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新時期文學”

1988年第4期的《當代作家評論》上，有孫紹振的一篇《審美價值取向和理性因果律的搏鬥——劉心武論》。他在文章里寫道：“在目擊了這幾年的文學發展的幾個歷史階段之後，又重新閱讀了《班主任》，我最突出的感受是：簡直為他捏着一把汗。難道這就是1977年給讀者以心靈解放的喜悅的歷史名篇嗎這就是當年那轟動一時令許多人奔走相告的時代傑作嗎當年那使我眼睛看到更多色彩，使我沉睡的心靈感到更多的歡欣和痛苦，使我凍僵的嘴唇吐出更複雜的語言的就是這樣一篇作品嗎”

他，懷着創作和審美熱情的批評家，為我，為新時期文學的起點，始於那般的粗陋笨重，而代為羞赧。他那時所捏着的一把汗，跟1978年時許多好心人為我，為那時剛湧現的“傷痕文學”，竟顯得那麼出格那麼忤逆，而代為緊張，所捏着的一把汗，是全然不同的兩把汗。十年過去，關懷我，關懷新時期文學的人們，手裏捏汗的心態，竟有如此巨大變化，真令人感慨系之，無數往事，湧上心頭。

許多人認為，寫《班主任》時，我仍在中學任教，其實那時我已在北京出版社當文學編輯。《班主任》發表在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學》上，因為《人民文學》是每月20日出版，再加上脫期，《班主任》同廣大讀者見面，已是1978年年初了。那個時候，是怎樣的一種時代氛圍呢著名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尚未召開，“天安門事件”尚未平反，成千上萬“右派”的錯划尚未改正，許許多多“文革”的受害者仍未獲得解放。一句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慣性，仍然強烈而執拗地存在於社會生活之中。至今我仍非常懷念當時北京出版社文藝編輯室那個活躍的群體，那個群體當時為一種聽命於時代而不機械地聽命於佈置的可貴精神所支配。沒有人宣佈可以恢復像“文革”前《收穫》雜誌那樣的大型文學刊物，但編輯部的同仁卻大膽地着手創辦如今已非常有名的《十月》。當時我參加了《十月》的編輯工作，我提出來向林斤瀾約短篇小說稿。如今所有文學刊物的編輯都會認為向林斤瀾這位出色的短篇小說家約稿是最正常不過的事，但當時我的提議竟成為一種非常大膽非常新鮮的設想，因為那時候北京市最出色之一(恐怕在全國也屬最出色之一)的短篇小說家林斤瀾，已從北京市文聯除名，被打發到區文化館的俱樂部去了。有人說曾看見他在票房裏賣電影票(後來林斤瀾告訴我，他一直稱病不上班，所以賣票一景不確)，難道這樣一個人，我們能不等文聯重新確認他的價值，就“擅自”去約他寫稿嗎但我們誰都不想等待，我們不祈盼“聖旨”，也不希求恩賜。我們忠於自己的良知，我們確認是對的便立即去付諸實施。從林斤瀾那裏去約稿回來的年輕編輯陳曉敏興奮地告訴我們，林斤瀾使她大吃一驚，因為猛然看上去他很像著名電影演員趙丹，坐下來對談以後又覺得他與另一著名電影演員孫道臨相似，她最後傳達出的信息格外令人振奮——林斤瀾說他或許可以試一試給我們弄一個短篇。陳曉敏第二次從林斤瀾那裏回來果然拿着一疊稿子，她並開心地向我們形容，她去時林斤瀾正坐在小板凳上，用一把椅子當桌子潤色他的稿子呢。但林斤瀾重返文壇的那篇小說——我記得篇名叫《膏藥醫生》——陳曉敏作為第一讀者說她簡直看不懂。陳曉敏屬於“文革”中工農兵學員里思想最具反叛色彩的一員，曾因“文藝思想不健康”受到過批判，在“天安門事件”中她多次去張貼詩詞，後來所出的各種《天安門詩抄》中幾乎都收有她的憤懣之作。但即使她，當時也無法進入林斤瀾的文學世界。後來由我來讀林斤瀾的手稿，我僅僅憑着本能確認那是篇藝術上乘內涵深刻的作品，但無法用理性的語言闡述我的感受。《十月》後來發出了那篇作品，同林斤瀾以往和現在的絕妙之作一樣，沒有引出哪怕是小小的轟動。回想至此，我越發意識到，是當時那樣一個時代和當時的那麼一個讀者群體，硬把我的《班主任》及另外一些“傷痕文學”作品推到至今留下痕迹的位置上的，說明在那樣一種境況中，社會群體所關注的，不可能是純粹的美學高度，他們所呼喚和擁抱的，必然首先是睜眼看世界與不待指示便大膽臧否的勇氣。

我記得，《十月》很快就決定向尚未獲得改正的1957年的受害者組稿。我去過不足八平方米的從維熙家裏，他每晚要同他的老母親和他好早已長得比他高的兒子合睡一張破舊的大床。頭一回我沒有見到他，但從他家出來后在電車上我遇到了一位相熟的幹部。他問我忙什麼，我告訴他剛去找過從維熙，他聽后不禁正色提醒我：“你可得注意!你到底年輕，你哪裏知道中國的事兒——”說著他把伸出的手掌翻動了一下，並警惕地朝四周望了望。所以當我去北池子的一個招待所拜訪王蒙時，除了編輯部和家裏人外，事前事後我都沒對別的人說。王蒙給我沏了一杯很濃的奶粉，加了好幾勺綿白糖。同他第一次見面就使我感受到他是一個具有性格優勢的人，他的幽默感和自信心令我自愧弗如。我預感到，像他那樣一些真正的作家重返文壇以後，我僅靠《班主任》式的“說真話”恐怕就很難在文壇上支撐下去了。離開那個招待所坐上公共汽車，我想的不是那位“好心人”翻動手掌一類的事，我想我應當把自己潛在的文學能力(我自信我是有的，該種能力在《班主任》中不但未能發揮並受到了從外部傳到自身的不小壓抑)儘可能地釋放出來。兩年後有一回王蒙見到我，他剛讀完我新發表的一個短篇，對我說：“噫，你發揮得不錯嘛!”我知道他話裏有話。

大約是在1978年春天，《文學評論》為《班主任》專門召開了一次座談會。在那次會上我頭一回見到了許多文學界的前輩和名人，他們熱情地支持《班主任》，後來《人民日報》發表了篇幅很大的評論員文章，對《班主任》、盧新華的《傷痕》和王亞平的《神聖的使命》等一大批“傷痕文學”所構成的文學現象予以了肯定，這應當算是“官方”的聲音。正如海外有的研究這十年中國文學的人士所指出的，當時面對中國從沙漠上重新抽葉的文學，中國的“官方”、中國的文學界、中國的民眾，達到了一種非常難得的互相肯定互相扶持的“共度蜜月”的狀態，這是1949年以來罕見的現象。因此，倘若像我這樣的作家，硬要把自己知名度的崛起說成完完全全是群眾所賜，便太矯情了。1988年5月，我同詩人芒克同往法國的聖納澤爾市，當地的《西部法蘭西報》和當地電視台在介紹我們兩個人時，特別指出我是“體制內作家”，意思就是說我是同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致力於改革和開放的“官方”合作的作家。當然，他們有時候說“體制外作家”，也並不是說那作家就是反“官方”的，更多的意思是指作家本人並未被“官方”承認。

也許是我的內在氣質使然，我始終不能完全擺脫社會現實和我所屬於的民族或者說種族的影響。儘管在此前多年的文學跋涉中，我越來越樂於接受各種不同美學前提下的多元文學共存的局面，即使是對最極端的文學象牙塔，我也尊重他們的存在。我是在198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我之所以加入，的的確確是我寄民族振興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所進行的並包括它自身的改革和開放。我現在越來越懂得文學有它獨立不羈的超越於政治經濟之上的本性，我絕不把我的文學活動完全消融到我的政治情緒之中，但我至少在目前還不想退入到一所象牙塔里去。

我對改革、開放所懷的熱情，多次受到傷害，這當然不可能不影響到我的創作，但可以肯定地說，就我個人的政治熱情而言，這些傷害的效果是負面的，就我個人的文學事業而言，這些傷害的效果卻是正面居多。因為我從每一次舐去傷痕的血絲中，都增加一層對我們民族、對我所處的現實社會、對籠罩於當代中國的人文環境、對人性、對個人與命運宇宙的神秘關係諸多方面的認識與體驗。

《班主任》出來以後，我收到無數的讀者來信，另一個短篇《愛情的位置》出來以後，我收到的讀者來信增至七千餘封，99%以上是支持我鼓勵我的。但就在那時，有一封寄自廣州的信因為寫錯了地址，誤投到了某一單位，並被拆閱了。信是兩姊妹寫的，她們自稱都是在“文革”的“清理階級隊伍”階段光榮入黨的，作為共產黨員，她們不能容忍我那《班主任》的寫法。她們認為被我極溫和地批評了的那個團支部書記謝慧敏的形象，是對共青團員的歪曲和誣衊，她們認為像《班主任》那樣暴露社會的陰暗面，只能令海內外的敵人拍手稱快。可惜她們那封信沒有留存下來，我轉述得遠比她們冷靜，她們當時似乎使用了更為嚴厲的語氣並上到了更高的“綱線”上。本來即使像她們這樣的批評，作為一個作者也是完全可以傾聽的，但偏偏那時香港一家雜誌刊出一篇未經我審閱過的訪問記。在那個訪問記里我明顯地否定着“文化大革命”，並且接受了“新寫實主義”的提法，因而，有的人就主張把那封“兩個共產黨員的來信”和香港雜誌上我的有關“言論”合併為一份“內部簡報”，上報和分發。幸虧一位好心的前輩，把這個可能出現的情況告知了我。當時我非常激動，也非常震驚。許多年過去，如今有些人可能因為種種原因不記得那時的情形了，有許多年輕的朋友當時尚小，不可能清楚。不知有多少人還能夠記得，陳沖走上銀幕的第一部影片是謝晉執導的《青春》(而不是後來那部使她和劉曉慶成為明星的《小花》)。《青春》是一部非常古怪的影片，那部影片不消說是否定“四人幫”的，但卻非常熱情地歌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陳沖所扮演的那位聽覺失聰的女主人公，在影片中通過“徒步大串聯”終於來到了北京城，並同其他的“紅衛兵戰士”激動地接受了毛主席的檢閱，影片中有大段毛主席揮手(利用的紀錄片鏡頭)和陳沖等飾演的“紅衛兵”熱淚縱橫的場景。這就說明，並不是“四人幫”一倒台“文化大革命”就遭到徹底否定。要不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聯繫着對毛澤東同志以往的指示是否必須採取“兩個凡是”，即一概不能否定並仍應執行的態度，在1978年及那以後一段時間裏，成為了最敏感的政治問題。我當然不情願，並且自己覺得也不應該成為政治上錯誤的典型，因為那份簡報如果編成，就連我同意訪問者“新寫實主義”的提法，也要成為反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背離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一例。後來由於我的反對和一兩位老同志的明智，這份簡報沒有編髮。今天想來，這份簡報就是編髮了也算不得什麼，但在當時，這一事態的出現使我傷心地懂得，在當時的運轉機制里，不僅我收到的幾千封支持鼓勵的讀者來信沒有什麼分量，就是《人民日報》上發表過的肯定性文章，也並不一定作數，只要有份編得“精彩”的“簡報”或“內參”(甚至無需造謠)，就足可使一個人的命運逆轉。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就矢志要為改變這種不良的機制而努力，並自覺地投身於關於政治公開化，增進透明度的體制改革潮流之中。

我不希望自己成為“傷痕文學”浪潮一過之後便隨之而去的文壇過客，我從小就熱愛文學，我希望以作家為終身職業。因此，從1979年以後，我就注意調動自己的美學潛力並調整自己的文學步伐。我寫出了短篇小說《我愛每一片綠葉》、中篇小說《如意》和《立體交叉橋》。我開始把文學的目光和追求投向活生生的個人，開掘和探索人性，並鑽研小說的結構技巧與敘述方式。也許我是在前後腳走上文壇的那一茬作家中除了小說以外寫“創作談”最多的一個，因為我內心有一種驅動力，迫使我不斷調整我的美學意識以跟上迅速發展的文學形勢。我不懈的努力並沒有落空，自1980年以後我每年平均出二本到三本新書，林斤瀾在讀了我的《立體交叉橋》后才正式承認我有寫真正的小說的能力。這位我尊為林大哥的作家的這一評價使我深得慰藉。1985年我的長篇小說《鐘鼓樓》獲得了第二屆茅盾文學獎。

1987年年初，我到《人民文學》雜誌社工作半年之際，發生了“舌苔事件”。全中國的電視觀眾都在2月份一天晚上的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里聽到播音員播出一條“剛剛收到的消息”，我被停職檢查。這條消息隨即由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以38種語言向全世界廣播，並成為第二天報紙的頭版要聞。《光明日報》不僅將這消息作為頭版頭條，而且在標題下的摘要里提及我時不用“同志”二字。我停職整整200天後，復職並獲准到美國進行了50天的講學訪問。我發現我在海外的知名度驟增到一種古怪的地步，我願我自己和其他的中國作家都不再以這樣一種狀況而引世人注目，不過這不是我和中國作家們能自主的事。在美國西海岸的洛杉磯我同盧新華重逢。盧新華和王亞平一樣，自“傷痕文學”浪潮消退後就逐步退出了文壇，盧新華到美國柏克利加州大學攻讀比較文學碩士學位，王亞平則棄文從商。在洛杉磯我聽到許多關於王亞平發財致富的浪漫傳說，但由於我去那裏時他因商務回中國了，從北京打長途電話來要我留在洛杉磯等他，他表示將盛情招待我，暢敘舊誼。而我那時已經倦遊，決心提前回國，就沒有見到他，無從證實那些關於他的傳言。在盧新華的宿舍里我看到了我家中也保存着的一張照片：我和他和王亞平三個“傷痕文學”的代表性人物於1979年初攝於崇文門外花市，當時王亞平全副戎裝。盧新華告訴我，他也聽到了這樣的說法：為期十年的中國“新時期文學”以“舌苔事件”的爆發及其後果宣告結束，而這十年可以說是“以劉心武始，以劉心武終”，不管今後的文學是停滯、是發展、是怎麼怎麼樣，那都屬於另一個文學時期了。我告訴他自己已從個人的際遇中超脫出來，但我心裏為一些別人的事難過。比如，因為“舌苔事件”所造成的心理影響，林斤瀾寫得非常出色的三個短篇留在《人民文學》編輯部待發的，現在都發不出去了。從美國回來以後，我重返編輯部工作，得知林斤瀾的那三個短篇退掉了兩個，還壓着一個，我便立即督促編輯部同人將它發出，那便是見於1988年2月號的《白兒》。讀着印在刊物上的《白兒》，我心裏很不平靜，我想到1978年《十月》雜誌初創時向林斤瀾約稿的情景。基本上不參與政治埋頭藝術探索並甘於寂寞的林斤瀾是解放以來中國文學發展的見證人，他的被允許與不被允許，相當精確地折射出我們文壇的興衰。可嘆的是為什麼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文壇還要再一次重複連林斤瀾也不被允許的局面

十年在人類發展的浩瀚長河中不過是彈指一瞬，但十年對有身有肉也有靈的個體來說卻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人生即使以百歲計，也不過只有十個十年，而除去發育期和衰老期，人生能有幾個十年得以施展並有所收穫呢

在北京出版社工作時，我不僅參加過《十月》雜誌的編髮，我還擔任過長篇小說的責任編輯。那部長篇小說叫《雅克薩》，由兩人署名，實際上主要是謝鯤的手筆。我記得是一個秋日的下午，我找謝鯤傳達終審者的意見，請他對書稿作最後一次的修改。這位與我年齡相仿的作者那天臉色特別灰暗，與我交談時音調也特別喑啞，但對我傾訴的一番心曲，卻令我至今難忘。他說：“人生是樁神秘的事，你不能挑時候，不能挑地點，尤其不能挑種族，不能挑遺傳基因，你就那麼落生了。如果你有才華，那麼你的才華只能在限定着你的那個環境裏尋找機會發揮。有的人在‘文革’前已經開放了他們的才華之花，他們發表了作品，有了一定的名聲，‘文革’當中他們挨批鬥，他們不與‘文革’合作，‘文革’也不要他們合作，他們再不發表作品，他們無憾。但是，像你我這一代人，‘文革’前我們還小，輪不到我們施展，‘文革’十年正是我們二十多歲到三十多歲的最緊要的人生歲月，我們要麼甘於淹沒，要麼就只能在那樣一種最荒謬的人文環境裏尋覓施展才能的機會，於是乎我們到頭來也投稿，也想發表作品。彈鋼琴的就想上台彈《黃河》，搞聲樂的就想上台唱《鋼琴伴唱〈紅燈記〉》，而想演電影的就必然只能到比如《南海長城》那樣的片子裏去找個角色……一切都可以儲存，而青春是不能儲存的，只能及時消費。這《雅克薩》我好幾年前就開始搞了，已經搞到這份兒上，實在捨不得放棄，其實我心裏很明白，這一類東西，還都屬於為政治服務即為‘反修’服務的，說是歷史小說，其實都難免影射，將來兩國關係修好，這樣的東西就該自動淘汰了……我真想早點結束這項吃力的工作，寫《班主任》那類的東西。其實《班主任》也還太政治化了，不過這一回你不是被政治驅趕着在搞文學服務，你勇敢地發表了你自己的社會政治見解……我們以後都該抓住好時候，寫一點真正的好東西……”說到最後，他那浮腫的臉上竟泛出了紅光。可沒等到我把《雅克薩》的樣書送到他跟前，他就溘然而逝了。記得我在得知他病重住院的消息后，在一種恍惚不安的心情中來到部隊的一所醫院。醫院的設備和醫療技術都是最好的，並且幫助他住進醫院的朋友懇切地囑託醫務人員盡一切力量挽救他那尚未得以真正施展的才華。但謝鯤垮得很快，他的肝壞死了，據說酥成一片一片的，系由於長期營養不良和勞累過度所致。我趕到醫院時他已停放在密封狀態的急救室，只能透過玻璃隔板觀望他，他已進入彌留狀態。當我回憶起這悲慘的情景，我就更深切地意識到，我得以在這些年裏施展了自己的才能，並越來越擺脫了外在的束縛，構建起自己的良知系統和美學意識，並獲得一種內在的尊重感和自信心，該是多麼幸運。

在這些年裏我送走的同代人遠不止謝鯤一個，我又想到了張維安。記得1978年春天，當時我們一群年齡相仿的想在文壇上一試身手的朋友，同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參加劫后的第一次北京市文聯代表大會。一天傍晚我把他們當中五六位叫到了小樹林中，倚着一個不知為什麼擱放在那兒的大型水泥管道構件，我向他們朗讀了短篇小說《醒來吧，弟弟》的手稿，讀完最後一行，他們真誠地鼓勵我，也給我提出意見。那群朋友中就有張維安，他專攻小說評論，所以我格外留心他的意見。後來他一直關注我的創作。我從寫社會重大問題轉入探索人性，寫出中篇小說《如意》以後，他很快就在《光明日報》發表了懇摯深切的評論。但那不久以後他查出肺癌，半年多以後他亡故了。人生有時就是這樣地令人惆悵，機遇本來是難得的，但機遇到來時花蕾不得開放就謝落了。

對那一段歷史我儘管有牢騷，並保留對某些重大事態的個人看法，但我得衷心地說，總體而言這是一個不錯的時期，關鍵在於改革和開放使我們的生活變得富於創造性並豐富多彩。不“以階級鬥爭為綱”了，不搞政治運動了，越來越多的人把思路和力氣集中到如何使國家富強起來，如何能有更文明的生活這一目的上。自1985年以後，中國文壇明顯地趨於多元，出現了相當多令一般人瞠目結舌或大惑不解的作品，湧現了一批從作品到生活態度都不僅絕不同於老一輩作家並且也鮮明地區別於像我這樣的作家的新銳人物。毋庸諱言，不同美學見解的作家間不僅存在着爭論(這是絕對正常的)，也存在着隔膜、誤解、門戶之見乃至人際糾紛(這也並非絕對不正常)，因此，每個作家再一次明確、尋找自己的位置，便成為不可避免的事了。

在新時期的十年文學運動中我算是一個貫穿型的人物，我每年都發出新的作品，即使是在1987年被停職檢查的那段時間，由於上海《收穫》雜誌的信任和支持，我也繼續在自設的《私人照相簿》專欄中發出文章，始終被比較多的讀者所注意。1985年我連續發表了《5·19長鏡頭》、《公共汽車詠嘆調》那樣的紀實小說，又一次引起了轟動效應。湖北作家祖慰1986年在香港遇見我時對我說：“不管人們喜歡還是不喜歡你寫的東西，都得承認你的存在，一個作家在幾年當中能三次引起轟動，這可不簡單!”他說的三次第一次自然是指《班主任》、《愛情的位置》、《醒來吧，弟弟》連續發出的那一次；第二次是指《鐘鼓樓》的發表和獲獎(另兩部獲第二屆茅盾文學獎的作品呼聲早就很高，獲獎似屬理所當然，《鐘鼓樓》原不在許多人預測之中，我自己也沒抱希望，但卻也由評委們無記名投票選上了，因而更轟動)；第三次就是指《5·19長鏡頭》和《公共汽車詠嘆調》的發表。祖慰說這個話的時候當然沒有預料到還有另一種“舌苔事件”式的轟動在等着我。從“舌苔事件”以後，文壇上除某些報告文學外似乎已從總體上失卻了轟動效應。對於這種新的文學境況人們展開了討論，至今仍在進一步探究中。我並不認為文學作品的成功標誌是轟動的社會效應，我的“三次轟動”並不意味着我在文學創作中獲得了多麼堅實的成果。但回顧這十年的文學跋涉，有一點我是問心無愧的——我在基本的取向上始終如一，我有變化，但那變化是調整，是前進，而絕不是投機式的轉向或犬儒式的妥協。我的創作靈感發自我的內心，我的內心深處所涌動着的情思可分解為三個部分，一個部分是我深刻地意識到我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我既有獨特的價值、不可侵犯的尊嚴、堅實的良知和理性，也有連自己也說不清鬧不明的豐富以至混亂乃至神秘的體驗與渴求。另一個部分是我清醒地意識到我是一個中國的知識分子，而且我的生命恰恰是在20世紀下半葉和21世紀初之間度過，我的個人命運與這一歷史階段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命運想摘開撇清，也摘不開撇不清的。再一個部分是我切膚地意識到我是一個黃種人，一個東方人，一個中國人，因此我是一個種族，一個文化，一種固有傳統的產物。不管我怎麼反抗那造成了我的傳統，到頭來我還屬於這個傳統，就算我和我們這個種族這個民族這個文化傳統中的所有叛逆者集合起來，採取最強烈的手段，在我們有生之年，充其量也不過是促使我們的傳統發生一些變化，或在一定程度上與別的種族別的民族別的文化傳統有所融合而已，完全使自己成為另一傳統中的人物，幾乎是絕對不可能的事。1988年3月我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論文《中國作家和當代世界》，4月又在《文匯報》發表了一篇論文《作家與讀者》，並在《文藝報》上開設了幾乎每周一篇的“一葉之見”專欄，這些文章的心理背景，正如上所述。

使我感到無限欣慰的是即使在我最倒霉的時候，作為社會人的我仍然從社會得到了溫暖、愛護和激勵。1987年我被停職檢查以後，接到了雲南昆明宏達公司總經理郭友亮的邀請，應邀到那邊同他會面並調養身心。我們本來並不相識，他只是讀過我的一些作品，結果我們成了摯友。倘若以為我們的友誼僅僅建築在他對我的作品的欣賞和我對他在我最困難的時候給了我溫暖那一點基礎上，那就大錯特錯了。我們各自從對方內心深處發現了可以將我們永遠聯結在一起的鏈條。1988年8月郭友亮從北京飛往日本進行訪問，又從日本飛回北京。在我家裏，我愛人問他對日本印象如何，買了什麼東西回來。他的表情沉毅而堅定：“那裏的東西太豐富了!開頭我什麼都想買，後來我什麼都不要買——因為就算我有好多好多的外匯，能買好多好多的東西，我又怎麼能夠把日本所有的好東西買到中國來當我從東京成田機場登上飛機的時候，我默默地對自己說：我的使命不是把日本的好東西買回來，而是把中國——至少是昆明——建設得像日本一樣的富有!”我的心因他的這番話而悸動。

我有許多文學界以外的朋友，郭友亮這樣的企業家朋友並不多，更多的是市井上的無名之輩：電線廠的工人、擺攤賣衣服的個體戶、專做女發的理髮師、鍋爐工和搬運工……我同他們交朋友絕非是為了寫小說“而體驗生活”、積攢素材。他們幾乎沒有讀過我的任何作品而我也從來沒有同他們談論過文學或藝術，我們一起喝酒、打撲克、侃大?山……?當我十年之中三〖JP2〗次搬家並且房子確實越搬越大，而且“軟件”也確實不斷更新之後，再邀他們來玩來喝來聊時，他們有時也直截了當地問：“你幹嗎跟我們交往呢”老實說，我答不出來。我只是覺得我不能整個兒“文學化”，尤其不能整個兒“純文學化”，畢竟我首先是一個人，一個有文學以外的需求的活人，我不能失去活氣兒。我在不止一篇作品中使用了“瑣屑的人生樂趣”這麼個詞組，我想那不是偶然的，我這人確實珍惜並善於享受種種瑣屑的往往絕對非文學性的人生樂趣。

我清醒地知道這個世界上不僅有我一個人存在，我必須同其他的人一起存活，而在生活網絡中同我發生關係的人有愛我的，也有恨我的，我的心靈對於愛和恨以及其他的外來情感衝擊都有足夠的承受力。在同他人的碰撞中，在參與社會生活的過程中，我豐富着自己的體驗與情感，並且我驚喜地發現我內心深處還有着那麼多不受外界干擾和左右的良知、渴望和神秘因子。我儘管得到了不少，但我不害怕失去它們，因為我覺得自己還有更新創造，並創造得更好的激情與力量，所以我充滿了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