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1)
敏芳，我們有多久沒有像現在這樣在一起說話了？在這個萬籟俱寂的深夜，心貼着心，喃喃細語，不會被人打擾，也不會打擾別人，這樣從容、盡情地擁抱着敘談着，哦，一晃快四十年了。
四十年，我心裏從未這麼安靜過，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因為小成，咱們的兒子，他終於離開我尋你而去了。誰能想到像他這樣健康的軀殼竟會先我而成為你的伴影？
可惜他的靈魂並不像軀殼那麼健康，也許不能隨你在天堂久駐。
我們不只二次談論過天堂、地獄；命運和人生。從我們兩心相許那天起，老天爺就像是把一切都註定了似的，看去貌似偶然，其實在劫難逃。假使父親不是因為搞到了一點大米讓全家吃了頓飽飯，就不會給日本人抓了“經濟犯”；假使我不是替在牢裏做下病來的父親抓藥，也不會在“同仁堂”門口警察抓了夫子；假使不是那警察有個把兄弟在綏遠當軍官，我當完了快子也不會被充了壯丁，也不會再被那軍官派到青島去運海貨；假使晚去半個月，我大概也就跟着董其武將軍反了水，而不會被錢師長留下當廚子，以致漂洋過海幾十年不能反顧。命運對我們真是苛刻透了。在那邊，我常常一個人喝酒發瘋，罵天罵地，如果天地間尚有一絲公平之念，也不該對一個小民的一生這樣草率這樣無情的。
你信奉上帝，我敬過菩薩，可你看不見幸福的天堂和樂園，我也找不到極樂的東土和西天。而今天，現在，就在這個安寧的夜晚我們在一塊凈地之上嗎？我們命是“輪迴圖”上的投生兒，茫茫苦海的倖存者，佛說九九八十一難之後，福星自然返照。周圍是這樣安靜，窗外的夜丁香開了花，花氣襲人。身上蓋的，身下鋪的，又厚又暄。二勇今天曬了被子。如果那場煤氣中毒的浩劫是我的最後一難的話，那麼二勇，便是我的福星了。
對了敏芳，你見過H勇嗎？他就住在咱們那條衚衕的西口。你在的時候他還小，也許沒有印象了，高高的個兒，不如小成那麼終究卻是嘴歡經各房一副后u以我沒想到小成長大了會胖成過樣。我走的時候他才六歲，又瘦又黃，和他那隻可愛的卻又先天不足的鴿子一樣病弱不堪。
還記得那隻鴿子嗎？深灰，青靛，卻毫不給人烏暗的感覺，它的脊背言去那麼光徐、柔和＿、你一定記得我原來執意不準小成養它，一來怕孩子玩物喪志，二來那年頭紈挎們為養鴿子尋釁打架的事層出不窮，我木想惹是非，為此孩子哭過好幾次呢。他愛那鴿子，勝過吃穿，常常久久抱着它喃喃低語，簡直視為小小知己，可以托之以心。對於這種童貞的、近於神聖的愛的萌芽，身為人父，我不能一味扼殺。
後來我們一直養着它，就象家裏的一口人似的養着，我不知道這多病的生靈後來究竟活了多久，我叫警察綁走後再也沒有聽到它的音信。
敏芳，我永遠忘不了那情景．．幾個警察擰着我的胳膊，小成又哭又喊抱着我的腿，鴿子撲楞楞從他懷裏驚恐地飛出去，警察使勁端了他一腳，他還是抱着我的腿死也不撒手。啊，我的兒子！他抱着我，就象是你在抱着我，是我的親人，我的家，生我養我的北京城在用力地抱着我，不讓我走！六歲孩子能有多大力氣？可你知道嗎？當那幫沒有人性的東西硬把小成拉開的剎那，我就象落水人突然失去了最後一根救命的木頭似的那麼絕望，我那時候就想，大概這輩子再也見不到你，見不到家，見不到北平啦！
那個兵荒馬亂的年月啊！
轉眼快四十年過去了。一懷愁緒，半生離索，當一切成於既往，我們在自己心造的天地中幽幽重聚，但願能夠十分平靜了。然而我無法忘記那的沙巴多少次夢寐之中見到低．見到小兒，見到我們常常路過的文津街、三海上的金鰲玉練橋、煤山、那古舊而親切的東四牌樓啊！親人、故鄉，蓬山颶尺，像可望不可即的海市蜃樓一樣在夢中流連，每逢夢破人醒，悲從中來時，我常常會鑽心地痛感到人世間的無味和自身的渺小、孤單。說實話，要是沒有對你，對小成，對故鄉的懷念寄託，我一定沒有這麼命長。
剛到台灣那幾年，你知道我是怎麼活過來的？幾十萬軍隊突然擠上那個孤島，當官的靠一口美國麵粉養活着，當兵的足足三年沒吃圓過一回肚子。北方人在那兒水土不服，個個一身膿包水泡。想家呀，想老婆孩子呀，真是離恨干端，別愁萬種，光我們一個師部，自殺的，兩個，瘋的，一個。我同屋的張大全，瀋陽人，把手榴彈捆在肚子上尋了短見，留下幾行絕命詩，當官的繳去不準大家看。其實當官的也想家，錢師長就整天盼着叫着想打回去，巴望着美國人能幫着打回去。他家客廳里高掛着古詩條幅：“願將血淚寄山河，去灑東山一杯上”。耿耿於懷，吟詠起來，聲淚俱下。而我們這些當兵的呢，想的就簡單得多——只要能回去就行，別管是打回去，跑回去，還是投降回去。
我在軍隊整整幹了十三年。從教書匠淪為火頭軍，斯文掃地，已全然顧念不得。
我從三等兵一直干到上土，上土又分三榮我種最高寬到了19鄧年我們這些遊子兵提了你那陣子，成群的外國人擁進來開工廠、辦商店、設銀行，把台灣搞得熱鬧起來了。我進了中山北路一家名叫櫻樓的餐館工作。一聽這名字就知道是日本東家，老闆叫淺沼，對我不錯。敏芳，我想你一定不會怪我竟然願意給日本人做事吧。殺父之仇，刻骨銘心，自然不敢一朝忘卻，但是，和咱們同文同種的一個大國，總不會洪洞縣裏沒有好人吧？咱們和日本的仇，是和那些想叫咱們亡國滅種的瘋子們的仇，用不着和善良的東洋百姓過不去。世界本來是挺安靜創。
淺語先生的性子有時有點暴躁，但很重義氣。他知道我的身世后，拍桌子大罵過那些綁架我的警察們。我們在一起共事好幾年，彼此以誠相待。日本和台灣斷交后，大批日本商人紛紛東渡回國去了，他也把櫻樓託付給我，帶着太太走了。到了1970年，索性把這家餐館送給了我，不過那時候櫻樓已經為他掙夠了錢，從裏到外都老朽了。
我就這樣安身立命許多年，倒也顧全了溫飽，就是總想你們。
我也養了一隻鴿子，做為一種嚮往，或者說是一種憑弔……。那鴿子也是灰色的，灰色中帶着點青靛，它的咕咕叫聲和小成的那隻灰鴿尤其相似，聽了令人神往。
它喜歡轉動着靈巧的脖子東SKng望；反常用便回的眼據日k個地看虧民樹間經常這樣久久對r視，我看出它是想和我說話，只是說不出聲來。啊，那簡直就是小成的化身。它陪着我，度過了那麼久那麼久的日子，那些日子裏給我幫助最大的，除了淺沼先生，就是它。
不，我並不是因為從淺沼先生那裏得了湖口延命的飯碗而感激他，為了櫻樓的興隆，我畢竟付出了無愧的勞動。我要感激的，是淺沼先生在我命運的轉折中所起的作用。我現在能夠躺在被二勇認真曬過的又厚又暄的褥子上，在這瀰漫著丁香花醉人氣息的夜晚，與你，我的紅顏薄命的亡妻，幽幽相聚，一敘生前死後，如果這一切在命運中早有伏線的話，那麼淺治先生，便是這伏線的一端。
那時候淺語先生已經開始和大陸做生意，我就托他尋訪你和小成的下落。二十年中，你給我託了無數次夢，說你和孩子都還健在，只是亂世之中輾轉流落到一個木為人知的偏僻地方去了，無數次醒來，我都記不清那是個什麼地方。
在一個悶熱的黃昏，我印象很清楚，天像是要下雨，深灰。我那時都顧不上照例的寒暄，光是木獃獃地盯着他的嘴巴，心裏害怕，膝蓋直哆咦，擺手想叫他快說，又想叫他等一等，容我鎮定一下再說。那瞬間我腦子裏似乎一片空白，又似乎湧出一千個或凶或吉或悲或喜的結局，連那隻善解人意的鴿子都察覺出情形不對，惶惶不安地飛到我的手上，尖嘴用力敲打我胸前的鈕扣，彷彿在問：“怎麼啦，怎麼啦？”
淺沼先生拿來了你的照片，是你去世的前一年照下的。眉目依稀，無情歲月雖使紅顏老去，但以往的音容宛在，呼之欲出。敏芳，你雖有青春之身不肯再嫁，情願守幾十年活寡拉扯小成等我回來，可你終於沒能等到我，我知道你在煎熬中盼望着共敘團圓的一天，只是實在熬不住才先去了，我能想像到你彌留時的心境，我彷彿已經看到了你走時頻頻回首，吃力地向我張望的模樣。敏芳，要不是為了小成，我們愛情的見證和結晶，我們血肉和生命的延續，我那時就該去跳海，為什麼要活到現在？
淺語先生也帶來了小成的照片，是小成和他太太的結婚照，彷彿他們早就算定我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正是失去你的時候，不肯褻讀我的悲痛，所以照得過分嚴肅，穿着也太素樸，以至於完全不象個結婚照。淺沼先生說，這是他們1971年限的，已經過去四年了，現在的小成比四年前還要胖一些。淺語先生還說，當小成聽說我還活在台灣時，樣子很驚慌，如同活見鬼一樣。是啊，他和我分別的時候才六歲，也許早就想不起世間還有這麼個父親了。
可是不，淺沼先生搖着頭，他說現在大陸上的情形頗有些古怪，“海外關係”統統被看做是一種極不光彩的事情，人人呼若寒蟬。其實對台灣人來說，這是不難理解的，這兒的人同樣也怕沾上“通共”的邊。可是，我們畢竟是親人，是父子啊！
孰能沒有天倫？
兒子竟沒有給我寫一封信，連一聲“爸爸”都沒叫，那張照片，也不知淺沼先生是如何到手的，問他，他只一味搖頭嘆氣。
我寫了一封信，托淺沼先生有便時帶到北京去。敏芳，我總得知道你的生前身後是如何安排的，有什麼欲了未了的遺願；也想知道兒子現在的生活，是否快樂平安；問他還記不記得三十年前父子離別的一幕！可那信一去沒了迴音。一灣海水，把我們隔絕在兩個世界裏。
那個時候我並沒有怪罪小成，我心目中的小成仍然是個可愛、懂事、又特別重感情的孩子，他不願和我相認，只是怕擔上政治的壓力而已。於是我不再給他寫信，生怕妨礙了他在大陸的自處。就連二勇，在當時的環境下，倘使對海外關係沒有小成那般恐懼，恐怕也是憎恨的吧！二勇那時還是個不更事的少年呢。
我繼續操持着櫻樓的生意。痛定之後，心裏比過去多少踏實了些。我總算知道了我唯一的兒子，至今還與我同在，心裏象有了～個小小的亮光，在黑暗中引着我往前走。敏芳，我那時就只有這麼一個念頭，我得往前走，走到那麼一天，我能去找我的兒子，也許真有那麼一天，我能摸到那個影影綽綽的亮光。
台灣那些年經濟搞得很亂，票子一個勁發毛，但櫻樓總算在風雨飄搖中維持下來，沒有關門大吉。來這兒照應的都是老主顧，錢師長也常來。他早退了休，靠幾十年宦囊積蓄在台北做寓公，已是鬚眉皤然的老人了，這幾年舉手投足，更添了幾分學者般的飄逸與悠閑，優悠中又帶着一點淡淡的傷感，和那些三十年前飄洋過海的老軍人們一樣，總覺得到老連歸葬的墳地也看不到似的，心裏虛。
是書h錢師長還不如我還存分實實在在甘明卜k他卻不、行。要是照着淺沼先生的說法，凡當過國軍營長以上、三青團區隊長以上、一貫道點傳師以上的人員，按大陸上的法律都要以反革命論處。錢師長半生戎馬，殺人無其數，共產黨絕不會饒他。我曾經忍木住懷着孩子般的好奇仔細注意過他的那雙手，竟是那麼細弱、柔軟，而且白得象女人，指甲也修得很精心，誰能想到這雙手已經在血泊里浸泡了二十年啊！錢師長對大陸曾經那麼深惡痛絕過，如今老了，也變得停停懷放了，常忍不住登高遠望，向著落日餘暉，用發啞的嗓門兒歪歪扭扭吼兩段萊蕪梆子，吟幾句思鄉感懷的詩文。可是，“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極天涯不見家”，他的生年是回不去了，他回去，人家共產黨就是殺了他也是不冤的，所謂君子之仇，十年得報，這已經三十年了。他呢，也早已絕意歸途，只能悲歌當泣，遠望當歸，聊以胡思亂想罷了。
而我的盼頭居然來得比想像的還快，1981年的夏天，不期然接到了兒子的一封短短的信，我高興得發狂。現在我想不起那封信具體都說了些什麼，總之是問我好，並且說他也很好，現在在～家飯店裏當服務員，只是經濟緊張，希望我能寄些錢去。
尺讀之中，我彷彿聽見了小成抱着我的腿哭喊的回聲，那聲音喚起我深理多年的親子之愛。當天我就寫了一封長長的回信，並且把我存在銀行的全部美元取出來，一塊寄到日本，托淺沼先生給兒子寄去。敏芳，一也許只有你才能體會我當時的興奮，我總算能夠盡一點人父之責了，我是個父親啊！
從那天起我戒了酒。五個月之後，小成又來信了，還是那麼短，問候之外還是要我再寄些錢去。我又寄了，並且又寫了一封長長的信，依依山水之戀，倦倦父子之情，字裏行間，意猶未盡。我日日夜夜等着他的迴音，希望他別那麼匆忙，別那麼簡短，我盼着他能耐心地和我這個孤身在外的老父親敘敘家常啊！
我等了整整一年，神不守舍的一年。
論人之常情，兒子不會這麼久不理我，我預感到出了什麼事。
果然，一天中午忽然有幾個警察到櫻樓來，要我去警署說話，不許我多問，也不許我回家，粗暴地要帶我走。那時我突然想起三十幾年前在同仁堂門口被幾個警察綁架的一幕，於是說死也不肯走。可那些警察威脅說這是依法傳訊，如果我拒傳事情就更麻煩，櫻樓的夥計們也紛紛勸我不要吃眼前虧，先去了再說。我當時真想，如果小成在，如果他還能緊緊抱住我的腿，那我就是死，也不會跟他們走的。可我是一個人，從肉體到精神都是孤單單的一個人，我就是真的回不來了，人們無非茶餘飯後做個談資，沒人會像你，我的妻；像小成，我的兒，那樣悲痛灑淚！沒有人會！
他們把我帶到台北景美警察分局，說是傳訊，可往地下屋裏一關三天不聞不問。
我惦念我的鴿子，想着誰會去給它餵食喂水色＠＠回回＠
到了第四天，他們像是才想起來似的，把我叫去問話，問話的是個麻子，他拿出一封信給我看。
“知道是誰寫的嗎？”
這當然是明知故問，那正是小成的來信，短短的，不知寫了些什麼。
“是我兒子的信。”
“你兒子是共黨的什麼幹部？”
“他不是幹部，是飯店的侍者。”
“你還想賴？”警察老練而邪惡地笑着，‘你看看這張信紙吧，認識共黨的簡體字嗎？”
信紙上方，紅字函頭：北京萬寧賓館革命委員會。
“革命委員會是幹什麼的你當然曉得噗，是共黨現行的政權機關，你兒子能夠使用這種信紙，不是幹部是什麼？”
我說不上話，只用眼睛狠狠盯着那張麻臉，那臉上集中了人類最專橫、最敗壞、最愚昧的表情，我憎恨這臉！
到現在我也沒有鬧懂那革命委員會是怎麼回事，二勇後來對我說過，七十年代前後，大陸上連託兒所、養老院，連賣醬油。烙大餅的小鋪小店，都有革命委員會。
可這種滿天蓋地到處都是的東西卻構成了莫須有的罪名，使我身陷囹圄。警察們三天兩頭逼審我，用種種不人道的手段對待我，要我捐供所謂“通共”的內幕，並且恫嚇說要送我到火燒島去。
“一朝進公門，九牛拉不出”，在警署地下屋我一直過了三個月，全仗朋友在外奔走營救，連錢師長都找了他的一些老關係。但警察們卻是些認錢不認人的傢伙，一直久押不放，也不送院審判。我氣恨交加，大病一場，朋友們送葯來，他們竟木難我接受，朋友中有個吃法律飯的為我據理爭訴，說照着政府的“羈押法實施細則”規定：“被告親友送入藥物，經看守所醫師檢查合格后得許可之。”警方不准我接受藥物是違法的。但警察們借口沒有檢查設備，仍然拒收，直到牢裏接二連三有人病倒，上吐下瀉，癥狀與我無二，才疑心是發了瘟病，急忙把我們隔離起來，打了針。打針的警察不知是不懂還是懶，我們四個病人只用一個針頭，只換屁股木換針。我病得連抗議的力氣也沒有，橫着心隨他去打，敏芳，要不是你在天之靈的保佑，我也許就活不過那一關了。
後來，朋友們背着我用櫻樓這些年的積蓄上下打點，疏通關節，正是：錢能通神，一買就靈。恰好又趕上九月十八日發生了兩名警察搶劫三重市彰化銀行十一萬台幣的醜聞巨免輿論嘩然，所以，到了天氣漸冷的深秋，我被放了出來，警察們說：
“誤會了。”
回家的第一件事，是寫信給淺沼先生，要他轉告小成，以後來信，千萬別再用官家的信紙，什麼“革命委員會”，什麼“公社”，這種字眼兒都別用，信封上也別寫簡化字。為了防備再出事，我把兒子的前兩封信，連同他和他太太的照片一起燒了。在那照片上，兒子穿着“毛式”的服裝，、更加上他太太的臉上沒有妝，頭髮又沒燙，外人看了，自然會刺眼、生疑。
那是深夜，和現在一樣安靜的深夜，連我的鴿子也沉沉睡去了。我一個人，身伴四壁，望著兒子的臉在桔黃色的火苗中絲絲作響地變焦，變皺，哆喀着打起捲來，直到化成一撮黑灰……就像我忘不了兒子抱着我的腿的情景一樣，我也一直記着那黃色的火、烏黑的灰，還有那竄了一下就完全消失了的青煙……
是不是，我也到該撒手而去的時候了？何苦留着一個軀殼無味地耗蝕？
我本來也應該有一個完滿的家，三世同堂，一團和氣，妻兒老小，廝守終生，可我沒有。半生流離在外，朝朝暮暮，歲歲年年，嚼着生活的苦味，難道真的就這樣老死他鄉了嗎？或者早就應該想開，有如縷蟻的苦苦眾生啊，你可以痛痛快快地死，也可以好死不如賴活着，但你不能死抱着自己的願望不放，因為世界是大家的世界，包括你，也包括別人，也包括那些官僚、政客。老闆和混帳警察們，他們有他們的想法，他們的拳頭比你大，你就只能忍着，你是渺小的，你沒有想怎樣就怎樣的能耐！
我活着，和櫻樓一樣半死不活地維持着。老軍人們照舊到那兒聚飲，酒後的話題照舊是大陸。說到當年鄉里事，或眉飛色舞，或熱淚橫流，我過去和他們一樣，“越是天涯無家客，越是逢人說故鄉”，說到全聚德的烤鴨、六必居的醬菜，還有東來順的涮鍋子……那膘白肉嫩，見熱即熟的西口大羊啊，我能說得叫人垂下涎水來。可是現在，我不想再說，也不想再聽別人說。我重開酒戒，天天花錢買醉，以酒澆愁，其實也無所謂澆愁，不過圖一時昏噩而已，盼在醉鄉之中，把人生煩悶種種，一刀割於肛腸之外罷了。我盤算着賣掉櫻樓，然後找個地方，無求無欲地躲着去，老死了算！
錢師長好久沒來光顧了，他病倒在三軍總醫院裏，我去看他時，已經整天離不開輸液瓶了，連醫生說起來，也全是一副聊盡人事的口氣。他身上蓋着被子，瘦得幾乎使人感覺不出人形來，聲音已完全啞了，卻出奇的清楚。
“你，什麼時候放出來的？”
“去年秋天，十一月。”
“你的兒子，還來信嗎？”
我搖搖頭，不想和他扯這個，他也不再問，臉上沒有一點表情，似乎又恢復了那早已被人忘卻的軍人的嚴峻，又似乎在想着什麼很遙遠的往事，眼球凝止不動，一動不動，而我，我什麼也不想，不想！
“你說，你怎麼……不回去？”
我沒想到他會突然這樣問我。
“回哪兒？”
“找你的兒子。”
我沒有回答，這個令我半生魂牽夢繫，然而此刻又是這樣辭不及防的問題。我沒法回答。
錢師長的聲音柔和起來，連那被蒼老和疾病拖得形銷骨立的臉也柔和起來，“你應當回去，你不同我。”
我全身轟地一下，就像個在～道難題面前已經絕望的人，突然被人簡單地提醒了那樣，目瞪口呆！對了，我為什麼不回去？趁現在還沒有病老到他這種地步，為什麼不走？
“你應當回去，你不同我。”
錢師長欠了共產黨的血債，現在又只苟延一口剩氣暖着胸口，欲歸無計，死了心。可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不錯，我同他不一樣，我沒有殺過共產黨，怕得什麼？兒子就在對面，隔着一灣海水，從日本繞過去，不過兩站路程。想到這兒，我的胸膛緊張得怦怦直跳，憑這樣有勁兒的心跳，我也有資格去爭取事幾年天倫之樂，了卻望子思鄉的一段心腸，也省得再受那些警察的勒逼糾纏了。為什麼不走？
走！
我是急性子，決心一下，興奮得幾夜沒合眼，恨不能一步跨回去，可是不，這是決定我餘生的大事，欲速則不達，得一步一步走。
頭一步是給殘沼先生寫信，請他幫我辦好去日本訪友的入境手續。然後，得把櫻樓賣掉，換成現金。台灣為了防止外幣流出，規定臨時出境人員只能兌換一千美元外幣，我就靠一個常在黑市走動的熟人幫忙．好歹把錢全都換成了美元，兌價雖苛刻，總算沒讓黑幫敲了竹杠。幾個月的牢獄之災使我變得謹慎起來，事情完全瞞着左右耳目，遮着聲色形跡，悄悄進行，只有幾個頂靠近的朋友知情。他們當然也勸過我，“一動不如一靜吧，跑不出去就是通共的罪名，再復系獄，何苦來哉？”我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既動了這個念頭，不去碰一碰運氣，我不死心。”側1說：“老大年紀了，‘遇飲酒時須飲酒，得高歌處且高歌’，大陸生活，清湯寡水，不是個享晚福的地方。”我說：“等你們進塔材的時候，眼巴巴望着父母之鄉的黃土，不羨慕我’階”同層天涯淪落人，一語觸動，無以為答。是的，我們和那些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不同，儘管那些本地人在每年的冬至，也喜歡用糯米做些“冬節丸”貼在門窗上，但那不過是一種例行的貢奉，或者說是～種傳統的習慣，表示不忘在大陸的祖宗和先人罷了，並非真的記掛他們的溫飽。這些人更重視和依賴的，是眼前已經習慣了的生活方式，不象我們這些生長在大陸的人，與從小長大的故鄉，與連筋帶血的骨肉，有着千絲萬縷的眷戀，我知道，大家幫我，也是想看看，我能不能走，走以後又怎麼樣，好，我就走個樣兒給你們看看！
出境手續辦得很順利。雖然這幾年去日本旅遊和探親訪友已影國平常的事，幾十年的坎坷使我對過分輕易的事情總是戒心無窮……我提心弔膽等着出境的那一天。
從提出申請到獲准出境其實不足一個月，在我卻彷彿熬過了漫長的一個世紀。
四月二十一日，這一天來了。
臨去機場的最後一件事，是和我的鴿子告別，我囑咐它往北，往北一直飛，別管浩浩重洋，別管高山大川……我喃喃對它說了許多鼓勵的話，相約在北京會合，心裏也知道那是沒影兒的事。
我終於鬆開手．朝天用力一帆鴿蘭飛起來，轉了一圈又＿直通通地飛回到我的手上，我再拋起來，它在上面轉着，疑惑地望着我，我揮手示意它往北飛，它猶猶豫豫地盤旋了一會兒，終於振翅飛去了。啊，它真的是往北飛去的！我心裏一酸，同時又差點歡呼了起來！
機場的海關和邊防那天檢查得格外嚴，警察似乎也比往日多。房子賣了，鴿子走了，至少在我的感覺上，身後已無一步可退了。我橫着心一道道關口往外闖，活象個驚弓之鳥的偷渡客，又家個膽大包天的后險家。終於，我坐在機艙繫上安全帶，但仍不敢放心喘氣。我身邊坐着個戴墨鏡的年輕人，這傢伙從過安全門就一直跟着我，我暗暗發慌，是便衣警察？難說。
飛機起飛的時候，台北機場斜風微雨，雨落在橢圓形的機窗上，立即被甩成一條條細細的線，不，一根根迅猛的箭，我想起“歸心似箭”這句古話來了。
路上沒有發生任何事。到了東京羽田機場，我提着行李走出候機大樓，回頭看看，沒再發現那年輕人跟在後面，是我多心了？別，小心沒大錯。
叫了輛“的土”，我先讓司機隨便轉了兩條街，回頭看看，依然無事，我這才覺出背上已經冷汗淋漓，渾身象乏透了似的酸疼。本想先到淺沼先生家去，拿出紙片想給司機寫地址，可筆一沾紙，不知怎麼突然就改工藝氛．寫下了這麼二行字：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
一個年輕而又文質彬彬的外交官接待了我。一聽他那地道的北京口音，我就忍不住激動起來，可年輕人提的問題卻馬上打斷了我的情緒。
“您因為什麼想回國呢？”
我征了半天，沒答出話來。我不知這是因為他的年齡尚難以去體會別人，還是純粹的例行公事，——平地里冒出個台灣來客，他當然要查明“動機”。
於是我答非所問：“您家在北京？”他打了一個愣，說：“在。”‘用陶創門是同鄉啦。”他對我這種鄉土感情似乎並不怎麼響應，只是禮貌地點了一下頭，說：
“很榮幸。”我又問：“您想家嗎？”他說：“有點想吧，我都出來四個月了。”我說：“那麼我已經出來四十年了！”他眨眨眼睛，然後會意地笑了，並且馬上伸出一隻手，說：“歡迎您回來，我代表北京人歡迎您回來！”
敏芳，你知道我聽了這話激動得心都快要從嘴裏跳出來了，我真想張開雙臂擁抱那位青年．．我的鄉親啊！
大使館裏的同志都很熱情，他們很耐心很帶感情地聽我敘述了我這一生的經歷，很快幫我往北京發了電報，替我買好了回國的飛機票，還專門派人陪我上市場買東西。小成在信里提過他兒子——我的孫子——要考大學，很需要一台錄音機學外語，對，得買個小錄音機做為給孫子的見面禮。還買什麼？該給兒子買塊好表，可大使館的同志說，帶手錶回去要上稅，很不合算，不如買一支帶電子錶的原子筆，上面有表，可是算筆。好，就買它。可惜不知道兒子太太的身量，不然應該買幾件好看的衣服送她，也罷，索性買料子吧。
大使館的同志說，這些東西咱們國家都有，買多了帶着也不方便。行，這已經夠我拿的了。
四月二十四日，我離開東京回國。不管進天堂還是入地獄，我都記着這個日子。
我坐的是咱們中國的飛機，咱們中國的航空小姐個個都漂亮、和氣、象可愛的天使，把我這個隻身異地四十載的老人接回北京來。北京，我朝思暮想的故鄉。
飛機降落的時候，北京的天已經黑了，機場大廳里燈火通明。大廳看上去還挺新的，但比起羽田機場畢竟簡陋得多了。我獨自叫了輛“的土”往城裏去。在通往城區的道路兩旁，擠簇麥濃濃的灌木叢和高高的槐樹，那是咱們北京最常見的樹。
在黑黝黝的樹蔭掩映下，金黃色的路燈明滅不定，把路邊的行人和遠處的樓房映出一個膜俄的輪廓，我心裏喊了一聲：“啊，我回來了！”
我回來了，帶着不可抑制的狂喜，也帶着那麼一點傷感回到北京來了。這就是常常夢見的長安街嗎？它原來不過是天安門的兩臂，從東單到西單統共只有八里地，現在彷彿是一夜間長大了似的，不知開闊、嶄新了多少倍。汽車走了很久，可一問司機，說是才剛剛進了圖到，金色的路燈仍然像兩條燦爛消流星；直通到望不到邊的前方，那份氣派，那種輝煌，使我興奮得眼淚直往下吞，我說：“司機先生，請你停一停，我要下車自己走。”我從建國門內大街一直走到東單，一點也不累，我是六十幾歲的人了，手裏還提着大皮箱。我覺得自己就象個新生兒，滿眼都是陌生的東西，長安街居然這樣偉大了。
兒子的信上說過，他們還住在無量大人衚衕的老房子裏，於是我從東單口往北走，走了老半天，竟然搞不清是走過了頭兒還是沒走到，總也不見無量大人衚衕的牌子。街道的樣子變化很大，哪兒是哪兒都認不出來了，想跟誰問個路，話到嘴邊老是開不了口，哦，可真是“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了。
走去一像大樓跟既，我終於忍不住向幾個年輕人間路，可都．說沒這個衚衕，又問一個年紀大的，才知道我已經走過了頭。無量大人衚衕現在叫紅星衚衕，而眼前這座計算機中心大樓就是原來“無量大人”斜對過那座有名的“那家花園”。
紅星衚衕？我心裏茫然，聽着有那麼點不是味兒，說不清為什麼，也可能是覺着不如無量大人衚衕叫着那麼順口吧。
找到衚衕，找家還是不容易。快四十年過去了，只見舊時地，不見舊時人，老街舊鄰大概沒剩幾家。已經晚上十點鐘了，衚衕里人不多，燈暗，門牌號也看不清。
改朝換代多少年，門牌號不知換了多少次，看清了也沒用。我心裏有點發慌。
迎面過來一個中年人，帶眼鏡，樣子挺和善，我站定了喚他：
“先生，請問原來的139號院在哪裏？”
“什麼時候？”
“民國……啊，一九四七年時候……”
“哎喲，那可是老皇曆了。”
“總還有些老住戶吧？”
“那時候的住戶？伯木多了。”中年人想了一下，“對了，你跟我來，我領你找一個人去。”
我連連點頭稱謝，心裏踏實了些，如果真能找到個幾十年前的人物，他準會記得我們那個院子，說不定還是熟人呢。
中年人把我領進不遠的個小四天院。，不，靠大nrt面沒有房子，所以應該說是個三合院。那古樸、素凈的院落立即喚起我許多溫暖的回憶。牆根栽着夜丁香，一片翠綠、一片濃香。我印象中這院裏當年曾住過一位在“北平國立圖書館”做事的學究，還有他加很有風度的太太。這衚衕雅，當年住着不少學子名士，一代名旦梅蘭芳就在這衚衕住過。
正房坐北朝南，亮着燈，中年人喊了一聲：
“二勇！”
應着喊聲，屋門恍地拉開了，一個身穿深紅運動衫的半樁男孩毛毛躁躁地探出身子來，看見中年人，把頭點了一下：“喲，王叔叔。”
“瞧，給你領一個客人來，找人的。”中年人又轉過臉沖我說：“他熟，這一帶他最熟。”
台灣就有那麼一種專門研究民俗學和地方史的學究們，他們熟掌故、擅詩文，談及地方上的風土人物，市井變遷，以及習俗傳說之類，如數家珍，可做這類學問的多半都是上了歲數的遺老們，後生之輩如何得知其詳？我望着那小夥子，一個大約不滿H十歲的青年，完全孩子氣的圓臉，單薄的兩肩，眨着一對大而單純的眼睛。
四十年前，連他的父親大概還托着鼻涕，而中年人居然把我薦給這麼個黃口小兒，並且象大功告成似的轉身走了，只留下我和他，我獃獃地站在那兒，茫然不知所措。
“大爺從哪兒來？”那年輕人讓開半個身子，做着請客進屋的樣子。
“從台灣來。”
“我是回來找人的。”
“懊，”年輕人的情緒似乎鬆弛了些，“您是台灣同胞吧？”
“啊？啊，就算是吧。”
“您回來找誰呢？”
“舊門牌139號，有個叫小成的，大名叫……”
“嘿！”年輕人不等我說完就搶過話來，“您準是找121號的那人，他媽去世了，他爸爸就在台灣呢。”
“對對，我現在回來了呀！”
“您就是嗎？您就是他父親嗎？對了，你們長得還真挺像的，我領您去找，您先進屋坐坐，我穿上衣服領您去找。”
聽這年輕人滿有把握的口氣，我又驚又喜，心想大陸竟有這等奇事，街道上這些快成了古董的舊事，一個毛頭小伙兒居然如此熟悉。
我進了屋。這屋子裏外兩間，很寬敞，也很高，是那種冬暖夏涼的好房子。我問：“你一個人住這兒？”
他點頭：“我爸爸媽媽都在國外工作。”
我說：“想不到北京的住房現在這麼寬敞，比台灣好得多了。”
他說：“住房？擠得沒辦法，這是我爺爺的私房，粉碎‘四人幫’以後才還給我們的。”
小夥子進屋穿衣服去了，我在桌子旁邊坐下，點上根煙，等他。
外屋只亮着一盞幽幽的枱燈，燈座是個古色古香的花瓶，罩子卻極洋氣；一隻簇新的寫字枱擺在屋裏最顯眼的地方，而那烏黑沉重的紅木書櫃已被日月磨去了光澤，想必是小夥子爺爺的家底兒吧。也許當年我住在這條衚衕的時候，這些傢具就已經擺在這間屋子裏工，如今置身其中渾然如夢．不禁使人感慨系之。只可惜牆上裝點得過於瑣碎：有掛軸字畫，雖欠古樸，卻也儒雅一脈；也有新派掛歷，一色美人頭像，俗紅艷綠；還有幾個鑲在鏡框裏的獎狀之類。雅俗共備一堂。這年輕人到底是幹什麼的？
“咕咕咕，”一串熟悉的聲音驚醒我，我眼睛墓地一亮，就象一個神奇的夢，我發現這挨身的桌子上，一臂之隔，竟站着一隻鴿子，灰色的鴿子。難道它真的飛回來了嗎？我差點叫出聲來！不對，這不是我的鴿子，它的顏色偏淡了些，精氣神似乎也不那麼抖擻。然而我的心潮卻怎麼也壓不住地澎湃起來，不自覺地在感情上認定那就是我的鴿子，是剛剛飛渡重洋，追隨我回來的鴿子，我親眼看見，它的確是往北飛的啊！我忍不住伸出手去抱它，它往旁邊跳了兩步，最後還是讓我捧在手心裏，輕輕撫摸它光滑的脊背。
這難道是菩薩的安排？
裏屋的門拉開了，我抬起頭，想對鴿子的主人笑一下，可是咪地一聲，我愣住了，鴿子驚惶地從我懷裏掙扎着飛出去，那一剎那間我只覺得全身劇烈地打了個冷戰；只覺得頭皮忽地炸了一下；只覺得一股子麻蘇蘇、酸溜溜的電流從後腳跟、腿肚子，一直貫穿了整個兒脊梁骨，敏芳，你知道我看見了什麼？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警察！
我嚴然也是長者了，本來木應該無端憎恨一個素昧平生的青年，木應該無端恐懼一個正在幫助我的後生，但那一到我的確是被一種下意識的慌亂和厭惡的情緒攫住，以至於在那個小夥子彎腰去提我的皮箱時，竟尖聲叫了起來：
“不！不！”
也許我的叫聲太恐怖太尖銳了，那年輕人吃驚地後退半步，手足無措地看着我，又看看皮箱，以為做錯了什麼事，他這種木安和歉意使我猛省；我怎麼能拿着自己這大半生的積怨和傷痕，在一個全不相干的孩子身上發泄呢？人不能那麼沒理智。
“這皮箱怎麼了？”年輕人問。
“啊，沒有，我是說這箱子沉，我自己提。”
“咳，沒事。”年輕人揮了一下手，“別看我瘦，我有乾巴勁兒。”
他放做輕鬆地提起皮箱，走到門口，又回過頭來用目光催我走，我連忙把抽了半截的香煙匆匆掐滅，塞進衣服口袋，聽到他“喲”地叫了一聲，我才發覺這個動作有點失態。
“我們在外面，”我想解釋一句，“在外面安身立命不容易，一點一滴省着過。”我從口袋裏掏出那半截香煙，笑笑說：“我們習慣這樣了，讓你見笑了。”
“沒有沒有，這是應該的5咱們都是中國人嘛／’一小夥子反貧有點不好意思了，“我是怕您燒了口袋，這麼好的衣服。”
敏芳，我忘了跟你說一句了，他就是二勇，我剛才提起過的二勇。他在派出所里當警察，對咱們這一帶戶籍人口的變遷，是個名符其實的專家呢。敏芳，你看這孩子怎麼樣？
那天，是二勇領我穿過大半條衚衕，找到了我們原來住過的院子，那院子變得幾乎快認不出來了，比過去擁擠，也舊了許多，顏色好象也變了，空地被許多簡易的小棚子佔去了大半。我心裏茫然。
找鄰居一打聽，小成剛好在一個星期以前搬了家，搬到不遠的那片新樓里去了，具體地方誰也說不清。二勇領我去找。天黑，那片新樓區的地上坑坑窪窪，幽黃幽黃的路燈照着二勇一晃一晃的背，——那箱子確是很沉的，他不時換着手，又不時站下來等我，嘴裏老是說著“快到了，快到了，”彷彿在安撫一個不耐煩的孩子。
找了一個樓，進去一敲門，說樓里沒有這家人。下來，再換一個樓。進去敲門，又說沒有。二勇着我氣喘吁吁的樣子，在路邊站下了。
“怎麼辦？”
我能怎麼辦呢？北京完全變了，路遙八千里，人別四十秋，我已是人地兩生了，能有什麼辦法？
快十二點了，春夜，乍暖還寒。做為一個萍水相逢的人，木管如何好善樂施，幫忙至此，也該算仁至義盡了，可我真怕他說一聲抱歉，丟下我走開。這麼晚了，街上已看不見人，一個精疲力盡的孤老頭子，你讓我上哪兒去？
“也許，能找個旅館？”我試探着問。
“北京住店難，這麼晚了根本找不到。”年輕人不假思索地答。
“也許……再找兩個樓，能找到他們？”
“深更半夜的，就怕再敲人家門人家也挺煩的。”
“是啊是啊，把你也耽誤得這麼晚，實在……”
“我沒事。”
年輕人看着我，眨眨眼睛，“要不然，上我家住一宿？”
我望望他的大蓋帽，心裏猶豫，“這怎麼敢當……”
“沒事兒，我家就我一人，被子、床單，都有乾淨的。要不然您說怎麼辦？”
萬般無奈，我只好感謝他的盛情。可實在是種戰戰兢兢的感謝，他畢竟是一個警察呀！儘管看上去是一個多麼討人喜愛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