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用一句話說出的思想也許接近着正確；用十句話說出則就意味着並不怎麼自信了；反反覆復說的話往往離正確甚遠——這本書里充滿了此類話。此類話提供給人們的惟一的意義是，惹起批判的衝動。
誰心裏起了這種衝動，證明誰已在思想着了——我以我的片面和偏激，促使讀者享受自己思想着的愉快……
發達而先進的生產力，決定着經濟基礎的雄厚盈實。雄厚盈實的經濟基礎，是以商業的空前繁榮為標誌的。空前繁榮的商業是衝壓機床。它反作用於生產力，是使生產力成為一柄梳齒排列緊密的梳子。甚至可以說，已不再是一柄梳子，而彷彿是一柄——蓖子。
繁榮昌盛的經濟時代，對人類社會而言，乃是效果最理想的“洗髮劑”。階級這一縷膠和在一起的頭髮，遇此而自然鬆散開來。經生產力這一柄蓖子反覆梳理，板結消除，化粗為細。
於是階級被時代“梳”為階層。
於是原先較為共同的“階級意識”，亦同時被時代“梳”為“階層意識”。
人類社會由階級化而階層化，意味着是由粗賂的格局化而細緻的佈局化了。
格局是極易造成相互對立的存在態勢。
佈局是有望促成相互依託的存在態勢。
而這是人類社會的一大進步，一大幸事。
一批貪官污吏的存在，以及他們的在經濟領域內依仗父輩權勢與奸商勾結牟取暴利的子女們的存在，的的確確證明着“官僚資產者階層”和“官僚買辦者階層”日趨形成的可能性。
這是一種誇大了予以評說會被斥為“左”，而輕描淡寫地予以評說甚至態度暖昧地替之掩丑則等於遮掩了腐敗現象。
站在這個兩難之點上的一切大小官員、一切知識分子，乃至一切中國人，除非矢口不談腐敗二字，若談，自己們首先就都難免地尷尬了。
且莫以為他們富起來了便都是些非常之幸福的中國人了。其實，除了在資產的佔有方面和優越的物質生活的享受方面他們足以高枕無憂而外，他們內心深處依然是鬱悶多多的。依然是些備感失落的中國人。老百姓的鬱悶和煩惱是可以找個傾訴對象訴說的。
老百姓是有權力通過發牢騷甚至詛咒罵娘對現實宣洩不滿的，他們卻喪失了這種宣洩的權力。
他們和老百姓之間的鴻溝，是再也沒法兒填平了。起碼在他們這一代是設法兒填乎了。面他們的上一代，亦即他們的父輩們，原本是些曾為拯救中國老百姓的命運出生人死，功勛卓著，因而曾深受中國老百姓愛戴的人物。這一種關係的失落，乃是他們於中國當代諸種失落之一種。最心有千千結之一種。最欲說還休之一種。最惴惴不安之一種。
“文革”粉碎了他們的理想，嘲弄了他們的志向，顛覆了他們的世界觀。正如硬性地、完全不可抗拒地改變了正在成長着的千千萬萬中國青年的人生軌跡一樣。在文化、藝術、教育、科技、文學和學術等等領域，中國的高於子女是很難有所作為有所成就的。他們從小就距這些領域甚遠，而離中國政治太近。在他們自己以及他們家族的觀念中，從政才應該是他們的第一選擇。這一點尤其體現在高幹之子們，以及他們的父母們的思想意識里。在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前幾十年中，這一點幾乎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思想傳統”。
他們最是中國一些處於“不可名狀”之狀態的人。
他們總擔心中國哪一天又發生“文革”般的動亂。而他們多年來苦心聚斂的家財私產頃刻化為烏有。不管誰向他們保證這一種情況是絕不會發生的，都不能徹底打消他們的憂慮。
好比孔乙己數茴香豆，覺得實在是“多乎哉？不多也！”
“他們”中的男人，是些缺少友情的男人。因為聚報於他們身窮的，十之七八是正圖利用或攀附於他們的男女。他們必得提防那樣一些男人的手趁他們不備伸人他們的衣袋。他們必得經常告誡自己，別一次又一次被親愛於他們的女人顛覆了他們的夫妻關係。因為每一次夫妻關係的破裂，對別的男人們是多麼心力交瘁苦不堪言的過程，對他們其實也同樣是。有錢人之離婚，有由於有錢而造成的別種樣的麻煩。
文化層次較高的，人格獨立精神較強的，不太容易為虛榮所惑的男人和女人，一般不會輕近他們的社交範圍。他們也從內心裏很輕蔑那樣的男人和女人的高傲清貧。素質太差，文化層次太低的男人和女人，也根本沒機會結識他們。追隨於他們左右的，幾乎永遠是一些精明的、專善仰人鼻息的、推他們馬首是瞻的、不恥於時時表達忠心的，介於有自尊和汲自尊，有身份和投身份，卑俗和斯文，優秀和平庸之間的男人，以及年輕的、漂亮的，介於單純與不知廉恥，浪漫與放縱，多情與多智，現代與現實，天使與妖姬之間的女人。某類人們因具有太顯明的被攀附的意義和被利用的價值，身旁也就大抵只能聚攏着些介於優秀和平庸之間的男人，以及作派現代目的現實的女人了。
這符合人類社會的寄生規律。像他們利用他們父輩的權力能量和影響一樣，他們自己的能量和影響往往也被直接或間接地藉助與利用。他們有時會對那樣一些男人或女人心生厭惡，棄之如棄舊履。但有時也會遭到那樣一些男人或女人的背叛——當他們身價跌落在特權階層漸漸失寵之時……
其實他們內心都曾封閉着一般強烈的激情。那激情更適於通過慷慨激昂政治演說，運籌帷幄機智幽默的外交談判，身臨戰爭前沿麾下千軍萬馬指揮若定來體現。然而在今天，這太是過去時的“童話英雄主義”式的嚮往了。他們也早巳悟明白這一點。所以他們內心裏的激情的火苗都漸漸熄滅了。
他們的“不可名狀”的狀態，說到底是這麼一種感覺——既不甘心一輩子像他們現在那麼活，一輩子做他們現在所做之事，又前瞻後顧兩茫茫，找不到另一種或比現在更好的活法，以及比現在所做之事更能體會到滿足感的事。
讓我們來說說“他們”中的女人們。據我看來，作為女人，她們十之七八其實是不怎麼幸福的。
她們的身份與其說是妻子、是母親，莫如說更像是同事、老闆秘書、經紀人、股東、“大內總管”或後台老板。
針對於她們，似乎反過來說更為恰當——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不幸的家庭卻都是相似的。
是的，由於相似的背景，相似的原因，相似的情況，她們婚姻上的失敗以及家庭生活的不幸福，也都自然而然地帶有了相似性。
她們是些當代中國的“安娜·卡列尼娜”。
任何事物都是有生命的，從愛情到一種思想到一個政黨。而舉凡有生命的事物，皆都是有生命的周期現象的。十二三年是普遍每一個人的生命的周期。兩個周期交替之際，人的健康與病弱狀態顯明。思想的生命要比人的生命長久得多。它是精神生命界中的銀杏樹。儘管如此，既沒有不死的銀杏樹，也便沒有所謂不朽的思想。
如果我們心平氣和地想一想，則我們就不得不承認，某些堪稱偉大卻很古老的思想，對於我們當代人的頭腦來說，其光耀已如遙遠的銀河系盡頭的一顆墾一樣暗淡了。
新的思想的芽，通常都是生長在古老思想的幹上的。
腐敗的嚴重，顯然與它的生命周期有着一種內在的可能是必然的關係。
在成熟的商業時代，政治權力，尤其人亡而易的政治權力，根本不可能隔代產生將帶來實際利益的神奇效應。
只要別太過分，只要別太肆無忌憚，只要別太貪，適可而止，只要今後不再那樣了，只要把經濟真正搞上去了，能使咱中國老百姓的日子也一天天好起來，別弄得今天一批下崗的，明天一批失業的，人心惶惶，人人危機，對他們那點兒擺不上枱面兒的破事兒，中國老百姓其實可以貓頭鷹似的，睜隻眼閉隻眼，裝成大傻帽，裝成什麼都沒瞧在眼裏的樣子……
中國的“富豪”們究竟有多少？排在前十位或二十位的又究竟該是誰們？一個中國人又究竟擁有多少家業才算得上“富豪”？這其實不但是一個中國謎，而且似乎也是一件莫衷一是之事。
對於中國新生的資產者階層，我這裏也可介紹一種簡單的分類法——誇富型的或隱富型的。當然，這種分類法，僅適用於他們中的某些人。對於這某些人，也不是非此即被。但是只要留意觀察，卻都不難從他們身上看出以上兩類的特徵。
誇富型的——惟恐人們不承認他們是“富豪”。很在乎自己是第幾“富豪”。被承認是，或不被承認是，又似乎意昧着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全部尊嚴，得到或沒得到普遍的公認。是第一或第二的區別，於他們，如同奧運會上的金牌或銀牌或銅牌的區別。在常人們想來，已然是“富豪”了，幹嘛還非要爭個是第幾呢？這在常人們實在是難以理解的。而在他們想來，已然是“富豪”了，於嘛不爭做第一呢？好比參賽的運動員一般都想競爭到金牌一樣。常人們覺得那是夢。他們覺得那不過是幾級台階罷了。即或常人們也認為那不過是幾級台階罷了，但同時又不禁的會想，那是幾級多麼難以跨上的台階啊！而他們的想法卻是——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是，我何不能？
如果他們感到他們的“富豪”地位還沒被公認，或雖被公認了，卻沒被排在座在的榜上，他們的心理就會特別的不平衡。好比一位影視演員或歌手，自認為自己的名字當在“十大”或“二十大”之列，卻名落孫山一樣。這時他們就會通過媒介弄出一些響動，以期引起全社會的注意。哪怕實際上他們所獲得的公認，並不像他們感到的那麼有限，那麼應該覺得委屈，他們也還是要煞費苦心地弄出些響動。他們從來不怕出名，弄出的響動越大越好，越引起社會注意越好，越出名越好。他們絕不是一些害怕為名所累的人。不認為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感覺是不良的感覺，更不會感到彆扭。
隱富型的——這些人惟恐自己被視為“富豪”，惟恐自己的名字列入了什麼“富豪”排行榜。他們例不是怕受名所累，也不是承受不了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那分兒彆扭。他們的隱富心理，主要基於對自己的同胞的防範意識，基於對時代的不信任，基於對中國前景的變幻莫瀾的謹慎的看法，基於一種由中國近當代政治所傳授給的自我保護的本能。
他們的商業上的成功，也是一次次不顯山不露水的暗中的成功。
他們似乎沒有成為中國的什麼什麼的雄心大志。但是他們的商業眼光比“誇富型”的人們更為準確，商業頭腦的反應也更為縝密敏捷。後者們常處於什麼都想做，但不知道先該做什麼。看到別人成功自己晤然若失望洋興嘆後悔錯過了機會。他們卻非常清楚自己下一步該做什麼，而且果斷地悄悄地去做。
“信賴”是一個有永遠的恆定數限的詞。它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之下，針對於任何具體之人，其數限都永不可能小於一。它只能等於一或大於一。它絕不至於等於零。“信賴”乃是體現為人心的一種近乎本能的需要。好比一個人要活着，他的腸胃最起碼需要一個麵包或一個饅頭，外加起碼一碗水。一個真的連一個人都不信賴的人，便會連活着都覺得沒多大意思了。一個連活着都覺得汲多大意思了的人，對金錢也就缺乏積累的意識了。
而他們都是些覺得活着很有意思的人。甚至可以說都是些熱愛生活熱愛生命的人。
對於他們，能在這世界上還信賴着一個不是妻子不是女兒更不是母親的女人，也就足夠維持他們的心靈的需要了。
他們是中國當代最有活動能量，最策劃組密，最膽大心細的一批“灰色收入”者。
在當今世界上，以往十幾年來，中國也許是為“灰色收入”者們留有最多隙機可起的國家之一。目前可能仍是這樣的國家之一。
許許多多的中國人都是有“灰色收入”的。這乃是中國的一個公開的秘密。有些是合法的，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合理不合法的。有些是合法不合理的。有些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
他們的存在，與腐敗有着休戚與共的關係。腐敗藉助於他們的“有償服務”更加腐敗。而他們本身的存在即意味着是腐敗的催發酵母。好比黴菌與腳氣病的關係。
因而他們又常感自己們才是本時代的孤兒。
他們是一些不太需要教化也挺“愛國”的“愛國主義者”。
金錢在他們身上發揮了“功德圓滿”的影響。
而這不能不說也算是金錢作用好的一面。
那些非是憑着權勢背景，非是憑着稍縱即逝的機遇，更非是憑着“灰色潛能”聚斂起了“灰色財富”——而是顧顧所所，篳路藍縷，百折不撓，堅忍挺進地加入了中國資產者階層的人們。
我對他們一向是懷有大的敬意的。
他們，只有他們才是，而且最應該是“改革開放”這巨大產床上接生下來的健美嬰兒。他們中不少人，十餘年間，已由嬰兒成長為“英俊少年”了。
在我們中國，對於憑着權勢背景“先富起來”的些個人，我一向是持批判態度的。只不過這一種批判態度，目前已變得由尖銳而溫和，由激烈而含蓄，由毫不動搖而左擺右晃了。因為正如我前邊談到的，中國有中國的國情。爺父為官，兒孫得利，這是中國古往今來的規律。這規律產生的基礎乃是封建法權的系統構架及其殘餘支柱。民主政體不至，此規律難破。某些共產黨人的自我約制，雖堪稱典範堪成楷模，畢竟的只不過是個人助道德完成。並不能改變規律仍以規律的慣力導致現象的存在。因而存在的從規律性上去認識，幾乎是合理的。人不可能要求物體在自然光下沒有影子。不可能要求海魚沒有海腥味兒。
他們最終成了中國資產者中的一員，大抵靠的是白手起家，漸漸從小本生意發展壯大的曲折過程。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原本不過是些普通的工人、農民、脫去軍裝複員的下級軍人，甚至是一些失業者，某一個時期內幾乎途窮末路的人。他們的成功非是“運交華蓋”的結果，而是與命運抗爭的結果。
他們的產生和存在，使中國的“改革開放”不至於變得像是一部僅僅由《百萬英鎊》式的喜劇和《欽差大臣》式的諷刺劇“編輯”成的，充滿了“拍案驚奇”情節的通俗又膚淺的暢銷小說，而具有了一些應該具有的凝重感、莊重性，以及令人欣慰的樂觀。
否則，“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句話，則便不過是對某些靠權勢背景，靠“灰色潛能”，靠閃爍着戲劇色彩的“幸運的雨點兒”而發跡的人的陳舊故事的“內容提要”罷了。
他們的產生帶有空前活躍的原發性。
他們的存在證明了時代即是他們的陽光，即是他們的水分，即是他們的土壤，只要歸還這樣的一個時代給他們，對於他們就足夠了。他們並不需要比別人更多的、另外的，在他們看來是非分的東西。只要給了他們起碼的條件，他們就能靠自己的奮鬥獲得成功。
在中國的許多城市，許多鄉鎮，許多農村，他們發展個人財富的作為有聲有色，方興未艾。
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締造”了十個指頭數兩遍就數得過來的些個“富豪”，實在汲什麼特別值得誇耀的。
所有的國家所有的時代在這一點上幾乎都是相似的。一批窮人的命運的改變永遠比幾個富人的產生更值得一個國家或一個時代欣喜。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批私營企業家，他們不但壯大了中國資產者階層的行列，而且使這一行列令人最初大不以為然的成分有所改觀。漸漸削減了中國人對它的嫌噁心態，漸漸修正了中國人對它的不太正確的看法，漸漸使中國的其它階層能夠與之和平相處了。
他們的資本，少則幾百萬，多則幾千萬。幾百萬的，雖然也可放在中國資產者階層的最低檔次的一個群體加以評說，但我還是更願將他們歸人中國中產者階層中去進行分析。因為資本的有限，分明的，使他們身上中產者階層的特徵更顯著些。他使我聯想到了愛迪生的一句名言——“如果富人們真的橡窮人們所經常以為的那麼幸福，他們就果然算得上幸福了。”
我也只能以我特有的方式從道義上譴責他們的不道德，卻絲毫也妨礙不了他們以他們不道德的方式，通過對自己同胞的嚴重剝削，和近乎奴役般的雇傭聚斂金錢。
在中國，在某些地方，我之所見，使我對於馬克思關於“資本原始積累”的論述，產生了從理性認識到感性認識的相當大的飛躍。
哪一個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裏，買了那一種美麗的被子的外國人，又能想到在中國，它們生產於如此簡陋的“廠”里？是由每月掙一百五十元人民幣的些個中國小女子一針針一線線用顏色對比鮮艷的綢布角兒拼縫成的？
當他們滿意於那一種被子的美麗和便宜的時候，當他們掏出錢包悅然而購的時候，當他們對手工勞動的成果大加欣賞的時候，他們也肯定地想不到，某些中國鄉下小女子們靈巧的雙手，每天端碗拿筷子的時候，其實已是五指麻木的、僵硬的，手腕發抖的了。
文人“幸會”富人，或曰遭遇“大款”，照例免不了請客吃飯一項基本內容。而且，照例是“大款”熱情做東，文人吃白食。文人的朋友和“大款”的朋友們湊趣沾光。通常，文人和“大款”坐在一起了，總是雙方朋友們撮合的結果。好比有意“對象”的男女坐在一起了，大抵是媒婆們的成就。這種情況下，“大款”格外科持，越發擺出有錢的樣子。文人往往特別謙虛，畜不由衷地說幾句“一等智商從商，末等智商從文”之類不三不四的話。
按照道德規範的不成文法對世人的說教，傳統的邏輯似乎是這樣的——如果一個男人既不但是一個各方面都很平常的男人，而且還很年輕，而他卻甘願成為一個老太婆的風燭殘年的日子裏的附庸，則我們世人即使不發問，內心裏也一定會暗想——他所圖者何？
倘那老太婆恰恰很有錢，則我們世人就會不約而同地得出註定了一致的結論——他圖的是錢。
於是我們世人便會一致地不屑起來。認為在他和她之間，肯定達成了一種“不道德”的交易。於是我們看待他的思想目光，也無疑介入了近乎“審判”的成分。而他作為男人的“道德資格”，定然要被我們的觀念的罰牌嚴重扣分。
但是，如果她非是老太婆呢？如果她與他年齡般配呢？
那麼，毫無疑問地，我們世人的思想的目光，則將更多地包含有嫉妒的成分了。即使靠修養克服掉了嫉妒劣性的人，大概也會暗自承認那實在不失為一組“幸運結合”。
再如果，她乃名門望族之後呢？
於是“不道德”的“交易”，往往既不但會被公認為“幸運結合”，而且可能會被傳為佳話。
如果她不但有錢，不但出身於名門望族，而且是藝術家，或者雖非藝術家，但卻是熱愛藝術的女人——這時情況會怎樣呢？
幾乎無一例外地，這時佳話會上升為逸事，會被記載於書，成為小說家或戲劇家的創作素材。
在某些將對金錢的擁有作為人生至高追求的女人，以自己的青春美貌為賭碼或為本錢，與有錢的男人或富商進行交易並且獲利巨大的世相中，我們也是很難用非此即彼的對錯人生觀來加以區別的。這一種世相的越來越“普及”的存在，將使我們的評說越來越陷入迷憫和尷尬。
我們世人克服和戰勝羞恥感的最傳統也是最明智的“戰術”，便是將羞恥感徹底公開化。徹底公開了的羞恥不復再能作用於人。它先變得似乎合情合理，在人判斷世相的低級觀念中獲得認可；后變得習以為常，在人評論世相的高級邏輯中達到近於天衣無縫的、普遍世人的心理接受起來不太彆扭的完善。
對於我們世人而言，那旬真理般的雋語也許大錯特錯了。它說人的“自我”和外界影響的關係是“我思故我在”。而實際情況卻是“我欲故我在”。
原來人類那最隱秘的私隱是——喪失掉我們本能的羞恥心這一種企圖由來已久。它蟄伏在我們古老的意識里，始終打算在尋找到最“正當的理由”以後進行最徹底的倫理原則方面的反叛。我們的一部分同類，一向在伺機發動對我們自身意識的“最後一役”。麗缺少的又只不過是“正當的理由”。在這一種理由沒被尋找到以前，我們的一部分同類百千年來“孜孜不倦”地創造着它。
我們的一部分同類，似乎相信只有徹底棄拒了羞恥心，人類才能更現代、更進步、更文明。而我們的另一部分同類，卻由衷地呵護着自己羞恥心的存在。認為只有與之共存，才能更現代、更進步、更文明。人類的倫理原則，夾在這兩種相互對峙，分歧越來越巨大的意識營壘之間，日漸顯出依從兩難的巡航性和危機性。
人類文化的藝術的成果，不像那位女士所輕蔑地談論得那麼沒有價值。
如果有一天我們面臨著這樣的抉擇——要麼省下我們的一部分麵包，捐出我們的一部分積蓄，要麼我們將失去我們繼承着、欣賞着，精神得以享受到過的一切藝術，不，何須一切，只需一類，或音樂，或美術，或文學——我想，從老者到兒童，不分國際的千千萬萬的地球人，都會甘願地奉獻出我們的一部分麵包，以及慷慨解囊。股市上任何一種迅漲的股票，都不可能吸引比那更多的人。
在中國新生的資產者階層中，這樣一些不可等閑視之的女人是的的確確存在着的。她們一旦成了有錢的“富婆”或“富姐”、“款妹”，便社會能量尤其非凡起來。她們的通訊錄上，大抵都有幾位在必要之時足以庇護她們的官員的紅線電話號碼。她們提起某些我們非常熟悉的官員們的秘書，口吻親呢，像提起關係很“鐵”的“哥們兒”。
我之所以對她們格外地評說了一番，並不因她們實際佔有金錢的數量，甚至也不是她們聚斂個人資本的獨特的方式方法。而是她們竟那麼自以為豪地宣佈為榮耀的“理論”與邏輯。對於我，她們的存在本是不太值得關注、分析和評說的。但她們的“理論”與邏輯，對我們社會的倫理原則的衝擊和顛覆，以及對我們普遍人的意識質量和價格觀念的影響、輕蔑，才是引起我鄭重對待的原因。
當我們即將結束這第一章，亦即對中國資產者階層的冗長的分析時，我們不應該忘記提及那樣一些人——他們是：
不但自己靠篳路藍縷的創業精神和誠實可敬的腦體力勞動富起來了，而且帶動一方人們脫貧的人。他們熱心於公益事業、慈善事業、社會福利事業。並且，是懷着某種良知支持以上事業的。
他們身上所體現出的，是“中國特色”最值得稱道的方面。
他們使他們所筋身於的這一個中國的新生階層，在質量上多多少少有了一些“仁”的意味。
還有那些抓住了機遇，主要靠自己的知識成果或一技之長成為“老闆”的知識分子。他們中不乏年輕有為者。他們不見得因自身是知識分子，便一定會從“仁”的方面“善”的方面提高中國新生資產者階層的質量。而我們也根本不可以用那麼高的質量標準對這一個階層一概地強加要求與評說。但他們的後繼，無疑會在“札”、“智”、“信”方面，大大提高這一個階層的質量。使這一個階層顯而易見的劣點被抵消一些，並且也能漸漸向社會證明自身的優點。他們成功的意義還在於，對於普遍的中國知識分於是一種激勵。
目前的中國，依我看，知識分子與其繼續一味地向政治去要求自身的種種社會待遇，還真莫如悟悟經商之道，靠自己的知識，在“商海”里撲騰撲騰。“商海”里其實“淹”不死知識分子。因為中國知識分子普遍的先天膽小。“淹”斃在“商海”里的都是膽大妄為，蠻幹違法之徒。知識分子出身的“老闆”們的出現，新生資本家們的出現，對自己的同類是一種有益的教育。
中國新興的資產者階層，是一個良蕪參雜的階層。在這一個階層中，又可分為第一代和第二代。第一代是較幸運的，因為他們面對的是“原始積累”階段大量的、眼花繚亂的機會。那是一種帶有明顯混亂性的機會。其混亂性放縱了他們以不擇手段的甚至野蠻的方式去緊緊攫住它。這種機會在時代進程中往往是百年不遇的。而且一般只發生在轉折時代。他們憑本能瞥感覺到這一點。他們的發跡在帶有神話色彩的同時，也帶有不同程度的卑污。他們倉促上陣，準備不足，素質不佳。
第二代的素質要比他們高許多。準備要比他們充分許多。第二代從他們身上總結了不少經驗，吸取了不少教訓。但是第二代面對的機會卻不那麼多了。混亂已經過去。
在今後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這個階層的總體作為，也許只能施展在鞏固和提高自己的富有程度的局限內。而除了這一點，它的存在，對中國經濟的意義、作用和影響，將註定了是渺小的，徽不足道的。排除個別，就總體面言，這也將是一個自在的、無憂無慮的、置身於中國社會普遍的煩愁與苦惱之外的階層。因而也幾乎必定是一個最淡漠了社會問題參與意識，最奉行“事不關己，高高技起”，最善於明哲保身的階層。
中國的貧者之所以貧，其實主要並非是由於他們變富了。換言之，“下崗”工人主要不是由於他們的出現才“下崗”的。失業者也主要不是由於他們的出現才失業的。即使他們目前都不是富人，下崗者照樣下崗，失業者照樣失業，貧者照樣貧。這一切時代的不幸，主要乃是由體制的更型轉態造成的。此種嚴峻情況之下，命運遭受沉重打擊的幾乎一向是平民百姓。從表面看，他們大多數人似乎並未參與“體制內”的“蛋糕”的分配。他們大抵是在一份份“體制內”的“蛋糕”在“體制外”流通的過程中富起來的。一份“蛋糕”在流通的過程中，尤其在從“體制內”流通於“體制外”的過程中，是會翻倍增值的。這是商業的法術。他們受益於此過程。國家主宰我們大多數人在“體制內”的分配。轉折主宰他們少數人在“體制外”的分配。國家只能就“蛋糕”分“蛋糕”。轉折卻分配機會。在商業時代，一個機會比一份“蛋糕”寶貴得多。而特權也是可以流通的。它流通於“體制外”也變成機會。有了那樣的機會傻瓜都能富起來。
慈善源於仁愛之心。
公益義務的熱忱源於社會責任感。
一個人在往錢櫃裏存放錢的同時，並不見得會將那兩樣可貴的東西也存放進去。富人的心，尤其中國的，較缺少宗教情感熏陶的富人的心，的確是和他們的錢櫃的作用相似的。他們的錢櫃裏沒有的，他們的心裏也不大會有。有，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比他們成為富人的過程要長得多。也許我們期望的東西，將在他們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身上才有所體現。如果我們還相信進化論，我們就應該堅定地相信，中國的富人在心性上也是終究會進化的。
我們當然會因一位每月只領取少得可憐的退休金的老人面對慈善或社會公益義務的虞誠之舉而萬分感動；卻大可不太因一個富人表現得無比冷漠一毛不拔就憤世嫉俗起來。因為——仁愛之心和社會責任感，恰恰存在於最廣大的最普通的公眾意識里。世界一向如此。
中國的法律對於中國的富人們是不是像對中國的窮人們一樣的嚴厲我不敢說。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但是我常見到在一些早市或晚市上，收稅人對於擺攤的小販們真是如狼似虎。我也知道中國的富人們，怎樣與中國的某些稅務官員、公檢法官員們稱兄道弟，關係一團火熱。而另一個明擺着的事實是——中國的某些媒介投向富人們的目光，往往並不是監督式的，而是謅媚式的。甚至，有時可以說是“賣春”式的。富人一出錢，它們就欣喜若狂地、忙不選地為富人們大肆鼓噪。不借辟出版面宣傳富人的名車和他們的寵物，甚至繪聲繪色地講述他們的哈欠他們的噴嚏他們的傷風感冒……
這個階層一度是一個以高消費為自豪，並滿足於此虛榮的階層。他們的高消費狂熱病，一度也確曾刺激某類商品跟着他們的感覺走，漫天漲價。廣大的市民曾因此而身受其害。但現在，他們中某些人的狂熱病已基本上發作過去了。那乃是暴富的階層總是要染上的病症。他們有這個權力。商業現在也又明智地關照着廣大市民的購買力了，而不一味地只跟着他們的感覺走了。他們的消費心理正常了，商業成熟了，中國的廣大市民也不必仍記前嫌，耿耿於懷。
我認為，“買辦”原本不應是一個名聲狼藉的詞。它起碼應是一個中性的詞。一個商業詞典中的詞。
任何一種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任何一種必然性的存在，都可能因條件的截然不同，麗表現出作用的不同。
中國之從前的和現在的“買辦”階層的表現便是一例。
在經濟次發達國家與經濟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活動中，只要這一活動由官方壟斷部分地轉移向民間渠道了，“買辦”者們不但必然產生，而且必然逐漸形成階層。其實，在中國的古代，在沿海省份對外通商的繁榮時期，便有古代的中國“買辦”者們存在着。只要國泰民安，他們並不危害民族利益。相反，他們卻能發揮“買辦”的積極的商業作用。進言之，即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歷史中，只要那殖民統治是相對文明的，不是特別野蠻的，“買辦”者們的作用，也仍需以兩分法來客觀分析。
中國人對新事物的接受，其實比某些社會學家們分析和估計的要快得多。
北京人對大小“買辦”都缺乏由衷的敬意。
既“外”又“大”，不但“全權”而且“總”代理，在某些中國人心目中，是足以傲視中國的廳局長，甚至可與市長省長平起平坐，一比身份之高低的人物。真是這樣的人物，感覺自然非凡。不是只冒充一把，片刻內的心理也很優越。一向不怎麼能優越起來的人，難免經常幻想這一種優越附身。一有時機，那幻想便癮發，於頭腦中生出並沒有這一種幻想之人絕難理解的古怪荒唐之念。
一方面，“買辦”人物在中國的現實中似乎處處得寵。這是“中國特色”。另一方面，他們在現實中又似乎時時受到來自於同胞心理潛層的種種敵意的滋擾。這也是“中國特色”。普通的中國百姓，對“買辦”式人物們，是不大能真地輕蔑得起來的。因為都清楚，“買辦”式人物們在中國社會中的現實地位，乃是比自己高好幾級一輩子也超越不了的等級的。何況也沒什麼機會表示輕蔑。儘管內心裏都是非常的想要那樣。而一旦真有機會面對一位名副其實的較大的“買辦”人物，他們內心裏原先想要表示輕蔑的念頭，卻又會如冰接近了火，頃刻溶化。代之而頓生的競往往是一種相形見細似的自卑。由於這自卑的擺佈，甚至進而會表現得彷彿三生有幸，攀附巴結，逢迎取悅椎恐不及。普遍的中國百姓，大抵只能對些小“買辦”人物們投以輕蔑的目光。而小“買辦”們又是最不在乎這一套的。他們顯出見怪不怪，其怪必敗的自信摸樣，更加神氣活現。使企圖輕蔑他們一下以獲快感的同胞，反倒自己被着實地輕蔑了似的。
一種“中國特色”，如同印花，印在“買辦”式人物們一邊的臉頰上；另一種“中國特色”，亦如同印花，印在“買辦”式人物們另一邊的臉頰上。
你從這一佣看“買辦”式人物們的臉，會覺得那印花像是由“春風得意”四個中國字組成的；你從另一側看“買辦”式人物們的另一邊臉，又會覺得那個印花像是由“冷暖自知”四個中國宇組成的。面你若從對面正視他們的臉，則會覺得他們的臉似乎是由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的兩半邊不太對稱的臉拼成的——這一半邊臉是專為他們的外國老闆們而生的，表情也是專為他們的外國老闆而現的。這一半邊臉一般肌肉比較的靈活，表情也相應地比較的細緻比較的豐富。這一半邊臉往往是生動而又善解人意的臉，隨時隨地會作出諸如忠誠可靠、虛心謹慎、兢兢業業、任勞任怨、不計名利、無私奉獻之類的容狀貌態，如同是半邊中國“勞模”的臉；另半邊臉是專為自己的同胞們而生的，表情也是專為自己的同胞們而現的。另半邊臉的肌肉不知緣何比較的僵死，表情也相應地比較呆板缺少變化。
另一半臉在必要之時總是會呈現出一種暖昧的表情。那表情彷彿是一種無言的自白。那自白的邏輯意味兒又彷彿是這樣的——“請尊重我。請勿冒犯我。尊重我也就是尊重……冒犯我也就是冒犯……”
夾在祖國和外國之間，中國當代的“買辦”人物們，雖然身份較優越，卻往往不得不於現實中橫身而立。這一種存在的姿態，其實也是較累的。做到不偏不倚需要高度的技巧和出色的斡旋成事的能力。當祖國的，或祖國的某一地方的經濟利益和他們所效勞的外國老闆們的經濟利益發生衝突，雙方互不相讓，他們的角色就不免的有些耀地了。
中國在經濟發達國家，尤其難以物色到肯於長期為中國的經濟利益甘心情願鞍前馬後大效其勞的“買辦”人物。
外國的資本家，大抵是與中國政府，而非是某一位中國大陸的資本家做買賣。在這一種買賣關係中，他們“代理”的首先是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這是大前提。他們在這個大前提上是絕不含糊的。沒有他們自身的可觀的經濟利益可獲，他們是不會“代理”的。其次是不損害他們本國的經濟利益。這往往也是他們自覺俗守的一個原則。最後才是在合法的範圍以內，也相應地“代理”中國的經濟利益。因為法的周密，一切照章辦事即可，故“代理”二字，又意昧着公事公辦，與在中國的含意相去甚遠。
而中國的“買辦”式人物們則往往不是這樣。因為他們不是資本家，是純粹的“買辦”，故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僅能通過“代理”性服務而獲取。所獲多少，完全由替外國資本家所作的貢獻大小而定。甚至完全取決於他們的外國老闆對他們的“代理”性服務滿意不滿意。若他們的外國老闆不滿意，則他們的“買辦”身份將遭取締。而那身份對他們意味着太多太多。並且，幾乎是他們中大多數，在中國境內的最佳話法。所以，他們必得時時刻刻提醒自己清楚這樣一點——首先應該全力以赴做到的，是為自己的外國老闆在中國謀取到最大限度的經濟利益。這樣一點做到了，房子會有的，汽車會有的，高薪會有的。他們的外國老闆在獎勵他們的貢獻時，往往是較慷慨大方的。如果他們確實卓有成績，那獎勵甚至可能是別墅和名車。受着這一種一般中國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大利益的督促，他們的“代理”性服務往往自覺又積極，無須推動。有時，為了達到目的甚至不擇手段。他們中某些人，曾替他們的外國老闆出謀劃策，教他們的外國老闆怎樣在中國巧妙地避稅，“合法”地逃稅，以及如何賄賂中國的官員，如何收買和籠絡中國的媒體替他們進行宣傳。
十幾年後的今天，中國第一代“買辦”者們“行頭”仍在其身的，已寥無幾人。有的激流勇退，安享“買辦”成果，做闌適的富人去了。
或在人生途中另闢溪徑，搖身一變，成了小資本家小業主公司老闆什麼的。有的被時代淘汰。畢竟，比之十幾年前，中國商業相當秩序化了。目前仍是老資格“買辦”人物的，那就真是“大浪淘沙”之後，受過種種考驗式“洗禮”的佼佼者了。
從這一點評說，不能不承認，“買辦”現象，不但改變了某些中國人的命運，而且提高了他們的素質。甚至也可以這樣說，排除時代對人要求越來越多的“教誨”因素而外，外國老闆比中國“領導”對他們的素質的“培養”和改造更其成功。因為雇傭關係對人的素質的考核標準是龍為嚴格尤為設情面可講的。
第二代“買辦”人物們的素質遠勝第一代。他們普遍的文化程度較高，擁有國內名牌大學的文憑。其中為數不少的人留過學，擁有國外學位。他們的英語口語水平和筆譯水平都較好。他們皆能熟練地操縱電腦。他們對於現代商企策劃、宣傳、廣告包裝和營銷謀略，都有一套中西合璧的新思路新觀念新方式方法。中國人經常掛在口頭上那句“洋為中用”的話，體現在他們身上恰是“中為洋用”。
我在我的祖國，在祖國的首都北京，在以中國人為大多數的場合，受着某種“種族歧視”似的。而那又主要是來自於我的同胞們。儘管他們和她們，絕對不是有意識的。
中國文學評論家們筆下口中最廉價的一個詞兒是“深刻”。
被認為優等的事物，必定會成為中心事物。
人也是這樣。
“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發生的進步之一，便是促使人認識到了自己合理的功利主義的權力。
在“硬”道理方面，個人抉擇個人追求只要不違犯國法，不危害社會公利不損害他人私利；在“軟”道理方面不沾污社會的普遍倫理原理，其實正應該是最大限度地自由的。
一個他們中的男人和女人那種種個人得失方面的權衡，其實乃是幾乎我們每個人日常所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行着的。區別僅僅在於，我們扮演的不是他們或她們扮演的時代角色，我們不處在他們或她們的特殊境況中，我們不面臨他們或她們所面臨的矛盾，故我們從局外看，必然非常不寬大不容忍他們或她們權衡得未免過分矯情的功利主義。而在他們或她們，那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現實的。
商和文學對時代的不可或缺意義乃是相同的。不，此話差矣！文學可缺，商不可缺。作家可缺，“買辦”亦不可缺。
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商業，必然地也是合乎規律地產生“買辦”式人物。
中國當代的“買辦”式人物們，好比是中國這隻窩裏的“買辦蛋儲”。他們在適合的條件和溫度之下孵化出來了。促孵的先決條件是時代的條件。溫度是跨國經濟方興未艾的作用。而帶他們和她們練翅的，卻主要是他們和她們的外國“洋教頭”。
他們和她們心理上常受“戀窩情結”的糾纏，但所學既是洋式的飛翔本事，便都不免的很想成為一隻“洋鳥”。
他們和她們對“洋教頭”不無感激，所謂“師思難忘”。但又總不免的心懷叛念，因為不被視為一隻徹底的“洋鳥”。
他們和她們關注各自“代理國”的政治的、經濟的晴雨表，比對中國的關注尤其密切。因為那是他們和她們經常動心移民去的理想國。
他們和她們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比如飲食文化、服裝文化、民俗文化、戲劇文化乃至民間藝術等等，卻比以前的興趣大多了。他們和她們如是想：多了解一些總是有益的。說不定將來到了國外，能使自己更具有“中國特色”。既然沒法兒徹底的西化，顯著的“中國特色”也會幫自己在外國是一個“可愛的中國移民”啊！而這種想法，又恰恰證明了他們和她們心理上永遠無法拼合的分裂。
在當代中國，他們和她們，最是一些“身在中國，放眼世界”的中國男女。
中國當代“買辦”者們，乃是一個特定的時期內，一些人們的“走紅”。現在，他們和她們的“星運”臨終，今後不會再有什麼大的作為了。好比某類“特殊津貼”，頒發過一次，卻並不沿襲地一直頒發下去。受益的也就受益了，不受益的再無相同待遇的指望。即使對於受益的，那也不過是往事如煙了。
中國當代“買辦”者階層，故而是一個小小的階層。
一個時代夾頁間速成的階層。
一個曾野心勃勃但野心已被時代頁碼夾扁了的階層。
一個“壯志末酬”然而已註定了不可能產生什麼大作為的階層。
一個後繼乏人的階層。
在未來的時代，這個速成的小階層只會萎縮，不會擴大。
我在此，對中國當代之中產者階層，也決定按照傳統的階層的分法來評說。亦即對私有財產的擁有現狀為前提。
倘連自己所居住的房產都是“公”有的，而言自己是中“產”者，似乎太有些牽強。全世界各國的中產者，所居起碼都是自己的房產，而且起碼都同時擁有私家汽車。這乃是一個最低的標準。這一個最低的標準在世界範圍內仍不過時。當然，還要加上一筆數目可觀的存款。
但是中國的情況畢竟有些特殊。
中國當代之中產者階層，按其收入高低，主要由以下幾類人順序組合：
一，二三流影視明星。
影雖在前，視雖在後，但中國電影業低迷不振，崛起甚難。
這勢頭不但使他們和她們免於“待業”甚至“失業”，而且成全他們和她們皆過上了富裕的中產者階層的生活。
北京這座首都卻另有所好。它對影視佳麗的需求似乎永無止境，所謂硬派小生們面對它的需求表現往往只有望洋興嘆的份兒。這使“不重生男重生女”的名句在今天有了新注。
中國中產者階層中實現“中產夢”最快的，個人經濟特徵最顯明的一類人，乃是由中國當代電視連續劇生產流水線“製造”出來的。在電影業方面，毫無疑問，中國目前仍屬“第三世界”。而論電視劇這一業，中國是當之無愧的世界“超級大國”。這一業熱火朝天的“大躍進”，不僅“製造”了中國中產者階層中活得相當滋潤相當有聲有色的一批，也保證和提高了此業中其他從業人員的收入，激勵着推動着他們加快向中產者階層邁進的步伐。
社會體制演進的一種代價將必然是——所謂思索性意識形態從大眾文化載體中逐漸消解到最低程度，誰也不再企圖通過它們告訴大眾一些什麼，甚至製作者們逐漸變得再也沒什麼思索可傳達，而大眾變得似乎再也不需要接受什麼。這時大眾文化便幾乎只剩下了一種單純的功能——娛樂大眾的功能。區別僅僅在於，健康的，或不健康的，或低級趣味的。
中國當代電視連續劇“生產”業，其熱火朝天的“大躍進”般的勢頭，既不但受經濟利益一隻大手的推動，也受業績利益一隻大手的推動。
兩隻大手共同推動，中國當代電視劇熱火朝天的“大躍進”般的情形，仍顯示着一種“東方不敗”之勢。那麼，已經受益而為中產者及其家庭了的，可將其階層之經濟基礎夯墊得更堅實。倘未中“產”起來的，可望緊緊抓住機遇，及早有“產”並且中“產”。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雖然方興未艾，卻不定哪一天就變強弩之末。從此江河日下，不復再能為中國當代中產者階層的壯大作什麼貢獻。因從世界的範圍看，在一個國家非是電子業電器業電機業輕工業重工業或其它某業先孕和壯大了中產者階層，而居然是電視劇“生產”業，前景總歸有些不那麼靠得住……
如果一個國家的歌星們的經濟地位還達不到中產階層的話，那麼恐怕只能證明這個國家太令人沮喪了。
故我對歌星們在中國當代率先成為中“產”者們，一向是不嫉妒不眼紅的。而且替他們和她們感到高興。他們和她們中“產”者起來也不過就意味着擺脫了半無產者甚至無產者的生活窘況。如果他們和她們在三十五歲，最晚在四十歲以前還不能擺脫，那麼將也許終生難以擺脫了。因為他們和她們除了唱，再就幾乎沒有其它任何特長。故我們眼見歌星們中“產”起來而不嫉妒不眼紅，至少體現着一種應該提倡的善良的情懷。
但是，對他們和她們中某些動輒獅子張大口，很不得一口吞下一百萬才滿足的行徑，我也的確是打心眼兒里鄙視和厭惡的。
中國歌壇的第二代第三代通俗歌曲傳人，無論從藝術方面還是從藝德方面而論，普遍比第一代的素質好得多。教養的水平和文化的水平也高得多。這一方面是由於遊戲規則的逐年規範化在起影響和作用，一方面大概也與他們和她們湧現於中國歌星“走穴”大潮之後，所沾染俗習惡習較少。
對於中國歌壇的“後來人”，單要靠唱歌資產者起來，怕真是“霧裏看花水中撈月”，精神上的雪糕，想想罷了。
他們和她們，也只能通過唱而中產者了。
設趕上“時代大走穴”那一撥，無疑是不可彌補的巨大損失。但投沾染上“走穴”的俗習惡習，卻使他們和她們的名聲都較清白，提名道姓時沒成見，不至於讓人皺眉頭。
通俗歌曲在世界範圍內的興起和流行，乃是我們人類心靈發展史上的一個必然階段。我們越現代，我們越想唱歌，或聽別人們把我們的心緒唱給我們聽。不是由於我們因現代而快樂成這樣，是由於我們因現代而憂鬱成這樣，而無可奈何成這樣。對於我們現代人的心，恰恰是通俗歌曲，而非別種風格的什麼歌曲，具有着與在教堂里喃喃祈禱相類似的作用。演唱通俗歌曲的歌墾們，除了唱那些為政治意識形態服務的歌時，通常情況下如同撫慰好我們心的《水晶烏》式的年輕神父，涅赫留道夫式的仟悔者，以及漂亮的善解人意的“修女妹妹”。他們和她們翻來覆去地、絮絮叨叨地唱出我們心裏的一些小秘密、小感覺，和我們現代人情感世界裏一些通俗的，介於有意思和沒意思之間小故事。
而我們在許多情況下許多種時候，原來竟是無比地需要這個。
倘一味地抱怨通俗歌曲的歌詞太直白太膚淺是沒有道理的。
因為他們和她們所唱，正是，基本上是我們現代人的心的真實狀態。那裏已只有一些瑣碎的小秘密小感覺，以及介於有意思和沒有意思之間的庸常的小故事。
人類的心正史無前例地通俗着。
中國當代中產者階層中，經濟地位處於第三狀況的，大約就該屬一些名氣半大不小的畫家、書法家了。
名氣半大不小的畫家、書法家們在經濟方面屬於中產者階層。因為他們的收人的主要來源是畫和字。
國畫的“普及”，與流行歌曲的流行，其訴諸人們的意識的結果是大相逕庭的。後者越流行，作詞、作曲和演唱人的知名度越高。前者越“普及”，越在大眾中泛化，其藝術魅力越減。
外交界有句名言是——“弱國無外交”。
在戰爭年代，尤其如此。
在商業時代，從那一句名言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藝術品即商品”。
當然，前一句名言未免武斷。后一種結論也未免偏頗。但基本如此。
名氣半大不大，似有若無的一批畫家們，對重大藝術拍賣活動常常只能望洋興嘆。他們的嚮往之心，猶如小鎮上的窮兒望着馬戲棚，咬着指頭巴望得到一張門票。
中國當代中產者階層中，經濟地位處於第四狀況的，是些個體獨資小公司的法人。
在中國當代中產者階層中，是較為斑駁蕪雜的一族。實在難以概說。就好比老太太收零集碎的柳條箱裏的東西和當今孩子們最新穎的一雄玩具扣在了一起，既有招人喜歡之物也有使人看了反感的。
世界車輪的轉動，越來越依靠金錢“軸承”的耐損力。資產者階層擁有其它一切階層所不可與之抗衡的金錢實力。放他們越來越成為世界的主角。中產者階層不具備那樣一種金錢實力，故只有在階層意識方面非常執着地扮演較保守的角色，以這一種姿態證明並強調自己的社會存在。同時勢持面又體面地維護自己的階層尊嚴。
中國的中產者們，在中國近代歷史中，幾乎就從未形成過什麼不可忽視的階層，更幾乎無任何社會影響力。而在中國當代社會中，這階層由於是新生的，則還根本沒有什麼階層的意識傳統可言。好比一個三歲兒童，餓了哭、飽了笑、尿了鬧，被一隻溫柔的手撫摸感到舒服，拍幾下就會乖乖地睡着過去。它的階層意識的本能，充其量作出如此平庸的反應罷了。與中國當代資產者階層相比，雖然都是新生的階層，雖然後者的階層規模比它要小許多，但意識發育卻比它快得多。後者幾乎是一個桀驁不馴而又狡黠的少年了。它常常擺出一副男子漢似的面孔。那面孔上有一種“我為什麼不可以這樣或那樣”的神態。儘管大多數情況下心裏想的並不說出來。
成熟的商業時代的經濟槓桿，其中心支點永遠偏在資產者階層這一邊。
成熟的商業社會恰恰不是慫恿人喪失掉理性，而是教誨人更加現實。
中國的商業時代還沒經歷過足夠長久的成熟階段，所謂中國的青少年們對人生是很缺乏現實思想的。好處是——青少年時期思想不浪漫，以後便難有機會浪漫起來了。壞處是——比之於較現實的思想，浪漫主義擁抱久了是會捉弄人生的。
我以手中一支廉價的筆為圖釘，將自己按在稿紙上解脫了給以後這一本不倫不類的書的讀者們看，心中當然並無半點兒中產階層“末流族”一員的沾沾自喜。我只不過希望使人信服地明白這樣一點——在“知青作家”中，即使勤奮似我者，其稿費總收入，也不過如我罷。
對作家，清貧絕對地不是什麼烷濯靈魂，永葆創作青春的應驗良方，面是大敵人。這敵人，以後將沒有什麼優越性助作家以克之了，將全靠作家們自己去對付去打倒了。都道是曹雪芹漫漫十餘載，啃着凍高梁米飯糰寫出傳世之作的。所以《紅樓夢》才不朽似的。所以曹氏才堪稱偉大似的。這讚美至少故意避開了一點不談——曹氏早逝於營養不良。說到底也是早逝於清貧。否則，我們當代人於今興許還能看到另一部與《紅樓夢》一樣偉大的傳世之作。後來人們很有準備，很有勇氣，也很有經驗。並不需要“傳幫帶”。論值低價之時，開口殊不含溯。倘不滿足，可能甩出一句毫不客氣的話是——少跟我來這一套！我自己寫的東西究竟值多少錢，我懂！
中國作家有兩大毛病。其一是由於歷史積怨和政治擺佈的原因，造成長期的山頭對峙，黨園伐異，團伙互攻。這一種精神的和精力的耗損，對中國作家們的危害相當之大。不但危害了創作，而且有時危害了身心。
作家們的第二個毛病是，即使筆下寫着淡薄職位，“無官一身輕”之類的鳥話，心裏邊還是總惦記着怎樣才得以為官一把。吟着陶淵明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眼角卻總忍不住地一次次瞥向文壇，留意着是否騰出了一把交椅。
在世界當代的文明的雇傭關係中，向老闆負責即敬業。而敬業即使在異國的雇傭關係中，也不失為美德。
傳統的、守舊的，然而同時又可能是考慮全面的、正確的，甚至體現着人生的成熟和經驗的觀念，就是這樣，時時處處，受到着新的，也許考慮得欠周全的，甚至根本就不屑於進行長遠性考慮的，年輕一代的觀念的挑戰和冒犯。
在如此這般的種種新舊衝撞之中，其實已經不存在孰是孰非，誰對誰錯的裁決準則。面僅僅存在着一種現象，一種事實——中國建國以後的主體觀念，正由年輕一代的活法選擇，造成着一大面積一大面積的鬆動，和一處又一處的塌方。
營造大眾文化的中國當代“文化人”們，本身大抵便是中產階層的一員，他們眼中所能見到，心中所能想到，日常所能接觸到的，大抵是各個“族類”的中產者罷了。於是中產階層成了他們最為熟悉的“人民”。
中產階層的生活形態，是當代中國人民大眾的一種憧憬，一個似乎距離他們最近，而其實一輩子都難以達到的目標。於是大眾文化的人民性，被營造大眾文化的中國當代“文化人”，以中產階層的生活形態“誤會”地取代了。這在電視連續劇中表現得員為明顯而且泛濫。其通病是全設了生活的負重感卻多了因“牙疼腳癢”面授完沒了的“連續”的哭哭鬧鬧。這一種煞有介事的哭哭鬧鬧使者百姓每每兩眼干瞪着屏幕無動於衷。而電視中的許多專欄節目，採訪者的話筒和攝像機鏡頭，似乎只在中產者階層中變焦和移位，彷彿再也突破不了這個階層的用粘糯而又甜滋滋的生活的絲結成的網，彷彿最廣大的平民和貧民階層早巳不存在了，從中國當代社會中消失了。
中國當代中產者階層令人最為不安的一種負面社會影響，乃因障礙了某些政治家及某些官員的耳目，使他們對國情和民情的了解自置局限。
營造中國當代大文化的“文化人”們，其實充當著不怎麼光彩的角色。他們有時過分賣力地粉飾太平，裝演盛世，將中國大感覺的種種優患濾去了，虛化了。更嚴肅地說，當優患成禍之時，這也是一種罪過。
綜上所述，我們縱觀中國當代中產階層的成分構成，必會感到，這一階層似乎缺少某種至關重要的成分。此困惑沒錯。它缺少的乃是知識分子這一成分。在世界上任何一個階層成分構成合理的國家，知識分子都是中產階層的主要成分。
中國當代中產者階層似乎缺少某種歷史的背景，這使它的總體階層形象未免顯得過分單薄，是一種平面的“紙板形象”，而非是一種雕塑般的立體形象。
中國當代中產階層——好比大觀園裏的頭等丫囊忙裏偷閑為情人匆匆趕做的一隻繡花枕頭。
中國之中產者階層，如能加人“正宗”知識分子們這一種“茶葉后”就好了。
“科研”和工業落後主要由於教育內容和制度的畸形。
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有識之士都深批痛伐過的。
“文人”當官，並不全為著“治國平天下”，也為著一生的榮華富貴。因為“書中自有顴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所以在他們想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力士拔靴、貴把研墨”之類，純粹是“文人”們編出來的，是“文人”為“文人”鍍金身。既滿足着“文人”們一心想當官的精神寄託，又似乎雪洗了大多數“文人”們一向“摧眉折腰事權貴”的屈辱。
幾乎中國一切文人、一切知識分子，似乎皆不太情願正視李白也是想當官的，當不成官了也是很失落很苦悶的這樣一個事實。因為那麼一來，偶像傾斜，自己們的形象也是會大受損害的。
至今，幾乎中國一切“文人”，乃至一切知識分子，總是齊心協力地、心照不宣地維護着李白不願當官的高傲名聲。而在這一點上真正高傲得起來的，卻只見越少，不見增多。
中國古代“文人”一旦當不成官，終生布衣，並且家無祖業的話，其生活境況，也着實的可憐。
而在中國，國即黨，黨即國。
中國兩類知識分子的心理，既不但餘悸難消，而且感激椎恐不誠。有些人是發自內心的感激，獲得“解放”的亢奮並不摻假。有些不過是做戲，心中其實耿耿於懷。耿耿於懷固然有可以理解的一面，做戲給人的印象卻無論如何也是不舒服的。
我們這一個民族，即使在知識分子階層中，也是非常善於由衷地呵護這一“慣例”的。不懂這一點的人將被視為蠢蛋。
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嚮往官職，熱衷於追求官職的另一種心理邏輯傾向是——覺得是官了，才意味着獲得了當局最大程度的器重，才意味着被信任到家了似的。
而這是極典型的，中國古代“文人”鑽文求官的心理特徵。
在這一點上，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皆大同小異地有些“文人”化了。而“文人”們卻並沒怎麼知識分子化。
因為在知識分子的意識中，據我想來，在價值取向方面，哪怕是在關於個人之功利的價值取向方面，似乎應是將自己對知識成就的追求放在第一位的，而不太至於將做官誤認為是對自己人生的“終極關懷”。
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如果人們不以移民國外為幸運和幸福，那麼證明這個國家的確是富強了。
對於知識分子，如果不以攀權做官為一等人生前途的選擇，那麼證明知識分子的確是開始憑着知識實力而自信而自立了。
“知識就是力量”這句不朽的名言，在商業時代，似乎具有，而且應該具有另外的意昧。
那就是——知識分子憑他們所擁有的知識實力，具體說是“科研”成果、文化成果、學術成果，概言之是一切“知識產權”——既不但對社會和時代作出應作出的貢獻，亦應而且能夠對提高自己家庭的生活水平負起責任。
如果一個國家的學者、教授、專家們居然連中產階層的生活水準都達不到，那麼，如我前邊在分析中產階層時所指出的那樣——這個國家的中產階層的質量可想面知。
國家管理者們的責任乃在於，在挑戰尚未成為咄咄逼人的事實的時候，預料到某一行業所定會受到的衝擊，成功面又穩妥地疏導那一行業的從業者轉向他業。好比在三映工程動工之前遷民，而不是在動工之後。
之前和之後的差別就是“下崗”、“待業”和失業。
但中國的轉折太快。並且連力和連鎖影響太巨大，使國家管理者們根本來不及調遣自如。又因中國人口太多，重工業隊伍巨如蟒象。而方法又只不過是“曹聰稱象”式的方法。除此古老的方法，中國人還沒找到另外更好的方法。起碼目前還沒找到。於是重工業隊伍中的一半以上人，從工人到科技知識分子，成了比重象體的一般“石頭”。曹聰用一船石頭稱出了大象的體重以後，那船石頭大約也就永遠地留在河邊了。
知識結構退化了知識能量減弱了的知識分子，理應受到比目前更好一些的關懷。正如一句名言說的：“曾經寶貴過的東西，即使不再寶貴了，仍應認真加以保藏。否則，你的損失將是人性情慷方面的。”
放眼世界，大概只有中國才“出產”這樣的，每月僅拿幾十美元至一百多美元的知識分子和高級知識分子。
他們升華了“中國特色”這句話。
中國人，無論你是什麼樣的人物，是國家領導也罷，是“大腕”明星也罷，是“走紅”作家也罷，是春風得意的新興資本家也罷，在他們面前，你其實都沒有什麼值得自視甚高的資格。
除了中國的士兵，在“奉獻”這面心鏡前，沒有其他的什麼中國人，比這樣一些中國當代的知識分子更無愧色！
處在中國中產階層和平民階層生活水準之間的知識分子構成的群體，好比一隻包含着眾多小球的大球——它的外表是脆薄而透明的，小球之間並沒有什麼黏合劑黏合著。它主要是由傳統心理和歷史影響推向一起的。
傳統心理正在瓦解。
歷史影響正在消弭。
在二十一世紀的頭十年，這外表薄脆而透明的大球，必在商業時代的劇烈外力作用下爆破崩散。小球們將隨力滾向四面八方，被其它各個中國階層分而納之……
我祈祝“它們”更多地“滾”向中國之中產者階層，並摻人“養麥皮”中去，為中國之中產者階層這隻“枕頭”起到“茶葉后”的良好作用。倘“它們”竟不幸統統“滾”向了中國平民階層，那麼既不會是平民階層的榮耀，也不會是“它們”自身的情願。而只意味着是中國的現代遺撼。
因為，中國之平民階層太龐大，知識分子難以靠自身的素質影響一個龐大無比的階層。其結果將必然是——龐大無比的平民階層“消化”掉了它所吸納的知識分子，使他們最終變成為曾經知識化過的平民，甚至貧民。
知識分子自身作為階層的時代，在中國近當代歷史上根本沒有形成過。以後也難以再形成。
中國工人自建國以後，社會地位，或曰“政治地位”一直被奉捧於幾乎至高無尚的地位——“領導階級”的地位。
所謂“政治地位”一詞，我認為，中國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是最該被夾人中國歷史中不再重提的詞。或者，將這一詞拋還給政治家和政客仍罷。普遍的中國人，其實只要在公民權方面和法律方面與他人平等的“社會地位”就足夠了。而所謂“社會地位”，又當然是與經濟地位發生密切聯繫的。財經濟地位處於社會最低水準的一切人們來說，再高的所謂“政治地位”都意味着是幻田和幻得的榮耀。
在二十一世紀，不管任何國家，對任何一個頭腦正常的人而言，以上觀點都應是一種“思想進步”的共識。反之便是反進步的。於民眾方面是不可救藥的愚民意識。於執政階層則意味着是愚民統治。
中國工人目前所面臨的“下崗”問題失業問題，不但關乎他們本人之命運，直接地、密切地關乎着他們的父母，亦即中國最早一代工人的晚景生活的起碼質量，也直接地、密切地關乎着他們的獨生子女的身體和心理能否健康成長。
經濟基礎充當媒婆，比任何戲劇和小說里的媒婆，甚至比《西廂記》裏那位聰明絕頂又古道衷腸的小紅娘更有成功的把握。
平民的女兒們，幾乎不可能有所謂愛情的自由。如果她們出落得美貌，則她們必意昧着是家庭惟一有希望中頭彩的“黃金證券”。同時，有權勢、有地位、經濟基礎較優越的男人們，也必躍躍逐色，從四面八方包圍她們，取悅她們。十之八九的她們原本對愛的純真，最終都將發生擅變，大量地摻人非愛的因素。
中國古時有這樣—句話——“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員”。“三百六十”儘管是一種形容，但足見中國在商業發達的世紀，確曾有過百業興旺的局面。建國以後，漸漸的，百業之中除了工業，就只剩“八大員”了。多也多不到十幾“大員”去。百業萎縮若此，不能不說是一種經濟倒退。按照當年中國領導人們頭腦中的“社會主義”模式，再給中國一百年的時間，也是難以建立起雄厚堅實的經濟基礎的。
社會本身呈現出的邏輯幾乎總是更富有人情味兒一些的——凡以平民階層為主的地方，哪怕一個被打上了灰色政治印跡的中小知識分子，不久以後也會欣然自慰地發現，他們被政治所塗改所扭曲的命運，實際上受着大部分平民群眾的同情。有時甚至受到暗中呵護。而凡有中小知識分子成分滲入的平民階層，只要那一種中小知識分子的成分還能較正常地、多多少少地體現出其優點，那一部分平民群眾的平民階層的俗點甚至劣點，似乎便尋找到了克服的“樣板”。
中小知識分子與平民階層的關係，就我看來，實在是一種幾乎天然的，珠與蚌的關係。在目前地球上一切國家中，除了平民階層，再無其它的任何階層，更加適合中小知識分子能夠充分自尊地生存着。
中小知識分子若自成一個群體，更是較難以其樂融融地長久相處。猴子和猴子在一起，各自體現得最充分的是猴性。而且往往是猴性狡劣的一面。當海灘上只有海豹的時候，互斗就會在海豹群中展開。只有當露出海面的鯊魚的鰭向它們衝過去的時候，集體的恐懼才代替了激烈的互斗。
領導一批工人只要權威加義氣就夠了。
領導一批農民只要權威加恩惠就夠了。
領導一批“高級”的、“大”的知識分子，只要權威加一丁丁點兒敬意就夠了。在許多情況下，甚至無需權威只要權力就夠了。在中國尤其如此。
但若領導一批中小知識分子，則不但要有傳統的權威和威力，不但要加上義氣和恩惠，還要加上高明的藝術性。
領導一批中小知識分子，好比凝聚一個江湖馬戲班子。江湖馬戲班主們，通常自己便是一流的雜耍藝人。他們馴獸和斡旋於人的才幹往往都是出色的。
中小知識分子的知識“等級”及社會地位，決定了他們大抵具有較為敏感的自尊。他們接近着“無產”，自尊似乎便成了他們較為主要的一宗“不動產”。傷害了他們的自尊，等於將他們掠奪為赤貧者一樣。誰若譏他們為“大知識分子”，是最嚴重的自尊方面的傷害。因為這就好比指着一名科長說：“看，一位大官來了1”此中所包含的尖酸刻薄，有時是會令科長們惱羞成怒的。當然也太超出中小知識分子的容忍程度。他們往往因一個“大”宇耿耿於懷相當長久的日子。但誰若辱罵他們“臭知識分子”，他們反面的比較能夠忍受。因為“臭”乃是一種泛辱。在這種泛辱中，他們恰恰感到着與“高級”、“大”的知識分子同屬一類的看待。而這不啻給予了他們一種“公認”。此種“公認”又是他們最想獲得到的。
玩世不恭乃是中國一切階層的一切“新生代”的法寶——在今天。
“新生代”們靠了此法寶與來自社會方方面面的壓力相對抗。甚至，在相當多的一批仕途不暢的政府官員的內心深處，彷彿看破紅塵的玩世不恭，往往也表現得琳漓盡致。
當代中國女人中，也極少有真“浪漫”者。女人的浪漫與男人的浪漫，是相互氤氳的“場”。好比水汽與霧的關係。水汽枯竭，則無霧生。男人不再纏綿，女人又何必浪漫？當代中國女人連“作秀”也不屑於“作”浪漫之“秀”了。而爭相的改“作”現代之“秀”了。這乃因為中國當代男人在情感方面不僅不再有纏綿真摯可言，簡直普遍墮落到了統統善於逢場作戲的程度。男人太善於逢場作戲，女人便以“現代”的姿態和面目虛與委蛇地周旋。而“現代”是女人之浪漫的文化“基因”的“殺滅劑”。
是的，除了她們，試問今天還有哪一些中國人能或多或少地保持住一些浪漫的氣息？還有哪一些中國人仍具有感動之心？
新興的資產者階層並不具有，這難道還有什麼疑義嗎？他們即使在慷慨捐贈慈善之事的時候，實際上也是在替他們的姓名或他們的買賣做廣告宣傳，這一點難道不是我們早已看透了的嗎？他們在支持某項藝術的時候實際上絕非出於對藝術的敬意；他們在買下一件貴的藝術品的時候，實際上認為自己買下的是有利可圖的債券，這也應該是眾所周知的。他們以上的行為，既與浪漫無關，也與感動之心無關。而僅僅的只與他們自己的名利相關。我們稱讚他們以上的行為，實在只不過是因為那些行為不僅滿足着他們的名利慾，同時畢竟也布施益處於社會。所以我們在用最熱情的詞句稱讚他們的行為時，我們自己也是絕不感動的。試問，難道我們真的曾因一位大富豪捐蹭給窮孩子一所小學而感動過嗎？但我們不是確曾因一名小學教師從他或她的幾百元工資中抽出了二百元救助自己的窮學生而潸然淚下嗎？
感動之心只與事情的善力和道義的實質相關，其結果倒往往位居第二了。儘管大多數世人看重的更是事情的結果。
新興的中產者階層也並不具有浪漫氣息和感動之心。因為這個新興的階層和中國新興的資產者階層一樣，沒形成自己階層的任何或可用良好二字評說的文化背景。它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急不可待地裝扮成最“現代”的一部分中國人的企圖，使我往往看在眼裏厭惡在心。幾乎一切知識分子一旦路身於這個階層，知識分子的特徵在最短的時間內便被徹底“腐蝕”掉了。這個階層目前是一鍋甜膩的粥。無論什麼內容攪人此鍋，都會變成粥的一種成分。都會使自己也甜膩起來。但粥仍只不過是粥。他們和她們有時也會裝出感動於藝術的模樣，但往往只感動於美化中產者階層的藝術。而且，即使對這一種藝術的感動也是假的。假的就是假的。裝得越“真”顯得越矯情。這個階層對於世事也無感動之心。他們和她們只感動於自己“中產”了以後的那一種精細又汲意思的小情調。同時希望別人們皆像流行歌曲里唱的那樣“感動於你的感動”。若將這個階層人格化了，那麼它太像《紅樓夢》中的襲人。襲人除了為自己的小情調所感動，另外還真的為大觀園裏別的任何人的命運感動過嗎？即使她對寶玉的那一份兒情，若認為真，也終究還是真的由自身命運出發的。我對此階層一向懷着謹慎保持距離。我認為那距離起碼不應小於最後一排觀眾席和舞台之間的距離。我惟恐自己不慎栽人“鍋”中，即使之後蹦出來了，渾身也接了一片淋漓的、甜膩而粘稠的、永遠也刮不盡的粥漿。
平民們，親和中小知識分子吧！如果不親和於他們和她們，在中國，在當代，還有誰們值得平民們親和？
政權的腐敗並非是從商業時代開始的。
“吏”們雖然生活在乎民階層中，但在許多主要的特徵方面，與平民們並不類同，而更有些像官僚階層。因為，他們畢竟是官僚這株大樹的小校小時。並且，內心裏最不情願生活在平民階層中。有朝一日搖身一變而成為官，從此脫離平民階層，乃是他們“永遠的夢”。
“吏”是官的“實習生”。
好“吏”們學好官，壞“吏”們學壞官。
官自“吏”出。所以，糾查“吏”風，其實也是整肅官紀。據我看來，中國之“吏”風，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似乎沒有什麼值得稱道之處。
平民階層是中國當代的最基本公眾。
在中國諸階層中，平民階層具有最本能的、最積極主動的、最有韌性的生存自救能力。他們的“上帝”一向只產生於他們本階層。“官本位”的通病現象若體現於官僚階層本身，我所待的批判態度往往相當激烈，嫉惡如仇。但若延益於平民人家，只要不過分，則我往往不忍指斥。
須知如今粗糧比細糧貴，平民吃不大起粗糧。
官員有責任不使平民淪為乞丐，這乃是官員對國家的最主要的責任之一種。
貧民多了，後果不言自明。
無平民階層的生活穩定，無國家之長治久安。
無平民階層的擁護，無政黨的廣泛權威。
越是經濟落後的國家的資產者們的實際生活，越是比經濟發達國家的資產者們的實際生活闊綽和奢侈。在這一點上中國的資產者們也不例外。在經濟落後和次發達國家，闊綽和奢侈也是廉價的。
資產者一旦成為資產者，就有經濟實力超越於國家經濟危機之外。這乃是全世界資產者最大的共同的自信。
中國的平民階層的生活，才剛剛由溫飽型轉為消費型。與此相比，中國當代的城市貧民，仍是一些溫飽型的人家而已。
貧民人數一旦形成了階層化的比例，對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堪憂的。貧民階層化，便不可能像棄嬰一樣被扔掉。歸根結底，還是將成為一個國家的負擔。
中國城市貧民和正在加速加數貧民化的一部分平民們的命運出路究竟在哪裏？
目前還沒有誰敢大言不慚自以為是地聲明，他已替他們指出了“方向”。
這將是中國在二十一世紀最頑固難醫的頭疼症。
中國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最主要最重要的經濟體制改革。就其主要性和重要性而言，不是之一，而是第一。
私有意識拒絕恐懼。最智慧的哲學都不能改變它在大多數人頭腦中的根深蒂固。連上帝拿它也無可奈何。上帝為了抑制人類私有意識的膨脹而在《聖經》中作出的最嚴厲的警告，其實並不曾真正地影響過人類。私有意識既不但強大於圖騰崇拜意識，而且往往以其強大主宰着兩性關係——當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發誓說“我愛你”這句話時，他的頭腦中同時產生着一種明確的想法——那麼你屬於我。
農民們想要擁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土地的願望，是人類私有意識中最長久、最牢不可破，往往也最值得體恤，最令人同情並且最動人的一種意識。
農民對土地懷有的私有意識，兼有着圖騰崇拜和性化了的意識成分。
將土地比作母親的是詩人。
真的將土地看成母親的卻是農民。在農民心目中，土地不惟是母親，還是妻子、情人和與自己有血脈關係的神聖事物。
“公社化”實際上使農民變成了農村的“無產者”。
農民不可能在耕種不屬於自己的土地時獲得什麼真正的勞動的偷快。
“公社化”以後農民們在田間相互比賽的勞動熱忱，以及在地頭休息時的愉快情形，其實都只不過是人為煽動的熱忱和即興一時的愉快。秋收以後，當大批的糧食被收繳，農民們僅僅剩下口糧時，他們的失落感是難以形容的。
而中國需要的是靠務農富起來的典型，靠務農富起來的樣板。起碼，需要一大批這樣的農村的實踐進行無可辯駁的說明——靠務農也同樣是能夠富起來的。
任何一種傷害性的“政府行為”，哪怕由最低一級的政府部門不負責任地幹了，其對農民們的心理傷害和情緒傷害，都必將超出那一行為本身，降低中國農民對國家的信任程度。
工業總產值將越來越超過農業總產值，農業人口卻將幾乎永遠佔全國總人口半數以上，而且幾乎尋找不到使農業人口大批地“變”為非農業人口的途徑，這在整個二十一世紀，都將成為前提註定了的“中國特色”。
中國是目前世界上進行權錢交易的最大市場。也是最容易將這一種遭世人普遍唾棄並深惡痛絕的勾當“變通”為“合法”行業的國家。
一個官員的腐敗是腐敗。
一些官員的合夥腐敗是“集體腐敗”。
如果共產黨內的某些官員“資產階級”化了，其實並不多麼可怕。真的“資產階級”化了，貪婪性反而小了。可怕的是，大多數官員，並不能因為是官員，便真的“資產階級”化起來。不能不等於不想。想而企圖實現，又畏於黨紀國法，於是手段和方式，便轉入暗中。既轉入地下，便具有隱蔽性。隱蔽性蔓延，就結為權錢交易的種種關係網。
在中國，在當代，你有時“一不小心”就會面對一個“黑社會”氣味幾十足的人物。他們的共性是——第一極其有錢；第二與許多官員包括地方乃至北京的高官保持密切關係，他們提起官們的子女，慣稱小名，如叫自己的弟弟妹妹；第三他們與當地司法官員情同手足，他們的私車甚至配有警牌警燈；第四他們有官方封賜的種種榮譽；第五他們甚至還有地方政治身份；第六，倘他們夸夸其談他們的“成功之路”時，稍有頭腦的人必能聽出種種可疑之點……
世界正在越來越文明。越來越文明的世界認為——社會應該越來越透明，社會應該盡量公開化。社會對任何人，任何階層來說，都應該是“這一個”。而且應該是惟一的“這一個”。因為一個政極不可以同時統治兩種社會(對香港的“一國兩制”另當別論)。“這一個”社會若是平面的，則大家都應生存在乎面上；若是立體的，則大家都應生存在立體中。社會可以多元化，可以複雜化；但不可以明暗化，不可以表裏不一。因為生存在明處的，不可能對暗處的勾當和關係形態永遠一無所知；生存在表象中的，也不可能對生存在背面的，或曰表象之下的，亦即“第二社會”的內容永遠不聞不見。
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更像一節彈簧——一節被以不均勻的力拉松的彈簧。那不均勻的力，對於某一國家而言，有時是世界的大經濟背景，有時是本國的政治風雲，有時甚至純粹是全球性的自然災難。於是弧旋變形。拉力越大，旋角越小，弧度越陡。
人類社會這一漫長“旋梯”，處處呈現此種變形現象。於是邁進越艱。有時人只靠雙腿不行了，還須伸出雙手攀抓。
中國的“翅膀”雖然張開了，但實際上它並沒有騰空而起追風逐雲。
它只不過剛剛沖飛到了比電視塔高不了多少的高度。這個高度只不過是鳥的高度，而不是飛機的起碼高度。
達到這個高度它用了十餘年。
它正扶搖着滑翔。它還難以昂起頭來。
雙翼的每一次扇動都是吃力的……
這便是我們的國家現在時的留影。
將這實際情形描繪得過於絢麗，誇耀得過於美好，是一種“功績想像症”。不符合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曾一再倡導過的實事求是的態度……
當代女性，無論現代的還是傳統的，其實仍比較在乎當代男人們究竟是如何看待自己們的。的確，大多數當代女性，自我意識早已不受男人們的好惡所主宰，但有時候卻依然希望從男人們對女性的評說中獲得某種好感覺。而這意昧着，現代的其實並不像她們自我標榜的那麼思想獨立；傳統的仍自甘地習慣於傳統。
家庭婦女的主要責任和使命當然是扮演好家務總管的角色，也是她們互比優劣的主要根據。
五十年代的中國女性，尤其平民階層以及底層人家的女性，在社會上完全無地位可言。其家庭地位如何，自然的、往往的，就成了暗比高低的惟一方面。這一種互比，又往往構成女性之間的傷害。但屬於只要心理承受能力強些，完全可以不當一回事兒的小傷害。不涉及直接利益衝突，企圖造成更大的傷害也投可能性。但也有一方心理承受能力薄弱，或另一方尖刻得放肆，於是引起爭吵之事。爭吵起來，也無非由是街道組長的女人出面兩廂批評一通，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如果相互關係處得都很親近，聊天是五十年代家庭婦女們最美好的時光。在那一種美好時光里，不僅愉快地完成了她們分內的事，而且增強了感情。
家庭婦女們喜歡聊天和“串門兒”，實在是人渴望彼此交流的基本心理需求之一項。除了這一項傳統的交流方式，她們當年再沒有另外的什麼交流方式。她們的真性情，通過此方式呈現和舒展。如果連這一種方式也遭硬性的禁止，她們作為女人的生氣也就迅速萎靡了。
因為所謂“公平”二宇，主要體現在分配方式中。而那差別非是由後來的分配造成的，所以她們那一種嫉妒之心，雖有，卻並不強烈的。
五十年代，又是關於“共產主義”的話題在中國最“熱發燒”的年代。許許多多的中國人被宣傳搞得弱智，真的以為“共產主義”是明後天就會實現之事。家庭婦女們尤其深信不疑，這一種迷信，大面積地稀釋了她們的羨慕。
五十年代的中國女性在人數上以中年亥性為最多。中年女性中又以家庭婦女為最多。家庭婦女中，又以平民階層的她們為最多。
我親近她們甚於親近以後任何時代的女性。因為她們皆是我的同代人的母親。我一向對她們懷有深厚的敬意，因為她們那一代女性的含辛茹苦任勞任怨。我也非常地同情她們，因為她們作為妻子和母親，付出太多，享獲太少——更因為她們沒有生在今天女性也有機會大有作為大展鴻圖的時代。
知識女性，當年比知識男性們更善於擺正自己的角色位置，更善於無衝突相處，更善於維護三者之間的“生態平衡”。她們積極的有益的社會作用，是今天無論如何也不應該不充分肯定的。她們在五十年代的女性中雖是少數，但畢竟最能代表五十年代中國女性的時代風采。
她們的少女心懷，似乎很充實。那裏邊不曾為追星發燒過，也不曾為嚮往某種物質生活的強烈念頭折磨過，更不曾為什麼世事的平等與不平等衝擊過。
五十年代的少女的心懷，普遍如一盆清水般凈靜。說是一盆，而非一池，比喻的是她們心懷範圍的有限。凈靜得當代人既不能說多麼好也不能說多麼不好。
五十年代少女之間的此種友情，驗證了一條人性的邏輯——對於心靈而言，有空曠，就有本能的添補。無非好壞之分。
打扮一個五十年代的少女是極其簡單的——一尺紅或綠的毛線頭繩兒；一件“布拉嘰”——連衣裙；一雙黑布鞋，足夠了。只要“布拉嘰”和黑布鞋是洗過了才穿上的，即使舊，也還是能使她們變得清清爽爽，靈靈秀秀的。有雙白襪子穿更好，沒有，也好。總之，當年那一種簡樸到極點的少女的美，真是美極了美極了。
五十年代的少女，與今天的少女們相比較最主要的差別是——那一種心靈的自在，那一種心理的自然，那一種心事的簡單，以及那一種日常心情的澄明透徹……它們並不太受普遍之清貧的影響。好比農人漫不經心地撤在土質不良的土地上的種子，竟也一片片長出秧苗，但是株莖細瘦，大多數難結飽滿的穗……
於今我每一回憶，總會產生這樣的一種思想——一男一女在二十多歲時結為夫妻，與在三十來歲三十多歲時結為夫妻，恩愛和幸福的方式內容皆大為不同。今天的許多新婚夫妻，雖也常被稱作“小兩口”，其實從年齡上根本不能算為“小兩口”，只不過是兩夫妻而已。“小兩口”之間的恩愛和幸福，絕非三十來歲三十多歲結為夫妻的男女們所能“溫習”的。也是無法仿效的。非要仿效也變意昧兒。故我理性上雖不主張早婚，感性上卻更願對“小兩口”之間的恩恩愛愛投以審美生活之目光。
姻靜使女性具有一種似乎古典的美的氣質。所以，即使西方的封建貴族，在從小熏陶她們的公主們的文學修養、藝術修養的同時，也還要求她們用一定的時間實習“女紅”。公主們一般不會自己做衣服織衣服穿，那純粹是為了培養性情。
五十年代的“大姑娘”，普遍而言，也都較靦腆。
靦腆乃漢文字中獨有的詞。除了中國，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文字中都無此詞。
靦腆一詞的詞意是較模糊的，不甚確定的，能理解明白，但難以說得非常確切。
靦腆包含有羞澀的意思在內，但又不僅是羞澀。羞澀形容的是內在的心態，顧腆形容的是外態。羞澀是一個發生性的、進行性的詞。因為人不可能無緣無故地羞澀起來。
但五十年代的“大姑娘”們，卻往往會經常地，無緣無故地靦腆起來。
五十年代的“大姑娘”們的靦腆，也許是因為那“大”字。這“大”字冠在“姑娘”二宇前邊，富有了許多“姑娘”二字原本沒有的意義和意味兒。或許那“大”字，使她們領會了太多有點兒擔載不起又不能不撐住名分的尷尬。好比教授一旦被稱為“大教授”，一言一行一舉手一投足也難免的找不準自我。
“大姑娘”使姑娘們處在一種找不準自我的狀態。
於是她們被人以看待“大姑娘”的特殊的眼光看待時，她們便不禁地心生出說不清道不白的尷尬。
而也許正是這一種自己說不清道不白的尷尬，使她們每每原發性地、無緣無故地靦腆吧？
六十年代的前幾年，中國城市裏的絕大多數母親們亦即中年母親們，總體值得評說之處是母性的毅忍和毫不顧惜自身的家庭責任感。如果她們自己不吃飯也能將就着活，她們中許多人肯定會根本一口飯都不吃；如果她們身上的肉割下一條來半個月就會長合，她們中許多人肯定會每隔半月從身上割下一條肉來給全家人燉湯。
六十年代初，城市裏的人們開始無比崇尚起知識和學歷來。既然人們的收入水平幾乎是一樣的，那麼知識和學歷成了惟一被看重的區別。正如今天大學生碩士生多如牛毛甚至顯出社會無法消化的過剩現象，那麼在青年人中知識和學歷已不足為奇的情況下，收入成了惟一被看重的區別。
這一崇尚知識和學歷的社會“思潮”，尤其體現為六十年代初的女性“思潮”，飢餓的黑翼雖然籠罩中國大地，雖然餓瘦了她們的身體，卻“餓”不死她們頭腦中每天都會產生的種種新觀念的細胞。
“文革”將六十年代力劈為兩截。一九六六年以前是一種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後是天田地理的另一種情形。一九六六年以前的中國人和中國女性是一種常態，一九六六年以後是不可同日面語的一反常態。
因而，“文革”實際上也在中國改變了世界一貫通用的年代劃分的常識。我們簡直無法不承認，一九六六年雖是六十年代的中間一年，但同時又是另一個瘋狂年代的開史元年。從一九六六年到“文革”結束的一九七六年十月——這由六十年代的后五年和七十年代的前五年半“剪輯”組合成的十一年，自成一個時代。
正如我們所公認的——人的慾望層面是金字塔式的。
而最低的一級，乃是物質追求的慾望，包括本能的慾望。
當普遍人們的物質慾望相差無幾時，或以為普遍相差無幾時——建國后“文革”前十幾年，正是這樣一種情況。同齡人之間相差無幾的收人，商品的極端團乏，決定了人們消費能力的接近一致。除了居住條件和由家庭人口中收人者的多少所顯示的生活水平的高低，一部分中國人其它方面的物質佔有率，其實較難奢侈地優越於另一部分中國人。
那麼，普遍人們的慾望，是否就會自然而然地停止在最低的一級，不再試圖另有謀求了呢？
建國后“文革”前十幾年的一頁歷史，似乎回答我們正是這樣的。
但，我們今天認真分析，卻會恍然大梧那結論的錯誤。發現那一頁歷史所記載的只不過是社會的表面假象。
人的慾望原來是可以像寄居蟹一樣縮在殼裏的。它的鉗在殼裏悄悄生長着，堅硬着，儲備着力量，伺機出殼一搏。慾望在此時是極其暖昧的，動機不明確的。它不知所要何物。這一點與寄居蟹又頗不同。寄居蟹一搏為食，或同類比自己高級的殼。人的蜷縮蟄伏的慾望，此時處於朦朧階段。雖不知自己所要何物，但是自己能感受到它對自己造成的內部騷擾。像少男少女體內的性荷爾蒙多達一定程度，會遺精或思春一樣，人的尋找不到滿足方式的慾望，期待着允許公開手淫的機會。那樣的少男少女表面反而拘謹易羞；那樣的成年男女表面反而循規蹈矩，安分守己，“溫良恭儉讓”。
“文革”當年對中國人做了這樣的宣告——政治是可以滿足它所依靠和青睬的人的許多慾望的。
於是在極短的日月里，千百萬中國人都為政治而瘋狂起來。
學習非常優秀的女生和相貌極為乎庸的女生中，父母“靠邊兒站”了的女生和父母正紅得發紫的女生中，往往尤會爆發較惡的“革命”行為。
好比一向的儲蓄突然被宣佈過期作廢了，而自己竟一點兒也沒來得及瀟洒地消費過，內心裏是非常惱火的。
她們長期扭曲着的、不正常的、甚至病態的性心理，以“革命”的名義實習惡……
兇狠地“革”別人的父母之“命”的方式，既證明了自己仍配是響噹噹的“造反源”，又表現了與自己家庭劃清界線的姿態，一舉兩得。
“文革”對中國青年實行了另一種教育。它成功地使青年從那時開始懂得——許多人生的好處，可以通過投機政治而獲得。達到目的之方式簡單易學，快速便捷。這一種不良影響，在今日之中國仍陰魂不散，“大有作為”。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政治幾乎成了一切人追求人生變化的惟一途徑，那麼幾乎一切男人女人最初都會從心理上應和這一種政治，投機這一種政治。也會從是中學生高中生的年齡起，向大人們學習種種取悅這一種政治的不良經驗。甚至，肯定會污染孩子們純潔的思想意識。
“文革”中，孩子們之間，孩子們對大人們的“揭發”行徑，“告密”行徑，以及利用政治罪名進行傷害甚至陷害的行徑，於今想來，真是令人覺得醜陋又可悲。
中國知識分子，包括女性知識分子之間相互造成的傷害，其實並不比“工宣隊”、“軍宣隊”、“紅衛兵”當年對他們和她們造成的傷害輕。許多時候，許多情況之下，罪證是他們和她們所提供的，罪名是別人定的，苦難的根源既來自於當年的政治，也來自於同類的卑劣……
畫家們、雕塑家們，包括大師級的他們，目光一專註向女性的肉體，靈魂往往很容易地便被征服了。他們窮其技法和天才，仍惟恐不能栩栩如生地再現那一種線條的美那一種肌膚的美。至於她們那一時刻的心靈內容，往往受到輕視和忽略。所以獻給我們欣賞和讚美的，也往往只是女性的肉體的美。像花朵一樣單純的美感。
而實際上，女性的美要比花朵的美更美。
一幅畫上的女性，竟使你不禁地猜測她那一時刻的“心靈”狀態，則畫上的她，當然便似乎一呵既活了。你會感到將活起來的不單純是那擁韌如生的肉體，還有一種靈魂。
女性，尤其青年女性，與書一同入畫、人攝影，“變為”雕塑——在我看來，其藝術的魅力，彷彿便具有了某種超凡脫俗的聖潔意味兒。
書在那些繪畫、攝影、雕塑中，並非闊適時光的襯托物，也並非女性嫻靜之態的襯托物——它完全不同於老婦人手中的編織。它是全中國人時代風願的載體。也是當年很多很多中國女性共同鳳願的載體。那些繪畫、攝影、雕塑，今天看來，也許全都稱不上是傑作，也許根本不具有藝術的什麼不朽性，但當年感動過激動過多少求知若渴的中國人啊！
當年，女性要求和嚮往自身知識化的強烈衝動，遠勝過今天時裝、減肥、美容、出國旅遊對她們的吸引。
中國女性力圖通過知識化完善自身的可貴意識開始覺醒。
昨天的與錢無關也罷，今天的與錢密切相關也罷，只不過是時代特徵下知識或學歷價值的區別，只不過是這種區別體現在兩個時代的女性身上所折射的不同意識內容，二者之間並不存在着可褒或貶之分。進言之，在中國今天這樣一個特徵顯明的商業時代，無論男人還是女人，追求知識或學歷以謀求高薪職業，既不但並不褒續知識或學曆本身，而且完全附合著時代一貫的法則。只有極少數的人才能達到逆商業時代法則而進取的單純知識追求的境界。
這樣的人不但歷來極少，而且將越來越少，所以是不可以他們為榜樣而刻評大多數人順應時代法則的天經地義的現實態度的……
“文革”時代對人說：你有企圖高於別人的念頭嗎？那你用政治表現換取吧！
對人說：你不甘比一切人都低一等吧？那你用政治表現來拯救自己吧！
這正是為什麼，許多毫無政治素質可言的中國人，“文革”時期狂熱無比地投身於政治表現大旋渦的原因。從這一人性的原因上認識“文革”，據我看來，遠比從單純的政治的觀點上去認識要更直接些。
知識和學歷相對於當年的中國男人，其優越感在金錢的耀眼光燦下一敗塗地。
相對於女性，在佳麗的美貌前黯然失色。
男人對於女人，愛悅之，每“戲”之，乃是普遍的男人之人性。反之，女人對男人往往也這樣。比如《天仙配》中，七仙女便“戲”過董水。
少年“戲”少女，倘那少年非是惡少，其行程也不過就是紈終。倘那少女看着那少年頓生好感，心照不宣，“戲”又可視為兩廂情願，這不但是生活中的常態，有時還是生活中的妙態。
通過《浮生六記》，我們比較地清楚明白了，中國傳統文人們理想的自在無為的生活應該是這樣的——一位人生務實的父親或祖父，先很不能免俗地替他掙下一份家產，可供他終生無憂無慮，豐衣足食；可資助他能夠自在無為地遊山玩水，享受大自然的擁抱，以及享受諸多他所喜歡的女性的姿色……
中國傳統文人理想的妻子應該是莖那樣的女性——首先她須是麗人。其次她須有至少幾分藝術的細胞。因為這是使她有風韻有情調的前提。她還須使他享受到姊姊或妹妹加情人加俊友加妻子的溫柔細膩的性愛。她還須愛他所愛，比如與他談詩論畫陪他遊山玩水並且愛他所愛的另外的女人半點兒妒意也沒有地替他搭橋引線。最後，倘他們窮困了(這一般幾乎總是要窮困下去的。連大觀園都這麼敗落下去了，何況文人們的家！)，她須倍加溫柔倍加細膩倍加體貼地呵護他關懷他，與他相依為命，絕不棄他而去……
具有了以上美點和美德的妻子，當然是世界上最可愛的妻子——但，在這一種中國傳統文人型男人們關於女性的文化的熏陶，不，流毒的影響之下，中國女性倘溫柔地一代代地接受着、實踐着、完善着，以身作則着，除了是男人心目中的尤物，還可能是別種典型的女性嗎？
在貧富懸殊的剪刀差越來越大，作為社會現象越演越烈的時代，女性的心最容易被物質所誘惑。而物質對她們的誘惑力，遠遠強大於文化束縛對她們的影響。她們擁抱住物質而反叛文化時，她們以為她們是擁抱住了女人的幸福。
今天，我們回顧八十年代，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似乎從中期開始，它對摺為兩頁。而你不能說它是兩頁，因為它並末從中線那兒被裁剪開；你也不能說它是一頁，因為兩個半頁上所記載的內容竟是那麼的不同。
常規的歷史進程中，一般不產生這樣的時代現象。
此時代現象說明，歷史的進程一旦加快，幾乎每五年便有大的區別。而普遍的人們，也彷彿每差五歲便如隔代了。所謂道既變，人亦既變。道變速，人變亦速。八十年代的前半頁，某些中國女性求知若渴的自強不息使中國男人們為之肅然。
八十年代的後半頁，某些中國女性交易自身的迫不及待使中國男人們為之愕然。
儘管，這兩類中國女性加起來，在數量上也還是少數。
但經由她們所體現的中國女性的時代意識的特徵，畢竟使八十年代前後兩頁着上了極為濃重的色彩，以至於使其它的色彩顯得淡化了，難以成為特徵了。
“洋插隊”一詞便是概括這一現象而產生的。“洋”字與“插隊”二字相結合，包含了一切的苦辣酸麻。
經濟的泡沫現象，在短期內向有頭腦的人提供的發達之機反而尤其的多。許多人其實只需抓住一次機遇便可永久地改變自身命運。不管那機會是否在泡沫里。泡沫經濟的遊戲之所以對一個國家有危害，甚至有危險，是針對大多數人的長久利益而言的。當泡沫滅落，大多數人不但往往只空抓了兩手濕，而且極可能連曾經擁有過的利益也喪失了。但泡沫又可以掩蓋起“遊戲”的豬種規則，使之變得似有似無，時隱時現，於是無規則的機會隨着泡沫上下翻湧眼花締亂，似乎比比皆是。而有頭腦的人適時抓到它比在“遊戲”規則極為分明的情況下抓到它更容易。
世界仍然是一個男權主宰的世界。中國也尤其是的。某些女人們儘管手眼觸天能力廣大神通非凡，但事業的成功，往往還是離不開某些權力背景更牢靠能力更廣大神通更非凡的男人的呵護與關照。
從普遍性的規律上講，男人們都不得不承認，女性是影響男人成為什麼樣的人的第一位導師。
時代不但是，而且是影響女性成為什麼樣的人的最後一位負責“結業”的導師。
在時代的教導之下，男性文化從前對女性的影響和要求，倘與時代衝突，那麼大多數女性都會親和向時代，並配合時代共同顛覆男性文化從前對女性之人性的強加。
九十年代許多年輕女性的直覺，尤其知識化了的“新生代”女性們的直覺，所接受的是時代中樞神經區發射的訊號。是大直覺。
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識化了的“新生代”的女性，幾乎一概地是徹底的現實主義者。傳統理念從她們頭腦中消失的速度，遠比從男人們頭腦中消失的速度快得多。
盡量表現她們的天真、純情、柔弱，心無任何功利之念和頭腦的極其簡單。她們知道普遍的男人們喜歡她們這樣。她們善於在某時暫且隱藏了目的投男人們之所好……
這樣的女人究竟是否真的便算接近人生懂得人生，大可商榷。
而我們要指出的僅僅是，九十年代有許多女性持此種人生觀。這畢竟比九十年代以前爭先恐後自售其容其身要爭氣得多。
九十年代的女性，尤其知識化了的，大城市裏的“新生代”女性，尤其她們中特別年輕特別漂亮的，其實大抵是非常理智的女姓。
人與人之間的可信任度已大面積大面積地從中國人九十年代的生活中流失了。行業雖然空前地多了，每個人證明自己存在價值助空間反而似乎越來越小越來越擁塞了。呈現在社會許多方面的競爭是那麼的激烈，有時甚至是那麼的世態炎涼冷酷無情，女性不得不施展最高的人生技巧才能做成她們想做的事情。
九十年代的“新生代”女性們，具有明顯的反傳統反禮教反淑女型典範的時代傾向。這意味着是她們以“代”的整體姿態對一向由男人們“安排”社會秩序“安排”女性命運的現實的挑戰。這種挑戰是初級階段的，是無數個體成功慾望的本能匯聚在一起所呈現的，其個體“戰術”也是初級階段的、簡單的、相似的，無非以男人之道還治男人之身，反過來利用男人與女人打交道時的天性弱點罷了。她們中許多人因而成功了一些事情。許多人也為成功付出了必然的代價。那代價使她們年紀輕輕的心中便充滿了滄桑感。使她們表面看來正朝氣蓬勃着精神抖擻着姿態生動着，而實際上已陷入疲憊已經從心理上過早地老了……
說九十年代以後的中國大文化酸味兒多了、嗲味兒多了、嬌昧兒多了，未免太甜了太軟了太媚了太性感了，那麼也是她們苦心營造的結果。
女性肉體的徹底的裸，要麼美；要麼妖；要麼媚；要麼邪；因為徹底，性的意昧公然了，一眼望去，想像天折於全部的展現之前，面對其“性”反而沒了太多所“感”。
男人可以比較自然地面對穿得較少的女人，卻實難比較自然地面對穿得非常之透的女人。
女人不是穿得少而是穿得透，據我看來，便等於放射着邪性了。
不露，但是極“透”；不裸，但是意在性感的用心一目了然。
對財富的崇拜，對權力的祟拜，對明星的崇拜，對文性之性魅力的崇拜，在九十年代的大文化中泛着一陣陣浮華迷醉的絢麗多彩的泡沫。至今仍在泛着，大有一舉將中國文化基本的樸素品質淹沒掉的趨勢。名車美女、豪宅美女、華服美女、珠寶美女、珍饈美女、美酒美女，商業加性感，性感助商業，幾乎無處不在無孔不入地侵略着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根視聽神經。
而九十年代的“下崗”女工們之權利意識，則提高多了。普遍的她們，最初總想討個公平的說法。她們開始懂得，即使和國家之間，也是可以大小貓三五隻地算算究竟誰欠誰的。賬是允許一筆勾銷的，道理卻非擺清楚不可。
有人會反對我的觀點，認為這恰恰證明着她們的覺悟太低。
如果沒有她們今天這種起碼的權利意識的提高，國家的責任意識又怎麼會提高？“公僕”們的責任意識又怎麼會提高？起碼，公民們權利意識的提高，對於國家及其“公僕”責任意識的加強，是有促進作用的。
九十年代的“下崗”女工們，不但權利意識提高了，體諒國家難境的理性程度，也普遍地大大地提高了。
九十年代“下崗”女工們的覺悟，不是太低，而是很高。高得很可貴，亦很可愛。尤其她們中許多人“下崗”后另謀職業埋頭苦幹之精神，實在值得全社會欽佩和尊敬。她們以她們的可貴和可愛，保障了社會的安定。
在時代的發展中，往往付出許多方面的重大的犧牲。有時那犧牲意味着直接是數以千萬計的人的起碼社會保障。
九十年代的“下崗”女工們，既能意識到時代這一規律的無奈性，又能頑強地與時代這一冷酷的規律做竭盡全力的較量。
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女性，如花房裏的花，你可以指着一一細說端詳。
因為指得過來。
七八十年代的中國女性，如花園裏的花，你可以登坡一望而將綠肥紅瘦梅傲菊灼盡收眼底。
因為你的視野即使不夠寬闊，她們的爛漫也鬧不到國人的目光以外去。所謂“濃綠萬校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
九十年代的中國女性，拋開那些消極面來看則便如野生植物自然生長區內的花木了。其千姿百態的勞菲，其散紫翻紅之嬌媚，其深開淺放之錯落，其着意四季之孤格異彩，簡直不復再是國人所能指能望得過來的，更不消說置喙妄論了。所謂“春風不解禁揚花，蒙蒙亂撲行人面”。
而這正是時代進步的標誌。
一個時代的進步，首先從男人們都開始做什麼顯示着，其次從女人都打算怎麼活顯示着。
時代的進步常常帶着野性。這野性體現在男人們頭腦中每每是思想的衝撞；體現在女人們頭腦中每每是觀念的自由。
女性對婚姻質量的要求普遍提高了，不再甘於“嫁雞隨雞，嫁狗隨狗”。
男人在家庭生活中是女人的“天”的歷史地位，應該承認基本上被女人們顛覆塌了，並且絕對地不可能再重建起來了。
對於九十年代的女性，我有兩點大的困惑：其一，一部分受過高等教育的所謂知識女性，以及在物質和精神兩方面都非常優越起來了的女性，對於大多數同性姐妹們的困境命運，幾乎可以說是漠不關心的；其二，某些窮困山區的姐妹，為了與“買賣婚姻”抗爭甚至能豁出性命，而在大都市裏，一些知識化了的、經濟絕對獨立了的她們，卻往往直銷自己於男人不遺餘力。
我凝視商業時代，常感到中國和它的關係，正如同一個“再婚”的男人和自己已娶進了家門，已由自己替“她”掀去了紅蓋頭，看着又愛又心存種種疑慮，又陌生又受到着誘惑，又抱有莫大的希望又沒法兒完全依賴的婦人的關係一樣。
當時之中國內亂方息，百廢待興，不但需要做，而且的確需要刻不容緩“只爭朝夕”地“趕快做”！
許許多多的中國人的希望其實只不過是——在他們的不遺餘力的擊鼓吶喊聲中，由某一位或某幾位自己最依賴的，對中國之命運最具主宰能力和權威的人物，高明地將保留在自己頭腦中的那一段美好的回憶，直接剪輯在八十年代韌的“改革開放”的後面，從而那麼著組成一部歷史和現實巧妙連接天衣無縫的“中國故事”。
這個期望值似乎一點兒也不高，但是歷史將註定了會重演一遍。
人類歷史所記載的一切最重大的事件，尤其那些最驚心動魄的事件，比如改朝換代，比如戰爭，其實都只不過是人類史中最微少的章節罷了。相比於漫長的人類歷史，正如同“地球村”和整個宇宙的關係。
好比一個人所能記住的，往往是他或她生命歷程中極特殊的日子和極特殊的事件。就時間概念而言，對於具體的某個人，那些日子和那些事件，可能意昧着便是他或她生命歷程的大部分乃至全部內容。
百分之九十九的時間裏，人類歷史的真相其實是，並沒有發生什麼驚心動魄的大事件。不是情節跌宕的章回小說，而是從容不迫地進行着的極為尋常的狀態。
正是這一點，既被一切形成文字了的歷史所擯除和排斥，又最接近着人類的真的歷史的真相。
人類幾乎變成了地球上最兇猛的腔腸怪物，不停地耗費資源，不停地創造商品，不停地消費商品。
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時間裏，人類生生死死，代代繁衍，事農，事工，操百業，行為最終都納在“商”的“調控”之下。
“商”若非是人類歷史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活動，起碼也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活動之一。
以人類商業發展的脈絡和軌跡梳理人類歷史，闡述人類歷史的滄桑進退，與以階級鬥爭的觀點，以宗教的觀點，以文化的觀點，和以改朝換代的大事件演繹歷史的方法相比，倒可能是更符合規律的。
當和平持久，商業時代自然孕成。當一個商業時代已經孕成，大多數世人的狀態，除了按照商業時代的價值觀念去生活，去作為，還能夠按照另外的什麼狀態去生活去作為呢？
亞里士多德在他所處的那個商品貨幣時代已相當發達的古希臘現實中，對於貧富懸殊現象的深深的憂慮，對於貴族和富人們豪奢極欲的生活的尖銳無情的批判，今天看來對於中國依然具有警醒的意義。
他說：“這就是富人——過度浪費，庸俗無節制，為了一件小小的事件而耗資巨大，安排闊綽乏味的場面。這樣做的目的僅僅是為了熔耀他的富有，認為會被人羨慕……”
他說：“富人目空一切，擁有財富使他喪失了理智，似乎人間一切快樂都屬於他所有，財富和金錢成了他衡量一切事物的惟一價值標準。而且還幻想金錢可以買到一切。總之，由富有而導致的典型特徵是——富有的白痴。”
今天，在與商業時代擁抱親吻的中國，我們不是也幾乎隨時隨處可以看到亞里士多德所辛辣諷刺的富人嗎？
商業這個資本主義文明的“配偶”，如今又的的確確在許多方面改邪歸正，由當初那妖冶放蕩，虛榮貪婪的“新娘”，修鍊成了一個善於撫養資本主義文明，有不可輕視和低估的能力呵護整個資本主義體制的“賢妻良母”。
正是“她”的這一種嬗變，使二十世紀的世界，開始以樂於接受的態度對待之了。
商業將更加緊密地貫穿於世界文明記錄的未來……
科舉制使中國知識分子傳統心理上重文輕理輕商輕百業。又由於他們的傳統志向是“服官政”，所以中國歷代君王的治國思想，也不同程度地受他們的種種“高見”的影響，不能向發展科學繁榮商業的“立體國策”方面去拓展。當然，科學的發展和商業的繁榮，前提是國家大局的安定。中國是一個內戰不息的國家，農業生產倘還能進行着，君王們也就很是高枕無憂了。
商正是這樣的一種現象——只要自己頭頂的天還沒塌，只要自己腳下的地還沒陷，只要抓緊時間還來得及，兩個商人一定會為了各自的金錢利益爭取做成最後一筆交易，而絕不讓時機白自從身邊錯過。
一個國內無商，國際經濟關係中只有“援外”幾乎沒有“外貿”可言的國家，物資不匱乏倒反而是奇怪的了。
然而商卻還是頑強地證明着自己的存在。共和國的治理稍一鬆懈，就不甘寂寞地表現着自己。
商在中國，如同行人路上水泥方磚的縫隙間往外鑽着長拱着長非長出來不可的小草。利潤的驅動力真真是世上很難消弭掉的啊！
在南中國，商始終悄悄地休養生息。它的根子在人們的內心、在人們的頭腦里，在人們的意識形態中。始終和人們對生活的寄託與企盼編織在一起。而這是共和國的“鐵帚”實難真正掃到的，是共和國鞭長莫及根本沒法兒徹底剷除的。
商的行為和利潤之目的，也就是和賺錢之目的，也彷彿壁虎的性相吸現象一樣。在這種關係中，商的行為一向總是體現着雄性行為特徵的。即使某一商的行為，是由女人採取的，仍明顯地體現着雄性的行為特徵。它一受到利潤的觸摸，甚至一嗅到利潤的氣味兒，它的“根”就會立刻堅挺地勃起。它衝動難抑，慾望強烈，永遠無法滿足。為了達到目的，它往往迫不及待，行為有時很俗劣、很粗鄙，甚至很粗暴、很卑鄙。沒有法規約制的商幾乎都這樣。
而利潤一向總是體現着雌性的特徵的。它自身所扮演的，不可能不是“誘惑者”或直白曰“勾引者”的角色。它在商場上到處散發雌性荷爾蒙的氣味兒。就像動物在自己的地盤內撒尿。它使商的行為不斷地受到它的氣味兒的刺激。它四處賣俏，永無休息地進行挑逗，因而商場上永無休止地演繹着擴展“地盤”，佔領“地盤”的鏖戰。
你就是將商業行為和利潤目的碾成更細更細的粉末兒，烘乾了再封存上一百年，捲入了它們的骨灰燃成的火苗，也還是要親密相吸的。
商幾乎是一種超肉體卻能夠達到“交媾”並能夠達到快感高潮達到不宮而孕的“性行為”。
商的機會是分階段的。在它無序的階段，機會最多。最富有戲劇色彩。最樂於慷慨地將機會拋給某些智商並不怎麼高的頭腦。也只有在這個階段，某些出身於社會最低層，而又精於算計的人，才有暴發的可能性。這個階段有時較長，有時很短。一旦結束，一旦作為一頁翻過去了，那便永遠翻過去了。從此它就只對很聰明而且立志投其門庭的極少數人微笑了。即使對很聰明的人，它往往也表現得相當吝嗇了。
有序的成熟的商業時代恰恰非是慷慨大方的。而是惜金如命，極端小氣的。
十年後的今天，中國大中型國營企業的狀況更加令人堪憂，許許多多工薪階層的生活水準每況愈下，共和國面臨的使命更加艱巨。
但客觀公正的中國人，似乎也不難達到這樣的一個共識——此非“改革開放”的結果。而是共和國積重難返的長期隱患全面“發作”的結果。
商業這隻玫瑰的刺，有時確實是含有毒索的。它蜇人之後，人的痛疼後果，比被馬蜂蜜了一下嚴重得多。它的氣味兒充滿社會，社會彷彿就變成一個大批發市場或交易所了。而許許多多的人，其實並不甘願生活在一個類似大批發市場或交易所的社會裏。這的確也是商業時代令人厭惡的一面。
人為謀生而勇，只要不犯法，不害人，其實是可敬的。
商業的利己原則往往是與社會和人心的情理原則背道而馳的。它有時傷害社會和人心的情理原則，確實像流氓強姦少女一樣。
在全世界，賣淫、走私、販毒、色情業的方興未艾，文化的色情化，賄路的醜聞，無不與商業瓜葛甚密。十之八九，是在合法經商的招牌之下進行的。
商業這支“玫瑰”，對於與之久違了的中國人預言，卻未免太是光怪陸離、雜亂無章、浮華麗又浮躁了。它使人慾膨脹，人心貪婪。它使腐敗現象如同倒片機將蝴蝶變成毛毛蟲的令人厭惡的過程放映給人看。它使一小部分人那麼不可思議地暴發。使他們中某些人暴發之後為富不仁……
誰若問普遍的中國人——我們是否應該將商業時代這看起來總有點兒離經叛道的“新娘子”再一次逐出國門？
普遍的中國人尋思一下，大約會寬容地這樣回答：讓“她”留下吧！世上哪有沒毛病的“媳婦”，我們日後慢慢調教“她”吧。
這麼想和這麼說，都無疑意昧着一個民族的成熟。
而這一種成熟，又完全可以認為，是對商業時代改變了太理想主義的期望。
中國是一個動輒容易陷人理想主義思維怪圈的民族。
而西方人卻早就對商業時代的本質有所洞察了。
一切有關商業的法規、法令，都是為了更好地駕馭它，使它更大限度地造福於社會的“鞍蹬”和“韁轡”。同時也是不斷激勵它按照社會福利的總目標奮進的“馬刺”。優秀的騎手和坐騎之間，常常達到一種“合二為一”似的最佳境界。這也是國家和商業時代之間的最佳境界。
健康的、成熟的商業時代的基本特徵應該是——普遍的人們為了掙到使自己過上豐衣足食的生活的錢其實並不太難；某些人企圖掙比這更多的錢其實很不容易。
商業時代的一切負面弊端，只有通過商業的進一步發展才能療治。這一點是定過來了的國家向我們證實了的。好比一個在冰天雪地中決定何去何從的人，思考必須變得極為簡單——哪裏升起着炊煙哪裏就是繼續前行的方向。
而商業的炊煙，一向裊裊升起在時代的前面。
商業不在其後插路標。
它不但一向一往無前，而且總是隨身帶走火種。你需要火，那麼就只有跟隨它。
商業其實從來不僅是人類的表象活動，也不僅是由它影響着人類的意識形態。它本身便是一種最悠久的最實際的意識形態的變種。
它使政治像經濟。
它使外交像外貿。
它使經濟學像發財經。
它使我們幾乎每一個人的靈魂都有一半兒像商人。
它使商人像馬克·吐溫說的那一種人——“如果金錢在向我招手，那麼無論是《聖經》、地獄，還是我母親，都決不可能使我轉回身去。”
它使道德觀念代代嬗變。
它使人文原則更弦易張。
它給一切藝術隨心所欲地標價。不管是最古典的還是最現代的，最俗的還是最雅的。
它使法繞着它轉。今天為它修正一款，明天為它增加一條。以至於法典最厚的美國，律師們唱嘆當律師太難了。
它殷勤地為我們服務，甚至周到至於方百計凈化我們每天所吸的空氣和每天所飲的水的地步，但同時一點兒也不害躁地向我們伸手要錢。
你不需要幾萬元一套的馬桶，但是有別人需要。有需要便有利潤，於是商便合法地生產之……
你不需要全金的水龍頭，但是有別人需要。有需要便有利潤，於是商便合法地生產之……
它還製造格林童話里的國王才睡的黃金床……
它還在月球上開發墓地。
將來肯定也要在月球上開發旅遊熱線。
人覺得地球上的商品已經太多太多，但明天商業還會向人提供令人感到新奇的東西。
商業早已開發到了人的頭腦里，人的心靈里。人的思想人的精神其實早已人股商業了。
人還敢嘴硬說人拒絕商業時代嗎？
人有什麼資格拒絕有什麼資本拒絕？
人每天的心思一半左右與商業時代有關。它本身微微地搖擺一次，萬億之眾的命運和生活就不復再是原先的狀態了！
年齡是返城“知青”當年惟一的資本。令全社會不同程度所同情的整代“遭遇”，具有苦難色彩同時也便具有了滄桑色彩具有了堅忍色彩的經歷，與上一代人相比磨而未圓似乎仍顯得咄咄逼人的稜角，與下一代人並論不卑不亢似乎人生經驗極為豐富的成熟，又使“知青”這惟一的資本成為“知青”惟一的傲。
城市喜歡在個人身上實驗奇迹。
城市從不情有獨鍾地青睬一無所有的沒落群體。
我認為，一切國家，一切時代的臨屆中年的人們，一般總是有些懷舊的。懷舊乃是人類較普遍的“中年恐懼症”的表現之一種。某些人只知“老年恐懼症”，而不太注意到大多數人臨界中年也是會產生不可名狀的心理恐懼的。這種恐懼甚至強烈於人對老年的恐懼。
老年人喜歡回憶童年往事；中年人喜歡回憶青年往事；青年人喜歡回憶少年往事。大抵如此，基本成規律。
也許只有少年是不懷舊的。
對於少年，昨天便是童年。昨天離“現在時”太近，近得難以剝隔。彷彿童年仍在延續着，還沒完結，還在“現在時”演繹着相似的情節和故事。所以充分地佔有着“現在時”，彷彿仍充分地直接地佔有着昨天。所以用不着懷舊。
對於少年，明天似乎漫長而遙遠，暢想時空廣大無邊。所以少年不是慣做“昨日夢”的年齡，而是慣做“明日夢”的“季節”。
青年是充滿理想、撞像或慾望、野心的年齡。大多數老年人已完全喪失了對以上諸方面的追求能力和競爭能力。即使仍執迷其中，也畢竟的心有餘力不足了。情願或不情願的，明智或無奈地進入了人生的“無為”境界。而除了大多數老年人，另外只有大多數兒童類此境界。所以大多數老年人樂於直接的回憶童年和少年。
在知青返城的前十年，他們皆從二十七八歲向三十七八歲匆匆地、毫無駐足稍停之機地疲於奔命地朝身後拋擲着他們的日子。
皆不曾從容地消遣過美好的青春。青春對於他們似有若無。青春是他們的昨天。這昨天那麼迅速地遠離了“現在時”。身在“廣闊天地”，他們還不太感覺到那一種迅速。倒是常常覺得度日如年。恰恰是在返城以後，歲月彷彿開始壓縮着流逝了。於是大有度年如日之感。幾乎皆愕詫於怎麼一眨眼就快是中年人了。於是“中年恐懼症”，作為中國的一種“代”的特徵，從他們身上表現得格外顯明。
將苦難和逆境中走過來的經歷祝為人生資本，乃是古今中外人類比較共同的“毛病”。
我想，我的大多數同代人，經歷了十年的農村“再教育”又經歷了二十年的城市“再教育”，對於自己遠逝了的昨天肯定早已是欲說還休欲說還休了。這后十年的欲說還休欲說還休與前十年的欲休還說欲說還休心理況味大為不同。並且，也該終於省悟，改寫了各自命運的那件三十年前的大事，原來從任何方面都是無須以任何形式紀念的。不管是多少周年，其實對自己們的“現在時”，都已經毫無必要毫無意義了。
由別人們想着，達到的純粹是別人們之目的。
自己念念不忘，繼續蝕損的純粹是自己的心智。
“文革”是知青的“受孕”時辰。
“廣闊天地”是孕育知青的“子宮”。
紅衛兵是知青的“胎記”。這胎記曾使知青們被上幾代人和下幾代人中的相當一部分視為共和國母親教育徹底失敗的“逆子”。
當年很兇惡的紅衛兵，只是極少數。大多數紅衛兵，只不過是身不由己地被“文革”所卷攜的青少年男亥。他們和她們，既不但自己沒打過人，沒凌辱過人，沒抄過別人的家，而且，即使在當年，對於此類“革命行動”也是暗存懷疑的，起碼是暗存困惑。
我將知青與紅衛兵連在一起分析，乃是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倘我們的次代人或我們的兒女們今後發問：“你們自己是不是覺得自作自受呢？”——返城二十年間，這難道不是我們常常聽到的冷言冷語嗎？
而我們可以毫不躲閃地、坦率地、心中無愧地迎佐他們的目光回答說：“我們大多數的本性一點兒也不兇惡。我們的心腸和你們今天的心腸毫無二至。我們這一代無法抗拒當年每一個中國人都無法抗拒的事。我們也不可能代替全中國人仟悔。‘上山下鄉’只不過是我們的命運，我們從未將此命運當成報應承受過！……”
曾說知青是“狼孩兒”的，顯然說錯了。
曾誇知青是“了不起的一代”的，顯然過獎了。
斷言知青是“垮掉的一代”的，太欠公道。因為幾乎全體知青，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內所盡的一切個人努力，可用一句話加以概括，那就是——有十條以上的理由垮掉而對垮掉二宇集體說不。事實證明他們和她們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也許，只有“被耽誤了的一代”，才是客觀的評說。
面對時代的巨大壓力，多數知青漸感自己是弱者。並且早巳悟到，自己們恰恰是，幾乎惟獨是——在知識方面缺乏力量。
他們和她們，本能地將自己人生經歷中諾種寶貴的經驗統統綜合在一起，以圖員大程度地添補知識的不足。即便這樣，卻仍無法替代知識意義的力量。好比某些烏疲憊之際運用滑翔的技能以圖飛得更高更久，但滑翔實際上卻是一種藉助氣流的下降式飛行。
最多，只能藉助氣流保持水平狀態的飛行。
知識所具有的力量，只能由知識本身來積累，並且只能由知識本身來發揮。
知識之不可替代，猶如專一的愛情。
任何一位作家，不管他有沒有過知青經歷，主觀性強些還是客觀性強些，企圖通過自己的幾篇作品或幾部作品反映幾千萬知青當年的命運全貌，都是不太可能的。
一切知青文學組合在一起，好比多稜鏡，它所折射出的是七色光。最主要最優秀的知青作品，也只不過是多稜鏡的一個側面罷了。
知青經歷應該產生史詩性的作品。
但是目前還沒有產生。
也看不出將要產生的任何跡象。
就整代而言，返城知青是中國“改革開放”之相當重要也相當主要的促進力。甚至，是推動力。
如果說粉碎“四人幫”是中國救亡求興的第一件大事，那麼知青返城當然是緊隨其後的第二件大事。沒有第一件大事的發生便沒有第二件大事的發生。而第二件大事的發生直接改變了知青們本身的集體命運。所以，除了極少數當年成為“四人幫”社會基礎的知青，大多數知青不可能站在“改革”的對立面。區別僅僅是，有人在較高的思想層面支持和擁護“改革”，有人在切身感受到的利益本能層面支持和擁護“改革”。
當知青一代也在中國消亡了，中國近當代革命史，便會顯得是離中國人十分遙遠了。
知青一代，是現實與那革命史之間的自然過渡段。他們最虔誠地公認那革命史的非凡性。它自身從未間斷的反覆的宣講，刻在他們思想中的痕迹也最深。它是刻在他們頭腦中的第一行思想。它本身厚重的非凡性史詩性，非他們在新中國成立后所經歷的任何大事件可相提並論。雖然，他們的頭腦中後來也刻下了另外許多行思想，但都不及第一行那麼深。史詩性的歷史，必定造就出獨具風采的民族精英。後繼者不可能再歷類似的史詩性歷史，因而不可能具有同樣的魅力與風采，也就不可能獲得他們同樣的崇敬。
這裏當然不是要僅僅將北京紅衛兵“極左”化，而將別省市的紅衛兵正確化。事實上，“極左”之於當年的青少年，猶如流感，任由發展，傳染不但是大面積的，而且是迅速的。我僅僅想指出它的傳染是有階段性的。並且想指出，即使當年，即使同是紅衛兵，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崇敬，也仍是暗懷在大多數人心中的。
以畢生之心血和精力維護中國完整統一的周總理，又怎麼能以中國的最大前途冒險呢？他認為自己沒有這樣的權力，又是多麼符合像他那麼偉大的成熟的政治家的至高原則。當年他也只能更多地爭取為國家為人民全心全意服務的權力。如果當年連他也最終喪失了這種權力，那麼中國肯定陷人另一種不堪設想之境。
對於知青一代，中國的革命史，的的確確是一部充滿英雄色彩的史詩性歷史。無論後人如何評價這一段歷史，總之，它是史詩性的歷史。總之它是充滿英雄色彩英雄主義的歷史。總之，譜寫那一頁歷史的傑出人物們，起碼像希臘神話中的俄底修斯們一般，若完全抽掉政治因果，也依然具有美學意義上的不可重複性、不可比擬性，以及可歌可泣的傳奇性……
許多種社會現象，最初可能會受到針貶，最終卻會變為時尚，形形色色的人們仿之效之惟恐不及，惟恐落伍。中國如此，世界也差不多如此。
在今天，在城市，追隨文化時尚，往往是比追隨物質時尚還高的消費。
知青一代從前所逢之時代的文化固乏，以及由此造成的自身文化享受的缺憾，與當代的文化品質雅俗摻半，蕪雜泛濫，以及當代青年由此造成的自身文化享受的抉擇難境，和捧熊掌而顧魚的兩全心理，相映成趣，各有其“代”面對物質之時尚和文化之時尚的窘狀。
於知青一代是人被時尚拋棄的窘。
於當代青年是被時尚玩於股掌的窘。
總體面言，知青一代的多數現在孜孜以求的是物質以及物質的時尚，心中殷殷嚮往的卻大抵是文化的時尚。
與知青一代相比，當代青年之大多數，表面孜孜以求的是文化，內心裏殷殷嚮往的是物質。
當代世界，幾乎每天都在以商業的名義挖空心思地製造着如此這般的花樣百出的文化時尚。中國也不例外。以滿足當代青年在文化標榜之下對時尚快樂的吞食。並且，此類快樂越來越趨於平價。
至於物質，它所滿足的不僅僅是人的快樂，而是享受的級別。高級別的物質享受皆是高消費。當代青年既還為青年，一般沒有經濟實力達到。所以權作嚮往，儲存意願中。通過對文化時尚快樂的追求，漸漸地迂迴地接近那物質享受時尚的高級別的目標。
青年群體中，不期然地站起一位中年女士，她一身的物質時尚。
而參加影迷協會，充當影迷，又是何等文化的時尚啊！
兩類時尚集於一身。
只不過以她的年齡，充當影迷未免遲了十幾年；將自己的頭髮和臉搞到那麼現代的程度，也未免缺少明智。知青一代與時尚的關係，在她身上最為典型地體現出喜劇性的悲劇意味兒……
整代而盲，知青們屬於當今城市裏的低消費群體。
知青一代父母常企圖這樣教誨兒女：你們多麼幸福！你們還可以更幸福一些！我們高興使你們更幸福一些。但你們必須承認，你們幸福着。
而兒女們比照自己的同代們，也打算虛心體會一番幸福着的感覺，卻總也不大能真切地體會到。因為幸福的感覺是越向優越比越少的東西。而他們正處在一個人人從小就被誘導着向優越比的時代。
因為他們中大多數實際上並不幻想兒女將來出人頭地，一輩子名利雙收榮華富貴。
他們的寄託專執一念地強烈地體現為這麼一種思想——知識雖然不能使人富有，但足可使人不自卑。
這與自己們雖然具備許多長處甚至是寶貴的長處，卻終因知識的憾缺常覺卑於人前有直接心理關係。
時代激變，形形色色的人有形形色色的話法。只要不惡，每一種活法都有正面的道理。
知青父母們從前試圖反爭奪，但近年終於意識到了自己註定的失敗，也就只有放棄爭奪，由之任之。反正，能明白自己的事情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而且永遠，也不失為一種明智的活法。凡明智的，不是必有積極的一面嗎？將來，誰要發現五六十年代中國人的特徵，那麼只能從知青一代的兒女們的身上去發現了。據我想來，只有他們和她們身上，還有一兩片鱗，模糊不清地具有着那一種特徵。其餘一概之中國人，除了性別姓名符號和外貌，頭腦里和內心裏的狀況都會變得雷同化、類同化。就像一種基因的克隆人一樣。
都將是同一時代的克隆的產物……
知青一代的結婚，幾乎都或多或少地帶有“包辦”的色彩。“包辦”者當然非是父母，而是時代。當年的時代，像一隻巨大的手，以不可抗力將許許多多男女青年的婚戀故事徹底改寫了。好比一部舊戲的戲名——《喬太守亂點鴛鴦譜》。有的雖遭“包辦”，但幸而般配。有的極不般配，但也只得順從時代之命。
真愛不那麼靠得住，海誓山盟才顯得重要。連海誓山盟也靠不住了，相依為命的意義就突出了。既能相依為命，必有某種情愫為基礎。
良心便是當今的愛中開始稀少的。
而良心是這樣一種事物，格守也升值。以升值的良心為數合劑，當今大多數知青夫妻之間的關係，雖然閹陋但卻很耐磨損。
“泰坦尼克”號海難書寫了人類精神千古流芳的高貴，演繹了人類精神的“主旋律”。它重注了“貴族”二字。
我們中國人面對世界可以驕傲宣佈的是——自從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我們的國土上，發生過多次重大災難，廣大中國人民在災難面前所表現出的英勇、無私和高尚的精神，亦如“泰坦尼克”精神一樣可歌可泣，感人事迹舉不勝舉。
“泰坦尼克”號精神，是人類高貴精神的碑。
“唐山”精神，以及中國人在種種災難面前所表現的可貴精神，是中國人精神上的碑。
全人類真正的“貴族精神”萬歲！
許多事，在中國都變得有點兒邪。
儘管如此，我覺得非虎的過錯。對虎還是保持着三分敬意。
乃因——虎也是可以被馴來表演馬戲的，但虎的表演不失起碼的自尊。
對狗，我其實也是心懷敬意的。我敬軍犬的忠誠，敬獵犬的勇敢，敬牧羊犬的“盡業”，敬“代目犬”對人的服務精神，敬看家犬的不卑不亢。甚至，敬野狗對自由的選擇。我不喜歡的只有兩類狗——寵物犬和馬戲場上的表演犬。它們之間的區別不大。前者表演給少數人看，後者表演給眾多的人看。狗一表演，就不太像狗了，像猴了。
猴嘴裏被塞了糖，馬戲場上的表現尤其乖。
熊也那樣。
海獅更不例外。一條小魚足以使它表演起來樂此不疲。
但沒見過馴獸員在虎表演之前或之後，往虎嘴裏塞東西。這方式對虎不靈。馴獸員迫虎表演，靠的是電棍和長鞭。你看虎表演，總不難看出它是多麼的不情願。
狗、猴、熊、海獅，都會為得到一口吃的而反覆表演。
在馬戲場上，虎也不得不表演。但虎絕不肯反覆表演。吃的、電棍和長鞭，都不可能迫虎反覆表演。
虎為生存而表演。
虎不至於為取悅而表演。
虎寧肯在籠子裏，其實不情願上表演場。
狗、猴、熊、海獅，卻寧肯在表演場上按馴獸員的口令一遍遍不厭其煩地表演同一節目。那時它們嘴中有物嚼着，體會着區別於籠的快活。
而虎寧肯要籠中的自由。
我敬虎的不可徹底馴化的尊嚴。
據我想來，人與時代的關係，似也可將人與虎的關係來比。
時代也是不可被徹底馴化了像狗、像猴、像熊、像海獅那樣完全按照人的示意反覆為人進行表演的。
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的虎氣。
人的猴氣一重，時代就張揚它本身的虎氣。時代的虎氣一旦強大於人龐具備的虎氣，人就反而陷入了被迫表演的誤區。中國目前的表演太多了。
“猛虎嘯於前面不色變，泰山崩於後而不心驚”——虎年之中國人，或該開始蓄備如此定力？
歷史對於一座城市，只不過是它的今天的背景。這背景的文化氣息再濃重，其實也只說明着它的過去。並不完全能代表它的今天，更難以證明它的將來。倘它今天的公民，不珍借那一種背景，不善於繼承，不思發展，甚至反其道面破壞之，摧毀之，借那寶貴的背景資源以謀眼前之私，以圖急切之利，則它的今天，豈不恰恰等於是對它的昨天的反動嗎？也許不到明天，它就會變成一座沒文化可言的城市了。它的文化背景資源，必將如被任意破壞的自然資源一樣，揮霍盡凈。結果是今人負罪於古人及後人。
一座新興的城市，在二十世紀的末時，並不需要十代人百年史才形成所謂文化的積澱。我們回顧人類的歷史，不難發現一個共同的規律——原來凡工商發達之城，幾乎必是文化繁榮之邦。
文明不但是養育文化的基礎，而且本身便是一道使人心情愉快的城市文化的風景。
不文明的城市不可親，哪怕它有處處宙跡和悠久的歷史背景。
文明的城市即使是座新城，也會促使種種嶄新的良好的文化生機盎然地發展和繁榮。
文化首先是供人享受的，使人在享受中獲益。一座城市的文化舉措，應首先以這座城市的最廣大公民的最實際的文化享受為出發點，為前提。至於上級關注不關注，外地人怎麼評說，倒是可以不必太在意的。
“克隆”一隻綿羊其實並不怎麼的足以令人震驚；“克隆人”實驗也並不怎麼的足以令人震驚。圈是人類還保持着為什麼事震驚一下的本能，這一點使我驚喜地震驚了一下。
“克隆”並非從一隻綿羊開始。而是從許多方面，幾乎是一切方面，早就悄悄地開始着了。
“克隆”一隻綿羊的是科學。
“克隆”一個國家的也是科學。
人類的價值觀念正在一部分又一部分地變得越來越相似。
科學的飛躍和經濟的高速發展加劇着這種“克隆”現象。
經濟和科學正在使世界越來越共性化。個性化的事物越來越成為遺迹和國粹。成為國粹和遺迹的事物千篇一律地將統統被納入旅遊業也就是商業經營之一種——世界“克隆”現象之一種……
在那個叫“大官”村的農村，兩個農民所楔而不舍一爭到底的，顯然不僅僅是小小的村長之位吧？肯定還意味着更多些的什麼吧？比如村人們對各自的信任程度，比如威望，比如面子，比如各自背後擁護者們的群體感奮或失落……
中國農民的大多數，進言之，中國人民的大多數，其實踐民主方式的水平，遠非某些人士所把人憂天傾地估計得那麼低。恰恰相反，他們實際上已表現出了較成熟的民主意識。只要誠心誠意地將民主奉還給他們，並得體地協助他們而不是操縱他們，他們也是能夠實踐得較為出色的。在這一點上，他們的成熟已經不成其為任何問題，倒是某些人士的葉公好龍是成問題的，滯后的。
“公僕”者，乃由人民所選為人民服務之人。在中國社會的廣大基層，人民對此最有發言權。人民的識別力，遠比上級的識別力要高。
人民之民主的權力越充分，人民越強大。人民強大了，偽“公僕”們就渺小了。人民強大了，人民就越來越成為國家的主人了。
“公僕”們才能真正復歸到為人民服務者的本位。
如血的夕陽沉到地平線以下了，當廣裹而蒼涼的大草原夜幕降臨時分，他們乘軍車離開了軍馬場。回望着在視野中越來越遠越來越模糊的營房和馬廄，他想——它們也將成為這大草原上光榮與夢想的遺迹了。他想——他保存他“模範班長”的證書，一定要比大草原保存那遺迹更長久，更長久……
殘陽西墜，禿穆的崖頭彷彿漸瀕滲出血來。無名的季節河不情願地流着。河邊一株枯樹上，棲着幾隻寂寞的烏鴉。它們呆望遠處，望着一條曲折婉蜒的野路的盡頭。如果那可以勉強算作一條路，則是不常出嶺的嶺內人和他們的牲口年復一年從荒地上踏出的。
這一種宣傳，背後往往是一次精心的純粹商業營銷性質的策劃。
對於當代人，服裝的魅力是傳統中有當代性。沒有就會使當代人敬而遠之。對於當代人，小說的魅力也許恰恰反過來，恰恰需要在當代性中有傳統。沒有當代人也是會敬而遠之的。大多數當代人既不願執鋤地生活在傳統觀念中，其實也不願非常激進地生活在種種時代的“先鋒”觀念中。往往習慣於生活在傳統與“先鋒”之間的“過渡帶”。所以“當代”一詞之於當代人，細細想來，必然是一個含糊的、暖昧的，定義不甚明確的詞。
老故事和暢銷書之間的關係，其實正意味着當代人和愛、和性、和家庭觀念之間的尷尬——不求全新，亦不甘守舊。全新太耗精力。守舊太委屈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