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怪人掀起的風暴

1、御前大爭論

西邊的警訊只是一個插曲，朝廷君臣的注意力更多地則是放在朝政事務上，說得更白一些，就是集中在王安石的身上。

王安石進京之後，聖眷甚隆，鋒芒漸露，只要有機會，他就會宣傳變法的思想。朝野上下，圍繞着王安石這個人，圍繞他的政治主張，展開了一場爭論。

朝廷國庫空虛，財政入不敷出，已經到了捉襟見肘的地步，這就是少年皇帝趙頊所面臨的難題，為了使朝廷走出困境，趙頊把富國強兵視為國策，視為他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務。

王安石也敏銳地覺察到，新天子與仁宗、英宗不同，在他的身上，有一股銳氣，有一股蓬勃向上的精神，同時還透出一股隱約可見的憂慮。經過上次的單獨奏對，王安石基本摸清了這位少年天子的思想脈絡：他對現實很不滿，卻又很無奈，他想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卻又苦無良策。新天子是一個充滿希望、卻又滿懷心事的混合體。

王安石從趙頊的身上看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希望，他心中所想的，正是自己為官二十多年苦苦追求的那種東西。正因為如此，只要有機會，他就會在趙頊的面前大談特談朝政的積弊，大談特談他的理財理念。他說朝廷積重難返，就像一個疾病纏身的人，不下一劑猛葯，不足以治好病。

王安石的言行舉動，趙頊都看在眼裏，他還沒有下決心，是否要委王安石以重任。

一些大臣也將王安石的所作所為看在眼裏，有的人是看在眼裏，喜在心頭，有的人是看在眼裏，恨在心裏，牙痒痒，似乎要咬王安石一口才解恨。

熙寧元年(1068年)，一場圍繞財政問題的大爭論終於爆發了。

這年八月，趙頊照例要率群臣到京城南郊舉行祭天大典。歷年慣例，參加祭天活動的百官都會得到皇帝賜給的一個大紅包，也就是賞錢。宰相曾公亮等人認為，由於河朔地區發生了大面積的旱災，國家財政匱乏，所以建議今年的郊祭賞錢就免了。

趙頊似乎覺得自己這個皇帝做得也太窩囊了，剛剛做皇帝，第一次舉行郊祭，就將百官的紅包減掉了。面對捉襟見肘的國家財政，他又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一天早朝，趙頊將曾公亮提出的問題交給翰林學士們討論。

趙頊的詔命，猶如一滴水掉進了熱油鍋里，立即沸騰了。

翰林學士司馬光首先站出來表態，支持曾公亮等人的倡議，他說救災需要很多的錢，要從近臣、貴官身上做起，該節省的要節省，輔臣們提出的意見非常好，請陛下詔令執行。

王安石對司馬光的意見提出了異議，他認為，國家富有四海，皇上郊祭給百官發紅包，只是幾個小錢，用不着如此吝嗇。再說，扣發這幾個小錢，對於國家財政來說，也只是杯水車薪，不但於事無補，反而還有傷國體，會使皇上很沒面子，國用不足，也不是當前的急務。

趙頊坐在龍椅上，見兩個翰林學士吵起來了，而且爭吵的正是他最為關心的國家財政問題，不但沒有制止，反而對群臣說，今天是廷議，各抒己見，言者無罪，大家都可以發表意見，理不辯不明嘛！

司馬光見皇上鼓勵發言，立即質問王安石，他說：“自真廟（即真宗皇帝）末年起，國家財用不足的問題就已經顯露出來了，近年來，這個問題越來越嚴重，怎麼能說不是當務之急呢？”

其實，王安石的本意並不是不承認國用不足的問題不需要解決，而是認為第一位的、更急的治本之事在於開源、在於理財，他認為，國庫空虛，完全是由於朝中大臣不懂理財之道，不知道怎樣管理國家財政造成的，如果只知道節流，而不知道開源，那理財就變得毫無意義了。

視理財為斂財的司馬光反駁說，什麼叫善於理財？無非是變着法子從百姓身上弄錢罷了，苛捐雜稅，狂征暴斂，這就是善於理財的人慣用的伎倆。

王安石卻說，靠橫徵暴斂來增加國家財政收入，這不叫善於理財，真正善於理財的人不必增加百姓的賦稅負擔就能使國庫充裕。

司馬光立即反唇相譏，說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呀？天下之財，是一個定數，官府多一錢，民間便少一錢，如果想方設法從百姓手中把這筆錢奪過來，比增加賦稅更可怕。西漢的桑弘羊，就是用這種理論欺騙了漢武帝，司馬遷對這件事大書特書，顯然就是指斥桑弘羊，諷刺漢武帝。

王安石並不服氣，正要繼續爭論下去。趙頊發話了，他說，朕基本同意司馬光的意見，但是，郊祭大典給百官發紅包只是幾個小錢，不必吝嗇。如果真的到了這一步，朕就真的沒面子了。

王安石、司馬遷的這場激烈的辯論，成為兩位名臣一輩子政治敵對的開端，也正式揭開了以王安石為代表的變法派與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鬥爭的序幕。

趙頊表面上贊成司馬光的意見，實際上卻採納了王安石的建議。朝中大臣似乎從中覺察到了一些什麼。

2、力排眾議用人才

年底，鄭國公富弼自汝州進京覲見皇上。富弼是三朝元老，趙頊特准他可以坐車至殿門口下車，並命富弼的兒子攙扶着他進見，召見時，免行跪拜的君臣大禮，賜坐后再與他交談。對於一個老臣來說，這可是莫大的榮耀。

趙頊待富弼坐定后，迫不及待地向他詢問富國強兵之道，想不到這位曾經與范仲淹一同推行“慶曆新政”的老臣，身上全然沒有了當年改革的豪情壯志，似乎有些文不對題地說，人主心中的好惡要做到深藏不露，不能讓那些別有用心的小人窺視出人主心中的秘密，否則，他們就會揣摩人主的心思，投其所好，這樣，就會讓奸人鑽空子。比如上天監督人，完全由人自作主張，最後同你算總賬，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富弼哪裏是在說治國之道，完全是兜售帝王的南面術。

趙頊接着又問：“宋北有遼國，西有西夏，邊境一直得不到安寧，應採取什麼樣的對策？”

富弼慢條斯理地說：“陛下即位之初，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

趙頊躊躇了半天說：“你就留在京師吧！朕給你在中書省安排一個職位。”

富弼以年紀老了，不足以擔當重任為由，婉拒了趙頊安排重做宰相的好意。辭行后，仍然回了汝州郡。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趙頊再召富弼進京，拜為司空兼侍中，同平章事。富弼在固辭不掉的情況下，只得奉旨進京。就在他進京的途中，京師一帶發生了地震。

在科學還不發達的當時，人們都以為這些自然災害是由於人做了錯事，上天對人的懲罰。趙頊也是這樣認為的，他減少膳食，取消一切娛樂活動，以表示對上天的虔誠和懺悔。

王安石對此卻不以為然，他認為，地震是天災，與人無關，該吃的還是要吃，該玩的還是要玩。

富弼聽說王安石對地震的一番宏論，感嘆地說，人君所畏懼的唯有天，王安石這個人連天都不畏，還有什麼事做不出來？這是奸佞散佈異端邪說，迷惑聖心。這樣的人，不能不防啊！為了表明他的觀點，當即給趙頊上了一本，洋洋數千言，說的都是選賢辨奸的大道理。到了京城之後，在與趙頊的奏對中，又把奸與賢大說一通，實際上都是針對王安石，影射王安石是一個奸佞之徒。

趙頊雖然任命富弼為同平章事，但他的心裏還是不忘王安石，擬提拔他為參知政事，即副宰相。

這一天，恰好參知政事唐介進宮奏事，趙頊向他說了欲提拔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的想法。唐介說王安石不能勝任這樣重要的職務。

趙頊不解地問道：“文學不可任呢？經術不可任呢？還是吏事不可任呢？”

唐介回答說：“王安石固是個好學的，但是拘泥成規或前人之語，所以議論很是迂闊。如果命他執政，必定多所變更，想治反亂了。”

趙頊沒有回答。

唐介退出后，對宰相曾公亮說：“如果重用王安石，天下必然大亂，你們以後就會知道，我的預言一定不會錯。”

王安石是曾公亮推薦的，他當然不聽唐介的話。

時過不久，趙頊又徵求侍讀孫固的意見，問他王安石可不可以當宰相。

孫固回答說，王安石的文才很好，做一個台諫侍臣一定很稱職。宰相肚裏能撐船，做宰相全靠氣度，王安石這個人氣量狹小，難以容人，這樣的人不能夠當宰相。接着，他向趙頊推薦了三個宰相人選：司馬光、呂公著、韓維。

趙頊不顧幾位重臣的反對，更沒有採納孫固的意見，力排眾議，下詔把他心儀已久的能人王安石提拔為參知政事……

王安石升了官，照例要入朝謝恩。這次謝恩，君臣二人有一番對話，正是這番對話，正式掀開了驚世駭俗的改革序幕。

3、變法的序幕正式拉開

趙頊對王安石說：“大臣們都說，你只知經術，不懂政務。”

王安石奏道：“只有知經術，才能通政務，這些人說我不通政務，實質上是他們自己不懂經術。”

“照你說來，從目前的形勢看，國家應採取什麼樣的政策？”趙頊問道。

王安石不假思索地說：“改變風俗，建立法度，這是當務之急。”

趙頊點頭稱善，表示同意。

王安石接著說：“立國之本，首要的任務在於理財，周朝設置泉府等官，專門管理國家的財政經濟，後世唯西漢的桑弘羊、唐朝的劉晏粗通此道。如今要理財，迫切要求繼承並修改泉府的一些好的政策、制度，針對時弊，制定出相應的政策頒佈實施。”

趙頊兩眼盯着王安石，點頭表示贊同。

王安石繼續說：“古人有言：‘為政在人’，但人才很難得，十個人理財，有一兩個人不出力，便會使全盤計劃泡湯。堯與眾人推選一人治水，九年不得成功。何況這一次變法，選用的不止一人，選用人才，不可能徵求所有人的意見，到時肯定會有人說三道四，陛下如果決意變法，就要有思想準備，不要為那些異議所迷惑。”

君臣二人的這番奏對，王安石提出了三個建議：一是改變風俗，請求變法；二是變法需要人來執行；三是變法是一個新事物，肯定會有人反對，他告誡趙頊要有思想準備，不要聽信讒言。

趙頊贊同王安石的意見，並叫他着手擬定新法規。

第二天，趙頊下令成立一個創立新法的專門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命王安石和他保舉的知樞密院事陳升之一同主持制置三司條例司的工作。所用人員，由王安石自行選調。

趙頊這叫做疑人不用，用人就不疑，該給的權力都給了。

王安石挑選呂惠卿、曾布、章惇、蘇轍等人組成一個改革的領導班子，分別負責制置三司條例司的日常事務工作。

呂惠卿曾做過真州推官，任滿後進京聽調，同王安石談經論文，很多觀點不謀而合，王安石竟稱他為大儒，大事小事，都要和他商議，凡是上奏趙頊的材料也都由他主筆，幾乎一天也不能離開他。

曾布即曾鞏的弟弟，事事迎合王安石的意旨，王安石也視為心腹。

新班子成立后，經過認真的研究、討論，擬定了八條新法：農田水利法、均輸法、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保甲法、保馬法。

前面六法，旨在富國，後面二法，旨在強兵，合稱富國強兵八法。

新法草案公佈之後，就像一滴冷水掉進了熱油鍋，朝野立即熱鬧起來，除王安石的追隨者外，朝中的老臣沒有一個贊成新法，反對之聲不絕於耳，在朝廷一次擴大會議上，唐介站出來反對新法。他認為，祖制不可改，新法太荒唐，指責王安石是在嘩眾取寵，完全不顧現實。他還說，文學與朝政是兩回事，他叫王安石還是專心致志地去研究文學。

唐介的意思是說，王安石文才還可以，政務卻是一個外行，叫他不要亂摻和。

王安石也不是一盞省油的燈，立即反唇相譏，說唐介太沒水平，讀書太少，叫他回去多讀點書。

王安石年輕氣盛，說出的話更具有攻擊性。

兩人的爭論充滿了火藥味，似乎帶了一點人身攻擊的味道。趙頊聽王安石說唐介讀書太少，坐在龍椅上差一點笑出聲來。

唐介年老體弱，在百官中也有一定的聲望，在朝堂之上受到一個年輕後輩的挖苦，而皇上明顯帶有庇護之意，氣得兩眼發直，一口氣沒有轉過來，頓時暈厥過去。

廷議出現了意外，無法進行下去了。趙頊手一揮，宣佈廷議結束。立即有人上前把唐介抬了出去。

第二天傳來噩耗，唐介昨天抬回家后，一直沒有醒過來，雖然有宮中御醫前去診療，仍然無濟於事。天剛黎明，唐介便撒手人寰，到閻羅王那裏報到去了。

變法還沒有開始，就氣死了一個老臣，這似乎在昭示變法不會一帆風順。

唐介的死，並沒有影響趙頊、王安石君臣二人變法的決心，時過不久，趙頊便逐步推行新法。

新法規最先推行的是均輸法。

熙寧二年（1069年）七月，王安石頒行第一個新法——均輸法。

為什麼要急於實行均輸法呢？這是因為當時北宋政府的貢輸制度問題成堆，亟待解決。

北宋的都城在現開封，這裏居住着幾十萬軍隊，一百多萬居民，每年要消費的糧食、絲麻織物以及製造軍器需用的竹木、皮革、筋角等物資不計其數。京城出產不了這些東西，需要外地調運。這些運抵開封的物資，都是百姓向政府繳納的貢賦。

當時百姓的賦稅繳納是實物制，生產糧食的地方繳糧食，生產竹木的地方繳竹木，負責運輸的機構將這些物資經汴水運送到開封。

負責運輸的機構叫發運司，主持這項工作的官員叫發運使。

發運使只管運輸，並不知道開封各種物資的需求情況，也不知道倉庫里什麼物資緊缺，什麼物資過剩，長期以來，總是按部就班地一船一船地向京師發送。結果出現一部分物資多得沒地方存放，一部分物資奇缺。有一些笨重價低的物資，從很遠的地方運到開封，運費超過價值的幾倍，造成很大浪費。

推行均輸法，就是要改變這種現狀。

王安石委派辦事能幹的薛向為江、浙、荊、淮發運使，總管東南六路的財賦和茶、鹽、礬、酒等收入，全權負責推行均輸法。

均輸法與舊的制度不同之處在於，中央財政拿出五百萬貫錢和三百萬石米交給發運司作為本錢，在六路範圍內通盤籌劃，調配物資；發運使有權了解京師各種物資的庫存情況和當年的支用情況，再根據需要向京師發運物資。在做好物資供應的同時，保證京師的糧食供應是發運使的重要任務。

薛向很有理財經驗，上任之後，對京師每年物資的供需情況進行了調查，京師需要什麼物資，心裏有了一本賬，制訂了一個詳細的物資供應計劃，對於京師不需要的物資，他便將這些物資在六路之間轉運變賣，通過地區之間的貿易得到差價收益。

經過薛向的精心部署，開封國庫積壓的物資得以消化，不足的物資也能及時得到補充，通過在六路之間物資的轉運變賣，從地區貿易差價還獲得了可觀的收益，均輸法的好處很快就顯現出來，薛向也因此而得到嘉獎。

儘管如此，均輸法還是遭到反對派的猛烈攻擊。

知諫院范純仁說薛向在處理同西夏的爭端上獲罪罷了官，不應該起用這樣的人。

知制誥錢公鋪說王安石重用在政治上受過處分的人，是徇情枉法。

王安石聽了當然不高興，便在皇上面前告了錢公鋪一狀。很快，錢公鋪被貶往江寧任知府去了。

錢公鋪遭貶，並沒有讓反對派們閉口，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翰林學士鄭獬、知開封府滕元發也都因反對變法而被貶出京城。

御史中丞呂誨見反對變法的人一個一個地被貶出京城，知道這都是王安石在搗鬼，連夜寫了一份奏摺進宮面聖，半路上遇着司馬光。司馬光問他為何行色匆匆，他說要進宮彈劾王安石，請司馬光幫他說話。

司馬光驚訝地說，王安石正得到朝廷的重用，在朝中呼風喚雨、叫紅不綠，這個時候彈劾他，不是找虧吃嗎？

呂誨嘆口氣，說王安石好執偏見，排除異己，他日必敗國家大事，這是國家的心腹大患，他身為言官，豈能坐視不理。

司馬光順水推舟地說，他是進宮給皇上講課的，不妨一路同行。

兩人進宮面見趙頊，君臣禮過之後，呂誨從袖子裏取出彈劾奏章，送呈御覽。

趙頊見是一份彈劾王安石的奏章，裏面無非是指斥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外示樸野，中藏巧詐，奸臣當道，賢者盡去，禍亂將由此而生等等。他先還沒在意，因為自變法以來，每天都聽到了這樣的話、看到這樣的奏摺。看着看着，趙頊的臉色突然大變，怒形於色，接着將奏摺擲向呂誨，怒斥道：“簡直一派胡言。”

原來，呂誨的奏摺中有一句：“誤天下蒼生者，必斯人也！”

呂誨的這句話名義上是指責王安石，卻也傷了趙頊，因為變法雖然是王安石組織實施的，但都得到了趙頊的支持。說王安石誤天下蒼生，也就等於是說趙頊誤天下蒼生。身為皇帝，有人說他誤天下蒼生，他能不生氣嗎？而說這種話的人，能有好果子吃嗎？

呂誨也是一個倔人，雖然皇上發火了，他卻並無懼色，反而大聲說：“陛下如果不看臣的奏摺，臣也不願與奸佞之徒同朝共事，請陛下撤了我的職吧！”

趙頊見呂誨撂挑子，冷着臉，什麼話也不說，手一揮，示意呂誨滾出去。

司馬光雖然目睹了這一幕，也不敢再說話了。

呂誨退出后剛回到家，聖旨隨後就到了，命他立即出京，出知鄧州。

范純仁再次上表彈劾王安石，趙頊將他的彈劾奏章壓而不發。范純仁見奏章遞上去如石沉大海，乞請辭官而去。

趙頊下詔撤了他諫官之職，改判國子監。

范純仁繼續上表，要求辭職，擬好了奏摺，正準備送出去，王安石派一個人找他，對他說，已經改任他為知制誥，請他不要多說話了。

范純仁聽后勃然大怒，說王安石在收買他，即使拿一座金山來，也休想堵住他的嘴，該說的話還是要說，說罷，將奏稿交給來使帶去。

次日，趙頊正在看范純仁的奏摺，王安石突然進來了，言辭激動，奏請立即罷黜范純仁，將他逐出京師。

趙頊說，純仁無罪，就是外調，也要安排一個好地方，就命他出知河中府吧！

王安石見皇上不願重罰范純仁，不便多言，只得悻悻退出。

范純仁即范仲淹第二個兒子，以父蔭得官，歷任縣令判官，官聲頗好。後來升任侍御史，在議濮王典禮時遭到外謫，不久又召還京師，命知諫院，這次因不滿王安石變法，再次貶出京城，出知河中府。范純仁做人，不失其父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