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放記別

中國社會科學院，以前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我們夫婦同屬學部；默存在文學所，我在外文所。一九六九年，學部的知識分子正在接受“工人、解放軍宣傳隊”的“再教育”。全體人員先是“集中”住在辦公室里，六、七人至九、十人一間，每天清晨練操，上下午和晚飯後共三個單元分班學習。過了些時候，年老體弱的可以回家住，學習時間漸漸減為上下午兩個單元。我們倆都搬回家去住，不過料想我們住在一起的日子不會長久，不日就該下放幹校了。幹校的地點在紛紛傳說中逐漸明確，下放的日期卻只能猜測，只能等待。

我們倆每天各在自己單位的食堂排隊買飯吃。排隊足足要費半小時；回家自己做飯又太費事，也來不及。工、軍宣隊後來管束稍懈，我們經常中午約會同上飯店。飯店裏並沒有好飯吃，也得等待；但兩人一起等，可以說說話。那年十一月三日，我先在學部大門口的公共汽車站等待，看見默存雜在人群里出來。他過來站在我旁邊，低聲說：“待會兒告訴你一件大事。”我看看他的臉色，猜不出什麼事。

我們擠上了車，他才告訴我：“這個月十一號，我就要走了。我是先遣隊。”

儘管天天在等待行期，聽到這個消息，卻好像頭頂上着了一個焦雷。再過幾天是默存虛歲六十生辰，我們商量好：到那天兩人要吃一頓壽麵慶祝。再等着過七十歲的生日，只怕輪不到我們了。可是只差幾天，等不及這個生日，他就得下幹校。

“為什麼你要先遣呢？”

“因為有你。別人得帶着家眷，或者安頓了家再走；我可以把家撂給你。”

幹校的地點在河南羅山，他們全所是十一月十七號走。

我們到了預定的小吃店，叫了一個最現成的沙鍋雞塊——不過是雞皮雞骨。我舀些清湯泡了半碗飯，飯還是咽不下。

只有一個星期置備行裝，可是默存要到末了兩天才得放假。我倒藉此賴了幾天學，在家收拾東西。這次下放是所謂“連鍋端”——就是拔宅下放，好像是奉命一去不復返的意思。沒用的東西、不穿的衣服、自己寶貴的圖書、筆記等等，全得帶走，行李一大堆。當時我們的女兒阿圓、女婿得一，各在工廠勞動，不能叫回來幫忙。他們休息日回家，就幫着收拾行李，並且學別人的樣，把箱子用粗繩子密密纏捆，防旅途

摔破或壓塌。可惜能用粗繩子纏捆保護的，只不過是木箱鐵箱等粗重行李；這些木箱、鐵精，確也不如血肉之軀經得起折磨。

經受折磨，就叫鍛煉；除了準備鍛煉，還有什麼可準備的呢。準備的衣服如果太舊，怕不經穿；如果太結實，怕洗來費勁。我久不縫紉，胡亂把耐髒的綢子用縫衣機做了個毛毯的套子，準備經年不洗。我補了一條褲子，坐處像個佈滿經線緯線的地球儀，而且厚如角殼。默存倒很欣賞，說好極了，穿上好比隨身帶着個座兒，隨處都可以坐下。他說，不用籌備得太周全，只需等我也下去，就可以照看他。至於家人團聚，等幾時阿圓和得一鄉間落戶，待他們迎養吧。

轉眼到了十一號先遣隊動身的日子。我和阿圓、得一送行。默存隨身行李不多，我們找個旮旯兒歇着等待上車。候車室里，鬧嚷嚷、亂鬨哄人來人往；先遣隊的領隊人忙亂得只恨分身無術，而隨身行李太多的，只恨少生了幾雙手。得一忙放下自己拿的東西，去幫助隨身行李多得無法擺佈的人。默存和我看他熱。已為旁人效力，不禁讚許新社會的好風尚，同時又互相安慰說：得一和善忠厚，阿圓有他在一起，我們可以放心。

得一據着、拎着別人的行李，我和阿圓幫默存拿着他的幾件小包小袋，排隊擠進月台。擠上火車，找到個車廂安頓了默存。我們三人就下車，痴痴站着等火車開動。

我記得從前看見坐海船出洋的旅客，登上擺渡的小火輪，送行者就把許多彩色的紙帶拋向小輪船；小船慢慢向大船開去，那一條條彩色的紙帶先後迸斷，岸上就拍手歡呼。也有人在歡呼聲中落淚；迸斷的綵帶好似迸斷的離情。這番送人上幹校，車上的先遣隊和車下送行的親人，彼此間的離情假如看得見，就決不是彩色的，也不能一迸就斷。

默存走到車門口，叫我們回去吧，別等了。彼此遙遙相望，也無話可說。我想，讓他看我們回去還有三人，何以放心釋念，免得火車馳走時，他看到我們眼裏，都在不放心他一人離去。我們遵照他的意思，不等車開，先自走了。幾次回頭望望，車還不動，車下還是擠滿了人。我們默默回家；阿圓和得一接着也各回工廠。他們同在一校而不同系，不在同一工廠勞動。

過了一兩天，文學所有人通知我，下幹校的可以帶自己的床，不過得用繩子纏捆好，立即送到學部去。粗硬的繩子要纏捆得服貼，關鍵在繩子兩頭；不能打結子，得把繩頭緊緊壓在繩下。這至少得兩人一齊動手才行。我只有一天的期限，一人請假在家，把自己的小木床拆掉。左放、右放，怎麼也無法捆在一起，只好分別捆；而且我至少還欠一隻手，只好用牙齒幫忙。我用細繩縛住粗繩頭，用牙咬住，然後把一隻床分三部分捆好，各件重複寫上默存的名字。小小一隻床分拆了幾部，就好比兵荒馬亂中的一家人，只怕一出家門就彼此失散，再聚不到一處去。據默存來信，那三部分重新團聚一處，確也害他好生尋找。

文學所和另一所最先下放。用部隊的辭兒，不稱“所”而稱“連”。兩連動身的日子，學部敲鑼打鼓，我們都放了學去歡送。下放人員整隊而出；紅旗開處，俞平老和俞師母領隊當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還像學齡兒童那樣排着隊伍，遠赴幹校上學，我看着心中不忍，抽身先退；一路回去，發現許多人

缺乏歡送的熱情，也紛紛回去上班。大家臉上都漠無表情。

我們等待着下幹校改造，沒有心情理會什麼離愁別恨，也沒有閑暇去品嘗那“別是一般”的“滋味”。學部既已有一部分下了幹校，沒下去的也得加緊幹活兒。成天坐着學習，連“再教育”我們的“工人師傅”們也膩味了。有一位二十二三歲的小“師傅”嘀咕說：“我天天在爐前鍊鋼，並不覺得勞累；現在成天坐着，屁股也痛，腦袋也痛，渾身不得勁兒。”顯然煉人比鍊鋼費事；“坐冷板凳”也是一項苦功夫。

煉人靠體力勞動。我們挖完了防空洞——一個四通八達的地下建築，就把圖書搬來搬去。捆，扎，搬運，從這樓搬到那樓，從這處搬往那處；搬完自己單位的圖書，又搬別單位的圖書。有一次，我們到一個積塵三年的圖書館去搬出書籍、書櫃、書架等，要騰出屋子來。有人一進去給塵土嗆得連打了二十來個嚏噴。我們儘管戴着口罩，出來都滿面塵土，咳吐的儘是黑痰。我記得那時候天氣已經由寒轉暖而轉熱。沉重的鐵書架、沉重的大書櫥、沉重的卡片櫃——卡片屜內滿滿都是卡片，全都由年輕人狠命用肩膀打，貼身的衣衫磨破，露出肉來。這又使我驚嘆，最經磨的還是人的血肉之軀！

弱者總沾便宜；我只幹些微不足道的細事，得空就打點包裹寄給幹校的默存。默存得空就寫家信；三言兩語，斷斷續續，白天黑夜都寫。這些信如果保留下來，如今重讀該多麼有趣！但更有價值的書信都毀掉了，又何惜那幾封。

他們一下去，先打掃了一個士積塵封的勞改營。當晚睡在草鋪上還覺得懊熱。忽然一場大雪，滿地泥濘，天氣驟寒。十七日大隊人馬到來，八十個單身漢聚居一間屋裏，分睡在幾個炕上。有個跟着爸爸下放的淘氣小男孩兒，臨睡常繞炕撒尿一匝，為炕上的人“施肥”。休息日大家到鎮上去買吃的：有燒雞，還有煮熟的烏龜。我問默存味道如何；他卻沒有嘗過，只悄悄做了幾首打油詩寄我。

羅山無地可耕，幹校無事可干。過了一個多月，幹校人員連同家眷又帶着大堆箱籠物件，搬到息縣東嶽。地圖上能找到息縣，卻找不到東嶽。那兒地僻人窮，冬天沒有燃料生火爐子，好多女同志臉上生了凍瘡。洗衣服得蹲在水塘邊上“投”。默存的新襯衣請當地的大娘代洗，洗完就不見了。我只愁他跌落水塘；能請人代洗，便賠掉幾件衣服也值得。

在北京等待上幹校的人，當然關心幹校生活，常叫我講些給他們聽。大家最愛聽的是何其芳同志吃魚的故事。當地竭澤而漁，食堂改善伙食，力紅燒魚。其芳同志忙拿了自己的大漱口杯去買了一份；可是吃來味道很怪，愈吃愈怪。他撈起最大的一塊想嘗個究竟，一看原來是還未泡爛的葯肥皂，落在漱口杯里沒有拿掉。大家聽完大笑，帶着無限同情。他們也告訴我一個笑話，說鐵鍾書和丁XX兩位一級研究員，半天燒不開一鍋爐水！我代他們辯護：鍋爐設在露天，大風大雪中，燒開一鍋爐水不是容易。可是笑話畢竟還是笑話。

他們過年就開始自己造房。女同志也拉大車，脫坯，造磚，蓋房，充當壯勞力。默存和俞平伯先生等幾位“老弱病殘”都在免役之列，只幹些打雜的輕活兒。他們下去八個月之後，我們的“連”才下放。那時候，他們已住進自己蓋的新屋。

我們“連”是一九七０年七月十二日動身下幹校的。上次送默存走，有我和阿圓還有得一。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圓一人；得一已於一月前自殺去世。

得一承認自己總是“偏右”一點，可是他說，實在看不慣那伙“過左派”。他們大學裏開始圍剿“五一六”的時候，幾個有“五一六”之嫌的“過左派”供出得一是他們的“組織者”，“五一六”的名單就在他手裏。那時候得一已回校，阿圓還在工廠勞動；兩人不能同日回家。得一末了一次離開我的時候說：“媽媽，我不能對群眾態度不好，也不能頂撞宣傳隊；可是我決不能捏造個名單害人，我也不會撒謊。”他到校就失去自由。階級鬥爭如火如荼，阿圓等在廠勞動的都返回學校。工宣隊領導全系每天三個單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單。得一就自殺了。

阿圓送我上了火車，我也促她先歸，別等車開。她不是一個脆弱的女孩子，我該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着她踽踽獨歸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閉上眼睛；閉上了眼睛，越發能看到她在我們那破殘凌亂的家裏，獨自收拾整理，忙又睜開眼。車窗外已不見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讓眼淚流進鼻子，流入肚裏。火車慢慢開動，我離開了北京。

幹校的默存又黑又瘦，簡直換了個樣兒，奇怪的是我還一見就認識。

我們幹校有一位心直口快的黃大夫。一次默存去看病，她看他在簽名簿上寫上錢鍾書的名字，怒道：“胡說！你什麼錢鍾書！錢鍾書我認識！”默存一口咬定自己是錢鍾書。黃大夫說：“我認識錢鍾書的愛人。”默存經得起考驗，報出了他愛人的名字。黃大夫還待信不信，不過默存是否冒牌也沒有關係，就不再爭辯。事後我向黃大夫提起這事，她不禁大笑說：“怎麼的，全不像了。”

我記不起默存當時的面貌，也記不起他穿的什麼衣服，只看見他右下頷一個紅包，雖然只有榛子大小，形狀卻崢嶸險惡：高處是亮紅色，低處是暗黃色，顯然已經灌膿。我吃驚說：“啊呀，這是個疽吧？得用熱敷。”可是誰給他做熱敷呢？我後來看見他們的紅十字急救藥箱，紗布上、藥棉上儘是泥手印。默存說他已經生過一個同樣的外疹，領導上讓他休息幾天，並叫他改行不再燒鍋爐。他目前白天看管工具，晚上巡夜。他的頂頭上司因我去探親，還特地給了他半天假。可是我的排長卻非常嚴厲，只讓我跟着別人去探望一下，吩咐我立即回隊。默存送我回隊，俄們沒說得幾句話就分手了。得一去世的事，阿圓和我暫時還瞞着他，這時也未及告訴。過了一兩天他來信說：那個包兒是疽，穿了五個孔。幸虧打了幾針也漸漸痊癒。

我們雖然相去不過一小時的路程，卻各有所屬，得聽指揮、服從紀律，不能隨便走動，經常只是書信來往，到休息日才許探親。休息日不是星期日；十天一次休息，稱為大禮拜。如有事，大禮拜可以取消。可是比了獨在北京的阿圓，我們就算是同在一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