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拗相公
1、一人獨大
韓絳罷相之後,王安石一人獨攬宰相大權。
一人獨大,這在北宋不多見。因為當時的同平章事一般都是兩個人,即兩人並列為宰相,主持朝政。
宋朝有幾本通俗小說集,包括《碾玉觀音》、《菩薩蠻》、《西山一窟鬼》、《志誠張主管》、《拗相公》、《錯斬崔寧》、《馮玉梅團圓》等。這幾篇小說的問世,預示着中國小說的來臨。其中,《拗相公》寫的是王安石推行新法不得民心的故事,反映了宋代反對新法一派的思想傾向。
“拗相公”是時人對王安石的別稱。
拗,是不順、不順從的意思。如果用來形容人,則表現為這個人性格倔強,個性很強,不服輸。王安石就是這種人:文學上獨樹一幟,造詣頗深,散文筆意雄健峭拔,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政治上,他不甘現狀,銳意改革。
王安石推行新政,不容許任何人反對。朋友不行,反對他,朋友就變成了敵人;敵人更不行,反對他就會叫你靠邊站。他能言善辯,能說服皇帝趙頊相信他的強國之策,決心把他的改革計劃進行到底,當然,這還要取決於趙頊也有一顆求變之心。因為在仁宗皇帝時,王安石也曾上過萬言書,請求變法,仁宗皇帝就不理會,王安石雖然雄心萬丈,卻無用武之地。
王安石當政后,趙頊給他配了兩個助手,新任參知政事馮京、王珪。在這兩名副手的協助下,他大舉推行的新法,保甲法、免役法,就是在這段時期內相繼出台的。他是個文人,知道文人的影響力,為了控制天下的文人,在推行新法的同時,他還對科舉制度進行了變革。
宋初沿用唐朝的舊制,以科舉取士。所試科目是詩賦雜文及帖經墨義,仁宗時聽從范仲淹的建議,取消了帖經墨義,考試的科目為:先考歷史或政治,次考經典古籍。這兩輪考試過關后,再在皇帝親自監督之下考詩賦,然後再考策論。
王安石當國后,欲對科舉制度進行改革,一意興學。趙頊命令召開專題會議討論這個問題。
蘇軾認為,仁宗朝立學已經是徒存虛名,但科舉取士的制度還是可行的,沒有必要進行變革。
趙頊也同意蘇軾的意見。王安石卻堅持認為現有科舉制度有不盡完善之處,必須改革。後來經過調解,決定以經義論策取士,罷詩賦、帖經、墨義。後來更立太學生三舍法,注重經學。
王安石為了控制學者文人的思想觀念,編寫了一部名為《三經新義》的書,並將此書規定為官定標準,無論學校、科舉,只准使用《三經新義》,所有先儒傳注,一律廢止。應試時,考生的意見如果與宰相的見解小有出入,便會名落孫山。
王安石雖然是文學大家,但《三經新義》畢竟是在兩年內倉促寫成,而且還是由他的兒子王雱和呂惠卿編寫,學術價值並沒有得到如歐陽修、蘇軾等大家的認可,他是憑藉宰相的權力,廢止先儒們典籍而專用他的書。這恐怕是王安石“拗”的一種體現。
蘇軾是文壇巨子,文學造詣不輸王安石,而且更勝於他,他見王安石如此專橫,實在是忍無可忍。為了表示對王安石的不滿,他在一次進士考試中,給舉子們擬了這樣一道試題:
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為何?
王安石知道蘇軾是在指桑罵槐譏諷他。借故把蘇軾調到開封府去做了一名推官。蘇軾本來就很有名氣,因這一事件而遭王安石的排擠,更使他聲名大震。
蘇軾知道自己得罪了王安石,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次上疏,指斥王安石的新法。其實,早在熙寧三年(1070年)二月,他就曾上過一道奏摺,矛頭直指青苗法。兩次奏摺,都是洋洋洒洒,包羅萬象,雄辯滔滔,直言無隱。
蘇軾知道,這一道奏摺呈上去后,京城再也沒有他的立足之地了,立即上表請求外調。
其實,此時的蘇軾,早已陷入糾紛之中。
當時有一個謠傳,說蘇氏兄弟運父靈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濫用官家的衛兵,併購買傢具瓷器,並可能偷運私鹽從中牟利。
謠言是王安石的親信謝景溫放出來的。
官方派人到蘇氏運靈所經過的各省路途上,從船夫、兵卒、儀官搜集資料。蘇軾也真買了不少傢具瓷器,但並不違法。官差回去報稱,無所收穫。
司馬光歸隱之前,趙頊曾對他說,蘇軾的人品欠佳,說司馬光對他的評價似乎過高。
司馬光當時回答很巧妙,他說:“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嗎?我對他知之較深。陛下知道,謝景溫是王安石的親戚,控告是王安石的授意。再說,蘇軾雖然並非完美無缺,但比那個隱瞞母喪不報的畜生李定,要強百倍。”
按蘇軾的政績,應該官居太守,趙頊也有這個想法。但王安石和謝景溫不同意,認為最多只能將他放到一個小縣去當判官。
趙頊搞了個折中,將蘇軾下放到風景秀麗的杭州為判官。
蘇軾對外放早有心理準備,對於謝景溫的彈劾置之不理,連修表自辯也不肯,接旨后,帶上家眷到杭州上任去了。
2、寄情山水
蘇軾字子瞻,四川眉山人。弟弟蘇轍,字子由。父親蘇洵。父子三人並稱“三蘇”,佔據唐宋八大古文家中的三席之地。
為示區別,後人稱哥哥蘇軾為大蘇,弟弟蘇轍為小蘇。
蘇軾的文章傳自家學,博通經史,更擅長文學,下筆千言,文不加點。
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他和父親蘇洵及弟弟蘇轍一同赴京應禮部的考試。兄弟倆都以優等高中進士。
當時的文壇領軍人物歐陽修把蘇軾的文章傳給同輩們看,均讚不絕口。
歐陽修對蘇軾的試卷備加讚賞,卻產生了一個誤會,他以為這份試卷是他的朋友曾鞏的大作,為了避嫌,把本來列為首卷的這篇文章改列為二卷。結果,蘇軾那次考試,本來應該是頭名狀元,卻列為第二名探花。
原來,當時應試,考生的試卷上交后,先由書記員重抄一遍,以免認出試卷的筆跡。在重抄的試卷上,略去了考生的名字,另存檔案。偏偏歐陽修認為,這樣的好文章,只有他的好友曾鞏才寫得出來,故使蘇軾陰差陽錯從第一名變成了第二名。雖然是第二名,也足以讓年僅二十一歲的蘇軾以全國第一流的學者知名於天下。
歐陽修是當時的文學權威,一字之褒,一字之貶,足以關乎一學人之榮辱成敗。當年的一個文人曾經說,學者不知刑罰之可畏,不知晉陞之可喜,生不足歡,死不足懼,卻怕歐陽修的意見。可見歐陽修在當時文壇上的分量。
歐陽修對蘇軾有一個評價,他曾對人說:“讀蘇東坡來信,不知為何,我竟喜極汗下。老夫當退讓此人,使之出人頭地。”
歐陽修的這段話流傳出去后,蘇軾一時名聲大震。
傳說歐陽修還對他的兒子說:“記着我的話,三十年後,無人再論老夫。”後來,他的話果然應驗。蘇軾死後的十年之內果然無人再談論歐陽修,大家議論的都是蘇軾。
仁宗皇帝當年選用蘇氏兄弟時也曾說過,朕為後代選了兩個宰相。就是這樣一位人物,為王安石所不容,被逐出京城,出判杭州。
杭州在當年是江南的一個大都市,那裏有山林湖海,是一個妙不可言的地方,有句諺語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
蘇軾在杭州任通判,除去審問案件,公務並不是很多。而他所審理的案件,多是一些違犯王安石新法的良民,犯的那些法條,都是他所反對的。可那又都是法律,他無權更改,不喜歡還得執行。因此,公務閑暇之餘,他便寄情于山水。或與親朋、名妓蕩舟於杭州西湖,或與文人墨客遊玩於名剎古寺。不僅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篇,還留下了很多喜聞樂道的故事。其中尤為讓人樂道的是他與佛印的故事。
佛印出身富家,原本沒有打算出家。傳說他的生母就是李定的母親。顯然,他的母親曾出嫁三次,和三個丈夫各生一個兒子,這在當年是不多見的。
在皇帝對佛教徒賜見時,蘇軾便把此人推薦上去。佛印在皇上駕前力陳對佛教的信仰。皇上見他頎長英俊,面容不俗,說他若肯出家為僧,就賜他一個度牒。度牒是僧人的一個資格證。當時,持有這個證件的僧人可以免除各種賦稅和徭役。賜他一個度牒,是皇上對佛印的恩賜。佛印當時進退兩難,只好答應出家。
佛印機智敏捷,他和蘇軾交往,留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一次,他們兩人去游一座寺院,進了前殿,有兩個猙獰可怕的巨大金剛把守大門。
蘇軾問:“這兩尊佛,哪一個重要?”
佛印回答:“當然是拳頭大的那個。”
進了內殿,又是一尊手持串念珠的觀音菩薩。
蘇軾指着觀音菩薩問道:“觀音自己是佛,還數手裏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噢,她也像普通人一樣禱告求佛呀!”
“她向誰禱告?”蘇軾再問。
佛印回答:“向她自己禱告。”
“這是為何呀?她是觀音菩薩,為什麼向自己禱告?”蘇軾有點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味道,實際上是在刁難佛印。
“你知道嗎?”佛印笑着說,“求人難,求人不如求自己。”
兩人一問一答,妙語連篇。
還有一次,蘇軾想借一個“鳥”字開佛印的玩笑,他熬有介事地對佛印說:“古代詩人常將‘僧’與‘鳥’在詩中相對。比如‘時聞啄木鳥,疑是叩門僧(聲)’,還有:‘鳥宿池邊樹,僧敲月夜門’。我佩服古人以‘僧’對‘鳥’的聰明。”
很顯然,蘇軾是在取笑佛印。不料佛印回答得更妙。他對蘇軾說:“這就是我為何以‘僧’的身份與你相對而坐的理由。”
一句妙答,令蘇軾哭笑不得。
其實,這都是野史的記載,正史無從考察。至於蘇軾有一個才華出眾的妹妹蘇小妹,許配給秦觀,新婚之夜拒絕新郎入洞房,非要等新郎作好她給出的一副對聯才給他開門,由於上聯出得很難對,秦觀搜腸刮肚就是對不出來,蘇軾助了他一臂之力,才對出下聯的故事,實屬是虛無之說,因為蘇軾根本就沒有這樣一個妹妹,更沒有秦觀這個妹夫,蘇軾與秦觀雖然是好友,但並沒有郎舅關係。
3、狐假虎威
蘇軾攜眷離京去了杭州,歐陽修退隱於安徽富陽,張方平回了河南老家淮陽,司馬光和呂公著隱居在西京洛陽,富弼也貶出了京城。當年仁宗皇帝在位時的名臣儒吏已被清除凈盡。朝廷平靜了,死一般的平靜。
蘇軾離京之前,京中曾發生過一次不大不小的暴亂。
前年冬天,保甲法便已實行,新兵在鄉村接受軍事訓練,他們疑心受訓的用意,以為要離開家鄉,調到北方去與外族打仗,於是臨近京城的村子裏發生了示威遊行。騷亂的另外一個原因,當時的官府命令農人自備武器,其實也只是弓箭而已。鄉民們認為這是要遠征了,父子、兄弟相擁而泣,有的人甚至斷腕以躲避徵調。
鄉民的暴亂,實際上是抵抗離鄉背井到邊境去打仗,但表現出來的是反對新法,而且是以這種過激的方式。
韓維當時是開封府知府,在他的轄區內發生了這樣的事情,責任難逃。他立即將暴亂的經過向朝廷作了彙報,並請求將軍訓推延到冬天進行,因為那時是農閑季節。
王安石豈能容忍這樣的事情在他的眼皮底下發生?韓維就因為這一份奏摺,遭到罷免。
韓維是王安石的追隨者,當年趙頊為太子的時候,韓維在他的面前替王安石說了不少的好話,從這種意義上說,韓維有恩於王安石。罷免了韓維,王安石也失去了他最後一個朋友。
寧州通判鄧綰給王安石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極力讚頌新法,對王安石的吹捧也是用盡了溢美之詞,大得王安石的歡心,被推薦為御史,併兼管農業。
鄧綰是因拍王安石的馬屁而陞官,他的一些成都同鄉瞧不起他,有罵他是阿諛奉承的小人,有人譏諷他是一名投機的政客。鄧綰對此卻怡然自得,不以為然地對人說:“笑罵由他人去,好官我自為之。”
王安石在鄧綰與曾布的協助下,繼續做着“毀”人不倦的工作。
老宰相富弼因不滿王安石的所作所為,辭去宰相之職,降職為博州太守之後,仍然極力反對青苗法,置上司對他推銷青苗貸款不力的指責於不顧,給皇上上了一本,他在奏摺中說:“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
鄧綰見這是個討好王安石的好機會,便向王安石建議,以阻礙新法之罪,把富弼宰相級別的待遇全部剝奪。王安石卻欲置富弼於死地。幸虧趙頊念及富弼是位老臣,不忍加罪,才使富弼逃過一劫。
御史中丞楊繪,上本請求廢止免役法,並奏請重新起用呂誨、范鎮、歐陽修、富弼、司馬光、呂陶等一批有能力而遭貶的大臣。楊繪被鄧綰彈劾,逐出京城,下放到鄭州去做了知州。
監察御史劉摯,上表陳述免役法有十害,也被謫為監衡州鹽倉。
王安石命知諫院張璪撰文駁斥劉摯的建議,張璪不肯從命,也被逐出了京城。
在這段時期內,繼被貶至鄧州的呂誨病逝之後,一代文學大師歐陽修也客死潁州。
呂誨,開封人,是已故宰相呂端的孫子。
歐陽修本籍廬陵,北宋傑出的文學家、政治家、史學家、金石學家。一生經歷了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朝代,參與了許多重大的政治活動,是當時的文壇領袖。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蘇軾作序時對他的評價說:“論大道似韓愈,論本似陸贄,紀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歐陽修初號醉翁,后號六一居士。死後贈太子太師,謚文忠。
王安石的兒子名叫王雱,從小聰明,有過目不忘之能,十五六歲時就寫有數萬言的著作,考中進士,被任命為旌德尉,睥睨自傲,不可一世。他做官不久,便因官職太小、俸祿太薄而辭官不做。在家裏閑來無事,寫了二十多篇策論,縱論天下大事。還寫了數萬字的《老子訓解》《佛書義解》。
王雱雖然才華出眾,議論驚人,但倜儻不羈、風流自賞,平時尋花問柳、選色征聲,所有秦樓楚館、詩妓舞女沒有不知道王公子大名的。王安石非常寵愛這個兒子,事事也容他三分。
王安石為參政時,一天,程灝拜訪王安石,兩人正在談論時政,互相辯論,王安石的兒子頭髮散亂,手拿女人的頭巾出現在客廳,他一直走到父親面前,見了程灝也不打招呼,便問他們在議論什麼。王安石說他們正在談論新政,並說他們的新政總是受到其他大臣的批評。
“這也有必要多議論嗎?”王雱大大咧咧地坐下來,大聲說道,“將韓絳、富弼兩人推出去斬首示眾,看誰還敢反對新法。”
程灝是個道學先生,見王雱如此不懂禮節,大人說話還隨便插嘴,有些不高興地說:“大人說話,小孩子不要插嘴。”
王雱聽后氣得青筋陡脹,雙拳緊握,幾乎要衝上去揍程灝一頓。幸巧王安石以目制止,他才怏怏退出。
王安石做了宰相后,任用了很多年輕的官吏。為了提拔兒子,特地讓人把他寫的《老子訓解》刻印成書,廉價出售。經過一番安排,書流入宮中,流到皇上眼前。
趙頊看了《老子訓解》,大為讚賞。鄧綰、王曾乘機在皇上面前推薦王雱。趙頊便召見了王雱,王雱在皇上面前大談新法。這樣的話題很合趙頊的口味,當即便命他為太子中允及崇政殿說書。
王雱崇尚法家,特別崇拜先秦的法家人物商鞅,言談舉止常有一些法家的觀點,他常說,如果不誅除異己,新法就不能順利推行。因此,當他在崇政殿講解經書時,也常將自己的觀點滲透進去。
趙頊受到他的啟發,便在京城設立京城巡卒。
京城巡卒,實際上是新政權的一個特務機構,這些巡卒,就是朝廷派到坊間的密探,只要發現有人謗議新政,不問貴賤,一律拘禁。一時鬧得人心惶惶,上至文武百官,下至普通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說話都特別小心。
王安石奏請推行市易法,委任戶部判官呂嘉問為提舉。接着又推行保馬法,讓曾布確定具體條款,頒佈各路實行。繼而又推行方田均稅法。
新法都是先在京東路試行,然後逐漸向全國推廣。
反對新法的人仍然很多,樞密使文彥博、副使吳充上言說保馬法不便施行,王安石並沒有理會。
樞密都承旨李評,極力詆毀免役法,並奏罷閤門官吏。王安石上書,說他抵禦新法,要求追究他的罪責。趙頊雖然口頭上答應了他的請求,但一直沒有下文。利州判官鮮於侁上書指陳時事,批評青苗法,影射王安石擾亂朝政,竟提拔為轉運副使。
王安石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就是皇上對新法的興趣在減退。於是他遞上一份辭呈,請求辭去宰相之職,離開京師。其實,這是個以退為進的策略。
趙頊雖然對新法有所動搖,但還沒有到否定新法的那一步,他當然不會放走王安石。經過一番勸慰,打消了王安石辭職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