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的語文老師姓龐，畢業於遼寧大學中文系，是位四十多歲身體微胖的女性。
第二天上語文課的時候，她的第一句話是：“同學們，看過四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的舉手。”
我環視兩旁，無人舉手。
我猶猶豫豫地舉起了自己的手。
她的目光停留在我臉上，許久沒移開。她彷彿默默期待着更多同學舉手。
過了幾分鐘，還是再沒有一個同學舉手。
她終於對我說：“你把手放下吧。”
她摘了眼鏡，掏出手絹擦了半天，戴上后，盯着粉筆盒沉思起來。她臉上有種惴惴不安的表情。好象她預感到了某種威協，但又不知怎樣才能保護自己。
她的反常神態使同學們奇怪。坐在我兩旁的同學將目光投到我身上。
終於，她抬起頭望着大家，以誠懇的語調低聲說：“同學們，今天我首先要向大家作檢查，承認錯誤。上個星期，為了指導大家學習雜文寫作，我曾在課堂上向大家讀過《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的幾篇。這兩本書，現在已經受到了公開批判，是宣揚資產階級思想的書。我給大家讀過的那幾篇，是這兩本書中問題最嚴重的幾篇……我……我已經向學校領導交了書面檢討……我思想覺悟不高，認識水平和批判能力太低，以至於……在課堂上間接地傳播了壞思想……我感到對不起同學們……很內疚……我歡迎大家對我進行嚴肅的批評……我……我保證今後再也不犯這種性質的……錯誤……今天的作文課，不再寫雜文了，改寫記敘文，文題不定……大家任選吧！……”
說完這一大番話，她臉上出汗了，又掏出手絹擦臉。
在大家埋頭寫作文的時候，她輕輕走到了我身邊，低聲說：“你出來一下，老師有話對你講。”
我跟她走出教室，她將教室門掩好，說：“全班只有你一個人看過四月十六日《人民日報》上那篇批判文章的，老師的錯誤非常嚴重，你要是對老師今天的檢討還有什麼意見，希望你能當面向老師提出來……”
我的語文成績一向較好，是她喜愛的學生之一。我連連搖頭，不容置疑地說：“沒有，沒有。”
她卻說：“怎麼可能沒有呢？你當面向老師提出來，總比以後……提出來吧，無論提得多麼尖銳，老師都會從內心深處感激你的……”
“沒有！老師，真的！”我臉都急紅了。我無法理解她為什麼要把自己的錯誤看得那麼嚴重。以後我才知道，她是個“摘帽右派”。
“也許……是老師把你想錯了……”她似乎感到自己簡直是逼我，臉上浮現歉意的苦笑。
……
哈爾濱郊區農村發生嚴重蟲害。兩天後，我們全校師生到松花江北支農去了。苞穀苗長起了一尺多高，大頭菜剛開始抱心兒。鉛筆那麼粗火柴桿那麼長的青色肉蟲，白天怕曬，隱蔽在苞穀苗和大頭菜的葉背面，卻不停止嚙食。天可憐見！社員們的黃泥小屋后牆上，無一不用白灰刷寫着“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爭取高產穩產，努力實現第三個五年計劃”、“學習大寨好榜樣，敢叫日月換新天”之類標語，由於兩年來連續遭受水災，糧食未收，生產隊今年竟窮到了買不起幾袋農藥的地步！僅有的一台破舊的噴霧器也壞得根本無法使用。只能依賴我們這些中學生幫助滅蟲。辦法又簡單又野蠻——戴上手套，用手指捏死。一片地中，何止千萬青色肉蟲！幸虧中國人多。支農又是學生的義務。
同學們最初都不敢接近患地。女同學尤其不敢越“雷池”一步。一個個雙手戴手套，站在地邊，如同站在懸崖邊，畏縮不前。老師督促，萬般無奈，提心弔膽踏入地中，懷着恐懼蹲下身去，顫顫抖抖的手翻過一片葉子，那青色肉蟲驀然入眼，多到觸目驚心，一個個立刻失聲尖叫，倉惶躍起，奔逃開去。有的渾身瑟瑟發抖。有的臉上嚇得變了顏色，冷汗淋漓。
幾個平時常以勇敢者自居的男同學都不願顯示他們的勇敢了。
老師也是怕的。老師怕也只好裝出不怕的樣子給同學們做“示範”。“示範”無效。老師就在地頭組織我們坐下來學英雄人物，學革命先烈。
老師說：“大家想一想，如果麥賢得和我們在一起，會象我們這種樣子嗎？”
同學們都羞慚地垂下了頭。
老師又說：“大家想一想，革命先烈面對反動派的屠刀，連死都不怕，我們今天卻怕危害農作物的肉蟲，可恥不可恥？”
大家的頭垂得更低了，但仍沒有一個人表示願作榜樣。
老師最後乾脆說：“反正這個生產隊的蟲害包給我們班了，早滅一天蟲，早一天回學校上課。咱們學校的課程進度已比其它中學落後了好幾節，你們升不上高中可別怪老師！”
大家紛紛抬起了頭。
升不上高中，對我們將來意味着什麼，我們心裏比老師更清楚。
於是我們默默走向那片可怕的土地。
那是人和千萬條青色肉蟲的“戰鬥”。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不知除了中國，還有哪個國家以同樣的方法滅蟲？也不知道我們共和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還有多少農村窮到了買不起幾袋農藥和噴霧器的地步？更不知我們一代人升學的權利早已被決定取消了！許多同學吃飯的時候嘔吐不止。有一個膽子最小的女同學，因為褲筒里爬進了幾條蟲子，沒個掩身之地可以脫下褲子抖抖，嚇得抽瘋昏厥了。
然而為了早日返校上課，每一個同學都以最大的勇氣克服膽怯。
然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步步逼近着我們。我們命中注定將受它愚弄。正如收破爛的盧叔所說的那句宿命觀點——劫數難逃。
我們在江北農村度過了“五一”。
支農勞動結束後放了三天假。
我們重新開始坐在教室的那一天，上第一節課的鈴聲響過了很久，不見一位老師的影子。老師們被校領導召集在一起，開什麼“緊急會議”。
忽然安裝在教室門右上方的喇叭箱裏傳出了校長的聲音：“全校同學們，經校領導和全體老師一起討論決定，今日不上課了，收聽重要廣播。收聽后，召開全校大會！”
美帝國主義的飛機軍艦又侵犯了我們共和國神聖的領海領空？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又取得了巨大勝利？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又掀起了反華叫囂了？蔣介石又向大陸派譴特務組織了？我國外交人員又發表了什麼莊嚴聲明或強烈抗議了？……
全班同學交頭接耳，猜測判斷。
喇叭箱嗡嗡響了一陣，一個男性嚴峻的聲音開始衝擊我們的耳膜：“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開火——毛主席經常告誡我們：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
我頓時想起了收破爛的盧叔的預言——毛主席他老人家又要搞運動了！在經歷了滅蟲勞動后，我變得很神經質，夜裏常常做惡夢，夢見自己渾身爬滿了青色肉蟲，它們嚙咬着我。早已將盧叔那天晚上的預言忘得一乾二淨了！
果然如一個收破爛的盧叔所料！
那個男性的嚴峻的聲音繼續着，字字鏗鏘，句句有力，充滿浩然正氣，充滿壓倒一切的戰鬥性。它使我的心怦怦跳，它使我遍體被一種不可名狀的激動包圍。幾乎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在我內心裏煽起難以平靜的情緒。
“階級敵人不僅從外部，而且從內部拚命地破壞和攻擊我們。而一切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他們攻擊的矛頭，總是對準我們的黨和社會主義制度……
“鄧拓是他和吳晗、廖沫沙開設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這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一個頭目……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
“鄧拓一夥，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迫不及待‘破門而入’的……
“對黨和社會主義懷着刻骨仇恨的鄧拓一夥……
“誹謗無產階級專政，極力煽動對社會主義的不滿情緒……狂妄地叫嚷要我們黨趕快下台‘休息’……
“不！你們並沒有喪失立場，你們的立場站的很穩，不過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罷了。你們並沒有放鬆階級鬥爭，你們對階級鬥爭抓得很緊，不過是對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罷了……
“是你們早就向黨、向社會主義開了火……我們一定不會放過你們，一定不會放過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把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廣播結束，教室內彷彿瀰漫著炮火硝煙。靜極了。同學們都一動不動地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臉上失去了往常的自然神情，呈現着僵刻呆板過分的嚴肅，宛如一尊尊雕塑。
那個歷史的日子是五月十一日。
那篇徹底揭開“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戰鬥檄文”發表在《解放軍報》上。
班主任老師走入教室，她手拿一張報紙。她還沒結婚，只比我們大七八歲。我從小學考入這所中學的那一年，也正是她從哈爾濱師範學院畢業後分配到這所中學的那一年。她出身於純正的工人家庭，是中國共產黨的預備黨員。
“同學們，”她的聲音由於激動而發抖：“一場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了！在這場清除資產階級黑線的嚴峻鬥爭中，我們落後了！我們要奮勇衝上去！衝到第一線去！下面我再給大家讀《解放軍報》四月十八日社論——《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极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
這篇社論強調——“搞掉這條黑線，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這是一場艱巨、複雜、長期的鬥爭，需要經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努力”。“是關係到我國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關係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後來我們才知道，這些話，是毛主席的話。
“同學們，”班主任讀完社論又說：“過一會兒全校師生要在操場上召開積极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宣誓大會……”她的目光向全班同學掃視了一遍，最後落在我身上，說：“梁曉聲，你寫一篇決心書，一會兒代表我們班發言。”說著她看了一眼手錶，提醒我：“只有十五分鐘的時間！不要寫多長，要快！能表達旗幟鮮明、立場堅定的決心就行！今天的發言不排順序，我們班是四好班，一定要爭取第一個發言！……”
我的思想生了雙翅，駕着這股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盪宇長風翱翔，翱翔，“扶搖直上九萬里”，根本無法降落在稿紙上。
我唯恐自己在十五分鐘內寫不完一篇象樣的決心書，使我們這個“四好”班在階級鬥爭的“風口浪尖”喪失了第一個登台表決心的機會，正要舉手推卻，見語文老師走了進來。
“姚老師，”她對班主任說：“能不能讓我佔用幾分鐘時間？我有極其重要的話對同學們說！”
班主任皺起了眉頭：“你想說些什麼呀？”
“我……我要再次向同學們檢討自己……在課堂上讀過《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嚴重錯誤，不，不是錯誤，是罪行！我……”說話一向從容不迫的語文老師，因急切而結巴。
“這……我們的時間已經很短了！”班主任不願意。
“姚老師，我……我墾求你！……”語文老師的語調幾乎帶出了哭聲。
“等開完全校大會你再對同學們說吧！”班主任的態度十分堅決，不容商量。
“可我一定要在開全校大會之前說的呀！姚老師，給我一個機會吧！……”語文老師真哭了起來。
班主任不忍心又不情願地走到窗前，算是默許。
“同學們，”語文老師一邊用手絹擦眼淚一邊說：“同學們，我上次對你們的檢討很不深刻！上次的檢討中，我還認為鄧拓、吳晗、廖沫沙不過是宣揚了資產階級思想，沒有從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本質去認識……他們是一夥黑幫，他們反動透頂，我也是‘三家村’中的一個，不，我不是，我雖然不是，但我是……但我是……”她越急於想說清楚她自己是什麼，一時越說不清楚。她語無倫次起來。
我坐在第一排，離她最近。我看得很清楚，她眼中是真有眼淚不斷湧出的。她手中那條小手絹已濕成了一團。我鼻子有點酸。我心裏暗暗憐憫她。我知道，她絕不是存心要在課堂上讀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文章。她不過就是想給同學們讀幾篇範文而已。如果我當時知道她因被劃過右派，丈夫跟她離了婚，並帶走了她唯一的一個女兒永遠不許她相見，隨後她在某農場被改造了四年，兩年前才摘掉右派帽子，在不少人的聯名擔保下方得以回歸教育隊伍，我想我不僅會憐憫她，也許還會對她產生同情。
為了提高我們全班的作文水平，她曾花費了多少心血啊！這是全班同學都不能否認的。
“梁曉聲！”班主任猝然叫我。
我一驚，不由得站起。
“你還不快寫！”班主任有幾分生氣了。
我又立刻坐下，從書包里翻出紙筆，一個字也寫不出，頭腦中混亂一片。
“龐老師，你不能再侵佔我們班的時間了！”班主任的語調，與其說是不滿，毋寧說是抗議了。
“我……我……”語文老師再沒能說出一句完整的話。
我情不自禁地又抬起頭，想再看她一眼，只看到了她的背影。她在教室門口似乎欲轉過身來，也再看我們全班同學一眼。她那背影使我感覺她意識到了又一次厄運將落在自己頭上，悵悵然若向我們繼續解釋什麼，替自己辨護什麼。她在教室門口站了一會兒，並沒轉身，緩緩地離去了。
全體同學都望着教室門口。教室里鴉雀無聲。
從此她再也沒給我們講過課。
“李元昌！”班主任叫起了班長，說：“開全校大會時，你要帶領咱們班同學喊口號！”
“喊……哪些口號呀？”班長訥訥地問。
“按照我寫的喊。”班主任說著，走到我跟前，從我的筆記本上撕下一頁紙匆匆便寫。寫好后，經同學們傳到了班長手中。
班主任又說：“李元昌，現在你立刻組織同學們到操場上集合！梁曉聲，你可以留在教室里寫發言稿。”
走廊里傳來了一片腳步聲，不知是哪一個班離開教室到操場上去了。
“快，快！”班主任着急地催促大家。
於是同學們一窩蜂地擁出教室。
走廊里又是一片腳步聲。
剛剛安靜了半分鐘，眾多的腳步聲再次響起。
腳步聲中，我在紙上寫下了這樣一行字——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
盯着這行字我愣了幾秒鐘，意識到這一行字也正是剛剛聽到的報上那篇聲討文章的標題，大有“照抄”之嫌，刷刷兩筆劃了去，重新寫下“誰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打倒誰”一行字，又發愣。一句句充滿戰鬥性的話在我頭腦中飛旋，全是《解放軍報》那兩篇文章的話，沒有一句是我自己想出來的。而且我無論如何也不能集中思路，將那些話排列在一起，湊成決心書。
整個教學樓終於徹底安靜了。
我的語文老師仍佔據着我的心。她剛才那樣子真使我難受。
握在我手中的筆就是她送給我的。
有一次作文時，她見我用蘸水筆寫字，奇怪地問：“你怎麼不用吸水筆？”
我回答：“吸水筆丟了。”
她說：“那你得買一支呀！”
我接連丟了兩支吸水筆，不願再向母親要錢。難言之衷，也不願向她解釋，便低下頭去繼續寫，不回答。
她見我使不慣蘸水筆，深一劃淺一劃的，便默默地將她這支金筆放在了我課桌上。
下課後，我到教員室去還她筆。
她問：“聽同學們講，你家生活很困難是不是？”
我點了一下頭。
她又問：“我這支筆你使着還好嗎？”
我又點了一下頭。
她說：“就送給你吧。我倒是用蘸水筆用慣了，用得着吸水筆的時候不多。我還有一支圓珠筆呢！”
我說：“這是金筆呀，我怎麼能……”
她打斷了我的話：“快拿走了吧，別耽誤我的時間了。我現在要批改幾篇作文……”
也許因為這支筆是她送給我的，我再沒丟過……
“梁曉聲，你還坐在這兒發愣呢！老師都快讓你給氣死啦！”
一個女同學吁吁帶喘地闖入教室，嚷完了話又一股旋風似地消失了。
糟糕！全校大會已經開始了！
一陣陣口號的聲浪從外面撲入教室：
打倒鄧拓！
打倒吳晗！
打倒廖沫沙！
打倒“三家村”黑店！
打倒一切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牛鬼蛇神！
……
雖然“決心書”除了標題還一個字沒寫，我也不敢再耽誤一秒鐘了，顧不上多想，扯下那頁只有一行標題的紙，萬分緊急地奔出教室，一口氣從三樓跑到一樓，直跑到操場上才收穩腳。
操場上臨時擺了幾張桌子，算是個“台”。學校的領導們端坐在“台”上，全校學生一班班盤腿坐地。一個班級的代表正一手握麥克風，一手拿發言稿激昂地大聲發言。十幾個期待發言的學生身體緊挨着身體排在發言者后，生怕誰“夾楔”似的。那一天刮大風，操場剛墊過沙子，沙塵籠罩着所有的人。
班主任突然出現在我跟前，極度失望地問：“你在教室里幹什麼來？決心書寫好了沒有？”
我不敢告訴她除了標題一個字都沒有寫，撒謊說：“寫好了。”
她信了，就將我推向“台”那邊：“快去吧，發言時要情緒飽滿！”
輪到我發言，我先喊了一通“打倒”之類的口號，接着大聲疾呼：“我們革命的學生，堅決戰鬥在階級鬥爭的第一線。我們向毛主席莊嚴宣誓，我們要做階級鬥爭前沿陣地上的敢死隊！不怕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戰鬥一百個、一千個、一萬個回合！有我們在，就有社會主義的紅色江山在！勝利必定屬於我們，因為我們掌握着毛澤東思想這個階級鬥爭的銳利武器！我們要象在農村消滅害蟲一樣，將危害我們黨和社會主義的黑幫捏死！……”
這番話，是我在情急之中在未輪到我發言的二十幾分鐘內一句句硬憋出來的。沒有發言稿，效果反而更好，情緒也的確飽滿。因為眾多的人所營造的那種同仇敵愾的戰鬥氣氛，已使我完全開始相信，鄧拓、吳晗、廖沫沙毫無疑問是一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分子！除了他們，還有形形色色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分子尚未暴露反革命嘴臉！如若不然，毛主席為什麼要發動一場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解放軍報》又為什麼要連續發表充滿火藥味的批判文章？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首先動員起來了，作出了戰鬥姿態，我——一個誕生在新中國、成長在紅旗下，無比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的中學生——一個共產主義青年團員，豈能置身於這樣一場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運動之外？！
我歸到班級坐下以後，情緒仍然十分激動。發言時沙子迷了我的眼，我沒顧上揉出來，這會兒眼淚就一個勁兒地往外淌。
班主任從後邊走到我身旁坐下了，將她的手絹塞在我手裏，表揚說：“很好。你的發言很好。你的感情也很對頭！老師剛才有點錯怪了你，別生氣。”
她大概以為我的眼淚是由於內心過分激動而淌出來的。
校長在講話中這樣說：“正如初三二班代表發言所說，我們要象在農村消滅害蟲一樣，將危害我們黨和社會主義的黑幫捏死！這就是我們對黨對社會主義的熱愛之情，這就是我們對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無產階級義憤！……”
在我們學校的歷史上，校長引用一個學生的話，也算是“史無前例”的。
班主任親切地微笑着瞧了我一眼。
我感到無比驕傲，無比自豪，好不得意！
語文老師出現在校長身旁，恭恭敬敬，虔虔誠誠地彎下腰對校長說：“校長，我曾在幾個班的作文課上讀過《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的幾篇，雖然我已經寫了書面檢討，但很不深刻，請您允許我借這個機會對自己進行批判吧……”
因她說話時口也對着麥克風，我們聽到了。
校長未看她，也未置可否。繼續講話：“這場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將必然從北京深入開展到全國，從社會深入開展到我們學校……”
語文老師就那麼微微彎腰站在校長身旁，不死心地等待着校長的講話結束。
校長直到講完話也未看她一眼。
她又失去了在全校同學面前公開檢討和批判自己“錯誤”的機會。
幾個同學往樓內搬桌椅和擴音器的時候，她仍怔怔地站在那兒……
口誅方罷，繼之筆伐。
各班派同學到總務處領紙、墨、筆，開始大寫特寫聲討“黑幫”的“戰鬥檄文”，或畫漫畫。
我們班首先將一條“堅決站在毛主席一邊，誓死同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血戰到底！”的字字巨大的標語貼到了校門兩側——它向全社會聲明了我校革命師生旗幟鮮明的立場，也彌補了我們“四好”班沒能第一個在全校表決心大會上發言的榮譽損失。
“戰鬥檄文”盡屬“即興創作”。
我寫了一句：“鄧拓、吳晗、廖沫沙”，
有同學立刻續一句：“他們三個是一家，”
第三句來得更快：“他們反黨反人民，”
第四句早有人想出來了：“你說該殺不該殺？”
大家齊聲讀一遍，合轍押韻。
“結束在問號上么？問誰呀？”
“還問個什麼勁？該殺！”
“對！加上兩句——該殺！該殺！！”
“再加一句——打發他們回老家！！！”
更有眾多同學從旁提出商榷，補充。
於是一篇“戰鬥檄文”墨汁淋漓地貼到了走廊上：
鄧拓、吳晗、廖沫沙，
他們三個是一家，
他們反黨反人民，
你說該殺不該殺？
該殺！該殺！！
打發他們回老家！！！
不久這詩體“戰鬥檄文”不脛而走，從校內流傳校外，成了千萬小女孩跳皮筋時唱着很順口的“革命兒歌”。由一代小女孩傳給另一代小女孩，久唱不衰，差不多從一九六六年一直唱到一九七六年……
班主任把我找到了教員室，所有的老師也在舞筆弄墨。
她問：“聽同學們講，你有《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這兩本黑書？”
我有，但不知老師所問究竟何意，出於一個中學生保護自己的本能，立即搖頭否定：“沒有，沒有！同學們胡說八道！”
她說：“你肯定有！老師要求你貢獻出來，當作同學們的批判材料。”
我只好含糊地回答：“也許我有……我自己也記不清了，我回家找找。”
一個正在寫“戰鬥檄文”的老師懸腕止筆道：“姚老師，要是他能找到，先給我們化學教研組批判用吧！我們這些教化學的老師還誰也沒看過呢！”言罷，又落筆揮灑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