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公車上書和保國保種
7.1 “聖人”要“國父”拜師
甲午戰後在中國興起的政治改革熱潮。上篇已略有所述，原有急進、緩進兩派的。康有為所發動的緩進派，比楊衢雲、孫逸仙所搞的急進派還要早兩年——孫中山於一八九三年在廣州行醫時，原來也是個緩進派。他為仰慕康氏，曾托友好轉致結交之意。誰知康氏自高自大竟然說“孫某如欲訂交，宜先具“門生帖”拜師乃可”，拒不見孫。中山原也是個“捨我其誰”的人，何能拜康有為做老師呢？二人因此就緣慳一面了（見馮自由《革命逸史》）。翌年孫上書李鴻章時，又碰到一位更自高自大的老官僚，抹了他一鼻子灰。中山一怒之下，才舍緩就急，遂轉往夏威夷自組其“興中會”，並結交了楊沖衢雲來聯合造反。誰知楊衢雲又是個唯我獨尊的人（見《謝纜泰回憶錄》）。一槽容不下二驢，中山其後竟變成急進派的單幹戶。
康有為原來也是個求政治改革的單幹戶。當他在傳統的科舉制度里屢考屢挫的沮喪心情之下，他就想到科舉制度。甚至所有傳統官制和社會習俗之沒有道理。再加上在香港、上海、天津一帶租界裏的所見所聞，益發增加了他要求改革開放的信心。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秋，那時年已三十一歲，在北京參加鄉試，再度落第的老秀才康有為，感身世之落泊，思國事之蜩螗，內心實在忍不住了，乃認定時在朝中當權得勢而頗負時譽的三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蔭、徐桐為目標，投書論國是。主張變法維新——這是他搞變法改制實際行動的開始。
以一介“布衣”向朝中當權的公卿，寫公開信，論國事，評時政，並自述身世學養，發懷才不遇的牢騷，原是我國古代窮知識分子的老傳統。在那個既無報章雜誌能讓你投稿，又沒有民主牆能讓你貼“大字報”的專制時代。這本是窮知識分子發表政見，和在人才市場標售自己唯一的辦法。“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我們那位“文起八代之衰”，而以四條腿“千里馬”自況的韓文公韓愈，便用這種方法在人才市場亮過相。同樣的我們那位“斗酒詩百篇”、古今第一大詩仙李白，也在這一自由市場中標價出售過自己。篇前所言，我們的孫國父，不也上過書？
那些“買主”（buyers）如上述朝中那三位權貴，為著“愛才”、為著“頗受感動”，或許只是為著“沽名釣譽”搞“野無遺賢”的玩意，往往也“禮賢下士”一番。如此勞資兩利。相互宣傳，足使三尺微命，一介書生也得以揚名天下，光宗耀祖。就在這個傳統之下，康有為向三位權貴上書之後，竟頗受青睞。三人之中尤其是翁同龢對他最為器重。
7.2 透過皇帝的老師上書
翁同龢那時是個不折不扣的“帝王之師”。他是同治、光緒兩個小皇帝的老師，出入宮禁三十餘年。在百日維新之前，他每天都要到毓慶宮去替光緒講書的。在小皇帝日漸長大。垂簾老太后預備“歸政”之時，同龢正是當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衛的“協辦大學士”；兩入“軍機”，兼總理各國事務。他與那時權傾朝野的李鴻章，簡直是平分朝政。時人揶揄他二人說：“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其權勢亦可想見一斑。加以同龢又是“狀元及第”，系出所謂“父子宰相、叔侄狀元”的翁氏名門，真是天下無雙的士林泰斗。
有了這樣一條好“關係”和大“後門”的援引，康布衣在北京文化界和官場中的知名度也就日漸高漲。台閣之中既不乏紆尊降貴的高官時加捧場；翰苑中的文士更以交結為榮。這樣一來，康君一不做二不休，就要向皇帝直接寫信了。
老百姓，尤其是自命不凡的時賢名士，為著國家大事向皇帝直接寫信，也是我國的老傳統。自周武王時代的伯夷、叔齊開始，正不知有幾千百人如法炮製。可是搞“上皇帝書”是有重大冒險性的。上得好，固然天恩有加；上得不好，惹起龍顏大怒，往往也被“下廷尉”、“下蠶室”，弄到殺頭抄家的下場。
康有為搞第一次“上皇帝書”是在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也就是他見重於翁同龢的那一年。這時剛好在皇帝祖墳附近發生了“山崩千餘丈”的災難。這在傳統的迷信上，叫做國有大故，天意示警。康氏乃誇大這個天意，上書請皇帝“變法維新”；並責難朝廷“不復登用人才”。但是皇帝是沒有通訊處的，他得找翁同龢代遞。孰知翁氏覽書膽怯，就打了回票。
康之上皇帝書雖然上不去，可是畢竟是轟動朝野的大事。該害自然也是一篇今文大儒的嘔心瀝血之作；一篇膾炙人口的政論文章，遍傳海內。水漲船高，有為也就隨之文名大噪。因此這年他落第還鄉，辦起“萬木草堂”來，不特新科舉人梁啟超慕名而來；那位潛龍在田的孫中山也想結交他一下。中山於一八九四年向李鴻章上書的靈感，可能就得自康有為。
7.3 “公交車上書”始末
有為在草堂中教了三年書，想不到時來運轉，於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三十六歲的老童生居然在廣州鄉試中了“舉人”。有了“舉人”的資格，康聖人也就可以與比他小十五歲的天才學生梁啟超，聯袂去北京參加“會試”，爭取“進士”的學位，作“天子門生”了。
康、梁師徒於一八九四（甲午）及一八九五（乙未）年兩度入京。這時中日“甲午之戰”方酣。我海陸兩軍，兵敗如山倒；全國震動、人心惶惶。朝臣或主遷都抗戰，或主訂約媾和，莫衷一是。當時年輕的光緒皇帝，和他那並不知兵的老師翁同龢，原屬主戰派；而比較知彼知己、老謀深算的李鴻章集團，則說動年老怕洋的西太后，實行議約謀和，因此也發生一連串的“廣島拒使”、“馬關議約”的國恥大事。——朝中也隱隱地形成帝后二黨，暗中對立。
就在這國族岌岌可危的年頭，北京卻是個熱鬧非凡的城市。第一，一八九四這一年慈禧太后（一八三五～一九〇八）虛齡六十歲。這位有權而無知，當國三十五年性喜奢華的女獨裁者，挪用了海軍經費和京奉路款，加上內府外省的各種奉獻，共花去白銀數千萬兩，大修其“頤和園”及東陵的墳墓。奇技淫巧。工匠藝人，麋集北京，極一時之盛。第二，是年又是科舉制度中的“會試”之年。各省新科“舉人”數千人，各傾家當，齊集北京參加會試。
誰知就在這場熙熙攘攘的假繁榮里，忽然漁陽鼙鼓動地來，王師潰敗，噩耗頻傳。一八九五年初春當乙未科進士正企待發榜之時，《馬關條約》中對台灣與遼東之割地及兩萬萬兩賠款之噩耗，亦適時而至。一時群情鼎沸。新科舉人數千人乃發動學潮，伏闕上書，誓死抗日。其中尤以台灣籍青年舉人之痛哭流涕，最是感人。在此群情激昂之時，康氏原有他“上皇帝書”的老底子；梁則是一位“筆端常帶感情”的煽動性作家。所以學潮一起，他師徒就領袖群倫了。
在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二日（陰曆三月二十八日），康、梁師徒經一晝兩夜之力，寫成上皇帝“萬言書”三章，呼籲“拒和”、“遷都”、“變法”。十八省在京舉人集會響應。一時聯署者多至一千二百餘人。五月二日（陰曆四月初八）乃由康、梁師徒領隊，率十八省舉人及市民數千人，齊集“都察院”門前，遞請代奏。——此一群眾集會，也可說是中國近代史上所發生的第一次學潮吧。這就是那樁名垂史冊的“公交車上書”了。
7.4 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康梁這次上書是連一部“黃包車”也沒有的。所謂“公交車”者，在一百年前無人不知；一百年後就無有人知了。原來在兩千年前的漢朝，政府官吏很多都是地方舉席的。這些被舉之人抵達京師，照例都由朝廷派“公交車”接送。乘“公交車”是多麼光鮮的事。自此以後“公交車”和“舉人”就分不開了。公交車就是舉人；舉人就是公交車。
所以康、梁這次所領導的學潮，實在是一個“舉人造反”的團體行動。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舉人造反就等而下之了。就在這造反未成之時，朝廷的威脅利誘一時俱來。它一面聲明要嚴辦聚案滋事，一面又貼出了黃榜，學潮總指揮康有為，高中第八名進士。這一下“金榜挂名”，數十年灰溜溜鳥氣全消。馬上脫青衫、着紅袍，保和殿面聖去者。還鬧啥學潮呢？那些名落孫山的榜外公交車，也只有打點還鄉，還債、賴債、打秋風去了。台灣割給日本，讓唐景崧和胡適的爸爸去善後受罪吧！他們在痛哭流涕一番之後，也暫時管不着了。大家鳥獸散，顢頇無能的大清政府，未派一輛坦克上街，天安門的大學潮，也就煙消雲散了。
誅心而論，天下原無不是之學潮！康、梁師徒為著變法改制，雖然後來都變成在逃的死囚犯，但是歷史畢竟是公正的。最近的《人民日報》不是心血來潮，對康、梁和王安石等人，又補作了至高的評介。既然領導那個小學潮的康、梁是歷史上值得歌頌的人物，那麼硬說魏京生、王丹、包遵信、王軍濤等是該關該殺的“暴亂分子”，豈不是睜着眼說瞎話？
人生苦短，一時烜赫，究竟是白駒過隙、過眼煙雲。后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我們倒真希望領袖萬歲。當朝諸公長生下老。再過他一百年，回頭看看“小平變法”的過程；看看將來的歷史家對他們是怎樣下筆的。
7.5 人民問政的開始和“太子黨”
“公交車上書”這一出小鬧劇末搞出什麼立竿見影的效果。地還是照割；款也照陪。可是舉人造反這一鬧，卻鬧出個庶民問政的風氣。關心國事，卻變成了一時的風尚。關心之道，則是糾合志同道合之士，組織社團，報效國家。士大夫們目光遠大、滿腹經綸，就要組織他們的“強學會”、“保國會”；江湖豪傑，氣功師、武術師，忠肝義瞻、視死如歸，就要組織他們的“義民社”、“義和團”來“扶清滅洋”；海外華僑青年，海內知青和秘密會黨，也要組織他們的“輔仁文社”、“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一時組織林立，百會蜂起。據梁啟超所作統計，自甲午（一八九四）至辛亥（一九一一）有章程可考的各種公開社團，蓋有一百六十餘家之多。——其宗旨除少數的革命造反之外，蓋多為保種強國，扶清滅洋而設也。“扶清滅洋”可能就是後來中共“興無（產階級）減資（產階級）”的老祖宗吧！
在這百餘種社團中，那最有聲勢、最有內容、也是最先組織的團體，應該是由康、梁領導的“強學會”了，原來康有為在領導公交車上書之後，一時名滿天下，變成了時代的寵兒。朝野士大夫皆折節下之。大家（包括西太后）都認為改制維新是中國必走之路，而康有為是這條路上的明星甚至是先知。康氏如果真是個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是大有可為的。不聿我們在一百年後的“恩怨盡時”為他“論定”，才發現他老人家二者都不是，後節再詳論之。雖然他也為著他所想像中的“變法改制”，不眠不休地投下了百分之百的精力，和一個胞弟的生命。
在《馬關條約》簽訂后的幾個月之間，中國朝野在痛定思痛之餘，大家真是洗心革面，想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辦報辦學，組織社團從事革新。那時中國居然也有個“太子黨”（且用今日的語言來說）——那批有改革思想的“高幹子弟”，如張之洞的兒子張權、曾國藩的孫子曾賡鈞、翁同龢的侄孫翁斌孫、陳寶箴的兒子陳三立（名史學家陳寅恪之父）、沈葆楨的兒子沈瑜慶、左宗棠的兒子左孝同等數十人——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湖北巡撫譚繼洵的兒子譚嗣同了。
寫歷史的人不能小視“太子黨”這個東西。因為他們得天獨厚，家庭影響深遠；教育最好。知道舊政權的內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也最快。他們如果不流於吃喝螵賭、貪贓枉法而有心為國為民，他們往往是傳統中國里，最精彩的接班集團或進步改革人士，甚至是造老子反的地下革命頭頭。漢、唐、明、清早有先例；國、共兩黨政權中，且變本加厲。——我們只要單挑一、二人如台灣的陳履安和大陸的葉選平就足夠說明一切了。
清末除這個太子黨之外，一批有能力有經驗的中年官僚軍人如袁世凱、聶士成、孫家鼎、張謇等人：老年官僚甚至是李鴻章，都是傾向於改革開放。至於張之洞、陳寶箴、翁同龢等太子黨之父就更不必提了。——這一情況與今日大陸上的政治發展，頗有其異曲同工之處。康有為是搞英國式君主立憲緩進派政治改革的領袖。他對上述的保皇集團應善加領導，耐心教育才對。誰知他一開頭便四面樹敵，自我孤立呢？
7.6 “強學會”的成立和聲勢
原來“強學會”在一八九五年夏發起於北京之時，它最熱心的贊助人便是翁同龢和張之洞，而最誠摯的實際組織者，便是上述這批太子黨了。一次翁氏曾折節親訪康有為於其私邸，不遇。康回訪時，二人竟如老友晤談數小時。翁對康真是推心置腹。且看有為的自述：
“翁說”與君雖初見，然相知十年，實如故人。姑為子言。宜密之。上（指皇帝）實無權。太后極猜忌。上有點心賞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視有密詔否？自經文藝閣（名廷式。翁的學生，亦一改革派）召見后，即不許上見小臣。即吾之見客。亦有人窺門三數巡之者。故吾不敢見客，蓋有難言也。（見康著《自編年譜》）
康有為這時是個才拿到學位（進士）的小知識分子。在工部當個芝麻綠豆的小京官（六品主事），而翁傅師宰相對他折節若此。試問後來國、共兩黨的高幹，做得到嗎？朋友，若說“固有文化”，實應於此等處求之。近來新加坡李光耀要提倡“儒教”，可能他看中的也在這個“溫柔敦厚”的一面。但其結果有時亦適得其反者，其中牽涉學理之深邃，就一言難盡了。——這當然是題外之言。
“強學會”在北京之成立，便是由翁同龢從戶部劃出個小預算，並撥出一部印書機開始的。工部尚書孫家鼐為它找座房屋作會址。其後復由大學士王文韶、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各捐五千銀元。現役軍人如淮軍中的聶士成和毅軍的末慶，亦各捐數千元。其它小額捐獻更是所在多有。有這樣的經濟基礎和政治背景，學會的會務照理是應該一帆風順的。不幸的是它一開始便發生了若干政策性的爭執。其中有部分負責人想把這個學會逐漸辦成個自給自足、提倡新思想、推動改革開放的出版文化事業，庶可自力更生，長久維持。但是這一構想卻為康某所峻拒。他認為這樣做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結果爭辯得“舉座不歡”。
一個社團的成員對政策發生爭執，原是正常而應該有的現象，可是它如發生在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組合里，往往就要產生併發症而導致分裂和解體。再者這一內因之外，它對外亦示人以不廣。這時因戰敗失勢而在“總理衙門行走”的李鴻章，對“強學會”也十分敬慕，自願出銀二千元，加入作一會員或贊助人。但是李氏的申請竟被該會所否決。康有為自然也是這項否決的主要決策人。
李鴻章那時是世界聞名的中國政治家。雖然暫時失勢，他的潛勢力，他的國際聲望，尤其是他在後黨中的地位，仍是一時無兩的，而康有為這個六品小京官，居然公開刮其鬍子——這也可見當時康的氣焰了。所以那時縱是最器重他的翁同龢，在他的日記里也說“康祖詒狂甚”。
7.7 新政、新思想毀於教條主義
康有為於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九日（陰曆九月十二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的清望真如日中天。誰知他的氣焰不但未絲毫減退，反而因之水漲船高。
這時在中國最有權有勢而又有新思想的“方面大員”，實在是張之洞。張於此時適自武昌調到南京，出任南中國最重要的“兩江總督、南洋大臣”，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包括當時經濟文化中心的上海市）。康一到上海，張之洞便派專人把他接到南京去。在南京，康有為一住二十餘日，變成張之洞的上賓。張對他真是言聽計從。這期間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上海強學會”，和該會的機關報《強學報》之發行（一八九六年一月十二日），都是由張之洞支持的。〈上海強學會序〉這篇重要宣言，便是由康有為執筆，用張之洞名義發表的。誰知張、康這段合作的蜜月，後來竟被康有為的教條主義徹底的破壞了。讓我們再抄一段康有為的夫子自道：
入江寧居二十餘日，說張香濤開“強學會”。香濤頗自任。隔日一談，每至深夜。魯濤不信孔子改制，頻勸勿言此學，必供養。又使（梁）星海來言。吾告以“孔予改制大道也，豈為一兩江總督供養易之哉？若使以供養而易其所學，香濤奚取焉？”（見《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二十一年）
吾人讀上段文字，便不難想像出康有為當時氣焰之高了。其語言之橫蠻，態度之惡劣，可說是達於極點。但是這篇回憶還是他失意之後追記的。當他春風得意之時，其猖狂的態度，可能更甚於此。儘管如此，這位比康年長二十一歲的南洋大臣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對他還是曲予優容、熱心的支持和誠懇的勸勉。但是康有為對這位開明的老輩和上級領導，硬是不假辭色。且再把康氏有關的回憶看下去。康說：
在江寧時，事大順。吾曰，此事大順，將來必有極逆者矣。黃仲弢梁星海議“強學會”章程，出上海刻之，而香濤以論學不合背盟。電囑勿辦，則以“會章大行，不能中止”告。乃開會賃屋於張園旁。遠近響應，而江寧一切不來，處處掣肘，即無楊崇伊“御史”之劾，亦必散矣。（同上）
在這段記述里，康有為認為強學會之失敗是由於張之洞的“背盟”。但是根據他的夫子自道，分明是他自己拒人於千里之外。哪是張之洞的背盟呢？
康、梁師徒在甲午戰後所推動的這個“強學會”運動，實在是滿清末年在中國最有“智慧”（wisdom）；最有“契機”（chance）的一個全國性新文化、新思想、新制度三位一體的群眾運動。它如搞得好，則後來的“華興會”、“光復會”乃至“同盟會”，可能都不會另起爐灶。沒一個“辛亥革命”和隨之而來的軍閥亂政，哪還輪到後來的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去搞什麼“五四運動”呢？
須知當年支持強學會這批人，實在是中國知識界（也可說是“資產階級”吧）的菁英。他們的政治力量也十倍百倍於當時保守派中的徐桐、剛毅和榮祿等人。這種集體力量之未能發揮，實在是和“強學會”的崩潰血肉相連的；而強學會之崩潰也就直接縮小了其後“保國會”的陣容，和光緒皇帝搞變法維新的聲勢。這種搬石頭砸自己腳的辦法，都是康氏搞“教條主義”的後遺症啊！
7.8 報酬大於貢獻
“強學會”的失敗，在中國現代化發展史上實在是一大頓挫，頓挫於康有為在“今文經學”里的教條主義。“今文經學”是個什麼東西呢？筆者為使一般讀者對它有個粗淺的了解，特辟前篇為萬言專論加以闡述。讀者批覽后，便知今文經學在我國的“儒教”里，除被一些官僚利用於一時之外，在學術界並未成過大氣候。所以自漢以後，輕視甚至鄙棄今文經學的儒家，正不知有幾千百人。張之洞之勸康有為搞變法“匆言此學”，實在是一個長輩學人的善意勸告。翁同龢在一八九四年也讀過康著《新學偽經考》。看后他在日記里寫道：“看康長素、祖詒，廣東舉人名士，《新學偽經考》，以為劉歆古文無一不偽。竄亂六經，而鄭康成以下皆為所惑云云。真說經家一野狐也。驚詫不已！”（見翁《日記》）
其實把康說看成“野狐”，又何止張翁二人。其後的章太炎、胡適之，以及最近才去世的錢穆，對康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記得筆者本人在重慶讀大學期間，便有一位同班同學（似乎是黃彰健兄）專治公羊學為畢業論文。余亦偶涉之，但覺以“三世”論，讀《春秋》，未始非“通經”之一說，若要以它來“致用”，那就是“迂儒”了。不學在五〇年代亦嘗試述文，闡兩漢“太學”。在拙篇中，我自己亦斥漢代的今文家不只是“迂儒”，簡直是把持立國意蒂牢結的“學閥官僚”也。——當時也是有感而發。當然那時的“學閥官僚”的學術水平與兩漢和清末的今文家相比，還差得遠呢！（拙文見《附錄》）
康有為不自量力，引學術入政治，也就從“迂儒”逐漸蛻變成“學閥官僚”。把支持他變法改制最熱心最有力的張之洞、翁同龢等都擯之門外。以他這個六品主事的小官，來獨力抵抗那紅頂如雲的頑固派，那就是螳臂當車了。果然在一八九六年初，在數名昏聵老領導授意之下，御史楊崇伊一紙彈章，張、翁等實力派在一旁幸災樂禍，康有為的“強學會”就煙消雲散了．強學會一散，小會分立。當時的知識分子，對新政新思想，就沒有共同語言了。
記得胡適之先生以前曾向我說過：“社會對一個人的報酬，實遠大於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那時去古未遠；我們記憶猶新。對汪精衛，余曾撰文論汪之“十大錯誤”。認為汪犯了九大錯誤，社會和歷史都原諒了他，使他有“復出領導”的機會。只是他把第十大錯誤做得太“絕”了。歷史無法原諒他。他也就只有以“大漢奸”之名遺臭史冊了。
康有為當年犯了他那教條主義的絕大錯誤，但是這錯誤雖使他鎩羽而去，卻沒有影響他衣錦還鄉，為老太太做壽的風光。其後他曾一度想移民巴西，到海外去另覓前途。誰知一八九七年山東曹州教案突起。全中國很快的又被捲入另一個更嚴重的危機。在朝野束手之時，聞鼙鼓而思將帥，大家又想到康有為畢竟是個人才；他的變法維新的主張，也是“今日中國之必需”，這樣康有為也就東山再起了。
7.9 瓜分的威脅和圖強的意志
所謂曹州教案原是發生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有兩位德國傳敦上在山東巨野縣為暴徒所殺的小事——在當前紐約市上，每天都有五至八人為暴徒所殺（最近遺有一位前來開會的日本大學校長被殺）——可是這件小事卻被那時後來居上的德意志帝國主義引為借口，強佔了膠州灣；並要求在山東省築路開礦。老實說，我們本錢大。出租膠州灣也不是什麼大事。但是這時甲午新敗，大清帝國已至死亡邊緣，德國人一開其端，其他帝國主義援例一哄而來——俄國人要租旅順大連，英國人要租威海衛和九龍，法國要租廣州灣，日本要在廈門一帶打主意……，這樣群盜入室，劃定“勢力範圍”、割據自雄，那問題就大了。——弄不好，大清帝國就要步波蘭後塵，被列強瓜分了。
為應付這種嚴重局面，那在總理衙門辦外交的清室諸大臣也並不太顢頇。李鴻章就是個搞“以夷制夷”的老手。在他訪問俄期間（一八九六年四月三十日至六月十三日，共四十四天），便與俄國訂有密約以應付貪得無厭的日本。膠州交涉期間，翁同龢、張之洞乃至康有為等也想聯英法而拒俄德。但是帝國主義哪就那麼笨讓你去以夷制夷呢？他們要搞他們自己的“權力平衡”（balanceofpower）；劃定他們自己的“勢力範圍”（spheresofinfluence）；要把東亞病夫“瓜分”掉（partitionofChina），哪由得你“支那曼”（Chinamen）去自作主張呢？所以清廷的外交至為棘手，而瓜分之禍，則迫在眉睫。這時當政不久的光緒皇帝和有遠見的大臣們，就感到與其治標則莫如治本。這樣他們就想到要“變法圖強”。要變法，就少不了那個變法專家康有為了。而康氏自己也當仁不讓。一八九七年底，有為乃攜滿篋奏稿與所著新書，趕往北京。
康氏這時在北京自然又變成變法的智囊了。因為他畢竟寫過一些小冊子，什麼《俄國彼得大帝變法考》、《日本明治變政考》、《法國革命記》、《波蘭分滅記》等等。若論內容，這些名著只不過是今日台灣主局初中歷史教科書耳。然在那時的一般朝野人士則聞所未聞。據說光緒皇帝後來看到《波蘭分滅記》，曾為之掩卷流淚，西太後讀之也頗為感動。
再者，有為此時既然仍在工部挂名為主事，他的上皇帝書依法也可由本衙門代遞。不幸康氏個人與“本衙門”之內的人事鬧得很僵，遭到工部各階層的留難。所幸光緒曾看過他公車上書期間的奏章而極為重視，此次知康來京即思召見而為老叔父恭王奕欣所勸阻，乃明諭“總理衙門”中諸大臣先期約見，談個底子，然後再由皇帝親自召見。
一八九八年（戊戌）一月二十四日（陰曆正月初三）康有為乃應約至總理衙門與翁同龢、李鴻章、榮祿、廖壽恆（刑部尚書）、張蔭桓（戶部左侍郎）等五大臣，先來一套舌戰公卿。旋奉論作書麵條陳，以待皇帝召見。在書麵條陳里，康的主要建議是先設立“制度局”，來從事研究設計如何更改全部舊法與官制。康甚至主張“六部盡撤”、“則例全廢”，而代之以“十二局”（法律、度支、學校、農、商、工、礦、鐵路、郵電、會社、海、陸軍）。各省則設“民政局”，舉行“地方自治”。
筆者行文至此真是感嘆不盡，近年來余亦嘗與一些新朋友嚴家其、阮銘、陳一諮諸先生談小平變法。殊覺康、梁變法與小平變法有其異曲同工之處。只是康、梁叫“制度局”，阮陳諸公叫“體改所”罷了。“司令員”與“司令官”有什麼分別呢？！而時間卻浪費了一百年而已。康、梁搞得一敗塗地；小平一定要成功？吾拭目待之也。
7.10 只保中國，不保大清？
康有為這一制度的構想，顯然為光緒皇帝所看中。這位有心為治的年輕皇帝就預備召見康氏面詢變法了。這是一八九八年的初春。也正是四夷交迫、國政如麻之時。光緒一面要應付列強（尤其是俄國）租地的要求，急如燃眉。一面又要在新舊派群臣之間，折衝抉擇。更要抽空研究康氏新進呈的泰西新學。最重要的，他還要應付那個泰山壓頂的慈禧老太后——光緒的任何決定，都要以西后一言為準。她是享有大清皇朝一切政策的最後決定權的。
這一個春天可說更是康有為一生政治生涯中最春風得意的一季。這時他獨承天眷，終日忙於草折著書。另外，在舉朝矚目和各省名流的簇擁之下，他更要恢復他那一度風行天下的強學會的組織。
前文已交代過，當“強學會”在一八九六年夏季被強迫解散之後。結社集會已成一時的風氣，如火之燎原、水之就下，不可遏阻。強學會被禁，全國雖失去一個統一領導的中心，而散居各省的地方性組織，如湖南的“湘學會”、廣東的“粵學會”、湖北的“質學會”、廣西的“聖學會”、浙江的“保浙會”、雲南的“保滇會”、上海的“蒙學會”、“農學會”等等則如雨後春筍，一時俱起。但是這些組織者之中，知名度最高的自然還是康梁師徒。康氏如今東山再起，他就想再來個統一組織、統一領導了。
以他原有的“粵學會”為基礎，康、梁師徒乃於一八九八年（戊戌）二月底創立了“保國會”於北京的“粵東館”。這個“保國會”雖比不上當年“強學會”的聲勢，然也網羅了一些豪傑。沒來為變法維新而殺身成仁的“六君子”——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譚嗣同等幾乎全部都是“保國會”的發起入或贊助人。
這個會言明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以“講求變法、研究外交、謀求經濟實效”為方法。它一開頭就以顯明的政治面貌出現，並且得到光緒帝的認可。所以有些政治史家竟認為它是近代中國，政黨政治的第一次出現；而康有為則是近代中國第一個政黨的黨魁。
可惜的是這個黨魁的格局太褊狹了。他雖沒有後來中共所具有的“三寶”（理論、武力和統戰），但是至少可以玩玩一寶，打打“統戰”嘛，那時強有力的所謂東南三督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後任兩廣總督），都還算是開明的。而這三督和一般開明派，都不在康、梁“保國”的圈圈之內。少了這批開明而成熟的實力派（西太后也讓它三分的實力派），則康、梁等保國分子，就只是“兒皇帝”之下的一群紅衛兵了。紅衛兵能奪掉誰的權呢？所以保國會一成立，吏部主事洪嘉與、御史潘慶瀾便交章彈劾；老頑固派剛毅、榮祿等更在老太后前製造謊言，說“保國會”“只保中國、不保大清”。老婦人耳朵軟，受不得播弄。一怒之下，加以杯葛，則帝后異途，衝突就不能免了。但是醉心改革的年輕皇帝，認為他既然有了這一群年輕有為的班底，他不能做“亡國之君”——朋友，一八九八年的大清帝困的確已到了被列強瓜分的邊緣——他就要不顧一切地去變法改制了。
7.11 可敬可悲的光緒皇帝
我們治中國近代史的人，每談到戊戌變法，總是過分的突出了康有為，光緒皇帝似乎只是個次要角色。這個印象是與歷史事實不符合的。
其實戊戌變法的中心人物還是光緒皇帝。康有為只是他看中的一個變法顧問而已。但是康派之畢其功於一役的過激作風，卻頗能說服那急於求治的年輕皇帝。皇帝既有過激傾向，乃激起保守派和投機派的聯合陣線和反擊。而康派的教條主義和過激作風，也拒斥了開明而強大的中間派。開明派和中間派靠邊站，剩下的過激派和頑固派兩極分化，勢均力敵，就短兵相接了。在這兩派較勁之時，過激派也就是所謂帝黨吧！原是個紙老虎、空架子。一旦臨陣交鋒，其結果如何？就不言可知了。現在且讓我們搜搜根，看看光緒皇帝是怎樣搞起維新變法的：
光緒帝愛新覺羅載湉（一八七一～一九〇八）原是道光皇帝的孫子、咸豐皇帝奕詝的胞侄、同治皇帝載淳的堂弟、醇親王奕譞和西太后妹妹的兒子。慈禧是他的親姨媽。當同治皇帝於一八七五年駕崩之時，西太后已當政十餘年，權勢已立。她不想為自己的兒子載淳立后，因清法太皇太后不能聽政，所以她就選擇了既是胞侄也是姨侄的載湉來承繼咸豐。如此，她就又可以繼續去“垂簾聽政”了。
載湉四歲即位。自此便受教於深宮之中，成長於婦人之手。慈禧原是一位幹練而無知的滿族老婦：個性又潑辣兇狠，殘酷無情。她不是個好媽媽。所以光緒帝自孩提時代起，就畏之如虎。偶遭斥責，便跪地顫抖，齒牙撞擊作聲，至年長親政時，亦不能改。但載湉是個聰明俊秀，有見識有良心而愛國的佳子弟。在一個狀元老師的教導之下，熟讀儒家禮教的詩書。知識漸開，自知為一國之主，也頗想做個明皇聖主，至少不能作“亡國之君”。
一八八七年二月光緒帝十七歲行“親政”禮，實習做皇帝。一八八九年一月“大婚”。冊立一后（葉赫那拉氏）二妃——瑾妃十五歲、珍妃十三歲。二妃為親姊妹（他他喇氏）。載湉不喜皇后而愛二妃，尤其是聰明美麗的珍妃。但在那太后獨裁，宗法禮教下的皇家，他哪裏能享有愛情自由呢！同年三月，太后依法“歸政”，遷往新近完工的“頤和園”去頤養晚年。按法理，載湉這時就是真正的皇帝了。但是在任何專制政體之內，哪有不死就退休的獨裁者呢？不管他是男是女。所以西后也坦白承認她身在園中、心在宮內。日常政務，不妨由兒皇帝去管；軍政大權，她是一寸不放的。這時的王公大臣、軍頭疆吏，原都是她當政四十年一手栽培的。他們被她管得俯首帖耳，也視為當然。
在這種母后專政的壓制之下作兒皇帝，最好的方式便是作個鞠躬盡瘁的諸葛亮，或勤政而不攬權的周恩來。要有野心，則做個日積月果，奉命操勞，慢慢培植自己肱股的蔣經國，以待天降大任。接班人富於春秋，水到渠成，是急不得的。最下策則是做個荒淫酒色的昏君，也可避禍。如迫不及待，搞林彪式的政變，那就誤己誤國了。
所幸光緒親政之後，國無大故，而李鴻章等所主持的，側重路礦、海軍的所謂“洋務”、“新政”（也可說是“科技現代化”或“四個現代化”吧），表面看來，實頗有可觀。至少不在日本之下，而北洋海軍在噸位和炮力上說，且超過日本。——事實上中國這時也真是個海軍大國，所以西太后才看上了海軍。她之所以不顧國情民意，挪用海軍經費數百萬兩去修造頤和園，可能就是出自她私心自覺當家數十年，歷盡艱辛；如今國家承平，海軍強大；她自己退休了、“歸政”了，理應造個好的花園來享享清福的“老姨太”心情。
7.12 “東事三策”中的“下策”
可是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亦在向西方帝國主急起直追。到一八九四年它居然插足朝鮮，搶奪中國主權，做個後來居上的東方帝國主義。為對付日本，那時的朝中老臣如久涉洋務的恭親王奕欣，和一手創造“北洋海軍”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均知國際戰爭不可輕意發動。透過總理衙門，他們條陳“東事三策”：上策是“郡縣化”，把屬國朝鮮變成一省；中策“國際化”，開放朝鮮，製造國際均勢，以夷制夷；下策“用兵”，以武力驅逐日寇。
當時李恭諸老成分子均主采上中二策；而缺乏實際主政經驗但是清望頗高的翁同和，乃至那些清議製造者的各省名士和“公車”，以及許多李鴻章的政敵御史等人，則力主用兵。其時親政未幾而求勝心切的青年皇帝，在心理上原來就是個主戰派。再加上個有“獨對”（可以單獨向皇帝說話，在蔣毛二公時代叫做“通天”）特權的狀元老師之不斷慫恿，也就主張用兵。至於那個有最後否決權的西太后，她老人家原是個村婦出身的姨太太，她恐“洋”；但不一定恐“日”。所以在多數朝臣諫諍之下，她也就批准了兒子的要求，“下詔宣戰”。一戰至全軍盡墨，舉國惶惶之時，他們又把這戰敗責任，一古腦放在李鴻章頭上，把李氏罵成“漢奸”——“漢奸”一辭後來之流通全國，就是從罵李鴻章開始的——使鴻章百口莫辯。
老實說，大清帝國之亡國，並非亡於“辛亥革命”，而是亡於“甲午戰爭”。甲午之敗把我國現代化運動的第一階段，歷時五十年，尤其是其後期的二十五年（所謂“同治中興”）的“科技現代化”的總成績，給寃枉地報廢了。甲午之敗也拆穿了大清帝國五十年科技建設的紙老虎，而使新（德日）舊（英法俄）帝國主義加緊進逼，而形成一八九八年的瓜分危機。甲午之敗也使那個有見識有權力，集中興名臣於一朝的官僚集團，膽戰心寒而全部自動或被迫的靠邊站，對變法國強喪失了信心。這一集團的隔岸觀火，乃導致上述朝政之走向“兩極分化”。皇帝與太后既然不能靠邊站，乃各趨極端，一分為二。林肯說：“一個分裂的房屋，是不能站立的。”大清皇朝這座“房屋”哪能例外呢？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一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