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上海的公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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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靈魂不知疲倦不舍晝夜地追着張愛玲的影子飛，從上海到香港，再從香港回上海，一直飛進重重迷霧裏去——海上的霧太大了，不僅有海霧，還有硝煙。此時的上海已經淪陷，陰雲瀰漫。我的靈魂飛在天上，時而清晰，時而迷茫。幸好有斷續的胡琴聲為我引路，有“克林克賴”的電車線為我引路，有靜安寺的鐘聲和百樂門的樂曲為我引路，還有那清渺的第一爐香，和第二爐香……
1942年五月，張愛玲回到了上海，炎櫻跟她一起。
由於戰爭，學業未能完成，那兩個獎學金和“畢業后免費送到牛津大學讀博士”的許諾也成了太陽下的彩虹，看着七彩奪目，卻走不進去。
從香港回來，愛玲對上海人的第一個印象就是白和胖。在香港，廣東人都是又黑又瘦的，像糖醋排骨，印度人還要黑，馬來人還要瘦；上海人卻是粉蒸肉，飽滿渾圓，肥白如瓠，簡直隨時可以上報紙做代乳粉的廣告，每一個都是長不大的孩童。
她不由微笑，把學業未完的煩惱暫時放到腦後。
仍舊住在愛丁頓公寓，只是從五樓搬到了六樓；仍舊是每夜枕着電車回家的聲音睡覺，每早聞着咖啡館的麵包香起床；仍舊跟姑姑住在一起——和姑姑在一起，即使是租的房子，也是家，有種天荒地老的感覺。
一切都和離開前一樣，連面臨的問題也是一樣——嫁人，抑或工作。不然，何以為生？
錢，仍是生活中頭件大事，最磨挫人志氣而不容迴避的。
這時候才覺得三年大學裏學到的知識其實派不上什麼用場，如果她要工作，仍然只好做女店員、女書記員，最好的也不過是做個女教員，或是女編輯員。
或者可以寫文章，從前不是給《大美晚報》投過稿，也獲了成功么？寫什麼好呢？自己最熟悉的好像便是電影，大學裏最經常的記憶就是同炎櫻兩個到處去看電影，連戰時也不放過。也罷，就寫電影吧。
於是她開始拚命地寫稿，用英文，寫影評，投給《泰晤士報》，評的是《梅娘曲》、《桃李爭春》、《萬世流芳》、《新生》、《漁家女》、《自由魂》、《秋之歌》、《兩代女性》、《萬紫千紅》、《回春曲》……
寫這種小文章，簡直不需要構思創意，只是隨筆寫來就好，那是她自小最喜歡的營生，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簡直再輕鬆不過了。
天下最輕鬆最可愛的工作，莫過於做一件自己喜歡的事情而還可以把它換成錢了。所以後來張愛玲在《童言無忌》裏寫着：“苦雖苦一點，我喜歡我的職業。”
有一天弟弟子靜來看她，姐弟三年未見，見了，卻也不覺得怎麼親熱，仍是淡淡地招呼。在他，是覺得這個姐姐已然遙遠，同自己不再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甚至不在同一片天空下，三年不見，她好像更瘦了，也更高了，長發垂肩，衣着時髦，十分飄逸清雅；在她，則是因為覺得抱歉——當年母親收留了她而拒絕了他，使她覺得彷彿欠了弟弟什麼，面對他就彷彿面對債主，有種不知如何的拘泥和窘縮。
她沏了一壺紅茶，切了塊從樓下咖啡館叫的五角星形蛋糕，同弟弟兩個分着吃，有一搭沒一搭地說些閑話。多半只是子靜在說，她只是聽着，心裏風起雲湧，表面上卻只波瀾不驚。
他說：“父親還是老樣子，抽煙片，抽得很兇，家裏也很緊張，越來越緊。”
愛玲點着頭，並不搭腔。
子靜搭訕着問：“姑姑今年有四十歲了吧，還沒打算？”
愛玲淡淡地笑笑，仍不說話。
子靜又問：“你有媽媽的消息嗎？”
愛玲臉上閃過淡淡憂鬱：“姑姑說，媽媽去新加坡后，開始還有一兩封信寄來，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就再沒消息了。”她沒同他說母親去香港的事，因為不願意他問得更多。
子靜也是擔憂，然而憂傷於他從來都是不深刻的，所以很快又轉了話題：“姐姐最近看了什麼電影沒有？”
姐弟倆這才打開話匣子，從電影、書，聊到街景、市場。愛玲絮絮地講起去靜安寺廟旁的亞細亞副食品店買菜的事，那些賣肉、賣菜、賣雞蛋的人都使她興趣盎然。她喜歡聽他們討價還價，精明利落，又世故圓滑，有點小奸小壞，可是壞得有分寸。而且文理清順。有一次她排隊買肥皂，聽到旁邊一個小學徒向同伴解釋：“喏，就是‘張勳’的‘勛’，‘功勛’的‘勛’，可不是‘薰風’的‘薰’。”
她不由笑出來，現在說起來還要笑：“到底是上海人呢！”
子靜也笑了：“姐姐也是上海人呀。”過一下又補充，“不過不大像。”
不知道是說長得不像上海人那麼肥白呢，還是說性情不像上海人那麼精明。
愛玲並不深究，只是笑問：“做什麼老瞪着我看？”
“你的衣服……”子靜不好意思地說，“真怪。是香港最新式的樣子？”
愛玲這天穿的，正是她在香港做的那件紅地藍白花的布旗袍，“奇裝異服”中的一件。她笑：“你真是少見多怪，在香港這種衣裳太普通了。我還嫌不夠特別呢！”
子靜的臉上掠過一絲惆悵：“從前媽媽第一次回國來，穿着洋服，大家也都說怪……”
提到下落不明的母親，姐弟倆又沉默下來。半晌，是張愛玲先拾起話頭：“你呢？你現在怎麼樣？”
子靜靦腆地說：“我去年夏天考進復旦大學了，是中文系。”看見姐姐面有鼓勵讚許之色，自覺得意，又補充，“教英文的是顧仲彝，教中國文學的是趙景深，都是很有名的教授。我在復旦念了兩個多月，可是因為戰爭……”他的聲音低下來。
愛玲嗟哦：“因為戰爭……”不禁長嘆一口氣，想起自己未完成的學業。
子靜接著說：“大學停課內遷，不願遷到內地的學生可以拿到轉學證。爸爸不贊成我離開上海，所以叫我拿了轉學證在家自學複習，讓我今年轉考聖約翰大學。”
“哦？”張愛玲注意起來，“聖約翰大學很好呀。”
“是，與姐姐從前讀的聖瑪利亞學校齊名的。”
“是的。”
“姐姐呢，姐姐的學業怎麼辦？就這麼荒廢了，太可惜了。”
“是呀，只差半年就要畢業了呀！”愛玲憤憤地說，就是學業這件事叫她耿耿於懷——多麼艱難周折才能上學，好容易考進倫敦大學，因為戰爭去不了，轉入香港大學，卻又因為戰爭，連港大也畢不了業——老天爺好像存心與她為難！賈寶玉銜玉而生，她卻是打着傘出世，無論走到哪裏，陽光怎麼燦爛也好，屬於她的永遠是傘下的陰涼。
子靜靈機一動，鼓動着：“其實姐姐也可以想辦法轉入聖約翰大學呀，這樣，我們就可以做同學了，可以常常在學校碰面。”
愛玲面色一動，轉又黯然：“不過——學費。”她嘆了一口氣，“姑姑沒錢的。”
姑姑張茂淵回國后一直在英商怡和洋行做事，上海淪陷后，她和一千多位在華員工都被裁員，轉去電台工作了一段時間后，又改在大光明戲院做翻譯。一個人生活也還足夠，加上張愛玲的學費和生活費那就拮据得很了。
愛玲猶豫地說：“我現在這樣子赤手空拳地來投奔，已經很拖累了，如今再鬧着要上學，多加一筆學費，那是怎麼也說不過去的。林黛玉吃燕窩——故事倒多。不過上學的事，姑姑也曾提過，說是當年爸媽離婚的時候有過協議的，我的教育費該由爸爸負擔，港大三年的學費和生活費都是媽媽拿的，現在剩下半年，理當該由爸爸拿出來。可是……”
她沒有把剩下的話說完，然而子靜已經明白了——自從四年前姐姐在冬夜裏逃出父親的家，至今都沒有再回去過。父女倆斷絕往來已經四年多了，如今要姐姐回去向父親低頭，開口談錢，那真是很委屈磨折的。
他於是自告奮勇：“不如我替你跟爸爸說，探探他的口風也好。”
愛玲點了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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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這時已經搬出別墅，住進了一幢小洋房，光景一年不如一年。然而子靜避開繼母跟父親婉轉地提起姐姐的轉學申請時，張廷重倒也沒有拒絕，沉吟了一下說：“你叫她來吧。”算是同意了。
過了幾天，張愛玲登門了。這是父女反目后第一次見面，也是他們一生中的最後一次見面。
整個會見過程不足十分鐘。
她木着臉提出她的請求，一無笑容；
他木着臉叫她先去報名考轉學，“學費我再叫你弟弟送去。”
然後她便走了。
自始至終，她沒有對他笑過，他也沒有對她發脾氣。他們都沒有提及她的母親黃逸梵。而後母孫用蕃，則一直躲在樓上沒有下來。
在這一次見面之前，他們都是設想過和解的，一個是為了贖罪，一個是為了釋懷——無論是罪孽還是仇恨，背負得太久，都會令人疲憊而窒息。他們都希望可以藉著這次見面來解脫自己，也釋放對方。
然而他們都不能夠。
她從父親的囚室里逃了出來，可是她的記憶還鎖在那裏；他已經不見他的前妻十幾年，然而在女兒的臉上卻仍讀到她的神氣。
他沒有忘記她曾經是怎樣的叛逆，她也沒有忘記他曾經是怎樣的暴虐。
他們兩個，都不能忘記。
1942年秋天，張愛玲轉入聖約翰大學文學系四年級，弟弟張子靜進入經濟系一年級。姐弟倆終於達成了“同學”的願望。
其中有個小插曲很讓啼笑皆非——文學天才張愛玲在轉學考試時居然國文不及格，要去補習國文。真不知是她在香港對國文生疏太久了，還是考卷的內容與形式實在八股？
不過張愛玲倒也沒放在心上，只當成一件笑話說給弟弟聽，並且開學不久便從國文初級班跳到高級班。
姐弟倆終於可以常常在校園裏見面了，而炎櫻也一同轉入了聖約翰，繼續與愛玲同學。兩個人一個矮、胖、活潑不羈，一個高、瘦、沉默寡言，相映成趣的畫面再次成為校園內的一道風景。炎櫻還計議着要做兩件衣裳，各寫一句聯語，在路上遇見了，上下句便忽然合成一對。
她們兩個仍然喜歡在穿上下工夫，從中國傳統和民俗中獲取服裝設計的靈感，齊聲批評時下看不入眼的裝束。
那時有許多女人用方格子絨線毯改制大衣，毯子質地厚重，又做得寬大，方肩膀，直線條。炎櫻形容：“整個地就像一張床，簡直是請人躺在上面！”她自己則喜歡穿西式裙子和上衣，搭配一些中國古香古色的裝飾；或穿連衣裙，在脖子下加一繡花的像兒童圍嘴的裝飾；或都上穿杭紡絲襯衣，下系西式裙子，腰間系一條猩紅的流蘇。總之是中西混雜，能夠披掛上身的零件通統拿來，絕不浪費。
張愛玲則是鵝黃緞子旗袍，下擺掛着長達四五寸的流蘇，那種打扮只有在舞台上才看得到，即使大學周六下午開舞會，也不會有人穿那種衣服，亮晶晶地耀眼。她那樣招搖地走在校園裏，在場女生都相互又好奇又有趣地看着，異口同聲地問：“她是誰？”“是新插班生嗎？”“哪來的？”“穿得好怪！”
那一大堆從香港帶回來的奇裝異服出盡了風頭，其中有一匹廣東土布，最刺目的玫瑰紅上印着粉紅花朵，嫩黃綠的葉子，同色花樣印在深紫或碧綠地上。鄉下也只有嬰兒穿的，她卻用來做衣服，自覺保存劫后的民間藝術，彷彿穿着博物院的名畫到處走，遍體森森然而飄飄欲仙，完全不管別人的觀感。
姑姑曾經拆了祖母的一床夾被的被面保存着，米色薄綢上灑淡墨點，隱着暗紫鳳凰，愛玲看了，又是驚艷，立即捧了去給裁縫改成衣裳，雖說“陳絲如爛草”，那裁縫居然也答應了。
做了不少衣服，卻連件冬大衣都沒有，舅舅見了，着人翻箱子找出一件大鑲大滾寬大的皮襖叫她拆掉面子，裡子夠做件皮大衣。然而愛玲怎麼捨得割裂這件古董，拿了去如獲至寶。她最愛的就是這種有着深厚古意的錦衣了。有一次她穿着一件前清老樣子的繡花襖褲去參加同學哥哥的喜宴，滿座賓客都為之驚奇不止。
——她仍然這樣堅持於着裝的“特別”，把穿衣服當成寫文章，“語不驚人死不休”。
而她的文章也是越寫越多，越寫越好，不僅接連在《泰晤士報》上發了多篇劇評和影評，也寫了些關於服裝與時尚的稿件。最長一篇是發在《二十世紀》雜誌上的ChinesesLifeandFashions（《中國人的生活與服裝》，后譯成中文在《古今》雜誌上再發表時改名為《更衣記》），篇幅足有八頁之多，還附了她自己親繪的十二幅關於髮型與服裝的插圖，真箇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她的同學劉金川曾應《萬象》之邀寫過一篇《我所知道的張愛玲》，這樣回憶她們在聖約翰的見面：“一九四二年我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英文繫念書。秋季開學后，有一天下課走向女生休息處時，遇到好朋友潘惠慈（她已去世，她三嫂即早期電影明星胡蝶）對面走來說：‘金川，我今天給你介紹一個你的同道，她叫張愛玲，你們一定會談得來。’又說，‘她寫中英文都很好。’
那時，我一面讀書，一面還得工作，也擠着時間寫些文章，做些翻譯投稿。張愛玲因在《西風》雜誌上徵文《我的天才夢》得過獎，所以我也聽聞過她的大名。惠慈和我走到女生休息室時，裏面沙發上、椅子上已經坐了很多人，有的在吃點心喝咖啡，有的在輕聲談話。惠慈領着我向靠窗邊坐着的一位戴很厚眼鏡片的女生招手。經介紹后，張愛玲微微起身後又坐下，笑眯眯地不發一言。張愛玲是一個長臉、身材高大、動作斯文的女生。張和我只聽惠慈兩面介紹。我才知張那時因在《二十世紀》雜誌上刊登過一篇《ChinesesLifeandFashions》（《中國人的生活與服裝》）而聞名……
惠慈有課走了，留下我們兩個人。張既不說話，彷彿連眼睛也不看我。由於很窘，我只好打開書本看書，直到快到下一節課時，我才向張打招呼走出休息室。
過後，惠慈問我與張談得如何，我以實情相告，她怪我說：‘應該自己湊上去談話呀！張愛玲現在很有名呢。’
而我，當時自己心事重重，也不知錯過這個機會而覺得可惜，也不在乎什麼名人不名人的，反怪張有點驕傲。沒多久，在課室里就再也見不到她了，可能已經輟學。”
——從這段話里可以看到，在1942年初回上海不久的張愛玲，已經很有名了。
可惜她沒在聖約翰呆多久就又退學了。
然而驚鴻一瞥，聖約翰已經留下了她的雪泥鴻爪，她的同學們也記住了那綠野仙蹤——為了她的特立獨行，為了她的奇裝炫人，更為了她的才情與盛名。
關於張愛玲轉入聖約翰大學只兩個月復又休學，原因有幾種版本。
最有說服力的自然還是張子靜在《我的姐姐張愛玲》裏所寫的，說張愛玲曾將聖約翰古板的教學方式與香港大學做比較，認為“與其浪費時間到學校上課，還不如到圖書館借幾本好書回家自己讀”；然而她後來又無奈地說，她輟學最重要的原因是錢的困擾。她想早點賺錢，經濟自立。
子靜曾經天真地向姐姐建議：“你可以去找個教書的工作。”
愛玲搖搖頭，說：“不可能的。”
“為什麼呢？你英文、國文都好，怎麼不可能呢？”
“哪有你說得那麼容易？教書不止程度要好，還得會表達，能把肚子裏的墨水說出來——這種事情我做不來。”
“這倒也是。”子靜笑了，這個姐姐什麼都能幹，可是論到說話，可是的確夠不上伶俐的。又怕見陌生人，讓她去和一群嘰嘰喳喳的中學生打交道，確實為難。他想了想，又說，“姐姐的文章寫得好，或者可以到報館找個編輯的工作。”
張愛玲仍然搖頭，淡淡地說：“我替報館寫稿就好。這陣子我寫稿也賺了些稿費。”等一下又說，“寫稿要全身投入，花費不少精力，到學校上課就覺得很累，所以，不想上學了。”
談話就此為止。似乎張愛玲已經給了自己的輟學一個充分的理由——想早點自立，而且寫稿太費神，需要時間與精力。
而我以為最重要的原因是她不願意再向她父親伸手。
她再次走進父親的家時，曾經是想過要原諒他、也釋放自己的，可是她做不到。當她站在父親的藤椅前，當她嗅到那若有若無的鴉片味，當那看見客廳壁上陸小曼的油畫，她就想起了自己曾經的那一場毒打——她不能面對他。她更不能面對自己向他低頭。3
終於又坐上心心念念的電車了，張愛玲充滿欣喜地看着電車上形形色色的芸芸眾生：
——有個穿米色綠方格兔子呢袍子的年輕人，腳上穿一雙女式紅綠條紋短襪，嘴裏銜着只別緻的描花象牙煙斗——當然是仿象牙的“西貝”貨——煙斗里並沒有煙，然而他津津有味地吮着，吮一會兒拿下來，把煙斗一截截拆開來玩，玩一會兒再裝回去，繼續像模像樣地吮——張愛玲不由看得笑起來——那年輕人真是高興。她也真是高興。
——還有電車上沒完沒了數落男人的女人，不住口地咒罵著自家男人，可是口口聲聲都離不了他，那番精彩的談話，略整理一下就是篇好文章。
——即使遇到封鎖，也是一種小小的奇遇。電車停了，馬路上的人卻開始奔跑，在街左面的人們奔到街的右面，在右面的人們奔到左面。一個女傭企圖衝過防線，一面掙扎着一面叫：“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燒飯罷！”而電車裏的人卻相當鎮靜，見慣不怪地討論着諸如“做人處世”這樣的大道理，或是擔心着“乾洗、薰魚”這些實在的煩惱，甚至還有小小的艷遇作為插曲，在短暫的封鎖的密閉空間裏演出了一場浪漫劇。
秦可卿房裏有對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果真如此，上海人便個個都是大學問家了。
這一切，張愛玲都一一看在眼裏，記在心上，寫入筆下。
她微笑地用“外國人”的眼光饒有興趣地來看待自己的故鄉與“鄉親”，覺出許多新的意味——弄堂里長竿挑着小孩子的開襠褲，娘姨坐在堂門口一邊摘菜一邊嘰嘰呱呱地拉家常；店裏櫃枱的玻璃缸中盛着“參須露酒”，隔壁酒坊在風中挑起“太白遺風”的旗子，有人蹣跚地走來打酒，卻是料酒；小孩子在冬天裏穿上棉襖棉褲棉袍罩袍，一個個矮而肥，蹣跚地走來，小黃臉上飛起一雙神奇的吊梢眼，十分趣致可愛；黃昏的路旁歇着人力車，一個女人斜坐在車上，手裏挽着網袋，袋裏有柿子，車夫蹲在地下，點那盞油燈，天黑了，女人腳邊的燈亮了起來；烘山芋的爐子的式樣與黯淡的土紅色極像烘山芋；小飯鋪常常在門口煮南瓜，味道雖不見得好，那熱騰騰的瓜氣與照眼明的紅色卻予人一種“曖老溫貧”的感覺……
街景更是美麗而多彩的，彷彿“生命的櫥窗”，意味無窮：寒天清早，行人路上常有人蹲着生小火爐，扇出滾滾的白煙，路人忙不迭地躲避，然而愛玲卻最喜歡在那個煙里走過，心頭有茫茫然飄飄然的夢幻感；
門口高地上有幾個孩子在玩。有個八九歲的女孩，微黃的長長的臉，淡眉毛，窄瘦的紫襖藍褲，低着頭坐在階沿，油垢的頭髮一綹綹披到臉上來，和一個朋友研究織絨線的道理。她的絨線大概只夠做一截子小袖口，然而她非常高興的樣子，把織好的一截粉藍絨線的小袖口套在她朋友腕上比試着。她朋友伸出一隻手，左右端詳，也是喜滋滋的。愛玲一路地走過去，頭也沒回，心裏卻稍稍有點悲哀；
有人在自行車輪上裝着一盞紅燈，騎行時但見紅圈滾動，流麗至極，坐在自行車後面的，十有八九是風姿楚楚的年輕女人，再不然就是兒童，可是有一天她看見一個綠衣的郵差騎着車，載着一個小老太太，多半是他的母親罷？她便覺得感動起來；
晚上走在落荒的馬路上，聽見炒白果的歌：“香又香來糯又糯”，是個十幾歲的孩子，唱來還有點生疏，未能朗朗上口。愛玲聽着，也是一種難言的感動，她看過去，一整條長長的黑沉沉的街，那孩子守着鍋，蹲踞在地上，滿懷的火光，那真是壯觀……
“小別勝新婚”的上海即使滿目瘡痍，在愛玲的眼裏，卻處處都可以看到故鄉獨特而親昵的美。
亂世里的親情，這樣的稀罕，更是彌足珍貴。
連帶姑姑住的房子都有一種可敬畏的力量，彷彿神明不可欺。有一天愛玲打碎了桌面上一塊玻璃，要照樣賠償，一塊玻璃六百塊，好大一筆款項，她手頭已經很緊，卻還是急急地把木匠找了來，不敢怠慢。
報紙上登着一首周作人譯的日本詩：“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細節密，頃刻之間，隨即天明。”張愛玲拿給姑姑看，姑姑照便說不懂，然而又說：“既然這麼出名，想必總有點什麼東西罷？可是也說不定。一個人出名到某一個程度，就有權利胡說八道。”
張愛玲大笑——真不知道姑姑對“出名”這件事是太不敬還是太看重。姑姑也從不覺得侄女聰明，有文采，並且一天比一天有名氣，她只管抱怨她，說：“和你住在一起，使人變得非常嘮叨而且自大。”
嘮叨，是因為張愛玲笨，一件事總要同她說很多遍，不時地嘀嘀咕咕；自大，也是因為張愛玲笨，顯得周圍的人都成了高智商全能的超人。
姑姑其實很怕別人嘮叨，她有一個年老嘮叨的朋友，說起話來簡直叫人覺得歲月綿長如線，恨不得拿起把剪刀來剪斷她的話頭。姑姑因而嘆息：“生命太短了，費那麼些時間和這樣的人一起是太可惜——可是和她在一起，又使人覺得生命太長了。”
愛玲自己寫文章，也勸姑姑寫，她不同意，說：“我做文人是不行的。在公事房裏專管打電報，養成了一種電報作風，只會一味的省字，拿起稿費來太不上算。”
她形容她自己：“我是文武雙全，文能夠寫信，武能夠納鞋底。”然而這樣文武雙全的姑姑，在亂世里卻是有點無用武之地，時時面臨著失業的危險——但也許是因為挑剔的緣故。
從洋行出來后，她有一段時間在無線電台報告新聞，誦讀社論，每天工作半小時。說來也還輕鬆，可是她感慨地說：“我每天說半個鐘頭沒意思的話，可以拿好幾萬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說著有意思的話，卻拿不到一個錢。”然後便把工作辭了。還理直氣壯地很——“如果是個男人，必須養家活口的，有時候就沒有選擇的餘地，怎麼苦也得干，說起來是他的責任，還有個名目。像我這樣沒有家累的，做着個不稱心的事，愁眉苦臉賺了錢來，愁眉苦臉活下去，卻是為什麼呢？”
日子實在過不下去的時候，便賣珠寶。她手裏賣掉過許多珠寶，只有一塊淡紅的披霞，還留到現在，因為欠好的緣故。戰前拿去估價，店裏出十塊錢，她沒有賣，便一直留下了，卻又不知道留着派什麼用場。便嘆息：“看着這塊披霞，使人覺得生命沒有意義。”
然而張愛玲不這麼以為，她正活在興頭上。在她心裏眼裏，只覺得“值得一看的正多着”，夏天房裏下着帘子，龍鬚草席上堆着一疊舊睡衣，折得很齊整，翠藍夏布衫，青綢褲，那翠藍與青在一起有一種森森細細的美，她無心中看到了，高興了好一會；浴室里的燈新加了防空罩，青黑的燈光照在浴缸面盆上，一切都冷冷的，白里發青發黑，鍍上一層新的潤滑，而且變得簡單了，從門外望進去，完全像一張現代派的圖畫，她又覺得新奇且喜悅，彷彿愛麗絲走入仙境；晚上在燈下看書，離家不遠的軍營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調子，樓下小孩子拾起那喇叭的調子吹口哨，也都叫她歡喜，彷彿亂世逢知己……
便是這樣地容易高興，即使在亂世中，即使沒有工作，前途茫茫，然而她還有青春，有天分，有着生命的期待與無限的可能性，有姑姑的陪伴和炎櫻的友愛。
炎櫻的父親在上海成都路開着一家門面很有規模的珠寶店，店名就叫莫希甸，和他的姓同音。招牌上中英文對照，前門開店，後門出入，店堂的玻璃櫃裏陳列着鑽石鑲嵌的各色飾物，熠熠生輝，光彩奪目，那些寶石價格不菲，沒多少人買得起，所以店裏的客人總是寥寥無幾；住家在樓上，拐彎處是亭子間，擺着八仙桌、凳椅等傢具，用以進餐或會客——張愛玲來了，便在這裏與炎櫻聊天。她後來在《色·戒》裏把刺殺地點安排成一間珠寶店，描寫細緻，大抵就是這莫希甸給的靈感。
那時期炎櫻正在積極學習中文，愛玲從百家姓教起，“趙錢孫李”，剛教了一個“趙”字，炎櫻已經等不及地有妙論：“肖是什麼意思？”愛玲說：“就是‘像’。”炎櫻說：“那麼‘不肖子孫’，就是說不像，那意思是不是說他不是他父親養的？”說完不住擠眼。愛玲目瞪口呆，這炎櫻，統共不識得幾個字，倒已經先學會俏皮，開中國字的玩笑了。
兩人在馬路上走着，一看見店鋪招牌，大幅廣告，炎櫻便停住腳來研究，隨即高聲讀出來:“大什麼昌。老什麼什麼。‘表’我認得，‘飛’我認得——你說‘鳴’是鳥唱歌，但是‘表飛鳴’是什麼意思？‘咖啡’的‘咖’是什麼意思？”中國字是從右讀到左的，她知道。可是現代的中文有時候又是從左向右。每逢她從左向右讀，偏偏又碰着從右向左。炎櫻十分懊惱，卻仍然笑着，不知是笑中文的深奧還是笑自己的笨拙。
經過書報攤，炎櫻將報攤上所有畫報統統翻遍之後，一本也沒買。報販諷刺地說：“謝謝你！”炎櫻答道：“不要客氣。”
她們有時也相約着一起去看越劇、聽評彈，還到後台去看西洋景，也有時一起會朋友。聚會上，有一位小姐說：“我是這樣的脾氣，我喜歡孤獨的。”炎櫻立即補充：“孤獨地同一個男人在一起。”張愛玲坐在一邊，忍不住大聲地笑了起來。幸虧與那位小姐也是相熟的，經得起玩笑。
炎櫻的一個朋友結婚，她去道賀，每人分到一片結婚蛋糕。他們說：“用紙包了放在枕頭下，是吉利的，你自己也可以早早出嫁。”炎櫻說：“讓我把它放在肚子裏，把枕頭放在肚子上面罷。”
她還是這樣地口無遮攔，又貪吃甜品，和愛玲出來，不管做什麼也好，最後的保留節目一定與吃有關，坐在咖啡館裏，每人一塊奶油蛋糕，另外要一份奶油；一杯熱巧克力加奶油，另外再要一份奶油。然後便開始聊天。
她給愛玲講三角戀愛的故事：“永遠的三角在英國：妻子和情人擁抱着，丈夫回來撞見了，丈夫非常地窘，喃喃地造了點借口，拿了他的雨傘，重新出去了；永遠的三角在俄國：妻子和情人擁抱，丈夫回來看見了，大怒，從身邊拔出三把手槍來，給他們每人一把，他自己也拿一把，各自對準了太陽穴，轟然一聲，同時自殺了。”
這樣，後來都被愛玲寫進了文章里。4
張愛玲是從靜安寺路愛丁頓公寓離開上海去香港的，1942年夏天從香港回到上海，也仍是住的愛丁頓公寓，只不過從五樓遷到了六樓，這真是給靜安寺這個原本已經藏龍卧虎之地更增添了幾分神秘色彩。
顧名思義，靜安寺路得名自然是由於那座相傳建於三國時代的佛教古寺，據說三國時孫權曾在這裏打了一口井，可以通海，湊近井口可以聽見“撲撲”的涌水聲，所以人們把這一帶稱做“湧泉路”；外國人叫做“BubblingWell”，意思是“會吹泡的井”，音譯做“白令威爾路”；1854年上海英商跑馬總會在泥城河建了一個跑馬場，修了一條從跑馬場通靜安寺的馬道，便將這條路取名“跑馬廳路”，又因它是通往靜安寺的馬道，又名“靜安寺路”。
自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這裏更成為上海一個繁華的商業和文化中心，1933年，仙樂斯舞宮建成開業，號稱“遠東第一影院”的大光明戲院經重建落成；1934年，國際飯店開業；1935年，培羅蒙西服公司開業；1938年，是金門飯店，此外還有鴻翔時裝公司、夏令配克影院、平安大戲院、大理石大廈、中國照相館、凱司令以及曾經舉辦過蔣宋盛大婚禮的大華飯店……使這裏與東面的南京路連成一道“十里洋場”。其中最負盛名的自然還要屬“百樂門”舞廳和哈同花園。
然而這些還不足夠，使靜安寺路增彩添色的還因為這裏住過許多名人——“創造社”元老郁達夫住在數百米遠的赫德路嘉禾里，寫《楚霸王自殺》的郭沫若常常出沒於緊鄰的民后南里，“文學研究會”發起人鄭振鐸長期棲身靜安寺廟弄，拐角愚園新村七五○弄原為康有為家產，“新月派”詩人徐志摩仿照印度詩人泰戈爾的榻榻米房間，也在距此不遠的福煦路四明村……有着這麼樣輝煌的歷史這麼些閃亮的名字，又怎能怪後世的書痴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尋芳探佚而來呢？
而這些地名與住宅，被詢問得最多的，又要屬張愛玲住過的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與赫德路（今常德路）口的愛丁頓公寓了。這座公寓英文名字叫做EdingburghHouse，通常音譯做愛丁頓或者愛丁堡，如今則叫常德公寓。上海常德路195號常德公寓大門
上方懸挂的“張愛玲故居”銘牌2004年11月我在上海，約了一位朋友在靜安寺附近銅仁路北京西路口一家茶館見面，據說是由上世紀20年代號稱遠東第一豪宅的“綠房子”改建而成，是建築大師貝聿銘的故居，也是目前上海保留最完整也是最古老的建築。
正趕上下雨，一路急行，十分局促倉皇。途中經過一座米黃色小樓，我看到門牌，驚訝地叫起來：這不是常德公寓嗎？心怦怦跳，忍不住跳進門洞去，有個胖胖的阿姨在守電梯，看到我濕淋淋的怪樣子，瞠目以對，我狼狽地笑：沒事，隨便看看。隨即又跳了出來，不過已經看清那架著名的電梯，還有那排著名的信箱。
於是又去尋找記憶里的起士林咖啡館，是張愛玲以前常去的地方。我一家一家地辨認着公寓對面街上那排咖啡館的招牌，在幾乎絕望的時候，街拐角處，終於看到“ALWAYSCOFFEE”，曾經在書上看過，有“張迷”考證這就是當年的起士林。我有些激動，恨不得在雨里歌嘯。
兩天後回到西安，飛機着陸的一剎那，再想上海，已是遠在天邊，那些當時覺得尷尬或者狼狽的情節此時忽然有了一種溫柔的意味，並讓自己感動起來：天呀，我竟然無意中走進了多年來心心念念、魂牽夢縈的張愛玲故居，並在那條記憶中無比熟悉可是生平從未踏過的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腳印，在雨中，多麼像我自己的一部小說《尋找張愛玲》裏面的情節，而這一切，竟不是我刻意安排或計劃的。這是怎樣的契機與冥冥中的感動。
不禁有一點後悔——應該再鼓足些勇氣，說不定那司梯會送我上樓的，說不定那室主人會延我進屋的，說不定我可以穿堂過室，細細玩味那浴室，那客廳，還有那張愛玲筆下一再提及的陽台。從陽台上望出去，整箇舊上海都在眼前了吧？
那以後便喜歡留意別的“張迷”們探訪愛丁頓的歷險記，看看他們是比我勇敢還是更膽怯，幸運還是更冤枉。真是有很多同好的：
——1987年，《張愛玲在美國》的作者司馬新專門拜訪張愛玲舊居，“新房客很客氣，容許我們內進參觀，並准許在陽台上拍照。”他的勇氣和運氣都要比我好得多。
——寫《張愛玲的上海舞台》的李岩煒曾一處處地考據張愛玲住過經過的地方，到了常德公寓七樓60室門前，直接按鈴，出來“一位上了年紀的清秀老太太，手裏捂着個熱水袋。我說明來意，她略微猶豫了片刻，還是讓我進去了。”運氣也是真好。她描寫門裏的情形：“門廳是狹長的一條，但是也有一定的寬度，因為四面都是門，光線也不顯得暗淡，就像一個開放式的通道，西洋派的彬彬有禮又無遮掩忌諱，隨時準備待客的風度……門廳的左邊，是兩間帶浴室的卧室，這是當年張愛玲與她的姑姑各自的卧室。現在仍做卧室……在陽台上，扶着欄杆望出去，是周圍林立的高樓大廈擋住了天際，可是在當年，從這裏可以望見大半條靜安寺路的繁華和遠處的天際雲影……”
——寫《上海的風花雪月》的陳丹燕也是曾經登堂入室的，“我站在她曾經用過的浴室里，看着那裏的老浴缸，看到那上面的老熱水龍頭H字樣，還有四周牆上貼着的瓷磚，那裏龜裂着細小的裂紋……那些被深藏在牆壁裏面的老管子們，已經有五十年沒有流出過一滴熱水了，可一直到現在，還不時發出‘嗡……赫赫赫’的響聲，震動了整個樓房。張愛玲說它是一種空洞而凄愴的聲音……有一個老太太在陽台上陪着我，她在張愛玲的時代是個年輕的醫生，也愛看《流言》。”電梯工人、一個文了兩條藍細蛾眉的女人還得意地告訴她：“老是有人來問張愛玲什麼的，他們都找錯了，那些台灣人什麼的，還在錯了的地方看，拍照片，像真的一樣。我都沒有告訴他們。”
——然而台灣女作家蕭錦綿卻在離開上海的最後兩個小時，終於找到了念念不忘的“張愛玲陽台”：“此刻，從這方陽台望出去，右前方的哈同花園，只剩下一點點邊。隔着馬路的正對面，古舊厚實的圍牆內，是‘公安局’。隔壁的起士林咖啡店，目前是一個衛生防疫處。”她見到的顯然與我的眼見不一樣。
——1990年張愛玲考據專家陳子善先生也終於登上這著名的陽台，“極目遠眺，儘管四周尚未高廈林立，卻突然發現對面不遠剛剛落成的，三十七層上海商城的雄姿，已使眼前的天地縮小了整整一大截，畢竟今非昔比了。”
——1994年11月的一天，台北《中國作家身影》攝製組在愛丁堡公寓拍攝年輕的張愛玲身影，一位來自上影廠的女演員穿着40年代的“張愛玲式”服裝，孤傲中帶着憂鬱，驚鴻一瞥，是短促的還魂。
——為了寫作《張愛玲地圖》而煞費苦心的淳子女士說自己想找張愛玲陽台，“又怕打攪了別人，站在樓梯的轉彎處，正惶恐猶豫，電梯工人來了，我看着他面善，便說明了來意。正好沒有客人，他就領了我去大街上，把張愛玲的陽台指給我看。”這個運氣，也就和我差不多。
——聽說還有更差的，有位報社編輯為了趕稿專門包了出租車帶她一處處尋訪張愛玲故居，可是又說不清地址，從前的現在的地名纏夾不清，最後竟從常德公寓門前經過而不知這裏就是當年的愛丁頓公寓……也許不能怪她無緣，只是功利性太強，心切而不誠，所以才會入寶山而空手回吧？
——李黎在《浮花飛絮》裏說，他起先去長江公寓（張愛玲離開中國前住過的另一公寓，原名卡爾登公寓）的時候曾在張愛玲舊居門前摔過一跤，便自嘲地想：是祖師奶奶不喜歡被打擾，故意小施懲罰吧？再去愛丁頓公寓的時候就有些犯怯，“到時日已西斜，這兒的門禁比長江公寓森嚴得多，大門深鎖，訪客非按鈴根本不得入……我站在門外路邊照相，兩名年輕女子走過，聽到其中一個低聲咕噥：‘……張愛玲的。’好似見怪不怪了。”
——李黎便是這樣地錯過了，然而她的表弟卻不放棄，仍然一路追考，竟然被他找到了張愛玲在愛丁頓公寓的戶籍：常德路一九五號內六○號十區十三保十四甲貳九戶；戶主是姑姑張茂淵，祖籍河北豐潤，教育程度“大學”，業別“商”，服務處所“新沙遜洋行”，家庭狀況“未婚”；侄女張愛玲的業別卻是“其他”——可見“作家”那時還不算是一項職業，當然也是“未婚”——表格大約填寫於1945年抗戰結束，上海市政府在全市範圍內建立規範戶籍。
……
我回到西安后，將上海之行寫了一篇文章，原本想把樣刊寄給住在常德公寓60室的主人，請求他允許我下次去上海的時候或可登門拜訪，如此方不冒昧。然而後來想了想，已經有那麼多雙眼睛幫我看過，那麼多支筆詳盡地描寫備述，而房主人終究已經不是張愛玲，又何必按圖索驥、刻舟求劍呢？
從常德公寓往西走不多遠就是靜安寺，進門一回頭，“靜安古寺”背後一句“為甚到此”，石破天驚，彷彿是替張愛玲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