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由於潘復生將“炮轟派”們昔日勢不兩立而且已被瓦解的“保皇組織”扶植了起來，旗鼓相當地與他們重新勢不兩立，“炮轟派”無不憤怒到咬牙切齒的地步，決心血戰到底。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展到了這一階段，造反派們完完全全捲入了權力之爭的漩渦。無論“炮轟派”還是“捍聯總”，區別僅僅在於，核心人物都是為了所謂“政權”而鬥爭，群眾則都是為了所謂“正義”而鬥爭。
“政權”和“正義”，是內涵很不相同的兩個詞。
因為被“正義”所召喚，所驅使，因為鬥爭的形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不再是千人萬眾地斗幾個“走資派”，而是千人萬眾與千人萬眾斗，是“大兵團”與“大兵團”斗，是真真實實的誰存誰亡的斗，就演出一幕幕的確堪稱史劇的節目來。本無所謂的斗似乎就帶有了極莊嚴的色彩。
“東北新曙光”並沒有給“東方紅城”哪怕一線什麼曙光，“炮轟派”與“捍聯總”攪得“東方紅城”天昏地暗，人仰馬翻。
盧叔的死，盧嬸的瘋，馬家獨生子的失蹤，我的哥哥的被“收容”，都並沒使我這個紅衛兵徹底置身於“文化大革命”之外。我這個昔日同情“八·八團”的“保皇派”紅衛兵，又同情起“炮轟派”來。
不久我便加入了中學“炮轟派”組織，而且是一個堅定不移的“炮轟派”。
十七歲的我，不，那一年我應該是十八歲了，當然沒有什麼政治野心，加入“炮轟派”也絕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誰坐在新生的省“革命委員會”的第一把第二把第三把第四把交椅上，都是與我毫無關係的事兒。象《水滸傳》中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一樣，排上它十萬八千把交椅，肯定也是輪不到我的名下。
使我加入“炮轟派”的也並不是什麼“正義”感，而是一種悲劇精神。
悲劇精神是人的一種常常自以為高貴的精神。又常常是與可悲的英雄人物們的命運同時存在的。它最容易在渴望顯示出高貴品質的浪漫蒂克的青少年的頭腦中發生作用。驅使他們大冒傻氣，一往無前地去做蠢事，甚至不惜毀滅自己。
“八·八團”解散那一天，在體育場召開了萬人大會。由哈軍工“八·八團”的領袖宣讀中央文革措詞嚴厲的“最後通牒”。讀罷，宣讀者泣不成聲。
他只說了一句話：“我對不起大家，我請求大家寬恕我。”
於是萬人慟哭。哭聲直上九霄。
我也哭了。哭得象個受了莫大委屈而又無處申訴的孩子。
萬人邊哭邊唱：
遠飛的大雁啊，
請你捎個信兒到北京，
“八八”戰士想念毛主席，
日夜想念毛主席……
那一天我就感受到了一種籠罩會場的悲劇精神。
也許我看過的悲劇英雄主義的文學作品太多了，它們對我的精神人格潛移默化地起到了影響。俄國的十二月黨人，意大利的燒炭黨人，英國的輝格黨人，在滲透着悲劇精神的英雄主義方面都令我無比敬仰。
悲劇精神是失敗了的或註定要失敗的英雄們的永遠不敗的精神。
我在“文化大革命”這場史無前例的鬧劇中，象條經過訓練的狗尋找蹤跡一樣，嗅到哪裏有“悲劇精神”的似乎高貴的氣味，就滿懷準備自我犧牲的心理投奔向哪裏。
“八·八團”演變為“捍聯總”，對所有“八·八團”的舊部來說，由受壓而開始壓人，可能會感到復仇雪恥的痛快，揚眉吐氣的驕傲。但對我來說，它正是因此而喪失掉了一種悲劇精神。它便同時也喪失掉了足以讓我去為之鬥爭的號召力。
這好比兩個拳擊手的較量，我的感情總無法站在獲勝者的一方，與之分享勝利的得意。而總是站在被擊倒在地的一方，恨不能分擔他失敗的痛苦。並且我從來就不習慣於在生活的任何方面將自己想像成一個勝利者，總是習慣於將自己想像成一個失敗者。失敗的痛苦比勝利的驕傲似乎更能豐富我內心的情感。我甚至認為深刻的情感從來都產生於失敗的痛苦之中。失敗的痛苦本身就意味着是一種深刻的情感。它與深刻的思想是孿生姊妹。沒有體驗過失敗的痛苦所獲得的勝利，其驕傲，得意，興奮和喜悅，都是索然無味的。我絕不相信這樣的勝利者會有什麼深刻的情感深刻的思想值得論道。
在“捍聯總”與“炮轟派”之間，我便當然要加入後者的陣營了。
“捍聯總”代表着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力，“炮轟派”代表表一種不屈服的挑戰意志。正因為前者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是強大得多的，後者的挑戰意志才尤其顯得勇敢無畏，帶有英雄主義的色彩。“炮轟派”的最終失敗，幾乎可以說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它的英雄主義一開始就閃耀着悲劇精神。勇敢無畏的英雄主義加義無反顧的悲劇精神，簡直太投合我的性格了！我甘願為之去死。覺得那樣的死在精神上是很高貴的，無疑算是“死得其所”的。
“炮轟派”佔領的幾所大學工廠被圍困了起來。
“捍聯總”在其控制和把持的一切權力方面，不但對“炮轟派”實行“專政手段”，而且殃及“炮轟派”的家屬們。
糧店停止供應“炮轟派”家屬糧食。
醫院不給“炮轟派”家屬看病，不接受他們的家屬住院。
小學校不許“炮轟派”的孩子跨入校門。
街道委員會不發給“炮轟派”家屬一切購買票證。不給“炮轟派”的兒女們辦結婚手續。不給“炮轟派”的出生嬰兒落戶口。
“革命委員會”這個“無產階級的嶄新政權”對“炮轟派”採取蔣介石對“共區”的封鎖政策。
“捍聯總”的廣播車每天在“東方紅城”駛來駛去，耀武揚威：
炮匪一小撮，
本性不會變，
日夜在磨刀，
妄圖反奪權，
我們時刻準備打，
誓死捍衛新政權……
“捍聯總”的戰歌，每天響徹“東方紅城”。
“炮轟派”則採取“哀兵戰略”，派出“別動隊”，在黑夜分批將家屬孩子掩護到“根據地”，與他們共患難。
於是許許多多市民，漸漸開始同情“炮轟派”來。“革命委員會”和它的“捍聯總”大失人心。
“炮轟派”獲得了人心的同情，由“戰略防禦”轉而“戰略反攻”。
設在“哈一機”的“炮轟派”總部，常常派出“別動隊”為自己的戰士及其家屬子女們搞糧食、煤、木柴、醫藥、蔬菜、孩子們的讀書文具。因為“哈一機”是製造裝甲車和坦克的，“別動隊”出擊，便有裝甲車和坦克開路。
裝甲車和坦克開到某一糧店、煤場、菜市或醫院，手腳敏捷，身強力壯的“別動隊”隊員們，彬彬有禮然而氣勢凜凜地找到頭頭腦腦，說：“我們為老人、婦女和兒童們的生存向你們借糧食。”或者“借煤”、“借木柴”、“借疏菜”、“借醫藥品”……
他們象當年八路軍的武工隊一樣，短槍明面插在腰間，豈敢不借？
膽小的立刻點頭哈腰，低眉順眼地回答：“好說，好說，想借多少都行！人手夠不夠？人手不夠我派幾個人幫你們裝車！……”
膽大的可能會斗膽問一句：“什麼時候還啊？我對上邊總得有個交待呀！”
“什麼時候還？等我們奪取了政權再還！”照例是這樣的回答。
並且還煞有介事地寫一份“借”據：
今借某某糧店麵粉一百袋，大米一百袋，豆油兩桶。革命勝利之後，如數歸還。
“炮轟派別動隊”
一九六七年×月×日
還要鄭鄭重重地蓋上“炮轟總司令部”的鮮紅大印。
還要囑咐一句：“別弄丟了，好好保存，等我們掌握了政權，憑着它來找我們！”
當然一百袋，兩桶不過是象徵數字。
但他們有一點是做得令人尊敬的，不打不罵，很象是“借”的樣子。“借”據上寫着“借”多少，便搬走多少。絕不貪得無厭。
他們走了，給人們留下的印象還挺好的。有人甚至認為“炮轟派”是一支紀律嚴明的“鐵軍”——“借”東西還留“借”據！“文化大革命”中這樣的組織不是怪少見的嗎？
“別動隊”沒有給“炮轟派”的聲譽造成什麼惡劣的影響。相反，倒是給被“捍聯總”攻擊為“炮匪”的他們塗上了種種傳奇色彩，老百姓也照樣喜歡。傳奇色彩竟沖淡了“階級鬥爭”的嚴峻性。“別動隊”給“東方紅城”帶來了許多新故事。老百姓對這類新故事產生濃厚的興趣。茶餘飯後有了談話的資料。老百姓用老百姓的語言講述着這些話題。用他們的想像豐富着這些話題。演義着這些話題。
“炮轟派”有時也使“捍聯總”難以預測地衝出各個“根據地”，匯聚一起，舉行示威。那是挺壯觀的情形：裝甲車和坦克前頭開路，後面壓陣。有時出動三四輛，有時出動五六輛。連他們的廣播車也焊上了裝甲鋼板。坦克的烏黑炮筒高昂着、隨時準備射出“憤怒的炮彈”似的。裝甲車的機關槍口，前後左右不停旋轉，虎視眈眈。“捍聯總”雖然有省軍區發給的優良槍支，但畢竟沒有裝甲車和坦克。省軍區也沒有裝甲車和坦克。所以當“炮轟派”舉行示威，“捍聯總”便偃旗息鼓，絕不敢與“炮轟派”發生正面衝突。而老百姓則夾道觀望，為其軍威大鼓掌。在老百姓的心裏，對“文化大革命”已經普遍地產生了相當強烈的逆反。老百姓常常互相說：“左右也是個亂，總歸也是個亂，那就讓‘炮轟派’亂他媽個夠吧！他媽的中國亂到不能再亂的那一天，‘文化大革命’才能結束！要不是沒個結束的！”
我們學校是“捍聯總”掌權。只有幾十個“炮匪”。我們不敢在學校里暴露身分。我們仍得參加“捍聯總”的活動。我們可算是“炮匪”的“地下成員”吧！我們經常對“捍聯總”的活動進行點小破壞，比如將他們寫在“緊急通知”上的活動時間偷偷更改啦，藏起他們的旗幟啦，盜走他們的公章啦，撕毀他們的大字報大標語啦，割斷他們的廣播喇叭線啦，以“炮轟派別動隊”的名義往他們的頭頭家裏寫恐嚇信啦……我們做這些事，覺得自己如同革命電影中機智勇敢的共產黨地下工作者，覺得是在與“白色恐怖”進行卓越的鬥爭。
我們認為所做的一切還是不夠英雄，無非是抗日戰爭時期兒童團做的一些事。連“小兵張嘎”為革命所冒的風險我們還沒冒過呢！
我們渴望着經歷真正的出生入死。
有一天，我們湊在一起來商量，英雄所見略同——人人都認為我們應該參加“炮轟派”的“別動隊”。
腰間明面插着短槍，站在裝甲車的踏板上，抖擻威風，招搖過市，突然出現在什麼地方，將一份“借”據啪地拍在一張桌子上，凜凜地說：“以革命的名義！我們借……”
或者凜凜地說：“你們不要再死心塌地追隨‘捍聯總’了！我們‘炮轟派’總有一天是要掌握政權的！……”
那是何等的氣魄？
這一切光想一想都使我們一個個激動不已！重要的並不在於“總有一天”“炮轟派”究竟能不能掌握政權。我們對什麼鳥政權一點也不感興趣！政權掌握在誰手中對我們反正都是一個樣。重要的在於，除了當“炮轟派別動隊”，還有當什麼更能使我們顯示出自己是些鐵血男兒呢？“別動隊”——比什麼造反團之類響亮多了！
於是我們紛紛咬破手指，合寫了一份要求加入“炮轟派別動隊”的血書，由一人揣身上。當夜，我在家留了一張紙條——媽媽，我和我的戰友們到我們的根據地去了。我們要為我們的根據地的存在而浴血奮戰！如果我一去不回，您千萬不要難過。是七尺男兒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還家，這乃我和戰友們的鏗鏘誓言！
我悄悄離開家，與我的“炮匪”夥伴們會合在一起，走了兩個多小時，走到“哈一機”外，摸過“捍聯總”的封鎖線，由一個下水道口涉着齊胸深的污水鑽入了“哈一機”圍牆內。
“炮轟派”的第一“根據地”處於一級戰備狀態。四輛裝甲車三輛坦克成兩列停在大門前，彷彿只要一聲令下，就破門衝出。數千人頭戴柳盔，手持大棒，嚴陣以待。另有三百餘名“別動隊”員，荷槍實彈，分乘六七輛卡車，個個臉上是肅穆的敢死神情，如同箭在弦上，引而不發。
原來“炮轟派”的一支“別動隊”在執行“特別行動”時，受到“捍聯總”襲擊，盡數被俘，據“內線”報信，連日來倍受拷打，仍囚禁在某大學地下室。
他們要去營救戰友。
我們剛鑽出下水道，便被發現，押到了一個女頭頭跟前。
她面容清秀，英姿颯爽。穿一套無領章無帽徽的男式棉軍裝。
她問：“你們從下水道鑽這裏來幹什麼？”
我們齊聲回答：“堅決要求參加‘別動隊’！”
她又問：“你們不是‘炮轟派’，要求參加‘別動隊’幹什麼？”
我們七言八語告訴她，我們是“炮轟派”。
“什麼人批准你們加入了‘炮轟派’的？”
“沒誰批准，我們同情你們，我們自己批准自己是‘炮轟派’了！”
一個夥伴振振有詞地回答。
她微笑了，轉身望着她的部下們，大聲說：“聽清楚了嗎？連這幾個中學生也同情我們了！我們的處境真落到這般田地么？”
她的部下們卻一個也沒笑，異口同聲回答：“有我無敵！有敵無我！浴血奮戰！死而後已！”字字鏗鏘，顯示出堅如磐石的意志。
她又轉身望着我們，充滿自信地笑道：“你們也聽清楚了么？‘炮轟派’並不認為自己可憐呀！”
我們爭搶着回答她，正因為“炮轟派”在強權鎮壓下不屈不撓，我們才由衷地敬佩“炮轟派”！我們既然投奔“炮轟派”而來，就絕不回去！我們要和他們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
我們呈出血書交給她。
她看了一會，似乎大受感動，遞給另一個人看。
那人看完，傳給第三個人。
我們的血書在“炮轟派”的隊列中一一傳閱。
忽然隊列中有人帶頭高呼口號：“打倒潘復生！救回我戰友！”
大棒擎舉如林，數千人連聲高呼：“救回我戰友！打倒潘復生！打倒汪家軍！打倒耗子兵！”
省軍區司令員汪家道又是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故“炮轟派”稱省軍區為“汪家軍”。
“捍聯總”捍衛“東北新曙光”，“曙”字被“炮轟派”貶為“鼠”字，故“炮轟派”稱“捍聯總”為“耗子兵”。
我們的棉褲棉衣都被下水道的污水泡濕了，直到我們的一個夥伴凍昏過去，才使他們發現。
她趕快命令一個人：“帶這些小鬼到浴池去洗洗澡，再找幾套棉衣給他們換上！”
於是我們被帶到“哈一機”的職工浴池去洗澡。
等我們洗完熱水澡，換上替我們找來的“炮轟派”孩子們的衣服走出浴池，偌大的院子裏已空寂無人。
我們奇怪地問人都到哪裏去了？
帶我們洗澡的那個人說：“去營救我們的戰友！今天是我們的一次大規模行動，一定要給潘復生一次嚴厲警告！”
我們質問，為什麼不等等我們。
他說：“這不是兒戲，有生命危險！頭頭命令不許讓你們跟去！”
我們正是為了要冒幾次生命危險才來投奔他們的，趕上了這樣一次機會卻沒讓我們去！我們又遺憾又憤怒，質問是哪個頭頭的命令？
他嚴肅地回答道：“是潘二嫂的命令！”
“潘二嫂？就是‘黑大’那個潘二嫂？”
“就是曾在省‘革命委員會’門前為‘炮轟派’家屬募捐那個潘二嫂么？”
“就是剛才跟我們說話的那個女頭頭么？”
他告訴我們，正是。
我們見到了“潘二嫂”！而且還跟她說了話！我們一個個都感到榮幸極了！這稍稍彌補了我們因為錯過了一次出生入死機會的遺憾。
“潘二嫂”在我們心目中是比“阿慶嫂”更加了不起的智勇雙全的“炮轟派”女豪傑！
“潘二嫂”是她的綽號。她是黑龍江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並沒結婚。何以被她的“炮轟派”戰友們稱為“二嫂”，我們則不得而知了。
一次，“炮轟派”的廣播車和“捍聯總”的廣播車在鬧市區相遇。所謂“仇人對面，分外眼紅”。但那一次雙方展開的是一場文斗，不是武鬥。
“捍聯總”的廣播車內坐的是一名男廣播員，手中拿着厚厚的一份廣播稿，照稿宣讀。“炮轟派”的廣播車內坐的是“潘二嫂”，手中無稿。
一方是男，一方是女，一方有稿，一方無稿，優勢似乎全在“捍聯總”一邊。
“潘二嫂”雖然無稿，卻鎮定自若，唇槍舌劍，出口成章，滔滔不絕，遣詞用句，尖刻辛辣，應答質問，邏輯清晰，冷嘲熱諷，幽默百出，引馬恩列斯之經，如數家珍，據古今中外之典，似文在目。持續三個多小時的一場車頭抵車頭的辯論，甘拜下風的倒是“捍聯總”！里三層外三層站在行人路上看熱鬧的市民，為“潘二嫂”大鼓其掌。“捍聯總”的廣播車在掌聲中狼狽地退到一個街口，拐彎開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