊抱怨，姚鬍子把責任統統推到了劉岳厚身上，隔着布帘子說：“劉老師非要用肥皂洗他的雞巴，我有什麼辦法！”
那一陣，掃盲班辦了起來，村上不識字的大姑娘小媳婦，都被集中起來上夜校，上一次課，記一次工分。許多女人都是為了工分才上夜校的，只有兩個人是例外。這兩個人，一個是劉岳厚的戀人胡冬琴，一個便是他後來的老婆姚五妹。胡冬琴比姚五妹漂亮，但是她爹是富農，因此常常受人欺負。上課時，劉岳厚老讓胡冬琴回答問題，胡冬琴答對了，劉岳厚就當眾表揚她。生性潑辣的姚五妹終於跳出來批評，說胡冬琴是富農，你可不要包庇她。劉岳厚說，我怎麼包庇了?姚五妹說，你就是包庇了。其他的婦女也跟着一起起鬨，說劉岳厚確實是包庇胡冬琴。
劉岳厚知道胡冬琴和姚五妹都喜歡自己。他很得意，可是並不想娶其中的某一位。胡冬琴是富農，這成分在“文革”中可了不得。姚五妹卻太窮，她的大哥三十多了，還沒有娶上媳婦。於是有人出來說媒，大家做點犧牲，讓姚五妹嫁給胡冬琴的哥哥胡矮子，胡冬琴嫁給姚五妹的大哥阿喜，恰巧兩個男人都有些欠缺，胡矮子出奇地矮，姚阿喜小時候爬樹摘柿子，摔瘸了一條腿。張飛與李逵，烏鴉落在豬背上，都是黑對黑，正好般配，誰也不吃虧。不樂意的是姚五妹和胡冬琴，心裏都惦記着劉岳厚，不甘心自己要嫁那樣差勁的男人。劉岳厚心裏也酸酸的，說不出什麼滋味。
正月里，姚胡兩家同時辦喜事，劉岳厚被拉着輪流在兩家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兩位新娘的眼睛都有些紅，都不理他。劉岳厚喝多了，終於醉了，被架到空地上去嘔吐，吐完了，又回來接着喝，一直喝到新娘雙雙被送入洞房。那一天，整個村子鬧得就像是過節。胡冬琴從小受人欺負慣的，進了洞房，乖乖地成了別人的老婆。姚五妹是烈女，悄悄地揣了一把剪刀在懷裏，對胡矮子說的第一句話，就是：
“我絕不讓一個富農的兒子，日貧下中農的女兒！”
胡矮子被她的氣勢嚇得又矮了半截。他傻了好一陣子，說：“你哥能娶我妹，我為什麼不能娶你？”
姚五妹理直氣壯地說:“貧下中農的兒子日富農的女兒，和富農的兒子日貧下中農的女兒，這不一樣。”
胡矮子氣不服地說:“怎麼不一樣？”
姚五妹說:“是革命和反革命！”
胡矮子拿姚五妹沒辦法，像小孩子一樣捂着臉哭起來。老富農夫婦聽聽動靜不對，敲門進來，涎着臉對姚五妹說好話。姚五妹說:“你們要是逼我，我就死在你們家裏，富農逼死人命，貧下中農饒不了你們。”老富農的尿差一點嚇在褲子上。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他動不動就被拉出去遊街，如今真要逼死了姚五妹，還有好日子過?整個蜜月里，姚五妹都揣着一把剪刀睡覺，她把胡矮子的一家當做了階級敵人，始終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不許他們亂說亂動。老富農如坐針氈，富農婆躺在床上犯胃病，胡矮子憋得臉色發青，姚五妹的氣焰卻越來越高漲，完全掌握了戰場上的主動權。
姚五妹的革命行動成了笑話，全村都在議論，方圓幾十里的人都知道這件事。大家看法不同，結論不同，但誰都覺得這事很有趣。到了蜜月結束的那一天，姚五妹突然想到了學文化。她拿着一本教材跑去找劉岳厚，一直磨蹭到天黑也沒有離開。劉岳厚似乎知道她想幹什麼，心裏揣着只小兔子，撲通撲通直跳。臨了，姚五妹咬牙切齒地說:“劉岳厚我告訴你，你現在已經沒指望了，胡冬琴已經是我哥的老婆，你除了我，沒別的人可挑。”
4
我成為一名作家后，常常有人問我是否受到了家庭的影響。在許多人眼裏，既然父親是作家，祖父也是作家，那麼我很可能從小就是按照製作作家的配方，進行培養的。劉岳厚逝世以後，我突然想到我之所以成為作家，完全可能是上小學的時候，受到劉岳厚的影響。我已經反覆向別人解釋過許多次，我的家庭並沒想到過要讓我成為作家，我當了作家完全是後來的事。
在祠堂小學，我幾乎沒學到什麼東西。劉岳厚從來就不是個好教師，他根本不知道應該如何安排好課程。不同的年級老是衝突，有的同學太調皮，常常課上到一半就跑出去撒尿。這樣的學堂更像是個幼兒園。劉岳厚的教學方法是聽其自然，佈置了作業，學生做不做都無所謂。學生的家長對劉岳厚也沒要求，反正以後都是種田。
劉岳厚在村上能夠得到大家的尊重，因為他是不用干農活的文化人。他的一手毛筆字總有機會派上用場。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發佈以後，要由他用一絲不苟的歐體抄出來，貼在牆上供人瞻仰。除了生產隊長和會計，沒人的地位能和他相比。隨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深入，大隊裏組織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姚五妹成了其中的積極分子。那一年，縣委書記參觀了大寨回來，下決心也要搞一個樣板。他提出了四個“筆筆直”的口號，責成劉岳厚像抄詩一樣地抄下來，把這口號貼得到處都是。
河道筆筆直，
道路筆筆直，
房子筆筆直，
樹要筆筆直。
“筆筆直”里的有一個“筆”，在這裏應該是語氣助詞，當地的方言習慣這麼說。於是一個冬天裏人就沒閑着，縣委書記親自蹲點，水被抽幹了，硬是用人工，把原本彎曲的河道修直。周圍幾個大隊的民工紛紛前來助戰，廣播裏整天播着革命歌曲。有一天，縣委書記來工地慰問，心血來潮，即興湊了一首詩，從此詩興大發，一發而不可收。於是在大戰河道的同時，又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群眾詩歌運動。鄉下人寫的詩都是順口溜，一邊幹活，一邊湊句子，湊得差不多了，便往廣播站奔。什麼樣的打油詩都有，什麼人都寫詩。幹活寫詩，吃喝拉撒睡也想着寫詩。我只記得姚五妹的一首詩中，有這麼兩句：
大家警惕高，
敵人要破壞。
小學生也被組成了少年突擊隊。那時候廣播裏常播放的一首歌，是“拿起筆做刀槍”，筆和當地口音中的女性生殖器的讀音完全一樣，孩子們十分起勁，卻不懷好意反反覆復地唱着這一句。姚五妹那時候也大出了一陣風頭，沒有比她更不怕出洋相的女人了，由於她誓死不嫁富農的聲名遠揚，那些前來助戰的民工，千方百計都想一睹她的芳容。在宣傳隊裏，她什麼歌都敢唱，什麼舞都敢跳，反正鄉下人不花錢白看戲，有熱鬧就好。她的肚子開始一天天地大起來，也沒什麼懷孕反應，照樣跳，照樣唱，瘋得跟傻大姐似的。她和劉岳厚的婚事已經成為事實，那年頭有沒有結婚證無所謂，姚五妹和胡矮子反正沒有正式登記結婚，因此也不需要離婚。
群眾詩歌運動來得快，去得也快，轟轟烈烈轉眼間灰飛煙滅。只有劉岳厚是唯一熱情不減的積極分子。別人湊出了幾句詩，說過就忘，他的詩都抄在小本子上，一首接一首。作為他的學生，我第一次聽人說詩要押韻，在他教育我之前，我一直以為詩只是些分了段的漢字。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寫詩的人叫詩人。為了湊韻腳，劉岳厚成天捧着一本《新華字典》，顛來倒去，很快就把它翻爛了。這是他當兵餵豬時，在省城的一家新華書店排隊買的。他的臉上時時露出別人根本就不懂詩的神情，而且開始不屑於去廣播站，對着話筒發表朗誦他的詩歌。他非常虛心地拜一位下放的報社老記者為師，據說這位白髮蒼蒼的記者，曾經發表過好幾首詩。
雖然劉岳厚的學歷只是小學文化，自從他決心要當詩人以後，那種鄙視別人的神情就在他的臉上固定了下來。他的教學也越來越不像話，到春天又一次來臨的時候，他自作主張地壓縮了算術課，毫無道理地加大了語文課的比例。他似乎忘記了自己面對的是混合班的學生，他對這些目瞪口呆的學生講述自己的詩，而且規定每人起碼要會背一首他的詩。今天回想起來，他的詩應該算是白話押韻詩，都是說些空泛的大道理。他的學生成了他最初的讀者。他感覺良好，然而沒有一個學生喜歡他的詩。
僅僅是寫詩，那種小的工作筆記本，就用了好幾本。在一開始，寫詩不過是自娛和折磨學生。能寫詩的這種感覺很好，劉岳厚敢於鄙視別人，別人便不敢不尊敬他。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村上唯一不怕生產隊長的人。生產隊長霸道得很，可是拿他毫無辦法。那一年，劉岳厚的長女劉麗英出生了，他絲毫沒有因為做了父親就此成熟。既然有了詩，家庭對他來說，已經不太重要。女兒哇哇地哭着，他卻躲在教師辦公室里苦思冥想，為一個韻腳走投無路。我記得劉岳厚最下工夫的，是一首叫《老犁頭》的長詩。這首詩折磨了他好多年，有無數個版本。最早在課堂上給我們朗誦的，是一首十行的短詩。他告訴我們，這首詩寫了一個當家做主的現代老農民，如何熱愛集體。我之所以還能記得是十行，是由於他每講一句時，就舉起一個手指頭，當他的十個手指頭都伸出來的時候，他的詩也就全完了。
到“文化大革命”後期，我已經回南京上了高中。有一天，劉岳厚捧着一疊厚厚的詩稿，十分神秘地出現在我的家裏。這時候，他已經是四個小孩的父親，人和過去相比，瘦了些，頭髮長了些，看上去有些潦倒，但是更像是詩人。他來我家的目的，不是為了看望過去的學生，而是來向我的父親求教。他向我父親解釋這首詩的來龍去脈，虛心得像一個小學生。讓我和我的父親都感到難以忘記的，是詩響亮的開頭：
當!當!當!當!
當!當!當!當!
劉岳厚的詩似乎是長進了不少，在一開始，就是敲擊掛在村頭大樹上的一截犁頭的聲音，一共八聲，八個驚嘆號。他解釋說，在他的詩中，作為人物的老犁頭，和掛在村頭大樹上的鐵犁頭可以合二為一。他說老犁頭這個人物，可以用已經不能耕地的犁來象徵，雖然不能為建設社會主義出力了，但是仍然可以廢物利用，掛在樹上當鍾使，可以警鐘長鳴。這是一首長長的敘事詩，從老犁頭的童年說起，講他怎麼當長工，怎麼給地主老財幹活，怎麼反抗，怎麼掩護共產黨的地下組織，等等，等等。中共黨史上的大事件，差不多都寫到了。從解放前，到解放后，肅反，反“右”，大躍進，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幾乎就是一本“四人幫”時期的教科書。我的父親讀了以後，不得不連聲說有氣勢。這時候，我的父親剛剛被結合進一個創作組。他的思維有些遲鈍，根本合不上時代的節拍。作為一個作家，除了寫檢查，他已經有多少年不曾寫過一個和創作有關的字，因此他發自內心地覺得劉岳厚有些了不起。
父親的表揚幾乎使劉岳厚忘乎所以。他的臉上放着紅光，羞答答地說，省出版社可能要出版他的這首長詩。父親向他表示祝賀，並答應為他力盡所能地改正詩稿中的錯字。這是我父親唯一能夠效力的地方。可惜長詩中的錯字，也太多了一些，結果原計劃一晚上就能看完的詩稿，足足讓我父親改了兩天。到了第三天，劉岳厚來取稿子的時候，為自己詩稿中太多的錯別字，感到不好意思。我父親安慰他說:“這不要緊，你看你的字，就寫得比我好，我小時候沒練過毛筆字，這字就一直寫不好看。”
省出版社最終也沒有出版劉岳厚的詩稿。詩稿在出版社放了一年多，換了一位編輯，建議劉岳厚把這部詩稿改為長篇小說，並要求他把當前如火如荼的“反擊右傾翻案風”，也寫進小說。劉岳厚因此也從業餘的詩人，變成了業餘的小說家。他加強了原詩中本來就很濃的火藥味。小說稿完成以後，不同的領導提了不同的意見，劉岳厚修改了無數遍，一直到“四人幫”被粉碎，也沒有能最後定稿。
第四章
1
賽珍珠一直認為自己將來會成為一個作家。有這種理想的人很多，許多最終成為作家的人，向文學青年談起自己的文學道路時，常常會這麼袒露心扉。天底下什麼樣的成功，都是有原因的。賽珍珠認為，一個作家不應當在30歲之前，就去創作小說，除非他有在絕望和無助中生活的經歷。出去尋找創作素材的作家，好像是出海打魚的漁民，好像是鑽進深山老林狩獵的獵人，肯定寫不好小說。創作不應該成為打魚或狩獵，生活就是生活，一個人應該順其自然，不應該刻意追求什麼，不應該處心積慮地別有他圖。
賽珍珠不是為了當作家才到中國來的。她出生三個月以後就來到中國。在很長的時間裏，中國就是她的世界。如果她真有什麼天賦的話，那麼就是她能夠欣賞周圍的一切。能夠欣賞是作家的重要天性，賽珍珠對什麼都感興趣，甚至對左鄰右舍的農事，也很樂意弄個明白。她看到了手工種田的奇迹，一切都靠自己的雙手，沒有拖拉機，沒有耕牛，也沒雇幫手，男主人完全是靠自己，加上自己的妻子、兒女、兒媳以及剛能幹活的小孩，用手把水稻一束一束地插進田裏。這是真正的自給自足。遇到乾旱的日子，農民憂心忡忡，用各種稀奇古怪的儀式，祈禱着老天趕快降雨。
中國是賽珍珠真正面對的世界，她就生活在這個世界裏。在少年時代，賽珍珠讀了許多有關西方的書籍，有美國人寫的，然而更多的還是英國人的書。在她所處的那個時代里，公認的觀點是英國才有文學，而美國通常是粗鄙的，是一個沒有文化的暴發戶，根本就沒有什麼文學。在賽珍珠父母的藏書中，有成套的狄更斯，成套的薩克雷，還有喬治?艾略特和瓦爾特?司各特，以及一套版本很好的莎士比亞全集。這些名著充實了賽珍珠的少年生活。美國文化只能體現在流行雜誌上，為了不至於和本土的文化脫節，賽珍珠的母親在眾多的美國雜誌中，訂閱了《人物評論家》，而父親挑中的是《世紀》，此外，還訂了《聖?尼古拉》和《青年指南》。賽珍珠後來之所以能成為那種獨一無二的作家，和她的獨一無二的生活分不開。她的文化準備，確實是與眾不同。
重新回到中國的賽珍珠，發現了許多和以往的不同。首先是視點發生了變化，在美國讀了四年大學，這已經足以讓她用一雙美國人的眼睛來看中國。其次，中國自身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賽珍珠去美國讀書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爆發了，清朝王朝被推翻。留在中國男人腦袋後面的那條豬尾巴似的小辮子沒有了，共和與維新成了最時髦的口號。賽珍珠已有整整四年，沒有機會運用她所熟悉的漢語，潛藏着的記憶大門突然又被打開，雖然一些話語對她來說已經有些陌生，但這並不妨礙她傾聽這些熟悉的聲音。她熟悉這些語調，因為她就是在這些語調中長大的。
昔日的中國姑娘如今無一例外地成了孩子的母親。這些人曾經都是賽珍珠的好朋友，現在她們把她拉進自己的房間，十分好奇地向她問這問那。她們最關心的自然是她的個人問題。她們奇怪賽珍珠的父母，為什麼不儘快地給女兒找個婆家。
“你打算什麼時候結婚呢？”
賽珍珠的臉頓時紅了。這時候，她身上的傳統中國文化影響又開始起了作用。她變得靦腆、窘迫，而且有些無可奈何。她的年齡今天看來還很年輕，但在當時的那個年代裏，在周圍的人，甚至賽珍珠自己看起來，已不算太年輕。美國本土的小夥子對於她來說，實在太遙遠，而在中國石油或煙草公司工作的白人小夥子，又因為不是門當戶對，很自然地被排斥在可以選擇的對象之外。
雖然賽珍珠自己不是傳教士，可是她屬於傳教士的團體，是教會學校的新任命的教師。傳教士團體的思想，其保守程度，絲毫也不比古板的中國人遜色。
賽珍珠或許是和英租界的白人小夥子有過約會，她不加考慮地接受過他們的邀請，很快就因為這種冒失挨了批評。傳教士團體中有一位老人警告說:“如果你嫁給了一個經紀人，那麼你就必須離開你的母親。”
賽珍珠不甘示弱地說:“我的父母不在乎我嫁給什麼人。”
“可是我們在乎！”
2
賽珍珠在婚姻態度上，顯然是保守的。在自傳中，她雖然想把自己邂逅的每一位男士都寫下來，然而所有的故事都很平淡。在廬山，一位正療養的患肺結核的小夥子，似乎墜入了賽珍珠的情網，他蒼白的臉色開始泛紅，不再像過去那麼緘默消沉，胃口也變香了。小夥子同樣出身於傳教士家庭，他的母親吃驚兒子的變化，意識到他對賽珍珠的興趣與日俱增。賽珍珠沒有談到那位母親是如何影響自己兒子的，反正戲剛開場，便讓人惆悵地匆匆結束。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賽珍珠到了結婚的年齡，到了做母親的歲數，她似乎有些按捺不住了。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她在婚姻的決定上，是草率的，或者是盲目的。賽珍珠只能用《舊約》傳道書里聖人說過的“人總是要結婚的”，來解釋自己的選擇。在賽珍珠看來，是人就應該結婚，對於身心健康的人來說，不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靠自由戀愛，與一個碰巧生活在你周圍的最合適的人選結合。人們決定結婚，不過是眾多巧合中的一個。
賽珍珠生性敏感，東西方兩種文化都在她身上起着作用。她嚮往着浪漫的生活，又迫不及待地想做賢妻良母。她熱愛自己的母親，卻又更渴望過一種完全屬於自己的獨立生活。結婚是實現自己理想的最好途徑，可是她並沒有那麼多的機會，沒有那麼多合適的婚姻對象可以供她選擇。她已經習慣於這樣的一個簡單事實，就是沒有愛情的生活，同樣可以過得非常愉快。她羨慕自己那些兒女成群的中國女友，即便在父母的包辦下嫁給從未見過面的男人，絲毫也不影響生活的幸福圓滿。
一場持續了17年的婚姻，從此左右了賽珍珠的生活。這不是一場幸福的婚姻，它幾乎是在重蹈賽珍珠哥哥婚姻失敗的覆轍。一位年輕的美國人無意中撞進了賽珍珠的生活，他們彼此選擇了對方，事情就定了下來。他不是一個真正的傳教士，賽珍珠結婚後第一個驚人發現，就是他根本不信什麼教。他只是作為農業專家受雇於在華的長老會傳教使團，來中國教中國的農民如何種田。時至今日，這個年輕人的精神依然可嘉，但是他的行為卻不能不說是自以為是。和傳教士的工作最終被證明是徒勞一樣，按照美國人的方法教中國人種田，其結果只能是一場滑稽的喜劇。中國的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經耕耘了幾千年，他們按照祖宗留下來的方法澆水施肥。一家人至多也不過5英畝的土地，他們根本就不需要一個洋鬼子多此一舉地來教自己如何種田。
賽珍珠丈夫的失敗，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賽珍珠隨着他一起深入中國的農村，不辭辛勞地從一個村莊走向另一個村莊，丈夫和農民就種田的事宜進行交談，她便和一旁的婦女孩子們說笑。婚後最初的歲月，就是這麼度過的。雖然她從一開始就對丈夫的工作表示懷疑，但是她的教養使她沒有把這種懷疑輕易流露出來。既然嫁給了一位農業專家，她就應該做一位農業專家的好妻子。她常常為此做出很有興趣的樣子，只是當丈夫的中文已無法表達自己的思想時，她才走過去充當臨時的翻譯。她顯然要比他更了解中國人，一眼就看出了中國農民對他們唯一的興趣，就在於他們是洋人，是與自己不同種的怪物。農民們只是好奇，只是在看熱鬧，覺得這一男一女兩個洋人十分可笑，眼睛是藍的，金頭髮，個子竟然有那麼高。賽珍珠的丈夫想把自己在美國農學院裏學的知識，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中國的農民，可結果卻發現並沒有什麼可教的，相反倒有不少可學的東西。
這場婚姻給賽珍珠的唯一好處，就是她有了一個充分了解中國農民的機會，在這之前，她所了解的中國社會，是老媽子和用人的社會，是成天圍着傳教士轉的中國教民的社會。由於中國本質上是一個農民的社會，只有真正地解剖了農民這個社會細胞，才有可能真正了解中國。20年後，賽珍珠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她的獲獎評語是:“由於她對中國農民生活史詩般的描述，這描述真切而且取材豐富，以及她在傳記文學方面的傑作。”不管這評語是否貼切如實，賽珍珠能夠大膽老練地描寫中國農民，和她的第一次不幸的婚姻，有着分不開的聯繫。這是一個因禍得福的典型例子。浮光掠影也罷，道聽途說也罷，賽珍珠對中國農民的描寫雖然沒有臻善臻美，但是絲毫也不比當時別的一些中國作家差。
在結婚前，賽珍珠一直待在富庶的江南。結婚以後，她和丈夫居住在北方的小城中。他們在鄉下有一個小農場，為了丈夫不切實際的理想，他們小夫妻走遍了窮鄉僻壤。丈夫騎一架老式的自行車，賽珍珠坐轎子。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女人趕路都得坐轎子，轎子的周圍都擋得嚴嚴實實，除了前面掛着的那塊藍色布簾可以掀起來。在空曠的地方，賽珍珠總是把那悶人的布簾掀開，而接近村鎮的時候，趕緊放下布簾，以免那些沒見過洋人的好奇者圍觀。經常難免的是一些步行或騎驢的人，在路上看見了賽珍珠夫婦，立刻加快步伐，趕在他們前面到達一個村莊，然後像發佈什麼重大新聞似的大喊大叫，招來了一大堆圍觀者。
剛開始，賽珍珠就像中國那些怕羞的小媳婦一樣，每到一處，用力扯緊門帘，躲着不讓那些等候看熱鬧的人觀賞自己。漸漸地，她意識到大家只是出於強烈的好奇心，並沒有什麼惡意，就索性走出來，讓看熱鬧的人看個夠。在他們身後總是跟着一大群看客，當他們找了客店準備住下，那些看熱鬧的人，一定要店主跳出來攆他們走，才會不急不慢地散去。如果不是在農忙的日子裏，中國農民給人的印象，總是閑着無所事事。有時候，被店主攆走的看熱鬧的好奇者，會又一次返回客店來，從門縫，通過房門與地面之間大約6英寸的縫隙，歪着頭，把腦袋貼在地面上偷看。膽子大的，甚至用蘸了口水的手指，將窗戶紙捅上一個小洞，觀察賽珍珠在房間裏的一舉一動。
有一次，賽珍珠的丈夫不在，那些調皮小夥子，竟然大膽地撞起門來。他們把其中一個人推到門前，通過猛推他，來撞擊已被閂着的房門，他們一邊鬧，一邊哈哈大笑。賽珍珠有些害怕，她畢竟是個女人，而且是一個白種女人。在她童年的時候，有一個法國女人曾警告過她，說中國男人對白種女人的興趣，一點也不比白種男人對中國女人的興趣差。如果可能，所有的中國男人都想和白種女人睡覺。早在兩百年前，中國的一名皇帝，就想娶歐洲的美人當妃子。佔有白人女子，在中國男人的心目中，意味着一種成功，那些後來有機會能娶白人女子為妻的男人，很讓普通的中國人眼紅。賽珍珠越想越怕，她搬了一張大椅子頂住門，自己站在椅子上面，以為這樣，那些在門口鬧的年輕人就看不到她的腳。但是那些年輕人依然是鬧，直到盡興了才走。
婚後的幾年裏，賽珍珠和中國民間的交往十分深入。她終於開始被當地的中國人所接受，開始有了屬於自己的社交圈子。她和一些中國婦女成為比較親密的朋友，相互之間說著悄悄話。中國女人向她打聽白人夫婦之間的事情，也向她訴說自己的故事。賽珍珠發現她們像她一樣，對對方的秘密和私隱，有着濃厚的興趣。讓一些中國年輕女人感到羨慕的，是賽珍珠可以和自己的丈夫，在光天化日之下有說有笑，而傳統的中國年輕女人，則只有躲在閨房裏時才可以這麼做。她們總是做出非常矜持的樣子，彷彿只有這樣才是恪守婦道。她們當中有的人，甚至和自己丈夫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她們的丈夫白天要下田幹活，要照顧店裏的生意，晚上回到家，要盡孝道和父母一起待上幾小時，要到很晚才回房間睡覺。結果這些寂寞的年輕女子，只好和比自己的地位更低下的女傭拉家常。
3
據一份調查資料表明，在1919年，僅僅是基督教的外國傳教士，在中國便有6636人，傳教點有1037個，而天主教的歐洲神父，有1500到2000人。如果賽珍珠不寫小說，只是像她的父母那樣，獻身於轟轟烈烈的傳教事業，今天恐怕就沒有人再來議論她了。如果賽珍珠繼續為傳教士團體工作，在教會學校當教師，我們今天同樣也不會再議論她。在1918年，也就是她結婚的第二年，中國的教會學校大約有1.3萬所，其中有14所大學。賽珍珠如果不是因為寫小說，不是因為她後來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她的作品被改編成電影在荷里活大獲全勝，她根本就不可能成為今天的話題。
美國人曾狂妄地把中國的教會學校，稱之為東方的西點軍校。他們覺得自己正在替中國培養未來的領袖和指揮官。然而歷史嘲笑了固執的美國佬，中國的發展並不以美國人的意志為轉移。賽珍珠一開始就對傳教事業心存疑竇，這是她沒有繼續走父母老路的根本原因。賽珍珠的丈夫似乎也明白了自己的路，有些走不下去。有一天，他終於很沮喪地對妻子說，他打算去南京的大學求職，那裏有個空缺正等着他。這意味着他已經決定放棄自己最初的理想，已經承認了自己事業的失敗。在一個有着幾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里，在有着自己形成的一套卓有成效的耕作方法的中國農村，賽珍珠的丈夫不得不承認自己的西方農業技術根本行不通。
對於賽珍珠來說，這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在北方的農村，新文化運動若有若無，賽珍珠深感閉塞，現在又有了一種重返現代中國的感覺。以城市而論，南京還是一個舊式的城市，它既不像北京那樣是政治文化中心，也不像上海那樣是經濟和現代工業的重鎮。雖然不久以後南京成為國民政府的新首都，可是在賽珍珠剛剛定居南京的那一段，這座有着悠久文化傳統的城市，風氣仍然保守尚古，是抵制白話文運動的老學究們的堡壘。這裏仍然凝聚着濃郁的舊文化氣息。賽珍珠在南京的一所教會大學裏教授英國文學，很快又在另一所省立大學裏兼課。這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北洋軍閥時期，各種牌號的軍閥打來打去，你死我活，沒有任何是非可言。賽珍珠有機會接觸各式各樣的大學生，有享受獎學金的基督教徒的子女，有花錢如流水的富家子弟，也有發憤苦讀的貧苦人家的窮學生。
教學之餘，賽珍珠開始了寫作生涯。她的最初作品，並不是那部後來讓她獲得名聲的《大地》，而是另一部書名叫《流亡者》的傳記。這部書是為了紀念她的母親。她最初的目的，只是為自己的孩子將來能有一幅外祖母的肖像。賽珍珠是那樣地熱愛母親，母親離她而去以後，她意識到為母親寫一本書，是最好的讓她得到永生的辦法。書寫好了以後，賽珍珠在很長時間內，都沒有想到讓它出版，她把它放在了箱子底下，直到自己成名以後的有一天，才突然想到了它。於是這本書正式出版的時候，它已經是賽珍珠問世的第七本書。
不妨想像一下賽珍珠在南京一邊教書、一邊寫作的日子。毫無疑問，作為一個外國人，她在中國的日子肯定是舒適的。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得到的種種特權，自然會給每一位在華的外國人帶來很多好處。賽珍珠住在一座優雅的小樓里，門前是一片大花園，一年四季開放着不同的花。書房在樓上，從擺着大書桌的窗戶極目遠望，能眺望紫金山的風光。在這樣的書桌前，寫出一些優美的文字來，絲毫也不奇怪。窗外的一切，看上去是那麼美好，危機被暫時的太平景象掩蓋了，軍閥間的混戰離得很遙遠，災難，饑饉，秋季的傳染病，彷彿都不存在。
賽珍珠當年住過的那座小樓，若干年以後，成為南京大學的校產。我在這所大學讀本科，讀研究生。整整七年裏，它一直是中文系的所在地。誰也想不到這座白顏色的小樓，卻是未來獲得諾貝爾獎的文學作品的誕生地，是一部轟動世界的著作的搖籃。它最初只是一家普通外國人的房子，它的不同尋常，完全是因為賽珍珠在這裏完成了她一系列的重要作品。時光流逝，歲月如梭，這座小樓顯然已經幾易其主。下水道堵了又堵，樓梯也重修過了，在它的四周，一座又一座高樓大廈已經豎起來，但是它仍然可以作為一個見證。賽珍珠當年就是在這座房子裏進行創作的，在後來的文章里，她不止一次地流露出對這座房子的喜愛，不止一次流露出對南京這個城市的熱愛。她承認自己的這種特別喜歡，是由於所有的這一切給她帶來了創作上的靈感。
很多人都以為賽珍珠一舉成名，事實上，她的第一部書稿問世，並不像設想的那樣輕鬆。她的第一部小說《東風，西風》所以能夠出版，完全是由於經紀人不懈的努力。投稿對於一位無名作家來說，往往不是件愉快的事情。由於賽珍珠的文章，要從中國寄往美國，郵費昂貴，路上耽誤的時間很長，到了編輯部，還要壓上好幾個月，因此與其苦等退稿，還不如把投稿的事拜託給經紀人省事。賽珍珠的經紀人，是她從地攤上買的一本叫《作家指南》的小書上發現的，得來全不費工夫。但是出版這第一本書，卻花了大力氣。經紀人曾把賽珍珠的書稿投寄給紐約的每一位出版商，結果到處碰壁，要是最後一家出版公司再次拒絕的話，經紀人就準備把書稿完璧歸趙給她。
《東風，西風》在賽珍珠眾多的作品中，可能很不重要，但是它最大的好處，是給了賽珍珠開始寫作《大地》的勇氣和信心。她的一生功名，完全取決於《大地》。沒有《大地》，就沒有賽珍珠。《大地》三部曲奠定了一切。雖然賽珍珠相信自己遲早會成為一位作家，但是懷有這種自信的大多數人都成不了作家。賽珍珠無意中選擇了一個絕好的機會，來寫作她的成名作。這時候，中國發生了自辛亥革命以來最巨大的變化，北伐革命終於成功了，南京被國民政府定為新的首都，蔣介石和宋美齡女士的婚姻成為當時最熱鬧的話題。在賽珍珠的印象中，蔣介石是一位中國軍人，從未去過西方，外表上看是道地的老式中國人，而宋美齡卻年輕漂亮，從11歲時就住美國，無論是生活習慣，還是外表談吐，完全是西方派頭。這兩個人的結合，被賽珍珠形容為，一個強悍的舊式男人，娶了個強悍的新式女人。
賽珍珠對新的國民政府，並沒有什麼太好的印象。在某些方面，她有些接近老派的中國人。她不像當時那些追逐時髦的年輕人一樣，凡是新的東西就一概喜歡。新的國民政府在她眼裏，和舊軍閥北洋政府，沒有什麼本質區別。她總是根據自己的所聞所見，來考察新政府的所作所為。當她注意到周圍的老百姓的日子過得並不比清朝政府時期強到什麼地步的時候，她不可能舉起雙手贊成國民政府。她甚至反對國民政府建設新都市的計劃。不管什麼樣的政府，能否給老百姓過太平日子，過幸福的生活，這是最重要的。清朝政府時期雖然腐敗，然而卻沒有那麼多的戰爭。軍閥混戰給老百姓帶來痛苦，這是賽珍珠小說中的一個重要主題。北伐成功似乎意味着戰爭已經結束，賽珍珠坐在窗前寫作的時候，窗外推土機轟轟作響。這種從西方引進的龐然大物，正在把成片的舊房子，碾成廢墟。南京將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城市，要修建寬闊的馬路，馬路邊要種下此後幾十年裏仍能讓人讚歎的梧桐樹。要蓋許多新的大樓，供各種各樣的政府衙門辦公。要裝備新的電力設施、新的排水系統、新的衛生設備，要建造新的影劇院、新的百貨大樓。所有這些，不僅不能使賽珍珠感到興奮，恰恰相反，讓她感到的只是疑惑。
在賽珍珠的思維里，南京像古耶路撒冷城一樣古老。石子鋪的路面起伏不平，街道又窄又彎，有些地方，人力車拉過來的時候，行人不得不緊緊地貼牆站着，才能讓車子通過去。到處都是露天的污水溝，家庭主婦們往裏邊倒着生活用水，男人們堂而皇之地往裏撒尿。人多的地方便有集市，成堆的蔬菜，整筐的水果，擱在案上的魚和肉。算命的，賣舊書的，賣老鼠藥的，耍把戲的，賣小吃的，都摻和在了一起。賽珍珠無法想像這樣古老的城市，如何就能現代化起來。她看到的，只是破壞，再破壞。毫無疑問，賽珍珠是在一種十分保守的心情下，寫作《大地》的。她懷念着正在失去的舊中國，耳朵邊迴響着窗外居民因為不願意搬遷，和執法人員的爭吵聲，以及相互之間議論的抱怨聲。
所有這一切，都不可能使得《大地》成為一本謳歌新政府的書。當那些從一生下來就住在老房子裏的老人，被強行搬遷而號啕大哭之際，賽珍珠甚至想衝出去打抱不平，大聲疾呼這樣做是不對的。但是她終於意識到了國民革命的意義，這就是作為一個外國人，她已經沒有權力在中國人的土地上發號施令，沒人會在乎她，根本不可能有人會聽從她的指責。她曾經是帝國主義的受惠者，現在，她受人敵視也就不足為奇。國民政府對待外國人的態度，要比過去的清朝政府和北洋政府強硬得多。外國人的特權開始受到限制，賽珍珠只能把她的不滿，發泄在要寫的書上。
《大地》三部曲的第一部，從本質上說來，是一部典型的懷舊作品。它講述中國農民和土地的關係。土地是農民的生命，也是中國人，以及全世界所有人的生命。保守意識始終佔着上風，在這樣的作品中，嚮往未來變得極不重要，重要的卻是過去，是那些應該被淘汰的陳芝麻爛穀子。《大地》中充滿了落後和同情，落後是中國的現狀，是賽珍珠的耳聞目睹，同情是發自賽珍珠內心深處的一種憐憫。不管中國人會怎麼想，不管中國人究竟需要不需要這種憐憫，這種情感在她卻是絕對真誠的。
4
賽珍珠絕想不到自己會因為《大地》一舉成名，她想不到自己的作品竟然會那麼適合美國人的胃口。不僅美國人喜歡，整個歐洲大陸也為之震動。她更不會想到這本書會嚴重地傷害了中國人的感情。寫作《大地》的過程是平靜的，事實上，前後只花了三個月，寫完了以後，賽珍珠對自己的作品是否能夠出版心存疑竇，很想能找一個值得信任的人，幫她評判一下。她的哥哥正好也在中國，賽珍珠十分羞怯地告訴他，自己寫了一部小說，他善意地笑了，說這件事很有趣。賽珍珠覺得僅僅憑這點，還不足以提出進一步的要求，讓他花費寶貴的時間來讀自己的小說。她壓根也沒想到和自己的丈夫談一談此事，她的丈夫對文學毫無興趣。猶豫再三，她意識到最好的辦法，就是偷偷地將稿子包紮好，一咬牙寄出去，聽天由命。
無論是寫作《大地》，還是在等待這本書出版的歲月里，一切都是平淡無奇的，甚至是在《大地》剛出版后的日子裏，仍然沒有什麼變化。她在大學裏教着書，課餘便騎馬出城去鄉間漫遊。秋天裏，南京的郊區非常優美，田野里一片金黃，稻子收割了以後，拾穗人穿着土布衣服，挎着竹籃，在遍地都是稻茬的田裏不時地彎下腰去。在拾穗人的身後，幾隻白顏色的鵝搖搖擺擺覓着食，隨處可見一片農家樂的景象。年輕的母親坐在門口給小孩餵奶，老婆婆則在陽光下支起了紡車，孩子們在打掃得乾乾淨淨的穀場上做着遊戲。國民政府對這個國家的管理，開始初見成效，對於郊區的農民來說，一個太平盛世似乎就要來臨。賽珍珠獨自騎馬，穿過碎石子鋪的古道，沿着鄉間的土路，一直騎到有着梁朝辟邪的村莊才下馬。
有着一千多年歷史的梁朝辟邪，現在已成為南京城市的標誌。在西方論述中國雕刻的書中，辟邪被稱為石獅子。可是賽珍珠當年所見到的辟邪，顯得十分凄涼，它孤零零地站在村口，站在空曠的稻田裏，忍受着人類對它的冷漠和戲弄。人們在它寬大的身上曬着剛洗過的衣服，那些破破爛爛紅紅綠綠的舊衣服，披在辟邪身上，充滿了一種滑稽荒唐的感覺。當地農民充分滿足了對外國人的好奇心以後，開始向賽珍珠生動地講述有關辟邪的傳說。這傳說流傳了一千多年，已經無所謂真偽。
有一個疑問常常困惑在賽珍珠的心頭，這就是中國的知識階級，往往要比目不識丁的農民更愚昧。在新的國民政府中，看上去是聚集了一大堆人才，這些人是中國的精英，受過西方文化的熏陶，說起英語法語來，甚至比漢語更為流暢，但是他們固執起來，往往根本就聽不進別人的聲音。中國知識階級的自以為是，有時候要比農民的保守更可笑。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賽珍珠和一位身着非常合身的西服的青年官員，談起梁朝的辟邪，剛說到一半，這位青年官員立刻予以否定。他放下手中的茶杯，以不容置辯的口吻說:“南京附近，根本就沒有什麼辟邪。”
“是那種像石獅子一樣的辟邪。”賽珍珠小心翼翼地說。
“哪有什麼石獅子？”青年官員莫名其妙地傲氣，他提醒賽珍珠是受了農民的騙。
賽珍珠為這位青年官員否定歷史的態度感到震驚，她溫和地反駁說:“西方學者對中國動物石刻心慕已久，你若是有興趣的話，可以找到很多圖片和資料，你可以——”
“我再說一遍，南京附近，沒有什麼梁朝石刻。什麼辟邪，什麼石獅子，都是騙人的鬼話！”青年官員很不耐煩，滿臉的別人都很蠢的表情，提高了聲音說著,“我是中國人，我就在這個城市裏長大，難道還不比你知道得多？”
賽珍珠的《大地》出版以後，她聽到許多類似的指責，當然這些指責都是針對她的作品。《大地》的出版很順利，目光敏銳的出版商，一眼就看出了這是一本能打動西方讀者的讀物。1931年的3月2日,《大地》出版了，賽珍珠收到了第一本樣書。但是隨之而來的，不是快樂。這時候，賽珍珠的老父親已經病入膏肓，賽珍珠把新出版的《大地》遞到父親手上，父親已經無力再把這本書看完，只能向女兒表示自己的祝賀和歉意，不久他就與世長辭。10年前，賽珍珠的母親長眠在中國，10年之後，賽珍珠的父親又在重複母親走過的路。
也是在賽珍珠收到《大地》不久，由於特大暴雨，洪水泛濫，長江堤壩被沖毀，整個南京城陷於大水的包圍之中。這個城市處於百年不遇的自然災害的威脅之下。1931年對於越來越向右轉的南京國民政府來說，絕對不是一個好年頭。世界範圍之內的紅色風暴正在興起，左翼文學運動如火如荼，全球的作家差不多都在向左轉。位於中國江西的紅軍，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屢屢給國民黨軍隊以重創。日本人對中國的野心已經到了圖窮匕見的地步，就在這一年的9月18日，日本出兵佔領了中國的東三省。外患內亂，天災人禍，無一不動搖着南京國民政府的基礎。
洪水包圍中的南京彷彿成了一個孤島，賽珍珠參加了抗洪救險的工作。有趣的是，她當時唯一的交通工具，不是汽車，也不是自行車，而是一匹駿馬。她個人的力量極其有限，所貢獻的只是一種精神。她生活在這個城市裏，當然應該像別的居民一樣，盡一份自己的義務。大水一直淹到了城牆邊上，在騎馬去工作的時候，她發現自己幾乎成了傳奇故事中的人物。黃色的洪水在臨時築起的大堤外匯合，一天天地上漲。陸地上的農民彷彿一夜之間，都成為靠捕魚捉蟹為生的漁民。水天一色，巨大的城牆倒映在洪水裏。賽珍珠把馬拴在一棵古樹下面，搭上農民的小船去她的工作地點，救護工作的繁重絲毫也影響不了她的激情。賽珍珠每天都幹得很辛苦，這種奇特的經歷，讓她感到十分有趣。
賽珍珠幾乎沒有時間去想自己新出版的書命運如何。她沒有想到自己已經成功，當洪水退去的時候，她開始着手的工作，是把中國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滸》翻譯成英文。她給《水滸》起的洋名是AllMenAreBrothers。如果再翻回成中文，就是“所有的男人都是兄弟”，套用成語可以譯為“四海之內皆兄弟”。賽珍珠前前後後用了四年時間翻譯這本書。這本古典名著顯然影響了賽珍珠小說的風格，細心的讀者可以從《大地》三部曲的后兩部中，發現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
幸運之神正在向賽珍珠招手。中國有句老話，運氣真來的時候，想攔都攔不住。雖然賽珍珠最初得到的反饋，是對《大地》的嚴厲指責，發出這種指責的，既有中國讀者，也有美國讀者，但是決定圖書命運的市場，被一隻神奇之手打開了,《大地》一炮而紅，被權威性的每月書社選中，出其不意地成為了暢銷書。好也罷，壞也罷,《大地》開始成為話題，雖然出版的只是《大地》的第一部，后兩部還沒有寫出來，成功已經不可阻擋。在《大地》出版的第二年，賽珍珠獲得了普立茲獎，這是美國文學界的最高獎項，標誌着她已成為一名重要的作家了。
第五章
1
自從劉岳厚逝世之後，我一直在想，像他這樣對寫作痴迷的人，究竟應該不應該算為作家。如果以發表的作品算，劉岳厚一生公開發表的作品，就是省報上的一篇被編輯刪改過的小說。過去的多少年裏，劉岳厚從來也沒有停止過和報紙雜誌打交道，他是各式各樣的出版部門的常客，很多編輯都認識他，提到他時便是一個接一個的笑話。在今天，很難再找到像他這樣對寫作痴迷的人了，也很難再找到像他這樣下了那麼多苦工夫、在作品上仍然沒有進步的永遠的習作者。他總是謙虛地稱自己的作品是習作，是一種練習，可惜這種謙虛對於他沒有任何長進。他總是在原地踏步，彷彿小學裏的留級生一樣，永遠是小學三年級的水平。
劉岳厚曾經是我的老師，我在這裏講述劉岳厚的故事，絲毫沒有不敬的意思。我承認自己對他有過不恭敬的地方，我承認自己曾經是那樣地不耐煩他，然而那是在他生前。現在，劉岳厚已經火化成了一堆骨灰，面對他的空中的魂靈，我起誓，自己從來也沒有像現在這樣，對劉岳厚的一生表示着崇敬。劉岳厚留給我了一大包水平拙劣的遺稿，這些遺稿是失敗的記錄，是對一個人不懈追求的諷刺。我不想以成敗來論英雄，英雄和狗熊無論有多大的區別，他們有一點是共同的，這就是他們都是人，是有血有肉的人，是要吃、要喝、要拉、要撒、要睡的人。英雄狗熊都是一生，都得死。
成功的作家我見得實在太多,“成功”兩個字裏，永遠包含着很多水分。我的生長環境，讓我有機會從很近的距離，考察祖父輩和父輩這兩代作家的成功。我見過太多所謂功成名就的人。我熟悉許多一炮而紅的作家，知道他們潦倒時的模樣，也看到過他們擺出的名人派頭。我所熟悉的歷史告訴我，一位作家的成名，其實不是什麼難事。難的也許倒是像劉岳厚那樣永遠不成名。從一個不名一文的人，一躍為當紅的作家，實在是識幾個字的秀才的成龍捷徑。成名肯定比買中六合彩的機會要多。作家成名，有時候和小人得志，並沒有什麼太大區別。運氣這玩意永遠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客觀存在。在作家的隊伍里，不是作家的人，永遠比作家多。有什麼樣的人，就有什麼樣的作家。有什麼樣的作家，便有什麼樣的文壇。在中國，文壇變成政壇，已有悠久的歷史，從作家搖身一變成為官員，或者從官員變戲法似的突然成為作家，向來不是什麼稀罕的事情。即使在世界文壇上，也是如此，東歐和拉美都有作家成為總統的例子。
劉岳厚始終沒能成為文壇的一員，未必就是多大的憾事。偌大的文壇，什麼人都能進，什麼人都能混，劉岳厚只不過是在門口徘徊，也挺好。他不停地踮起腳，往神秘莫測的文壇里張望，渴望自己能成為文壇的一員，眼巴巴地望了一輩子。他的存在意義就在於這種執着的追求。老實說，劉岳厚的文章從來也沒有真正地寫好過，但是平心而論，在過去的這些年裏，和文壇上充斥着的狗屁文章相比，他絲毫也不比那些徒有虛名的著名作家差。如果運氣好的話，劉岳厚完全也可能成為著名作家紅極一時。所有的文學浪潮他都趕過，從“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到傷痕文學問題小說，從傳統的現實主義，到具有現代意味的新潮小說，從紀實文學到通俗文學，從押韻的詩到不押韻的散文，從電影劇本到電視劇本到廣播劇劇本，只要是由文字組成的東西，他都寫過。
我們不妨換一個角度，來看劉岳厚。我熟悉很多寫作的人，他們對作家堅持每天寫作不屑一顧。他們已經是作家，是很有名望，甚至可以說是很不錯的作家，可是有一點讓我始終百思不解，這就是他們根本就不熱愛寫作。他們總是在找各式各樣的借口逃避寫作。與其說他們是作家，還不如說他們更像作家筆下的人物，他們把時間都花在了一些十分無聊的事情上，卻美其名曰是在體驗生活。體驗生活有時候成了自己行為不端的遮羞布，瀟洒竟然成了墮落的代名詞。他們絕對不會像劉岳厚那樣，沒完沒了地寫，那樣徒勞地在文學的土地上耕耘。他們甚至鄙視寫作。他們所以還在吃着寫作這碗飯，是因為寫作能給他們帶來比較滿意的結果。因為寫作，他們當了官，成了有地位的文化官僚，在做官的人面前，他們是作家，在真正辛勤寫作的人面前，他們是官。對於他們來說，寫作重要的是結果，而不是過程，他們厭惡這個過程。他們自己不寫，卻嫉妒那些不斷在寫的人。
劉岳厚永遠也不厭惡這個過程。在他的寫作生涯中，成功的希望太渺茫，結果固然重要，由於總是沒有結果，他也只能靠寫作這個過程來聊以自慰。在熱愛寫作這一點上，他比那些不熱愛寫作的作家，更像作家，更接近文學的本義。在過去的許多年裏，劉岳厚所以和我保持着持續不斷的聯繫，一個很簡單的原因，就是我以及我的家庭，和文壇有着這樣那樣的聯繫。人們在介紹我的時候，總是習慣地稱我為某人的孫子，某人的兒子。我的家庭被人們譽為文學世家，很小的時候，我就被告誡，永遠不要在公眾面前，對文學的話題說三道四，永遠不要盲從，不要輕易相信別人所說的好文章。我祖父在我的第一篇小說發表以後，給我的忠告就是，想寫就寫，不要硬寫，不要老三老四地發表什麼創作談。
至今為止，我仍然保持着這樣的世故。我和父親曾是最好的文學搭檔，父親過世以後，我感到最大的悲哀，是少了一個談文學的人。我很少在公開場合對別人的作品說什麼，對許多名噪一世的作品保持着沉默。可是在家裏，和父親談起文學來，嬉笑怒罵酣暢淋漓，充滿了一種煮酒論英雄的痛快。坦白說，劉岳厚很長時期里，一直是我和父親的嘲笑對象，他厚着臉皮，一次次揣着整疊的作品登門拜訪。有時候，他還帶着一些土特產。明知道是碰釘子，但是他從來不放棄最後的希望。我的父親是一家文學刊物的主編，我自己因為發表小說多少認識幾個編輯，我們都有一種幫不上忙的感覺。劉岳厚的文章永遠是差那麼一點，他永遠想弄明白怎麼寫，一直到死也沒弄明白怎麼寫。我的父親絕不可能因為收了劉岳厚的土特產，就昧着藝術良心，在自己主編的刊物上，發表他的文章，而我將他的稿子，轉寄給那些熟悉的編輯朋友以後，也只能懇求他們給劉岳厚寫一封婉轉的退稿信。
在劉岳厚逝世的幾天裏，我一想到這樣的場景，心裏就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我想到他總是風塵僕僕冒冒失失，突然出現在我面前，向他昔日的學生求教。他對我說好話，忍受着我對他作品不置一詞的沉默，最後免不了孩子氣地問我:“你看這次能不能發表？”
有一次，因為不耐煩，我很直截了當地說:“你這樣的文章，就算是發表了，又怎麼樣？”
我的話像子彈一樣地擊中了他，他像一個沒有抵抗能力的小孩子那樣看着我，不知所措。我把他渴望翻開的底牌，翻了過來，不留任何情面，這猶如在大庭廣眾之下，剝下了他的褲子。他完全懵了，知道我說的是真話，是他最不願意聽到的真話。有時候，說真話不一定是好事，有時候，說真話會很殘忍，我覺得自己當時根本就不應該那麼做。我不應該那樣傷害他。
2
賽珍珠的成功來得實在太容易，僅僅是一個普立茲獎，就讓她感到受寵若驚。她當時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成功的秘訣，在於她充分地滿足了美國讀者的好奇心。美國人對於東方更多的是好奇心，有關中國的傳奇並不少，那些自稱曾在慈禧太後身邊待過的西方宮女，胡編亂造地寫的慈禧傳記，像天方夜譚一樣無邊無際。有趣的是，這些有關中國宮廷的書，遠沒有賽珍珠所撰寫的一部農民史詩更受歡迎。賽珍珠的成功，和世界範圍內的紅色的30年代分不開，勞工神聖已成為一句全球性的口號，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危機，從來沒有像這段時間這般嚴重過。
儘管賽珍珠曾說過，她對當時的世界文壇了解甚少，但是她的作品在客觀上，和世界文學的潮流不謀而合。是否史詩，是評價一部作品的重要標準，那是一個需要偉大作品的時代。在賽珍珠之前，農村題材的小說很合諾貝爾獎評委的胃口，1920年，挪威的漢姆生因為他的劃時代巨著《土地的成長》獲獎。四年以後，波蘭的萊蒙特又因為代表作《農民》獲獎。當時在美國炙手可熱的作家是辛克萊?劉易斯，他的《大街》早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就已經成為里程碑式的作品。雖然現代派文學已經崛起，其他流派的文學已經過時，然而處於領導地位的，仍然是現實主義文學。賽珍珠的《大地》和以上提到的幾部作品的相似之處，在於它們都揭示了城市和農村的對立，它們都談到了土地是人生之本的問題，都不同程度地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
在中國環境中長大的賽珍珠，對於書暢銷的意義顯然認識不足。對於她來說，寫作只是一種夢想，她想寫，寫了，想發，發了。一旦書真的出版了，還會怎麼樣，她沒考慮過。中國人對女性的忽視，或多或少地也影響到了她的世界觀，她沒有那種女強人的野心和事業感，因此也就沒什麼功成名就的滿足感。雖然日後的榮譽接踵而來，但是從《大地》問世后，猛烈的指責就從沒有間斷過。與榮譽相比，那種不問青紅皂白的指責，給賽珍珠的震動更大。有些指責似乎已經超過了賽珍珠的忍受範圍，她的好脾氣使得她不便在公開場合發表言論反擊，若干年以後，她在寫《自傳》的時候，才把這些惡毒攻擊予以公佈。
無論是美國人，還是中國人，都參加了指責賽珍珠的大合唱。賽珍珠收到來自美國本土的第一封信，就是一封辱罵式的責難。一位教會中的基督徒，用了好幾頁的篇幅，指責賽珍珠寫得太直露了。他使用了一個很髒的字眼，賽珍珠在《自傳》中不忍心把它寫出來，猜想不外乎是“下流”或是“淫穢”之類。她是一個傳統的女性，最難以容忍的可能就是這些字眼。一位中國知識分子的指責，和上面提到的那位美國基督徒的觀點不謀而合：
她特別喜歡攻擊人性中難以啟齒的東西，譬如說性。她在作品中運用某些富於技巧的暗示，使這極普通的事情變得對讀者非常刺激。不錯，性是人生之本，正如對性生活的分析研究所示，它像人之飲食一樣正常和必不可少，這都是事實，但猥褻的暗示比令人噁心的明說更壞。這也是為什麼穿長筒襪和短裙比一個裸體模特更富性誘惑力。我並不想宣傳傳統的性道德標準，但我確實相信，無論對於個人或社會生活，性挑逗越少越好。我們的年青一代需要的是對性的自然、健康和坦率的表述，而不是賽珍珠書中要表現出來的那種哀婉的不健康的暗示。
小說中的性，常常是作家遭受攻擊的臭雞蛋。永遠會有那樣的讀者，像尋礦一樣地在作品中找到有關性的章節來讀，然後就此大做衛道士。我不止從一本書上看到對賽珍珠有這樣的攻擊。事實上，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許多作家都被“自然主義性描寫”這個臭雞蛋砸過。這種道貌岸然的評論，向來讓作者哭笑不得。有人就是喜歡像提取酒精一樣，把性從文學作品中活生生地抽出來，然後分段分類加批語來一番莫須有的栽贓。我曾和大學裏專門研究賽珍珠的教授談過話，請他就賽珍珠所有的作品，談一談她的性描寫。教授對賽珍珠因為“性”受到的非難深感不平，不要說是用今天的眼光，就是用當時的尺度，賽珍珠的性描寫也應該是保守和傳統的。說賽珍珠小說有色情描寫，實在是冤枉了她。
賽珍珠的小說，在中國有兩頭不討好的意思。南京的國民政府，因為她小說中沒有為新政權唱讚歌而大為惱火，左翼文壇卻因為她沒能反映出階級的鬥爭，只觸及了中國社會的皮毛，對她根本不屑一顧。魯迅先生在談到賽珍珠的時候頗有微詞，說她所知道的,“還不過一點浮面的情形”，而寫《西行漫記》的作者埃德加?斯諾，更是直截了當地向美國人指明，賽珍珠歪曲了中國人的生活。這些觀點，不僅在當時很有影響，而且連續影響了許多年。
看賽珍珠的小說，確實可以發現許多疏漏的地方。記得我第一次讀到《龍種》的時候，當我看到其中一段對種子的議論之後，我便決定看完這本小說，再不看她的其他小說了。當時我在讀研究生，看完了《大地》三部曲，接着看她的另一部代表作《龍種》，看到兩個男人就種子和精子，大發議論，大唱生命的讚歌。在英文中，這兩個詞可以是同一個詞，然而在中文裏並不是這樣，這是一個顯然的漏洞。中國農民聊天時，並不把男人的精子看得如何的偉大，一方面，認為一滴精子一滴血，另一方面又視精子是猥褻的，中國人罵一個男人沒用，就說這個男人太。我在農村讀書的時候，當地農民罵人，習慣說某人是“那泡”。看《龍種》中的這一段描寫，我感覺不是兩個中國農民在說話，而是兩個外國人在神侃。
把賽珍珠的小說捧得過高，是沒有道理的事。重讀她的小說，我仍然覺得當年讀研究生時的看法，沒有什麼太大的錯。以小說而論，她的確算不上什麼一流的小說家。賽珍珠只是在複述故事，複述那些從老媽子和用人嘴裏說出來的故事，她的小說總有一種道聽途說的感覺。她的小說里充滿了同情和理解，然而這種同情和理解，難免一種西方人的角度，難免居高臨下。通俗和流行既是免不了的，也是很自然的。賽珍珠的小說足以滿足那些想知道一些東方，對東方抱有好奇的西方人的口味，暢銷幾乎是必然的。美國人已經被自己的經濟危機弄得焦頭爛額，他們需要一些異國情調的東西來調節一下。
《大地》徹底改變了賽珍珠的生命進程，為她的生活方向重新定了位。1932年，她回了一次美國。這一次是衣錦還鄉，各種各樣的宴會和招待會紛至沓來，善意的恭維和溢美之詞不絕於耳。她有些受寵若驚，又忍不住要盡情品嘗。成功不僅輕易，而且巨大。尖刻的批評和指責，在《大地》的熱銷中，顯得無關緊要，甚至還能促銷。美國畢竟是賽珍珠的祖國，一切都能很快從不習慣到習慣。一個成功者總是到處受歡迎。雖然1932年的回國，只是一次榮譽之旅，她並沒有決定要回美國定居，她的家仍然還在中國，還在南京，但是美國對她的誘惑力如此之大，以至於當她重返中國之後，立刻明白自己告別中國已經為時不遠。
中國給她的影響實在太大了，在中國，她永遠是金髮碧眼的外國人，可是到了美國，她又似乎成了中國人。她已經習慣了中國的生活方式，她的口味和地道的中國人，沒有任何區別。在美國的電影院裏，每當電影放映到一半的時候，她就想站起來離去，不是因為電影不好，而是受不了那些從她的同胞身上散發出來的異味。那種臭烘烘的嗆人氣味總是熏得她噁心欲吐，這是一種吃了牛奶和黃油以及牛肉后，散發出來的混合氣味。賽珍珠終於明白，為什麼她的那些中國朋友會抱怨洋人身上有一種怪味。1932年，賽珍珠在美國待了近一年，已經足以讓她習慣同胞身上的異味，然後她又回到了中國，到了1934年，她正式返回美國定居。
賽珍珠在美國買了一個小農場。她因為寫小說，小小地發了一筆橫財，而美國此時正陷於經濟危機的水深火熱之中，房產的價格低得讓人不敢相信，結果她只用4100美元，就買下了一個面積有48英畝的農場。農場的場景與中國有許多相似之處，這是吸引賽珍珠下決心購買的重要原因。她為自己的農場取名叫青山農場，下定決心和仍然留在中國的丈夫離了婚，很快又和她的出版人查理?沃爾什結婚。從此之後，她一直在青山農場安心寫作，領養了一大堆有着亞洲血統的棄兒。她喜歡小孩子，由於生第一個小孩時難產，她失去了再次生育的能力，便把母愛花在了別人的孩子上。
有一種傳說十分生動，這就是獲諾貝爾獎的消息剛傳來的時候，正在吃早餐的賽珍珠因為激動，把喝湯的勺子弄掉在地上。這消息很意外幾乎是不容置疑的。雖然她回美國已經好幾年了，雖然她的書還在暢銷，她的《大地》被改編成了戲劇在劇院上演，又被改編成電影在美國上映，但是她在文學界的聲譽並不怎麼樣。賽珍珠首先想到的是弄錯了，因為在很多人眼裏，除了老作家威麗?凱瑟外，美國沒有哪位女作家配得諾貝爾獎，而在女作家中間，賽珍珠又是最沒資格獲獎的。賽珍珠太年輕，經典之作還太少，甚至都難以算得上是一個真正的美國人，把如此顯赫的諾貝爾獎授給賽珍珠是不慎重的。與其說獲諾貝爾獎最初給賽珍珠帶來的是驚喜，還不如說是一種害怕出錯鬧笑話的恐慌。她是個敏感的女人，在盛氣凌人的美國作家同行面前有些自卑，她承認自己的生活背景和文學修養都不足以使她得獎。即使事實證明得獎已經確鑿無疑，她仍然缺乏必要的勇氣。所以沒有拒絕去斯德哥爾摩領獎，是害怕讓別人覺得她放肆無禮。諾貝爾獎使賽珍珠的文學事業達到了頂峰，然而由於獲獎所受到的攻擊給賽珍珠心靈上造成的傷害，多少年之後也沒有痊癒。
美國人對諾貝爾評獎委員會，早就憋了一肚子火。從1901年開始，直到30年以後，他們才慢吞吞地把獎頒給劉易斯，他們傷害了美國人。儘管此後的8年間，又兩次把諾貝爾獎頒給美國人，這就是1936年的奧尼爾和1938年的賽珍珠，但是美國人還是不高興。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抨擊，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整整30年裏，竟然沒有一個美國人可以獲獎，獲獎者總是在歐洲的圈子裏打轉，美洲大陸似乎根本就不值得考慮，馬克?吐溫被當做了兒童文學作者，德萊塞的左翼思想太嚴重。就算是在歐洲，評獎委員會也是有眼不識泰山，他們漏掉了大文豪列夫?托爾斯泰，漏掉了普魯斯特和喬伊斯，漏掉了卡夫卡，沒有得獎的好作家和得獎的好作家幾乎一樣多，或者說是更多。賽珍珠實在是把這個獎看得太嚴重了，她想不明白為什麼自己的得獎不被美國人視為一種國家榮譽，而反被認為是恥辱。她為此傷透了心，並為此終生和美國的文壇心存芥蒂。在以後的若干年裏，賽珍珠總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和她的美國同行們打交道。
美國人對劉易斯的獲獎同樣不滿，他為美國爭得第一枚諾貝爾文學獎獎牌以後，美國人不是慶幸，而是憤怒。好在他對此根本不在乎，劉易斯頗有些像文壇的壞小子，1926年，他拒絕去領普立茲獎，理由是得不得這個獎無所謂。他從不在乎那些作家同行們在他背後說什麼。這一點賽珍珠做不到，事實上，得獎給她帶來的更多的是煩惱，美國人不高興，中國人也不高興。自從《大地》出版以後，中國人一直在批評她的小說，她獲諾貝爾獎，所以沒有在中國引起強烈的抗議，重要的原因是當時中國的頭等大事，是全民族的抗戰，是決戰台兒庄，是武漢保衛戰。中國人已經沒有閑心去抗議她的小說。
賽珍珠能夠得獎，完全是因為一系列的偶然原因。得獎常常就是運氣。在亞洲，中國和日本已經全面開戰，在歐洲，戰雲密佈，任何一位可能引起政治糾紛的作家，都被謹慎地排除在獲獎者之外。以性心理分析著名的弗洛伊德，早在兩年前就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這一次，他又被提名為醫學獎的候選人。但由於他是猶太人，考慮到極度仇視猶太人的希特拉此時正大權在握，手上正抓着引燃世界大戰的導火索，弗洛伊德事實上也只能是被提名而已。反正提名者約有30位，而在當時複雜的國際形勢下，對於評委會來說，選擇處於中立位置的美國作家最恰當。至於在過去的8年裏，美國人曾兩次獲獎已不重要。文學不是政治，文學又經常會被政治所左右。那一年的諾貝爾獎，同時和賽珍珠被提名的，還有寫《飄》的美國女作家米切爾，平心而論，如果是讓米切爾得獎，還是賽珍珠更合適一些。
3
劉岳厚和賽珍珠相比，兩人的運氣相差太遠了。把這兩個人硬放在一起談論，實在有些荒唐。劉岳厚從沒想到過要得諾貝爾獎，他的要求很簡單，只要能變成鉛字就行。這兩人無論是文化背景，還是個人氣質，相差都太遠。劉岳厚只是一個普通的鄉村小學教師，他的實際文化水平，或許是有教師以來最差的一類。除了能寫一手漂亮的“歐陽詢”，從各方面看，他都不適合從事教學工作。他從來就沒有喜歡過教育工作。對於他來說，當小學教員不過是比當農民要強一些。他出身農民，可是最看不起的，就是農民。賽珍珠在對哥倫比亞新聞學院的學生作演講時，曾經很動情地說過：
實際情況是這樣，不創作小說，我就不會快活，這些書人們讀不讀，我是全然不顧的。有那麼些不幸的人，若不是正在寫作，或已經寫完，或即將去寫一部小說，就會覺得渾身不那麼自在，我就是其中一個。
儘管劉岳厚的文學事業一無可說，可是他確實有賽珍珠一樣的毛病。儘管他沒有發表過什麼作品，儘管他在文學上從來也沒有真正地開過竅，可是我從沒見過比他對文學更痴迷的人，他比我所能見到的作家更專註於文學。劉岳厚一生最大的悲哀，就是始終不能在文學上獲得成功。憑他的痴迷和專註，他在文學方面未能有任何作為，實在是一件太遺憾的事情。在劉岳厚病重的日子裏，我無數次想到一個問題，這就是如果老天爺開眼，給他一個機會，結局又會怎麼樣呢?如果讓劉岳厚寫的文字發表出來，如果讓他得到公眾的賞識，得到專家的認可，讓他得獎，讓他成名，一切又會怎麼樣呢?
我完全能想像劉岳厚一旦真成了名，會怎麼樣。毫無疑問，他如果成名，絕對不會可愛。他完全可能墮落成一個無行的文人。在對文學痴迷的一生中，有幾次機會似乎就在身邊，一伸手便可以抓住，但這樣的機會，無一不像彩色的肥皂泡，看上去很美麗，卻說爆就爆。如果“四人幫”不被粉碎，他那部長篇小說完全可能發表，他將像當時走紅的一些作家一樣，成為獨步文壇的佼佼者。“四人幫”粉碎以後，他仍然存在着機會，許多在“文革”後期開始寫作的作家，反戈一擊，很快成為新時期文學的新人，成為第一批傷痕文學作家。我始終有一個固執的想法，這就是哪朝哪代，總會有喜歡寫東西的人，而一個喜歡寫東西的人，也很可能在哪朝哪代都會寫作。文人有時候會被人看不起，這不能不說是個原因。
劉岳厚發表的唯一文字，是省報上一篇將近5000字的小說。這是一篇地道的傷痕文學，寫一個地主的女兒，如何不能被她所愛的男人愛。在小說中，劉岳厚顯然是摻和了一些個人生活的調料。小說中的地主女兒，多少有些胡冬琴的影子，而男主角自然是劉岳厚理想中的自己。這篇小說的發表，完全讓他陷入一種失控狀態，他買了無數份報紙，到處散發。我至今還能記得他在給我的信中流露出的那份得意，他說這次只是在省報上獲得成功，下一步他將向《人民日報》挺進，要在《人民文學》和《收穫》這樣有影響的刊物上發表小說。他當時給我的印象，是巨大的成功指日可待。
劉岳厚的這篇小說，在當時的背景下，如果真得個全國獎，也不奇怪。實話實說，和新時期最初那幾屆得全國獎的小說相比，他的這篇小說，和得獎作品中的蹩腳小說放在一起，說不定還要強一些。這也是劉岳厚死不瞑目的原因之一。有一段時期，他總是喜歡指名道姓地說自己比誰誰誰的文章好。當某位作家越來越走紅的時候，他便對我說這人原來並不怎麼樣。劉岳厚總是說誰誰誰過去的水平和他差不多。他總是不服氣，自以為是，好在他不過就是在省報上發了一篇小說，還沒有成名，還沒有得獎，要不然不知道會如何猖狂。
一輩子沒寫出什麼名堂來，對劉岳厚來說，可能還是件好事。以他的文化素養和不知天高地厚的性格而論，成名得獎，都將是災難性的。他將可能被徹底地異化，成為一個小丑似的人物。僅僅是發表一篇小說，就足以使他忘記了自己是誰，他把登着自己小說的報紙，送了一份給胡冬琴，然後約她在桑樹田裏見面，見了面，不問三七二十一地就擁抱她。要不是怕被別人注意到，胡冬琴肯定會大喊大叫。她推開劉岳厚，說我們都是做爹做娘的人了，又是親戚，怎麼可以這樣。劉岳厚也不管她是真不願意，還是假不願意，愣頭愣腦地又一次抱住了她，要親嘴。胡冬琴急了，死活不肯答應。遠遠地，有人沿田埂走過來，劉岳厚死皮賴臉地說:“不讓我親，就讓我摸一摸。”說著，就把手伸過去，隔着胡冬琴的褲子，放在她那個地方不肯移開。
胡冬琴真的惱了，說:“你怎麼這麼不要臉！”
劉岳厚喘着氣說:“我不要臉了。”
胡冬琴說:“你不要臉，我還要呢。”
說完，把他往桑樹上一推，掉頭就跑，劉岳厚想追沒追上。這事很快就鬧得全村都知道，姚五妹那火爆脾氣，怎麼能受得了這種委屈?像審賊似的，逼着劉岳厚一點一點地交代，他的那點良好感覺，早就被一盆冷水澆沒了，經不住審問，相信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擠牙膏一樣把自己的罪行都說了出來。姚五妹恨得咬牙切齒，說:“你這個不要臉的東西，我和她哥在一個房間裏待了整整一月，我都沒讓他碰一下，你竟然去摸她。”劉岳厚便強調自己是隔着褲子摸的，姚五妹說:“隔不隔一層布都一樣，她讓你摸，我明天也去找她哥哥，要做就做徹底，我就脫了褲子讓他摸，你看我敢不敢！”
雖然姚五妹說的是氣話，但是在以後的日子裏，劉岳厚一直為了這件事，抬不起頭來。他的成功畢竟是短暫的，而且在別人眼裏也算不上什麼成功。在別人眼裏，他只是個成天寫東西的沒用東西。隨着時間的推移，他變得越來越沒有用。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作為一種比較，當年姚五妹死活不肯嫁的胡冬琴的哥哥胡矮子，反倒逐漸成了人物，娶了一個有兩個小孩的中年寡婦，兩人辛辛苦苦地過日子。大的一個兒子首先成為暴發戶，緊接着小的一個也成了有錢的主，弟兄兩個蓋了樓房，成了村子裏數一數二的人家。
劉岳厚一家的地位，在村子裏卻越來越糟糕。年青一代中，識字的人越來越多，大家也就越來越不把劉岳厚當回事。祠堂小學的複合班被取消了，他成為鎮小學的教師，校長嫌他不能安心教學，逢開會必點名批評他。家家都在搞副業，都在動腦筋發財，想弄點錢蓋房子，只有劉岳厚永遠是在不切實際地寫文章，寫那種掙不到一分錢的文章。劉岳厚終於成為全村的笑柄，成為一個不切實際的典型，以至於當大家指責一個人將來可能會沒出息，就說他以後會變得像劉岳厚一樣。姚五妹和胡冬琴這對姑嫂，由昔日的冤家變成了好朋友，她們合夥養長毛兔，閑時就拿劉岳厚開涮。既然劉岳厚掙不到錢，姚五妹只有靠自己想辦法，她嘗試着各種能賺些錢的副業，有什麼事都要和胡冬琴商量。劉岳厚意識到，自己心直口快的老婆對胡矮子已經不僅僅是歉意，不止一次流露自己當年沒能嫁給他，真是瞎了眼。
劉岳厚得了癌症來南京住院，姚五妹在病房裏毫不掩飾地對陪她探視的胡冬琴說，當年她如果成全了他們就好了。胡冬琴說，你成全了我們，你好嫁給我哥。姚五妹說，我憑什麼非要嫁給你哥，天下男人那麼多，憑什麼不嫁給這個不中用的傢伙，就一定要嫁給你哥，難道我就不能誰也不嫁?兩個人半真半假地說著，全不在乎劉岳厚聽了會怎麼想。胡冬琴的嫂子在一年前病故了。劉岳厚得了不治之症之後，兩家的來往十分密切。胡矮子的大兒子看中了姚五妹的二女兒，劉岳厚心裏有些不願意，姚五妹說，你不願意有什麼用?他們小的願意，我也願意，這就行了。
因為寫作，因為永遠不成功的寫作，雖然劉岳厚還保持着自以為是的心高氣傲，但是他完全失去了一個男人所應得到的尊重。他成為一個喜劇性的人物。村子上的人看不起他，他的老婆看不起他，他的子女也看不起他。他越來越潦倒，偏偏對寫作的熱情痴心不改。他馬不停蹄地參加各種各樣的寫作函授班，有一度還想進南京大學的作家班深造。他讓我幫他活動，讓我帶着他去見中文系的領導。中文系的領導是我大學同學，在我的熟人面前，他總是非常矯情，十分做作地說慚愧，說自己有愧於做我的老師。
“我的學生都已經寫出了名堂，可是我還像小學生一樣地在學習寫作！”他常常這樣一本正經地介紹我和他的關係，顯然他有些得意自己的學生中，好歹有一個能算是作家的人。“當年他可看不出是個能寫東西的料，我記得他的祖父、他的父親並不想讓他成為一名作家，可是，他還是成了作家。”
劉岳厚是在凌晨咽氣的。他剛斷氣，劉麗英就毫不客氣地打了一個電話給我。我一直想不明白劉岳厚怎麼會有一個如此自說自話的大女兒，她畢業於一所中專學校，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跑到省城來闖天下。她和劉岳厚一樣，從來就不怕麻煩我，她似乎並沒有意識到，在這個時間打電話給別人，是否合適。在電話里，她問我能不能去一趟醫院，因為她雖然已經給她丈夫也掛了電話，但是她的丈夫出差在郊區，恐怕一時還趕不到。我困意矇矓地從床上爬起來，穿上衣服，黑燈瞎火地趕到醫院。劉岳厚已經被罩上了白床單，護士小姐正在催家屬趕快把屍體送往太平間，一看到我，不耐煩地說:“你怎麼才到？”
當我推着劉岳厚從電梯間出來，天已經蒙蒙亮了。醫院裏很靜，在通往太平間的路上，我們沒有遇上任何人。由於劉麗英不像別的家屬那樣哭哭啼啼，我們這麼靜悄悄推着屍體從醫院的大院裏走過，反而顯得莊重和肅穆。無論是我，還是劉麗英，對劉岳厚的死亡都做好了充分準備，醫生對我們詳細地介紹過他的病情。事實上，所有的人都在等着這一天。這一天終於來了。從大樓間的縫隙中，黎明的太陽正在升起，劉岳厚的故事就此徹底告一段落。
4
賽珍珠的小說曾被改編過電影，是獲得了奧斯卡獎，還是提名，我有些弄不清楚，反正當時的影響很大。早在30年代，電影就是個讓小說家頭疼的東西。它吸引了大眾的口味，歪曲了小說的精神。最荒唐的一點，莫過於賽珍珠小說中的女主人公，都由純粹的荷里活的大腕明星來演，讓一個純粹的西方人扮演中國的農婦，其滑稽可想而知。《大地》中的阿蘭一角，由出生於東歐的娜茲莫娃扮演，而《龍種》則由中國觀眾十分熟悉的赫本主演。
由米高梅公司拍攝的賽珍珠小說，擴大了賽珍珠小說的影響，也肆無忌憚地糟蹋了賽珍珠的小說。賽珍珠後來一再被人誤會，與看完電影留下的惡劣印象有關。實力雄厚的米高梅公司為了拍攝《大地》，曾向中國派了一支豪華陣容的劇組，這個劇組在中國並沒有受到想像中的熱烈歡迎，恰恰相反，劇組的一切活動，都受到了嚴格限制。美國人感興趣的，是如何表現中國人的落後。東西方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對立由來已久，在西方人的神怪故事裏，扮演心地醜惡的反角，通常是東方人，而東方人的故事裏，紅髮藍眼睛大鼻子又肯定是壞人。為再現所謂真實的中國,《大地》劇組到處尋找破舊的村莊，越破越好。中國當局對這種做法十分惱火，他們給劇組設置了重重障礙，在電影就要開拍之際，一定要把村莊重新粉飾一下，女人們都要穿上乾淨的衣服，頭上還要戴一朵花。
成為美國人笑柄的，是有關當局竟然異想天開，希望電影中出現一輛美國式的拖拉機，讓拖拉機來代替賽珍珠小說中必不可少的大水牛。中國人堅持認為，既然美國人是想拍一部中國的電影，就應該拍對中國有些好處的片子。中國目前雖然落後，在中國政府的領導下，一切正在改革。可是美國人才不會花他們的錢來為中國做廣告，他們按照自己的想法幹着，中國人拿他們沒辦法，只好搗亂。美國佬遇到了一些事先絕不可能會想到的麻煩，各式各樣的小事故接二連三，而最後的事故卻是致命的。當劇組返回美國以後，裝在錫盒中的大部分膠片，竟然被硫酸腐蝕壞了，結果電影正式上映的時候，整部片子中只有12分鐘的鏡頭，是在中國實拍的，其他的只好在美國補拍。影片中有一個著名的滿天飛舞的蝗蟲的鏡頭，是在美國的西部拍攝的。還有作為活道具的大水牛也是美國正宗國產，它後來成了荷里活的寵物，人們參觀荷里活時，都爭着和它一起拍照。
帶有神秘色彩的東方傳奇，似乎也在起着作用。美國劇組顯然是得罪了東方的神靈，導演歐文?賽爾伯格在拍攝途中突然病逝。繼任的導演滿懷恐懼地把片子拍完后，壁爐上方懸挂着的巨幅畫像無緣無故地跌落下來，差一點砸在了他的腦袋上。美國人再也不敢到中國來拍攝他們的電影。《龍種》開拍的時候，他們乾脆以一種遊戲的態度來拍攝。賽珍珠曾應邀去拍攝現場做客，在那裏，她發現扮演女主角的赫本，穿的是一件男人的上衣，所以這麼做的原因，是大明星赫本特別喜歡中國男式上衣的條紋。誰都清楚當時中國婦女留着什麼樣的髮型，可是赫本堅持要留自己喜歡的劉海。電影中的橋，也是想當然的，至於梯田，更是漏洞百出。美國人設計的梯田，不是台階形，而是上下垂直的走向，這種所謂在鏡頭上十分好看的梯田，根本起不到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在現實生活中毫無意義。
反正中國人正在進行浴血抗戰，荷里活想鬧什麼笑話就讓它去鬧。賽珍珠已經把版權賣給了荷里活，她根本不可能阻止這種胡鬧。事實上，美國人對東方的興趣，也不可能太長久，不過是隔了若干年以後再時髦一番。時至今日，東方題材的影片又有重新走俏之勢，這顯然也是羅燕女士找到我的原因之一。如果重新拍攝賽珍珠的作品，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不要再鬧荷里活曾經鬧過的笑話。今天的荷里活和過去相比規模更大，實力更雄厚，影響力也更大，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就能不出洋相。今天出洋相的可能性和以往相比，機會是一樣的。技術方面也許會更完善，演員的演技也可能會更出色，然而觀眾的口味也變得越來越挑剔，越來越難欺騙。
當這篇小說快寫完的時候，我遇到了可以記下來的兩件事。一位我認為也許是中國最優秀的男演員，從法國又打電話又託人帶信給我，說是很喜歡我最近在《收穫》雜誌上發表的長篇小說《1937年的愛情》，這消息讓我很高興，因為我確實覺得，如果我的這部長篇能夠拍電影，這位男演員是最佳人選。然而同時，我又有種預感，這件事很可能不成，我的小說也許根本就不適合改編影視，起碼目前情況是這樣，類似的情況已經遇到過許多起。
另一件事，是羅燕女士和我約定的日期就要到了。幾天前，我有幸與蘇童和黃蓓佳一起去蘇北簽名售書，聊天時完全出於偶然，黃蓓佳很高興地告訴我和蘇童，她正在為羅燕和胡雪樺改編賽珍珠的小說。我立刻反應過來，黃蓓佳很可能便是羅燕向我提到的那位美國人。這是一場十分有趣的遊戲，很可能他們是怕我會有什麼想法，於是給我了足足一個多月的時間，讓我研究賽珍珠，沉浸在賽珍珠的故事裏。如果黃蓓佳能讓他們滿意了，他們就沒有必要再來找我。如果不滿意，便再讓我繼續為他們打工。我突然明白一個月前我與胡雪樺和羅燕見面時，為什麼晚上7點鐘就匆匆結束談話。羅燕說她和一個朋友有約，這個朋友顯然就是黃蓓佳。
我真心地覺得有這麼個機會，重新走近賽珍珠，並不是什麼壞事。我不覺得自己是在浪費時間，不想就此埋怨誰。原因有時候並不重要，結果也同樣不重要，我覺得心滿意足的，是我完成了走近賽珍珠的這個過程。當我走近賽珍珠的故事，又一次撫摸着已經成為往事的歷史時，我已經忘記了自己的原始動機。在過去的這段日子裏，我交替地回憶着兩個人不同尋常的故事，一個是在文學上取得殊榮的賽珍珠，輕而易舉地就走進了文學的大殿，登堂入室，對號就座。一個是在文學上毫無成績的劉岳厚，終生在文學的殿堂之外徘徊，忙碌了一輩子也不知道大門在什麼地方。這兩個不同的人不同的命運，多多少少讓我有些感想。對於我來說，這篇小說結束以後，賽珍珠將重新回到書櫥里去，繼續載入史冊，而劉岳厚則將埋在村頭的土坡上，很快地被人遺忘。
30年前，我還是劉岳厚的學生。那時候，我在祠堂小學讀書，在學校門口那條大河裏游泳，在村頭那個高高的長着青草的黃土坡上玩耍追逐。如今，那個巨大的黃土坡已經墳滿為患，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埋葬劉岳厚的地方。從接下劉岳厚遺稿的那一天起，我就為它感到深深的煩惱。把它接下來，本身就是個錯誤，事實上它已經成為一個不小的負擔。我不想保留這包凝聚着他一生心血的手稿。而且我相信，他的手稿即使變成鉛字，放在書櫥里，也不會有人看。他從來就沒有達到過應有的高度。這一大包手稿毀了他的一生，也安慰了他的一生。劉岳厚值得留下的，只是一份對寫作的熱愛，這種熱愛才是文學存在的重要意義之一。一個人最終有沒有達到目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應該去追求，重要的是追求的這個過程。明年春天，我將重返舊地，去劉岳厚的墳上掃墓，然後將那份對於我來說已經成為負擔的手稿化為灰燼。這些手稿是劉岳厚的，最後還是應該屬於他。
199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