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我們出國乘英國郵船二等艙,伙食非常好。回國乘三等艙,伙食差多了。圓圓剛斷奶兩個月,船上二十多天,幾乎頓頓吃土豆泥。上船時圓圓算得一個肥碩的娃娃,下船時卻成了個瘦弱的孩子。我深恨自己當時疏忽,沒為她置備些奶製品,輔佐營養。我好不容易喂得她胖胖壯壯,到上海她不胖不壯了。
鍾書已有約回清華教書,我已把他的書本筆記和衣物單獨分開。船到香港,他就上岸直赴昆明西南聯大(清華當時屬西南聯大)。他隻身遠去,我很不放心。圓圓眼看着爸爸坐上小渡船離開大船,漸去漸遠,就此不回來了,她直發獃。她還不會說話,我也無法和她解釋。船到上海,我由鍾書的弟弟和另一親戚接到錢家。我們到辣斐德路錢家,已是黃昏時分。我見到了公公(我稱爹爹)、婆婆(我稱唔娘)、叔父(我稱小叔叔)、嬸母(我稱四嬸嬸),以及妯娌、小叔子、小姑子等。
圓圓在船上已和乘客混熟了,這時突然面對一屋子生人,而親人又只剩了媽媽一個,她的表現很不文明。她並不撲在媽媽身上躲藏,只對走近她的人斬絕地說“nonnon!”(我從未教過她法語),然後像小狗般低吼“rrrrrr……”卷的是小舌頭(我也從不知道她會卷小舌頭)。這大概是從“對門太太”處學來的,或是她自己的臨時應付。她一歲零三個多月了,不會叫人,不會說話,走路只會扶着牆橫行,走得還很快。這都證明我這個書獃子媽媽沒有管教。
大家把她的低吼稱作“打花舌頭”,覺得新奇,叫她再“打個花舌頭”,她倒也懂,就再打個花舌頭。不過,她原意是示威,不是賣藝,幾天以後就不肯再表演,從此她也不會“打花舌頭”了。錢家的長輩指出,她的洋皮鞋太硬,穿了像猩猩穿木屐;給她換上軟鞋,果然很快就能走路了。
她從小聽到的語言,父母講的是無錫話,客人講國語,“對門太太”講法語,輪船上更是嘈雜,她不知該怎麼說話。但是沒過多久,她聽了清一色的無錫話,很快也學會了說無錫話。
我在錢家過了一夜就帶着圓圓到我爸爸處去,見了爸爸和姐妹等。圓圓大約感覺到都是極親的人,她沒有“吼”,也沒喊“nonnon”。當時,錢家和我爸爸家都逃難避居上海孤島,居處都很逼仄。我和圓圓有時擠居錢家,有時擠居爸爸家。
鍾書到昆明西南聯大報到后,曾回上海省視父母,並送爹爹上船(由吳忠匡陪同前往藍田師院),順便取幾件需要的衣物。他沒有勾留幾天就匆匆回昆明去。
我有個姨表姐,家住上海霞飛路來德坊,她丈夫在內地工作。她得知我爸爸租的房子不合適,就把她住的三樓讓給我爸爸住,自己和婆婆妯娌同住二樓。她的媽媽(我的三姨媽)住在她家四樓。
我爸爸搬家后,就接我和圓圓過去同住。我這才有了一個安身之處。我跟着爸爸住在霞飛路來德坊,和錢家住的辣斐德路很近。我常常帶着圓圓,到錢家去“做媳婦”(我爸爸的話)。
我母校振華女中的校長因蘇州已淪陷,振華的許多學生都逃難避居上海,她抓我幫她在孤島籌建分校。同時,我由朋友介紹,為廣東富商家一位小姐做家庭教師,教高中一年級的全部功課(包括中英文數理等———我從一年級教到三年級畢業)。我常常一早出門,飯後又出門,要到吃晚飯前才回家。
爸爸的家,由大姐姐當家。小妹妹楊必在工部局女中上高中,早出晚歸。家有女傭做飯、洗衣、收拾,另有個帶孩子的小阿姨帶圓圓。小阿姨沒找到之前,我爸爸自稱“奶公”,相當於奶媽。圓圓已成為爸爸家的中心人物。我三姐姐、七妹妹經常帶着孩子到爸爸家聚會,大家都把圓圓稱作“圓圓頭”(愛稱)。
圓圓得人憐,因為她乖,說得通道理,還管得住自己。她回到上海的冬天(一九三八年)出過疹子。一九三九年春天又得了痢疾,病後腸胃薄弱,一不小心就吃壞肚子。只要我告訴她什麼東西她不能吃,她就不吃。她能看着大家吃,一人乖乖地在旁邊玩,大家都習以為常了。一次,我的闊學生送來大簍的白沙枇杷。吃白沙枇杷,入口消融,水又多,聽着看着都會覺得好吃。圓圓從沒吃過。可是我不敢讓她吃,只安排她一人在旁邊玩。忽見她過來扯扯我的衣角,眼邊掛着一滴小眼淚。吃的人都覺得慚愧了。誰能見了她那滴小眼淚不心疼她呢。
這年(一九三九年)暑假,鍾書由西南聯大回上海。辣斐德路錢家還擠得滿滿的。我爸爸叫我大姐姐和小妹妹睡在他的屋裏,騰出房間讓鍾書在來德坊過暑假。他住在爸爸這邊很開心。
我表姊的妯娌愛和婆婆吵架,每天下午就言來語去。我大姐姐聽到吵架,就命令我們把卧房的門關上,怕表姐面上不好看。可是鍾書耳朵特靈,門開一縫,就能聽到全部對話。婆媳都口角玲瓏,應對敏捷。鍾書聽到精彩處,忙到爸爸屋裏去學給他們聽。大家聽了非常欣賞,大姐姐竟解除了她的禁令。
鍾書雖然住在來德坊,他每晨第一事就是到辣斐德路去。當時,籌建中的振華分校將近開學。我的母校校長硬派我當校長,說是校董會的決定。她怕我不聽話,已請孟憲承先生到教育局立案。我只能勉為其難,像爸爸形容的那樣“狗耕田”。開學前很忙,我不能陪鍾書到錢家去。
有一天,鍾書回來滿面愁容,說是爹爹來信,叫他到藍田去,當英文系主任,同時可以侍奉父親。我認為清華這份工作不易得。他工作未滿一年,憑什麼也不該換工作。鍾書並不願意丟棄清華的工作。但是他媽媽、他叔父、他的弟弟妹妹等全都主張他去。他也覺得應當去。我卻覺得怎麼也不應當去,他該向家人講講不當去的道理。
我和鍾書在出國的輪船上曾吵過一架。原因只為一個法文“bon”的讀音。我說他的口音帶鄉音。他不服,說了許多傷感情的話。我也儘力傷他。然後我請同船一位能說英語的法國夫人公斷。她說我對、他錯。我雖然贏了,卻覺得無趣,很不開心。鍾書輸了,當然也不開心。常言:“小夫妻船頭上相罵,船杪上講和。”我們覺得吵架很無聊,爭來爭去,改變不了讀音的定規。我們講定,以後不妨各持異議,不必求同。但此後幾年來,我們並沒有各持異議。遇事兩人一商量,就決定了,也不是全依他,也不是全依我。我們沒有爭吵的必要。可是這回我卻覺得應該爭執。
我等鍾書到了錢家去,就一一告訴爸爸,指望聽爸爸怎麼說。可是我爸爸聽了臉上漠無表情,一言不發。我是個乖女兒。爸爸的沉默啟我深思。我想,一個人的出處去就,是一輩子的大事,當由自己抉擇,我只能陳說我的道理,不該干預;尤其不該強他反抗父母。我記起我們夫婦早先制定的約,決計保留自己的見解,不勉強他。
我抽空陪鍾書回到辣斐德路去。一到那邊,我好像一頭撞入天羅地網,也好像孫猴兒站在如來佛手掌之上。他們一致沉默;而一致沉默的壓力,使鍾書沒有開口的餘地。我當然什麼也沒說,只是照例去“做媳婦”而已。可是我也看到了難堪的臉色,嘗到難堪的沉默。我對鍾書只有同情的份兒了。我接受爸爸無語的教導,沒給鍾書增加苦惱。
鍾書每天早上到辣斐德路去“辦公”——就是按照爹爹信上的安排辦事,有時還到老遠的地方找人。我曾陪過他一兩次。鍾書在九月中旬給清華外語系主任葉公超先生寫了信,葉先生未有回答。十月初旬,他就和藍田師院的新同事結伴上路了。
鍾書剛離開上海,我就接到清華大學的電報,問鍾書為什麼不回復梅校長的電報。可是我們並未收到過梅校長的電報呀。鍾書這時正在路上,我只好把清華的電報轉寄藍田師院,也立即回復了一個電報給清華,說明並未收到梅電(我的回電現還存在清華的檔案中)。他在路上走了三十四天之後,才收到我寄的信和轉的電報。他對梅校長深深感激,不僅發一個電報,還來第二個電報問他何以不復。他自己無限抱愧,清華破格任用他,他卻有始無終,任職不滿一年就離開了。他實在是萬不得已。偏偏他早走了一天,偏偏電報晚到一天。造化弄人,使他十分懊惱。
兩年以後,陳福田遲遲不發聘書,我們不免又想起那個遺失的電報。電報會遺失嗎?好像從來沒有這等事。我們對這個遺失的電報深有興趣。如果電報不是遺失,那麼,第二個電報就大有文章。可惜那時候《吳宓日記》尚未出版。不過我們的料想也不錯。陳福田拖延到十月前後親來聘請時,鍾書一口就辭謝了。陳未有一語挽留。
我曾問鍾書:“你得罪過葉先生嗎?”他細細思索,斬絕地說:“我沒有。”他對幾位恩師的崇拜,把我都感染了。
可是鍾書“辭職別就”———到藍田去做系主任,確實得罪了葉先生。葉先生到上海遇見袁同禮,葉先生說:“錢鍾書這麼個驕傲的人,肯在你手下做事啊?”有美國友人胡志德向葉先生問及錢鍾書,葉先生說:“不記得有這麼個人”;後來又說:“他是我一手教出來的學生。”葉先生顯然對錢鍾書有氣。但他生錢鍾書的氣,完全在情理之中。鍾書放棄清華而跳槽到師院去當系主任,會使葉先生誤以為鍾書驕傲,不屑在他手下工作。
我根據清華大學存檔的書信,寫過一篇《錢鍾書離開西南聯大的實情》。這裏寫的實情更加親切,也更能說明鍾書信上的“難言之隱”。
鍾書離上海赴藍田時,我對他說,你這次生日,大約在路上了,我只好在家裏為你吃一碗生日面了。鍾書半路上做詩《耒陽曉發是餘三十初度》,他把生日記錯了,我原先的估計也錯了。他的生日,無論按陽曆或陰曆,都在到達藍田之後。“耒陽曉發”不知是哪一天,反正不是生日。
鍾書一路上“萬苦千辛”,走了三十四天到達師院。他不過是聽從嚴命。其實,“嚴命”的骨子裏是“慈命”。爹爹是非常慈愛的父親。他是傳統家長,照例總擺出一副嚴父的架式訓斥兒子。這回他已和兒子闊別三年,鍾書雖曾由昆明趕回上海親送爹爹上船,只匆匆見得幾面。他該是想和兒子親近一番,要把他留在身邊。“侍奉”云云只是說說而已,因為他的學生兼助手吳忠匡一直侍奉着他。吳忠匡平時睡在老師後房,侍奉得很周到。爹爹不是沒人侍奉。
爹爹最寵的不是鍾書。而是最小的兒子。無錫鄉諺“天下爺娘護小兒”。鍾書是長子;對長子,往往責望多於寵愛。鍾書自小和嗣父最親。嗣父他稱伯伯。伯伯好比是他的慈母而爹爹是他的嚴父。鍾書虛歲十一,伯伯就去世了。我婆婆一輩子謹慎,從不任情,長子既已嗣出,她決不敢攔出來當慈母。奶媽(“痴姆媽”)只把“大阿官”帶了一年多就帶鍾書的二弟和三弟,她雖然最疼大阿官,她究竟只是一個“痴姆媽”。作嗣母的,對孩子只能疼,不能管,而孩子也不會和她親。鍾書自小缺少一位慈母,這對於他的性情和習慣都深有影響。
鍾書到了藍田,經常親自為爹爹燉雞,他在國外學會了這一手。有同事在我公公前誇他兒子孝順。我公公說:“這是口體之養,不是養志。”那位先生說:“我倒寧願口體之養。”可是爹爹總責怪兒子不能“養志”。鍾書寫信把這話告訴我,想必是心上委屈。
爹爹是頭等大好人,但是他對人情世故遠不如小叔叔精明練達。他對眼皮下的事都完全隔膜。例如他好吹詡“兒子都不抽香煙”。不抽煙的只鍾書一個,鍾書的兩個弟弟都抽。他們見了父親就把手裏的煙捲往衣袋裏藏,衣服都燒出窟窿來。爹爹全不知曉。
他關心國是,卻又天真得不識時務。他為國民黨人辦的刊物寫文章,談《孫子兵法》,指出蔣介石不懂兵法而毛澤東懂得孫子兵法,所以蔣介石敵不過毛澤東。他寫好了文章,命吳忠匡挂號付郵。
吳忠匡覺得“老夫子”的文章會闖禍,急忙找“小夫子”商量。鍾書不敢諍諫,諍諫只會激起反作用。他和吳忠匡就把文章里臧否人物的都刪掉,僅留下兵法部分。文章照登了。爹爹發現文章刪節得所余無幾,不大高興,可是他以為是編輯刪的,也就沒什麼說的。
鍾書和我不在一處生活的時候,給我寫信很勤,還特地為我記下詳細的日記,所以,他那邊的事我大致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