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長家沒有自用廁所
一位局長住在北房。他家沒有自用廁所。
門洞裏很黑。好幾家都把用不着的傢具堆放在門洞兩邊，連頂棚上也掛得有誰家坐破了可還捨不得扔的舊藤椅，這就讓小院的這個“咽喉地帶”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味道。
張秀藻端着盛炸油餅和豆沙包的小竹笸籮，在門洞裏迎面遇上了荀磊。荀磊不知為什麼一手拿着斜放着小刷子的糨糊碗，另一手提着兩張大紙，他是要張貼什麼呢？
瞬間，張秀藻只覺得自己喉頭髮澀，心臟的跳動明顯地失去了均勻。已經有好幾個月了，她嚴厲地命令自己，倘若“狹路相逢”，見到荀磊，只能是微微揚起下巴，淡然地點一下頭，然後不動聲色地擦身而過。但因為她家住在里院最後面的北房中，而荀磊卻住在過了這門洞的右首偏院中，再加上她平日在清華大學水利繫上學，只有星期天才回來（有時連星期天也不回來），所以，她實踐這種自我命令的機會，這幾個月裏也僅僅三次而已——現在自然可以增添一次；但正當她揚起了下巴，就要以全副的矜持向荀磊微微點頭時，荀磊卻笑吟吟地、熱情地對她說：“你能幫幫我嗎？”
顯然，荀磊是要她幫着去張貼那樣東西。荀磊的這一句問話，使張秀藻積蓄已久的自尊和高傲頓然動搖。在相視沉默的兩秒鐘里，她清楚地看出了荀磊眼睛裏充滿着純潔、真摯而又善良、聰慧的光芒——這眼光對她來說真是勾魂攝魄，令她心醉神迷；在她所處的生活環境裏，像荀磊這種年齡的小夥子們，確實還沒有哪一個具有這樣兩扇使她覺得格外可欽可愛的“心靈窗戶”。難道她可以面對着這樣的兩扇窗戶，冷淡地說出拒絕的話么？
張秀藻的嘴唇抖動着，幾乎就要吐出“好吧”兩個字了，荀磊卻快活地笑着道歉說：“啊，對不起！瞧我……你還拿着早點呢！快給家裏送去吧，我一個人也能貼……”
張秀藻簡直傷心極了。她手裏為什麼要捧着那麼個小笸籮呢？荀磊剛才為什麼沒看見它，而現在才在一瞥之中注意到呢！難道她不能把小笸籮暫時放到大門邊的石座上嗎？那石座子上原來有一對小獅子，在1966年的夏天，被衚衕里的“紅衛兵”極其艱苦地用鑿子鑿掉了……是的，她或許就應當那麼做，去幫助荀磊一起貼他手裏拿的東西……可是荀磊現在卻歉然地對她笑着，放棄了他原來的請求，並且斜過了身子，紳士風度十足地給她讓路……
張秀藻克制住自己，微微揚起下巴，以再明顯不過的冷淡姿態，朝荀磊輕輕一點頭，斜趄着身子穿過了門洞……
如果她的心裏繃著一百條弦，那麼現在每一條弦都在顫動着，而且並非和諧的顫動……她想立刻尋找一個角落，坐下來，用雙手捧住腮，一個人靜靜地安撫自己的心弦，使它們重歸於和諧……
但她不能實現自己的願望。剛進垂花門，那薛師傅家為辦婚事所搭的苫布棚，便觸目驚心地撲進她的眼睛。固然這苫布棚昨天她一回家便見到了，剛才出院去買早點時也經過了它的旁邊，但那些時候它還沒有生命。此刻就不一樣了，薛師傅正彎着腰在苫布棚外生一個煤球爐——顯然，今天他們需要不止一個火——苫布棚里正傳出緊張的剁肉的聲音，並且飄出了一種混雜的令她氣悶的氣味……
也不知怎麼，薛大娘就站到她面前，滿臉客氣地問：“秀藻呀，你爸今天一大早又要出門哇？”
張秀藻沒有心思對薛大娘笑，但她父母從小就給予了她那樣的教養——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使主動來搭話的人掃興，她便強顏歡笑地對薛大娘說：“是呀，吃完這早點，估計送他去飛機場的汽車也就該到了。薛大娘，您家大喜呀！有什麼要我幫忙的事，您儘管說！”
薛大娘把一大把高級雜拌糖撒到了張秀藻手裏的小笸籮中，誠心誠意地說：“你爸你媽都有公事，我們紀躍就不去打攪他們啦。這點糖，意思意思吧……”
張秀藻趕緊說：“謝謝啦！喲，這糖挺高級呀，您給得太多啦！”
薛大娘抿嘴一笑，大聲地說：“唉，過幾年你還我們的時候，不得更高級呀！咱們先說在頭裏——到時候你就給這麼點兒，我們還不幹呢！”
張秀藻實在笑不出來了。薛大娘當然是百分之一百的善意，但她受不了，受不了！荀磊的面容身姿在她眼前浮動着。她辦事的時候？她跟誰去辦事呢？
“瞧您說的！”張秀藻勉強地應付着。
薛大娘沒有看出她的心思，笑着轉身朝別處去了。張秀藻趕緊朝家裏走去。她需要回到自己的床邊，坐下來，一個人待着……
但是她回到家裏，仍然不能實現她的願望。
張秀藻家住着這個四合院盡裏邊的三間大北房。房外有相當寬闊的廊子，一部分也就改造成了她家的廚房。她父親張奇林今年55歲，解放前上大學時參加了地下黨，1948年從北平到了解放區；1949年隨着解放軍進了城，後來被安排到國務院一個部里工作，先當副科長、科長，“文化大革命”前升到副處長；“文化大革命”中部長被打成“叛徒”，他算部長的“黑爪牙”，也受到衝擊，下放到幹校養了6年豬；粉碎“四人幫”后回到原機關，被任命為處長，前不久又被提升為一個局的正局長。1977年他們全家從幹校回北京時，因為原來的宿舍早已被別人佔了，住了很長時間的招待所，直到1979年機關行政處才把他家安排到了這個院裏。據行政處處長老傅說，他費了老大的勁，繞了好幾個彎兒，才用屬於他們機關的四間較小的平房，從房管部門手裏倒換出了這麼三間大北房。他們剛住進去時，也真滿意。張秀藻的一個哥哥一個姐姐都在外地工作，在北京的就只是張奇林夫婦和張秀藻三個人，三間合起來有五十多平方米的細灰頂、花磚地大北房，他們住着當然寬鬆舒適。回想起在幹校時，先是三人分別編在不同連隊住集體宿舍，十八個人一間屋子，開始幾個月睡的還是地鋪；後來雖然准許全家合住了，也只是一間很小的簡易平房，跟今天的情況比較起來，那真是一個地下，一個天上了。
但住了一陣以後，便感覺到這住房有個極大的缺陷——沒有自家專用的廁所。要上廁所，還得出院子去上斜對過的公廁。行政處及時地給他們家安裝了電話，引進了自來水管，也一直打算給他們修個專用廁所，但勘察了一番以後，發現從他們屋裏到廊子中的任何位置，都很難順利地安裝出一條通向衚衕外暗溝的排糞管道，這事便擱置起來了。於是乎從去年起，張秀藻的媽媽向老傅提出了換住新居民區單元房的要求。老傅手裏也確實掌握着一些統建分下來的這種住房，加以今年張奇林升為正局長，老傅來看望時，更明確表示：下一批統建統分房下來，一定馬上給他們換上兩套兩間的單元——當然，格局層次都必定是最好的。
對這件事，張奇林的態度是無可無不可。張秀藻的媽媽於詠芝卻越來越急迫。她是個醫生，院裏人都管她叫於大夫。她近來常向張奇林提起搬家的事。頭天晚上，張秀藻從西郊回來，吃完晚飯，一家人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新聞，當熒光屏上出現了新住宅區的景象時，於大夫忍不住又提起這事說：“老傅也不知道說話算不算數。”
張奇林笑笑說：“他對我說話一向算數。不過，依我想，我們換個三間的單元也就可以了。”
於大夫不以為然：“局級幹部配備四間，這是規定嘛。”
張奇林仍然笑笑說：“土規定。”
於大夫爭辯了：“這規定不算過分嘛。你們局除了你，有幾個局級幹部沒住上四間？”
張奇林並非爭論，而是發表感想說：“平房好啊。我們這平房比樓房住着舒服。”
於大夫點出主題：“可廁所呢？天天上公共廁所，多不衛生！”
張奇林仍舊微笑着：“院裏的老住戶，一向就這麼上廁所，我看他們都比咱們結實啊！”
於大夫有點急了：“那麼說，你不搬了是不是？我可住不下去了，沒有廁所不說，洗澡也不方便啊！”
張奇林全身鬆弛地倚在沙發上，眼睛望着電視屏幕，還是不緊不慢地說：“幹校的公共廁所多簡陋，我們不是照樣過了6年了嗎？至於洗澡……”
於大夫不等他說完，便欠起身子來，急躁地說：“話怎麼能這麼說呢？那是迫不得已啊……我知道你想說什麼，洗澡，可以到洗澡堂去洗。可你知道嗎？現在洗澡堂晚上都權充旅店，凈是些跑單幫的買賣人在那兒過夜，他們有的有虱子，虱子掉在卧榻上，誰顧得上殺滅？他們剛走，澡堂就開始接待洗澡的人了！我們女部情況還好一點，據說男部簡直不像樣子！”
張奇林一邊聽着一邊微微點頭，表示並不反對她的議論。但忽然笑容變得更明顯了，他想起了頭年夏天的一個小鏡頭：晚上他去廁所小便，還沒走進去就聽見嘩嘩的水響，進去一看，原來薛家老大光着身子，從廁所的水龍頭那兒接出根皮管子來，在給自己沖澡……看到這情景他感觸很多，覺得自己真該更努力地工作，來更快地改善北京廣大市民的生活條件——雖然他的工作只能間接地起到這一作用；此刻他眼前晃動着薛家老大那結實的身軀，以及那濕淋淋的快活的面容，忍不住笑了，便對愛人說：“上公共廁所、公共澡堂，弊病再多，總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接觸群眾、接觸社會。關起單元門來自己什麼都解決了，好處再多，也總還有一個弊病，容易脫離群眾、脫離社會。”
於大夫搖頭說：“你以為你住進單元房，電話鈴響的次數就會減少嗎？敲門的就會減少嗎？而且到那兒找你也許更方便，你瞧着吧，甭說茶葉，光開水我們也供應不上的！”
張奇林點頭，同意她的估計，但解釋說：“我說的接觸群眾、接觸社會，主要不是指接觸本單位的群眾，處理本單位的事情，而是說接觸像咱們院裏的這些鄰居，接觸咱們鐘鼓樓這一帶的社會。這雖然同我們的工作沒有直接關係，可接觸一下和完全不接觸，到底不一樣啊。它至少可以豐富我們的見聞，豐富我們的思想，促使我們不是從一點上，也不是從一條線、一個平面上觀察、考慮問題，而是立體地去觀察、考慮問題……”
於大夫把脊背靠回到了沙發背上，這次是她微微點頭了。張秀藻在一旁聽到這兒，才插話說：“爸，那要是明天傅叔叔來電話，讓咱們搬到單元樓去，咱們該怎麼辦呢？”
張奇林笑笑說：“那就搬過去吧。”
張秀藻忍不住問：“咦，那您剛才說的接觸群眾、接觸社會的問題，可怎麼解決呀？”
張奇林坦然地說：“關鍵畢竟還不是住在哪兒。關鍵是自己本身要有這個要求。搬走了，一是可以回這兒來串門，二是可以在那裏結識新的鄰居、建立新的社會關係嘛！”
全家的認識漸趨統一，大家心情都舒暢起來，只是於大夫還忍不住對張奇林說：“你說是這麼說，到時候你忙個手腳朝天，哪還有回這兒來串門的工夫？只怕你在那兒也結識不了幾個新鄰居！”
電視機前的這場談話，很能代表張秀藻他們家的家庭氣氛。這種家庭氣氛的控制器掌握在爸爸張奇林的手中。他總是那麼冷靜、理智，卻又不讓人感到過分僵硬和缺乏人情。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受衝擊最厲害的時候，他至少在外部形態上沒有露出一點驚慌失措。張秀藻記得很清楚，那時候她才7歲，不懂得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事，她和媽媽，還有哥哥、姐姐，有一天都被“勒令”到一個廣場上去參加批鬥會，先是揪出部長和一些副部長、局長、副局長來，然後就揪“黑爪牙”，裏面就有她爸爸。她被那場面嚇壞了，因為每個“黑幫”都被剃了光頭、掛上了大黑牌，並被“噴氣式”地撅着。像她爸爸那樣的“黑爪牙”，當晚還是許可回家的。媽媽見他回來，光流眼淚，不敢多說話。哥哥姐姐被迫表示“劃清界限”，搬到學校住去了。這天晚上樓里發生了大騷動，有個被揪的“黑爪牙”想不開，自殺了。第二天爸爸去部里以前，全樓已經都知道了這自殺的事。媽媽望着爸爸，驚怕擔憂得以至於哆嗦起來。爸爸卻冷靜地對媽媽宣佈說：“我不會。”只有那麼三個字——張秀藻至今回憶起來，那神態語音還清清楚楚。接着，他問張秀藻：“你還有多少塊糖？”張秀藻那時有個糖罐，她便打開蓋子，數了數說：“26塊。”爸爸彎下腰，摸着她的頭說：“這糖，都留給爸爸吃吧。一天一塊。”張秀藻把糖罐捧得高高地說：“幹嗎一塊？爸爸你吃吧，一天多少塊都行。吃完了，咱們再買呀！”媽媽聽着只是擦眼淚，爸爸卻冷靜到極點地說：“咱們家以後沒錢買糖了。這糖給我留着。我需要，你要藏好，我回來了你喂我。一天一塊都太浪費了。你今天要做一件事，把糖紙全剝了，扔了，把每塊糖全用小刀切成兩半。這樣，我就能一個半月里全有糖吃了。”說完，他坦然地走了。他每天晚上回來，俯首讓張秀藻欠起腳，喂他那半塊糖吃……他沒有自殺，沒有神經錯亂，沒有沮喪，沒有妥協。等這一切都成為過去，當他們搬進這三間北房以後，當20英寸的日立牌彩色電視機運到的頭一天，他們全家——不止三口，因為哥哥、嫂子正巧回來探親——坐在電視機前的沙發上，當電視中恰好出現了糖果的畫面時，張秀藻不由得引動爸爸去回憶：“爸，您還記得那時候，您白天挨斗，晚上回來，我喂您吃糖的情形嗎？”媽媽一聽這話眼睛就紅了，哥哥嫂嫂都望着爸爸，只等他開口；爸爸卻不動聲色地呷了一口茶，問張秀藻：“你把今天的晚報給弄到哪兒去了？”……
張秀藻的爸爸張奇林就是這麼樣的一個人。說實在的，她不太理解他。他的內心裏究竟都裝着些什麼？同樣，張奇林也未必理解女兒，特別是今天的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