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教授
第一章
1
我初次見到蘇抑卮教授，是在1978年的秋天。那時候，我終於離開遠在郊外的小工廠，踏進盼望已久的大學門檻，對用功讀書有着無限的熱情。我嚮往着成為陳景潤那樣的人物，在學問的藍色海洋里能有一番作為。記得是在一場雨後，秋老虎的餘威已不復存在，天高氣爽，我捧着祖父最新出版的一本舊作，在學校宿舍區向人打聽蘇教授家的確切位置。儘管我所在的這所大學，歷史悠久，人數眾多，是全國著名的高等學府之一，但是宿舍區的髒亂，至今回想起來，仍然讓人感到恐怖。
我的手裏捏着寫有地址的小字條，可是掛在大樓上的紅底白字搪瓷標牌，都讓小孩用彈弓給射壞了。這是“文化大革命”留下來的典型場景，原來的藍底白字的標牌，由於容易讓人聯想到國民黨的青天白日，在運動初期都換了象徵革命的粉紅底色。看上去彷彿是有計劃的破壞，因為所有的射擊，都是以讓人認不出標牌上的編號為目的。粉碎“四人幫”已經兩年了，科學的春天正在來臨，但是這個龐大的宿舍區，還保留着“文化大革命”剛剛過去的痕迹，用暗紅色油漆寫的毛主席語錄隨處可見，而且最讓人哭笑不得的，是這麼大的一個宿舍區，竟然也像大雜院一樣，被稱做某某“向陽院”。我找到了居委會，一個負責人模樣的老太太，不信任地看着我，一個勁地搖頭。她說她並不知道誰是蘇抑卮教授，在這一大片房子裏，教授副教授和看上去像教授的多如牛毛。
我手上的小紙條，表明蘇教授不是住在27幢，就是37幢。老太太覺得在居委會裏說不清楚，她拉着我的手，將我帶到十字路口，指指東面，然後又掉過頭來指指西面，告訴我這兩幢樓的位置，在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兩個方向我恰恰已經都去過了，於是，我又一次陷於摸不着頭腦的茫然之中。如此混亂的宿舍區，現在已經很難見到，八年以後，作為留校的青年教師，我有幸成為這個宿舍區的居民，幾乎所有來找我的人，都有過我初次拜訪蘇教授時問路的尷尬。從兩層一幢的小洋樓，到正在修建的七層樓，從只有一個單元門一個公用廁所的倉庫式建築，到有五個單元的新式大樓，各種規格應有盡有。大學裏的房子永遠不夠住，據說自從1949年蔣介石離開大陸以後，或者說從1927年蔣介石來到南京這城市以後，這個宿舍區就沒停止過蓋房子，但是從來都是小動作，零打碎敲，滴滴答答不急不慢，結果不同的年代裏，就蓋出了許多不同風格的房子。
最後帶我找到蘇教授的，是一位留着披肩長發、身穿一身黑衣服的姑娘。印象中，她應該是穿了一身黑的絲綢衣服，上身是民族風格的小褂，下面是一條飄逸的喇叭褲，一雙黑顏色的高跟皮鞋。她塗著鮮紅的唇膏，描着極細的黑眉毛，渾身上下都散發著一股進口香水的味道。時至今日，我對自己當時的印象，常常產生了很大的疑問，因為這畢竟是在陳舊的1978年，這樣的打扮不僅可疑，而且完全對不上號。我已經記不起自己當時怎麼鬼使神差，就很信任地跟着她走了，在蘇教授住的那幢樓下，她突然轉過身來，指了指四樓關着的窗戶，然後揚長而去。這時候，夕陽西下，一幢幢宿舍大樓，拖着長長的陰影，讓人有一種置身森林的感覺。
黑衣姑娘消失在樓群之中。我沿着窄窄的樓梯道往上走，滿腦子都在想那黑衣服的姑娘。這一年我21歲，臉上仍然不斷地長青春痘。改革開放和解放思想的口號，好像就是在這一年提出來的，我畢竟是在一個保守壓抑的年代裏成長起來的小夥子，由於和女孩子一說話就臉紅，事實上我都沒仔細地看過那姑娘一眼。我根本就沒看清那姑娘究竟長得什麼模樣，只是匆匆掃了她一下，然後膽戰心驚地跟在她後面。事實上，從一開始，我就是用想像在猜度和完善，我只是想當然地覺得她應該怎麼樣。每當我想起和蘇教授的交往，就忍不住會想到這位神秘莫測的黑衣姑娘。時隔差不多20年，關於黑衣姑娘的記憶，已經帶很大的想像，甚至有着非常嚴重的錯誤，我總是把她和現在街面上最時髦的姑娘混同起來，然而我就是忍不住要想。
老式的教授樓陳舊不堪，黑黑長長的樓道里，堆滿了棄之可惜留着無用的雜物。到處都是灰塵，看得出已經很久沒人打掃過。聽得見有人在咳嗽，那是一種乾咳，是那種沒有痰可咳可不咳的習慣性聲響。二樓的一家門敞着，收音機里正用記錄速度播放着天氣預報，這種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播音，現在再也聽不到了。我終於到達了四樓，在蘇教授家的門前，我猶豫了一下，找到了門鈴按鈕，輕輕地撳着。
2
就像人有意無意總要回味自己的第一次性經驗一樣，我對對蘇教授的初次拜訪，始終保持着一種親切的記憶。和蘇教授的交往，是我人生軌跡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經歷。也許在當時，自己並沒有意識到它的重要，因為最初不過是一次偶然的拜訪，我不過是奉父親的命令，送一本祖父的書給蘇教授。這完全是一次禮節性的拜訪。蘇教授曾和我的祖父有過短暫的交往，我接到大學錄取通知以後，父親去北京出差，祖父告訴父親，說我將要去讀的那個大學，有一位叫蘇抑卮的教授很有學問。祖父並沒有讓我前去拜師的意思，他知道我們這一代人的學問功底實在太淺，根本就不配給蘇教授當學生。祖父當時只是隨口向父親提到了蘇抑卮這個人。
自從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後，我父親最大的遺憾，就是自己選擇了作家這個行當。他對我沒有別的要求，唯一的希望，就是讓我千萬不要子承父業，再去當什麼倒霉的作家。在上大學以前，我是一家街道的小工廠的工人，也許是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裏，父親一直過得很坎坷，他對我能成為工人階級隊伍中的一分子，感到十分欣慰。他為自己的家庭終於有了工人階級感到自豪。工人階級是中國的領導階級，多少年來，無論是教科書，還是報紙上，都是很認真地這麼說。雖然一代人有一代人不同的想法，對世界有不同的看法，然而我的父親總覺得我不想繼續當工人的念頭，十分幼稚十分錯誤，而且隱隱地潛藏着幾分危險。他覺得我迫不及待地想投考大學的慾望，有些過分，有些不可理喻。他覺得我完全沒理由，也沒必要把上大學那麼當回事。一個人，在什麼地方都可以發展，大學從來就不是唯一的出路。我的祖父沒有上過大學，我的伯父沒有上過大學，我的父親沒上過大學，我的三個堂哥也沒上大學，按照這種推理，我即使不上大學，一樣也可以做出成就。
我所在的工廠，離家很遙遠，每天總是一大早就出門。幾乎要穿過整個城區，到了郊區，還要沿一段土路騎十分鐘車。在下雨天，為了不遲到，我不僅要提早出門，而且不得不在泥濘的土路上，推着甚至扛着自行車前進。我的工作是操作牛頭刨床，這是一種較為落後的金屬加工，程序十分簡單。進廠以後，一位改行不久的中年婦女當了我的師傅，她教我怎麼操作，過了一個月，我便完全熟練地掌握了操作。在做學徒的第一年裏，因為是和師傅共同操作一台刨床，顯得很清閑，我們輪流工作，閑着的那個人，可以躲在一旁看書，或是打毛線。車間裏就只有一台刨床，原來已經有了兩位師傅，一個夜班，一個白班，現在添了我和另外一名徒弟，人手多了，便考慮再添一台刨床。
一年以後，新的一台刨床買回來了。除了新一點，這台刨床在外形和性能方面，和老的那台機器沒有任何區別。新刨床安裝好了以後，我的師傅和我開玩笑，說這台新機器就是我的嫁妝。我記不清自己當時如何回答的，只是心裏感到不是滋味，我又不是什麼女孩子，要什麼嫁妝。坦白地說，我當時並沒有覺得做工人有什麼不好，我感到不痛快，是因為我所乾的工作，實在沒有什麼技術可言。我意識到自己正在逐步成為機器的一部分，每天固定的就是那麼幾個簡單的動作，夾緊加工部件，按動操作按鈕，加工開始加工完畢，然後繼續重複。我覺得自己彷彿陷入了包辦婚姻的沼澤，這台新刨床只是我不得不娶的一個小媳婦。我對這台金屬的機器毫無感情。
在我成為小說家以後，我寫的小說，很少反映這一段生活。四年的工人生活，真正讓我感到親切的地方，並不多。如果硬要我說老實話，我就不得不承認自己不喜歡當工人。我沒辦法謳歌工廠的生活，因為我知道，大多數的工人和我一樣，並不熱愛他們所乾的活。我知道很多年輕的工人和我一樣，既不覺得做工人有什麼不好，但是也不覺得當了工人就一定偉大。這世界上如果沒有工人，肯定不行，也許恰恰是這一點，才能像名牌的商標一樣，一針見血地說明工人的偉大。事實上，在我做工人的那個年代裏，工人與其說偉大，還不如說幸運，這種幸運是和下鄉的知青相比，和農村的農民相比。
不能不承認工人的生活，其實是最單調的。在機器轟鳴的八個小時裏，我不得不將自己變成這台牛頭刨床的附加部分。如果是加工那種小零件，每道工序很快就結束，我不得不站在刨床旁邊，不停地換上換下。如果是大的加工部件，則意味着一旦加工開始，我可以有很長的等待時間。有一點是不容懷疑的，刨床一旦開動，我便被機器拴死了，我的神經必須高度緊張。越是那種看上去技術不很強的操作，越容易疏忽出事，我的師傅就是因為幹活時偷偷地打毛線，導致了刨床的牛頭和加工部件相撞，結果她那部刨床不得不提前大修。
活永遠干不完，想偷懶也不行。每人都有一台機器，誰的機器停下來，都會引人注意。車間裏，人和人之間交往，也就是吃飯那短暫的一會兒，要不就得等到交接班的時候。在工廠的四年，我幾乎沒有交過一個朋友。我的性格本來就有些內向，四年的工人生活，使得我的脾氣變得更加古怪。我繼續保持着在中學時的傳統，堅決不和同年齡的女孩子交談。我讀中學的那個年代裏，男孩子和女孩子是天敵，從來不進行對話。那個時代的男孩子都是清教徒，所有和女孩子搭訕的小夥子，都將受到蔑視和嘲笑，而女孩子如果主動和男孩說話，那必是輕薄和不自重。
我不得不承認自己總是情不自禁地注視一位操作磨床的青年女工。我承認自己對她有着非同尋常的好感。這是一個比我早兩年進廠的女孩子，在我的印象中，她永遠都是戴着大口罩，因此始終帶有一種神秘感。磨床和刨床一樣，操作起來都是非常簡單，唯一不同的是磨床所產生的金屬灰塵，要比刨床大得多。我們的機床緊緊挨着，在轟隆隆的機器聲中，我們時不時地眉來眼去。我一直在偷眼看她，注視着她的一舉一動，同時覺得自己的舉動，也都在她的監視之下。為了引起她的注意，我十分多餘地做出一連串莫名其妙的舉動。她顯然已意識到我的不同尋常的目光。在中學時，我曾用同樣的目光，留意過一個梳着小辮子的姑娘。和我同年齡的小夥子，在青少年時期，一定有許多像我一樣，根本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戀愛經歷可以回憶。我們的青春期，和“文化大革命”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在那個特定的時代里，愛情問題是一個很可笑的話題。“愛”這個字眼，在我們這一代人眼裏，意味着不學好，意味着下流的色情。所有的愛情歌曲，在當時都是黃色歌曲。我們早年的愛情生活，說白了，也就是脈脈含情地看看女孩子。
然而在車間裏，老工人卻可以肆無忌憚地說葷笑話，甚至在大庭廣眾之下動手動腳。不同年齡層次的男人，都願意和我師傅調笑，而她似乎也很樂意從中得到一種樂趣。有傳聞說師傅的丈夫是陽痿，男人們在背後竊竊私語，得出了一致結論，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師傅既然從丈夫那裏得不到正當的性愛，很自然地便會尋找另一種途徑發泄。我剛做學徒的時候，師傅還有所忌憚。她總是假裝生氣地將男人不懷好意的手打開，把那些圍着她轉的男人轟走。但是，她很快地便忘卻了我的存在，口無遮攔地說起粗話，張口男人的傢伙，閉口女人的玩意。她真心地喜歡開那種粗俗的玩笑，喜歡別人和她動手動腳，喜歡被人吃豆腐。她喜歡那種被男人圍繞的感覺，這是一種近乎於車間女王的待遇，在短暫的交接班期間，在吃飯期間，在偶爾的停電休息的時候，她成了男人們注意的中心。一陣陣插科打諢，一陣陣歡聲笑語，所有的名詞和動詞都有了新的意義。
漸漸地，這種玩笑甚至扯到了我的頭上。那些人根本不管我是否臉紅，十分露骨地和師傅調笑，說她想吃童子雞。師傅越是想保護我，他們就越起勁，叫喊得越凶。師傅很憤怒，說:“你們他媽的真不要臉，再不像話，別怪我說出不好聽的話來。”
他們就說:“你什麼不好聽的話，我們沒聽過？”
師傅說:“我徒弟就跟我兒子一樣。”
他們便話裏有話地說:“像兒子和是兒子，究竟不一樣！”
類似的玩笑永遠沒個夠。一旦從機器的桎梏中逃離出來，大家沒別的樂趣可找，於是就靠打情罵俏調節情緒。說葷話和葷段子，是車間裏調劑身心健康的工間操，是大家相互交流感情的潤滑劑，有傷風雅無傷風化。師傅最看不慣那些假裝正經的女人，她的脾氣是有什麼話，立刻直截了當地說出來。“我告訴你，越是不聲不響的女人，骨子裏越騷，”師傅顯然注意到我對離我們不遠處那位磨工的目光，十分善意地提醒我,“我是過來人，女人不吭聲，這是砂鍋里煨肉，悶‘騷’，你要是談對象，可千萬不要找這樣的貨色。”
事實似乎也證明了師傅的英明判斷。十年以後，我已經離開工廠，正讀着研究生，有一次，遇見當年車間裏的同事，聽他談起這位一度讓我丟魂失魄的青年女磨工，這位已經當了車間主任的同事，十分驚訝我對她的風流韻事，竟然一無所知。他一口氣報了一大串名單，其中有好幾個男人我都熟悉。他告訴我當年那位神秘的、常常一聲不響的女磨工，對於婚外的愛情，有一種病態的嗜好。他不無感嘆地說:“她可是來者不拒，真槍真刀，不像我們廠的那些老女人，光是在嘴上耍流氓。”
3
出來開門的是蘇教授的夫人李老太太。從打開的門縫裏，我首先看到了一張佈滿皺紋、滿臉不耐煩的老太太的面孔。音樂門鈴在我鬆手之後好半天，還在叮叮咚咚地響着，由於電池不足，那拖長的聲音非常古怪。最初的見面，顯而易見地讓人感到不愉快。李老太太緊繃著臉，不友好地冷眼看着我，我的解釋和說明，對她似乎沒有任何作用。要是我能知道蘇教授老夫婦正在賭氣，我身上所有的局促不安也許會蕩然無存。經過後來連續十年的弟子生涯，習慣成自然，我已經完全熟悉了李老太太的壞脾氣，但是第一次會面，我的確讓她弄得非常狼狽。她的神情是根本就不想理睬，當我問起蘇教授是不是住在這時，她的臉上沒有任何反應。
我幾乎是從李老太太肥胖的身軀旁邊硬擠進去的。我不明白她為什麼會對我這麼反感。明擺着我的手肘碰到了她的什麼地方，只是輕輕地碰了一下，我聽見她充滿怨氣地哼了一聲。我回過頭，想說聲對不起，然而她虎着的臉卻讓我又把話趕快咽了回去。蘇教授的小書房正對着大門，裏麵灰暗而且黯淡。事實上，在一開始，我就從打開的門縫裏，看見蘇教授端坐在書房裏。聽見我的聲音，蘇教授隨手擰開了枱燈，嘴裏大聲招呼着，站了起來。枱燈將蘇教授細細長長的身影，像打幻燈似的投在迎面的牆壁上。牆壁上的教授像一頭巨熊，搖搖晃晃地走出書房。
蘇教授留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高，一種很瘦的高。在我的記憶中，上了年紀又有學問的老人，十有八九都是矮個子。我的祖父就很矮，他的很多充滿智慧的老朋友也很矮。我不由得想起南京一家十分有名的中醫院，那裏面的權威老中醫，都是矮得像日本人。蘇教授已經七十多歲了，但是看上去並沒怎麼老態龍鍾。他的打扮很有些滑稽，穿着一件睡衣似的寬大絨線衫，上面綉着虎皮一樣的紫色花紋。天氣並不太冷，他已經披上了一條長得有些過分的大圍巾，腳上是白色的棉襪，搭配了一雙紅顏色的塑料拖鞋。一切都顯得那樣的不協調，我發現自己好像正面對着一位電影或話劇舞台上的人物。
我向蘇教授說明了自己的來意，硬着頭皮自我介紹，然後將祖父的書遞給了蘇教授。蘇教授接過書，帶着我往書房裏走。在我們走進書房時，三隻貓從裏面轟的一下竄了出來，着實嚇了我一大跳。養貓沒什麼奇怪的，我只是不明白為什麼要養三隻，而且那三隻貓都是成年貓，一隻比一隻巨大，兩隻偏黑，一隻發黃，肉乎乎的，在房間裏匆匆跑過，像出了什麼大事一樣。蘇教授若無其事地拿起老花眼鏡戴上，伏在枱燈下，匆匆地翻了翻我祖父的那本書，抬起頭來，很平靜地說:“噢，這書當年我曾看過。”
接下來，是令人尷尬的沉默。蘇教授對我並沒有表現出多大的熱情，而我又不知道應該找些什麼話出來敷衍。也許是我扛着招牌的自我介紹，讓蘇教授感到有些不快，他的臉上陰沉沉的，讓你明顯地覺得他有什麼不高興。多少年來，不管我自己是否樂意，別人介紹我時，總喜歡添上註解，說明我是誰誰誰的孫子，誰誰誰的兒子。這種介紹不僅容易引起別人的反感，而且也讓我感到彆扭，感到不自在。我變得十分敏感，總覺得這種介紹中，隱隱地包含了指責我的不學無術。做一個普普通通的無名之輩，並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好，可是非要同時扮演名人後代的角色，就要吃力得多。
蘇教授在很多年前，曾和我祖父共過事，有一度曾經看着我父親成長，因此，我一旦踏進蘇教授所在的這所大學門檻，父親首先想到的，便是如果我有什麼困難，完全可以向蘇教授請教。這種一廂情願的幼稚想法，頗有些像想學戲，就去拜梅蘭芳為師，想踢足球，就去當貝利或馬勒當拿的徒弟，完全是自說自話，完全是想當然。老實說，隔行如隔山，蘇教授究竟有多大的能耐和學問，父親也不清楚。多年來，父親仗着和蘇教授原來就認識，又一直居住在同一個城市裏，斷斷續續地有過幾次接觸，而蘇教授又因為祖父的關係，對他一向很客氣，因此父親只是憑直覺，認定我去麻煩麻煩蘇教授，算不上什麼太大的冒昧。
經過一段令人尷尬的沉默之後，我對蘇教授說，今後如果遇到一些問題，可能會向他請教。蘇教授沒有接我的茬，我們的談話簡直就沒辦法繼續下去。事實上，我還不知道自己今後究竟會遇到一些什麼樣的問題，這些問題既然尚未形成，蘇教授自然也無話可說。時隔很多年，重新回憶往事，我想自己當時一定有許多年少氣盛的地方。我畢竟剛剛跨進大學的門檻，在蘇教授這樣的大師面前，無論我怎麼故作謙虛，仍然忍不住小人得志，彷彿“天降大任於斯人”，而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就真的寄托在我們這一代大學生身上。毫無疑問，我當時顯然躊躇滿志，一頭一臉大有作為的模樣。為了擺脫冷場，我開始夸夸其談，描繪自己今後的打算。書房裏就只有一個沙發，蘇教授客氣地讓我坐沙發，結果他自己便只好坐在寫字桌前的硬板凳上。
對蘇教授的第一次拜訪，純屬禮節性的。我意識到他對我空洞的宏偉藍圖沒有任何興趣。我和我的書獃子父親一樣，對蘇教授根本沒什麼了解，不過是泛泛地知道他很有學問。作為一個剛進入大學門檻的年輕學子，我對什麼叫學問，還弄不清楚，事實是我們之間還不具備對話的資格。在第一次拜訪時，我們恐怕都沒想到，在以後的十年裏，我們的關係會如此密切。這不過是一次偶然的碰撞，當時並沒有產生什麼火花，我們似乎都沒有給對方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初次見面的一個多小時裏，蘇教授回憶起和我祖父有過的短暫交往，說了一個關於我父親小時候的笑話，然後就把話題扯開了。事實上，那天蘇教授和我談得最多的，是他的身體狀況，他說自己可能已經感冒了，說著說著，就接二連三地擤起了鼻涕。在十分鐘內，他令人難以相信地連吃了三次葯，每吃一種葯，都非常認真地向我說明葯的名稱和用途。多吃藥肯定有副作用，年老多病又不能不吃藥，他不厭其煩地解釋着自己的兩難處境，說到後來，像玩雜技一樣地向我高舉起了他穿着白色棉襪的腳，在半空中搖着晃着，然後告訴我一個秘密，這就是人一旦老了，最先感到的不安，便是火氣不足。
蘇教授說:“你知道人什麼地方最怕冷，對了，是腳底心。”
4
很長一段時間內，我給人留下的印象，是讀書不僅認真，而且勤奮。在車間裏，雖然我和別人一樣埋頭幹活，但是由於我常常利用吃飯和停電的空隙看書，人們便覺得我不安心於當工人。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裏，我的行為在旁人看來十分做作。其實我當時的讀書完全是盲目的，因為我的性格內向，是一個羞澀的不善於和人打交道的小夥子，讀書只是我排遣無聊的一種方法。記得那時候什麼書都看，除了八小時上班，我的精力都放在了閱讀各種不同的書籍上面。我的家庭環境，讓我處於一種永遠也不會感到書籍匱乏的狀態。由於我們家原來的住房，被造反派佔用了一間，我不得不住在一間壓縮了的書房裏面。我的周圍放着密密麻麻的書架，書架上放滿了，多餘的書就堆在地上。事實上，小小的書房裏，除了我的那張小鋼絲床，其他地方都是書。
從高中開始，我的人生經驗，差不多都來自書本。由於沒有兄弟姐妹，父母常常要下鄉體驗生活，我變得越來越孤僻，越來越書獃子氣。胡亂看書，成了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我開始沒完沒了地閱讀外國小說。我知道了雨果、托爾斯泰、巴爾扎克，也知道了海明威、薩特、加繆、愛倫堡、帕斯捷爾納克。一種叫做黃皮書的內部出版物，無意中引起了我的閱讀興趣，我對這些書之所以會入迷，就是因為它們是非法讀物。這些書是以“僅供批判”的名目，由國家級的正式出版社內部出版內部發行，它們是毒草，然而正因為是毒草，像鴉片一樣誘惑力也就越大。除了小說，我對詩歌也有些發痴，既看古典的唐詩宋詞，也看外國人寫的現代詩。一段時間裏，我的腦子裏塞滿了外國詩人的名字，什麼洛爾迦、阿赫瑪托娃、馬雅可夫斯基、巴爾蒙托，我對那些疙里疙瘩翻譯過來的句子，充滿了莫名其妙的好感，我總是很矯情地默默背誦着勃柳索夫的《致青年詩人》：
臉色蒼白目光如燒的青年!
我現在給你三個約言。
請接受第一：別過現在的生活，
只有未來——才是詩人的領域。
記住第二條：誰也別同情，
自己無限地愛自己。
牢守第三條：崇拜藝術，
只崇拜它。不加思考，沒有目的……
我的興趣不停地變換着，撈到什麼就看什麼，越是禁書越想看，越想弄明白為什麼不讓看。閱讀不僅讓我不再感到孤獨，而且還讓我處於自以為是的感覺良好之中。我年紀輕，火氣旺，精力過盛，閱讀量與日俱增。能讀的書實在太多，越讀書，越覺得自己還有許多書可以讀。我與當時十分封閉和壓抑的環境，顯得有些格格不入。老氣橫秋是免不了的，同時又有些自怨自艾，我覺得自己已經懂了許多事，然而還有許多事仍然一竅不通。我開始很猥瑣地偷看一本《赤腳醫生手冊》，這本厚厚的書籍，是父親準備下放去農村時買的，後來下放沒有成為事實，這書也就被他忘卻了。既然我沒有辦法從其他地方得到正常的性知識，於是就恰到好處地把這本《赤腳醫生手冊》，當做了解女人的入門教科書。
僅僅是閱讀小說上的愛情章節，已經滿足不了我的好奇心，文學作品中那些生動的色情描寫段落，開始讓我感到不安。我在這本印數極大的《赤腳醫生手冊》上，尋找着自從童年時，就困擾我的男女差別的答案。我總是很快地就找到“產科和婦科疾病”這一章。通過這一章，我不僅紙上談兵地了解了女性內外生殖器的解剖學，而且還無師自通地順帶學習了有關接生小孩的知識。我像研究軍事地圖一樣地琢磨着手冊上的插圖，對照着帶有阿拉伯數字的註解。我忘不了當時的驚奇，在接觸這本手冊之前，我了解的女人，只是穿開襠褲的小女孩和斷了胳膊的維納斯。我記得自己曾經一度感到很不高興，理由是女人如果真像手冊上所說的那樣，便有一種說不出的遺憾。
我的秘密活動讓我感到自卑。雖然從來沒有被人揭穿過，但總是有一種犯罪的恐慌。我知道自己這是不學好，是下流，是心中的魔鬼在作怪。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我變得很恍惚，社會上的許多重大事件，彷彿跟我都沒什麼太大關係。我沉浸在個人的小秘密中，無論是鄧小平出山後的整頓，還是後來針對他的“反擊右傾翻案風”，以及周恩來朱德毛澤東這些老一輩革命家的逝世，甚至包括慘絕人寰的唐山大地震，都讓我覺得自己永遠是個局外人。我開始意識到自己胡亂翻書，不是什麼好事，因此為了督促自己，我開始沒完沒了地去夜校上課。我當時還未滿18歲，是一個失學青年，夜校讓我有機會嚮往着重新去做一個好學生。在讀中學的時候，從來沒感覺到學習有什麼好，可是一旦走上社會，才知道做學生是多麼幸福。
在我當工人的那個年代裏，所有的夜校都是免費的。那個年代，絕對不會一切向錢看。既然我在中學沒有好好地上過課，那麼為什麼不在夜校中得到補償?我對夜校情有獨鐘的重要原因，是即使在上夜班的日子裏，也可以理直氣壯地請兩個小時假，這種假是法定的，是工廠里對要求上進的青年工人的獎勵。因為上了夜校，在應該上夜班的那一周里，我實際上要比別人少上12小時的班，這樣的便宜不佔白不佔。夜校的生活讓我感到充實，讓我覺得人活在世界上，除了守候在機床旁邊，真是有許多東西可以學。當然，還有一個讓我對夜校痴迷的原因，是我被排除在了本廠的工人大學之外。這件事，一度使我的自尊心大受傷害，每當我回想起來，心口就感到一陣陣發疼。
我所在的那個小工廠，在我進廠第二年，辦了一個當時十分流行的“七?二一工人大學”，這種工人大學半脫產性質，目的是為了提高青年工人的文化技術。條件自然很簡陋，在廠里胡亂找一間辦公室，請一兩個教師來上課。記得消息剛傳出來的時候，我非常激動，因為和夜校相比，這畢竟是一個更好的學習機會。一開始報名的人很少，人太少了，就沒辦法開課。為了促成這件好事，我熱心過度地在車間裏活動，挨個動員同車間的青工報名。由於平時我和別人接觸很少，突如其來的遊說收穫不小，很多人覺得不妨給我一個面子，反正是佔用上班時間。報名之類的事情向來容易引起連鎖反應，車間裏有好幾位青工公開向我許諾，如果我能幫他們寫申請書，他們就報名。在短短的數分鐘裏，我用不同的字體，一氣寫了四份申請書，分別簽上那些青工的名字。
結果是車間裏所有報名的青工，都錄取了，唯一的例外就是我。我不知道應該怎麼形容當時的心情才算恰當，才能準確無誤地再現自己曾經有過的沮喪。事實上，那次落選的，在全廠範圍里也就只有我一個人。記得當時人一下子就暈了，腦子裏一片空白，最初的反應，是自己的名字可能被不小心地遺漏。我已經做好了一切準備，甚至連教材都買好了，這樣的結局實在出乎意料。大家都相信這是個誤會，開學那天，我還有些將信將疑，不死心地厚着臉皮去詢問，答案是名額已滿，我的眼睛不太好，沒什麼培養前途。不存在任何誤會，我是唯一一名被刷掉的青工。工人大學是工會出面辦的，由工會的一位姓吳的領導具體負責，他敢做敢當，自說自話地就把我的名字給畫掉了。
我知道這位姓吳的負責人對我心存疙瘩，但是做夢也沒想到，他會如此赤裸裸地和我作對。自從我進廠以後，這個姓吳的工會領導人，就沒停止過向我借書。他借書從來不還，所謂借書，其實就是變相地要書。什麼時候都有那種臉皮特別厚的人，在“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年代裏，我的家庭總是十分容易地就成為勒索對象，借錢不還是常事，更何況借書。儘管我所住的房間裏，堆滿了書，但是我的父親對自己的藏書，就像巴爾扎克筆下的老葛朗台一樣吝嗇。一而再再而三的有借無還，老實巴交的父親開始感到忍無可忍，他很氣憤我這個兒子和他一樣沒出息，一樣軟弱可欺，為什麼就不能堂而皇之地予以拒絕，為什麼不能義正詞嚴地說一個“不”字。
時至今日，我還是想不明白，當時為什麼只是一個小小的廠工會領導，就會那麼橫行，就會那麼讓我們感到為難。有種人，你越是忍讓，他越要進攻，越是得寸進尺。那時候畢竟是“文化大革命”後期，經過風雨見過世面，我父親覺得也可以挺起腰桿做回人，他決定不再借書給那位姓吳的工會領導。如果那天這位姓吳的工會領導，只是一個人上門借書，父親的拒絕也許還不會引起太大的憤恨。問題是那天他竟然還帶了一個女人上門，這個女人究竟和他是什麼關係，我一直沒有弄清楚。然而有一點不容懷疑，工會領導想向這位女人證明，他和我們家有非同一般的關係，因此，他不僅自己要繼續借書，還要讓我父親借書給這位神秘莫測的女人。這女人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學青年，正借調在機械局的一個什麼寫作班子裏面，她對我父親很客氣，言必稱老師。我父親猶豫了一下，用商量的口吻說：
“你們要借書，先把以前借的書，還了再借，怎麼樣？”
工會領導的臉色立刻很難看，他退了一步說:“這次我不借，你只要借給她就行了。”
接下來，又說了一些什麼，我已經記不清，反正那位女士很不好意思，一個勁地打起了退堂鼓，後來兩人就告辭了。第二天上班，工會領導在廠門口等着我，看見我，氣鼓鼓地丟了一句話：“你們家不就是有幾本書，有什麼大不了的！”我沒想到他會這樣，無話可說，只有不理他。老實說，我從來就沒有真正地害怕過他，我只是從內心深處討厭他。過去之所以借書給他，是因為我們家向來沒有拒絕人的習慣。我的祖父總是教育我的父親，永遠不要拒絕那些向你求助的人，只要有可能，就不應該輕易拒絕別人。父親也是用同樣的方法教導我的，這種家教的直接後果，就是在現實生活中，屢屢讓自己陷入非常被動和尷尬的境地。其實拒絕也是一門藝術，一個不懂得如何拒絕別人的人，永遠也別想過上安穩的日子。
我沒有去找那位工會領導討饒，也沒有去吵架。討饒和吵架都不是我的擅長。我知道那位工會領導是個欺軟怕硬的傢伙，只要送一包香煙，或是威脅要揍他一頓，他便立刻沒有任何原則。事實上，工會領導一職，在我們那個200號人左右的集體所有制的小工廠里，是個最不起眼的位置。而那個趕時髦辦的工人大學，也沒多少天就偃旗息鼓。剝奪我上廠工大的權利，也許是這位工會領導在自己的職權範圍里，乾的最成功最有出息的一件事。我的心在流血，總覺得這是對自己很沉重的一個打擊，但是事實證明並沒有多嚴重。一個人真要想學習是阻擋不了的。對於我來說，失去同樣意味着得到，既然廠里的工人大學沒有我的份兒，我只有繼續到夜校去尋找滿足。那個時期，我幾乎成了夜校專業戶，天天晚上都不放棄。從機械製圖到古典文學知識，從解析幾何到微分積分，從電工基礎到機床維修到液壓原理，只要時間允許，什麼樣的課我都上。
我的近乎瘋狂的好學精神，給車間主任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車間主任是個留着絡腮鬍子的中年人，他偷偷向我許諾，說一旦有了機會，就調我到車間辦公室里去當技術員。多少年來，我一直在設想，如果不粉碎“四人幫”，不恢復高考制度，像我這樣的書獃子會怎麼樣。我想自己既然那麼不安心當刨床操作工，也許真會混到車間辦公室里去當個技術員。不管怎麼說，我除了好學之外，在車間主任眼裏，還是一個聽話的大孩子。我沒有像別人那樣，在學徒期間就談戀愛，在停電的時間裏喝酒，給車間主任起綽號，上夜班時在車間角落裏撒尿。事實上，我比廠里任何一位上工大的青年工人都用功，都勤奮。我當時唯一的念頭，就是渴望讀書。我唯一的念頭就是想當學生，像海綿一樣什麼知識都吸收，像向日葵渴望陽光那樣渴望學習。根據我當時的處境，只要有可能，我會永遠在夜校里讀下去。
第二章
1
也許正是由於我們這一代人中間，有很多人被剝奪了上大學的機會，當時的社會上，有一大批像我這樣削尖了腦袋，有什麼書都想讀的書獃子。靠推薦才能去的工農兵大學生名額，顯然不會落到我的頭上。我所在的工廠太小了，就算老天爺開眼，有了這樣的好事，機會也肯定屬於那些比我更具有競爭能力的人。我在廠里沒有什麼後台，家庭成分仍然還有些問題，在夜校里待的時間越長，我上大學的慾望也就越強，然而這畢竟只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夢想，就好像是愛上了電影上的美人一樣。社會上流傳着種種如何獲得工農兵大學名額的傳聞，開後門已經成為一種公開的秘密。一提到工農兵大學生，人們就不可避免地懷疑他有來頭，懷疑他是公社書記的兒子，或者某某廠長的千金。
夜校成了想上大學，卻無大學可上的人的福地。不管學了究竟有沒有用，對於很多人來說，只要能有機會坐在教室里，重溫學生時代的情景就行。學習成了大家的寄託，成了單純的奮鬥目標，代替了很多精神上的東西。我忘不了恢復高考的消息傳開以後的動人情景，夜校沸騰起來，一時間，大家都被這突如其來的好消息驚呆，激動得都沒辦法繼續上課，人們竊竊私語，對即將來臨的高考，作着種種想當然的猜測。上課鈴已經響了半天，同學們還是不肯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圍着兼課老師喋喋不休。兼課老師是一個戴着深度近視眼鏡的中年人，他不得不停止上課，也顯得十分興奮，和學生共同探討高考可能會怎麼進行，具體會考哪些課程。這位老牌的大學生，甚至情不自禁地回憶起“文化大革命”前的高考。作為過來人，他幾乎立刻成為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所有和高考有關的課程，頓時身價百倍，夜校在轉眼間，順理成章地成為高考補習班。那些和高考無關的課程，開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冷落，時間是那麼的緊迫，事到臨頭，大家突然發現自己在夜校里，其實學了許多根本沒必要學的東西。恢復高考，大家一下子都變得現實起來，突然發現夜校的學習，只是屬於帶有理想色彩的浪漫主義。當務之急，是如何貨真價實地考進大學，不管白貓黑貓，能考進大學，就是好貓。記得剛恢復高考的那一段時期，除了激動之外，我變得非常浮躁，變得心神不定猶豫不決，我對自己到底是準備考文科，還是考理科，打不定最後的主意。學什麼已經完全不重要，只要能上大學，只要能踏進大學的門檻，文科理科本科專科都無所謂，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吃不準，自己究竟考什麼把握更大。
我參加了也許是中國有史以來，人數最多的一次高考。這是一次空前絕後的考試，情形十分壯觀。當時所有的中學、小學、專科學校，都成為臨時考場。由於是第一次恢復高考，從“文革”中的老三屆，到應屆的畢業生，過去的十幾年間從中學裏走出來的想繼續讀書的人，都抱着美好的大學夢，浩浩蕩蕩湧向了考場。人們從知識的沙漠裏，一下子看到了知識的綠洲。我記得自己當時因為想上大學，已經有些走火入魔，任何妨礙我考大學的人和事，都被當做仇敵，都被當做是故意刁難。與考試無關的話題，我已經聽不進去，與考試無關的活動，能不參加就堅決不參加。我的腦子裏充滿了考試題目，上班時精神恍惚，下了班拚命做習題。中學畢業以後，儘管表面上一直還在繼續讀書學習，但是一旦真正的高考來臨，我發現自己平時學的那些雞零狗碎，對高考根本沒有什麼實際幫助。
我不得不臨時抱佛腳，背誦那些自己平時不屑一顧的所謂複習材料。隨着考期的臨近，我終於決定報考文科，這個斷然決定，意味着我必須沒完沒了地死記硬背，必須死記硬背一大堆對我來說完全陌生的東西。沒有死記硬背，我肯定進不了大學的殿堂，也不可能一次次通過大學裏的考試，而且後來考上研究生。從這一點說，我是死記硬背的受益者，應該感謝死記硬背，然而如果換一個角度，死記硬背給我帶來的傷害，絲毫也不比它能帶來的成功遜色。時到今日，我一見到中心思想、歷史意義以及文學史地位之類的提問，便會產生一種彷彿吃了蒼蠅的噁心。我討厭那些強加於人的標準答案，討厭那些註明了阿拉伯數字的要點。死記硬背是對一個人想像力的殘酷扼殺，是把人變得越來越無知的兇手之一。
我所在的那個小工廠，竟然有將近20個人報名參加高考。廠長很着急，因為這意味着有近20個年輕人，不肯安心工作。儘管國家規定，凡是報名投考大學的人，都可以有半個月的複習時間，但是廠長以生產任務太重為借口，毫不手軟地剝奪了應該屬於我們的半個月時間。這一招無異於釜底抽薪，大家本來就覺得時間不夠，立刻義憤填膺。膽大的開始混病假，請事假，膽小的只好硬着頭皮上班。我忘不了自己一邊幹活，一邊偷偷背書的狼狽情景。牛頭刨的刨刀來回削着金屬，我守候在刨床旁邊，心裏一遍遍地默誦考試要點。由於晚上睡得太少，到了吃飯時間，我總是狼吞虎咽，然後抓緊時間，頭枕在工具箱上呼呼大睡，車間裏男男女女的說笑，那種赤裸裸的葷段子，對我已經沒有任何妨礙。
考試的日期越來越近，我和家裏的關係也開始緊張起來。父親覺得我的行為像個賭徒，把自己一生的希望，都押在高考上有些莫名其妙。一個人如果為了上大學，結果弄壞了自己的身體，這將得不償失。身體是革命的本錢，沒有了這個本錢，幹什麼事都不行。母親嫌我一點家務事都不做，還沒有上大學，就有這麼大的架子，真的上了大學，那還了得。我為父母變得嘮嘮叨叨，感到很煩、很苦悶，越嘮叨越敵對，越敵對越要嘮叨。那真是一段瘋狂的日子，我覺得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與我為敵。我天天看書到深更半夜，廢寢忘食，上班想，下班想，騎自行車在路上也想，沒出什麼事真算幸運。到了休息日，我便騎車去公園，胡亂找一個角落，捧着複習資料，像個機械人一樣，嘴裏振振有詞，在一個極小的範圍里，來來回回兜圈子。書越背越難背，越背越發現有不通的地方，然而越是難背越是不通，越是不得不背。我意識到自己正在進入一個怪圈。
2
要不是考上大學，我就不會認識馬路，要不是認識馬路，我和蘇抑卮教授之間，就不可能建立那麼親密的關係。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有意無意地聯繫在一起的，我們常常說到連鎖反應，說到多米諾骨牌的效應。時隔了許多年，我對自己當年能考上大學，仍然感到意外和慶幸。在上大學之前，我一向認為自己運氣很差，是個不折不扣的倒霉蛋，總有一種說不出的自卑。我的青少年時期，由於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家庭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我成為大家取笑和捉弄的對象，因此心靈深處一直有層抹不了的陰影。我羨慕別人都有兄弟姐妹，有了兄弟姐妹，在父母被關進牛棚的日子裏，自己便不至於那麼孤立無援。剛進大學的時候，我變得很矛盾，一方面，人的性格絕不會輕易就改變，我仍然有些內向，仍然不善於和同學打交道，另一方面，因為進了大學門，我難免感覺良好，開始有些忘乎所以。
就在這時候，我和馬路的關係，逐漸密切起來。馬路是連接我和蘇教授的橋樑，沒有他，我的大學生涯，也許就是另一回事。很長一段時間內，我的學習方向，顯然都和馬路的引導有關。儘管大家都是大學一年級新生，儘管大家的學習都很用功，可是馬路的實際水平，在班上鶴立雞群，遠遠高於其他人。馬路是一名來自廣東沿海的考生，是老三屆，他入學成績不僅是全班最高分，年齡在班上也最大，比我整整大了10歲，和班上的應屆考生相比，馬路的歲數大得幾乎可以做他們的爹。事實上，他的確也已經結過婚了，而且還有了兩個小孩，是一兒一女。從一開始，馬路就表現出了和大家的截然不一樣，他顯得過於成熟，與其說是像個學生，倒不如說他更像一位老師。事實也是如此，馬路在一所公社中學，已經教了10年的數學，他雖然考的是文科，他的數學得分是98分，這樣優異的成績，在當年報考數學系也綽綽有餘。
我和馬路的關係之所以會密切起來，是因為他無意中聽說，我竟然去拜訪過蘇抑卮教授。說老實話，我當時對蘇教授的了解，還遠不能和馬路相比。那時候，蘇教授甚至都不和我們在一個系。我對蘇教授的第一次拜訪，帶有非常大的偶然成分，正像前面已經說過的那樣，我的拜訪完全是因為父親的意思，而父親也是糊塗到不知道蘇教授的人事關係，其實並不在中文系。蘇教授是文科教授中的萬金油，他的學問太大了，什麼課程都可以教，多少年來，除了中文系，他在外語系待過，在哲學系待過，最後又在歷史系退休。據說他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調到歷史系去的，調他的目的，是去幫助當時研究歐洲史的學生，講述歐洲歷史文獻。他調到那裏一年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他稍稍受了些衝擊，就退休在家養老。那時候他大約60剛出頭。
是馬路最初向我說起了蘇教授超人的學問，我沒想到他會知道那麼多的關於蘇教授的事。我沒想到蘇教授是馬路心目中的偶像，也沒想到他不遠千里，之所以投考現在這所大學，完全是因為這所名震東南的名牌大學，曾經有過一位大名鼎鼎的蘇抑卮。蘇抑卮應該是傳奇中的人物，馬路對蘇教授的崇拜，就像我們小時候，崇拜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先烈，我忘不了馬路談起蘇教授時的神情，他以十分仰慕的口吻說著，眼睛一陣陣地發亮。雖然我根本就沒有和馬路開玩笑的意思，但是他似乎還心存疑竇，不太相信我真能和蘇教授這樣的歷史性人物發生聯繫，並且在不久前，竟然去他家拜訪過。馬路的相貌看上去有幾分蒼老，表情永遠是很認真，他的臉上有好幾道豎著的紋路，總讓人覺得他內心深處，隱藏着什麼了不得的苦難。最有趣的是，多少年來，馬路一直以為蘇教授早就不在人世，他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口吻說：
“你知道，蘇抑卮教授竟然還活着，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迹!我總以為他不是死了，就是去了台灣。”
說起來也可笑，馬路談起蘇教授來頭頭是道，如數家珍，然而所有有關蘇教授的知識，又都是從當年他所任教的那所公社中學的語文老師那裏“販”來的。這位語文老師是一位舊式的老先生，抗戰前畢業於上海某個教會大學。老先生自己的學問十分了得，可是一提到蘇抑卮的學問，立刻五體投地讚不絕口。馬路對蘇教授的崇拜，正是從這位老先生處傳染的，那時候，馬路借調在公社中學裏教數學，對古文卻情有獨鍾，課餘常常向老先生請教，老先生一肚子舊學問，正愁沒有用武之地，很樂意收馬路作為私淑弟子。在那個地處偏僻的南海邊，一切就彷彿現代桃花源里的情景，什麼都落後，中學生的實際水平，不過和小學生差不多，唯一的好處，是天高皇帝遠，和外面世界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沒有多大的直接關係。老先生自得其樂，讀舊書，寫舊詩，臨了，還收了馬路這麼一位半路出家的學生。談到學問，老先生言必稱蘇抑卮如何如何，馬路因此一直以為蘇抑卮應該是老先生師長一輩的人物。他做夢也沒想到蘇教授不僅還活着，其實只比他拜師的老先生虛長了兩歲。
馬路決定拜蘇教授為師，可能是害怕遭到拒絕，他一定要拉着我一起去見蘇教授。他顯然覺得有了我，把握會更大一些。馬路反覆向我說明人生中，投拜名師的重要性。人生中會有許多難得的機遇，對於一個求學的人來說，能遇上名師是最幸運的事情。人生有幾難，所謂好人難做，佛門難進，名師難遇。放過好機會也是最大的犯罪。有傳聞說蘇教授這個人很難親近，馬路不僅決定自己要拜蘇教授為師，而且不遺餘力地說服我和他一起成為蘇門弟子。馬路是班上的學習委員，他的學識要比我們高得多，是我們大家都想效仿的榜樣。我想自己當時能夠被說服，與其說是想向蘇教授學，還不如說是為了向馬路學。我終於糊裏糊塗地答應了馬路，完全忘記了自己實際的學習水平。
“我們究竟能向蘇教授學什麼呢？”儘管已經答應了馬路，然而我忍不住還是要提這種在馬路看來極幼稚的問題。
“學什麼？”馬路充滿了感嘆，他的眼睛茫然地看着我,“他的學問，我們一輩子，不，我們幾輩子都不可能學完。”
“學不完，幹嗎還要學呢？”我笑着說。
3
蘇抑卮教授一生桃李滿天下，他的學生多得數不清。不管怎麼說，在他晚期的弟子中，我和馬路應該算是比較特別的兩位。蘇教授曾因為馬路的英年早逝而老淚縱橫，在和我談起馬路的時候，他不止一次地說過，馬路的相貌，有古人之遺風。古人究竟長得什麼模樣，現在的人很難說得清楚，然而蘇教授對於人的外貌，始終有非常獨特的見解，他認為今天的人和古人，無論身高還是臉部輪廓，都有着非常本質的不同。歷史在變，人心在變，人的相貌必然也在變，他曾用自己保存的圖片資料，向我和馬路論證他的觀點。
我和馬路很容易地就成為了蘇教授的弟子。一切都是那麼輕而易舉，已經退休在家的蘇教授，十分樂意我們前去向他請教。那時候，蘇教授還很寂寞，還沒有被人當回事，不像再過幾年，他將像出土文物一樣被重新發現，聲名顯赫，光是研究生就好幾十位。蘇教授終於在垂暮之年，一下子得到了許多輝煌的頭銜，他時來運轉，成了學校的金字招牌，成了中文系的鎮系之寶，然而在我們剛去拜師的時候，蘇教授除了是一名退休十幾年的老先生之外，什麼都不是。他早就被人忘卻了，正在平靜地等待着自己的末日。記得那天蘇教授正坐在書桌前，舉着放大鏡，十分吃力地讀原版的莎士比亞著作。由於我和蘇教授已經見過面，加上很樂意想向馬路表明這一點，在一開始，我和蘇教授像老熟人一樣地說著話。與前一次的經驗全然不同，這一次蘇教授的情緒似乎特別好，他可能是看書看得疲倦了，正好希望有人來聊聊天，調節一下情緒。
馬路在旁邊一言不發，事後他告訴我，他為自己最初的表現感到很不安。他覺得自己完全像一個不學無術的鄉巴佬，笨嘴笨舌，肯定已給蘇教授留下了十分惡劣的壞印象。馬路問我是否注意到，當蘇教授問起我們的年齡時，聽說馬路已經三十多歲了，竟然無意識地皺了皺眉頭，然後故意把頭扭向了別處。“蘇抑卮在我這年紀，早就是學已有成的名教授，而我呢，剛剛是一個大學一年級的新生！”馬路垂頭喪氣，不無感嘆地說著。從蘇教授家出來，馬路一直悶悶不樂，他顯得很沮喪，臉上豎著的紋路加深了許多。去食堂吃飯，他排隊站在我前面，臨到打飯的時候，將飯盒遞給服務員，好半天說不出話來。
看得出馬路是真心地感到不愉快。蘇教授是他心目中的偶像，他似乎明白自己無論怎麼用功，都不可能達到蘇教授的境界。馬路告訴我，這一段時期，他特地去圖書館，查閱了一些有關蘇教授的資料，經過對這些資料的研究，他對蘇教授有了進一步的全新認識。事實上，蘇教授要比馬路想像得更有學問。正是從馬路那裏，我第一次聽說了做學問也講究童子功。馬路告訴我，早在28歲以前，蘇教授便遵從其恩師黃侃的要求，讀完了唐以前的所有典籍。黃侃是章太炎先生的大弟子，是當代著名的大學者，他所以對蘇教授提出這樣的要求，是覺得唐以前留下來的典籍並不多，容易讀完，又是非讀不可的書，有了這個基本功，往後研究任何一門學問，就好辦得多。據說為了檢驗蘇教授的學力，黃侃曾讓他重新圈點《十三經》。蘇教授花了大約四個月的時間，終於圈點完畢，這樣的故事如今聽起來彷彿天方夜譚。
大學前三年留給我的印象，是大家都拚命用功。“文化大革命”這場噩夢已經結束了，百廢待興，同學們的經歷差不多，好不容易有了學習機會，誰都想把虛度的年華，儘快彌補過來。我們這一代人，是少年失學的一代。和蘇教授這樣有真才實學的人相比，我們幾乎都是文盲。世界上最珍貴的，永遠是那些失去的東西，因為失去，所以珍貴，因為珍貴，就格外珍惜。追回失去的時間是當時的主旋律，我永遠忘不了當時刻苦用功的情景，到晚上10點鐘，是規定拉閘的時間，寢室里的燈滅了，幾乎沒有人立刻睡覺，人們捧着書來到樓道上，圍坐在昏黃的路燈下繼續看書，窄窄的過道人滿為患，有的人乾脆鑽到廁所里去用功。我不知道女生宿舍的情況怎麼樣，反正在男生宿舍里，能憋在廁所里看書的人，必須有非凡的忍受能力才行。那麼多的大男人共用一個廁所，那裏面的尿臊味瀰漫，熏得人睜不開眼睛，劃一根火柴說不定就能點着。雖然大學裏永遠會有刻苦用功的學生，但是像恢復高考那幾年的不要命的，也許是有史以來不多見的。
蘇教授最初給我們講解的是《古文觀止》。由於對我和馬路的實際水平，缺少一個最基本的了解，蘇教授決定從這本舊的古文入門教材開始。在正式開講之前，他好像只是挺隨意地點到了這本書，讓我們回去好好準備，說遇到不懂的地方，自己逐一查字典找註解。說好了下一講，是講解諸葛亮的《前出師表》，時間定在一個星期以後。在這一個星期里，我只是把書找來了，然後在臨睡覺前，匆匆地看了一遍。相比之下，馬路要比我認真得多，他一本正經地準備着，顯然想向蘇教授證實自己的水平。看得出馬路稍稍有些不快，因為他覺得《古文觀止》裏的很多文章，自己不光是看過，而且有許多已經能背誦，好不容易拜了師，只是教這些浮淺老掉牙的文章，頗有一點不甘心。這顯然又是一種中學老師的教法，馬路覺得以蘇教授的學問，應該和我們講莎士比亞，講東西方文學的比較，講西方的《紅樓夢》研究，或者講美國人的敦煌考證。
一個星期以後，我和馬路正式去蘇教授處上課。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從這節課開始，除了寒暑假，我和馬路風雨無阻，堅持在每周的同一時刻，去蘇教授家聽他講課。我們本來的目的，只是想開個小灶，從蘇教授那裏偷學一些東西，然而沒想到蘇教授講得實在太精彩了，於是去他那裏聽課，反而成為我們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換句話說，聽蘇教授講述已經成為我們的主課。我們從蘇教授那裏得益匪淺，第一次上課，由於我沒有做準備，蘇教授讓我把全文先通讀一遍，結果我大出洋相，有幾個字念錯了，還有好幾個根本不知道怎麼念。蘇教授不動聲色，讓馬路糾正我的訛音，然後又讓他給我串講。馬路盡其所能地粗粗講了一遍，這篇文章他曾經背過，在水平上，一下就和我拉開了很大的距離。蘇教授依然不動聲色，既不批評我，也不表揚馬路，等馬路說完了，他點了點頭，就“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這一句，侃侃而談，一口氣說了一個多小時。
我忘不了第一次課後，從蘇教授家出來，馬路臉上洋溢着的幸福感。由於馬路有着比我好得多的基礎，他對蘇教授講學的精到之處，有更深的體會。他承認自己在來上課以前，曾經一度懷疑過蘇教授的真誠。他承認自己曾懷疑蘇教授答應給我們上課，很可能是一種敷衍，只不過是糊弄糊弄中學生。事實讓馬路再度對蘇教授充滿激情，現在，他開始十分具體地感受到了蘇教授的博大精深。蘇教授的講學，從表面上看，帶有一種非常隨意的閑談性質，他口若懸河，引經據典，同時又是絕對的深入淺出，常常考慮到我們的實際水平，是不是能真的弄懂。蘇教授的本事就在於，就任何一個字，任何一個短句，都可以由此及彼，帶出一連串的有趣話題。在後來的講課前，他總是要我們先精讀原文，去查一切可以查到的註解，認真比較前人解釋的不同之處。在正式開講前所做的準備工作，永遠是越多越好。事實上，他教給了我們一種全新的學習方法，這個方法就是，千萬不要輕易地肯定或否定古人的觀點，要舉一反三，觸類旁通。譬如通過學習諸葛亮的前後《出師表》，從史學看，可以觸類旁通三國史，從文體看，對“表”的寫作方法，可以作一系列瞻前顧後的比較，區別出異同，從文風看，又可以認識與兩漢以及先秦文章，在遣詞造句上的差別。
在那段時間裏，我實際上同時拜了兩位老師，一位是蘇教授，一位則是馬路。每當我有什麼疑問的時候，總是先直截了當地向馬路請教，馬路不僅是我學習上的老大哥，而且成了我偷懶取巧的活字典。人和人之間的水平差異，只有通過比較才能知道。只有通過學習，然後才能知道不足，只有通過學習，然後才能知道別人的學問究竟有多大。馬路在學習上的刻苦精神，一直讓我感到深深的恐懼，我覺得自己無論如何用功，都不可能像他那樣玩命地學習，因此也就永遠不可能像他那麼傑出。我本來就不如他，而我們之間的距離，似乎正在越來越大。就像他覺得蘇教授深不可測一樣，我對馬路也感到一種無奈的敬佩。馬路無疑是我們中間最出類拔萃的人物。在我們被亂七八糟的課程壓迫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馬路居然還能分出精力，去哲學系旁聽德國古典哲學，此外，受蘇教授能掌握多門外語的影響，他還開始了第二外語的學習。
馬路足以成為我們這一代人的楷模。那是一個被譽為“科學的春天”的時代，知識突然變成了最重要的東西，當時活躍在莘莘學子心目中的偶像，是進行哥德巴赫猜想的數學家陳景潤。一時間，書獃子再也不是罵人的話，知識突然成為衡量一個人價值的砝碼，由於馬路驕人的學習成績，他成了我們這一代學子心目中的當代英雄。
4
馬路死於大學四年級，現在回想起來，馬路只是死於貧血，這實在有些不可思議。大家心目中，馬路是班上的一面旗幟，他刻苦用功，廢寢忘食，有着用不完的旺盛精力。時代在進步，大家似乎不太相信，這世界上竟然還有什麼叫做貧血的毛病，就算是有，好像也應該是女人的專利。一個人死法可以有許多種，可以死於癌症，死於愛滋病，死於意外的車禍，但是無論怎麼樣，也不應該跟說笑話似的死於貧血。這是一種應該屬於舊小說上的疾病，應該和舊社會的長袍馬褂聯繫在一起。沒人注意到馬路的臉色十分難看，在那個玩命死讀書的年代裏，很多學子臉上都是面如菜色。校方已經意識到這樣下去的危險，一再警告大家要加強體育鍛煉，身體是革命的本錢，沒有了健康的身體，便意味着失去一切。
不管怎麼說，校園永遠是充滿青春活力的地方，這裏永遠也不該成為年輕人的墓地。這裏將向社會源源不斷地輸出人才，不斷地產生出最新最活躍的想法。美好未來和輝煌前途，正在不遠處等待着大家，為了不辜負社會的厚望，同學們都以不同的方式，進行着各式各樣的體育鍛煉，有人學打拳，有人去練單杠雙杠，還有人打排球。大多數的人卻是跑步，這顯然是一種最簡單省時，又非常有效的鍛煉方法。記得那時候，每天天剛蒙蒙亮，馬路總是第一個爬起來，穿着那種褲腿很小，小腹部開着小便開口的舊式棉毛褲，哆哆嗦嗦地從過道跑過，然後沿着宿舍樓，一氣跑上三圈。誰都沒有意識到，他的身體狀況正越來越差，他總是越跑越慢。先還是一路小跑，後來就只剩下跑步的下意識動作，到最後完全已是散步。誰也沒有意識到，他身上的生命之火，正在慢慢地熄滅。他跑得實在太慢了，也許正因為如此，馬路從來不和大家一起鍛煉，體育課測試1500米，他比別人少跑了近一圈，成績仍然是不及格，還差一點昏倒在操場上。
也許是做了父親的緣故，馬路的衣着打扮，顯得有些過於隨便。他不修邊幅，永遠是差不多的打扮，就那一身外套，就那一雙鞋。上體育課時，他總是喜歡脫去外套，穿着一身到處都開始綻線的白色棉毛衫褲，堂而皇之地招搖過市。他的行為難免有傷風化，小腹部的小便開口像一張裂開的小孩嘴，囂張而且放肆地張開着，十分顯眼地露出了裏面的舊花短褲。最過分的是，舊花短褲甚至會突出一塊，擠在那張開的小嘴裏。操場上有很多女生，有本班的，也有外班的，他自己無動於衷，別人見了，忍不住要為他着急。沒人從經濟上去找原因，那時候大家都是一門心思死讀書，沒時間去琢磨別人的私生活。同學們只是在事後，在回想中，才突然想明白他當時實在是太不容易。大家突然十分感嘆，覺得他苦苦地讀了三年書，什麼也沒得到，就這麼說走就走了，真是太冤枉。
作為兩個孩子的父親，馬路當時的生活來源，主要是靠他妻子那份極其微薄的工資。馬路雖然已經當了十年的公社中學教師，由於他從來就不是什麼正式的教師編製，因此享受不了工作五年可以帶薪讀書的待遇。換句話說，馬路是靠老婆養着才上大學的。他和班上那些比他小得多、仍然要靠父母寄錢養着的同學一樣，每個月都盼着郵局匯錢來。通過回憶，大家突然想到了他的生活在當時有多艱難。馬路總是像和尚一樣吃着長素，早飯和晚飯常常只是最簡單的白饅頭，有時加上一點食堂里賣的那種醬菜。就算是如此節省，他仍然時不時地要向同學借錢，在整理馬路的遺物時，有人在他的筆記本上發現一份記錄十分詳細的賬單，上面寫着他向同學們借的每一筆款項，多則十元，少則五元，甚至是兩元，從借款數額到日期，都寫得清清楚楚。
在我的記憶中，馬路用得最多的一筆錢，就是與我各人拿出20塊錢，買了一個送給蘇教授的生日蛋糕。這是一筆他覺得絕對不能再省的錢。雖然相當於他一個月的生活費用，但是看得出這錢他花得十分開心。馬路病故以後，馬路的妻子帶着兩個小孩前來奔喪，和馬路顯得蒼老如出一轍，他的妻子看上去也要比實際年齡大許多。現在回想起來，馬路的妻子在當時也不過三十多歲，但是她留給我們的印象，更像一名飽經了滄桑的中年婦人。如果馬路是我們的老大哥的話，馬路的妻子看上去，便彷彿是馬路的老大姐。馬路的兩個孩子已經很懂事，大的那位十二三歲模樣，神態很像馬路，兩個大眼睛滴溜溜直轉，到什麼地方都保護着自己的小妹妹。
我陪同着馬路的妻子一起去看望蘇教授。讓我感到驚奇的，是她自從來到學校以後，一直是在無聲地抹着眼淚。她的平靜讓同學們感到不解和疑惑，即使是在太平間裏，面對着馬路的屍體，她也沒有放聲大哭。倒是那些陪她去醫院的同學，忍不住號啕起來，大家不敢相信，一個活生生的人，怎麼不明不白地就結束了自己的一生。馬路的英年早逝，像導火索一樣，使得班上良好的學風頓時大變。在過去的三年裏，人們寒窗苦讀，廢寢忘食，而從那時起，一種厭學的情緒，正在悄悄地積累。大家開始設想不要命的學習，究竟值不值得。眼看着就要畢業了，四年的大學生活，到底能給大家帶來什麼樣的實惠，人們不得不在內心深處，重新進行盤算重新進行估價。社會風氣正在悄悄地發生着變化，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發憤讀書，已經不再是什麼時髦的事情。成功的道路有許多種，人們已經開始認識到，陳景潤那樣的“書獃子”走過的道路，在當時並不是唯一的一條路。
蘇教授對馬路的早逝，感到十分悲傷。在蘇教授的晚年，他的各種名目的弟子，多得連他自己也弄不清。隨着他的地位越來越高，他的弟子也跟着吃香喝辣，在學問的小圈子裏，開始小有名氣。然而真正能得到蘇教授真傳，卻絕無僅有，這也就是為什麼每次提到馬路，蘇教授都有一種無名的悲哀。毫無疑問，馬路才是蘇教授最稱職的弟子，因為在那麼多位弟子中，只有馬路對純粹的學問，能爆發出巨大的熱情，只有他能真正地坐穩在冷板凳上。做學問沒有一點死脾氣還真不行，蘇教授常常不無感嘆地說:“為學務精習，韋編三絕，所以才會有一點成就。”他對其他弟子的不滿意，關鍵就在於一個個都是聰明有餘，而吃苦精神不足，不吃苦永遠不會成為大學問家，不吃苦永遠是個半吊子。蘇教授一生都以自己是黃侃的弟子感到自豪，一提起先師黃侃，他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他總是不厭其煩地用黃侃苦讀的故事教誨我們，不厭其煩地說黃侃當年“日讀禮經數紙，展轉比勘，至夕，每覺頭眩，是以知其苦也”。學問只能從困苦中來，離開“困苦”二字，也就不會有什麼學問。
當我陪着馬路的妻子走進蘇教授家以後，蘇教授竟然像小孩子一樣哀慟起來，他嘴裏振振有詞念叨着，說了什麼，我聽不清楚。這種過激的表現，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以至於一段時間內，我很有些尷尬，不知道怎麼辦才好。蘇教授平時並不和藹可親，他對弟子，尤其是對馬路十分嚴厲，由於我和馬路是他晚年生涯中，最先拜他為師的學生，馬路當之無愧地可以成為大弟子。我的印象中，蘇教授幾乎從沒有當面表揚過馬路。有時候作為鼓勵，蘇教授對我的回答，還能笑一笑，給個面子，然而對於馬路，不管對錯與否，蘇教授總是板著臉。在對待弟子的態度上，蘇教授多少還有些恪守舊傳統，他顯然是講究師道尊嚴的，越是看重的學生，要求越嚴格。馬路死了以後，我一度有望破格升為蘇門大弟子，有那麼一兩年，蘇教授對我也十分嚴格，他對我不苟言笑，佈置了很沉重的學習任務，但是漸漸地就表現出了失望，他看出我並不是成為大學問家的料子，不僅是我，其他的弟子也是一樣的不爭氣。
如今回想起來，蘇教授在馬路逝世后所表現出的極度悲哀，可以說是他有一種預感。他預感到這些年來，做學問再一次被大家突然重視，很可能只是曇花一現。大師自有大師的過人之處，事實的發展果然不出蘇教授的預料。在後來的日子裏，雖然做學問的佼佼者越來越被尊重，地位越來越高，住好房子，出門有車，被授予各種燦爛輝煌的頭銜，然而這絲毫不能表示學問本身有所提高。學習的風氣說變就變了，而學問是曠日持久的事情，不可能僅僅因為風氣的一時變化，就能徹底改變和顛覆。自古聖賢皆寂寞，這“寂寞”二字，可以有好幾層意思。馬路生前就對“寂寞”二字，做出有“難得”之義的獨到見解，這見解頗得蘇教授首肯。人生一世，真正能遇上做學問的機會，並不多，能持之以恆的機會更是百年難遇，所以寂寞也屬難得。大家一窩蜂地刻苦學習，其結果只是一種表面的熱鬧，是熱鬧就不可能長久，是熱鬧註定曇花一現。做學問永遠是少數人的事情，既然少數人的事情，就不應該指望能得到多數人的效仿。人們不可能一直都在熄燈后，堅持在窄窄的過道上看書，人們遲早會有一天，忍受不了那廁所里的尿臊味。
馬路的妻子終於受了蘇教授哀慟的影響，捧着臉哇哇痛哭起來。兩個小孩也跟着一起哭。蘇教授的夫人李老太太，不動聲色地在一旁看着。大家盡情號啕一陣，馬路的妻子開始安慰蘇教授，我也跟着在一旁勸慰。蘇教授像小孩似的，越哭越傷心，用手帕一邊抹眼淚，一邊擤鼻子，抽噎着說:“白髮人哭黑髮人，此乃人間至痛。”
馬路的妻子說:“蘇老師，你不要哭了，你這樣，馬路他知道了，心裏會難過的。”
蘇教授讓她這麼一說，眼淚又刷刷地流出來，嘆氣說:“人都死了，馬路又怎麼知道難過！”
5
蘇教授曾為馬路寫過一副輓聯：
往日列師門最憐年少多才常指青雲期遠到
朔風傳噩耗頓觸老人舊感重回白首憶前游
隨着大學裏學習風氣越來越不像話，蘇教授對於已故的馬路之厚望，也水漲船高地越來越重。在給研究生上課時，他總是情不自禁地提到馬路，他總是以馬路的捷悟和善於苦思，來挑剔其他弟子的不足。在回憶中，馬路變得越來越完美，越來越高大。在後來的歲月中，每到馬路的忌日，蘇教授一定讓我寄一筆錢給他的遺孀，當年馬路妻子帶着馬路的骨灰離去時，蘇教授就給過她1000元錢，這錢還是我幫着去銀行取的。雖然蘇教授在後來沒有中斷過寄錢，但是馬路的妻子一去杳無音訊，從來都沒有給蘇教授回過信。
對於我來說，馬路夫婦之間，總是有些解不開的謎。首先，馬路似乎並不怎麼愛他的妻子，大學的四年裏，他從沒有回老家探過親，也從未向我流露過自己如何想念妻子兒女。不能僅僅以經濟的原因來解釋，事實上，馬路很少向我提到過他的家庭，偶爾提到，每次都帶有掩飾不住的不滿。有一次，馬路甚至向我提到了他妻子曾經有過的所謂不忠。馬路的妻子在與馬路結婚前，曾和自己的表哥談過戀愛，當然不是一般的談過，兩人的關係一直是馬路心頭的恥辱。繁忙的學習生活期間，馬路能與我促膝傾談家事，這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這次一吐為快的談話中，馬路告訴我許多不為人知的個人私隱，由於他的家庭成分不好，他能夠去公社中學教書，完全得力於未來的老丈人。馬路的老丈人是公社的副書記，他有兩個女兒，有意招贅喜歡讀書的馬路為自己的乘龍快婿，他想讓他成為自己的小女婿，可是結果始料未及，馬路卻成為他的大女婿。
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有一個親戚來學校看過馬路，他就是馬路妻子的表哥。三天裏，這位表哥吃住都在學校里，白天吃食堂，晚上和馬路睡同一張床上。他們之間看上去很客氣，用一種十分怪的家鄉口音對着話，大家都聽不懂他們說什麼。那位表哥已是一個地道的中年人，他的小孩已經成人。我和馬路之間僅有的那次有關他家庭的談話，就發生在送走了表哥的當天下午。我們從蘇教授家出來，已經是吃飯時間，匆匆去食堂填飽了肚子，馬路突然提出來要我陪他一起散散步。我們沿着校園走了一大圈，他顯得十分疲憊，神色黯然，走走歇歇，一路都在談那位表哥。越說越沒有辦法平靜，越說越剎不住車，越說越沮喪。我們的談話是從沿海一帶的走私開始的，馬路嘆着氣告訴我，說他家鄉現在的走私活動非常厲害，那位表哥靠販賣走私錄音機，撈了不少錢。在80年代初期，最流行的走私商品，是日本的SANYO手提錄音機，這位表哥此行的目的，是考慮到大學裏有許多人在學外語，想讓馬路為他在大學生中推銷他的走私錄音機。
送馬路妻子去火車站回老家的時候，我們在車站又一次遇到了她的表哥。因為來過學校，有許多人曾經都見過這表哥，大家都為這不期而遇感到高興，覺得孤兒寡母的，一路上有個熟人照顧，畢竟是件好事。由於我是唯一知道其中秘密的人，因此只有我一個人清楚地知道，這絕不會是一次偶然的相遇。和一年前相比，這位表哥現在是真正地闊了，手上戴着一個大的黃燦燦的戒指，金光閃爍十分耀眼，雖然他故作正經，然而我還是能看出他有些慌亂。馬路逝世以後，班上同學曾經慷慨解囊，為他的遺屬募捐集資。每當我想起當時的募捐，或者是去郵局幫蘇教授替馬路的遺孀匯錢，我便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位躲藏在背後的表哥。我永遠也忘不了當時在車站的情景，那位表哥伸出那隻帶着金戒指的手，去接馬路的骨灰盒，那一瞬間，我彷彿聽到了骨灰盒裏馬路痛苦的呻吟。
多少年來，大學同學重新回憶起當年的寒窗苦讀，必然會談起馬路。大家必然會舊話重提，再一次談論像馬路那樣，把性命都搭了進去，究竟值不值。馬路是讀書時代的一種終結，他是班上的一面旗幟，是時代的一個標籤，他的死，實際上也是宣告了一個特定時代的結束。對於我們這些人來說，要想在社會上立足，有一張大學的文憑就足夠了，書本上的東西在現實生活中往往找不到用武之地。事實證明，大學裏苦苦學到的絕大多數東西，走上社會後並沒有任何用處。馬路死了六個月以後，系領導召集班上的同學開會，作畢業分配動員的形勢報告。大家突然發現，四年的大學生活已經到了盡頭。我們被一本正經地告知，由於社會上對人才的需要，我們這些畢業生的前景十分看好。未來的社會，將非常看中一紙文憑，有了文憑，我們可以昂首挺胸、通行無阻地走向社會。
讓同學們耿耿於懷的，是在這次形勢大好的尾聲部分，系黨支部的一位胖子書記站了出來，笑容可掬地動員大家獻血。獻血並不是什麼壞事，但是選擇的時機似乎有些不妥。大家不得不把獻血和具體的畢業分配，牽強附會地聯繫在一起。經過四年的學習，肚子裏的學問多少增加了一些，然而這並不意味同學們的思想覺悟，就一定會跟着提高。由於措辭聽上去不是那麼入耳，這位大胖子書記的話，很容易讓別人產生別的聯想。他的話很容易讓人引起誤會，這就是是否積极參与獻血，將影響校方對一個人的看法，而這種看法最終將決定一個人應該去什麼地方。大胖子書記說完以後，一個瘦瘦的醫生出來說話，他的風格和前者截然相反，他像哄小孩一樣地哄着大家，一個勁地說獻血怎麼無害。過多宣傳獻血無害，物極必反，人們反而要在肚子裏產生疑問。沒人會相信獻血竟然比不獻血更有利於健康，人血不是水，大學生畢竟不是小孩子，光說不負責任的大話蒙他們顯然不對。
班上的大部分同學都參加了義務獻血，不能說都是心甘情願，也不能說是因為擔心不獻血，會影響自己的畢業分配。有一點無可迴避，這就是大家的心頭，普遍地感到不太痛快。大家覺得應該換兩個人來動員大家，換兩個說話中聽一些的人來，換兩個懂得尊重別人的人來。這是一個弄巧成拙的典型事例，大家想到胖書記和瘦醫生說話的樣子，就反感，就覺得自己受到愚弄。在中心血站，同學們高高地捋起了袖子，看着自己的鮮血流進針筒，不能不又一次地想到因為貧血而死去的馬路。要是我們獻的血，能把馬路救活就好了。事實上，對於一個健康的人來說，貢獻點血，真算不了什麼大事，獻血以後，每個同學都拿到了30塊錢的營養費，在當時，30塊錢也不是什麼小數字，反正就要畢業了，留着錢也沒用，因此大家一起去上館子，痛痛快快地大吃一頓。
第三章
1
蘇教授在我們大學三年級的時候，重新回到了中文系，這一年他已76歲。事實上，他已經在家賦閑了十幾年，工資關係等等一直都放在歷史系。中文系師生為他開了一個歡迎會，請他說幾句，他的開場白，便是稱自己為“出土文物”。然後又即興對“文物”二字，進行了一番考定。他笑着說，後世的人，一提到文物，就難免想到它是否值錢，其實今人所說的文物，和古人所說的文物，早就不是一回事了。今天的文物，是指那些遺留在社會上，或是仍然埋在地底下的歷史文化遺物，是已經消失的往日的一部分。古人的文物，卻是禮樂和典章制度的統稱，他隨口就舉了一個例子,《左傳?桓公二年》中有這麼一句:“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蘇教授總是出口成章，然而畢竟是面對着幾百號人，場面熱鬧，很多人對他的話似懂非懂，只是從心裏知道他很有學問。
那天蘇教授的情緒特別好，大家起鬨，要他表演節目。老師中有他昔日的弟子，便提議他來一段崑曲。蘇教授也不推託，說自己嗓子不好，只能輕輕地哼幾句，於是拉開嗓子就唱，有板有眼，而且聲音並不低。同學們那時候還是第一次聽到崑曲，都覺得怪怪的，一個個笑得十分開心。唱完了，一位教《歐洲文學史》的中年女教師站了起來，要求蘇教授分別用英文法文德文朗誦雪萊的詩歌，說這是蘇教授當年在外文系和同學們聯歡時的絕活，話音剛落，大家熱烈鼓掌。蘇教授笑着說:“表演節目，應該是你們年輕人的事情，況且又是在中文系，老朽斷無在這裏賣弄洋文的道理。”女教師不肯放過，說不朗誦雪萊的詩，那就來一段莎士比亞的。蘇教授拗不過她，於是當真又來了一段丹麥王子的自白。
聯歡會以後，我和馬路送蘇教授回去。學校說好派小車接送，然而那小車就是遲遲不來，打電話去，說車早就出來了，可是一等再等，依然不見小車的影子。再去打電話，那邊已不耐煩，說車子已經開出來了，什麼時候到，跟他們沒關係。蘇教授在系辦公室里坐了半天冷板凳，很知趣地說:“我走回去，這點路沒問題。”說了，怕系領導不放心，又安慰他們，“有馬路他們送，就可以了。”那天蘇教授的精神特別好，一路上有說有笑。從系裏去他家也確實不遠，蘇教授走走歇歇，很快就到了。
蘇教授回到中文系，發揮所謂餘熱，目的是讓他挂名帶研究生。系裏有兩位中年的副教授，看到這幾年比較文學頗時髦，因此想開設比較文學專業，搶佔這門學科在全國的領先地位。在我們讀書的年代，教授還十分稀罕，副教授就算是有學問，不像現在，教授副教授甚至博導，多如牛毛。根據當時教育部的有關規定，副教授不能授予碩士學位，不能授學位便不能吸引學生，因為大多數學生考研究生，與其說是想多學一些東西，還不如直截了當地說是為了學位。這兩位副教授是明白人，知道要賣出狗肉，必須先掛羊頭的重要性，於是想到把早就退休的蘇教授請回中文系，掛蘇教授的牌子招生。以蘇教授在學術界的顯赫地位，他的招牌絕對有號召力。事實上，中文系的其他專業，也正在動把蘇教授請回來的念頭。
蘇教授好為人師，在回到中文系之前，前去向他請教的學生，只有馬路和我。即使他回了中文系以後，真正登門求教學問的也不多。這兩位副教授捷足先登，聯袂上門，慷慨陳詞，好一番遊說，蘇教授禁不起誘惑，很冒昧地就答應了。然而結局卻是大家都不愉快，因為雙方為人處事的原則完全不一樣。蘇教授這人做事一向頂真，不明白只是讓他挂名，和讓他實際帶研究生，是兩回事。首先在錄取上就有嚴重分歧，按照蘇教授的觀點，考研究生就得有研究生的實際水平，因此錄取這一關馬虎不得。其次讀研究生，仍然應該是以打紮實的基礎為主，不能急着寫文章，急着發表那種半吊子的論文蒙人。這一年的比較文學專業，招了四名研究生，兩名是往屆的工農兵大學生，一名“文化大革命”前學理科的，還有一名所謂自學成才，是個作家，雖然沒上過大學，但是發表了一些有反響的作品，得過一個省級的文學獎，因此被破格錄取。
蘇教授在家裏替這幾位研究生上課，讓我和馬路跟着旁聽。在一開始，這幾位研究生和蘇教授就有些格格不入，因為他們覺得我們只是本科生，不應該去蹭他們的課，讓本科生和他們一起上課是看輕他們。儘管他們的平均年齡並不比我大多少，甚至比馬路還小，但是他們很有些看不起我們的意思。他們嫌蘇教授的講課有些落伍，老是把別人當做了小學生，動不動就講訓詁，動不動就引經據典，天南海北沒有任何重點。他們覺得蘇教授太老了，對國外的最新思潮根本就不了解，對流行的現代派無動於衷，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極不尊重。最讓他們容忍不了的，是蘇教授堅決反對師生間的對話，他總是自顧自地說著，每當他的研究生向他提出什麼問題，他便流露出不屑一顧的神情。事實上，蘇教授壓根就不贊成比較文學成為一門專業，他覺得比較是做一切學問的基礎，把比較文學獨立出來，有些莫名其妙。他身上有着太多老派的做法，不管學生怎麼想，他要求弟子必須“恪守師承和博學多聞”，先把老師身上的本事學到家，然後融會貫通，再去研究別的學問。
蘇教授給我們上課的時候，談到做學問的基礎，常常把紮實的基礎比作舊時代的八股文。蘇教授始終認為，八股文並不像後人所說的一無是處，沒有一篇好文章。正像《儒林外史》上魯編修曾說過的那樣:“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隨你做什麼文章，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反過來,“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什麼來，都是野狐禪。”這觀點有些迂腐，然而也不無道理。蘇教授談起自己的學問，言必稱師承，情不自禁地就會說到，當年章太炎怎麼說的，黃侃又是怎麼說的，他提起那些往日的大師們，臉上總是閃爍着一種童真的光芒。他希望我們都能像他一樣，把大師的精神發揚光大，在學問上能夠更上一步台階。
幾位研究生聽蘇教授的課，精神總是集中不起來，尤其是那位作家，臉上屢屢露出不屑一顧的神情。據說他喜歡開夜車寫小說，寫那種當年一度很流行的傷痕文學，有一次，在聽蘇教授談屈原的時候，他竟然閉上眼睛睡著了。蘇教授大為光火，喊他到隔壁卧房裏去睡，或者是回自己的宿舍。蘇教授說話的聲音有些顫抖，憋了半天，悻悻地說:“你既然不是做學問的料子，跑到我這來混什麼？”那位作家很不好意思，臉上有些發紅，嘴裏囁嚅着，誰也聽不清他說什麼。蘇教授不依不饒，說:“有什麼話，你大聲一些，我快80歲的人了，耳朵背，聽不見。”作家不敢吭聲，其他的人也不敢插嘴。課於是上不下去了，蘇教授不願意繼續往下說，我們很無趣地坐在那，等了好一會，蘇教授說:“我剛剛說到哪了？”沒人接他的話茬，蘇教授又說:“你們都不在聽我說什麼，今天就講到這，下次的課也不要上了。”
2
我是在大學畢業后的第二年，考取了蘇教授的研究生。這時候，蘇教授的弟子，不僅多，而且雜。時間已經到了1983年，改革開放繼續深入，社會風氣似乎又變了不少。我留校成為一名大學教師，初出茅廬，還不夠資格給學生上課，便當新生的輔導員。和我們當初上大學截然不同，現在的大學生都是應屆生，他們是各個中學的尖子，個人履歷表上，中學時代幾乎是清一色的三好生。他們看上去都還像是毛孩子，一個個聰明絕頂，充滿了靈氣。和他們相比，我們當年都應該算做是老夫子了。
輔導員的主要責任，是負責學生的日常生活，我的職權範圍，也就是管管考勤，發發肉貼。由於我從小沒做過什麼官，在小學中學，在工廠，上大學，都是基本群眾，當輔導員也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官了。我對學生採取了聽之任之的態度，他們想怎麼就怎麼。我在讀大學的四年裏，從來就沒有和輔導員打過什麼交道，既沒有麻煩過他，他也沒有要求過我們什麼，因此我覺得現在的大學生，也應該和我們當年一樣，自己管理自己。這一年的輔導員生涯，實在沒什麼可以記錄下來的，在前面的半年，我的精力放在準備考研究生上，後面的半年，我知道自己已經可以被錄取，輔導員的工作想干也干不長了，系裏不得不考慮物色接替我的人選。
我選擇的方向是研究六朝文學。對於我來說，研究哪個朝代的文學都行，都差不多，說穿了，也就是一篇萬把字的學位論文。我所在的這個學校，並不特別看重研究生的論文。述而不著，是這所學校保留下來的一個優良傳統，或者說是我所在的這個系的老習慣。很多學校的研究生，早在讀一年級時，就迫不及待地考慮論文怎麼寫，而在我們系的教授眼裏，這是絕對的歪門邪道。按照蘇教授的見解，研究生一定要寫學位論文，本身就是一種有害無益的形式主義。研究生仍然應該以打基礎為主，基礎紮實了，才可以考慮蓋房子，才可以考慮蓋高樓大廈，冒冒失失就老氣橫秋地寫論文，結果肯定是貽笑大方。
一段時間裏，我似乎很得蘇教授的器重，自從馬路逝世以後，蘇教授常常遺憾再也得不到像他那麼肯用功的弟子。短短的幾年中，蘇教授便有了一大群弟子，各個專業都爭先恐後地打他的牌子，然而他似乎也開始明白，自己作為招牌的實際意義，也就是讓系裏多招一些研究生。他並沒有幾位嫡傳弟子，在聯合招生的幌子下，他不過是那些副教授們招攬學生的商標。很多專業和學科的研究生，從表面上看和他都有關係，什麼古代文獻專業，訓詁專業，前秦文學史，唐宋詩詞，明清小說等等，但是實際的指導教師都不是他。蘇教授再次成為萬金油似的人物，給人的印象是無所不通，他甚至還要給中文系之外的研究生開講座，講述中國古代哲學，講述流落在西方漢學文獻，講述漢唐職官考證。對於一個快80歲的老人來說，他顯得有些精力過剩。
我在蘇門弟子中顯然比較重要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我拜師最早，也不是因為年齡最大，事實上，許多比我年級低的研究生，歲數都比我大。我所以顯得重要，是因為我追隨在蘇教授左右，做了許多輔助性的跑腿工作，這在當時難免引人注目。隨着蘇教授的名聲越來越大，學校里想一睹他的風采的人，也越來越多，於是不得不一次次安排講座，讓本系和別的系的同學聽課。這樣的講座，一般早在幾天前，就在校門口貼出了巨幅的海報。蘇教授總是坐在那講，說到什麼字，或者引用了某一段古文，某句古詩詞，為了讓大家都明白，得有一個弟子幫他寫在黑板上，而這個弟子恰恰是選中了我。除此之外，雖然來回都有小汽車接送，但是必須得有一個人和司機聯繫，要算準時間，要事先知道教室，這種事同樣也落在我頭上。是蘇教授給人造成的一個印象，這就是他在公開場合離不開我，我成了蘇教授晚年生活中的一根拐棍，只要他在大眾場合露面，通常也就能見到我的身影。
在蘇教授的晚年生涯中，人們喜歡在背後議論的有一點，是蘇教授對招收女弟子，一直抱有極大的熱情。據說每次招生時，蘇教授都特別關照，要求對女學生要有所優待，要特殊照顧。說蘇教授人老心不老，這已經成為一個半公開的笑話。老實說，蘇教授在公開場合舉辦的講座，有時候並不精彩，他的演講太專業了，那些慕名而來的學生，常常聽了一半，就溜之大吉。這使得蘇教授很不高興，也使那些主辦者有些下不了台，然而仍然不影響他對下一次講座的熱情，因為只要是女學生，或者是女教師登門請求，他就一定不會拒絕。對於蘇教授來說，最好的糖衣炮彈就是女人。蘇教授喜歡講台底下坐着一排排女學生，瞪着眼睛看着自己的氣氛。
蘇教授從不掩飾他對女學生的好感，講課時，有沒有女弟子，他的狀態完全不同。同樣是弟子，他的態度也總是男女有別。可惜那些招來的女研究生，十有八九對蘇教授的講課不感興趣，而且最讓人失望的，在我讀研究生的那幾年裏，來中文系讀碩士學位的女學生，一個比一個更不會打扮，容貌通常既無古典美，也沒有現代美。漂亮的女大學生，反正已經有了本科的文憑，一個個趕緊嫁人，剩下來考研究生的，有許多都是嫁不了人的老姑娘。我們這些做弟子的，在宿舍里，談起蘇教授對女學生的態度，一致認為他在年輕時，肯定風流得不像話。俗話說，從小一看，到老一半，通過童年的窗口，可以窺見一個人的未來，反過來的道理也應該一樣，在老年人的窗戶里，同樣可以看見那些失去的時光。我記得馬路曾經偷偷地告訴過我，說蘇教授在40年代追求某位校花，一度成為小報上十分熱門的花邊新聞。在背後議論自己的導師，很有些不恭敬，但是為人師表的蘇教授，在對女學生的態度上，顯然也不夠檢點。
幾乎所有的弟子，都注意到了這樣一個有趣的事實，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有女人上門，李老太太總是保持着一種特殊的警惕。只要有女人在場，無論是女弟子，還是前來辦事的徐娘半老的女教師，我們的師母李老太太，總是虎視眈眈地在一旁監視。我記得力翠華去蘇教授家上課，出來時講的第一句話，就是:“蘇教授的老太太，一雙眼睛真厲害，她怎麼了？”
透過近視眼鏡的凸起的鏡片，力翠華十分敏感地意識到了李老太太那種不可遏制的醋意。力翠華的年齡比我大了將近一歲，作為蘇教授的研究生卻比我低一屆，這位畢業於師範學院外語系的女學生，在當時相對而言，就可以算做是蘇門弟子中，讓大家眼睛發亮的一枝花了，她在李老太太的眼神下面，顯然很難做到自然。李老太太喜歡搬一張小椅子，坐在書房對面的小房間，看着我們上課，這當然是在有女士的情況下。剛開始，她的這種古怪行為，經常分散我們的注意力。這是一個從不開口的老太太，我們每次主動和她打招呼，她都是愛理不理。她永遠都處在不高興的狀態中，總是讓我們能感覺得到，她和蘇教授中間，有着深深的不可調和的對立。在蘇教授的諸弟子中，雖然我服務性的義務盡得最多，常常為蘇教授打雜，然而李老太太對我，絲毫也不見得比其他人客氣。
蘇教授的博學，常讓他的弟子感到他是無所不知。他常常以一個很簡單的問題發問，從簡單入手，顯現出他深厚的學問功力。有一次，他講累了，為了休息一會，讓我們替“手心”註解，用文字說明什麼叫手心。大家覺得這不應該成為問題，答案就在嘴邊，可是偏偏找不到恰當的話語。這頗有些像“腦筋急轉彎”上的提問，大家苦思冥想，仍然不得其解。也許沒有人不知道什麼叫手心，然而真要用文字簡明扼要的表達，卻是十分的困難。蘇教授讓我們明白了一個規律，這就是一個人要想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說出來，並不是件容易的事。藝術的本質，就是為了找到一種非常簡單的表達方式。藝術有時候可以簡單地理解為尋找表達。蘇教授看見我們已經黔驢技窮，便把手指握了起來，很認真地說：
“手指握緊，所觸及的地方，就是手心。”
這是一個很難讓人信服，但是想來想去，又不得不信服的唯一正確答案。這個小例子，充分說明了文字表達的難度，否則的話，就只能畫一個圖，用箭頭說明手心的所在。學問常常會讓人感到自以為是，也常常會讓人看不起，因為真要做學問，有時候就難免要鑽牛角尖。蘇教授講課的最大好處，在於能深入淺出，無論多深奧的學問，他都能盡量讓它簡單化，同樣無論多麼浮淺的話題，經他一點撥，立刻化腐朽為神奇，有了一番新的意義。譬如在對“食色性也”這四個字的釋義上，蘇教授把“食”和“色”歸結為“欲”，“欲”的本義是“想要”，引申為情慾時，便產生了會意的一個異體字，這就是在“欲”下面有個“心”，即“慾”，由此可見，食和色皆源於心，用現代的話來說，食色都有其生物學的基礎。這是簡單的一面，人們一目了然，而不簡單的一面在於，食和色卻有着不同的層次，有不同的層次就有差別，即“食”不能簡單歸結為吃飽,“色”不能簡單歸結為男女。《禮記?曲禮上》說過:“欲不可從。”所謂“從”，就是縱，因為“從”和“縱”相通，欲如果得到放縱，便將一發而不可收，所以古人要強調“發乎情，止於禮”。
蘇教授從欲，過渡到禮，然後大談女性美的演變。蘇教授說，古人談到美好的形容時，有“黃絹幼婦”之說，這不過是一種拐了彎的說法，黃絹，乃是一種有顏色的絲，絲和色相加，是“絕”，幼婦則是少女，“少女”這兩個字合在一起，是“妙”，因此“黃絹幼婦”就是“絕妙”的意思。何為絕妙，從來就是一個說不清楚的話題。蘇教授以“黃”這個字，大加發揮，他說中國人提到黃臉婆，通常是說一個人的美貌不在，因此黃臉婆暗含昔日姿色尚可的隱義。黃臉婆意味着今昔的對比。西方把下流稱之為黃色，把東方人的崛起稱為黃禍，而今日國人也習慣於覺得黃不是好的顏色。其實在古代，例如六朝至宋代，臉色恰恰以黃為美，號稱“佛妝”，梁簡文帝詩中有“異作額間黃”，唐溫庭筠詩中有“額黃無限夕陽山”，李賀詩有“宮人正靨黃”，所有這些詩句，蘇教授都是脫口而出。他還提到在遼時，燕俗女子生得漂亮的，稱為細娘，面皆塗黃色。宋彭汝礪有詩為證:“有女夭夭稱細娘，真珠絡髻面塗黃，南人見怪疑為瘴，墨吏矜誇是佛妝。”由此可見，美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於膚色如此，於人之五官的審美標準，同樣此一時彼一時。高鼻子大眼睛燙頭髮，此荷里活之審美也，今人深受其影響，以西俗為美，有時就難免可笑了。
3
我和力翠華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是蘇教授的一手策劃造成。我已經說過，蘇教授對女弟子，總是出乎尋常的關心。當他聽說力翠華還沒有男朋友時，幾乎是立刻就決定要成全我們。他自說自話地作了安排，讓我主動向力翠華表示一下，因為在這一類事情上，男的這方面似乎不應該太退縮。我永遠也忘不了那次十分滑稽的談話，蘇教授直截了當地問我有沒有一輩子當光棍的打算，如果沒有，就得趕快採取行動，而目標就是力翠華。蘇教授笑着說：
“飲食男女，大欲存焉。按照古人的說法，她已經是怨女，你則是曠夫，大家都用功讀書是好的，耽誤了婚姻大事，也不對。”
我弄不清蘇教授是怎麼對力翠華說的，從一開始，他就顯得十分自信，好像穩操勝券，好像這事已經定了下來。他吃准了我們一定會買他老面子。事實也是如此，我們雖然都沒有一口答應，但是也沒有拒絕蘇教授的好意。我們表現得都很聽話，只不過是做出有些不好意思的樣子。既然德高望重的老師覺得我們是天生的一對，我們為什麼不試試看是否真的有緣分。大家的年齡已經都不小了，既然在生理上都沒什麼毛病，嘗試一下男歡女愛，總沒有什麼過分。於是，我採取了最老式的交女朋友法，這就是請力翠華看電影。看的也是老片子，是30年代趙丹和周璇主演的《馬路天使》，看完了，從電影院出來，力翠華說:“你請我看電影，我請你吃一碗小餛飩吧！”
於是我們就坐在校門口的一副餛飩擔子前，無拘無束地吃着餛飩。吃到一半，力翠華無意中告訴我，我們看的這部片子，她兩天前剛剛看過，說了，臉上的表情，頗有些後悔告訴我的意思。我怔了一下，臉頓時就紅了，十分尷尬地說:“你既然看過了，為什麼不說一聲？”力翠華說:“你票都買了。”說完，見我眼睛多大地看着她，好半天都不把目光移開，自己的臉也紅了。我意識到自己不該這麼看她，就埋頭吃餛飩，一邊吃，一邊忍不住暗笑。力翠華起了疑心，說:“你笑什麼？”
我笑着說:“沒笑什麼，我在笑自己。”
多少年來，對這件事情，我一直很記情。如果力翠華當時拒絕了我，後面的愛情故事，都將不復存在，因為她如果說自己已經看過這部電影，我一定會認為她是不樂意和我交朋友。我會認為這是一次求愛的失敗，是又一次失戀的記錄。就算我有賊心，我也不可能有賊膽，貿然發起第二次攻勢。儘管我已經快30歲了，在男女問題上，我畢竟還是一個涉世不深的大男孩，仍然沒有絲毫和女孩子打交道的經驗。也許我天生就不善於和異性打交道。在過去的歲月里，我一直依靠發憤讀書，來排遣自己對異性的渴望。我知道自己身上那種被稱之為慾望的東西，一點也不比別人弱。事實上，一個人越是道貌岸然，越是拚命地想壓抑自己生命的本能，他身體內部的慾望之火，也就可能越強烈。我必須坦白地說，一個看上去十分用功的讀書人，腦子裏的下流念頭，就算不比別人多，也絕不會比別人少。
就像在當工人時，對那個戴着大口罩的磨床女工充滿好感一樣，讀大學本科期間，我在那不多的幾位女同學身上，也輪流寄託過幻想。由於班上的男女比例嚴重失調，捷足先登者，早就把班上的女同學據為己有。我遲遲沒有女朋友，不是不想，而是無能。我顯然給高不攀低不就的擇偶態度耽誤了。我不急不慢的樣子，很容易給人造成誤會，這就是我已經有了對象。多少年來，我一直天真地盼望着，盼望有一個愛我的女孩，橫空出世從天而降。我想力翠華的情形和我如出一轍，由於她是在師範學校，那裏的女生大大地多於男生，因此她對異性的企盼，也只能和我一樣傷感無望。她喜歡的人不喜歡她，喜歡她的人她又不喜歡。在擇偶上，再也沒有比80年代初期的大齡女大學生，更尷尬更無可奈何。那個時候的女大學生，都希望找一個比自己更出色的男人，然而出色的男人大都有了對象，因此女大學生一不留神，就成了老姑娘。
當我和力翠華的關係正式確定以後，我們像談別人的艷史一樣，談着自己被美化加工過的愛情遭遇。我們顯然都在互相抬高自己，把自己從情場上的失敗者，硬打扮成春風得意的勝利者模樣。力翠華習慣於敘述不同版本的有關她的追求者的故事。她處處要讓我感覺到，我是一個中了大獎的幸運者。蘇教授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不得不在一起的機會，這就是要我們互幫互助，讓我輔導力翠華的古文，讓力翠華提高我的外語。力翠華從入學一開始，就發誓要研究李清照，她覺得自己作為女人，研究李清照有着得天獨厚的優勢。她身上充滿了那種讓人生畏的女才子氣，然而也許是四年大學時的興趣太雜，或者畢竟是外語系出身，她的古文水平實在不怎麼樣。我始終弄不明白她為什麼要報考中文系的研究生。
既然一起看了第一次電影，接下來便有第二次第三次。蘇教授為自己的一手策劃，即將成為事實，感到由衷的高興。我的生活也陡然變得豐富起來，以往我只能做一個書獃子，力翠華也差不多是女書獃子，現在兩個書獃子加在一起，負負得正，發現有許多讀書之外的事情可以做。那段時間可以算做是我進大學以後最不用功的日子。我們並沒有像蘇教授所期望的那樣，因為愛情問題的解決，在學業上得到進一步的飛躍。我們之間根本談不上互幫互學，恰恰相反，我們反而從對方身上看到，一個人如果僅僅是做學問，實在是太可笑。我們仍然去圖書館看書，仍然上各式各樣的課，但是我們開始心不在焉。
古代一位大名士談到人生的幾大快樂，其中有一條便是“閉門讀淫書”。這是古人的雅興，大學裏的學子，卻沒有這樣的方便。大學裏的一切生活都是敞開的，都在意想不到的眼睛監視之下，人們無門可閉，無秘密可言。因為有做學問這塊金字招牌，研究生可以堂而皇之去特藏部借書，可以大膽老臉地借《金瓶梅》和《肉蒲團》。8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大學裏的氣氛依然十分保守。那時候，地攤上還沒有亂七八糟的書賣，學校的周圍還沒有什麼卡拉OK廳、錄像廳，學校大禮堂也不會放那種有裸體鏡頭的內部片。我敢說絕大多數研究生，都在做學問的幌子下，趁機閱讀過館藏的淫書。特藏部的圖書不能外借，只能坐在圖書館的冷板凳上，在管理員小姐目光監視之下，做賊心虛地翻閱。《金瓶梅》和《肉蒲團》究竟是不是淫書，這是另外一個話題，問題的實質在於，很多學子都是奔淫書而去。
我不知道做學問的女研究生，是否會像男研究生一樣無聊。這個秘密只有在圖書館的管理員小姐才知道。當我和力翠華的關係非同一般以後，有一次在公園散步，我曾向她流露過自己的好奇心。那時候，我們已經開始有了摟摟抱抱，開始在遠離遊人的地方，像國產電影上那樣胡亂親吻幾下。我忘不了我們的第一次接吻的滑稽場面，那完全是觸景生情，受了別人的影響和感染。突然間，我的膽子大了起來，冒冒失失地直奔主題。我們坐在沿湖的一張椅子上，離我們不遠處，另一張椅子上，一對情侶正在忘情地接吻，熱烈得彷彿能讓人聽見咂嘴聲。我和力翠華情不自禁地向他們扭過頭去，看着看着，我很矯情地在力翠華的臉上啄了一下。力翠華沒什麼反應，我又小雞啄米似的來了幾下，她回過頭來響應我，我們的臉撞在了一起，她的眼鏡突然掉了下來。
“我們很笨，連接吻都不會。”她把眼鏡戴好了，不動聲色地說。力翠華從來就不是一個有幽默感的人，在我的記憶中，這是她表現得最幽默的一次。然而我卻表現得毫無幽默感，在這關鍵時刻，我完全是小人得志，一頭一臉地得了便宜還要賣乖的腔調，我說自己擔心她會拒絕我。力翠華說:“我是應該拒絕，要不然，你會覺得太容易就得到我了。”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就是這個意思！”
我很快為自己的不會說話，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以後的三四個月裏，力翠華一直保持着矜持，再不讓我越過雷池一步。可以說，在一開始，我們之間的進展還算迅速，然而自從第一次接吻后，我們的關係反倒停滯不前。力翠華顯然是為了證明自己不太容易讓別人得到，表現出了巨大的剋制力，她總是很煞風景地粉碎我的進一步企圖。她表現得像一個驕傲的公主，允許我吻她，然後又從一下兩下的接吻，發展到可以撫摸，可以肆無忌憚地撫摸，但是她就是不讓我做那件事。
4
多少年來，我一直不認為，力翠華跟我談對象，有什麼明顯的功利目的。我們兩個人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是我們都感到寂寞，是我們都需要異性來安慰自己。我們是乘坐同一班晚點列車的人，一切都比別人慢了一拍，在應該讀書的日子裏，我們因為過早地走向社會，在別人應該談情說愛的日子裏，我們又埋頭讀書。這以後就一直在趕時間，永遠是趕，緊追慢趕，永遠也趕不上。最容易產生美妙愛情故事的歲月已經一去不返，同年齡的差不多都已結婚，就是沒結婚，也很少有像我們這樣對異性一無所知。我們在一起，既不是郎才女貌一見鍾情，也不是漸漸地在對方身上發現了什麼愛。面對具體的情和愛，我和力翠華都有些茫然。我不得不承認，對於我來說，那些稱之為生理現象的慾望，那些自少年時代起就開始的蠢蠢欲動，那些從《赤腳醫生手冊》上想探尋的秘密，那些通過閱讀有性描寫的文學作品的有關章節，譬如偷看《金瓶梅》和《肉蒲團》之類所產生的不安分，所有這一切，都是促使我們的關係確定下來的催化劑。
力翠華是一個來自江南小城的女孩子，和我有着差不多的禁慾經歷。她生長在一個單親家庭里，早在六歲的時候，她的母親就離家出走，從此再也沒有過聯繫。與其說力翠華在男女問題上是保守，還不如說她只是有些矯情，這麼說可能不太恭敬，然而我還是不得不說，她其實對異性和我有着一樣的熱情。在我們初次接吻的三或者四個月以後，她終於給了我越過雷池的機會。可惜我們之間的磨合期實在太長久，而且最終還是沒有解決問題。今天的人實在難以想像，辦一件人類最基本的事情，對於我們來說，竟然會那麼困難。也許雙方都是生手，也許缺少必要的好環境，也許力翠華有異於常人的生理構造，在校園禮堂前的大草地上，在附近公園的角落裏，我們總是功虧一簣淺嘗輒止。
幾年以後，1989年春天，此時力翠華已是一個孩子的母親，陪同丈夫辜宏先生從美國回來，參加“蘇抑卮教授教學生涯六十年學術研討會”。在賓館裏，蘇門弟子濟濟一堂，暢談過去幾年校風的變化。稀奇古怪的事情說了不少，其中談到校風變化最有說服力的一個例子，就是勤雜人員在清掃禮堂前的大草地時，竟然戲劇性地找到了九隻濕漉漉的避孕套。說的人一邊說，一邊比畫，一邊忍不住要笑，聽的人也跟着笑。力翠華做出不相信的樣子，說這掌故的人便讓我作證。力翠華說:“憑什麼他作證，我就應該相信？”我無話可說，只好繼續傻笑，笑得很不自然。力翠華在國外待了好幾年，已是見過世面的人，白了我一眼，笑着說:“你傻笑什麼，女孩子用安全套，說明她們懂得保護自己，這有什麼不好？”
蘇門弟子都知道我和力翠華之間的糾葛。當年我們相好，別人不嫉妒，後來我們分了手，也沒有人覺得惋惜。沒人明白我們為什麼好端端的，就突然像陌生人一樣分了手。甚至我自己也有些稀里糊塗，因為事實上，對於這樣預想不到的事變，不用說是旁觀者，即使是我這個當事人，也沒有任何心理準備，力翠華彷彿煮熟的鴨子似的飛走了，最後突然成了辜宏的妻子。毫無疑問，這是引起蘇教授晚年心頭不痛快的一件事，因為我和力翠華確定的戀愛關係，曾給蘇教授帶來了很大的安慰。他一直覺得這是他親手策劃的一件好事。蘇教授自己的子女，和他們老夫妻幾乎沒什麼來往，因此年近垂暮的蘇教授，大有從我們身上享受天倫之樂的意思。在蘇教授的晚年，圍繞在他身邊的，也就只有我們這些不爭氣的弟子了，雖然在學業上，我們遠不能讓他老人家感到滿意，但是有我們這些弟子圍繞在左右，畢竟減輕了他的許多寂寞。
事情是在我即將留校前夕發生變化的，那一年辜宏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從美國來到我們學校講學，住在學校新蓋的賓館裏。到了80年代中期，學校里的訪問學者逐漸多了起來。辜宏是已移民美國的台灣人，當時已快50歲，是美國某大學的教授，對蘇教授的學問十分佩服。他此次來大陸的目的，是堅決要拜蘇教授為師。對於這次拜師，可以說蓄謀已久，早在一年前，他就利用自己在美國的影響，同時也利用蘇教授在美國漢學界的影響，把已經80歲的蘇教授，弄到大洋彼岸去講了一次學。半個世紀前的蘇教授，曾在美國留過學，並且獲得過學位，這次為期半個月的講學，雖然只是舊地重遊，然而卻成為學術界一件意想不到的盛事，因為在美國的漢學界，有好幾位資深教授，解放前在國內上大學時，都聽過蘇教授的課，是蘇教授的忠實崇拜者，他們在國外講學，販賣的正是蘇教授的學問。他們中間不止一個人自稱是蘇門弟子，上課時言必稱蘇教授。蘇教授做夢也不會想到，在遠離中國本土的異域美國，竟然還會有那麼多的人知道他的名字。
蘇教授對這位謙恭的辜宏，談不上喜歡，也談不上不喜歡。大學裏校風日新月異，隨着蘇教授的名聲越來越大，不斷追加的頭銜越來越多，越來越顯赫，他的為人也稍稍跟着有了些變化。首先是架子開始大起來，他再也不是那種只要有人登門求教，就會立刻感到高興的和藹老人。對弟子再也不像過去那樣嚴格要求並寄予厚望，他開始變得越來越現實，辜宏替蘇教授添置了全套日本進口的家用電器，這些東西都寫在一張提貨單上，然後由我們這些在校的弟子踩着三輪貨車，去江邊的供應站提貨。出手闊綽的辜宏，既顯示出了我們這些窮弟子的寒酸，又暗示着我們可能有的美好前景。在和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辜宏就很鄭重其事地許諾，將讓我們中間的某個幸運者去美國留學，去攻讀他的博士學位。像辜宏這樣來自美國的漢學教授，學貫中西顯然不容懷疑，然而他的學問究竟高明到了什麼地步，老實說我們一直弄不清楚，他的書都是用英文撰寫，因為閱讀的對象是美國人，他的專著在美國人看來太深奧，中國人讀起來又太淺顯。他的一本專著已經翻譯成了中文，是有關《老子》和《易經》在西方的傳播，正文前面有一篇用文言寫的自序。
蘇教授對這部專著不作任何評價，只是對那篇自序有些微詞，他告誡我們這些做弟子的，以後寫作絕對不許用文言文，因為文言文是一種死亡的語言，既然已經死亡了，就不要玩什麼借屍還魂的把戲。一個學者可以而且應該精通古文，但是絕對沒必要製造新古董蒙人。蘇教授的恩師黃侃對白話文一向不屑一顧，可以說他是始終站在“五四”以來的新文化的對立面上。在蘇教授一生中，也許僅有這一點有違師訓，他堅決反對用古文寫作，堅決反對生產那種半通不通的偽古文。辜宏在大陸一共只待了一個月，這期間，他還去了上海北京以及西安。他在我們學校的賓館裏，前後加起來也不過住了半個月的時間，如果說這半個月能向蘇教授學到什麼，那肯定是騙人的胡話。他是個道道地地的活動家，有興趣的只是拜蘇教授為師這件事，看中的是一塊招牌，除此之外，就是順帶找個女人。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選中力翠華，也許他覺得自己光成為蘇教授的弟子還不過癮，一定要娶到了蘇門的女弟子，才算功德圓滿。從一開始，他就對力翠華大獻殷勤，送化妝品，請她上高檔的館子，讓她做遊山玩水的導遊。究竟是他追力翠華，還是力翠華追他，對於我來說，將永遠是個謎。就那麼極短的時間，就那麼有限的幾次接觸，力翠華像演戲一樣，突然向我宣佈了她的決定。她告訴我，我們之間的那種關係已經完了，因為我們之間缺少真正的吸引力。她說，雖然我們已經覺得我們是相愛了，但是並不是真的。
“我們之間該有的事，差不多都有了，可是你想過沒有，有一個字，有一個最重要的字，我們卻從來也沒有說過。”力翠華十分平靜地說著，她的過分平靜影響了我，以至於我也像她一樣平靜。我奇怪自己在當時為什麼激動不起來，我明知故問，明知道她說的那個字是“愛”，故意問她的說是什麼。“這個字你沒對我說過，我也沒對你說過，你說說看，沒有了這個關鍵的字，我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難道僅僅就是同志關係，是共同學習的同謀，就是一去上圖書館，一起去查資料，然後做那件你一直想做的事。難道你就不覺得應該遺憾？”力翠華又一次犯了書獃子脾氣，她提出了一連串的問號，這些問號歸根結底變成一句話，那就是既然我們已不能真正地相互吸引，還不如乾脆分開。
“我們之間究竟出什麼事了？”我做出有些委屈的樣子。
“問題是，我們之間，什麼事也沒有出！”
力翠華在當時並沒有告訴我，她已經決定要嫁給辜宏。她從來沒有正面和我說過這件事。我無疑還蒙在鼓裏，等到我知道的時候，生米早已煮成熟飯，想挽回也不可能。力翠華竟然中途退學，匆匆和辜宏結了婚，毅然去了美國。一切都像是在玩遊戲，說變就變。我們已經商量好了，等我一畢業留校，分到了單間的宿舍，兩人就去領結婚證書。我們甚至連生小孩的日子也安排妥了，那就是讓她理直氣壯地挺着大肚子，去參加學位論文的答辯。我們所有的計劃都帶着些書獃子氣。為了寫論文，我滿腦子的六朝人物，力翠華滿腦子的李清照，高雅得彷彿都不知道什麼叫做人間煙火。我們的確從來沒有用到過“愛”這個字眼，不知為什麼，一提到“愛”字，我們就覺得它有些俗不可耐。
轉眼不過三四年的時間，力翠華已成了一個孩子的母親，絲毫也沒有顯得老，恰恰相反，她的臉色和過去相比，要健康和滋潤得多。她的兒子是一個虎頭虎腦的小男孩，喜歡坐在地毯上，專心致志地拼裝他的玩具，那是一種很高檔的玩具，只有從美國來的小孩才玩得起。由於大家都知道我們的往事，我儘可能避免單獨和力翠華在一起，然而我們終於還是有機會單獨相對。生活中會有許多小插曲，有時候，一不留神，小插曲就反串成了主旋律。看得出，力翠華和辜宏在一起十分幸福，愛情，事業，富裕的生活，像她這樣的女文化人所嚮往的東西，幾乎都同時得到了。讓我感動的，是力翠華對兒子流露出來的母愛，在和我說話的時候，她常常情不自禁地注視着自己的小孩，看得出來，她是那樣愛她的兒子。愛一時間變得如此具體實在，我意識到自己面前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力翠華，我深深地為她的愛所感動。我突然意識到我們當年的確忘卻了愛，在戀愛的季節里，我們做的都是和愛沒關係的事情，真是太愚蠢了。
第四章
1
我的學位論文題目是“六朝人物的狀態”。我讀了許多這方面的書，由於想法太多，計劃過於龐大，事實上到了答辯的時候，我的論文連一半都沒有完成，結果只得從其中抽出一部分來應付。誰都知道我是蘇教授的高足，是蘇門弟子中的佼佼者，沒人願意站出來挑我的刺，無論是本校的教授副教授，還是從校外聘請的學者，大家都一個勁地說好話。由於我論文中的註釋部分遠遠多於正文，而且有許多都是冷僻的典故，參加答辯的導師們盛讚我的考據功夫，說頗有乃師之風。他們一致認為，我的一條條註釋，只要稍加發揮，對上一點水，便可以寫成很好的文章發表。事實上，與其說他們在表揚我，還不如說在恭維蘇教授，因為我的論文寫作方式，完全是模仿蘇教授，當然只是學了一些皮毛，可就是這些皮毛和花拳繡腿，雖然不能像蘇教授那樣笑傲江湖，但是也足以蒙人了。蘇教授在論文答辯到一半的時候才到，大家熱烈歡迎，然後安排他坐在一張巨大舒適的沙發上。答辯繼續進行，有人提問，我侃侃而談。蘇教授聚精會神地聽着，一聲不吭，既不點頭，也不搖頭。
蘇教授對弟子要求很嚴，對外卻難免護短。弟子有什麼不是，他自己可以批評，可以挖苦和嘲笑，然而別人真提出一些意見，打狗不看主人，他的臉上立刻就有些掛不住。大家知道他這脾氣，都不敢惹他不高興，沒人願意和他這麼個倔老人鬥氣找不自在。晚年的蘇教授，在系裏漸漸地表現出了一種不可一世的霸氣。教授往往是越老越值錢，越老越有臉面，像蘇教授這樣學貫中西的大學者，不用說是學校里絕無僅有，就是在國內同領域裏也罕見。校方這些年來，一直在不遺餘力地塑造着蘇教授的權威形象，他被逐漸塑造成為國寶級的新聞人物，成為名震海內外的國學大師。“蘇抑卮”已成為如雷貫耳的三個字，就連他的弟子也跟着沾光。
我親眼目睹了晚年的蘇教授在性格上發生的一系列的戲劇性變化。在一開始，他已經退休在家，孤傲寂寞與世隔絕，樂於教人卻沒什麼人向他請教，每天靠吃一大把葯維持生命。那時候，他的生命似乎已經走到了盡頭，只要有人肯虛心地向他求教，只要有人樂意想學點什麼，他總是不厭其煩地說上一大通話，舉出一大堆甚至是毫不相干的例子。他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好為人師誨人不倦，沒有任何大教授的架子。漸漸地，他成了出土文物，成了國寶，彷彿枯死的老樹四處發出了新芽。蘇教授被越捧越高，越捧越忘乎所以，他開始喜歡熱鬧，喜歡各種名目的講座，喜歡被採訪，喜歡上電視，喜歡漂亮甚至並不漂亮的女學生。他喜歡聽好話，喜歡別人當面吹捧他，晚年所有的毛病，都是越老越天真，越老越像一個小孩。在公開場合，他不僅愛出風頭，而且越來越任性，常常讓那些當面對他說好話的領導下不了台。別人越是讓他，越是恭維他，他便越得寸進尺，越不知天高地厚。
蘇教授性格的變化，折射出了一種社會風氣的變化。高級知識分子開始得到社會的普遍尊重，文憑熱像病毒性感冒一樣到處流行。女孩子談對象，首選便是大學生，高考成為教育大合唱的指揮棒，所有的家長都期望自己的小孩，將來可以成為一名大學生。上大學成為一條通往成功的獨木橋，大家擠在獨木橋上，不是把別人擠掉下水，就是自己撲通一下紮下去。進入80年代中期，經商下海大潮如火如荼，但是絲毫不能改變人們對踏進大學校門的熱情。和剛恢復高考那一陣相比，人們想上大學的念頭有增無減，競爭的激烈程度更加白熱化，唯一的區別就在於，進入大學以後的學習風氣，已經完全改變。書獃子似的陳景潤，再也不可能成為大家效仿的英雄，對於高考剛恢復時期的大學新生來說，進入大學只是苦學生涯剛剛開始，他們失學多年，好不容易又一次逮到了學習機會，彷彿沒見過錢的窮人，好不容易發了些小財，很自然地會過分珍惜，不用功也得用功。對於後來那些直接從中學考入大學的佼佼者來說，他們身經百戰，過五關斬六將，從題海和沒完沒了的考試之中，殺出了一條血路，這些人一旦進入大學，像開國功臣一樣功成名就，激烈的競爭彷彿已經到了盡頭，苦學也就隨之結束。
多少年來，我一直在傻想，從恢復高考的70年代末，一直到80年代後期，如果大學裏的風氣一成不變，如果大家始終能像上大學時，或者上大學前，那樣用功，那樣保持苦學狀態，結果又會怎麼樣。校風真是變了，晚自習時，教室里空蕩蕩的，熄燈以後，再也不會有人跑到廁所里去用功。除了想繼續考研究生，想出國留學，還稍稍地花死工夫讀些死書，現在的大學生遠比我們當年瀟洒，遠比我們更懂得怎麼享受生活。他們不僅佔着年齡上的優勢，而且對社會的認識也比我們成熟，更比我們深刻。他們知道人生很豐富，知道自己有許多事情可以做，知道什麼好事都有名額限制，世界上有許多陳景潤似的人物，能成為代表的總是極個別。學生和學生不一樣，教師與教師也有着嚴重區別。和蘇教授形成尖銳對比的，是那些已經五十齣頭、直奔六十的中老年教師。這些人一般都是副教授，學校里有一大批，一個比一個寒酸，一個比一個潦倒。他們的工資不高，住房條件極差，家庭負擔卻特別重；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與他們總有一段距離；和老的相比，他們太年輕，和年輕的相比，他們又太老。
蘇教授曾經非常形象地舉過一個例子，說自己是“三千寵愛在一身”。各個大學裏，像他這樣老牌子的名教授，差不多都是碩果僅存。物以稀為貴，越少越值錢，無論給他們什麼樣的榮譽，都沒人氣不服站出來較勁。他們的地位日益提高，與其說社會開始重視他們的知識和學問，還不如說社會開始有意識地推崇他們的身份。他們成為高級知識分子受到良好待遇的典型，成為象徵學校實力的花瓶，成為太平盛世里的一個小擺設。人們總是習慣於錦上添花，因為雪中沒有那麼多的炭可以送，學校里蓋了最高規格的教授樓。在蘇教授的晚年，他總是不停地折騰，隔幾年就搬一次家。儘管蘇教授對更高規格的住房沒什麼要求，但是沒人敢僭越住比他還好的房子。只有讓蘇教授搬進了好房子，別人才可以跟着水漲船高，使自己的居住條件也得到改善。勸說蘇教授最後一次搬家，差不多成了系裏重要的攻關項目，分房小組好話說盡，最後只差跪下來哀求。
2
蘇教授在我研究生即將畢業的時候，才正式成為博士生導師。早在前兩年他就應該是，但是由於他堅決不肯去體檢，結果就為這點小彆扭活生生耽誤了。說起來真好笑，晚年的蘇教授經常表現出一種小孩子般的倔強，他常常產生一種很可笑的逆反心理，故意和別人對着干。根據國家教委的規定，博士生導師在正式任命之前，必須經過身體檢查這種形式。換句話說，從理論上來講，一定要有了足夠的健康證明，似乎才能擔當培養博士的大任。蘇教授的晚年，離不開大把地吃藥，然而堅決反對去醫院，無論別人怎麼解釋，一次又一次說明利害關係，蘇教授堅決不去醫院。
“我的身體沒什麼問題，要是你們不相信我的話，偏要相信醫生的一紙證明，那我也沒什麼辦法。”
蘇教授把前來勸說的系主任，像攆淘氣的小孩一樣轟走，然後若無其事地繼續給我們講課。蘇教授總是十分地陶醉於自己的這種任性。他總是要讓我們這些弟子覺得，一個人真有了學問，就有了威風和尊嚴。誰也沒想到會在體檢這種小事上動真格，蘇教授不讓步，博士生導師點就果然批不下來。事情就這麼僵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博士點是學校的大事，關繫着學校的地位和名聲，系領導特別重視。等到下一次機會來臨，系裏不想由着蘇教授的性子胡鬧，玩了個小滑頭，也不說是博士生導師體檢，只說這次全校的教職員工，不管男女老少，一概都要體檢。理由是在過去的一個月裏，全校突然死了四位中年骨幹教師，為了對知識分子的健康負責，學校醫院要開展防患於未然的全面檢查。
在四位教師中，最年輕的剛滿40歲，最年長的也不過才57歲，由於死亡的時間過於接近，其中還有兩位是在學校醫院咽的氣，當我陪同蘇教授去醫院體檢的時候，整個醫院都在談論這些事。很多人都在議論教師待遇問題，議論來議論去，最後都怪死者太玩命，不懂得保護自己的身體。一位女醫生用聽診器給蘇教授聽着心臟，一邊聽，一邊還在和別人說話，說完了，便在體檢表上簽字。蘇教授十分孩子氣地看着女醫生，想聽明白她說什麼，女醫生讓他看得不好意思，笑着說:“老先生，你再活20年都沒問題！”
蘇教授心花怒放，只要是和女性在一起，他的情緒立刻就會好起來。“還能活20年?好，我就再活20年。”
接下來是去外科，一位醫生查得十分仔細，上上下下前前後後都得看。蘇教授有些尷尬，他不知所措地站在那，總算弄明白了醫生的意思，很不情願地解着褲帶。那用來束腰的進口皮帶，平時也沒用過，緊急關頭卻松不開，最後還是我上前幫忙，才把他的褲子解了下來。醫生戴上橡皮手套，很認真地檢查着蘇教授縮得很短的陰莖，然後又捏了捏他的睾丸。蘇教授很惱火，差一點要發作。我在一旁想笑，又不敢笑，連忙把頭別向另一邊。醫生檢查了前面，又要看肛門，蘇教授終於失去了耐心，說:“我不檢查了，行不行？”
醫生有些不解地看着蘇教授。他顯然不知道蘇教授是什麼來頭，把臉轉向我，那意思是這病人究竟怎麼回事。我連忙對醫生耳語，向他說明蘇教授的身份，以及這次檢查的目的，那醫生聽我說完，也懶得再檢查，摘了手套，在表格上飛快地打着鉤。從一開始，我就覺得這位醫生有些眼熟，突然間，我想起當年馬路暈倒在半路上的時候，我們將他送到學校醫院，正是這位醫生負責接待的，他不得要領地檢查着，然後讓我們送馬路去外面的大醫院。馬路那時候已經蘇醒過來，人非常虛弱，我們借了一副擔架，正準備走，這位醫生又啰里啰唆地說了一大堆話，一張十分簡單的病歷，半天都沒有填寫好，班上有個同學性子急，當時就和他吵了起來。
蘇教授仍然有些不高興，板著臉和我一起離開外科，到了走廊上，他非常生氣地說:“所以我不肯來醫院，有什麼好檢查的，多此一舉！”好在接下來一切順利，我有了經驗，每到一個地方，先打聲招呼，於是一路綠燈下去。體檢表交了上去，這最後一道形式完成，蘇教授的博導資格很快批了下來。老實說，當時我也有些心動，正好是畢業階段，系裏已經決定安排我留校。蘇教授明確向我表示，不希望我考博士生，他覺得既然已經留校，繼續跟他學習的條件仍然存在，就沒必要讀什麼博士。蘇教授對博士的頭銜，似乎並沒有什麼好印象，在此後的幾年裏，他多次向我表示，如果真按照他的願望，他才不想招什麼博士呢。
蘇教授的博士點雖然已經設立，然而連續兩年，都沒有招到博士生。不是沒人報名，而是所有的報考者，蘇教授全不滿意。和挂名招碩士生的情況不一樣，蘇教授對於招博士生顯得過於挑剔，他總是用各種借口，把考生淘汰掉。有傳言說蘇教授是想招一個女博士，因為對於每一個女考生的材料，他都表示出不同尋常的興趣。可惜報考博士的女性太少，就是有，水平又實在太差，差得絕對不可能錄取。大家在背後議論，說可惜力翠華嫁人去了美國，她要是還在，這機會無疑便會屬於她。到了第三年，系裏決定不再由着這個倔老頭的性子胡鬧。根據國家教委的規定，批下來的博士點，在一定的期限里不招生，就要自動取消這個博士點。好不容易爭來的機會，不能隨隨便便地就失去，蘇教授看不上，系裏就專門組織了一個班子代替他把關。由於前兩年沒有招生，第三年索性跟搞批發似的，一下子招了四個博士生。
我又一次挂名為學生的班主任，這彷彿是留校者的必然選擇。中文系給留校的年輕教師，向來只有兩條路，一條是給一年級新生上寫作課，另一條就是當班主任。再也找不到一所學校，比我所在的這個大學更看輕寫作這門課；根據多少年留下來的傳統，誰要是在中文系做不出什麼學問來，對他的懲罰，就是調到寫作教研室去教寫作。相形之下，做班主任要比上課容易得多，這次分配給我的，是個收費的作家大專班，我依然用當年的老辦法，對學生聽之任之。作家班的學生，血液中的鹽分要高一些，比正式招生進來的本科生，膽子要大出許多，名士氣也更重，幾乎都談不上用功，常常要鬧一些男男女女的事情。系裏覺得我能力不夠，怕出大事，又派了一個行政人員專門監督他們。
除了挂名班主任，我的另一份差事，是幫着蘇教授整理他的著作。馬路的英年早逝，讓蘇教授一想到心口就隱隱作痛，在所有的蘇門弟子中，只有馬路是最稱職的弟子，也只有馬路會最心甘情願。毫無疑問，如果馬路還在，他顯然是一個比我更合適的人選。雖然蘇教授看上去仍然還很健康，然而系裏正在為他的身後之事，悄悄作着安排。蘇教授也完全明白這層意思，他開始口述自傳，讓我筆錄下來，謄清以後，由他修改，然後再謄清，再改。與口述自傳同步的，是他的自訂年譜，蘇教授是個非常認真的人，他的記憶力驚人，但是還是有許多細節，仍然需要仔細核對。為了核對這些細節，我一次次地跑圖書館資料室，跑歷史檔案館查閱文獻。蘇教授的口述自傳和自訂年譜，都是要在他死了以後才能問世，因此蘇教授特別看重這兩部書。為了寫好這兩部書，蘇教授特地讓我為他找到新出版的同時代人所撰寫的自傳，譬如馮友蘭先生的《三松堂自序》、錢穆的《八十自述》，以及舊版的由王國維門生趙萬里編撰的《王靜安先生年譜》、章厥生的《天行草堂主人自訂年譜》、梁啟超的《三十自述》、錢鍾書的叔叔或伯伯錢基厚的《孫庵老人自訂五十以前年譜》、他的孿生兄弟即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的《潛廬自傳》，還有吳芳吉的《白屋自訂年表》等等。有些雖然知道書名，然而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還是找不到，譬如《葉德輝自訂年譜》，譬如姜亮夫先生編的有關章太炎的《章先生年譜》。蘇教授有一個野心，想讓自己留下來的兩部書，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蘇教授想留給後人的，絕不是什麼個人私事的回憶錄和大事記，他想通過這兩部書，寫出本世紀的學術思想史的演變。
從一開始，我就懷疑自己是否能勝任這項工作。由於蘇教授對自己做的事情，永遠不會滿足，他的修改也就永遠沒有完結。我們總是處於不停地變化之中，蘇教授沉浸在對歷史的回憶里，他談到了自己的師承關係，學術思想之由來，反覆地談到自己的恩師，然後通過恩師，再往前推移或者向周圍擴展，拿自己恩師的學術觀點，和同時代的知名學者進行比較。一般性地談論，和用筆記錄下來，有着本質的不同。平常講課的時候，蘇教授口無遮攔，興之所至，對於前人對於同時代的人，該貶則貶，要罵就罵，然而真正落實成了文字，不得不有所收斂，一收斂，想說的話就打折扣，這樣又覺得太不過癮。他一再向我表示他的心愿，這就是既要為賢者諱，又要維護真理的嚴肅性。事實上，蘇教授的為賢者諱，只不過是表現在對待自己的恩師黃侃身上，對其他的人並不客氣，他的文風充滿了一種煮酒論英雄的氣概，指點江山，嬉笑怒罵，暢所欲言，也許這正是他堅持要在自己死後，才讓兩部書問世的重要原因。他堅信這兩部書會讓後人一直喋喋不休下去。
3
蘇教授一向信奉“治學先從繼承入手”，所謂“篤學而不趨新，徵實而不蹈虛”。20世紀的風氣，就其大趨勢來說，始終都在追求一個“新”字。蘇教授受其恩師黃侃的影響，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化，對新文化中的前輩人物，如陳獨秀，如胡適，以及魯迅和周作人等頗有微詞。在新派人士的眼睛裏，蘇教授完全是不折不扣的遺老遺少似的舊式人物。他自己對別人把他放在舊派的陣營中也從不反感，因為許多被新派人物大罵的頑固派，在蘇教授心目中，始終都是有學問的大師。他終生敬仰這些大師，因此情願跟在他們後面挨罵。有趣的是，蘇教授似乎情願自己落伍，情願自己不合潮流，在做學問的幾十年裏，他罵不還口，懶得和別人鬥嘴吵架，從一開始，他堅持的原則就是惹不起、躲得起。
蘇教授生於1905年，他的祖父是前清的官僚，當過兩江總督一類的大官。在和蘇教授接觸的過程中，多少能夠感受到一點，這就是他對於門第頗有些講究。他很在乎弟子的家庭出身，因為家庭出身往往決定一個人的性格和教養。蘇教授的父親是大清政府和民國初期的外交官員，自甲午中日戰爭以後，長年出使在歐美。蘇教授自童年起，在中西文化方面，就打好了十分堅實的基礎。那時候，像蘇教授這樣的人家，教師都是請到家裏來教的。最初替蘇教授啟蒙的是一位姓宋的先生，當時蘇教授才三歲，學的是《論語》，每次講四五句，方一上口，即能背誦。早在童年時期，蘇教授就表現出了非凡的記憶力，到五歲的時候，讀古詩，竟然能過目不忘，其祖父不相信，當場進行測試，結果老人家感嘆不已，對這個孫子刮目相待，居然樂滋滋地親自教蘇教授作舊詩。
蘇教授童年時期的另外一個神話，就是他過人的學習外語能力。最初教蘇教授英文的，是一位來自南洋的華僑，這人幾乎不會說什麼中國話，那時候蘇教授大約7歲。蘇教授的父親長年留洋，娶的一個姨太太在國外待久了，也能說一口流利的英文，這位姨太太自己沒有生育，於是視蘇教授如己出，因此在一開始，蘇教授就等於有了兩位英文教師。在民國初年，蘇教授的父親一度賦閑在家，經常有些相識的洋人前來做客，他自己雖然在國外待了許多年，洋文卻不過關，除了些日常用語，其他的要靠姨太太在一旁當翻譯。蘇教授屢屢被放在這樣的場合里進行鍛煉，小孩子沒什麼顧忌，也不知道難為情，對話的能力神速進展。到13歲的時候，蘇教授被送往上海的教會學校讀中學，他和那些在華的洋人子弟一起讀書，語言上已經沒有任何障礙。他不僅能說一口流暢的英文，而且已經開始學習法文。
通過協助蘇教授撰寫自傳，我有機會比較詳細地了解他的生平。我知道了自傳和年譜這兩部書之外的很多事情。蘇教授年輕時的學習條件，現代人根本不可能與其相比。我們今天常講現在的中小學生學習負擔太重，其實蘇教授小時候，學習的負擔又何曾輕鬆過。那時候沒什麼重點中學，上大學只要有銀子就行，蘇教授一生和清貧無緣，他常說自己的學問，都是用白花花的現大洋堆出來的。蘇教授從小就習慣於自己被當做神童，他所處的環境，讓他除了不停地學習之外，沒有別的任何事情可以干。在上海讀教會學校時，蘇教授的祖父害怕他學了洋文，忘了祖宗的遺訓，又特地在上海替他請了位遺老教古文做法，每周法定要聽兩次課。四年以後，蘇教授中學尚未畢業，遵父親的指示，去美國弗吉尼亞州立大學旁聽，很快轉為正式學生，然後又去了哈佛，受教於該校當時著名的學者白璧德教授。
蘇教授在美國待了差不多六年，然後又去歐洲周遊了兩年，先後就讀於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和倫敦大學。八年後他回到中國，從一個遊學的公子哥兒，搖身一變，進入南京中央大學擔任外文系最年輕的教授，講授英文文法。也就是在這一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又成為當時也在中央大學教書的黃侃先生的私淑弟子。早在出國前，蘇教授就聽說過黃侃的鼎鼎大名，那時候他的年歲還小，苦於沒有機會結識，現在終於遂了心愿，並且十分後悔自己去國外浪費了八年時間。一位外文系的教授拜中文系的教授為師，這在當時是一個很重要的話題，它意味着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的一次戰勝。雖然蘇教授追隨在黃侃先生左右，也就四年多的時間，然而這四年多的學習生涯，奠定了此後一生的努力方向。他對訓詁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並且幾十年一以貫之，在這門學科方面，深得恩師黃侃的真傳。黃侃先生1935年秋天病逝，據說在晚年的弟子中，蘇教授是侍奉老師最殷勤的一位，他當時不僅每日登門求教，而且親自過問黃侃的生活起居。黃侃先生嗜酒，名士氣很重，他的逝世和傷酒有關，蘇教授力勸老師戒酒不成，每逢喝酒總在一旁把關，不讓他多喝，為此屢被責罵，有時甚至當眾被黃侃轟走，然而下一次酒宴上，蘇教授依然如故。
多少年來，蘇教授一直以博學卓識著名。在1952年以前，他始終是外語系教授，除了英文文法，開授的課程還有莎士比亞導讀、英國詩歌、西方哲學的演變等等。很難說什麼是蘇教授的真正特長，外文系沒人敢懷疑他的英文有任何問題，中文系的教授也從來不敢小覷他的國學，因為事實上，他厚實的國學基礎，足以證明他絕對不比他們中間任何一位遜色。人們敢說他的恩師黃侃保守、頑固，卻很少用同樣的詞彙攻擊他。人們常說，蘇教授所以膽敢不趨“新”，不靠販賣“新”的時髦來顯示自己的學問，和他在國外期間見慣了太多的“新”有關。溫故而知新，只有真正地了解了舊，才可能實實在在地理解新。蘇教授這一生中，似乎只對做舊學問有興趣，很難找到像他這樣執着於死啃書本的學者，有關他如何用功苦讀的故事，有很多生動的版本。譬如在抗戰期間，他就住在圖書館樓上，在書堆里搭一個鋪，每周至多下一次樓去講課，連續有兩年，吃飯用廁甚至敵機轟炸，都堅決不離開一步。天才常常是通過勤奮體現出來，學問之外的事情，很少有能讓他動心的。蘇教授不止一次拒絕擔任系主任，無論是在外語系，還是後來在中文系，他對涉足官場不感興趣。
蘇教授唯一的一次出仕，是在抗戰前夕，他擔任了當時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的校長助理。說來很可笑，蘇教授對於官僚，從來沒什麼好印象，但是對於僅比自己大了八歲的羅家倫卻很推崇。有很多理由都應該讓蘇教授不喜歡羅家倫，羅家倫是胡適的學生，在“五四運動”時，是著名的學生領袖，曾先後留學於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而且和蘇教授一樣，也在歐洲的一些知名大學就讀過。在歷史教科書上，羅家倫被稱之為國民黨的政客，最後好像是客死在台灣，然而蘇教授對他卻從無貶詞。蘇教授始終認為他是自己所遇到的最想辦一所好大學的校長。由羅家倫擔任校長的中央大學，是當時國內最好的大學，所開設的學科、學生和教職員人數，以及年度經費，都相當於當時同樣是名牌大學的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四校的總和。羅家倫的野心，是把中央大學辦成美國的哈佛、英國的牛津、日本的東京大學，他的雄偉計劃，不僅打動了對仕途不感興趣的蘇教授，而且讓當時還很年輕的蘇教授立刻走馬上任，為實現這一理想奔走賣命。
擔任校長助理的蘇教授，為羅家倫貢獻的第一個良策，就是將中央大學從市中心遷移出去。因為當時的校本部面積，只有300畝，很難有進一步的發展，參照國外的名牌大學，中央大學若想發展，必須從城市中突圍，搬到空曠的郊區去。羅家倫十分重視蘇教授的觀點，讓他率人立刻踏勘南京四郊，最後選定了中華門外的石子崗一帶為新校址。這一帶風光明媚，在二水三山之間，北面遙望紫金山，南面是當年岳飛大勝金兵的牛首山，東南面則是名為方山的一死火山，登高可西眺長江，又有秦淮河的一條支流從中穿過，山抱水環，充滿了靈氣。羅家倫對這一選擇十分滿意，新校址初次徵收土地就有8000畝，並由教育部出面，聘請國內建築方面的頂尖人才設計，可惜這龐大宏偉的計劃，剛動工兩個月，就發生了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展開，遷新校址的計劃也因此夭折。
蘇教授又恢復了做學問，他常說八年抗戰，是自己當教授以後，面壁讀書的第一個最佳時期，他所在的大學一路顛沛流離，西遷到了重慶。很多人在國難當頭的形勢下，開始感到讀書再也沒什麼用處，有的熱血青年當兵去了，有的在鬼混，還有的去做買賣，剩下的也不肯太用功。蘇教授當時有一句名言，這就是打仗乃是國軍的事情，大學師生最好的抗日，就是埋頭做學問，把學問做好，力爭讓自己的學校水平，超過日本的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能超過就是抗日戰爭的勝利。他的觀點一時成為大學裏的笑柄，進步學生一提到他，就嗤之以鼻。
4
蘇教授在1952年高等院校大調整時，調到了中文系。據說當時外語系希望他走，中文系又不想要，弄得他很尷尬。在過去的幾十年裏，蘇教授以窩囊聞名，他之所以沒有在歷次運動中吃什麼苦頭，很關鍵的一點，就是他自從解放以後，一直老老實實，善於偽裝，善於夾着尾巴做人。很多和蘇教授共過事的人都覺得奇怪，一向城府很深的蘇抑卮，怎麼到了晚年，突然恃才傲物忘乎所以，突然把什麼人都不放在眼裏。1949年以後，蘇教授就沒擺過什麼教授的架子，他顯得與世無爭，堅定不移地聽黨的話，像萬金油一樣被學校安排來安排去。在大家的印象中，再也沒有比蘇教授更容易擺佈的教授，在過去的多少年裏，總是組織上要他做什麼，就乖乖地絕無怨言地做什麼，從來不說一個“不”字。大家都知道他學問很大，但是他永遠給人留下虛心的印象。大智若愚，他彷彿已經修行修到了家，一方面，深厚的學問功底，好像自己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另一方面，學問之外的事情一概糊塗，什麼都不關心。他保護自己的最好辦法，就是永遠唱低調，不管自己有多大的學問，對任何人都盡量保持着一種非常謙虛的態度。
也許是蘇教授歷史書讀得多的緣故，1949年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蘇教授差不多都是順利過關。他總結自己的經驗，可以用一句話概括，這就是以不變應萬變。和蘇教授形成尖銳對比的，是中文系另一位著名的老教授莫國康，莫教授是楚辭專家，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老運動員。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他差一點成為國大代表，然而大學生舉行反飢餓反內戰的遊行，他又走在隊伍的最前列。解放后，莫教授成為中文系第一位參加共產黨的高級知識分子，反胡風時又是第一個寫文章口誅筆伐，1957年反“右”前夕，因為公開地反對蘇聯老大哥，於是第一個被打成“右”派。莫教授一生不甘寂寞，他相信適者生存，習慣於順變，結果他的一生果真也就十分地不寂寞。他保持着中文系許多第一名的記錄，第一個被打成“右”派，第一個摘帽,“文化大革命”中第一個被揪出來，第一個戴高帽子遊街，第一個挨揍，然後又是第一個被解放，第一個被結合進當時的最高權力機構，即學校的革命委員會。在“批林批孔”的運動中，莫教授第一個跳出來罵孔老二，他的文章因為登在當時的《人民日報》上而名震遐邇。等到“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傳來，又是他第一個拄着拐杖趕到中文系，讓學生趕快上街遊行慶祝。
讓我難以理解的，是莫教授這樣的人，竟然會是蘇教授終生甚至唯一的好友。莫教授是我進入大學的那一年過世的，曾見過一次面，卻沒有留下什麼深刻印象。他生得矮矮胖胖，走路要人扶，和新生見面時，好像已無話可說。老先生的口碑顯然不太好，大家談起他來，話都有些不太好聽。莫教授有一個綽號叫“奶油老生”，那意思是他太愛出風頭，很多舉動都有些演戲的味道，是個典型的風派人物。在過去的歲月中，莫教授雖然在古典文學研究方面，成績卓越，是當仁不讓的專家，然而在做人上留下了許多把柄。很難想像，一個對政治過於熱心、成天想着順應時代變化的莫教授，怎麼能和一個對政治極度漠視、不管風雲如何變化我自巋然不動的蘇教授成為莫逆之交。這兩個人的性格反差如此巨大，南轅北轍，怎麼也不應該走到一起。
在蘇教授的自傳中，屢屢提到了莫教授這個人。莫教授是社會的晴雨表，他的一舉一動，或上或下的沉浮，十分精確地反映着時代的變化。他是研究楚辭出身，國內屈指可數的研究《離騷》的專家，受屈原大夫的影響，時時刻刻都想着盡忠報國。蘇教授曾經帶着很刻薄的口氣，調侃過他的老友，說莫教授這一生中，幾次想跳汨羅江都沒跳成。莫教授太容易表態，而且難免自作聰明，屢屢做一些過頭的事情，因此常常失去人格。在莫教授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進步的參照下，蘇教授顯得保守和落後，顯得頑固和不開化，學校的師生說不上喜歡他，但也說不上恨他。政治覺悟太低，有時候反而能成為行之有效的保護色，政治運動一來，蘇教授自然而然地便處於接受教育的小學生地位，他好像什麼也不明白，好像什麼都得重新學習。他總是把自己放在一個很低很低的位置上，讓任何人在他面前，都能產生出一種優越感。他總是以自己的無知，去獲得別人的同情，總是以自己的幼稚可笑，去放鬆別人的警惕。
“文革”中，一張批判莫教授的大字報，順帶說到蘇教授，把蘇教授說成是隱藏在幕後的老狐狸。這是中文系的一位青年教師寫的，說蘇教授總是躲在莫教授身後出謀劃策，煽陰風點毒火。高級知識分子在“文革”中，統統都是資產階級的牛鬼蛇神，大家都是壞人，無一倖免。莫教授運動中吃盡了苦頭，因為忍受不了污辱，差一點跳樓自殺。蘇教授不過是跟着沾光，他受到的那點衝擊，和旁人比起來小巫見大巫，根本算不了什麼。蘇教授淹沒在那些被打倒了又踩上一隻腳的人群中，幾乎感受不到太大的壓力，別人的罪行一個個都太嚴重，比較起來他彷彿就沒有罪名。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是一片海洋，有一天，蘇教授終於走出書齋，像有經驗的老校對尋找錯別字一樣，非常認真地在大字報上尋找着和自己有關係的字句。最讓他滿意的，還是這段有關“老狐狸”的文字，事隔多少年以後，蘇教授對我重新提到這個比喻，仍然按捺不住一種搔到癢處的得意。
蘇教授認為他完全有資格稱得上老謀深算，生薑永遠老的辣。《韓非子?喻老》上有:“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衝天，鳴必驚人。”《史記?滑稽列傳》也說過:“此鳥不飛則已，一飛衝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自從抗戰爆發以後，蘇教授這隻老鳥，不飛不鳴足足有四十多年，一直快到80歲才真正出山。在晚年寫自傳的時候，蘇教授總結人生經驗，對自己四十多年來能保持沉默，尤其是在解放后的30年裏韜光養晦，給予了非常高的評價，不是有大志者，絕對做不到這一點。30年的沉默，使他有了絕對平靜的心態，沉默既是能夠潛心做學問的保證，又是躲避政治風雨延年益壽的秘方。事實證明，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是真英雄，誰熬得住，才是最後的勝利者。
我想蘇教授和莫教授，所以能夠成為莫逆之交，和莫教授從來不把他們之間私人談話的秘密泄露出去有關。在50年代，蘇教授在莫教授家長期包伙，因為那時候他是單身一個人，幾乎成為莫教授家庭的正式成員。當時的中文系裏，還有好幾位全國知名的老教授，他們和蘇教授的恩師黃侃是一輩的，和這些老教授相比，蘇教授顯得有些年輕，但是由於蘇教授雄厚的學術功底，中文系最牛氣的老教授也不敢小覷他。莫教授似乎是蘇教授唯一可以說說話的人，論年齡，莫教授要比他大四五歲，論資格，莫教授被聘為教授，卻又要遲了四五年。性格上的差異往往能夠互補，人們會成為好朋友，有時候並不是因為性格接近，而是由於恰恰相反。據說蘇教授和莫教授之間無話不談，在莫教授的小飯廳里，莫教授口無遮攔，蘇教授也不再保持沉默。他們在這喝酒，說古說今，借古諷今，一頓飯總是要吃好幾個小時。由於莫教授好激動，愛出頭，動不動就要跳出來，卻又缺少最基本的判斷能力，說蘇教授躲在莫教授身後出謀劃策，出餿主意一點也不過分。
在50年代初期，莫教授和蘇教授曾經一起學過俄語。在學外語方面，他遠沒有蘇教授的靈氣，蘇教授精通英語法語德語，除此之外能掌握的還有西班牙語和世界語。學俄語幾乎成為建國初期轟轟烈烈的一場政治運動，蘇教授不僅借那個機會掌握了俄語，而且還順帶學會了捷克語。而莫教授因為在學俄語方面一無進展，睡不着覺怪床歪，對蘇聯老大哥因此也牢騷滿腹。在吃飯的時候，他們開始攻擊蘇聯現行制度的種種不是，對學校里敬若神明的蘇聯專家也嗤之以鼻。莫教授的特點，是有話就要說，絕對捨不得爛在肚子裏。他的嘴上沒有鎖，腦子裏少根弦，有些什麼糊塗想法，迫不及待一定要在公眾場合表現出來。好在他從來不把蘇教授牽連進去，出什麼事捅什麼紕漏，都是好漢做事一個人承擔。可笑的是，他自恃思想覺悟要比蘇教授高，總覺得自己是黨員，看問題自然就會比蘇教授深刻。每次政治運動來臨，莫教授都會錯誤地估計形勢，他永遠分不清小飯廳和大眾場合的區別，必定忍不住要亂說。結果就只能是在事後一再後悔，後悔沒聽蘇教授的勸，後悔自己又一次地說漏了嘴。
從1952年的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一共14年，蘇教授把這段時期，稱為自己埋頭做學問的第二個黃金時期。這段時間裏，很多從事文科教研的人，受到突出政治的干擾，都沒辦法按照原來的路子繼續研究。有的人放棄，有的人投機，只有蘇教授像苦讀的大學生一樣孜孜不倦。由於具有什麼樣的學問都能做的特殊本事，即使在後來最左的年頭裏，他還能給外語系的學生，講解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原著，給中文系的工農兵大學生，開辦法家代表作品今譯的講座。對於蘇教授來說，沒有不能利用的時間，哪怕是僵硬的政治學習。他總結自己和莫教授在人生態度方面的最大差別，一個是以進為退，一個是以退為進，目的都是為了找到一種適應時代的方法。從一開始，他們就都感覺到了自己的落伍，無論進或者退，都不是目的，都只是手段。他們的步伐已經踏不上時代的節拍，於是都想用自己的辦法，尋找到一種新的生存方式。和莫教授的沉浮相比，頻繁的政治運動，沒有過多地干擾蘇教授近乎封閉的學術研究，恰恰相反，反倒提供了一個苦心潛讀的機會。既然能湊合著做學問就是蘇教授最大的樂趣，他還有什麼不滿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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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一直錯誤認為，在蘇教授這樣的老頭子身上，一定會有一大堆了不得的愛情故事。他年輕時期風流倜儻，這一點不容懷疑，因為任何人都可以一眼就能看出他的好色。蘇教授對女性的偏愛非常外露，總是一見到女人，眼睛就滴溜溜發亮。他不是不想掩飾自己的這種偏好，事實是狐狸的尾巴實在太長，他根本掩飾不了。在自傳中，蘇教授十分坦然地承認自己有賈寶玉癖，所謂寡人有疾，疾在好色。然而蘇教授引以為慶幸的，是自己好色而不淫。當然，此處的“淫”，不是它的原義“過分”，而是它的引申義“淫亂”。好色而不失分寸，發乎情止乎禮，這是蘇教授的為人原則。蘇教授對自己的男女關係，出人意料地坦白。這一點他似乎是受了西方大作家的影響，覺得自傳如果不真實，猶如褻瀆神靈。
蘇教授的好色，只是一種精神上的泛愛，這種愛是剔除了肉慾的，和性愛沒什麼關係。據說多少年來，蘇教授對莫教授年輕貌美的太太吳美秋，一直情意綿綿，他之所以堅持在莫教授家搭夥，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為了能夠天天見莫太太幾眼。莫家上下無不知道他的用心，都知道他的毛病，因此從來沒人和他認真計較。不僅莫教授莫太太沒當回事，甚至莫教授的子女也習慣當自然，有時竟然會拿這種微妙關係，開無傷大雅的玩笑。有一段時候，蘇教授得了什麼小病，莫太太便親自做了藕粉送去慰問，藕粉是蘇教授的喜愛之物，是最好的靈丹妙藥。蘇教授告訴我，由於他當時是單身，莫教授夫婦一度曾十分熱心地為蘇教授做媒。在50年代中，不止一位女士對蘇教授動過心，有年輕的女學生，也有在資料館工作的小寡婦，但是只要是一動真格的，蘇教授便嚇得逃之夭夭。那時候，鰥居的蘇教授已到了知天命的歲數，他對於再婚充滿了恐懼。
在蘇教授的自傳和自訂年譜已經粗具雛形的時候，他忽然決定把兩部書合二為一，變成一本書。他為這本書取名叫“河西草堂隨年錄”，並毅然決定把原來已經記錄下來的很多個人私隱，作了大量的刪節。蘇教授忽然意識到，個人的私事並不足以傳世，過多的生活細節描寫，反而會因文害義，損害了學術思想的闡述。事實上，在蘇教授的生平中，並沒有太多風花雪月的故事，值得記錄在案，對於他來說，不成功的婚姻困擾了他的一生。作為一名追隨在晚年蘇教授身邊的弟子，我有機會知道了許多他從不願意對別人流露的秘密。這些秘密是蘇教授曾經擁有過的生活的一部分，知道了這些秘密，對於了解他的學術思想，也許並沒有什麼幫助，但是要想全面地了解蘇教授這個人，這些秘密卻又是繞不開的。
蘇教授是在回國的那一年，和李斯薔女士完婚的。李斯薔和蘇教授同年，在國內等候蘇教授許多年，當時就算是老姑娘。雖然那時候新思想已經十分流行，然而像蘇教授那樣的家庭，婚姻仍然還是遵循舊例，首先雙方家庭背景要彷彿，老人們互相中意，一切都定下來以後，再通知兩個小輩。蘇教授17歲出國，這門婚事是他在國外時定的，他看見照片上的姑娘還算漂亮，糊裏糊塗就答應下來，並斷斷續續給從未見過面的未婚妻，寫了幾封熱情洋溢的信。一開始似乎沒什麼太大的不好，都是到歲數的人了，就等着男婚女嫁，那個時代有很多人都是結了婚以後再戀愛。李斯薔也是大學畢業，和孿生妹妹李斯薇同時在北京女師大讀書，蘇教授回國時，李斯薔大學已畢業，正在一所女子中學教書，蘇教授既然回國，於是就趕快結婚，婚後不久有了身孕，李斯薔從此辭了工作在家當太太。
蘇教授的婚姻很不圓滿，前後一共有三個小孩，三個小孩忍受不了家庭中的不和諧氣氛，都是很早就獨立，一走上工作崗位，然後再也不願意和蘇教授夫婦來往。幾乎所有的蘇門子弟，都知道蘇教授夫婦之間的不和諧。蘇教授曾十分坦率地告訴我，他一生中只和兩個女人有過那種關係，這兩個人就是自己的太太李斯薔，以及他的小姨子李斯薇。李斯薔和李斯薇雖然是孿生姐妹，性格卻有着截然的不同，一個性格內向保守，另一個性格熱情奔放。由於蘇教授在國外留學耽誤了婚期，因此當蘇教授結婚的時候，孿生姐妹中的妹妹李斯薇已經是一個三歲孩子的母親，在婚禮上，做妹妹的對姐姐處處表現出過分的關照。作為過來人，她不僅教姐姐如何對待新婚第一夜的恐慌，而且還細膩地描繪自己曾經有過的深切感受。從一開始，李斯薇和蘇教授關係就過於親密，姐夫長姐夫短地纏着蘇教授，李斯薔越是不高興，她的玩笑就越是開得過分。
過了沒多久，蘇教授就發現自己和小姨子之間，並不只是在開玩笑。這是個陰差陽錯的故事，蘇教授十分驚奇地發現，李斯薇和李斯薔有非常接近的飲食習慣，在對旁人的態度上，她們總是聯合起來，一致對外，然而孿生姐妹之間，卻又是天敵。她們永遠要相互作對，沒完沒了地拆對方的台。李斯薇走了一條和姐姐截然不同的道路，李斯薔做了一輩子的家庭婦女，李斯薇則要求進步，和共產黨的一些頭面人物都熟悉，抗戰期間，她一度曾在重慶的新華日報社工作，並秘密參加黨組織。解放后，李斯薇成了一名司局級的幹部，在北京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來又調到南京，在省委的一個機關里當領導。她長期和蘇教授生活在同一個城市裏，據說在50年代末，還專程到學校來看過一次蘇教授，說話很帶有一些官腔。
蘇教授和李斯薇初次越軌，是在蘇教授擔任羅家倫的校長秘書期間。他領着她坐一輛1936年出廠的奧斯汀小汽車，奔馳在南京郊區的土路上。這是一次公私兼顧的地形考察，當時李斯薔剛生了第二個女兒，正在坐月子，對丈夫產生的異心沒有任何察覺。那是一個萬物復蘇的春天，秀麗的風光加上李斯薇的熱情奔放，蘇教授的頭腦也開始發熱，他們像情侶一樣陶醉在山水之間，最後竟然十分衝動地去開了旅館。事後，兩人山盟海誓，相約各自回家離婚，重建恩愛家庭。從此無心愛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樓。在大約半年的時間裏，他們度過了一段如漆似膠的日子。蘇教授遵守諾言，開始了艱難和漫長的離婚道路，直到八年抗戰結束，李斯薔才最後答應簽字離婚。蘇教授和李斯薇在抗戰初期分手時曾鄭重相約，兩人不離婚不再見面，但是等到蘇教授真離了婚的時候，情況早就發生了變化，李斯薇和自己的丈夫已重歸於好，兩人一起去了解放區。
李斯薔就是我們後來所見的李老太太。倔強的李老太太在1945年的年底，與蘇教授正式簽字離婚，又在1962年春天復婚，中間整整相隔了17年。這17年，李斯薔和丈夫藕斷絲連，仍然靠蘇教授養着。蘇教授每個月領了薪水，所做的第一樁事情，就是匆匆趕到前妻李斯薔那裏，畢恭畢敬一言不發，繳清了贍養費，然後掉頭就走。無論是在初結婚的日子裏，還是後來將近8年的分居，17年的離婚期，以及再後來復婚，直到最後走完一生的路，他們中間的對話，都是少得不能再少。不是冤家不碰頭，李斯薔和蘇教授之間的敵對，超過了所有人的想像。蘇教授最小的女兒，生於他們正式離婚的5個月以後，這是一次令人難堪的意外，它意味兩人的婚姻關係，剛有一些改善的苗頭，就立刻迅速惡化。自從蘇教授和小姨子通姦的醜聞傳開以後，李斯薔與蘇教授之間，從來就沒有真正地改善過關係。他們一直存在着認識上的障礙，無論是在離婚前，還是在復婚以後，他們始終沒有真正地和解。一開始，李斯薔以拒絕離婚來和蘇教授作對，最後當離婚已經失去實際意義，又突然改變了不同意離婚的初衷。
許多人為蘇教授夫婦的復婚出過力。人們總是先去徵求李斯薔的意見，她和三個小孩子都同意了，再來做蘇教授的工作。蘇教授對於復婚一直抱着堅決的反對態度，最激烈的時候，誰若是敢對他提“復婚”二字，他便毫不猶豫地斷絕和誰的來往。事實上，蘇教授對小姨子李斯薇，仍然存在着眷戀之情，她才是他一生所真正鍾愛的女人。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蘇教授還向我偷偷地流露，想見一見這位仍然健在的老婦人。他已經有很多年沒有她的任何消息，李斯薇的丈夫在60年代初期逝世，此後一直沒有再嫁過。據說這位當年熱情洋溢的女子，現在已成為一個很左的老太太，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着實吃了一些苦頭，然而在後期，又以善於整人而聞名。她自己既是被迫害的對象，同時也狠狠地迫害過別人，因此蘇教授聽到的，都是關於她為人不怎麼樣的傳聞。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其中“飲食”二字，又要比男女重要得多。蘇教授十分坦白地承認，自己的復婚是犯了非常愚蠢的錯誤，是一次失去理智的讓步。他承認完全是為了解決吃飯問題，才無可奈何地選擇了復婚這條路。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很多人都在餓肚子，這樣特殊的年頭裏，大家也只能自顧自，蘇教授似乎已不太合適繼續在莫教授家搭夥。莫教授家小孩子多，為了節省口糧，甚至已經將家中的保姆辭去。在口述自傳的過程中，蘇教授向我強調復婚的動機，一再聲明不是為了男女，因為他自覺心如枯井，對男人的基本慾望已經沒有多大興趣，關鍵的問題和問題的關鍵，是他總不能親自做飯。學校食堂的伙食，糟糕到了幾乎不能下咽的地步，偏偏蘇教授自小嬌生慣養，是那種在吃上面絕對不能馬虎的人，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據他自己坦白，他之所以對莫教授夫人有好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莫太太的菜燒得好。
李斯薔不是第一流的烹調師，但是做的紅燒肉卻是異常地好吃。有一次，蘇教授去送贍養費，廚房裏的紅燒肉的香味，引誘他留下來吃了一頓飯，正是這頓大快朵頤的午餐，動搖了蘇教授堅決不復婚的念頭。17年前，正是抗戰結束前夕，也是去付贍養費，也是一頓準備好的美味佳肴，蘇教授方寸大亂，結果李斯薔懷上第三個小孩。現在，蘇教授17歲的小女兒，已經離家去了邊疆，只剩下李斯薔孤零零地一個人在家，她顯然有意識地又一次為蘇教授準備好了鴻門宴，不過這次不是宴請劉邦，而是反過來宴請項羽。紅燒肉的撲鼻香味，再次讓蘇教授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儘管他仍然不能忘情於李斯薇，儘管他得到風聲，說李斯薇的丈夫已經病入膏肓，很快就要離開人世，但是紅燒肉的巨大誘惑，讓久已不知肉滋味的蘇教授，不再猶豫地選擇了復婚。
復婚以後的蘇教授夫婦，仍然處在尖銳的敵對狀態。他們貌合神離，同住在一套公寓裏，像兩個無話可說的陌生人，二十多年如一日。他們的子女從來不和他們來往，一離開學校的大門，這三個孩子的共同選擇，就是離開南京，然後最好永遠也不再回來。他們不喜歡自小就拋棄他們的父親，對一手把他們帶大的母親，也沒有任何好感。他們的性格都有些怪僻，既不和父母往來，互相之間也不聯繫。離開家庭以後的唯一一次聚會，是大家不約而同地趕來參加蘇教授的葬禮，他們匆匆而來，又匆匆而去，沒有一個人樂意留下來陪伴老母親。最後的結局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為在最後真正達成諒解的，反倒是李斯薔和李斯薇這對孿生姐妹。這兩個昔日的冤家，這兩個已經八十多歲的孤老太太，帶着對對方的好奇心，跟玩似的來往了幾次，臨了便共同請了一個保姆，在蘇教授留下的公寓裏安度晚年。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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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教授一向反對別人說他不關心政治，他反覆強調自己對政治從來就有熱情，而且有着非同尋常的熱情。每個人對政治都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理解決定了不同的態度，蘇教授認為，學問歸根結蒂，也是一種政治。在談到師承關係的時候，蘇教授一再向我強調他的先師和先太師的革命偉績。先太師章太炎的輝煌經歷不用多說，誰都知道他是辛亥革命不能不提到的人物。至於蘇教授的恩師黃侃先生，早在1906年，也就是辛亥首義的前五年，就投身於反對種族壓迫的民族革命，是湖北著名的革命黨人之一，後來的許多國民黨元老，都是他當年一起革命的戰友。蘇教授津津樂道的一件事，是黃侃的一名學生，秘密參加了共產黨，被國民黨抓住判了死刑。黃侃通過自己的老友居正，硬是將其保釋了出來，居正曾當過司法院院長，也算是當朝的一品大員，當時的情形很緊張，蘇教授陪同黃侃來到居正的寓所，時間已是晚上10點多，聽說居正還在辦公室，他們連忙趕到司法院，正好遇上準備下班回家的居正。由於黃侃的干涉，居正不得親自出面說情，那名學生終於獲救，而其他一起被抓的人，三天以後統統被槍斃。
章太炎和黃侃在所投身的革命成功以後，抱着功成身退的態度，都沒有進入官場。他們沒有躺在革命的功勞簿上，而是把滿腔的革命熱情，投入到了做學問上，這也是後人對他們十分敬重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像社會需要不斷革命一樣，學術思想同樣企盼着革命。蘇教授一向以自己是黃侃的忠實弟子自稱，是章黃學派在學術思想上進行革命的繼承人。在《河西草堂隨年錄》中，蘇教授對別人把他譽為“國學大師”很不以為然。按照蘇教授的觀點，人們今天所說的“國學”，在章黃之後，就不可能再有什麼大師，後人所做的事情，只是在章黃指出的道路上繼續向前深入。國學的提法從來就有自說自話的味道，人們總是習慣把中國傳統的東西，加上“國”字號的頭銜以示威風，譬如稱京戲為國劇，稱乒乓球為國球，稱民族音樂為國樂，稱武術為國術，其實章黃二師從來就不喜歡“國學”這兩個字，因為國學壓根就是外來語，是上個世紀末，從日本歸來的一些留學生胡亂翻譯的，所謂國學就是日本人講的“支那學”，準確地說叫“中國學術”。中國學術瀚如煙海，章太炎和黃侃作為一代大師，博學過人，也不過是在其中某一個領域作出了特殊貢獻。
蘇教授談到自己的學術理想時，曾表示他想盡最大的可能，打通古今中外學問的界限。他希望自己能在前輩的基礎上，發揚光大，開創一代前所未有的學風。事實上，蘇教授在治學上，言和行有着嚴重的不一致，一方面，他總是強調循規蹈矩的師承，一字一句都要有來歷，所謂“疑事毋質，直而勿有”，另一方面，他更喜歡天馬行空，屢屢好說前人不曾說過的話,“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受恩師的影響，蘇教授談到胡適時，常常流露出不屑一顧，然而他的治學方法，往往和胡適的提倡暗合。
在蘇教授過84歲生日那一年，也就是1989年的春天，蘇教授重回中文系8年以後，學校里搞了一次規模盛大的活動，既為蘇教授祝壽，同時慶賀他的執教生涯60年。蘇教授十分興奮，雖然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他曾像一名隱士一樣生活着，然而晚年的蘇教授從來不反對熱鬧。活動以研討會的名義進行，蘇教授被安排住進了學校的賓館，在一個接一個的慶祝活動里露臉。差不多所有能沾上邊的弟子，都從四面八方趕來了，祝賀電報像雪片一樣紛飛。校方為了配合慶祝活動，安排了一系列的講座，分別由蘇教授的弟子講授。我分配到的講題是“蘇抑卮教授的治學方法及他在國學研究上的地位”，這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話題，大而無當。我所面對的聽眾，大都是來自文科各系的本科生，和他們對話，深不得，也淺不得。他們中間的很多人，只是覺得好玩，只是來湊熱鬧，對我所說的什麼“小學”知識，什麼“古文”和“今文”，不僅沒有任何興趣，而且看上去也確實沒有多少了解。
我的冤枉還在於蘇教授認為我不應該開這樣的講座，他覺得我至多知道一些皮毛，並且在公開場合吹捧自己的導師，有些肉麻當有趣。我沒辦法向他解釋自己是遵命之舉，因為蘇教授的脾氣，是越解釋越不高興。不久前，學校出版社以蘇教授做顧問的名義，編輯了一套“國學大師小叢書”，重點介紹本世紀在國學研究上有傑出貢獻的學者專家，蘇教授對這套叢書採取了顧而不問的態度，然而有一天忽然聽說叢書中收了某某的著作，此人在蘇教授眼中，向來是不學無術，他立刻讓我去出版社聲明，取消他的顧問頭銜。這時候，叢書已經在印刷之中，一時間很狼狽，雙方僵持着都不肯讓步。最後，蘇教授把他的不滿，統統發泄到了我們做弟子的身上，他覺得是我們這些弟子把關不嚴，害得他被別人利用了。
蘇教授在晚年，一再表明自己不願被別人利用。他常常向我們這些弟子表示，他的心裏其實很明白，他明白別人總是在利用他。整個慶祝活動期間，蘇教授一直處在高度的興奮當中，他畢竟已經84歲了，沒人想到他會突然出意外，沒人會想到好端端的喜事，會突然逆轉變成喪事。大家都被他的超常狀態所蒙蔽，在一次接一次的宴會上，蘇教授的胃口奇好，甚至比我們這些年輕人都要強。我們當時一致認為，蘇教授顯然是餓狠了，這說明身為教授夫人的李老太太，對家庭的烹飪，肯定十分簡單和馬虎。只要想一想李老太太板着的那張臉，不難想像她平時是怎麼對待蘇教授的。在整個慶祝活動中，蘇教授的食量顯得驚人，不僅能喝酒，而且能吃菜，能吃葷菜。在慶祝活動結束前夕，蘇教授終於鬧了腸胃炎，沒有人太當回事，誰吃多了都會不自在，何況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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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教授出事前，沒有任何預兆。我們幾個同屆的弟子，正聚在他房間裏閑聊。有一位弟子兩年前下海經商，大獲成功，成了腰纏幾百萬的大款，這次慶祝活動有一大筆錢，就是他贊助的。人有了錢，說話的腔調也不一樣，他大談商戰中的爾虞我詐，彷彿在說天方夜譚中的故事，說得我們一個個都很吃驚，也很佩服。蘇教授同樣饒有興緻地聽着，突然起身，進了衛生間，一坐在馬桶上，從此就沒有站起來過。我們等了許久，不見他出來，到衛生間門口沖裏面喊也沒聲音，推門一看，他已經屁股朝天，跌倒在地上，正在抽搐。我們手忙腳亂地把他抬了出來，用最快的速度送他去醫院，到了醫院趕快接氧氣，然後是灌腸，然後是這樣那樣的搶救。校長很快也趕來了，除了校長，還有副校長、黨委書記，以及系領導。我們幾個像審賊一樣地被反覆訊問，沒人想到事情一下子會這麼嚴重，蘇教授說不行就不行，突然有一個人得到消息，說蘇教授咽氣了，然後這消息就迅速地傳開了。
由於我在晚年的蘇教授身邊，一直扮演着跑腿的角色，我是“蘇抑卮教授教學生涯六十年學術研討會”會務組成員，蘇教授突然逝世，我又成為蘇抑卮教授治喪委員會的主要工作人員之一。為了籌辦研討會，我已經整整忙了一個月，這件事尚未結束，一系列新的事情又開始了。我不得不和李老太太打交道，在過去的11年中，雖然常常和這位老太太見面，然而我和她之間，說過的話不會超過一百句。每次見面時我都是喊一聲“李先生”，這是蘇門弟子約定俗成的統一稱呼，既然我們叫蘇教授是蘇先生，對李老太太似乎也沒有別的更好的稱呼。事實上，無論我們喊她什麼，她從來都不理睬我們。我不能說蘇教授逝世了，李老太太沒有任何悲哀，但是我也不能說她真的有什麼悲哀。我向她提了許多問題，她回答我的永遠是一句話：
“你們看着辦吧！”
我花了很大的氣力，才和蘇教授的三個子女聯繫上，他們總算都答應來，然而彷彿事先統一過口徑一樣，在電話里一致表示，他們說走就要走，絕不耽擱。在通知我去接他們的班次時，他們讓我替他們事先買好回程票。對蘇教授的遺產，三個子女都沒什麼興趣，因為他們覺得所有的遺產，應該歸他們的母親。至於蘇教授留下的手稿，應該由學校安排處理，他們對這些東西隔行如隔山，看不出多少價值所在。讓治喪委員會感到尷尬的，是蘇教授的三個子女竟然不曾表示一點謝意，在追悼會上也拒絕代表家屬說話。
蘇教授的葬禮可以稱得上輝煌。學校里所有的頭面人物，都出席了遺體告別儀式。僅僅是對照名單上的名字在花圈上寫小輓聯，就把我們這些跑腿的年輕弟子忙得死去活來。花圈多得放不下，最後只好把差不多的人合併同類項，都擠到同一個花圈上。大幅的輓聯也特別多，都是有身份的人撰寫的，都得掛在醒目的地方。蘇教授這些年來名聲越來越響，幾乎所有從這所學校文科出去的學生，都可以沾光算做弟子，因此送花圈和輓聯的，不僅有省一級的領導，還有來自北京的重要官員。要說做教授最露臉，也就是在追悼會上，因為只有在這時候，才能體現出桃李滿天下的豐收盛況，只有在這時候，才能顯現出教書育人的風光。
追悼會在下午3點鐘進行，我們上午10點不到，就趕到火葬場佈置會場。追悼會結束以後，我們又是最後才走。我們將蘇教授一直送到焚屍爐前，看着工作人員把屍體放進爐子，合上了電閘，然後彷彿聽到了火苗的呼呼聲。這時候，已經快到下班的時間，工作人員紛紛拿着換洗衣服和肥皂盒去洗澡，很快洗好了，又一個接一個地哼着流行歌曲，煥然一新地回來，梳頭抹香，做着下班前的準備。看見我們還不離開，一位穿一身黑衣服的女工作人員，讓我們趕快回去，讓我們明天上午再來取骨灰。她告訴我們，能輪到每天最後一爐，也是一種待遇，因為屍體將在焚屍爐里放一夜，這樣有助於徹底的火化。
那天晚上，蘇教授的弟子們，在學校的賓館裏進行最後的聚餐，吃完了，又去力翠華的房間聊天。力翠華夫婦住的是個套間，是學校賓館裏最豪華的房間，我們聊天的時候，學校的一名副校長為互訪的事，趕來看望辜宏，於是大家分開來談話，各談各的。我們這些蘇門弟子能談論的話題，也無非是這些年校風的變化，大家都帶着些傷感，同時又有些驕傲，回憶起當年刻苦用功的情景。好漢不提當年勇，往事已不再，我們這一茬人，上大學時就不年輕，轉眼又是11年過去了，如今各自結婚成家，為人父或人母，響噹噹的立業卻一個也談不上。實在沒什麼可以誇耀的，能談的也就是當年怎麼怎麼樣，現在怎麼怎麼樣。說來說去，無非是今不如昔的老話。蘇教授在我們的年紀，已經做了許多年的教授，而且名聲赫赫，可是我們這些人都只是剛剛評上講師，或者剛剛評上相當於講師的職稱。11年以前，我們中間有很多人，都想成為陳景潤似的人物，現在沒有一個人實現了理想，大家對陳景潤也已經忘得差不多。此一時，彼一時，科學的春天也該結束了，人類歷史千變萬化，不能老是春天。
那天晚上，真輪到我說話的機會並不多。我不想成為九斤老太，倚老賣老地大發感嘆，跟着說一代不如一代。江山代有才人出，我們這一代人不如蘇教授，後面的一代自然會比我們強，這一點不應該有什麼疑問。每一代人都有權利選擇自己的方式揮霍青春，用不着我們老氣橫秋地指手畫腳，告訴他們應該怎麼樣。大學生可以死讀書，也可以逃學，可以躲在寢室里打麻將，可以在草地上胡亂扔下避孕套。大學生已是成年人，應該自己明白怎麼回事，自己不明白，別人怎麼說也仍然不明白。既然我們的腦子裏想的，已經不只是讀書這一件事，就用不着去要求別人怎麼做。看不到前途，永遠是一個站不住的借口，因為即使是能看到的光明前途，未必就是真的前途。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不同的選擇，會有不同的結果，不同的結果才能顯出人生的豐富。前途渺茫，一個人只有對自己負責，也只能對自己負責。人生千姿百態，人生沒有回頭路，人生不需要假設，更沒必要預支，走一步看一步，這是一種沒出息，然而真能走一步，看一步，也沒什麼不好。
那天晚上，我們沒有談蘇教授的學問，也沒有談他在晚年獲得的那些顯赫的頭銜。輪到我說話的時候，我把話題從現在，扯回到了過去，突然回憶起當年的遷校計劃。我向大家描述了蘇教授當年當校長秘書時的宏偉藍圖，說起那已經徵收的8000畝地，說起已經開工兩個月的新校雛形。我之所以會結結巴巴地談到這個話題，翻出這麼一段陳年舊賬，是因為當年遷新校址選的地點，恰恰就是今天蘇教授火化的地方。多麼好的一塊風水寶地，由於歷史原因，終於沒有機會成為中國的劍橋，沒有成為中國的哈佛，也沒有成為位於北京西郊的北大和清華。這裏終於沒有成為源源不斷輸出人才的基地，成為培育一代人傑的搖籃，結果有些殺風景，這裏成為南京這座古老城市唯一的火葬場。全南京的人都將來這裏告別，在這裏升天。如果蘇教授有靈，在他升天的時候，俯瞰腳下這片大地，不知會作如何感想。
1997年8月7日
後記
對於做學問的人，一向有些畏懼，學問高不可攀、深不可測。依照我的傻想法，世界上只有兩種人，可以不食人間煙火。一是純粹的詩人，反正不知道天高地厚，狂言囈語，看着不順眼，也拿他沒辦法。一是真正的大學者，盤盤大才，聲蜚學海，聽着如雷貫耳，擱哪朝哪代都是人物，不服不行。
然而有時也會有疑問，當年讀巴爾扎克，最初看的是高名凱先生的譯本，讀着讀着，老覺得喘不過氣，譬如《地區的才女》中的這些句子：
從巴黎走意大利大路到桑西爾來的旅客不必再用船在聖提布爾渡過戈斯納這一段的羅瓦爾河，這兩位人物於是就交換了戈斯納堤岸上給陸士鐸膽量去撕破棉布袍的同樣的赤紅的眼色，她試把自己的眼睛再一次地插進她曾經這樣愛慕過的人的眼睛裏……
記得我還是個文學少年，面對如此令人恐懼的怪句子，當時就氣鼓鼓地宣佈，巴爾扎克的小說沒辦法看。後來有機會讀到了傅雷翻譯的《高老頭》和《歐也妮?葛朗台》，突然明白過錯並不在巴爾扎克身上，不值得一看的只是高名凱的譯本。現在知道高名凱的人，恐怕已經不多。他是著名的語言學家，是北京大學著名的老教授，治語言學的人繞不過他。若論所謂的學問，傅雷怕是得退居二線。語法是高名凱先生的強項之一，在語法上，他的譯文想來不會有什麼大問題，因此，翻譯的句子彆扭歸彆扭，可是不通得來頭大，不通得理直氣壯，還真不敢說什麼。我倒是聽過許多人說傅雷的法文有問題，說什麼地方譯錯了，而且言之有據，不容抵賴。雞蛋里總可以挑出些骨頭，好比有經驗的編輯看校樣，捉虱子一樣逮幾個錯誤，並不是什麼難事。
黃侃先生是我最敬重的大學者之一，在小學方面，他是座高峰，是自錢大昕和章太炎之後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人物。不敢說自己對他的學問有多少了解，事實上，讓我敬佩的只是他的治學方法和為人。就像知道高名凱的人不會太多一樣，現在知道黃侃的人肯定也是少數。這是一個崇尚文體明星的時代，做學問的輝煌已成明日黃花。
黃侃的治學首先歸功於師古，所謂“見人持論不合古義，即眙視不與言”。然而他能取得那麼大的成就，關鍵在於不拘泥於古人的泥潭。黃侃曾說過:“世人同是堯舜而非桀紂，治學亦應是其是，非其非。”又說過:“師古而不為所役，趨新而不畔其規。”他在音韻文字訓詁方面開創了一條新路，在清朝乾嘉學派的基礎上，達到了一個嶄新高度。不妨舉一個小例子來說明，在上古韻研究方面，黃侃提出了應該增加“談”和“盍”兩部，這是前人從未有過的新見解。由於證據不足，他只是點到為止。事隔很多年，有人以漢藏比較和梵漢對音的方法，證實了這一結論。難怪後人談起他的貢獻，曾有這樣的譬喻，說他雖然用的是古老的弓箭，可是卻比戴着折光鏡片、握着現代步槍射擊的人，打得更准。
不難想像，他若見了高名凱先生的漢譯，真不知會如何生氣，像他這樣耿直的老先生，眼睛裏容不得沙子。可惜最後的結局，卻是不能接受巴爾扎克，遷怒新的正在發展中的白話文，反對似是而非的新文化運動。事實上，黃侃在對待新生事物的態度上，一直很頑固。雖然學問方面有着驚人的成就，然而他的保守態度，使他的思想大大地落了伍，落伍就意味着淘汰。本世紀的主旋律是唯恐不新，只怕太舊，風水輪流轉，雲生從龍，風生從虎，在今天，人們可以把與黃侃觀點頗有相似之處的陳寅恪與吳宓，重新找出來謳歌和炒作，但是絕對改變不了這些大師先生的掉隊形象。歷史已證明新文化勢不可擋，誰反對都是找不自在。
寫小說和做學問顯然兩回事，唯一的相近之處，就在於都想儘可能地接近真理。用步槍和用古老的弓箭，目的都是為了打中靶心。小說家可以遵循的原則有許多，條條大道通羅馬，所有的路都通了，反而不知道應該怎麼走。畫地為牢的日子終於結束了，新時期文學發展到今天，差不多什麼都能寫，只要人的大腦能想到。
沒有了禁區，想闖紅燈也不行。禁區是探索的方向，更是成功的捷徑。禁區不復存在，靠膽子大而嘩眾取寵的機會便一去不返。有志於文學的人，總是在奮力或者徒勞地尋找突破，外力的束縛越來越少，如何突破自身的禁錮，就顯得至關重要。可以讓小說家怨天尤人的推托之詞已經不多，要怪也只能怪自己。在和讀者的較量之中，小說家不再是總佔着上風。“不是我們無能，而是共軍太狡猾！”這句很有趣的電影台詞，曾伴隨着我們這一代人成長，如今正好成為作家面對尷尬處境的最好自嘲。我們可以把過錯推到讀者那裏去，說讀者太狡猾，說讀者怎麼了怎麼了，可以用這樣那樣的借口掩飾自己無能，但是掩飾不了我們在戰場上的慘敗。
本書中選的三個中篇，當年都在《大家》上發表過。對於這三篇小說，也沒什麼題外話好講。寫小說，總是首先和自己過不去，我一向反對紀實小說這個提法，紀實是紀實，小說是小說，兩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區別。對於寫小說的人來說，真實等於虛構，虛構就是真實，行文中真與假的運用，用意只是為了更接近靶心。真與假都是小說創作的修辭手段，手段不應該成為目的。
這三篇小說的人和事，並沒有什麼直接的聯繫，但是我不得不承認它們之間的互文關係。在實際的操作時，真和假可以成為手中的塗料，成為和讀者作戰的武器。狡猾的讀者是作家的對立面，因為我們的無能，註定勝不了他們，可是寫作者也不應該輕易就投降。勝負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讓讀者樂意以我們為對手。在這三篇不成功的小說中，我有意識地調整着真和假的比例，因為使用了不同的配方，會產生不同的閱讀效果。必須坦白地承認，我喜歡的寫作，是一種摸着石頭過河的原始方式。到達彼岸的方法有許多種，可以藉助現成的橋樑和渡船，而我覺得更有趣的，是摸着石頭走走看。摸着石頭過河，也許在半路就淹死了，也許就過去了。
2007年3月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