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_四牌樓-愛下電子書

第一章

他不知道自己在等什麼。

他很早就對一個人說過：“我要寫一本小說。”那人問：“什麼名兒？”他說：“《阿姐》。”那人很覺無味：“阿——姐——？”

那人是他的初中同學。當時他們已上到初三。在中學裏他有過許多玩得很好的朋友。奇怪的是他並沒有向玩得很好的朋友講起這個念頭。他不想輕易吐露出這個念頭，卻不知為何有一天突然向那同學暴露了。那同學大他兩歲，他們並不怎麼交往。不知怎麼的，有一天，他到那同學家裏去了，他就講到他要寫一本小說，一本名兒叫《阿姐》的小說。

那同學不僅歲數比他大，個頭比他高，臉龐也比他寬，眼神更比他老成，望去不像是個初中生，倒像個早已參加工作的幹部。記得那天那同學穿着一件顯然是父輩留下的舊人字呢大衣，散發出一種樟腦丸和黴菌混合的怪味。那怪味彷彿一直飄散到今天，使他一回想起來就覺得詫異。

他後來成為了一個作家。他發表了好多作品，出版了好多書。卻一直並沒有寫出一篇更沒有一本叫《阿姐》的作品。他一直沒有寫。

但那關於《阿姐》的念頭，一直沒有消失，非但沒有消失，還隨着歲月隱隱地裂變着，猶如癌細胞，惟他自知。多少次他鋪開紙、提起筆，想寫《阿姐》，卻總連題目也落不下，彷彿一位查實癥結的患者，總不能接受外科手術，斷然切下那已然膨脹到不堪狀態的腫瘤。

也許是因為不忍心。

……記憶之中，總記得那個鏡頭：放學回家，在外屋扔下了書包，要到裏屋去——去做什麼？取什麼東西？不復記憶，也無需記憶——總之，就在從外屋往裏屋運動的剎那，看見阿姐同達野哥面對面，都倚着裏屋的五斗櫥——那舊式的五斗櫥不太高，達野哥恰可將一隻胳膊曲放在上面——他倆默默地對望着，彷彿一幅畫，或電影裏的一個鏡頭，令我吃驚，令我好奇，亦使我經受到一種莫名的震撼。

儘管我是一個活生生的存在，他們卻全然置我於不顧，我於他們形同烏有，當我做完我的事，可能是取完一樣什麼東西，走出裏屋，再扭頭朝他們望去時，他們仍那樣一種姿勢，默默地對望着。

那時我還是一個小學生，具體地說，是小學六年級學生，即將小學畢業，馬上就要投考中學。

阿姐和達野哥當時是高中三年級學生，即將中學畢業，他們應該去投考大學。

他有三個哥哥，卻只有一個姐姐，三個哥哥他稱做大哥、二哥、小哥，姐姐因無可比性，所以叫做阿姐。

阿姐比他大8歲。顯然，他們的父母生下阿姐后即決定“STOP”，但那時沒有什麼先進的避孕手段，後來母親又懷了孕，從江湖醫生那裏弄來了墮胎藥，成功地打下了一胎。不料到懷上他以後，同樣的葯不靈，別樣的葯也不靈，總是一吃進去，過不了多久便大吐特吐，直到吐出酸水、清水以至乾嘔，據母親後來承認，最無可奈何時，甚至想爬到五斗櫥上，奮力地跳將下來，以造成惡性小產，但終於沒有那樣做，也便終於生下了他。

他上到初三的時候，便起意寫《阿姐》，但那時倘若鋪紙伸筆，究竟又有什麼好寫呢？

寫一個美麗而朦朧的印象：在故鄉的河道上，阿姐搭乘前面的一隻烏篷船，斜跪在船板上，一隻胳膊伸得直直的，手掌平撐着船板，短髮齊耳，朝這邊船上微笑着——他該是在母親的臂彎里，那時他還沒斷奶，還不會說話，但阿姐的那一姿勢那一笑容，卻照相般留在了靈魂的底片上……

寫在家裏，阿姐同自己的遊戲：阿姐在椅子上開了個賣水的鋪子，大約有七八隻玻璃杯，一隻裝的是白糖水，一隻裝的是食鹽水，一隻裝的是醬油水，一隻裝的是醋水，一隻裝的是兌進藍墨水的涼開水，一隻裝的是兌進紅藥水的涼開水，一隻裝的是單純的白開水……她用廢紙剪成些鈔票，讓他當顧客，一次次地去買她的那些水，沒想到他最喜歡買去喝的，是那藍顏色的水，她漲了好幾次價，而他願儘其所有鈔票單買那一杯，阿姐怕他喝它喝出毛病，不賣了，他便硬要買，最後自然是杯跌水覆、不歡而散……晚上，他往尿罐里撒完尿后，阿姐悄悄走過去觀察，見尿並非藍色，這才扭他耳朵一下走開……也無非這些個。或許，再加上阿姐和達野哥的那個鏡頭。

達野哥是個美男子。

達野哥比阿姐高半頭還多，他額頭很寬，很光潤，頭髮很濃，很黑，眼睛鼻子嘴什麼樣記不清了，總之望上去很協調，找不出什麼缺點。

阿姐算不算美女呢？不知道。從沒有人同我就這個問題展開過爭鳴。但青春期的阿姐確是青春勃發的。阿姐皮膚黑，瘦，額頭有點“崩兒”，兩隻眼睛卻出奇地大，比我們幾位兄弟都大，且是雙眼皮，當時她還有着兩根又粗又長又黑又亮的髮辮，所以外號就叫“小辮”，這外號今天聽來很不雅，因為今天人們心眼兒活，耳朵眼特會從諧音上聽出一種或數種尋常或不尋常的含意，但那時候人們都很單純，至少阿姐他們那一群高三畢業生就都很單純，直到阿姐考上大學以後，她和她的那些大學同學們也都很單純，舉個例說，他們當時愛唱各種中國民歌，猶如今日年輕人愛唱港台流行曲，其中有一首雲南民歌《小乖乖》，我就聽他們唱過，唱得坦然、歡樂而嘹亮，聽得連我也能唱，而且一直唱到我上的中學裏去，唱進教室；好多年以後，有一天阿姐對我說：“‘小乖乖’就是情人的意思！當年我們一點兒也不知道，男女同學就那麼一起唱！”

可憐的阿姐。她同達野哥眉來眼去時，竟還不懂得他們那就是互為“小乖乖”。

但阿姐和達野哥沒有白白度過他們那如花的歲月。他們享受了初戀。

是一個熱得天黑凈也還不能散熱的暑日，阿姐和達野哥要從我家往北海公園去划船。我非跟着去不可。他們說是跟班上的許多同學約好了，一塊兒划船。我說那有什麼，好多我都認識。他們又說不坐公共汽車去，是穿衚衕走過去。我說沒關係，就跟着你們走。不知道為什麼他們終於還是容忍了我。我懵懵懂懂地跟着他們上了路，他們果然走着去，而且果然穿衚衕走過去，有時衚衕穿完了是條大街，明明順大街走更方便，他們卻還穿衚衕，穿來穿去的，把我都穿糊塗了。他們倆只顧在前頭走，邊走邊聊，把我甩在後面，我想有好長一陣子他們根本把我忘記了。不過終於到達北海公園門前時，人家已經開始凈園，進不去了，他們轉身看見了我，阿姐說：“你坐車回家吧！”達野哥給了我車票錢。我腿都走酸了，趕緊去坐公共汽車。阿姐很晚很晚才回到家裏。我被媽媽的責問聲驚醒。阿姐對媽媽的責問應付得不錯，記不得她怎麼解釋，總之媽媽很快釋然。很久很久以後，我問過阿姐：“你們那晚上究竟又到哪兒去了？”阿姐說：“沒到哪兒，就是他送我回家。”“送你回家能到半夜？”“傻瓜！當然是送到院門外，又往回走，走到北海公園，再送……你怎麼連這個都不懂！”

達野哥不是名叫達野，而是姓達野，這是個很生僻的複姓，所以爸爸媽媽都曾斷定達野哥不是漢族人，可達野哥說也許祖上不是，不過從他爺爺起，就不認為自己同漢族人有什麼兩樣了。

他沒有考上一所好的中學。事後阿姐跟他說，她早知道他沒考上志願表上所填的那些好的和較好的中學，因為她讓達野哥替她去查過——達野哥在中學畢業前入了黨，並且響應黨的號召，不繼續升入大學，而是留在中學工作，並且一參加工作便投入了招考事宜，所以能在放榜前就知道他考得如何。父母已為上面的三子一女學業操慮半生，到他這裏已無很大精神調教，所以沒考上好學校也並不怎樣以為然，他自己更渾然不愁，因學校離家較遠，須購電車月票搭乘電車上學，這倒使他覺得比到走10分鐘便可抵達的好學校上學更有趣。

達野哥不僅參與了中學的招考事宜，還在大學招考的考場上當過監考，這使得他在阿姐眼中更有光彩。有一天達野哥對阿姐說：“考場上發現了反動學生，書寫反動標語！”說時還立即從衣兜里掏出一張揉皺又攤平的“反標”來，遞給阿姐看，阿姐彷彿面對一條吐着信子的毒蛇，不敢伸手去接……當時他就在旁邊，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很久以後他回憶起那一景，悟出達野哥一定是在應及時將“反標”上報有關部門之前，故意趕到阿姐身邊以示自己的特殊地位和顛撲不破的價值，但細加爬剔，此事的“合理性”即技術性細節卻頗難合理，不過那又確是百分之一百的真實——也許，這類的記憶反成為了他後來落筆寫下《阿姐》的障礙之一種：他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然而，非得寫下所以然么？人們已經寫下的所以然，都真的所以然了么？

記得是在院裏的合歡樹下，阿姐下的決心。

決心考農學院，學農業機械化專業。

下決心的驅動力很簡單。當時有一部蘇聯——這國已經沒有了，簡直不可思議——電影，叫《幸福生活》，演的是庫班河上的集體農莊的故事，那電影風靡了全中國，影響了整整一代人，作家王蒙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青春萬歲》裏，就寫到因為看了這部電影，所引出的一場風波，後來導演黃蜀芹把《青春萬歲》拍成電影，還穿插了當年那個蘇聯電影《幸福生活》裏的鏡頭，構成戲中戲……那電影把蘇聯集體農莊的生活拍得讓當年觀眾看去實在是人間的天堂，而給阿姐印象最深的，是影片里的拖拉機、聯合收割機等等農業機械的雄姿及其令人艷羨的拖拉機手……

一部電影決定了一個人的一生。這在世界上有了電影以後當然不是頭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例子。電影史家們為什麼不搜集這方面的材料，不對此進行專門的、深入的研究呢？

他記得很清楚，阿姐在合歡樹下踱步，穿着一件格子布縫製的布拉吉，兩眼閃閃放光。其時夕陽西下，餘光斜穿過高高樹冠上那些已開始收攏的羽葉，金紅的絲狀花朵散發出格外濃郁的香氣。阿姐並不需要他跟在身邊，他卻不知趣地仍在阿姐身邊轉磨。現在回憶起來，阿姐在那個暑期已明顯地排斥他乃至厭惡他的“跟屁蟲”行為，有一天阿姐橫仰在父母的大床上望着天花板上抖動的水射光發愣，他便也湊過去橫仰在一旁，不為什麼，只出於一種習慣，卻惹得阿姐倏地跳起來，跺着腳嚷：“你都多大了？！”他掃興，卻懵然不明——不管他多大阿姐多大，阿姐不是永遠比他大八歲么？他做錯了什麼呢？……然而那天，在合歡樹下，開頭厭煩他的阿姐，卻忽然轉身正對着他，雙手扶在他肩膀上，起誓般地說：“我就學農業機械！”

《幸福生活》是一部鮮艷五彩的喜劇故事片。裏面有多首插曲，如《庫班河上風光好》、《從前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等等，然而其中最膾炙人口的是《紅莓花開》，直到1981年作家諶容女士在《收穫》雜誌上發表她的長篇小說《人到老年》，那裏面的角色還在唱着這首歌。

《幸福生活》由當年紅極一時的大導演培利耶夫執導，他的妻子拉迪妮娜出演其中的女主角——一位美麗、精明而強悍的女農莊主席，他們夫婦是那個時代蘇聯喜劇電影的泰斗，夫導婦演，一部接着一部，部部打響，連連走紅。他們自然都是斯大林獎金獲得者。

1953年，斯大林去世了。

1956年，蘇聯共產黨當時的首腦赫魯曉夫作了一個秘密報告，對斯大林進行了猛烈攻擊。在那個秘密報告裏，赫魯曉夫點了培利耶夫拍的這部電影的名，指控《幸福生活》粉飾生活，是給斯大林拍馬屁，是一種最要不得的文藝作品的壞典型。

那以後，培利耶夫倒了霉，《幸福生活》在蘇聯停映。但一般的中國人怎能知道這些個事？那時候阿姐仍在《幸福生活》所喚起的憧憬中學習着她那農業機械的專業，而王蒙正寫着《青春萬歲》，完全正面地寫到《幸福生活》這部電影，中國大地上仍響徹着“紅莓花兒開在夜晚小河旁”的婉轉歌聲……

電影有電影的命運。

人有人的命運。

電影沉下去了。因為看了它而做出重大抉擇的人，是沉是浮，它就不管了。

三十幾年前他就說過：“我要寫一本小說，名兒叫《阿姐》。”

三十多年裏他卻總沒有寫。看看要提筆了，卻又在心裏說：等等，再等等。實在，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在等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