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_四牌樓-愛下電子書

第十二章

家裏來了不速之客。一位年輕的女性。自稱來自遙遠的故鄉。她拿出工作證給我看，我沒有在家裏檢查別人工作證的習慣。我細細打量她，我真懷疑她來自那遙遠的縣城。她的衣着很入時，那衫、裙和露出的木耳領襯衣顯然是價值不菲的來料加工然後又“外轉內”的三件套；只是腳上的一雙半高跟鞋樣式落伍而且做工粗糙，透出一股土氣；不過在我們這個大都會中，七成以上的摩登女性也是衣衫不讓港台而鞋襪大為“露怯”。據說有位境外的攝影家來大陸后專門拍了一組都會女郎的照片，裁為兩截刊載在雜誌上，小腿以上的部分說明詞是：“猜一猜，她們行走在香港、台北還是新加坡？”小腿以下部分的說明詞則是：“不用猜，全是大陸靚女。”來客落座後進一步說明來意，是為了了解我七舅舅的情況。我不免發愣。

七舅舅是我母親的從堂兄弟。七舅舅的胞妹中有一位我喚做八娘，八娘的老伴我本應稱為八姨父，因為覺得繞嘴，他姓曹，我便稱他為曹叔。按說“七舅舅”這麼三個音節的稱謂也夠繞嘴的，但不僅是我，我們家族中與我平輩的，也都不簡化為“七舅”，都一律叫他“七舅舅”，就是我父母以及八娘曹叔他們，提起來也是說“你七舅舅”如何如何，而不說成“你七舅”如何。多一個音節少一個音節值得這麼細交代么？值得。細細推敲，“曹叔”、“七舅”這類雙音節稱謂，似乎體現出一種陽剛之氣，而“七舅舅”，就化為柔曼的韻味了。的確，回憶起來，我的這位七舅舅，無論形象、性格、做派，都絕少陽剛之氣而只使人聯想到天鵝絨一類的東西。

50年代初，我已隨父母定居北京。正上小學。一天放學回家，見家裏來了兩位生人。一位胖胖的男子坐在椅子上朝我眯眯笑。我覺得他處處都是圓的。圓圓的腦袋(他不留長發，我每次見到他，他總像剛從理髮館裏理完髮出來，不是時下時興的那種有稜角的“板寸”，而是隨頭形而保持等長的短髮），圓圓的光下巴；圓圓的肚皮；圓圓的手；圓圓的鞋頭。他的五官似乎都是圓形的。母親一旁對我說：“快叫七舅舅！他跟你七舅母剛下火車哩。”我叫過七舅舅，便去親熱七舅母。七舅母的形象沒有什麼特色，但我記得母親多次談過，我落生時是七舅母接的生。七舅母是個助產護士。七舅舅是個牙醫。

七舅舅和七舅母那一回是利用休假時間來北京遊覽。他們來自上海。父親因為天天要去機關上班，不能陪他們，母親雖是家庭婦女不用上班，但一來體力不支難以天天陪同，另外也須在家裏安排飯菜，所以陪得也有限；我很想天天陪他們，但父母和七舅舅七舅母都要我好好上學、用功，所以也只能是在課堂上托腮與他們一起神遊。

別看七舅舅那麼富態，似乎行動不那麼利索，他的遊興可真濃得出奇。天天早出晚歸倒也罷了，他的一大特點，是要按照旅遊地圖和指南上所標示介紹的一一游遍。沒幾天以後我就發現七舅母寧願留在家同母親折豆角、擀米粉、聊閑天，也不願再隨他出遊了。七舅舅的旅遊地圖和指南不止一種，有解放后也有解放前的，至於當時新出版的，有多少種他就買多少種。一天吃早點時他問我父親：“利瑪竇墓怎麼個去法哇？”我父親稱得上是個“北京通”了，在這個問題面前卻也張口結舌。但傍晚時七舅舅興沖沖地回來了，滿面紅光地向大家宣佈，他終於在阜成門外的一個什麼旮旯里找到了利瑪竇墓。我母親問他風景究竟如何？他說有一塊碑，他見到了。

父親望望他，不問什麼也不說什麼。後來七舅舅和七舅母回上海了，我聽父親向母親議論七舅舅說：“他那個人呀，連利瑪竇墓那樣的小風景也不放過，可他根本是豬八戒吃人蔘果，哪裏品得出滋味來？他是急匆匆地把旅遊圖和指南書上提到的地方都轉上一圈，滿足於到此一游罷了。比如利瑪竇，他究竟知道這位意大利傳教士多少事迹呢？”母親夫唱婦隨地說：“是呀！不光逛風景如此，就說看戲吧，他是什麼戲都要看，可他連好戲孬戲都分不清，好的也不見他感動喝彩，孬的也不見他厭煩皺眉……”

七舅舅來京時，的確幾乎天天晚上吃完晚飯便趕往戲園子看戲。話劇對於他來說不算“戲”，他只看古裝戲曲。我父親陪他看過梅蘭芳的《霸王別姬》，我小哥陪他看過程派青衣趙榮琛的《荒山淚》，我母親和七舅母陪他看的場次就更多了，我總是鬧着要跟七舅舅去看戲，多半是讓母親強行留下，讓我在家溫書，但總算也看了一些。七舅舅好看戲，但並不懂戲。京劇、崑曲、河北梆子、蹦蹦兒戲(就是評劇)、曲劇(當時剛剛形成)以及恰逢進京演出的漢劇、豫劇、贛劇、花鼓戲……他都一視同仁而並無偏愛。一流劇團大名角兒演的戲和末流劇團四流演員演的戲，他都一樣地坐在位子上不知是同樣地認作享受還是同樣地當作消磨時間。記得有一回我同母親陪他和七舅母看一出場面瘟得不行的梆子戲，一位嗓音沙啞的小生在紙片搭成的“望鄉台”佈景上唱個沒完，我打完個瞌睡，一睜眼，那小生還在唱；再打完個瞌睡，再睜眼，還在唱！但我斜眼一看旁邊的七舅舅，他坐姿不變，但雙眼合攏，他不僅在打瞌睡，而且還在均勻地打鼾。顯然他比我更難享受那小生的綿長詠唱，但散戲以後，登上三輪(那時七舅舅出遊及上戲園子多半雇三輪)，摟着我坐定，七舅舅卻悠悠地自言自語一聲道：“唱得好啊！”

我和七舅舅交往不多。剛才講了，他和七舅母住在上海，而我40年來一直住在北京。七舅舅也很少成為我父親和母親談及的話題。但七舅舅畢竟是我三親六眷中的一員，所以等我上到大學以至工作以後，零零碎碎也就知道了七舅舅不少情況。據說七舅舅的醫術非常高明，在上海牙科界中坐頭幾把交椅，解放後頭一回評定工資他就掙200多塊人民幣，這樣的工資直到十幾年前聽來還是令人咋舌的。他和七舅母沒有子女，因此他們的生活相當的富裕。自50年代末他就不輕易直接給患者治牙了，而是悉心地培養徒弟，他的徒弟總是同他建立起一種類似父子至少是類似叔侄的親昵關係。有幾位乾脆就拜他為乾爹。他的每一位徒弟後來都成了有口皆碑的好牙醫。據說上海的高級幹部、社會名流都經常指名道姓要他的徒弟給治牙鑲牙，倘若他親自出馬，則更覺榮幸而放心；他和他的徒弟們還有兩點廣泛地為人稱道，一是對普通的市民患者與對上述人士的態度絕無差別，二是絕不靠醫術謀求額外的好處，小禮品有時收下一點是因為不收似乎過於絕情，貴重禮品則堅辭不收。

七舅舅在上海治牙以外的時間，據說大多用在兩件事上，一是吃館子，一是進戲園子。他終於吃成了一個圓滾滾的大胖子，但始終沒有看戲看成一個行家。他吃東西絕不忌口，各種風味各種菜肴他都樂於品嘗，並且還親自在家裏同七舅母一起自製水豆豉和豆豉，這是兩種我們家鄉的家常佐餐食品。製作過程中都要刻意讓黃豆瓣長上黴菌，按說他們兩位大夫應該最忌諱這種食品，但他們幾乎是無一日不食這類東西，還有糟蛋、腌肉、熏魚等等。說來也怪，他們吃了一輩子時下保健書中諄諄告誡不宜食用的這類含有“致癌物質”的食物，卻都沒有患上癌症。

上海這地方說實在的除了吃館子進戲園子以外，也就只能是逛商店，風景真是沒什麼風景，於是七舅舅七舅母逢到休假期間，照例是走出上海去逛風景，他早在60年代初就自費乘飛機游過海南島，以那個時代的總體風氣及他胖大的身體而言，真不可不稱之為壯舉。據說他每去過一處就在他保留的旅遊地圖及旅遊指南書上在該處畫上一個圓圈，頗有某類高級幹部圈閱文件的架勢——永遠只是畫圈，而並無一字一句的批語。

在很長的時間裏，我得到的信息都說明七舅舅是個絕對不問政治的人。過往北京的親友們，特別是我這一輩的，常常傳說一些關於七舅舅的笑話，比如他家中雖然既訂有《解放日報》又訂有《文匯報》還加上《新民晚報》，但這絕不是因為他對時事有一種超乎常人的興趣(很長時期里這些報紙的時事報道是大同小異乃至於完全相同的，最關心時事的人也訂一份足矣)，而是因為這些報紙的廣告欄中戲曲演出的廣告常可互為補充，如有一兩份報紙因故未登完全，則另一份報紙上必可鉤沉，便於他遍看諸戲。上海最常演出的戲曲是越劇和滬劇，儘管七舅舅始終不會說江浙話並且不能完全聽懂上海方言，但他面對越劇和滬劇的演出，仍能甘之如飴。

有一則軼聞大約過分誇張，屬演義性質，但聽完細想，倒也恰能傳神。據說60年代初，大約已進入“三年困難時期”，中蘇兩黨的分歧已通過報上刊登的“公開信”暴露於世。有一天七舅舅在飯桌上聽到外甥女或者某徒弟——他幾乎每餐總要留親友乃至偶然造訪的不甚相干的人吃飯——大聲議論時事，不禁難得地開口問道：“怎麼？蘇聯把專家都撤走了么？”惹得其他人——包括七舅母——都面面相覷，老天爺！他怎麼才知道！都撤了一兩年了！大家爭先恐後、你一嘴我一嘴地向他灌輸了一番，他表情如故，輕鬆而閑適地吃飯，也不知道他聽進了多少大家講的政治時事。

“文化大革命”的疾風暴雨來臨時，我驚嚇成了一隻傻鴨。但到1966年秋後，因為出現了一個“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階段，我所在學校的黨組織和工作組以及第一茬“革委會”相繼被“造反派”轟垮。而“造反派”又很快分裂，故而出現了一種絕對混亂的局面，絕對的混亂造成了權力真空，因而大家都反倒鬆了一口氣，適逢“革命大串聯”之風興起，因此我也便裹挾在“大串聯”的旋風裏，擠進了沙丁魚罐頭般的硬座車廂，鑽到座椅下躺了二十幾個小時，串聯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自然要去看望七舅舅和七舅母。按地址前往時，心中不禁惶然。我平時並不同他們通信，依北京“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標準而言，七舅舅很可能被指認為“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而受到衝擊，真不知我能否順利地看到他。他和七舅母住在離市中心並不太遠的近郊新居民區中。我竟很順利地找到了他們的住處，並很順利地見到了他們二位。

七舅舅和七舅母大約屬於上海市民中最早住進單元樓房的幸運兒。他們的住房寬敞而整潔。七舅母見到我是“驚呼熱中腸”，七舅舅呢，卻淡淡的，彷彿我們不是十多年未見，而是昨天才剛剛見過。我見他們的傢具擺設十分質樸，問他們是不是因為“破四舊”時把那些礙眼的東西破掉了。正巧六娘的女兒瑤表妹住在他們那裏，遂告訴我，他們這裏原來也並無什麼稱得上“四舊”的東西。我在那裏住了幾天，漸漸知道多年來七舅舅七舅母就是那麼過的。他們過得很舒服很實惠，應有的盡有，但避免一切多餘的“符號”。比如他們的床雖是寬大的席夢思床，但床欄絕無新奇的樣式與裝飾，鋪的床單、枕巾、枕套以及罩單，質地優良但一律素色或僅有條紋或格子，沒有一點花朵或其他的圖案；沙發坐上去很舒服，但式樣單調而古板；牆上不掛任何照片、圖畫或裝飾品，沒有花瓶及其他任何純裝飾性的擺設；暖水瓶有好幾個，但也都是素色外殼的；走進衛生間，所有的毛巾也都是沒有圖案的；書架上除了醫學書和字典之類的工具書沒有任何一種文藝作品；七舅舅的那些旅遊圖和旅遊指南其實算不得什麼“四舊”，但“文革”一起來都當廢紙賣掉了。瑤表妹端起一口大瓷茶壺給我看，笑着說：“惟一有點‘四舊’的就是這隻壺，是六娘給七舅舅他們買的，上頭原來有牛郎織女渡鵲橋的圖畫，可是我拿張白紙往這上面一糊，就連這點‘四舊’也沒有了。‘紅衛兵’也來查過，連他們都說：‘呀，沒想到這家人真連一點‘四舊’都沒有！’……”再後來我進一步了解到，七舅舅連舊照片也一張未保存過，打開他的衣櫥，也找不到西服、領帶，他都是中山裝——當然質地都很好，但樣式絕無問題，襯衫都是白的；他也不愛穿皮鞋，有的是一大堆舊的、半舊的和新的布鞋。

瑤表妹見到我興奮不已，不住地問北京方面的這個那個，打探小道消息，同時也不停地告訴我上海方面的這個那個，散佈許多的傳聞。七舅母偶爾插進來問一句說兩句，七舅舅卻既不問也不說這類時事，只簡單地問問我父母的身體，特別是牙齒的狀況。

“文革”使得七舅舅無古裝戲可看，並且也無法外出遊山逛水，連上飯館大吃大喝也受到抑制，但他依然有着他的樂趣——就是在家裏自己燒菜自己吃。“文革”畢竟革不到餐桌上來，反正七舅舅有錢，只要一早挽着菜籃子上菜市上耐心地一轉，他家餐桌上的雞鴨魚肉便川流不息，他燒的菜比七舅母燒的還要可口。我住在他那裏“串聯”的十多天裏，就吃到他的拿手菜紅燜肘子、紅燒獅子頭、麻婆豆腐、白斬雞、樟茶鴨子，以及椒鹽田雞腿、怪味田螺、清燉乳鴿等以往我從未吃過的東西。因為他品嘗的經驗十分豐富，所以他燒菜的路數不拘一格，並且常常按自己的愛好加以發揮創造。我說肥豬肉簡直沒法兒吃，他不是像我母親那樣，以“三年困難時期”的情況來壓服我：“餓你幾天，你就要搶着吃了！”而是默默地埋頭操作，他把肥多瘦少的豬肉白煮之後，又放進冰箱(他恐怕是上海市民中最早使用冰箱的；那冰箱記得是醫用冰箱，七舅母說是醫院要進新冰箱，淘汰下來折價給他們買下的)擱放一陣，然後取出來，切成小小的薄片。然後用醬油、醋、精鹽、白糖、味精、麻醬、蔥花、蒜泥、辣油，少許白酒調成汁液，把那肉片一拌，端到我面前，讓我嘗，我一嘗真叫可口！瑤表妹一旁自豪地說：“這可是七舅舅的一絕！白煮、冷凍、切片和調料都要掌握好火候分寸才行！真是人見人愛，百食不厭！這樣的肥肉片，不吃飯的時候，當零食吃也行，再佐以一杯熱滾滾的綠茶，真是神仙一般了！”我至今回想起來，仍然口有餘香。從那以後我對肥豬肉不再一概排斥了。

七舅舅他們醫院，自然也有如火如荼的運動，也確有人按運動的邏輯自然把他列入“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範疇之內，但他沒有絲毫的民憤，因而引不出一張大字報來。當昂首的“造反派”把醫院裏的高薪大夫們集合到一起，並“勒令”他們每天一早必須到醫院清掃廁所時，他們望到自動入列的七舅舅，卻都禁不住一愣——原來七舅舅多少年來就是一個最愛主動幫助勤雜工打掃廁所的人，曾廣泛地被視為有潔癖和怪癖的怪人——他不能容忍醫院任何一處的廁所——包括那些他自己並不會去使用的廁所——有一點髒亂差的景象和飄出異味，而且他並不是用提意見或提建議的方式去解決這個問題，而是身體力行地去打掃消毒和保潔，這感動了醫院所有的勤雜工，他的徒弟以及一部分大夫和護士乃至於科室人員，最後並帶動了院長和黨委書記，使他們那所醫院成為廁所最清潔的醫院，一個地方的廁所既然清潔了，其餘的場所的清潔程度便不言而喻了。這情況也使得他們醫院對“牛鬼蛇神”的這種懲罰變得遠不像其他單位那樣顯得屈辱和難堪。“造反派”出於某種可以理解的心理，反過來好言勸喻七舅舅這時候不要再參與清掃廁所的勞動。於是七舅舅自動提出來去院落里幫助勤雜工收拾花木。當然，除了這種“改造”性質的勞動，大夫們也照常給病人們看牙，七舅舅亦然。兩派“造反派”武鬥，雙方都有人打爛了嘴巴，他們都願意讓七舅舅及其徒弟們來處理，七舅舅及其徒弟們對雙方一視同仁，耐心、細心、精心地給他們治療，該拔的拔，該補的補，該鑲的鑲。

瑤表妹總結性地對我說：“七舅舅沒人衝擊他，固然是因為人緣好，無民憤。可最重要的還是他並非當權派，尤其重要的是，他是個政治白丁，他不是共產黨員！”

但七舅舅終於還是受到了專門對他而來的衝擊，那是在1969年“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我在北京接到了瑤表妹的信，她在信里簡單地說：“原來七舅舅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他1927年在江西脫黨！現已被醫院‘革委會’隔離審查。”所謂“隔離審查”，在北京當時俗稱“辦死班”——即被指定在一個不許回家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里交代問題，又借用託兒所的名詞，叫做“全托”，要由家裏人送去被褥臉盆牙刷牙膏糧票飯費之類的物品，非探視時間不許見面。我見信大吃一驚。我之吃驚倒還不在他的脫黨，而在難以想像他那麼一個人怎麼會一度加入過中國共產黨。

家裏來的那位不速之客——來自故鄉的女郎，坐在我面前，自稱她是縣委下面一個專設的縣誌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她具體負責縣誌中黨組織的創建和發展史料這一部分的搜集、整理與記錄成文工作。

下面是我們的對話——

女郎：我們給您寄出過好幾次徵集資料的信，都收到了吧？

我：收到了。大概有三次吧。

女郎：對，兩年裏一共三次了。您怎麼不回我們一封信呢？

我：當然，這不禮貌。可我也實在提供不了你們需要的資料。據你們來信說，我七舅舅竟是1923年入黨的中共黨員，而且還是縣裏第一屆黨支部的第一任支部書記，這真讓我大吃一驚！可是，我比他晚生三十多年，又不曾長期生活在一起，我怎麼會知道他的這些事呢？況且，他也去世十來年了……

女郎：你母親，你父親，會知道他許多情況，難道你從來沒聽他們說起過？

我：“文革”當中，1969年，七舅舅被當作“叛徒”揪出來的消息傳到我們耳中以後，我才聽父母，主要是我父親，講到七舅舅的一些往事……可是，那恐怕並不具有什麼史料價值，因為你該知道，我父親從來沒跟七舅舅共過事，他講的那些七舅舅的事，只有小部分是從旁觀察得來的印象，而大部分也是從別人那裏聽來的、輾轉相傳的東西，恐怕變形得厲害，難以當作歷史的……

女郎：你父親知道你七舅舅曾是縣裏第一屆黨支部的第一任支部書記嗎？

我：我想他並不知道，他從沒提到過這一點。1923年的時候我父親已經到北方求學，並不在故鄉了。

女郎：可是你七舅舅1924年也到北京來了，追隨你爺爺。並且在1925年同你爺爺一起去了廣州，投入了大革命……

我：這我當然聽父親講到過。但是你也該知道，大革命失敗后沒幾年，我爺爺就去世了，我在那以後十多年才出生，根本沒見過我爺爺，所以關於七舅舅追隨我爺爺參加大革命的事，光憑聽我父親那麼一說，能有清晰的概念么？

女郎：當然。可惜你父親和母親也都過世了。我們修這段縣誌動手太晚了！不過你要是能提供一點從你父母那兒聽來的資料，對我們多少總有點用處。

我：這……

我很不願意對那故鄉來的女郎講述從我父親那裏聽來的一切。

我很早就發現父親不喜歡七舅舅。七舅舅被揪出來以後，父親對七舅舅的鄙夷溢於言表。我不願意轉述這些更多的倒不是因為怕傷害了母親一系的家族感情，而是因為怕人們誤解了我的父親，以為他是一個落井下石或者思維偏激的人。父親對我講到七舅舅的種種事情時，他的心情十分複雜，他潛意識深處激蕩着的因子不僅繁雜而且相互撞擊，而這又與他本人及他們那一代人中的其他一些人的命運遭遇直接有關。我或許永遠不能深入到父親的思路和意緒中去，因而我如轉述很可能都是些無意的歪曲。我最好還是憑藉我自己的想像力來勾勒一切，把父親提供的材料糅進去，當然，也有母親及其他人提供的某些材料。

一切還得從我爺爺講起。我爺爺一度是故鄉最有名氣的人物。他到省城參加清末最後一屆科舉考試，考中舉人。這樣他就來到了北京，以圖進一步的功名。當時西方已敲開中國這座巨大廟堂的殿門，連朝廷也認可派舉子出洋深造是一種有益於加固中國殿堂的措施。於是將兩條路擺在眾舉子面前供他們抉擇：一條是像老規矩那樣在京等待委派官職，另一條則是出洋留學。我爺爺選了后一條路。他去了日本，就讀於東京早稻田大學，學的是人類學。結果他同許多留洋舉子一樣，不但沒有通過留洋成為朝廷的棟樑之材，反倒滋生了猛烈的掀翻古老殿堂的激進思想。他參加了孫中山創建的同盟會。回到北京后，他又與陳獨秀、李大釗等人過從甚密。他的精力主要用於各種家裏人不甚清楚的社會政治活動，他的公開身份則是在蒙藏院(清朝覆滅之後國民政府的一個處理少數民族事務的衙門)任僉事，這也是他掙錢養家的主要經濟來源。不知道為什麼憑藉這樣的身份和經濟來源他能一度生活得那麼好——父親把那一時期稱為“朴園時期”，朴園是爺爺租住的一所位於北城凈土寺街的大宅院，宅院的格局次於王府貝子府貝勒府，但絕對高於一般闊人的四合院。據父親形容，住房部分有精緻的穿堂倒廳、穿山走廊、迴廊別院。其中央部位的房屋是歇山頂帶卷棚的高大軒昂的建築，有着花雕金邊靛藍底子凸起金字的廊柱對聯，並在氣派十足的正屋正門之上懸有一塊大匾，匾上書有“朴園”二字，這所大宅院的總稱謂即由此而來。宅院前部及一側有土山太湖石及無數高大的樹木和叢生的花草灌木，其間點綴着舊亭荒榭、石桌石凳、古井燈台，由於久未刻意收拾而任其生滅，因而充溢着神秘的氣氛。

朴園時期，我爺爺享受着一種特殊的尊敬，那就是來自遙遠故鄉的進京士人的崇拜與投靠。據說那一兩年裏，幾乎每個來自故鄉的讀書人都不僅一定要來拜望我爺爺，爭取當面聆聽他的教誨，而且常常就留宿在我爺爺家中，那大宅院中的一些偏房幾乎成了同鄉會館式的免費宿舍。開飯時就更熱鬧，不僅留宿的人都坐下來白吃，更有並不住在朴園而特意從老遠的地方跑來趕飯的。所以據說爺爺家那時候雇傭的廚子就有四個之多。白米撈飯和白面饅頭每頓都是用大笸籮往飯堂里送，菜肴和熱湯一般情況下並不特別高級，但分量頗大，大盤大碗地往桌上端，還總有泡菜和霉豆腐佐餐。據說每頓開飯時人們並不固定座位，隨便亂坐，一般當然都願與我爺爺同桌，但我爺爺在外面吃飯的時候多，回家吃飯時候少，所以很難獲得與他同桌的榮幸。但我爺爺因為一腦子新派思想，所以並無架子，他回來吃飯時，常常端着碗，主動移到這裏那裏，邊吃邊同故鄉來的年輕人攀談，有時候突然來吃飯的人過多，菜供應不上，我爺爺就用筷子，敲着桌上的霉豆腐碟子，樂呵呵地說：“你們莫忙，莫忙啊，把這個留給我啵！”而也就偏有調皮的年輕人連那碟子也端走，笑嚷着：“先生吃白飯！我們白吃飯！”我爺爺便仰脖大笑，常常把嘴裏的飯噴了出來。也有時候突然某頓並沒有多少人來吃飯，我爺爺便皺眉，顯然心裏在嘀咕：今天是怎麼回事呢？那時候還沒有冰箱，廚師怕做多的飯菜餿掉，也唉聲嘆氣，也確實經常餿掉許多，只好便宜了來撿泔水的郊農。

七舅舅原只不過是眾多跑到朴園來趕飯的故鄉青年之一。他究竟是來朴園時已經加入中國共產黨，抑或是來朴園后、甚至是經我爺爺認識了陳獨秀、李大釗或別的未在青史上留名的哪位早期共產黨人後在北京加入的，還是他在幾次往來於故鄉——北京——上海之間的過程中在故鄉或上海或別的什麼地方加入的。這我就不清楚了，相信七舅舅在自己的檔案材料上是寫得一清二楚的。這一點來自故鄉的縣黨史修撰者也毋庸我來考據證實——但有一點父親告訴過我：我爺爺很喜歡七舅舅，甚而從喜愛發展到寵愛。

那是個大革命的時代。1925年年初，我爺爺決定拋棄朴園，把奶奶、我父親和當時尚未成年的幾位姑姑移到遠比朴園狹小簡樸的四合院中，前往廣州參加革命。他決定把七舅舅當作他鐘愛的弟子及親密戰友帶走(其實就七舅舅方面而言，無需誰把他帶走，他是把我爺爺視為可愛而可敬的辛亥革命老前輩，願推動他進一步加深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以利革命事業)，這大約引發出了我父親與爺爺同時兼及七舅舅之間的尖銳矛盾——須知我父親當時也是一位血氣方剛的激進青年，憑什麼他就得留在北京挑起維持一家的生活重擔？憑什麼他就不該前往迸發出誘人的革命魅力的廣州，也成為一個驚濤駭浪中的弄潮兒？難道七舅舅就真比他強么？難道爺爺同七舅舅在一起，就真比同自己親生兒子一起更感到昂奮而快樂么？

但不管怎麼說，爺爺同七舅舅一起去廣州了。北京的一大家子人，並不能及時得到爺爺從廣州匯來的錢，後來更乾脆一個子兒也收不到，恐怕是爺爺根本就沒有再寄，我父親，當時也不過才20歲的樣子，便在對爺爺愛恨交加的感情衝擊中，咬着牙挑起了越來越沉重的家庭重擔。

七舅舅呢？他是快快活活地革命去了！一身輕鬆地弄潮去了！據父親告訴我，七舅舅年輕的時候不但不是個猥瑣的胖子，竟是個身材頗顯修長的健壯男子。他蓄着一頭濃密的長發，並且蓄着一腮一下巴的鬍鬚。父親曾擠在人群中聽過七舅舅演講。據他形容，這位與他同年齡的布爾什維克顯示出驚人的成熟與雄辯。他縱論天下事，橫掃當世雄，像一支火把在劈劈啪啪地盡情燃燒，不打手勢時，他兩手手背貼在後臀上，打手勢時，他的一隻手或雙手突然伸向斜前方，手掌立起來，五指用力地張開，“赤潮澎湃！”“惟我工農！”當這類詞語從他口中噴出時，聽眾中的一部分會狂熱的鼓起掌來，而一些剪着短髮、穿着月白肥袖短衫、深黑百褶短裙、長統厚襪子、帶絆布鞋的新女性，便會從仰望着他的眼睛裏，閃出異樣的光芒，連我父親的戀人——我的母親，當時國立女子師範大學附中的學生，七舅舅的從堂姐妹——也是如此；父親回憶起這類情景時，心頭肯定是五味交織。

北伐軍節節向北推進。據說我爺爺和七舅舅都擔任隨軍的軍醫。爺爺在日本早稻田大學主修人類學時便上過醫學課，後來又專門去修過外科，七舅舅從十幾歲起就跟着一位教會醫院的洋醫師學牙科，因而他們擔任隨軍醫師自然相宜。據說終日處於激昂亢奮狀態中的七舅舅面對着送入野戰醫院的鮮血淋漓的傷員，常常一邊心疼地搶救，一邊大聲地用家鄉話中最刻薄兇狠的髒話罵軍閥及其走狗，還常常不顧我爺爺及其他軍醫的勸阻，跳着腳要去參與前線的衝鋒陷陣，並且在汀泗橋一戰中，果然擅離野戰醫院的職守，跑去強行參加了敢死隊。據說他高舉着一面北伐軍的戰旗(我想像不出那是一面什麼圖案的旗幟)，在烽煙中冒着槍林彈雨，沖在最前列，並終於把那面旗幟插在了所攻下的屋宇上，他的英勇、熱情、浪漫、豪放，一時傳為佳話。

我爺爺和七舅舅隨着勝利的北伐軍進入了武漢城。那時候我還遠未出生。後來我從教科書上和老師講述中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國共分裂，“四·一二”大屠殺，白色恐怖。我爺爺同一位“馬日事變”后從湖南逃出來的女赤衛隊長(幾乎比他小30歲)，一起前往上海同居並開闢新的局面，七舅舅則輾轉到達江西南昌。後來就有歷史上著名的南昌起義，並使我們在以後的每一年8月1日永誌不忘這一壯舉。那是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也是七舅舅生命歷程上的一個轉折點。

傳說起義前數小時，召集了中國共產黨黨員及北伐軍軍官會議，後來彪炳於史冊的幾位人物主持那次會議，他們宣佈了起義計劃，並鄭重地說：願意參與的，留下來；不願參與的，可以坦率地表白，發放路費請速回鄉——當然，不允許做有害於起義的事。七舅舅出人意料地當場走上前去，冷靜地清晰地表白了他的意願。他不參與，他將於第二天返鄉當一個牙科醫師，他絕不會投靠國民黨或別的什麼政治派別，他將永遠從政治中退出。他不領所發放的路費，因為他自己有足夠的錢供他退出。說完，他便一步一步地退出了會場，人們給他閃開一條路，許多目光逼視着他，他卻雙眼不看任何人，勻速運動地走出了大門，消失在蒼茫夜幕中。

我父親對七舅舅的鄙夷，不僅有一般政治道德標準的依據，更多的，是他以自身及另外一些親朋的遭遇與之作平行對比，而切膚般地感受到一種不平。

父親向我披露七舅舅的這段政治私隱，已是在“文革”的後期。當時父親已從一所軍事院校被強行“複員”回到遙遠而偏僻的故鄉。其實父親早在幼年時期就隨我爺爺奶奶遷到了北京，後來幾十年間從未回過老家，並且他調到軍事院校任教已是60年代初，是從北京國務院一個大部調去的。他之被強行“退休”回鄉自然是受極左路線的迫害，“四人幫”被粉碎后他才得以平反，這是后話。父親遭難時，七舅舅卻依然安安穩穩地住在上海。前面講過七舅舅在“清理階級隊伍”時也受到過衝擊，被“揪出來”送進了“死班”“全托”，但那時間很短，很快就為他落實了政策——認為他的歷史問題早已查清，他也早已交代得一清二楚，他只算是脫黨而不能算作叛徒。確實也是，他畢竟是在主持起義的共產黨領袖宣佈了可以退出以後，當眾明明白白退出的。他退出以後確實回到故鄉、後來又到上海當了一個只給人看牙絕不參與政治的牙科醫師。據說國民黨在“剿共”時期也曾派特務嚴密監視過他並騷擾過他，但他確實沒有再同共產黨保持任何聯繫並且也確實沒有向國民黨提供任何關於共產黨的機密；又據說國民黨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及抗日戰爭后表示要實行政治協商期間，派大革命時期與他交往過的要員上他家去動員過他，讓他出來在某種花瓶性的政治組織中充任某種插花角色，而都被他婉拒，他見到這類造訪者都只熱衷於為他們全面檢查牙齒，並提供口腔牙齒保健的切實可行的建議，所以最後人家也便聽任他當他的牙醫。

不知道當中國人民解放軍開進上海時七舅舅是怎樣的一種心情。當他的歷史污點曝光后，而社會又處於穩定而開放的狀態時，他們醫院中的一些人，乃至我們家族中的一些晚輩，都曾發過這樣的議論：倘若那一天七舅舅不是從會場上退出而是依然保持一種昂奮的狀態，那麼也許率領解放軍進城的將領中就有一位是他。但七舅舅似乎從未流露出過他對這一巨大歷史進程的心情。他仍是一如既往地埋頭為患者精心治牙。

又據說上海解放不久，一位很著名的共產黨領袖人物被引到七舅舅面前治牙，那秘書正向那領袖人物介紹七舅舅是怎樣高明的一位牙醫，那領袖人物卻突然快活地大叫一聲，把秘書撇在一邊，呼喚着別人都不知道的七舅舅當年的名號，一把抓住七舅舅的手，同七舅舅敘起舊來——他向七舅舅提及了他們在北伐進軍中的幾樁往事，七舅舅含混地應答着，只管笑眯眯地請他的這位故舊坐下來看牙。這以後發生了一系列連七舅母也難以理解的事——要安排七舅舅當政協委員，七舅舅拒絕了；要給七舅舅掛醫院副院長的名(並不要求他做任何事)，七舅舅拒絕了；後來又有統戰部的人來動員七舅舅到“民革”中當個什麼(因為當年在廣州同許多中共黨員一樣，也同時加入了國民黨，有國民黨員的身份)，七舅舅也拒絕了；派報社記者來採訪他，要表彰他的醫術醫德，他稱病擋駕了；請他出面會見招待來訪的外國醫務界人士，他推脫了；就是每逢“五一”、“十一”等節日送來請柬請他出席市裏的大型宴會、集會或觀看演出，他也都沒有去過。更為古怪的是，醫學方面的協會、聯誼會之類的組織他也不參加，醫學方面的雜誌向他約稿他也從不投稿，後來院裏打算讓他的徒弟記錄他的臨床經驗整理成書，他也搖頭說：“寫下來有啥子用喲，我教給他們做就是了嘛，他們日後再教他們徒弟就是了嘛！”七舅舅終於不曾掛過任何職務，不曾有過任何頭銜，報紙書刊上也不曾出現他一次名字，他也沒有留下一篇論文更別談留下一本專業方面的著作。但七舅舅自那個歷史上著名的夜晚到後來去世的半個多世紀中，生活平穩而安適。“文革”的衝擊對他而言是短暫而且也並不怎麼猛烈的。據說他被“解脫”而放回家中后，見到七舅母的第一句話是：“快去買個蹄來燉，我潮得很喲！”“潮得很”是我們家鄉話，意思就是久未見到葷腥的一種強烈嚮往。七舅母即刻提着籃子奔向菜市場，並且果然買了好大一隻蹄，燉得爛爛香香的讓七舅舅吃了個夠。七舅舅吃蹄的這個生活細節傳到我父親耳中以後，尤其令他憤懣，他對七舅舅有着一種超常的嫉恨，我想這大約是因為他認為命運太便宜七舅舅了。站在我父親的角度替他想一想，也確實容不得七舅舅的悠哉游哉。當年父親留在北京，眼睜睜地看着七舅舅興高采烈地隨我爺爺去廣州投入革命洪流，他恐怕是認為犧牲了自己成全了七舅舅，而七舅舅竟並不能從一而終，在革命的關鍵時刻當了逃兵，這倒也罷了，這位逃兵直到全國解放以後，依然堅持脫離政治，而他竟得以保全！我父親呢，他挑着沉重的生活重擔(開始是維持爺爺扔下的一大家子，後來他同母親結婚後又養育了五個兒子一個女兒)，直到解放前夕才算終於同地下黨掛上了鉤，解放后他一心一意跟着共產黨幹革命，領受了黨給他的職務、頭銜、身份和使命，然而在“文革”中卻要他為此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他既被判定為“有嚴重歷史問題”，更有一系列文章和言論被列為“毒草”慘遭批判，最後竟被“複員”到對他來說極為陌生的故鄉，這怎麼能讓他想得通呢？為什麼七舅舅“逍遙法外”，而他卻在劫難逃呢？我父親還向我提到了一串親朋的遭遇，他們當中大有與七舅舅同時參加革命並且一直堅持下來的優秀之士，卻挨斗的挨斗，受罰的受罰，甚至慘死的慘死……其實父親也用不着跟我講那麼多，我當然知道有一位叫賀龍的元帥是怎麼死的，當七舅舅啃那隻燉得爛爛的香香的蹄時，賀龍元帥連乾淨的飲用水也沒有得喝！

故鄉來的女郎問我有沒有保存着七舅舅當年的照片，我說哪裏會有。其實我是有的。從故去的父親母親的遺物中，我發現了一包經過“文革”洗禮而依然倖存下來的舊照片，其中就有一張是七舅舅的。背面寫着年月日，攝於北伐途中，是寄給我父親“留念”的，父親在“文革”中毀掉了那麼多舊照片包括大量他本人穿西服和母親穿旗袍的，而偏留下了七舅舅的這張照片，是出於什麼樣的心理，我難以揣摩。也許是因為即便“紅衛兵”查抄出了這張照片，也無法“上綱”吧！因為“紅衛兵”們都看過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演出，會唱“工農兵，團結起來向前進”的歌子，會懂得北伐戰爭的革命性質的。七舅舅的這張相片拍得實在不錯，他身着戎裝，戎裝外還有一個大披風，披風懸於身後，長及地面，他側身面對照相機，一手叉腰，一條腿蹬到身前一隻木凳上，擺出一個威武的姿勢。這姿勢不知是他自己設計的，還是所路經的那個縣城照相館的攝影師代他設計的。總之很妙，具有強烈的時代感和個性色彩。

我不願把這張照片提供給故鄉的縣誌辦公室，因為我不理解為什麼他們要對七舅舅這樣的人物如此尊重，其實就一生的總體價值而言，我覺得我父親就遠比七舅舅更值得故鄉看重，然而我父親毫無希望進入縣誌，頂多是在關於我爺爺的小傳中提到一句，他的子女中有一個是我父親，更多的可能是連一句都沒有，或者未定稿中有，到定稿時肯定要刪去——僅憑一條精練的原則。

我把這想法同那來自故鄉的女郎說了，她頗不以為然。我們有這樣的對話——

我：你們搜集一個逃兵的照片幹什麼呢？

女郎：我們是搜集縣第一任中國共產黨支部書記的照片。

我：他那第一任支部書記的意義就那麼重大嗎？

女郎：對一個縣的黨史來說，當然重要，這是歷史，要尊重歷史。

我：尊重歷史？

女郎：對。尊重歷史。歷史首先是事實。我搞這個具體工作，第一環，也是關鍵的一環，就是把當年的事實加以搜集、還原。不管你七舅舅後來怎麼樣，當年他是縣裏第一個中國共產黨支部的第一任書記，那就要記下來他是第一任書記；儘管他後來脫黨了，而當時支部里的另一位同志後來堅持革命，並且善始善終，最後地位很高，蓋棺論定評價很好，我們也不能因此就把他移植為縣裏第一個黨支部的第一任書記加以記錄，我們必須還是要記下來：你七舅舅是中共的第一任支部書記。因為他佔據着這個第一，所以我們打算搜集他的照片。就好比中共中央搞黨史的會搜集陳獨秀的照片一樣，當然不是因為他當了“托陳取消派”而搜集，而是因為他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任總書記而搜集。

我：我七舅舅成為這個第一，我想有着這許多的偶然性……

女郎：陳獨秀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任總書記，也有人認為有着偶然性。不過這屬於分析研究，是歷史的另一層面，歷史的基礎是原始事實。根據同一原始事實人們可以形成不同的歷史觀點，甚至構成完全不同的史學派別。

我：啊！

我感到驚訝。故鄉竟有這樣的新女性。她對歷史的見解不管是否正確，聽起來蠻新潮。我打聽出來，她不過畢業於地區級的師範專科學校，因為她也算是當地的幹部子女，所以畢業后沒有分配到中學裏當教師，而是得到了現在這樣一個工作，不過聽她的口氣這也只是她向上進取的一個中間環節，她的下一步我揣測是上調到市裡或者省里的一個理想的機構工作。

她跟我講歷史，告訴我歷史有着怎樣的幾個層面，其實不用她宣諭，我也是一個富於歷史感的人。我以為歷史不僅包含着流動衝突交融生滅的人和事，更包含着空間景觀的變化。我想起了那遙遠的故鄉縣城。幼兒時母親曾帶我回過故鄉，不過我沒有留下任何印象。我對故鄉的感知是“文革”中回那裏看望“複員”的父親和跟隨他的母親。記得是在一個只停車兩分鐘的小站下的火車，下車時天麻黑。那地方只有兩棟建築，一棟是小站的候車室及辦公室，一棟是一座歪歪斜斜的公共廁所。我在小站那小小的候車室的一條破朽的長椅上睡了一夜，半夜幾次被臭蟲咬醒，但我居然醒醒睡睡、睡睡醒醒地在那裏熬到了天亮，天亮以後，我利用了那嘆為觀止的公廁，然後步行兩里路去圩上趕搭長途公共汽車。那汽車是從城裏淘汰下來的，前面有“大鼻子”，所有窗玻璃都缺失了，因此通風狀態極其良好。上車后我佔據了一個靠近司機的座位，司機座位上懸挂着一塊木牌，上面用拙劣的書法寫着：“禁止吸煙。嚴禁與司機談話”。司機上來了，與當地滿目皆類的眾人那矮小精瘦的形象呈鮮明的對比，竟是一位橫寬的胖子。他一上車便有人向他進煙，他便立即抽起了香煙，車子發動、行駛了，他不斷扭過頭來，同後面的熟人聊天，言談極歡，那塊禁止吸煙及禁止與司機談話的木牌就在他頭上晃動。通向故鄉的公路是沒有柏油只鋪沙石的“戰備公路”，高低起伏，時有丘陵上的盤旋，雖然所經的山路難稱險峻，但偶爾車窗外也能呈現出十幾米幾十米的落差。那司機滿不在乎地一邊吸煙一邊扭頭說笑地開車，車身顛簸而轉彎急促，使我一顆心不時跳到嗓子眼兒，於是我終於憋不住地問那司機：“這條路上，翻過車么？”他望着我，嘿嘿地笑着說：“啷個沒翻過車，你往右首看嘛，那不就是幾日前翻的？”車子猛地一抖，擦着崖邊的界石一轉，我朝他頭甩的方向一望，果然，崖下有輛已經摔癟的四輪朝天的破汽車……

儘管那時的北京城遠不能和如今的北京城相比，但畢竟有北京飯店，有王府井大街，有三開門的長型公共汽車，有雪糕和橘子汽水，也就是說總還有點現代化的氣息，而遙遠的故鄉啊，水田中遲緩的耕牛，竹叢中陳舊的瓦房，小路上頭纏舊布肩背籮筐腿腳暴突着蚯蚓般青筋血管的鄉親，都使我覺得歷史的篇頁彷彿在這裏掀翻不動停滯沉落……

然而我很快也就改變了想法，我注意到那簡易公路一旁每隔百米左右便有一座新砌出的小碑座，儘管用磚材不多而以土坯堆砌為主，但碑頂上還是做成宮殿式華蓋，中心刷上白粉，而以紅顏料書寫着“最高指示”，這就提醒着我歷史的腳步並沒有繞過這窮鄉僻壤。這畢竟是1923年便有了第一個黨支部的地方。

幾乎經歷了整天的顛簸，終於開到縣城了。我很驚訝於縣城幾條用青灰和爐渣鋪成的馬路，為何呈現出明顯的球面形，中間比兩邊竟高出一尺左右，後來我父親告訴我，他們是仿效城裏的柏油路來鋪敷的，但考慮到晾曬稻穀及雨後泄洪的需要，所以修成了這樣的拱形。在故鄉父母的居處我遇到了許多的親戚，有在縣政府工作多年仍未到過省城的小幹部；有在縣中學教了多年初中物理課但仍然沒有使用過電燈的老教師；也有算是當地打扮最時髦的青年問我從北京的五層樓房上朝下看腿會不會發軟？……

不管怎麼說我還是愛自己的故鄉，畢竟這裏的窮山惡水養育出了我們家族——父系的和母系的。出現了我爺爺、我父親、我七舅舅等許許多多走出那狹小的天地的各式人物，他們的個人命運，或強烈或微弱，或一度或長期地與民族的現代當代歷史進程相交融。

前兩年我回過一次故鄉，嚴格地說是路過故鄉，我是隨一個參觀團去往一處著名的摩崖石刻。旅遊車在故鄉停下來，用兩小時給大家吃飯。我很驚訝，公路依然大部分還是沙石鋪的簡易公路，但那一座座的“最高指示”碑已無影無蹤，真不懂為什麼連一座也不加保留，就如同現在許多家庭中居然找不到一冊“最高指示”的語錄一樣，那時候每個家庭起碼有四五本以上的“紅寶書”，何以事過境遷，便一概不留？敢問故鄉修黨史的女郎，這也是歷史的一個層面么？何以湧來時如醉如狂，消去時如霧如煙？

然而必須對故鄉刮目相看。拱形馬路已剷平重修；五層樓房已不稀罕，陽台上朝下俯望的青年人雙腿肯定不會發軟；百貨店櫥窗中陳列着20英寸的彩電；路邊拐角處竟有一家新開張的冷飲店，出售着咖啡雪糕！

當旅遊車開出縣城后，我隔窗眺望丘陵田原，儘管仍有水牛耕地的畫面，但竹叢中畢竟增添了青瓦白牆的新式農居，而且屋頂上還高聳着叉子形的天線。我相信，儘管有的洶湧而來的東西會一旦消去，但已經有了樓房的地方不可能再退回無樓狀態；已經有了電視的地方不可能再退回到無電視的境界；已經吃過雪糕的青年也不可能再去禁絕生產冷飲的機器……歷史！你的疏鬆與堅實、無形與有形、情盛與情衰、遲緩與突進，究竟由着怎樣的內在機制運作？

仔細地想一想故鄉，有助於理解我那七舅舅。起碼可以理解一半。

面對着本世紀初的民族現實，振興圖強是許多讀書人的共同願望，這願望凝聚為革命，革命的洪流席捲了大半的讀書人，尤其是熱血青年。

然而七舅舅何以在那個歷史性的夜晚，斷然退出了洪流，去延續他那一變而為平庸猥瑣的生命？如今與我平輩的親族中對他的這一巨變各持己見，有的判定他是被白色恐怖嚇破了膽，有的估計他是被事態的混亂懵昏了頭，有的懷疑他當初的亢奮激進里就埋伏着投機與權變。然而是瑤表妹的分析最有特點，她說那肯定是七舅舅終於清醒冷靜地發現，他是誤選了自己所應扮演的角色，他如果繼續扮演下去，不僅自己吃力而痛苦，對群體和社會也都將造成損失。所以他急流勇退，及時地改扮他所適宜的角色，結果他改扮得非常成功。半個多世紀來從口腔中得他益處的人數以萬計，所以，她認為七舅舅后三分之二還多的生命比他前三分之一還少的那部分生命更有價值。她斷然斥退了我那“平庸猥瑣”的考語，她說：“歷史需要始終勇猛前行的革命家，歷史也需要兢兢業業醫術精良的牙科醫師；歷史常常強迫一個人扮演並不適合的角色，能夠及時發現自己不適合，並及時改扮更合適的角色，這也是一種大智大勇，這恰恰並不是平庸，更不猥瑣。”

跟瑤表妹爭辯於我很不利。因為畢竟她在七舅舅身邊生活過多年，並給七舅舅送了終。更何況瑤表妹還掌握着七舅舅的一樁私隱，聽她講來真令人遐思綿綿。

據瑤表妹說，那是七舅舅逝世前兩年的一個春日。她的單位組織了一次旅遊活動，在運河邊一個江南水鄉風味盎然的鎮子上，瑤表妹竟突然尿急，而所在的運河邊並無公共廁所，不得已，她便向一位正坐在河邊風雨廊下自家門前守攤子(賣一點香煙糖果之類的小食品)的娘娘求情，那娘娘並不見怪，便把她引進了自家房內，一直引進最裏面一間，那是間睡房，有老式的懸帳睡床，古舊的五屜桌，等等。房中有一面大衣櫃，那娘娘將她引向那大衣櫃后，在那三角形的空間中，有一隻漆得光光亮亮的木馬桶。這當然大大地解決了瑤表妹的燃眉之急。事畢，瑤表妹千恩萬謝，那娘娘更顯得慈眉善眼，竟端來舀好水的銅盆，放置在古色古香的舊盆架上請瑤表妹洗手，洗畢又遞過乾乾淨淨的毛巾來讓她擦手。就在瑤表妹擦手之際，據瑤表妹說，簡直像有一道閃電突然射進了她的眼裏，她一時懵了，呆傻地定在那裏。

原來，那睡房的牆壁上，掛着一張12英寸的舊照片，鑲嵌在一個木質的鏡框裏，那照片上坐着三位成年人，站着一位幼童。當中的成年人年紀頗大，一邊是位婦女，對比之下相當年輕，那幼童就站立在那婦女膝前。另一邊呢，則是一位男士——儘管相片上的男士也很年輕，並絕非胖人，但瑤表妹本能地認出來——那是七舅舅！絕對是！

瑤表妹出神地望着那張照片，不禁脫口發問：“相片上是誰？”

那位娘娘回答她：“當中是我公公，早去世啦，我也沒見過。這邊是我婆婆，前幾年也過世了。這個小人么，是我男人。他現在好老了，在鎮子上五金公司做事。”

“那，這邊這位是啥人呢？”瑤表妹只好指着主人沒有介紹的一位，盯着她問。

“那是我們一位親戚，我男人跟我都隨小輩們叫他七舅舅……”

大概那位娘娘從瑤表妹的神情里看出了問題，便不打算再招待她，而提醒她說：“大妹妹不是說你們就要集合回上海么？大妹妹不要誤了車子好哩……”

瑤表妹心裏亂鬨哄的，哪裏肯移動雙腳，她堅持打探：“你們叫他七舅舅！那，你們現在還來往么？”

那位娘娘的眉眼全變了，據瑤表妹形容，彷彿一盆髒水倒進了蓮花池，她滿臉烏黑地對瑤表妹說：“完了事了，請你去吧！”

瑤表妹恍恍惚惚地出了那戶人家，恍恍惚惚地至集合地點，恍恍惚惚上了帶空調設備的飛機艙式旅遊車，單位的人都以為她病了，有人遞葯給她，有人遞水壺給她，她糊裏糊塗地吞了、喝了，閉上眼，放倒座椅半躺着，心裏頭彷彿有許多部電影片子映在同一個屏幕上，直到車子進入上海市區，車窗外顯示出萬家燈火，她才痛切地感到悔恨——竟沒有記下那戶人家的門牌號碼，更沒有能知道姓甚名誰！

然而當瑤表妹把這夢一般的遭遇告訴我時——其時七舅舅已然去世——我不用她幫着分析，便立即悟出，那照片中的老一點的男士，便是我的爺爺，而那年輕許多的婦女，便是與爺爺相愛並同居的湖南農運中的女赤衛隊長。傳說曾是位左右手都能開槍的雙槍將，而那依在她膝前的男孩，便是我的一位叔叔！瑤表妹所見到的那位擺小攤子的娘娘，不消說便是我的一位嬸娘！

我當然要追着問瑤表妹：她回到上海以後，可曾向七舅舅打聽過：他承不承認跟這樣一個人家來往過？他們都是誰？而最關鍵的是，他這些年來直到最近是否仍同這家人保持着聯繫？

瑤表妹說，她曾尋找一個七舅母和保姆都外出，而七舅舅精神尚好的機會，把她在那運河邊小鎮子裏的遭遇，細細地講給了七舅舅，她自然重點描繪了那張舊照片，並且重複了那位擺小攤娘娘的話：“我男人跟我都隨小輩們叫他七舅舅……”講完，她坦率地問：“那個七舅舅就是你吧？你該把這家人的事告訴我們才對！”

據瑤表妹形容，七舅舅很平靜地聽她講述一切，面對她提出的問題，也很平靜，然而沒有馬上回答，而是沉默了好幾分鐘，在這幾分鐘裏，瑤表妹盯住七舅舅的眼睛仔細觀察。七舅舅坐在藤椅里，肥胖的雙手指頭交叉地握在圓鼓鼓的肚子上，雙眼望着窗外，瑤表妹似乎從他雙眼深處捕捉到了一點什麼，像閃爍的火花，或像晶瑩的淚珠，又有點像縹緲的雲絲，但剎那間隨着七舅舅的回答這一點點東西便再也捕捉不到了——七舅舅慢悠悠的回答是：“有這事么？沒有什麼。天下本來會有好多個七舅舅。”

瑤表妹因此一度確把這事看淡。天下湊巧的事本來不少，所以她那時並不曾把這事告訴給我。

後來七舅舅身體一天不如一天，外出遊逛的時候便漸次減少，但他只要是精神稍好便一定要外出活動，晚上仍然常進戲園，吃東西依然講究口味，不是進飯館便是在家裏大盤大碗地饕餮一番。七舅舅是好熱鬧的，舉凡外出遊覽、上飯館、上戲園，總希望有人陪同，在家裏更是希望頓頓飯有客人來吃，偶爾一個人外出，多半是因為親朋徒弟中實在找不出有空閑的人相伴。但就在瑤表妹向他詢問有關那張舊照片的事以後不久，有一天七舅舅一早就顯示出要外出活動，當時七舅母恰好回娘家去了，瑤表妹便對七舅舅說要上哪兒去，告訴她好了，她到單位后可以打電話給他一個也已退休的徒弟，讓那徒弟去找他，以便與他做伴，並陪他吃飯和送他回家——這也是以往常有的做法，比如說七舅舅先一人去老城隍廟湖心亭吃茶，親朋中哪一位過些時候到茶亭中去找他，匯合后再一起消磨。七舅舅說不用瑤表妹打電話，各人都忙，都不必陪他，他一個人隨便走走。瑤表妹也就算了。但當天傍晚——瑤表妹在輪船碼頭附近換乘公共汽車時，卻發現有一個胖胖的老頭彷彿剛從到埠輪船上下來，在雇三輪車，從那側影上看，很像是七舅舅；當她搭上公共汽車后，在前後左右乘客的擁擠中，她猛地想到：七舅舅莫不是去了那個鎮子？乘小輪船當天來回是完全來得及的！瑤表妹到家時，七舅舅已然安坐在家中藤椅上，打着瞌睡——他在等待家人歸家匯齊吃飯時常是這麼一種狀態。保姆開飯了，當七舅舅與瑤表妹以及保姆一同坐下來吃飯時，瑤表妹便問七舅舅：“今天玩得開心嗎？去哪兒了？”七舅舅平靜地夾菜，保姆汪媽代答道：“能有多開心？還不是老地方。”瑤表妹乾脆逼近一步問：“是坐船去遠處了嗎？我路過碼頭時候好像看見您在雇三輪車……”汪媽搶着說：“偌大年紀敢一個去坐船？虧你想得出！”七舅舅表情依舊，平靜而恬淡，瑤表妹便沒有再問下去。

七舅舅在那以後沒多久就發病了。冠心病又引發了肺氣腫，很快轉入危急階段。七舅母、瑤表妹、汪媽及其他一些親戚及七舅舅的徒弟輪流值班，在醫院特護室陪住照顧。有一天瑤表妹去接班，在醫院走廊上同一對五十多歲的夫婦擦肩而過，瑤表妹走出幾十米后，猛然覺得那擦肩而過的一對中有張面孔似乎在什麼地方見到過，對了！就是那運河邊小鎮上擺攤賣小食品的婦人！就是那開始好心地借她馬桶用後來卻臉色烏青地把她趕走的婦人！就是同她男人也把七舅舅叫作七舅舅的人！悟出這一點以後，瑤表妹趕緊扭身回去尋找，一直追到候診大廳和挂號處，卻再認不出那張面孔……瑤表妹到了住院部七舅舅的特護病房，正在那裏值班的是他的一位徒弟，也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瑤表妹便問他下午都有誰來看望過七舅舅，他說來過的人很多，有市衛生局的領導，有曾受惠於七舅舅的患者，也有他認不清的我們家族的親友……瑤表妹便把那對夫婦的面貌身段形容給他，他卻說不清是來過還是沒來過——瑤表妹不便再問下去，因為七舅舅似乎又從昏睡中醒了過來，費力地喘息着，瑤表妹立即踩動吸痰機，給七舅舅吸痰……

七舅舅終於壽終正寢。追悼會開得很隆重。悼詞全是讚美的話，但沒有提到他早年的革命歷史，講他生平只就他何時學醫、何時從醫、何時成為名醫一路講下來，頌揚的全是他的醫術醫德。難道他果真是及時退出了不適宜的人生角色而終於選定了最稱職的角色？幕落時他安詳地躺在那裏，聽取他想聽的評價。

我在北京，自然沒有參與七舅舅的喪事。不過當瑤表妹把那一切轉述給我時，我卻頗為不平，我想到了我父親的去世。我父親去世在1978年，當時部隊已給他徹底平反，並承認對他的所謂“複員”處理荒唐失當，父親原來任教的那所部隊軍事學院“文革”被砸爛，1978年時正積極準備恢復，父親等待着學院把他和母親接回去繼續任教，但父親卻突然在那年的一個夏日中午腦溢血，幾個小時后仙逝而去。據母親事後告訴我們子女，直接的發病原因是父親為準備重執教鞭，從縣立中學教師那裏借來了一套供教師進修用的英語教材，那教材是省城一所大學編印的，父親借看是為了了解一下那幾年裏英語教學的一般情況，誰知他一翻閱，大驚失色，不僅編寫的角度他認為豈有此理，不按英語本身規律，而是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各個組成部分排列課序，而且語法上的錯誤比比皆是，加以校對極不認真，而“勘誤表”中又再出現錯誤，他氣得一拍桌子：“簡直誤人子弟！”就在這一拍之間，便發作了腦溢血！

我父親逝世在離他所屬的那所恢復中的軍事院校和我們子女都很遙遠的地方，我們趕回去時他已火化。部隊來了兩個人，因陋就簡地在父母所住的那個院子裏開了個追悼會，儘管部隊帶來的悼詞也都是些讚揚的話，但原則而空洞，究竟我父親的一生是扮演着一個什麼角色？很不明確；並且他也未能像七舅舅那樣，以瞑目的遺體聆聽着悼詞中的字句。

我後來給那個小鎮的戶籍部門及五金公司寫過信尋找那與我父親同父異母的叔叔，都給了我回信，說根據我提供的線索，他們找不到那樣一個人。我又曾向瑤表妹建議約定一個於我們兩個都相宜的時間，一同去那小鎮一趟，找到那個擺小食品攤的娘娘，同她懇談，也許她和她丈夫會認下我這個侄兒，但是瑤表妹寫信告訴我，她後來又曾去過那個鎮子，沿河那條街的舊房子全拆了，翻修后的街道為適應旅遊已幾乎全是商店，大多數居民都已遷往別處，她又不知那位娘娘的姓名，如何問得出下落？而在街巷市場中邂逅的機緣又實在渺茫。她對此已全不抱希望。瑤表妹畢竟與那對夫婦毫無血緣關係——就算他們真是我爺爺的兒子和兒媳婦——而我卻總在心中縈懷着一種拂不去的柔情。也曾向最親近的朋友講起過這樁事，有的就打趣我說：“人家都是忙着跟失散在台灣的叔叔嬸嬸相認，因為都知道台灣人如今腰包鼓，你倒好，急着要認小地方的窮親戚……”我便也揶揄地說：“你怎見得我那叔叔沒發財呢？也許他是個鄉鎮企業家，已經腰纏萬貫了哩！尋上他，不是連你也能揩一點油么？”

近來我對尋找這位叔叔的興緻也淡下去了。因為我悟到即便真有那麼一位叔叔，當縣裏有關部門或五金公司有關人員拿着我的信找到他面前時，他明知我們有那麼一層血緣關係，也會冷淡地否認，因為，他一定從他父親——即我爺爺，還有他母親，以及他也叫作“七舅舅”的那位親友那裏，繼承到一種心理，那是一種隱姓埋名的心理，一種退出政治的心理，一種減少複雜的社會聯繫的心理，一種避免內心激動而歸於永遠恬淡的心理。該怎麼樣來評價這樣的心理呢？

當然，我爺爺、爺爺那位未與之正式履行結婚手續的愛人，其具體的心理狀況及形成那麼一種狀況的契機與我七舅舅並不相同。似乎不好一概而論。

從前面的敘述可以看出，我爺爺有同鄉間口碑相符的一面，在所謂“朴園時代”，他享有“小孟嘗”的美稱；到廣州投入大革命，他在中山大學任教授，周圍也總是簇集着若干相得的學生，並且他與廖仲愷、何香凝、胡漢民、魯迅、郭沫若、黃琪翔、孫炳文等歷史上留下重大痕迹的人物都有過從。然而，他的人生觀里一開始就有着某種排拒公開登上社會政治舞台尤其是浮上表層湧向漩渦中心的固執想法，他總是既積極投入演出，又自覺地與舞台中央保持距離。因此，他就總帶有着某種神秘色彩。據我父親告訴我，奶奶臨終以前，告訴我父親，歷史上著名的刺殺攝政王的“銀錠橋炸彈事件”。其實是爺爺同黃復生、汪精衛及一位日本浪人一起乾的，他們的地下機關就設在地安門外大街的一家照相館中，炸彈就是在那照相館的暗室中製作的——謀炸未遂后黃復生和汪精衛均遭逮捕，並成為名噪一時的社會政治名人，我爺爺逃脫並始終未讓清廷得知，辛亥革命后，我爺爺亦絕不提起曾參與此事。又據說爺爺在北京時曾參加過陳獨秀、李大釗初創的共產主義小組的活動。但他並不每次參加，並主動向陳、李二人說明他不算正式成員。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后，他與大學中的中共黨員如畢磊等過從甚密，在近年出版的一冊《魯迅在廣州》的資料書中，尚可見到有關資料。當時畢磊出面組織了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曾邀魯迅先生演講，魯迅先生並多次捐款給這個組織，而我爺爺則是這個組織的幕後張羅者之一。雖然如此，估計我爺爺卻未見得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就像找不到證據判定他曾正式加入過中國國民黨一樣；大革命失敗后，我爺爺得知孫炳文、畢磊等同輩及晚輩的摯友慘遭國民黨殺害，曾憤而寫下長達千行的七言歌行《哀江南》，由神州國光社印行。詩中大罵蔣介石和汪精衛，但在這個小冊子上他並未署下真名；又傳說他由武漢赴上海前夕曾在一次集會上有過他生平最後一次演講，因為他既痛罵了蔣、汪，又抨擊了當時使他不能理解的某些共產黨人的言論做派，而當場遭到了一位年輕的共產黨員的槍擊——沒有擊中；但那位共產黨員後來被共產黨本身宣佈為“托洛茨基派分子”，加以開除，不知所終。我爺爺到上海后在“上海公學”任教，仍保持着一種所謂“獨立知識分子”或“個人革命家”的做派。他1931年中風后住進一家教會醫院，他在不能說話的情況下，用顫抖的手歪歪扭扭地寫下了幾行字，請他的愛人——那位湖南農民赤衛隊的女隊長——帶着孩子趕快去自謀生路；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件——即日本飛機向上海擲下炸彈引起國民黨十九路軍奮然抗戰的當天，我爺爺被日寇的炸彈炸死在醫院中，同日被炸的還有上海商務印書館，炸毀了許多未刊的書稿，其中就有我爺爺寫成送去只等付梓印成一厚冊的《人類命運論》。也許那本《人類命運論》得以出版會使我爺爺成為一位在中國政治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一點切實痕迹的人物吧，但異族的侵略之彈把他本人與他的著作一古腦炸成了齏粉，因而他的一生表面上頗為轟轟烈烈，實質上是躲避於自我心靈因而等同於隱姓埋名的一生。

我爺爺的那位湖南籍愛人，那位能左右開弓的“雙槍將”，她的退出革命，則又是一種情況。估計她帶着孩子離開上海后，大概也曾想方設法再回到革命的陣營中，在當時革命已非洪流，潮鋒、潮心都已隱退，難以尋覓，大概她是直到很久以後，才知道毛澤東領着暫時失敗的農民赤衛隊殘部上了井岡山，那對她來說是太遙遠而朦朧了；她內心的波瀾在現實的生存問題面前大概不得不一環環地收斂。最後，她可能就此流落在江南，成為煙花梅雨中的一位誰也難知底細的小鎮婦人。

七舅舅大約是在離開南昌后的第三年或第四年在上海又與我爺爺及其年輕的愛人重逢，想來他一定向他們坦白了他在那個夜晚的人生抉擇，他們對他的這一行徑是怎樣的一種評價？顯然他們不曾把他視為難以寬恕的叛徒或逃兵，所以有後來瑤表妹見到的那樣一幅留影。

我那至今未曾謀面的叔叔，生長在這樣的一種氛圍中。可想而知，他並不渴望與我們這樣一些潛在的親屬取得聯繫。但令人懸想不已的是：倘若七舅舅生前，多年裏都同他們一家保持着聯繫，當七舅舅同我爺爺的那最後一位愛人相會時，他們難道絲毫也不憶舊嗎？他們心底那熊熊燃燒過的烈焰，難道再沒有一星可以復燃的回光？或許，僅僅在他們兩人之間，可以進行一種隱秘的對現實政治關注的交談，展現出他們靈魂的那一個不曾真正泯滅的棱面？

這都成了永遠的秘密。

我問來自故鄉的女郎，找沒找過我七舅母，她說：“找過。在她那兒簡直沒有一點收穫。”

這很自然。七舅母是七舅舅脫黨十來年後，才同七舅舅結婚的。估計七舅舅一直沒向她坦白過自己早年的激進與那個歷史性夜晚的脫黨。直到“文革”中“東窗事發”，七舅母才知道原來如此——但七舅母並沒有被這樁事弄得六神無主，而且，據瑤表妹說，反倒是經過這樁事之後，七舅母與七舅舅之間才有了些看得出的溫存。

親族之間，其實早有“七舅母守活寡”的竊竊私議。我很早便問過母親：“七舅舅七舅母他們怎麼不要孩子呢？”母親自然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話搪塞過去了，然而待七舅舅的歷史問題大白於天下之後，我既已成年，便也悟出了個中究竟。七舅舅自那一晚的“全面退出”，像一隻劈劈啪啪盡情燃盡的火把，不剩一點的火星。他是不僅退出了政治，退出了涉及面廣闊的社會生活，而且在拚命收斂的同時，也一併退出了某些迸髮型的生理機能，比如說大聲喊叫、大聲哭泣、仰脖大笑、快速邁步、手舞足蹈、滔滔議論、用力握手、出聲嘆息、聞訊色變、自吟自唱……所以不難判斷，他肯定陽痿，七舅母跟他在一起，哪能有什麼嚴格意義上的性生活？

幸而七舅舅在游山逛水、看戲、饕餮方面維繫住了自我同外界的聯繫，並且不求甚解、不擇精粗，因而苟活到比古稀人年還高的壽數。

來自故鄉的女郎對我說：“也找過你表妹，因為她長期跟他七舅舅七舅母住在一起，可是我們談了不足十分鐘——不是她懶得接待我，是我不想聽她講那些瑣瑣碎碎的事……你知道，只有當一個人成了偉人、名人的時候，人們才會想知道他的私生活，他的各個方面，包括他結過幾次婚，有沒有子女，一直到他愛吃什麼東西穿什麼衣服常進行哪一種娛樂和體育活動……可你七舅舅，說實在的，不過是我們小小縣城黨史縣誌里得提上一筆的人物罷了……對了，為了讓我不虛此行，是不是還是麻煩你找一找你七舅舅的舊照片，你表妹說你這裏有，我們明年計劃搞一個展覽，可以展示——我們複製成大幅的后，不僅歸還你原照，還將送給你一幅大的……”我還是告訴她沒有。

送走了故鄉來的女郎，我便想取出七舅舅的那張照片來看一看。自從搬家到如今這棟樓里以後，我還沒有翻檢過父母一輩留下的舊物。

很奇怪，我把父母遺留下的東西從箱子裏取出來，翻檢一通后，卻怎麼也找不到七舅舅那張北伐時期的留影。我又把自己所有的照相簿及擱放未入冊相片的紙匣子搜索了一遍，還是沒有！我想搬家時我是不會丟失這張照片的。我究竟把它放在了哪兒？夾在了書架上哪本書里？塞在了哪個櫃櫥的哪只抽屜里？為找那張照片我把屋子又弄得亂七八糟，以致愛人下班回來以後大吃一驚。

我這才意識到，七舅舅於我原來並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