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流氓朝鐘鼓樓下走來

一個小流氓朝鐘鼓樓下走來。凶多吉少。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許多成年人來說，彷彿不過是昨天的事。由於這場長達10年的動亂扭轉，切斷了大量過去正在發展中的事態，所以，當動亂過去，人們在“撥亂反正”的過程中接續以往的線索時，往往不得不把這10年暫時當做一個空白，就彷彿時間到了1966年夏天突然凍結，而到了1976年秋天，才又復蘇似的。前幾年報紙上時常把實際早已超過35歲、乃至逼近50歲的作家稱作“青年作家”，便是一例。因為人們——包括他們自己——都覺得他們的實際生命，需要從實際年齡中扣除掉一個“10”。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爆發的那一年出生的人，到1982年卻已經整整16歲，並且經歷了他個人生活史中的幼年、童年、少年等階段，而開始向青年時代演進。他們靜悄悄地生長着。

現在那其中的一個，便在鼓樓前的大街上從南朝北走。

他的名字叫姚向東。和他同齡的人之中，有許許多多的向東，衛東，立東，頌東（還有衛彪、學青之類，不過都迅即改掉了）……在他們上幼兒園的時候，阿姨教給他們“打倒叛徒內奸大工賊”的歌謠；在他們小學快畢業的時候，老師又給他們講劉少奇爺爺的豐功偉績。在“開門辦學”的日子裏，他們參加“邁社會主義步，堵資本主義路”的活動，老師為提高他們的覺悟，組織他們看電影《青松嶺》，回來開會批判電影中那個搞“自摟”的錢廣；而在初中畢業的前夕，“分數挂帥”的浪潮洶湧澎湃，老師為了讓他們儘可能考上“重點高中”，鍛煉作文的能力，又組織他們看了電影《柳暗花明》，回來寫觀后感，批判極“左”路線對農民合理願望的粗暴踐踏……原來社會向他們灌輸“愛情”和“金錢”是羞恥的觀念；如今社會上充斥着無處不見的“愛情”，並且通過對“萬元戶”的宣傳，使他們懂得了錢越多越光榮的道理……小小的年齡，貧乏的經驗，尚未發育完全的中樞神經系統，承受如此巨大的、頻密的、戲劇性的大轉折，他們會產生一些什麼問題，出現一些什麼心態，導致一些什麼後果？似乎我們的教育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一時都還來不及進行細緻的專題研究。在我們的社會生態群落中，不管你對他們這一茬人忽視還是重視，反正他們無止息地生長着、活動着。

話說姚向東穿着一件米黃色的羽絨登山服，雙手插在登山服的斜兜里，咽着唾沫，百無聊賴地從南往北走。

他是被從家裏轟出來的。起因，便是他穿在身上的那件登山服。

姚向東的父親，20世紀60年代末從部隊轉業到區級機關當保衛幹部，對姚向東一向是管束得很嚴的。在姚向東四五歲的時候，父親就向他灌輸着“長大參軍當兵”的意識；母親是機關的打字員，自然也盼着姚向東快快長大，快快入伍，她為姚向東縫製了仿國防綠的小軍裝，衣領上還綴以紅布仿製的領章，自然還有小小的軍帽，帽子上別著真正的紅五星帽徽——是姚向東父親從老戰友那裏，特意為兒子要來的。一直到十來歲左右，姚向東內心裏充盈着這樣的優越感、自豪感和自信心——“我爸當過解放軍，我長大了也要當解放軍！我爸有的是老戰友，只要我長大，我爸一句話，我就能當上兵！”

姚向東剛上小學的時候，放學的路上，遇見過小流氓搶帽子的場面——一個戴着國防綠軍帽的中學生在行人路上走着，突然一個小夥子騎着車飛快地竄來，經過那中學生身邊的一瞬間，伸手抓走了他頭上的綠軍帽；中學生叫喊時，騎車的人已然拐進了前面的街巷中，不見蹤影。這驚心動魄的場面，即使姚向東隱隱覺得搶帽子的人真“蓋”①，又使他進一步意識到一切與“國防綠”有關的東西的珍貴。

可是姚向東上到小學四年級以後，周圍的社會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小流氓們不再搶國防綠軍帽了，並且中學生們也都漸漸不以穿綠軍制服、戴綠軍帽為時髦。少年兒童們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又流行穿一身藍——藍制服、藍褲子，配一雙雪白的球鞋，彷彿那便是“帥”字的體現。冬天，開始時興戴栽絨帽子，穿皮夾克——沒有真皮的，人造革的也湊合。小流氓們又搶開了栽絨帽子。又一個冬天，栽絨帽子過時了，剪羊絨帽子方興未艾，小流氓們的搶劫目標又一次轉換。到1982年的這個冬天，登山服開始流行。似乎再沒有人盼望着參軍當兵。功課上有點希望的，盼望着考上大學。像姚向東這號小學畢業后沒能考上重點中學，初中畢業后又沒能考上重點高中，而功課又越來越差的少年，既不再艷羨入伍當兵，考大學又明擺着毫無希望，畢業后更勢必要待業家中，心中便不免茫茫然，沒着沒落。

對於兒子的管教，姚向東父母倒也一直沒有放鬆。尤其是父親，見到兒子不爭氣的表現，除了一頓急風暴雨般訓斥，氣急之時，甚至脫下鞋子，用鞋底亂抽亂打——往往要做母親的一邊遮攔，一邊哭喊，方才罷休。教子無效，方法不妥固然是一個因素，而本身對迅速變化的社會生活的不理解不適應，牢騷滿腹，苦悶難遣，當著兒子講怪話，卻又不許兒子說怪話；兒子提出問題，回答不了，便拿兒子撒氣；對兒子講的道理越來越抽象、乾癟……是令兒子不服管教的更主要的因素。兒子在父母的面前，漸漸變得虛偽。

姚向東所在的那個學校，是所“非重點”中學，老師們——尤其是班主任——工作還是相當努力的。一方面，他們花大力氣把一部分尚有學習積極性的學生調動起來，讓這些學生在題海中苦航，爭取能爆出冷門——考上大學，既為學生們自己爭氣，也為學校爭光，倘若這樣的學生逐年增多，那麼，他們這所中學便有希望進入“重點”的行列；另一方面，他們也想盡各種辦法把姚向東這號的“後進生”管束起來，讓他們在校內不至於吵鬧，在校外不至於被派出所拘留。不過，由於教育從來不是萬能的，而他們對姚向東這號學生的管教又未免失之於粗糙，姚向東在老師們面前，也漸漸變得虛偽。

這天中午，臨到吃飯的時候，姚向東母親才發現，兒子身上穿的那件登山服，並不是她給他買的那件腈綸棉的，而儼然是羽絨的——儘管顏色很相近，衣兜和風帽的樣式也相差不多。她不禁問道：“怎麼回事？你這衣服哪兒來的？”

姚向東滿不在乎地說：“跟同學換着穿的。”

母親訓斥說：“哪有換着穿的道理？人家這件是羽絨的，比你那個貴上一半，你給人家穿壞了，咱們怎麼個賠法？你那件腈綸棉的穿着不是一樣暖和？幹嘛非追求時髦？”

偏這時候姚向東父親從裏屋走了出來，一聽，一看，不禁怒火中燒。姚向東原有一件棉襖，是用父親過去的軍棉襖拆洗改做的，姚向東套着藍制服穿了幾天，便吵着要換件登山服，說什麼：“現在誰穿這樣的破棉襖？我們同學個個都有登山服！”當時雖然生氣，倒也沒有發作。確實，如今中小學生穿登山服的很多，家長們似乎都挺有錢，有的更給孩子買真正的皮夾克穿。比起來，自己和姚向東他媽大概是家長中最窮酸的——兩人都在事業單位，干拿工資，沒有一點外快，負擔又重——雙方都得按月給老人寄錢，姚向東的姐姐剛從幼兒師範畢業，分到幼兒園工作，還沒轉正，僅能自給自足；這麼個經濟情況，姚向東吵鬧着要買登山服，他母親自然只能是給他去買件腈綸棉的，沒想到這小子現在越來越不知足，竟把同學的羽絨登山服弄來穿在自己身上，這簡直是貪得無厭！

姚向東父親一見姚向東穿着別人登山服的那副賴相，便忍不住大喝一聲：“不要臉！你給我脫了！”

母親忙上去攔住他，勸慰說：“你的血壓！你先別急，慢慢給他講道理！”又扭頭衝著姚向東說：“還不快跟你爸認錯！吃完飯，你就去跟人家換去。聽見了嗎？”

姚向東覺得母親是在護着自己，有恃無恐地坐到飯桌前，嘟囔着說：“什麼不得了的！我們凈換着穿。”說著便拿起了筷子……

父親一見，越發怒不可遏，使勁一頓腳，宣佈說：“你別吃飯！我這個家不養你這號少爺！你滾！”

姚向東便站起來，聳聳肩膀，轉身走出了家門，對於背後傳來的父親和母親那糾纏在一起的喊叫聲，幾乎是完全無動於衷。

姚向東一通兒瞎轉悠。在什剎海前海小花園裏，他擠到亭子邊聽了聽戲——那裏常有一些市民聚集清唱京劇，姚向東感興趣的自然不是京劇本身，而是那些拉琴、唱戲的人那種逗哏的模樣；又到什剎海前海的冰面上，霸道地“借”一個同齡人的冰鞋，溜了一陣野冰；忽然感覺餓得難受，便下意識地來到了鼓樓前的大街上。

鼓樓前的大街，即地安門外大街，從南到北分佈着不少的飯館。從歷史上看，北京著名的飯館，大部分佈在南城，又尤其是前門外一帶，除所謂“四大興”——“福興居”、“萬興居”、“同興居”、“東興居”——而外，如煤市街的“致美齋”，大柵欄的“厚德福”，陝西巷的“醉瓊林”，韓家潭的“杏花春”等等，也都頗為著名；當然西城、東城也有一些數得上的飯館，西單一帶曾有包括“大陸春”、“新陸春”、“同春園”、“淮陽春”、“慶林春”、“鹿鳴春”、“四如春”、“方壺春”在內的所謂“八大春”；西四南有“同和居”，西華門外有“萬福樓”，東城隆福寺街有“福全館”，東四北有“同和樓”；北城一帶，據說清末民初煙袋斜街內的“慶雲樓”，白米斜街內的“慶和堂”，什剎海畔的“會賢樓”，都曾盛極一時。到了1982年年末，南城、西城、東城的飯館雖有不少變化，一流的大飯館仍保留了不少，而北城，又特別是鐘鼓樓一帶，除鼓樓邊上的“馬凱餐廳”和銀錠橋頭的“烤肉季”較為著名而外，大都淪為一般。不過，雖然如此，那鼓樓前大街上飯館的種類卻頗為齊全。過去有人把本世紀初的北京飯館分成幾類：只賣包子、餃子、餛飩、餡餅、米粥之類的切面鋪；只賣豬肉、羊肉菜肴的“二葷鋪”；標榜“應時小賣，隨意便酌，四時佳肴，南北名點”的小館子；供應小型宴飲的中等飯莊；飯店、酒樓、會堂合為一體的大飯莊；經營西餐的“番菜館”；總計七種。除后兩種暫付闕如外，前五種在如今的鼓樓前大街上都還存在，並且每種之內又還有所變化。

16歲的姚向東自然絕不會知道，也不會探究鼓樓前大街上飯館的盛衰增減，但是，由於他感到餓了，所以，當他無目的地從街南朝街北走去時，他的嗅覺卻有意識地捕捉着從那些飯館中逸出的氣息。

在這條大街最南頭，馬路東邊十字路口拐角處，有一家門面頗大，品種頗全的國營小吃店，還有一家門面極小、專賣“褡褳火燒”的個體小吃店。按說姚向東既然肚子餓了，搜索出他衣褲兜里的所有“鋼兒”①來，還是能從那兩家買到足以果腹的食品的，但姚向東此刻卻沒注意到它們——他走在大街西邊，西邊十字路口拐角處是新開張不久的“天津狗不理包子鋪”，大約剛有一屜三鮮餡包子出籠，從那包子鋪里飄散出好一股誘人的暖烘烘的香氣。姚向東不由得登上包子鋪面前的台階，隔着門玻璃朝裏面望去。嗬，怎麼那麼多的人，坐着的還沒吃上，背後已經站着等座兒的人，飯桌上堆滿盤子、筷子，也沒人及時地收拾。從飯堂深處飄出一陣陣像霧一樣的白氣，好聞真是好聞，可誰有耐心進去排隊買票、等座兒？何況把兜里的錢全掏出來，說不定還買不下二兩——姚向東想到這兒，嘆了口氣，跳下台階，繼續朝前走。

往前，過了“光明藥店”和“長青輕紡服務部”，有個“露明園餛飩館”，裏頭人倒不多，姚向東卻吹着口哨管自走了過去。他可不稀罕餛飩。他想吃正經的炒菜。怎麼才能弄到一張“鋼鐵”①呢？如果能弄到一張“團結”②，那就更“蓋帽兒了”。不知不覺他已經走過了白米斜街，走過了“虹光服裝店”和“北京文物商店收購部”，並且走過了後門橋，來到了“合義齋”飯館門前。正當他朝飯館大門走去時，忽然傳來了一聲尖脆的呼喚：“小拽子！”③

那自然是叫他。姚向東扭過頭去一看，原來是同班同學，外號叫“阿臭”的，騎着輛亮閃閃的二六小女車，捏閘停在了馬路邊。

姚向東便走攏去同阿臭搭話。

阿臭是個圓腦袋、圓身子的胖小子，戴着一頂剪絨帽子，穿着一件式樣新穎的皮夾克。他咧開大嘴，依舊尖脆地問：“小拽子！你他媽的跟這兒踅磨什麼啦？”

“小拽子”即姚向東，一把搶過阿臭的剪絨帽子扣到自己頭上，喜出望外地說：“你丫挺的，管他媽什麼閑事！你這他媽是到哪兒‘拍婆子’去？”

阿臭伸手去夠小拽子頭上的帽子，小拽子躲閃着。阿臭不滿地說：“你他媽的騙了‘小羊子’的這身衣服還不夠，又他媽的跟我犯賤來了，還我！我他媽的還有事呢！”

小拽子便趁機要挾說：“我他媽的還沒吃飯呢，你丫挺的管我飯錢，我就還你帽子！”

兩人的對話實在不雅，略作記錄，以存資料，茲不再贅。總之，在一種既粗野又親昵、既蠻橫又義氣的交談授受之中，小拽子終於歸還了阿臭的帽子，而阿臭也終於借給了小拽子一元錢。

阿臭這綽號的來歷，是因為其人愛放屁。小拽子呢？所謂“拽子”，是北京新俚語中，對一手一足萎縮的小兒麻痹後遺症患者的稱謂。早在小學時，姚向東因為曾跟在一位這樣的殘廢人身後，把那人走動的姿勢模仿得惟妙惟肖，故而在一群男同學的鬨笑聲中，獲得了小拽子的綽號，後來竟一直沿用到高中。

對於當代青少年中污言鄙語的消除清掃問題，人們很少作過專題研究。大都採取了兩種簡單的辦法，一是對污穢鄙下的語言實行迴避和禁止，一是灌輸以規範化的文明語言。這當然也能取得一些表面效果，但究竟不是治本之方。

姚向東上小學的時候，原是很聽老師和家長的話，不罵人，不說髒話的。但兒童在成長期中，對於語言本身，也有一種遊戲的興趣。姚向東記得，他上一年級時，同學之間私下裏就流行着這樣一首“歌謠”：

結巴磕子趕大車，

一趕趕到核特哥，

核特哥，是你哥，

你哥是我大拇哥！

“結巴磕子”是“口吃者”的意思，“結巴磕子趕大車”這一句還勉強有講，其餘幾句完全沒有意義，不過是追求一種節奏和音韻上的快感。本來，兒童文學工作者，以及老師和家長，是應當抓住兒童們的這個特點，因勢利導，編出內容優美生動而又琅琅上口的歌謠，以滿足孩子們的這種快感的；不幸的是，姚向東上小學的時候，老師凈教他們一些政治性極強而念起來索然無味的“革命兒歌”，其結果是，孩子們因厭棄課堂上強灌的，便在課下“反其道而行之”，自編自誦起越來越多的“地下兒歌”。開始，這類“地下兒歌”還只不過是單純的音節和韻腳遊戲，如：

biājibiājibiā，

摔個大馬趴①！

馬趴沒摔好，

摔個仰巴腳②！

醫生來看病，

真是不高興，

打了biāji針，

吃了biāji葯——

看你以後還鬧不鬧！

後來，由於社會上庸俗因素的滲入，這類“地下兒歌”便漸漸糟糕起來，而老師、家長們往往滿足於兒童和少年表面的聽話，馴服，對於存在着另一個兒童和少年們獨自相處的世界，以及在那一世界中存在着另一套語言和另一套做派，長期予以漠視。結果，當少年人肩膀漸漸展寬，嗓音漸漸變粗，膽量也漸漸變大，開始公然當著大人們“撒野”時，老師和家長才慌了神兒，可是到那時候再來扭轉，分明已屬“亡羊補牢”。

語言不美的另一個心理根源，便是自尊心的匱乏。姚向東從小就看慣了戴高帽子遊街一類的“揪斗”場面，被“揪斗”者的尊嚴自然掃地委塵，那些氣勢洶洶的斗人者在他眼中也並無尊嚴可言——齜牙咧嘴，聲嘶力竭，粗暴蠻橫，不顧體統……姚向東那顆小小的心不禁暗暗自問：我長大了，是當被斗的，還是當斗人的呢？當然要當那斗人的！為實踐這個願望，在小學三年級時，就曾在一次“批鬥大會”的遊戲中，讓同伴們“把三反分子阿臭押上來”；然後他便擄袖伸拳，模仿着斗人的“造反派”頭頭那架勢，把“阿臭”一頓亂斗，最後橫眉立目地宣佈：“……現行反革命，帽子拿在群眾手中！”1976年以後，家長、老師本應在重建孩子的自尊心方面花大力氣，但在時代的大轉折中，姚向東的父親尚不能使自己的心理保持平衡，又哪能去顧及孩子的心理衛生？而對孩子的點滴咎錯也暴跳如雷，乃至連罵帶打，只能是使姚向東原已十分脆弱的自尊堤防，全然崩塌。老師在考試製度的重大變化面前，不得不把分數和升學率當做一個最實際的追求目標，逢到姚向東這號學生的粗言穢語和調皮搗蛋，便也只是簡單地予以彈壓，而在情急之中，又難免施以諷刺——“瞧你那副小流氓樣兒！”焉知這樣一來，姚向東的自尊不但更蕩然無存，還增添了一種“心理反饋”——“小流氓就小流氓，真當給你們看看，怎麼著？！”

結識小流氓，原是容易的事。公共廁所、溜冰場、游泳池、郵局門口倒換郵票的人群，足球場入口外等候退票的人叢……都是小流氓們經常麇集出沒的所在。姚向東的墮落，便開始於廁所中遞來的一支煙、溜冰場上的一次蓄意衝撞、游泳池畔的借用“鴨蹼”……而他最初的不法行為，也便是跟着“哥兒們”到郵局門口和足球場外，用“花紙頭”①和廢球票騙取了一塊錢以內的“賺頭”，然後一氣吃了五個雪糕，鬧了兩天肚子。

就在這1982年的夏天，他曾混進一個小院，捧出一盆碧綠青翠、兩尺來高的山影，一溜煙地跑到什剎海后海邊上，將那盆山影“咕咚”一聲拋入了水中。他並不需要那盆山影，他毀滅一個美好的事物，僅僅是為了贏得“哥兒們”的喝彩。

……此刻他拿着“阿臭”給他的一元錢，晃着肩膀進到了“合義齋”。照例是客滿，不過等座的還不算多。他一眼望到了最近那張桌子當中的一個熱氣騰騰的沙鍋，浮面上漂着一簇簇油星，露出一些豆腐塊的稜角。他想自己就該買那樣一個沙鍋來吃。但隨即他也就發現，圍在那桌旁吃飯的，不是別人，竟是班主任王老師一家！沒錯，那年紀大的娘兒們準是王老師的老婆，那兩個學生模樣的一男一女，準是王老師的兒子女兒。他們倒都挺美的，正用瓷勺兒舀那沙鍋里的熱湯喝……

他的眼光同王老師的眼光接觸上了。王老師比他還要尷尬。老師最怕學生看見自己吃、喝、拉、撒、睡。而姚向東對老師的神聖感的第一次幻滅，便是二年級時他的班主任老師有一天突然當眾到痰盂邊嘔吐——原來老師也會肚子疼，也會生病，也會嘔吐，也會出醜……

“王老師！”姚向東富於挑逗性地率先招呼了老師。

王老師仍舊尷尬，臉漲得通紅，彷彿一個當眾被人抓住的小偷。姚向東覺得很吃驚，也覺得很有趣。在他呼喚了王老師以後，王老師的老婆孩子全都扭過脖子來望着他，目光里全帶出老大的不愉快。王老師遲疑了幾秒鐘，才點點頭呼應說：“姚向東啊！你……來吃飯哪？”

“不，”姚向東乖巧地回答，“我家來了客啦，我媽讓我來買點下酒菜回去……”

“啊，那好，你買吧，買吧，買吧……”王老師滿臉笑容，格外親熱地說。

其實在這個地方，姚向東買什麼本用不着他的批准，可是不知怎麼搞的，姚向東格外謙恭起來。他對王老師連連點頭，這才朝買酒菜的櫃枱走去。

王老師的愛人一邊咀嚼着，一邊對王老師誇讚說：“你這學生還很懂禮貌嘛！”

王老師伸手去挾菜，自得地說：“其實，這還是個後進的哩……”

姚向東並沒聽見這兩句話，可他總覺得王老師在扭頭望着自己。他本不需要什麼酒菜，可是他還是花八毛錢買了一個小拼盤，申明“帶走”，讓服務員給他包了起來。

出得飯館，姚向東才感到後悔。他需要的是沙鍋豆腐，而不是什麼乾巴巴的下酒菜！他信步穿過了馬路，在後門橋東南側，有一家沒寫字號的飯館，他推門走了進去，那裏正賣牛肉湯麵。姚向東肚子裏咕咕直叫，顧不得再加挑揀，他搜索出衣袋裏的全部零錢，買了一碗牛肉湯麵，然後把那包“下酒菜”一古腦兒全扣在了麵條上；其實那“下酒菜”也不過是些牛肉片兒，還有一撮煮花生。他呼嚕呼嚕吃得飛快。因為碗裏堆的東西太多，麵湯溢了出來，順着塑料桌布流下了一道小小的瀑布，待他發覺，已經為時過晚——牛肉湯把他身上那件羽絨登山服下擺污染了一大片。姚向東於驚訝痛惜中罵出聲來。

這件羽絨登山服，是班上的班主席楊強強的。說來也怪，姚向東這麼個後進生，偏跟楊強強那麼個共青團員混得不錯。楊強強父母都是中央實驗話劇院的演員。楊強強初中時功課本來不錯，誰想考高中時作文跑了題，沒能考上重點學校，倒成了姚向東之流的同學。王老師把楊強強跟姚向東安排到一個座位，原是讓楊強強幫助姚向東，可姚向東並沒感覺到楊強強對他有什麼幫助。楊強強只是勸他看一些課外書。姚向東看不下去。楊強強借他的那本《卓婭和舒拉的故事》，他還沒看到衛國戰爭爆發，就再也看不動了。楊強強借他《三國演義》，他看着吃力，坦率地說：“看這字書，不如看小人書。”楊強強便對他說：“我有全套《三國演義》小人書，48本。”姚向東要看，楊強強說：“不外借。要看，跟我到家坐着看。”姚向東跟着去了楊強強家，楊強強端出個紙匣子來，果然是全套“三國”小人書，那還是楊強強的父母“文革”前給他哥哥買的，一直珍藏到如今。姚向東每次去看兩三本，看得津津有味。楊強強是惟一幾乎不叫姚向東外號的男生。跟姚向東他們一塊兒聊天時，楊強強自己不帶髒字，但對姚向東他們嘴裏的“他媽的”、“丫挺的”，卻也從不指摘。老師管束姚向東時，總說：“不許你這樣！”“不准你那樣！”老師讓楊強強幫助姚向東，楊強強總從正面說：“你幹嗎這樣呢？”“你那樣不好嗎？”比如在楊強強家看小人書看得入迷了，楊強強便會說：“你歇會兒不好嗎？”“你幹嗎不做幾道幾何題呢？”姚向東非要抄楊強強的作業，楊強強也就讓他抄，只是說：“你至少弄懂一道，不也好嗎？”便不多不少只給姚向東講上一道。楊強強真隨和，真不讓人討厭。班上選班主席的時候，王老師看上的本是一位女生，結果姚向東突然積極為楊強強競選，全部男生都投了楊強強的票，加上一部分女生也擁護楊強強，楊強強便當上了班主席。

姚向東的父母或許會以為，今天姚向東穿在身上的這件羽絨登山服，是姚向東詐騙來的。真的不是。昨天放學後去楊強強家，姚向東跟他殺了一盤軍棋，玩得挺痛快；臨走的時候，姚向東實在覺得楊強強這件登山服比自己那件帥，心裏痒痒，便提出來：“咱們換着穿一天吧！”楊強強也就點頭答應了。就這麼穿回了家。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可是這件登山服讓“丫挺的”牛肉湯給染了。真熬淘①！要是別人的，也就管他去，可楊強強對自個兒真不錯，起碼，那48本的“三國”小人書，別人捨得拿出來讓你看個夠嗎？

姚向東出了清真麵館，心情要多壞有多壞。真想跟迎面走來的人吵上一架。吵架有的是理由，“你他媽幹嗎照②我？”這就可以糾纏到底。可迎面來的是個解放軍，四個衣兜的。團級？師級？紅帽徽，紅領章，那曾是姚向東小小心靈朝夕嚮往的。現在當軍官得先上軍官學校，又得憑“分”。“分兒，分兒，學生的命根兒。”姚向東沒這個命根兒，他真倒霉！

清真麵館旁邊是個信託商店——“益民信託商店”。它如今在北京市越來越有名氣，快跟東華門大街的“中昌信託商店”齊名了。姚向東盲目地鑽了進去。這裏賣各種傢具，堆着好多彈簧床和雙人摺疊沙發床。新來了一批電鍍衣架，衣架頂上可以安燈泡，兼當落地燈。姚向東對這些東西自然毫無興趣。啊，也賣衣物——登山服！羽絨的！衣袖上還有帶拉鏈的小兜！真帥！那兜是裝什麼玩意的？還有黑底金字的標籤，都是英文字母，也不知啥意思，也許楊強強認得出來，他英文行……唉呀，45塊錢一件！夠貴的！要是能有那麼一筆錢，把它買下來，那就好了，可以拿着去找楊強強，“哥兒們！我把你的登山服弄髒了，咱們好漢做事好漢當！兮兮③——賠你的！比你那還帥！怎麼著？‘官蓋了④吧？”

姚向東在一種難以譬喻的惆悵心情中出了信託商店，繼續朝北走去。啊，帽兒衚衕。楊強強就住在帽兒衚衕里——那裏有一片文化部蓋的宿舍樓，中央實驗話劇院的人分了不少單元。去找場強強嗎？就這麼著去？那多丟人現眼！姚向東邊想邊橫穿過了馬路。先離帽兒衚衕越遠越好！就這樣，他懵懵懂懂地走攏了位於這條街盡西北角的“馬凱餐廳”。餐廳里竄出一股奇特的香味。姚向東痛感自己並沒有吃飽，他下意識地推門走了進去。樓下只賣快餐，樓上有雅座賣炒菜。他在樓梯口看了下菜牌，那些菜肴儘管他幾乎都沒嘗過，但光看名目也就足令他流涎三尺：

去骨東安雞油燜大蝦

炸黃雀肉片松鼠魚

紅燒海參紅燒狗肉

酸辣魷魚片熘嫩鱔絲

……

他更感到——如果兜里有張“鋼鐵”或“團結”該有多好。但他現在已經幾乎一文不名。他拖着腳步走出了“馬凱餐廳”一口接一口地咽着唾沫。

他朝鐘鼓樓跟前走去。他也不知道自己目的何在。他腦中浮現出了那盆碧綠的山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