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1
每當想辦一件事卻礙於面子不能四處活動時，他便對妻說：“唉，要能有邢靜那股子勁頭就好了！”
妻也便嘆口氣說：“誰讓我們的臉皮兒這麼薄呢？”
他們所說的邢靜，是香姑姑的二女兒。
2
提到香姑姑，就不能不回想到當年重慶姑爹姑媽的那所住宅。
那所住宅在山城霧重慶的最高處。姑爹當年是國民黨的一個將軍。姑爹不是那種土軍閥出身的將軍，而是畢業於美國西點軍校的親美派將軍，抗日戰爭期間曾在配合盟軍開闢南亞戰場的遠征軍中任要職，進駐緬甸；日本投降后，被先後派往加拿大和美國，任中國大使館的參贊級武官，1948年初回到中國，又在重慶繼續擔任涉外要職，因而生活方式可以說是全盤西化。當年姑爹住的那所宅子，其主體部分是一座花園式洋房，一樓進門是寬敞的前廳，放置着幾組真皮沙發，配有大玻璃茶几，可以用來會見一般的客人；前廳一側是有長餐桌的餐廳，餐桌上常年擺置着西洋式的銀制枝形燭台；前廳另一側是內客廳，沿牆擺着許多沙發椅，可以自由組合成幾副牌桌，也可以撤掉當中的物事當做小小的舞廳。一樓前廳有神氣的弧形樓梯通向二樓，二樓除了許多單獨的可供眾子女居住的房間外，也還有一間相當不小的起居室，當年沒有電視，但有可以收聽短波的落地式木框收音機，有在當年算是相當先進的電唱機和許多的唱片——包括姑爹姑媽他們從美國帶回的許多西洋歌劇和爵士樂唱片……姑爹姑媽的子女們常約上同他們年齡相仿的親戚朋友在那裏聚會、嬉戲、胡鬧；那起居室的落地窗門外面又有一個很大的平台，平台四角擺着四棵栽在木桶里的橡皮樹，平台上經常支着些躺椅,撐着遮陽傘，從那平台上可以鳥瞰長江和嘉陵江匯合處的風光，天氣晴和時江上的船隻清晰如繪，霧氣捲來時遠望如神秘莫測的水墨長卷……姑爹姑媽自己住在三樓，除了卧室還有他們各自的書房和衛生間，三樓之上還有尖拱形的閣樓，閣樓上除了儲藏室，也還有小小兩間設置着小床的客房。那洋房周圍是小小的花園，記得除了尖塔形的松柏、紫藤蘿架、大株的廣玉蘭之外，還有小小的金魚池，月季花圃，以及設置在不同位置的一些盆景。當然甬路邊緣都栽植着總是修剪得整整齊齊的冬青……那時候重慶公共自來水設施很不發達，像姑爹姑媽住的地勢那樣高的宅子常常因壓力不夠而斷水，因此在房后便有一個高似一個的平台，平台上是一個又一個的洋灰深池，池子裏總儲着水，他小時候一直弄不懂那些水池子是怎麼回事，後來知道那是姑爹姑媽自家的一個生產自來水的設施，他們除能自制自來水外，也有自備的柴油發電機，必要時可以自己發電。他記得，在那花園洋房後面，還有一排硃紅色洋瓦的平房，有的住着副官、勤務兵、僕人、保姆，有的則流水般住着一些因各種各樣緣由去拜訪或巴結姑爹姑媽他們的人。但他的父母因是姑爹姑媽的至親，因此倘若去了留宿，便住在一樓客廳后裝置高檔並有單獨衛生間的客房中，他因為小，同父母一起享用過，大哥、二哥、小哥、阿姐他們去了如留宿則都安排到頂樓或樓后平房去住，那客廳后的高級客房即使空着，也輪不到他們享用。其實那客房住着也並不怎麼美妙，父親就曾抱怨過：離廚房太近，廚房的油煙，常從客房的窗子外飄進來，使人在睡覺時也總彷彿呼吸着一種油鍋的氣息。
他那時候還小，記憶比較模糊，但模糊中也還凸顯着某些景象，比如他就記得有一回看見鞠琴坐在平台的一把摺疊椅上織毛衣。鞠琴後來再沒提起過當年曾到田霞明、田月明家湊熱鬧的事，而且後來她入黨時，成分算作小業主，而且屬於那種沒有僱工的小業主，類似農村裏的中農，大體上還屬於勞動人民的範疇，那自然是事實，是事實中的本質部分；但生存軌跡所構成的事實往往是非常複雜的，除了“本質部分”，也還有“非本質部分”，那“非本質部分”就是她曾一度非常艷羨田霞明、田月明她們的闊小姐生活，她常到她們家裏去，比田霞明、田月明她們表妹蔣盈波去的次數還要多，並且漸漸“賓至如歸”，去了不一定非要田氏姐妹跟她玩，她一個人坐到那平台上織毛衣也很愜意。偏他就留下了那麼個鞠琴在平台上織毛衣的印象。記得解放后在北京，田月明剛分配工作剛到北京頭一回來到他家時，他就向田月明報告說：“鞠琴姐也在北京！她在部隊文工團合唱隊唱歌！”田月明便脫口而出地說：“什麼鞠琴！鞠富琴！”是的，鞠琴原來的名字是鞠富琴，參軍時才去掉了中間那個“富”字。田月明對一身軍裝的鞠琴沒有他那種尊敬感，但田月明似乎也沒有當面打趣過鞠琴，在新的社會環境中她們自覺地在新的價值坐標下繼續和諧相處，他從沒聽到過她們提及那棟曾是她們青春舞台的建築物。
在那棟霧重慶山城的花園洋房中，像鞠琴或崩龍珍那樣的小字輩客人常常被一位婦人用藹然而又嚴厲的話語指揮或批評，那婦人對田霞明、田月明、田星明等人也一樣地經常進行召喚或規勸，只是語氣中更多些慈藹和略少些嚴厲罷了——不知底細的外人聽見看見，常誤以為那便是他的姑媽蔣一溪，因為那婦人身着十分考究的旗袍，頭髮燙得中規中矩，淡施脂粉，畫眉塗唇，耳垂上有亮閃閃的耳飾，脖頸上有白生生的珠串，手腕上有亮錚錚的鐲子，手中還時常搖着一把檀香扇或古式的手繪花鳥畫的紗扇，腳下是一雙色調與旗袍相諧的高跟鞋，難道如此儀態萬方的一位女士還不是這宅子的女主人嗎？
不是。她不是。她不是姑媽蔣一溪。
姑媽下面的一輩，都管她叫香姑姑。
香姑姑不是姑爹姑媽的親戚，嚴格來說也不是朋友，她也並不是管家，因為另有一個男的副官相當於管家，她又不是家庭教師，因為她並不教表姐表哥他們什麼，當然她更非女僕，但她又長住在那裏，在二樓上有她專門的房間，她享有許多與主人類似的特權，那麼她是誰呢？在那宅子中她算怎樣身份的一個人呢？
後來，他長大了，才懂得香姑姑是姑媽的一個家庭伴侶。據說舊社會許多有錢人家都有這種人，她們一般也出生在有錢人的家庭，受過相當的教育，只是或她們自己的家庭那時候比較沒落，或她們同自己的家庭產生了矛盾衝突，又找不到別的合適的職業，或竟很樂於到更有錢有勢的人家裏充當闊太太的這種伴侶。對外有時候說成是“秘書”，有時候就不用什麼名目，凡熟悉那一階層生活方式的人一聽主人介紹，比如說“這位是香女士”，那麼就都明白香女士者系何種人物，一般就都很尊重，甚而至於很巴結，因為一般都知道闊太太有左右丈夫的無形力量，而闊太太的智囊和輔臣不消說便是香姑姑一流人物。
後來他知道，香姑姑其實是攀着他父親蔣一水那條線才進入姑爹姑媽府上的。父親早年在北京上學時，同一位叫晏小遲的同學好得要命，竟至於焚香跪拜，結為了異姓兄弟。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父親和晏子遲的那種結拜，構成一種特有的人際文化，那不是開玩笑，而是嚴肅到極點的。在1950年以前，父親和晏子遲儘管長期並不在一個地方生活，但他們不僅保持着密切的書信聯繫，當一方經濟上或別的什麼方面遇到麻煩時，另一方便總是毫不猶豫地傾力予以援助；1950年以後，他們也一度依然如此相處，但新的社會迅速形成了一種新的社會文化，那是不允許人與人之間建構起一種超政治、超社會、超統一價值標準的個人關係的，因而他們兩人特別是父親很遭受到一些衝擊與報應，那是后話，且不去說。
香姑姑名晏子香，是晏子遲的妹妹。
晏家早年在北京也算殷實之家，住着衚衕里一所相當齊整的四合院。父親當年是晏家的常客，自然每次都是去找晏子遲玩，但同晏子香也很熟，晏子香即香姑姑後來向他回憶過：“你父親跟我遲哥好厲害！記得有一回我在衚衕里守着賣紅果酪的擔子，一連吃了兩碗還想吃，你父親和遲哥看見了，說我太貪嘴，便一家揪住我一隻耳朵，硬是那麼把我揪回了院裏，氣得我後來跳着腳哭了一場……”
晏子遲後來畢業於清華大學，又到美國留學，成為一個油脂工業方面的專家，一生經歷很複雜。晏子香中學畢業後上過大學的家政系，這種專業解放后大陸的大學一律予以取締。所謂家政系就是培養闊人家的太太和管家的一種專業，課程除一些文史哲的門類外，主要包括社交禮儀、服飾化妝、房間佈置、烹飪縫紉、育嬰幼教、家庭保健、“派對”(家庭聚會)設計、口才風度、園藝栽培、寵物豢養、珠寶常識、家庭財會、旅遊常識、法律常識、保險常識、家庭工藝品製作、書畫裝裱、書法繪畫、歌詠彈奏……據說到高年級還有關於房中術的講座。晏子香畢業后本應按家庭的願望嫁一個闊佬，但到她畢業時家庭已經沒落，父母又難為她覓到合適的闊佬，她也決意衝破家庭的束縛，自己去闖出一條能遂己願的生活道路。她最初的個人願望是闖入電影界去成為一個明星。據說她提着一隻小皮箱，隻身到了上海，也一度確實進入了電影圈，但一連幾年她都只能是在一些爛片子裏跑龍套，她的名字竟幾乎沒有上過演員表，後來她就死了當明星的心，另覓出路。有傳說她一度成為重慶上層社會的二流交際花，但也混得並不怎麼愜意，後來更傳說她熱戀上了當年的一個什麼健美冠軍，但那健美冠軍後來甩了她，自己遠走高飛，剩下她和一個女嬰。她在一種極為困窘的處境中，找到了她哥哥的契弟，即他的父親蔣一水。當時在重慶海關做事的父親便在那種情況下將她介紹給了姑媽蔣一溪，她到姑媽家去時是隻身一人，那女嬰是讓健美冠軍家的人接走了，還是她送人了，除了她本人誰也不清楚——她懇求他父親不要把她有個女兒的事告訴他姑媽，他父親後來果然沒有說，幾十年過去都沒有說。她到姑媽那裏后，兩人竟一見如故，十分投機，她便留了下來，並儼然成為了家庭中的一個主要成員，除了陪着姑媽聊天解悶，還兼管束那些小姐少爺，倘若姑媽姑爹要組織一個什麼“派對”，她便進行總體設計，而具體事宜都由姑爹的一位副官即男管家再支使勤務兵和男女僕人們去辦理。
“龍珍小姐，喝湯的時候請盡量不要發出聲音！”
在餐桌上，香姑姑輕聲地提醒作客的崩龍珍，崩龍珍抬眼一看，香姑姑正眯着眼睛，微笑着，然而很鄙夷地望着她，崩龍珍便自覺形穢，趕緊坐端正，小心翼翼地把湯勺在湯盤中從內向外地緩緩舀動，又小心翼翼地將湯送到嘴邊，盡量不出聲地喝掉那一勺湯。
“咪妹兒！STOP！”
香姑姑步態優雅地拐進二樓起居室，打斷田月明和西人兩個人擠在沙發上合看同一本電影畫報的甜蜜閱讀，揚起眉毛對田月明說：“親愛的，你該練琴了！我記得你今天還是該彈那一首G大調307！”
咪妹兒即田月明很不情願地站了起來，回她的房間去練琴，原來趴在他們腳下的沙皮狗傑普跳起來追隨着她，她那同班的男同學外號叫西人的混血兒也便跟在她身後，要隨她去。
“西人！你如果不想一個人在這裏看畫報，那我建議你回家去複習功課，你歐媽一定在挂念你了！”香姑姑便非常和氣然而十分明確地阻攔西人隨田月明而去。
“我想聽她練琴！”
“啊，你如果想聽，就坐在這裏一樣好聽的，不必進入人家的閨房，親愛的少爺，那是小姐的閨房啊……”
“閨房？那為什麼蔣盈農、蔣盈平他們可以跑進去聽琴？連傑普也能去……”
“是嗎？”香姑姑故作吃驚聳起眉毛，然後又落下眉毛，微笑度增大，晃着一根手指，着一隻眼，彷彿同西人私語似的說：“親愛的，他們是表哥，是寵物，而你……你是不合適的，就是這樣，你不合適，No，請留步……”
西人睨了她一眼，便只好又坐回起居室的沙發上，胡亂地翻那畫報，而田月明表姐便在那邊鋼琴上賭氣似的敲擊出一串升調音階……
這便是香姑姑當年的小小寫照。
香姑姑在那個家庭里相當地權威，就連他姑爹田得壠——一家之主，似乎也從未駁過香姑姑的面子。香姑姑惟一膺服的只有他姑媽蔣一溪，也只有姑媽蔣一溪才會毫不猶豫地甚至是當著大庭廣眾駁斥或嘲笑香姑姑——儘管那並不經常——而香姑姑至少在表面上絕對地不氣惱不失態，甚至會當即表示接受或接着姑媽的話茬進行一點自嘲。
香姑姑也確實不能不佩服他姑媽。姑媽早在20歲出頭的時候就跟隨他爺爺到廣州參加了大革命，並一度成為何香凝手下的一員愛將，大革命失敗后，是何先生親自向國民黨有關機構打招呼，以公費資格讓姑媽去法國留學，姑爹為追求姑媽從美國跑到法國，他們在巴黎結的婚，後來姑爹回到國內當了將軍，姑媽當上了將軍夫人，抗戰勝利后又隨姑爹到加拿大、美國當了一陣武官夫人，回到重慶住進那個宅子后，姑媽雖說沒有自己的職業，但每天應酬極多，在官場、軍界屬於知名度很高的人物。香姑姑對姑媽是又羨慕又崇拜。香姑姑內心裏對姑媽有沒有嫉妒和鄙薄，不得而知，但據他父母回憶，當時確實一點兒看不出有那樣的痕迹。
當香姑姑和姑媽站到一起的時候，香姑姑立即就被姑媽比了下去。那倒並不是姑媽長得比香姑姑漂亮。恰恰相反，單就身材相貌而言，香姑姑遠勝過姑媽。姑媽中等身材，腰肢不如香姑姑那般裊娜，個頭也比香姑姑略矮，而且姑媽的面部輪廓帶有一點男相，不如香姑姑那麼甜媚。但姑媽一穿戴出來，就總顯得比香姑姑氣派。那倒也不是因為她渾身珠光寶氣，或衣衫格外華貴。恰恰相反，姑媽的髮型往往比較保守，並不像香姑姑那麼時髦，她並不經常戴耳環和耳飾，更不愛戴手鐲，手指上一般只有一枚不嵌寶石的金戒指，那還是當年在巴黎結婚時姑爹購置的，但姑媽在社交場合卻總戴着每粒都有豌豆那般大並且均勻圓實色澤統一的貨真價實的珍珠項鏈，那項鏈在任何光線下都會隨着佩戴者的移動閃爍出許多的十字光芒，那串項鏈常常無言地將在場女賓們身上所有的佩戴物都貶斥為低檔的俗物。而當姑媽一走動起來，一應酬起來，那一顰一笑，一舉手一投足，一高談闊論或一沉默不語，便更是橫掃釵裙，巧言善笑如香姑姑者流，也只好甘拜下風。
……那一回，樓下大客廳和小客廳里賓客如雲，一個官場、軍界許多要員和社會名流及其夫人、少爺、小姐都應邀而來的“派對”，正進行到半當中，一些重要的、不重要的秘密交易正在微笑和暗語中進行，一些愛愛憎憎、恩恩怨怨正在舉杯相碰中曲曲折折地表達。忽然，樓上傳來一聲槍響，跟着是“轟隆”一聲，客廳中馬上有太太、小姐發出驚恐的尖叫，女僕驚惶地把一托盤酒杯傾倒在了地板上，一些男女也不禁面露惶恐之色。香姑姑原來正優雅地揮動着古式紗扇同某位最有身份的女客應酬，槍響后竟五官錯位，扇子掉到地下，又慌亂中自己將扇子踩壞，唯有姑媽全然不動聲色，在人們驚恐的呼聲剛一停歇時，便高高舉起手中酒杯，朗聲地笑着說：“諸位！對不起！今天舞會的信號太惡作劇了一點！不過在此多事之秋，我們何妨振奮起來，先跳出一點樂觀，一點自信，然後再暢談，如何？”姑媽說完一使眼色，負責用電唱機放送舞曲音樂的僕人立即開啟了電唱機，舞曲聲起，姑媽立即邀請最主要的一位官員共舞，幾個僕人趕緊打掃掉落地的雜物，人們雖然對那槍聲是舞會“信號”的說法半信半疑，但也不由得不成對成雙地隨着樂曲旋轉起來……香姑姑一時還收不回神，只得暫且同一些不跳舞的人坐到牆邊椅子上喘息，事後她當著全家人向姑媽說：“一溪姐，我算服你服到骨髓里了！”
那一回樓上的槍聲，是大哥發出的。大哥和二哥偷跑到姑爹姑媽的卧室，大哥用姑爹的手槍對準屋角的衣架開了一槍。姑爹和父親聞聲衝上了樓去……事後姑爹說：“沒想到我們回到樓下一看，竟然一點沒亂，舞局正酣，所以也就沒有公佈真相……我太太豈止是賢內助，真是個無價寶啊！”
香姑姑在這樣一個“無價寶”的熏陶下，很快提升了她那本來就不低的應變能力。加以香姑姑有着似乎比姑媽更勝一籌的鑽營術，到解放前夕，香姑姑便利用在姑爹姑媽家頻頻組織“派對”的機會，使一位喪偶的國民黨官吏迅速墮入了她精心編結的情網，姑媽姑爹便成全了她，使她結束了那夫人伴侶的“工作”，為她操辦了一個風風光光的婚禮，此後她便也成了一位夫人，再造田府時，她的身份便變成貴客了。
香姑姑所嫁的那位官吏，官位不算太高，但長得一表人才，年齡也不算太大，香姑姑是經過反覆比較，才相中他的，有些官位更高的鰥夫要麼年齡太大，身體糟朽，要麼兒女成行，倘若嫁過去勢必難以同那些大兒大女相處，而這位官吏不僅身體健壯，原來的妻子竟又並未留下子女，所以香姑姑覺得嫁給他最合算。他們成婚後倒也真相親相愛，很快生下了一子一女。
香姑姑嫁給那官吏后沒有在重慶待多久便隨那官吏去了南京。那南京的官位是香姑姑給活動到的。後來不知香姑姑又通過什麼辦法得到了宋美齡的接見，並有一張接見的照片刊登在了報紙上。在1949年至1950年的關鍵性一年裏，姑爹成為了國民黨的起義將領，而香姑姑的丈夫成為了一個被俘虜的國民黨官吏。1951年姑爹被安排到南京的一所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擔任教官，姑媽和子女們隨之都遷到了南京，重慶那棟住宅便不復與他們有關。據說後來成為了共產黨高級領導的宿舍。但姑爹姑媽他們到達南京時，香姑姑一家卻又不在南京了。經過一度審查，人民政府沒有給香姑姑丈夫定罪，但也沒有在新的政府中將其留用，香姑姑代為想轍，最後通過她哥哥晏子遲的關係，在北京一家當時還是私營的肥皂廠里給丈夫找到了一個職員的位置，於是他們舉家北上，香姑姑又回到了度過童年和青年時代的北京城。
但香姑姑沒有在北京城住多久，便隻身去了青海。在肅反運動中，那張與宋美齡的合影使香姑姑成為了問題人物。據說審查的結果沒有給香姑姑定罪，也不打算讓她去勞改，不過由有關部門出面，安排了她就業——去青海大柴旦一所勞改農場，在為幹警們的子女而設的小學裏教書，她不僅沒有抗拒這一安排，據說還很高興地——至少表面上是這樣——去了那荒原上的小學任教。她在那裏一教就是8年，每年寒、暑假回北京探親，她丈夫仍在那座工廠——起初公私合營，後來就完全國營，並且有了很大的發展，不僅是生產肥皂——當一個小職員，掙一份小工資，而就在那八年間，她又陸續生下了三女二男，她丈夫姓邢，她的長子叫邢強，長女叫邢玉，二女叫邢靜，三女叫邢清，小兒子叫邢康。
他每當想辦一件事卻礙於面子不能四處活動時，對妻子說：“唉，要能有邢靜那股子勁頭就好了！”所說的邢靜便是香姑姑那二女兒。
3
仔細想來，香姑姑是在時代轉換的關鍵時刻搭錯了車，並且搭的是趟末班車，都什麼時候、什麼形勢了，她還削尖腦袋要去爭取宋美齡的接見！並且據說是賄賂了報紙的記者，才抓拍了一張照片登上了報紙。那並不是一次專門的個別接見，而是一種有一大串婦女過去同宋美齡握手的大呼隆的接見，宋美齡本人一定不會記得有香姑姑這麼個人同她握過一次手，並在握手的一瞬間有鎂光燈刺眼地一閃。這一閃就決定了後來香姑姑在青海荒原上教小學的艱辛歷程。
他記得，在他上小學時，香姑姑曾同她的丈夫——家裏人讓他叫做邢叔叔，到他家作過客，香姑姑那時正從青海回京度假，記憶中，香姑姑一頭女幹部型的短髮，皮膚紫黑，眉眼倒仍然顯得比一般婦女秀麗，身穿洗得發白的藍布制服，腳上一雙帶絆兒的土布鞋；邢叔叔的偏分頭理得整整齊齊，鬍子颳得乾乾淨淨，穿着一身新的藍布制服，腳上蹬一雙當年置下的皮鞋——擦得很仔細，只是已無法發出亮光——因為畢竟留在城市生活，邢叔叔皮膚顯得白皙而細膩，這樣他們並排一坐，便讓人覺得女的非常土氣，而男的倒有幾分洋氣，再仔細觀察，則又會覺得女的身體非常健壯，而男的面頰微凹，彷彿剛得過一場大病，及至對談起來，便又會發現女的中氣十足，揮灑自如，而男的寡言聲微，窩窩囊囊。
不過那時候他沒心去聽香姑姑同父母都聊了些什麼，只留下一個印象，就是他到院子裏同小朋友們玩了一陣以後，再返回家裏時，正聽見香姑姑眉飛色舞地在對父親說——
“……這個思想改造可是頂頂要緊的啊！……”
多年以後回憶起這個鏡頭，他感到有些吃驚，也十分有趣。就同回憶起鞠琴姐曾在姑爹姑媽家那花園洋房的平台上，坐在摺疊椅上愜意地織毛線衣一樣。當年那個身着閃着磷光的旗袍，大耳墜粗項鏈，手搖檀香扇，滿嘴“咪妹兒，STOP！”的闊太太伴侶，難道從這地球上消失了嗎？從哪兒冒出來這麼一個大講青海土坯房裏的土坯桌子土坯凳子有利於思想改造的渾身土坯味兒的女幹部？
後來有許多年香姑姑和他家中斷了來往。只模糊地聽說大概在1962年或1963年，她就病退回了北京，從此待在家中。但偶爾他會聽見父親同母親議論到父親的結拜兄弟晏子遲，因而也便稍稍涉及到晏子香即香姑姑。有一回母親便說：“也不知道那子香現在過得怎麼樣，恐怕惱火喲，她男人一份小薪水，聽說轉國營一定級就再沒往上漲過，她又提前辦了退休，合起來能有幾個錢？就算老大老二工作了能養活自己，下面還有一笆拉子女，日子怕緊得很喲！”父親便說：“為她操什麼心？她那人，什麼時候都混得過去，豈止是混得過去——能拔尖兒她就要拔個尖兒，有小小的一個縫兒她就能全身都鑽過去，有小小的一個坑兒她便能造成一個湖……”再后就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一回母親又極偶然地提到香姑姑說：“子香她當年那張照片，怕又會惹出麻煩啊，唉唉，遇上最凶的‘紅衛兵’，性命怕都難保哩！”那時父親正為自己的命運擔憂，很不愛聽這個話，便煩躁地說：“你去管她！你怎見得她這兩年就沒辦法去跟江青握手，也拍張照片登到報上？”母親從那以後就再沒提過香姑姑。
4
那已經是“文革”後期，他已經娶妻生子，住在小衚衕小雜院的一間小東屋裏，過小日子，忽然一天有兩個女青年來訪，一見面便親熱地喚他：“小表哥！”
他望着那兩個女青年，只是發愣，無論姑爹姑媽那一家，還是曹叔八娘那一家，都沒有這樣的表妹，她們是怎麼突然從斜刺里殺將出來的一對錶妹呢？
那一對錶妹一位個子高些瘦些，皮膚比較白也比較干，另一位個子矮些豐滿些，皮膚比較黃而且明顯屬於油性，臉上不出汗也油晃晃的，她們兩個叫完“小表哥”便自我介紹，高些瘦些的笑吟吟地說：“我是邢玉！”矮些豐滿些的就說：“我是邢靜！”
他一時不得要領。想不出自己有姓邢的表妹。
“我們是你香姑姑家的！”邢玉便提醒他。
“啊，香姑姑！”
他想起來了。香姑姑叫晏子香，嫁了個姓邢的丈夫，可不她的孩子姓邢。香姑姑的孩子以姑媽為本位，叫他一聲小表哥倒也順理成章。
便在小屋裏招待她們，讓座，獻茶，抓出一碟炒花生。
邢玉邢靜便毫不客氣地坐下，大口喝茶，嗶嗶剝剝地吃花生，又東張西望，彷彿把小屋要徹底透視一番，又拿起桌上的相片湊攏了兩顆頭看，又嘻嘻地笑，又指着相片問：“小表嫂呢？小表侄取的什麼名兒？”邢靜又索要牙籤，說花生塞了她的牙，他說沒有牙籤，便向他要火柴。
他妻子回來大吃一驚。他便解釋，邢玉邢靜便也笑嘻嘻地自我介紹。他妻子說要去附近託兒所接孩子，邢玉邢靜便一迭聲地說她們陪她去接，他說他去接吧，邢玉便說：“哪有勞動你的道理！這本是我們女人家的事！”臨到要走，邢靜又說邢玉陪他妻子去就夠了，她留下陪小表哥說話吧。他妻子同邢玉走了以後，邢靜便站到他那小小的書架前，先是用手指頭撥弄書脊，然後就抽出這本那本翻看，也不管書架上方明明貼着他手書的紙條“參考用書，概不外借”，最後將一冊《辭海·藝術分冊(徵求意見稿)》拿在手中，愛不釋手地一個勁翻閱，然後就說：“小表哥，這本借我吧！我下星期就還！”
“我……我還用着哩！”他表示為難。
“我就抄幾條用得着的！抄完就送來！下星期一我一準給你送來！”
他礙於情面，只好說：“我一般絕不借人的，你可一定給我還回來啊！這東西挺不好弄來的！”當時《辭海》尚未正式出版，那“徵求意見稿”的16開印本是他輾轉到手的，彌足珍貴。
妻子和邢玉把兒子從街道上一所簡陋的託兒所接回來了，兒子走在當中，妻子和邢玉一邊一個各牽兒子一隻手，邢玉似乎馬上就同兒子混熟了，一進屋就彎下身子問他：“我是誰？”
“玉阿姨！”兒子脆聲回答。
“對對對！這邊還有一個，叫，叫靜阿姨！”
“靜阿姨！”
邢靜便摸摸兒子的頭，扮一個鬼臉，吐出舌頭尖，還發出怪聲。
兒子趕緊躲到他身後。
他很想問那姐妹倆，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又問不出口。妻子面臨著做飯的問題。是等她們倆走掉再做，還是這就開始做？妻子猶豫了一下，便從小廚房取出飯鍋，到小屋一角的米缸里抓米。
“小表嫂，別弄多了，我們吃不了幾口！”邢靜親熱地說。
這麼說她們要留下吃飯。
邢玉便搶過飯鍋，要去院外公用水龍頭下淘米。邢靜便說要不要拆菜，她是專門學烹飪的，拆完菜一會兒由她亮一手，保准色香味俱全。但最後還是妻子去淘了米，還是他洗了三隻茄子。邢玉邢靜便坐在他們床鋪上逗弄他們兒子，兒子已經脫鞋上了大床，正在床上瘋，把自己的小枕頭從這邊扔到那邊，又從那邊拋到這邊……
當時就那麼個生活水平，一鍋白米飯，一大盤素炒茄丁，一大缽蝦皮紫菜湯，一碟澆了芝麻油的豆腐腦，而且四個半人就圍着他那兼當飯桌的書桌吃，但大家胃口都很好，邢靜一個勁誇他妻子的炒茄丁達到了專業水平，邢玉說下一回一定讓邢靜露一手，妻子搛菜時堅持用公筷，對她們解釋說肝炎還沒有好利落，指標都還高，他便忙跟上去說，他和兒子近期都到醫院檢查過，他們的肝功能倒都正常，邢玉便說她不在乎，小表嫂其實不用那麼客氣，那麼麻煩，她們插隊的農村，誰講究這個？有時候一雙筷子還十個人輪着使哩！邢靜說她口重，一碟豆腐腦幾乎被她一個人吃了個精光，他妻子問她還要不要，原不過順口客氣一句，以為她不至於再要，邢靜卻說“要要要，多澆點兒芝麻油”！妻子只好再去給她從罐子裏搛出一塊，遵囑多澆了些芝麻油——那時候芝麻油可是定量的，他一旁瞧着多少有些心痛；到喝湯的時候邢靜問他妻子：“這麼說，你現在轉氨酶的指標還高？”妻子點頭，邢靜便同邢玉對望了一眼，顯露出一種很欣慰的表情。
飯後又喝茶，又抓出一大碟花生，兩個表妹又嗶嗶剝剝的吃花生。他便細問香姑姑和邢叔叔情況。回答說都好。又說大哥邢強已經從密雲的霧靈山林場調到了密雲縣城，在一個工廠里，挺不錯，正練開汽車，快有駕駛證了；妹妹邢清還跟邢靜在一個地方插隊，小弟邢力初中畢業沒插隊，分配在商場當售貨員，賣香皂牙膏什麼的。後來並排坐在大床邊沿上的邢靜就用腳輕輕踢邢玉的小腿，邢玉就笑嘻嘻說出正題：“聽月明表姐說，小表嫂跟我一般年齡，長得也挺像，又正好得過肝炎，轉氨酶不正常……我辦病退，什麼關節都打通了，現在就差一張醫院的化驗單，下星期三以前我必須去醫院化驗，我報的病退原因是遷延性肝炎，我怕到時候一化驗什麼都正常，又找不到醫院的人幫忙，把我病退的事弄黃了，所以，想求小表嫂幫個忙，那天替我抽血去……反正咱們倆年齡一樣，長相又差不多，到那兒化驗的人又多，大夫工作又並不認真……幫我個忙吧，那農村實在待不下去了！我先病退回來，然後再給小清想辦法……”
他和妻子一聽，頓時有點不知所措。
倒不是不同情邢玉的處境。也不是心裏頭鯁着一個什麼認為自己必得堅守的原則。主要是膽子小，怕惹事。他們夫妻兩家的父母都是一輩子不敢公然逾矩的本分人，因而把他們熏陶得不會撒謊，哪怕那種無害的謊，也不會撒。比如“文革”中他父母為躲避武鬥一度到過北京，被他的同事遇見過，同事後來便問他：“你父親怎麼不穿軍裝呢？”他本可以說：“他經常穿便裝。”或以諸如此類的話對付過去，那其實都還算不得是撒謊。但他偏老老實實地解釋說：“他們軍事院校里的教員有兩種人不穿軍裝，一種是有問題的，比如有個還沒摘帽的女右派，就不讓入伍不許穿；另一種是有民主黨派身份的，比如像我父親，他調到軍事院校以前就加入了‘民革’，部隊按規定是不吸收民主黨派入伍的，所以就也不穿軍裝……”他本來還想接著說待遇與同級的軍官沒什麼不同，也一樣受學員尊敬，等等。但人家已經不屑於再聽下去，而是恍然大悟地說：“啊，原來我們還以為你是革命軍人出身呢，原來你父親根本就沒入伍！根本不能穿軍裝！原來沒摘帽的右派跟你父親在一塊兒教書！……”隨着這話出來，那望着他的目光便頓時有所變化，嘴角隨即也微彎了下來……
但邢玉邢靜就很不一樣。比如他和妻子問到邢靜在哪兒工作時，邢玉和邢靜就同聲回答說：“園林局！”
他便以為是和二嫂沈錫梅在一起，但一細問，是在園林局下屬的一個遠郊公園的一個大眾化的飯館的分店的廚房裏當廚師。邢靜初中畢業以後考上了服務學校，學的烹飪，因為家庭出身和其他一些因素並沒有分配到一個理想的單位，但當人們問到她的工作單位時，她卻會毫不猶豫地說：“園林局！”那並不是一句謊話。但他和他妻子就學不來那種心態那種應對那種氣派。
他妻子並沒有回答她是不是願意冒名頂替幫邢玉驗血以騙取到一張轉氨酶不正常的化驗單，邢玉和邢靜卻滿面笑容地你一句我一句地告訴她，下星期二中午在家裏等她，而且最好他和孩子也去，她們的母親即“你們香姑姑”將請他們全家吃紅燒排骨和魷魚湯，吃完飯後邢玉將帶他妻子去醫院完成那個掉包任務，邢靜並說那一天她也請假不上班，正好陪她們去，相機行事，巧作掩護……她們根本就沒有作出他妻子拒絕合作的估計。實際上面對着這爽朗大方、熱情坦率的兩個表妹，任是什麼樣的小表哥小表嫂也無法拒絕她們的要求，到頭來只能是依照她們的安排乖乖就範。
那個星期二的中午他和妻子按邢氏姐妹留下的地址找到了香姑姑家。原來香姑姑家住在中南海附近的一條衚衕里，在一個小院中，住的是兩間東房。香姑姑見到他以後便滿臉堆笑地說：“啊喲，長大成人了！要不是你叫我香姑姑，我還當是當年的一水哥忽然出現了！”又一把拉過他妻子，上下打量一番說：“好漂亮的媳婦兒！原來我只當這世界上有田月明一個美人兒也就夠人欣賞的了，沒想到還有更讓我們眼睛一亮的！”
香姑姑頭髮花白了，掉了一顆門牙，但面部輪廓仍舊依稀可辨當年的美貌，那在青海高原變成紫黑的皮膚經多年在京調養，退去了一層紫色只剩下淺黑，背一點兒沒駝，雖是家常衣裝，但上身套了一件自己用小線勾出來的鏤空花樣的坎肩，使整個人透露出一種不同世俗的修養與趣味。
令他吃驚的是香姑姑家住的屋子儘管是北京城區中最老朽的灰頂平房，但裏面佈置得卻極具匠心。外間屋比較大，大概有15平方米的樣子，一小半佈置成餐廳的模樣，雖說無非是摺疊桌、摺疊椅，桌布、椅套也無非都是布製品。但在花色的選擇上，可以感到那一定是把當年所有的百貨商場都搜檢了一遍，才終於尋覓到的一種淡綠色底子，上面有深綠色馬蹄蓮圖樣的布料；而從屋頂上吊下的電燈泡上，套着一個用南方竹斗笠改製成的燈罩，就更顯得雅緻非常；那另一半沿牆全是自己打制的沙發。據說是大兒子邢強的作品，材料全是他從林場只付給一點象徵性費用而由司機朋友給白運來的，全部是木框架式，上面擱置着厚厚的大方墊，平擱的是坐席，斜擱的是靠背——大方墊里的人造海綿則是從邢叔叔廠里低價購來的“處理品”，其實並非殘次品而是一等品；屋角則配之以茶几、落地燈，在那個時代尤為令人眼目一新的是從屋角斜掛下一隻椰子殼，殼裏填上了園土，裏面種着吊蘭，那吊蘭長得十分茂盛，從高處一直垂下了不下十個葉叢，那是邢靜從她們公園裏弄來的……開頭他和他妻子很為邢家兄弟姐妹回了家怎麼住而疑惑，後來得知，沿牆的沙發下面全是暗櫃，他們如回家睡覺，人少時睡沙發，人多時就在地上再打地鋪，而被褥枕頭不用時都塞在那沙發下的暗櫃中，也有若干暗櫃是裝他們兄弟姐妹的衣物什物的。又去隔壁香姑姑邢叔叔住的屋子探了一頭，那間屋子很小，估計也就10平方米的樣子，而且沒有什麼像樣的傢具，但一張大床採取了居於室中四面不靠牆的擺法，一下子就讓人感到居住者的教養和品位究竟不同凡俗。
香姑姑果然招待他們吃粉絲燉排骨，還有冬瓜魷魚湯。香姑姑說到頭年他姑媽蔣一溪從南京到北京探望何香凝之餘，也到了她那裏。據說姑媽在香姑姑打開門迎進她去時，不由得感慨系之地說：“啊，啊，你們還存在呀……”
香姑姑重複了姑媽的那句話后，用手文雅地擋住豁牙呵呵地笑着說：“你看，你姑媽竟然說：你們還存在！……怎麼叫‘還存在’呢？難道該不存在了嗎？……”
可是他懂得姑媽的那個感慨，因為姑媽那一次先去看了他，在他那小小的屋子裏，姑媽不僅感慨了他父母的回鄉，感慨了他大哥的淪落，感慨了他二哥因為下放“五七”幹校后沒有被分配回北京而調往了成都。錫梅嫂為了不兩地分居也放棄了這邊園林局的工作去往了成都，暫時在二哥他們那個單位“寄存”(因為那邊一時找不到專業對口的工作)，也感慨了小哥的一個人孤居湘北和阿姐一家的漂洋過海……這都還罷了，末了姑媽還感慨了她去看望何先生的情況，前院何先生的愛子廖承志的住處已經人去屋空，隔着玻璃窗可以看見椅子都倒放在桌子上，那年月怎麼連那樣人物的命運也變得如此險厄？……
是的，姑媽的感慨不無原由，當香姑姑掩着嘴豁着牙呵呵地笑，並且燒出了粉絲燉排骨、煮出了冬瓜魷魚湯請他們享用時，劉少奇已經不復存在，賀龍已經不復存在，作家老舍、翻譯家傅雷、鋼琴家顧聖嬰、一代名伶言慧珠、為新中國奪得了第一枚乒乓球單打冠軍金牌和獎盃的體育明星容國團等等，都已不復存在，早就同國民黨決裂的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也不復存在，並且連林彪、葉群和他們的兒子林立果也不復存在……
不存在的為什麼不存在了？存在的為什麼還存在？
那一定不是一個簡單的原因。
即如香姑姑，她的存在，並且是相當不錯的存在，有很重要的一個因素，便是她和她的家人又特別是子女們的那種超常發揮的自我心理肯定和見縫就鑽的堅韌生存本能。
比如“文革”風暴初起的“破四舊”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衝擊波襲來時，她家自然不可能被輕易放過，一群“紅衛兵”衝到了香姑姑他們院，並且首先進襲了香姑姑家，一個“紅衛兵”指着香姑姑鼻子大喝一聲：“晏子香！老實交代你的歷史問題！”
那“紅衛兵”顯然是從居委會得到的信息，香姑姑早估計到居委會裏的某些人會拋她一點檔案材料，但她心中有數，她的檔案並不由居委會掌握，居委會大概只是從派出所之類的地方模模糊糊地知道她丈夫和她自己解放前都跟國民黨有某種關係，對她實行過某種程度的“內控”，但並不真正了解她的底細，因此她極其坦然地笑着說：“快請進快請進，你們自己看自己看，千萬不要鬧誤會出笑話……”“紅衛兵”進到她屋裏一看，只見毛主席像兩邊，掛着好幾張鑲在玻璃鏡框裏的獎狀，那當然是真的獎狀，是當年她在青海當小學教師時有關部門頒發的；她便指着那些獎狀下面落款說：“你們看，是勞改局頒發的，有的人不懂行，以為勞改局就是勞改犯待的地方，錯！勞改局是管勞改犯的！我是管勞改犯的，也就是說，我是管歷史反革命的呀……怎麼能給弄混呢？”她這麼壯膽一解釋，當時在家的邢玉、邢靜也便跟上去說：“是呀！我媽媽現在是公安部的退休幹部！”“大水沖了龍王廟，管歷史反革命的給誤會成有歷史問題了！”“紅衛兵”便都軟化下來，有的便扭頭要走，偏這時香姑姑反叫住那要走的：“小將慢走！慢走！看，我們把家裏的‘四舊’都破好了，堆在這個紙匣子裏，你們帶走吧！本來我們要燒掉的，後來覺得還是你們來了帶去匯攏了燒更好！”那紙匣里無非是些“文革”前的畫報、小人書、舊教科書之類，一個“紅衛兵”用手薅了兩下便說：“那你們自己燒了吧！”香姑姑卻又攔住那要走的，笑吟吟地說：“小將且慢！喝點茶水再走吧！”原來她已準備好了一壺涼茶和若干茶杯，都已擱在飯桌上，邢玉邢靜便忙倒茶，有的“紅衛兵”也實在渴了便端起來喝，一喝覺得有點異樣，香姑姑便笑着說：“怎麼樣？當年我們在青海管理那些勞改犯，幹警們都很辛苦啊，我就發明了這種喝法，其實很簡單，就是一壺茶里適當地抓一把鹽，再放一勺糖，這樣能平衡體液循環，很科學哩！革命也要講究科學性嘛！”喝了的說好喝，沒喝的自然也就想喝，大家那麼一喝，氣氛就空前融洽了，“紅衛兵”竟是氣勢洶洶而來，和和氣氣而去，鄰居們——包括居委會的某些成員——都看見香姑姑和兩個女兒把一隊“紅衛兵”送出了院門，還相互揮手致意，大有依依惜別的勁頭……
香姑姑就以這樣的心態和技巧渡過了許多的難關。不憑信念，也無所謂立場，她帶動全家以一種沖越羞澀與畏怯的心理優勢不僅生存了下來，而且生存得相當不賴。
5
自從他妻子幫邢玉取得了證明轉氨酶超標確有肝炎的化驗證明以後，他和妻子就密切了同香姑姑一家的聯繫。那時他原來所有的在京親屬和親戚幾乎都遷往了外地，因而同香姑姑一家的來往多少使他那灰色的生活增添了一些趣味。
香姑姑一家的那種無論在什麼社會環境中都保持一種超然的樂觀態度，即使被無可迴避的社會潮流的運作擊落在水乃至於被迫下沉，但只要那潮流略有轉換壓力略有減輕，他們便率先奮力浮冒，乃至於儼然上岸攢行，自謀其利、自得其樂的精神，一次又一次地令他和他妻子驚嘆不已。
按說香姑姑那麼個歷史不僅複雜而且舊社會確實存在着比較嚴重的政治問題的退休婦人，在那一聲比一聲更嚴厲地強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氛圍中，心理上應有一種自我抑制的蜷縮趨向，可是她不，她不僅毫無自慚形穢的感覺，還保持着一種非常欣悅的心態。比如說她就能按花期按部就班地去中南海南牆外觀賞那綠化帶中相繼開放的花卉。“文革”後期因為開始同一些主要的西方國家建交，外交上空前活躍，所以長安街的行道樹和綠地都進行了進一步的整理與豐富，中南海紅牆外的綠化帶精心地栽植了一系列春夏秋三季輪番顯現異彩的花卉和觀葉植物，比如說光春天一季，就有早春的粉碧桃，初春的黃迎春，仲春的白玉蘭和紫玉蘭，還有白丁香和紫丁香，又有從白至粉至淺紅至深紅至絳紅等不同色澤的榆葉梅、櫻花、海棠……那些春花，按說一是讓首長看的，二是讓外賓看的，三是讓工農兵革命群眾看的。但這三種人中似乎都沒有哪一個很認真地循花蹤地去細賞過，偏香姑姑卻是一個得大自在的賞花人。有一回他去訪香姑姑，香姑姑不在家，只有小弟邢康一個人在家裏睡懶覺，一問，說是“我媽賞中南海紅牆外頭的臘梅花去了”。及至香姑姑冉冉而歸，一問，果然，她說那臘梅真不錯，黃中透白，白中透黃，比當年南京中山陵邊美齡宮裏的江南臘梅開得還好……當時看着香姑姑那美滋滋的表情，他心中不由暗想：恐怕那住在中南海紅牆裏頭的江青，也沒那麼個心情去觀賞臘梅吧，那臘梅本該是開給江青等“無產階級革命家”看的啊。又有誰想得到，到頭來倒成為了香姑姑這等人物的享用品！
又比如香姑姑的大兒子邢強，邢強高中畢業后因為家庭出身問題沒能考上大學也沒能分配到一個好的工作，只好去了非常艱苦的霧靈山林場，但他就有本事把那分場的頭頭們籠絡得個個都喜歡他，他還把他們邀到城裏家中作客，香姑姑就炒榨菜肉絲給他們吃。那僻遠林場的土幹部頭一次吃到榨菜，也擱上香姑姑特別會炒，吃得他們搖頭擺耳，讚不絕口。香姑姑就又立即讓小弟邢康去附近副食品店給那來作客的頭頭一人買了一大包榨菜，請他們帶回去試着炒肉絲吃，那並沒有花上多少錢，便使得那幾個頭頭眉開眼笑……後來邢強便設法把自己往縣城裏調，縣城那邊關節打通了，林場分場的頭頭們自然給他開綠燈。邢強到了縣裏一個工廠，很快便又取得廠領導信任，當上了司機。記得1976年“天安門事件”過程中，有一天他去天安門紀念碑周圍抄了些悼念周恩來、影射“四人幫”的詩，順便拐到香姑姑家，發現邢強剛好在家，他便問邢強：“去天安門了嗎？”邢強得意地說：“怎麼沒去？是我把我們廠小麵包開進城來的，一直開到天安門正當中那個門洞前頭的金水橋邊上，我就把車停在那兒，我們那是輛新買的小麵包，血紅色的，廠里領導全在車上，我把車門一開，他們全下去轉悠去了……我在家歇兩天再回去，最後是小王先開車把我送回家，再把他們一車人運回縣裏去……”令他驚異的是邢強說這番話時，落點全然不在什麼悼念周恩來啦，有人影射“四人幫”啦，天安門的事態將如何發展啦等等上面，而是超越於政治情緒的一種個體生命的自足感：別看我在一個遠郊的縣級工廠，我卻能在那一天那一個時候把一輛廣場上可能是顏色最鮮艷的麵包車徑直開到廣場的正中央最顯著的一個位置上！嘿嘿！
香姑姑家離西單商場很近，邢強回到北京城裏就經常去那商場裏細逛，很貴重的東西他當然買不起，但他就總能彷彿掐鮮花兒似的買到在當時很難遇上的新型產品。記得他有一回去香姑姑家，一進門邢強就說要請他這個小表哥喝啤酒，他感到很驚異。因為一般來說邢強總是找到他家去要他請喝啤酒，在香姑姑那裏你往往並不能真正地得到留飯的招待，更何況請你喝啤酒或飲料，結果他就看見邢強拿出一個在當時來說設計得非常新型也就是說相當洋氣的一個塑料啤酒桶來，給他倒下半杯啤酒請他喝，他喝着那啤酒，眼睛只望着邢強不撒手的那個塑料容器，心裏頭當然明白邢強彼時相當自豪和快樂。
邢玉“病退”回城以後，在家待了一段業，其實也並非白白地待着，他就知道，是在積極地找對象——因為年齡實在不小了。香姑姑也曾坦率地請他留意，看有合適的給介紹一個。他和他妻子曾先為邢強介紹過曹叔和八娘的大女兒澗表妹，結果沒成，使他和他妻子深知香姑姑的這些子女眼光都非常之高，所以在給邢玉介紹對象的事上便不那麼積極。可也是，邢玉自己有一回憶及插隊時候的情況就說：“怎麼搞的！不管是公社召開‘積代會’(即‘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還是縣裏召開‘積代會’，還是地區里召開‘積代會’，還是市裡召開‘積代會’，我們幾個人總又遇上，他們就指着我說，邢玉，又是你！……”說到最後，臉上漾出萬分得意的表情，又“自我揭穿”說：“咳，其實那些個‘學習筆記’，全是瞎湊的！有些人不知道怎麼就那麼笨，拚命想當‘積代’，就是不會寫‘筆記’，就是當不成！”
邢玉也跟她哥哥邢強一樣，特別善於抓尖兒，凡當時社會上最招人注意的人和事或與之有關的物事，她總要千方百計去挨上邊。他就在香姑姑家看見邢玉坐在沙發上看一份當時正在籌拍的彩色故事片《海霞》的電影分鏡頭劇本打印稿，見他去了便塞到他手中，讓他“先睹為快”，但又並不答應借給他帶回家去看，因為她答應人家晚上就得給送回去……看得出她的樂趣並不在閱讀那分鏡頭本本身，而是在於別管那時候北京電影製片廠恢復拍故事片是一樁多麼神聖多麼神奇多麼神秘的事情，她邢玉偏能捷眼先睹、捷指先染……當然，那天他還沒離開香姑姑家，就有個小夥子氣咻咻地騎自行車趕到了那裏，闖進屋可以說是相當粗暴地取走了那套分鏡頭劇本，因為邢玉是從她的一個中學同學家裏闖進了那同學哥哥的房間，未經人家同意便硬行拿回了劇本，而那同學的哥哥又是借的同學的哥哥的……總之隔了好幾層關係，不過即便有人當著他的面那麼樣地收回了那劇本，邢玉卻仍然很得意，因為當時滿北京城裏，究竟有幾個人摸着過《海霞》的劇本呀？何況不是文學本而是導演的案頭分鏡頭本！小表哥你可親眼看見了，不是我邢玉吹的吧？
邢玉沒有了劇本，又拿出一本畫報來翻着，相當洋氣，當時自然不可能有美國畫報法國畫報香港畫報……也再難搞到蘇聯畫報，那麼，他就問：“是外文版的《中國畫報》么？”邢玉馬上鄙夷地搖頭，要是《中國畫報》或者《中國建設》或者日文的《人民中國》那就不稀奇了。邢玉便丟給他，啊，是《阿爾巴尼亞畫報》。那時候阿爾巴尼亞的文化簡直要算是允許接觸範圍內最洋氣最現代派的文化了，不是有個順口溜嗎？“朝鮮電影，哭哭笑笑；越南電影，開槍打炮；羅馬尼亞電影，摟摟抱抱；阿爾巴尼亞電影，莫名其妙；中國電影，《新聞簡報》！”順口溜固然主要是抱怨中國自己沒有新的故事片，但那“莫名其妙”，也十足地形容出了阿爾巴尼亞雖然政治上貴為“歐洲的社會主義明燈”，藝術上卻相當地“匪”。因而使一切想突破舊框框的藝術家和欣賞者找到了一個安全而有趣的突破口，邢玉的尋覓到《阿爾巴尼亞畫報》，並在其小表哥的面前炫耀，正是那個歷史階段時髦青年的一種典型做派。但後來人們知道，所謂《阿爾巴尼亞畫報》中文版，其實根本就是在中國編，在中國印的，與中國印的外文版《中國畫報》，其實都出於同一渠道。不過當時邢玉和他都不知道。因此邢玉面有得色，而他非常慚愧——自己怎麼總顯得那麼閉塞和土氣呢？
相對來說，香姑姑一家中邢叔叔最不具備那種心理自我張力，每次他去香姑姑家如果發現邢叔叔也在，那邢叔叔總是同他招呼幾句后便自覺地退縮一角，也並不一定做什麼事，常常是靠在沙發上打瞌睡——但邢叔叔不是越睡越胖而是越睡越瘦，臉頰凹陷得越來越厲害。此外小弟邢康也不那樣形於外地表現出他的心理氣質。小妹邢清一直沒能調回北京——當然經過活動，她已不再在村裡插隊，而到了當地一個水電站當工人，香姑姑提起她來時才顯露出心理上畢竟也有憂鬱和脆弱的一面，曾當著他的面難得地皺眉嘆氣說：“小清可太苦了！特別是她長得那麼美，那種地方男人見了母猴都會覺得是天仙，怎能把她放過？我真怕哪天會出事！”
6
香姑姑一家中最令他和他妻子驚嘆的還是邢靜。
邢靜初次見面就強行借走了他那冊《辭海·藝術分冊(徵求意見稿)》，說是過兩天還，但過了兩周也沒還，過了兩個月還沒還。有一回他在香姑姑家見到邢靜，便忍不住催她還書，邢靜聽了一笑，非常爽朗非常自然地反問：“我是借了嗎？”
他就說：“你怎麼能賴賬？有借有還，再借不難嘛！”
邢靜就雙手一拍說：“我丟了！真丟了！我借了還不了，那就不再借好！”
他沒見過這種人，竟反而一時語塞。
但沒隔兩天邢靜竟搖搖擺擺地到他家來了，進門就說要借一本書。
他說：“你好意思！你上回那書還沒還哩，先還了那本再開口借別的！”
邢靜卻徑直走到他那書架前，瞄準了一把抽出那本書來，那是當年內部發行的一本名為供批判實際上為許多人所欣賞的蘇聯小說《白比姆黑耳朵》，寫的是一條狗的故事。邢靜“大方”如此，他有點急了，不由得臉紅氣粗地說：“你這人怎麼回事，未經允許怎麼私自拿人家東西，難道你是來抄家的嗎？”
邢靜便不請而自坐，坐到他書桌前的那把有個軟墊的靠背椅上，笑嘻嘻地說：“這回保證用完了就還！這回不還你抄我們家去！”
他哭笑不得。邢靜卻揮手讓他坐到對面床上，拍打着那本書的封面說：“你以為這是我自己看么？我是幫人家借的哩！……”邢靜便說出了一個相當知名的作家的名字。不過那作家當時還處於等待落實政策的狀態。邢靜說那作家在她工作的那個遠郊公園附近的村子裏買了房子，是“文革”前買的，買得很便宜，如今城裏待不住了，就成天待在那村子裏頭，也還在偷偷地寫東西，現在當然還發表不了，可是誰知道今後會怎樣？很可能沒多久就會有一個很大的變化，那時候就把抽屜里的玩意兒亮出來，說不定就是個傳世之作。邢靜說她是偶然聽公園裏的人說到那個作家在村裏的住處，便自己找上門去認識的。那作家一點架子也沒有，對她很熱情，跟她聊了不少文學上的道理。那作家告訴她，人道主義是文學的靈魂，文學不要跟着政治跑，政治白雲蒼狗，變來變去沒有意思，文學要追求永恆的東西，人道主義便具有永恆性。那作家也弄到了一些內部發行的“白皮書”(當時那種供批判參考的外國文學譯本，都印成白色的沒有裝幀的封皮)，但只聽說過而沒有得到《白比姆黑耳朵》，邢靜記得他書架上有，所以替那作家來借。
邢靜說：“小表哥，你不也想寫小說嗎？這就是個上門請教的機會嘛！等人家看完了，我找上你一塊兒去取書，聊上一聊，肯定對你有好處！”
這麼著就把他說動了，那本《白比姆黑耳朵》就讓邢靜給拿走了。
過了半個月左右邢靜又來了，他以為是還《白比姆黑耳朵》，或者約他一起去遠郊拜見那位作家。
不是。完全是另外一樁事。從邢靜的表情上看，這回的事更重要。
邢靜告訴他，出版社正組織各系統的業餘作者趕寫一批反映“走資派還在走”而廣大革命群眾與之堅決鬥爭的戰鬥性很強的小說，他們園林局也領到了任務，因而園林局的宣傳科正準備從基層抽十來個人到局裏辦個創作學習班，這可是她脫離廚房油鍋的大好機會，所以她已經趕寫了一篇，準備交上去得到基本肯定，從而進入那個創作學習班，現在她把那稿子帶來了，希望他幫她看一看、改一改，務必改得能擠進那個脫產的創作學習班——這對她至關重要。
他聽了很不高興。便問她看沒看那本《白比姆黑耳朵》，她說在給作家送去之前看過了，特棒！他便說：“可是呀！那作家不也跟你講了嗎？文學別緊貼着政治，何況什麼批‘走資派還在走’，批什麼‘唯生產力論’，得人心嗎？誰看那樣的小說？你既要寫小說，為什麼不寫點表現人性、人情、人道主義的呢？”
邢靜便坦率地說：“那樣的小說我以後再寫吧！現在我顧不了那麼多！先跳出廚房再說！……”
他不願看她寫的那破小說，她便說：“你不願意看，那我就念給你聽吧！”接着便念……
她給她那小說中“還在走”的“走資派”取名兒叫郅夢奇。她停下來解釋說：“戰鬥英雄郅順義的那個‘郅’，諧‘資本主義’的‘資’那個音，夢奇，就是劉少奇已經打倒了，他還夢想復辟劉少奇路線……”
他不禁為如此粗鄙的創作構思“撲哧”一聲笑了出來……
但邢靜就憑那篇稿子擠入了創作學習班，當然她那篇“小說”後來沒有被錄用，而且他們那個“班”被出版社錄用的那一篇“佳作”後來也沒排成鉛字，因為不久“四人幫”垮台了，出版社取消那本書的出版計劃了。
邢靜對那本書出不出原本也不在乎。她在乎的是藉此機會認識了不少局裏的幹部，這樣那個創作學習班解散時她就不是回到那個遠郊的公園去，而是調換到了動物園的一個對外餐廳工作。
又過了一陣邢靜忽然跑來找他。他先發話說：“你來得正好！那本《白比姆黑耳朵》該還給我了！”
邢靜便說：“我哪兒顧得上那個！現在那書也公開出版了，書店裏很好買，你再買一本不結了？我找你是讓你幫我湊一套高中文科複習資料……”原來她已決定報考大學。那一年大學恢復了正常招生。她要直奔北大中文系而去。
那一天他妻子也在家，妻說：“連我都想考哩！唉，誰讓我蝸牛似的背上了這麼個殼兒，還搭上一大一小兩個光知道吃飯不知道做飯的瓢蟲！”
他便為邢靜找複習資料，支持她考大學，同時也真的補買了一本《白比姆黑耳朵》，這一回不是內部發行的白皮書，而是公開發行的有裝幀的新版本。
7
在一個迅速轉型的社會中，個體不失時機地順勢改變自己的位置與角色，是很自然的事。他就因為發表了一篇《遲來的春風》，得以調到一家出版社當文學編輯，並正等待着作家協會一類機構和所謂“專業作家”一類建制的恢復，好當上一個“專業作家”。那幾年他真有點“春風得意馬蹄疾”，人模狗樣地混得特別滋潤，最令人艷羨的就是很快分到了一套新住宅區的兩居室住房，那年月里只有當時正當權的幹部和原來有相當級別“文革”中被打倒又恢複名譽被落實政策的幹部，以及能列入“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名單中的幸運兒，才能順利地立即分到新居民區新樓里的新單元房，而後面那個名單中像他那麼個資歷那麼個年齡的，他幾乎是一個孤例，列在他前面的倒數第二的一位專家，也已年屆花甲，並且早有幾大本著述。
雖說分到的單元房在沒有電梯的六層樓的最高一層，而且施工水平實在不敢恭維，水泥地面上有許多濺落的水泥團塊和灰漿穢物，人住前必得再細細收拾一番，那心情仍是昂奮與歡快的。
那一天他和妻子正汗津津地蹲伏在空房中用鍋鏟與改錐颳去地面上已然板結的水泥團塊，突然有人敲門。家還沒有搬過來，何以便有人拜訪？
他去開門，邢靜臉上油光光的，呵呵笑着走了進來。
“你真是個女福爾摩斯！”他不由得驚嘆，“這地址我們一個親友也還沒來得及通知哩！”
邢靜也不解釋她怎麼神通廣大地將他們夫妻二人當場捕獲，只往廁所間走，拉開了廁所間的門，一聲怪叫：“喲！死悶罐子呀！”
那單元房的廁所間設計得是挺不合理，狹小得裏面只有一個沖水蹲坑，沒有窗戶，大白天進去也必得拉亮電燈。
他妻子便解釋說：“上頭有個通氣孔，能散掉點味兒。”
她卻有更高要求：“地漏呢？有地漏嗎？”
他和妻子便都慚愧。那廁所間沒安地漏。
她以一系列動作表示她要立即用那廁所間方便一下。
他妻子便忍不住說：“我們都還沒用過呢……還沒來得及收拾……”
他也忙說：“排水管道里堵着些什麼東西，大概也是水泥團塊，泄水不暢，我們正想解決這個問題哩……”
邢靜卻笑嘻嘻地說：“沒關係！我不在乎！”她將廁所間的門“哐”地一關，逕自方便起來了。
妻子以責備的眼光瞪着他，他無可奈何地聳聳肩。
邢靜上完廁所以後，便到廚房水池去洗手，誇說廚房的結構還不錯。
他和妻子便說煤氣還沒通，也沒帶水壺來，所以沒法子招待茶水……其實豈止是沒有水壺，整個單元里那天惟有的攜來物是兩把摺疊椅，算得再細點也無非還有拎在他手中的改錐和拎在妻子手中的一個舊鍋鏟。
邢靜自己大模大樣地坐上了一把摺疊椅，臉朝他說話，他便坐上了另一把摺疊椅，妻子愣了一下，便只好且到另外一間屋子裏去刮地。
原來邢靜參加高考的分數已經下來了，騎著錄取線，她怕被“平衡”下去，所以急如星火地來捕獲他，“小表哥你這個忙可不能不幫，你是老師院的，你一定馬上到師院裏給我說說情去，我能上個師院中文系就知足了！當然我可不樂意吃粉筆灰，不過還有四年哩，先上了那中文系再說，到畢業的時候我再想轍！……”
又給他派任務、出難題！
“哎呀，我畢業那是哪年的事情了？如今管事的人早變了……”
“我就知道你要這麼說，你現在出名了，好大一個面子，管那些個人是生的熟的，你去推薦我肯定有用，你去，一定去，明天一早就去！”
“哎呀，我到那兒找誰去呀？真不好意思……”
“幹嗎不好意思？找誰，到了那兒自然能尋着目標，我也已經打聽出了幾位關鍵人物的名字底細……要去就得去個大早啊！不是去辦公室找，是去他們家裏找，趕在他們吃早點的時候找……本來我想今天晚上就拉着你去，可我聽說他們晚上經常不在家，容易撲空，一大早就不一樣了，誰能在外頭睡覺呢？一逮一個準兒！好，不跟你嗦了，明天一早六點半，咱倆在師院門口見！”
“……”他簡直不知該怎麼推掉這樁事。
“明天不是約好了胥保羅他們來噴牆的嗎？”妻提着鍋鏟從那屋走了過來，板著臉說。“不是還要先蹬着平板三輪去借噴漿機嗎？”
“……”
他不記得邢靜是怎麼告退的了，彷彿也並不怎麼掃興，只是依然精力充沛、信心十足，並且不怕碰釘子也不計前嫌地繼續為她自身的利益去奮鬥。
幾個月過去了，他忙於搬家、安排新的生活秩序，寫新的作品和參加新的社會活動，邢家兄弟姐妹再沒一個露面，他和妻子也沒工夫去香姑姑家，所以究竟邢靜上沒上師院中文系，也就不清楚。
有一回他參加一個文學界的座談會，有個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教師——本身是個評論家——過來緊緊地同他握手，說了一些仰慕他的話以後，又忽然說：“你跟你表妹長得確實有點兒像……”
他吃了一驚。他表妹？哪一個表妹？誰？
最後他恍然大悟。原來邢靜活動的結果，不是上了師院中文系而是進入了北大中文系！推薦她的不僅有她的“小表哥”，還有那位一度蟄居香山而又復出的老作家，以及一兩位名聲顯赫的大學者……他是怎樣推薦她的呢？據說是與那位老作家聯名寫了一封力薦她入學的短訊。而邢靜在學校里經常提起他來，形容他在她家裏吃排骨時被碎骨頭嵌進牙縫裏剔不出來的慘相……
8
他後來成為所謂“文藝界”中的一員，不僅同許多作家相熟，也結識了若干別的藝術家，比如說電影導演。一位導演朋友曾很誠懇地對他說：乍讀你的小說，總是很激動，產生出一種搬上銀幕的慾望，但是冷靜下來一想，就覺得難度很大——你小說中人物的“前史”太多了，用電影語言表現起來太麻煩，可甩掉那些“前史”，又不足以體現出你的追求……
是的，“前史”，這個包袱，為什麼總扔不掉？
不要問是從哪裏來，也不要問將往哪裏去，不行嗎？
生存的意義，只在此時此刻此身此意，不是嗎？
生活並不是一頭亂髮，加些香波用水洗過，再用梳子一扒，便可呈現出所謂的“本來面目”；人性也並非一團亂繭，用熱水煮過，便可繅成縷縷分明的真絲。
他的追求？他其實從來沒有為自己設定過那麼個梳理個體生命“前史”的追求。那是無形中產生的。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心理結構。倘若他是香姑姑，是香姑姑的那些寶貝兒女，他是決然不會對別人的“前史”產生濃厚興趣的，而且最關鍵的是——可以做到真正忘卻或至少是冷凍自己的“前史”，非常愉快地適應一切客觀狀態，並且哪怕只有一隙機會，也要非常坦然地從中榨取出最大的好處來。
香姑姑的幾個兒女中，最讓他鬧不清“前史”的，是小女兒邢清，邢清插隊的時間最長，回北京最晚，特別鬧不清的是邢清回北京以後那頭兩年的“近代史”。只是有一天，邢強突然來找他辭行——說是已經在剛開闢的深圳特區找到了一份差事，這就要去那邊報到，他便說去深圳當然好，那是改革開放的最前沿，邢強卻只是笑呵呵地說：“那兒能看香港電視，每天晚上放映一部西片。我就喜歡看那個。”他妻子在一旁說：“深圳好遠啊，離開北京，你捨得么？”邢強滿臉的笑紋抖得更深：“深圳能有多遠？小妹她去得更遠哩……”他和妻子這才知道邢清又離開北京了，去哪兒了呢？比深圳更遠是哪兒？
邢強臉上漾着蜜，卻賣起關子來，故意用顢頇的口氣說：“她、她去的那個地方叫、叫什麼一大串兒的什麼‘柯’……啊啊，對對，叫聖·弗朗西斯柯，是那麼個名兒……”等到他和妻子臉上禁不住現出未曾料及的吃驚表情，邢強才又伶牙俐齒地說，“她去三藩市了，就是三藩市，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最有情調的地方！”
原來邢清嫁給了一個美國人，一個華裔美國人，一個相當富有的美籍華人。她怎麼會嫁給了那人？那人怎麼會娶了她？至今他也搞不清楚。也不必搞那麼清楚。清楚的是自她去了美國以後，香姑姑一家人陸陸續續都去了美國，這些年又都陸陸續續取得了綠卡或者入了美國籍。
據說香姑姑到了美國以後，並不在女兒女婿家裏靜養，而是同許許多多當年在重慶、南京的朋友或相識者取得了聯繫，其中有一部分或熱情或並不是特別熱情或僅是禮節性地表示歡迎她得便去他們那裏“玩玩”，香姑姑便一概報之以熱情的回應，她周遊美國各州，到昔日的朋友家中這裏住上十天半月那裏玩個三天一周，老朋友驚異地發現，她雖經中國大陸三十幾年的改造磨鍊，而一旦重返西方文化，依然那麼如魚得水，進退適度，風姿宛然，惹人喜愛，而且她的英語口語不僅很快又達到流利並且儒雅過人……更有傳言說她經過多方設法，終於得到機會去紐約長島宋美齡隱居的處所拜見了宋美齡。雖然前後只有十分鐘的時間，但又拍下了一張握手的照片……這張使香姑姑備感榮幸的照片，卻又並不妨礙她在10月1日那天隨另一些朋友去紐約四十二街街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紐約總領事館參加盛大的國慶招待會。在那招待會上她雖然臉上的脂粉難掩已深的皺紋，但一身合體的淡紫色旗袍，領口綴着銀閃閃的葉形飾物，搖着鏤刻精緻的檀香扇，手舉斟着中國通化紅葡萄酒的高腳酒杯，與一些熟人和半生不熟的人乃至全然陌生的人自由組合著做一些風趣的中英文夾雜的交談……同“文化大革命”後期在北京中南海紅牆外興緻勃勃地欣賞那江青或鄧穎超都沒有欣賞過的臘梅花一樣，香姑姑心情閑適而愉悅……
邢靜從北大一畢業就去了美國，直奔普林斯頓。她留學的專業是比較文學，但她很快就意識到那是個學成后難以找到職業的冷專業，因此她千方百計找到了一個金髮碧眼的合作者——她們合作用英文寫小說，一家美國出版商接受了她們的書稿，書里講的是一個以中國50年代“土地改革”為背景的東方愛情故事，地主的兒子愛上了一個貧農的姑娘，他們的野合和雙雙殉情是書中的兩個高潮；據說是為了“讓美國人看得懂”，書里那些鬥地主的年輕人她們一律稱做是“紅衛兵”！奇怪的是她們又並不寫成是一個“文化大革命”中的故事。又據一位以“交換學者”身份去美國大學裏搞研究的中國副教授說，他發現署名波特·靜·肖爾的這本名為《水鳥哀鳴》的英文小說其中大段大段地意譯着中國大陸30年代的一部中篇小說和50年代的一部長篇小說的內容。但不管怎麼說，如今名義上仍在攻博士學位的邢靜混得比絕大多數同期前往美國的留學生們都要好上許多。
邢玉去美國比較晚，一到美國她就給他妻子寫來一封口氣快活得不得了的信，說“我住的房子後頭就是個美麗的游泳池”，令人感到美國確實是個遍地黃金彎腰即可拾得的地方，但他和妻子一加推敲，就估計出她一到肯定只能暫時住在妹妹邢清家中，那樣的家庭房後有個美麗的游泳池毫不奇怪，而邢玉是可以把輾轉硬借來的電影《海霞》的分鏡頭本也視作“我的本子”的，把親妹妹的房子及房后的游泳池心安理得地稱為“我的”，並以大快活的口氣加以報告，又有什麼稀奇呢？
“邢玉都30出頭了吧，又不會英文，又沒有一技之長，她在那邊可怎麼混呢？總不能老住在妹妹妹夫家裏，靠人家資助吧？”妻子嘆息着說。
“香姑姑一家的人，用得着咱們操心？他們肯定一個個都能活得比咱們滋潤！”說這話時，他心裏說不清是有幾分艷羨，幾分嫉妒，幾分鄙薄，幾分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