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那變不了法，改不了制的一百天

9.1 召見康有為，決心變法

現在再看看慈禧光緒這對母子，是怎樣鬧僵的。

時在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春初，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之危機正迫於眉睫之時，我們那位頗有個性而赤忱愛國的青年皇上是不能再沉默了。透過他的身任軍機大臣的族叔慶親王奕劻，向太后申訴他不能作亡園之君。如太后再不授權改革，他寧願“遜位”云云。據說西后聞此言至為憤怒，說：“他不願坐此位，我早已不願他坐之。”嗣經慶王力勸，始說：“由他去辦，俟辦不出模樣再說。”但慶王復命時，不願多言，只向皇帝輕描淡寫的說太后不禁皇上辦事。誠實而少不更事的光緒皇帝得此傳語，就真的大幹特幹起來了。

他的實際行動的第一步便是〈定國是詔〉，公開宣佈他決心“變法改制”。時為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公曆六月十一日。這便是這件可悲的“百日維新”的第一天。緊接着便是召見康有為。因為康是他的智囊和改制理論的源泉。但是光緒並沒有看過康有為著《孔子改制考》或《新學偽經考》。他所看重的改制顯然只限於日本模式，或俄國彼得大帝的模式。

光緒召見康有為的時間是戊戌四月二十八日（陽曆六月十六日）早晨五點至七點。地點是“頤和園”仁壽殿。因為此時己號稱“歸政”的西太后，長住於頤和圖。然國有大政，皇帝還是要親去頤和園向太后請示的。此次光緒已早兩日來園駐蹕。他之召見康有為顯然是得到西太後面許的。

頤和園是今日名聞世界的旅遊勝地。仁壽殿對很多讀者和作者均不生疏。康有為當年在這座房子裏是怎樣陛見光緒的？想讀者們和作者一樣，都有若干興趣。今且將他君臣二人當時相見的實際情況，節抄若干。以下是康氏在逃難中，親口向新聞記者說：

六月十六日皇上曾召見我一次。這次召見是在宮（園）內的仁壽宮（殿），從清晨五時起長達兩小時之久。當時正是俄國人佔領旅順大連灣不久，因此皇帝是面帶憂色。皇帝身體雖瘦，但顯然是健康的。他的鼻樑端正，前額飽滿，眼充柔和，鬍子刮的很乾凈，但面色頗為蒼白。他的身材是中等的，手長而瘦，儀錶精明。其態度之溫和，不特在滿洲人中少見，就連漢人中也沒有。他穿的是普通朝服，但胸前不是那大方塊的繡花，而是一圓形的團龍，此外在兩肩之上也各有一小塊縤花。他所戴的也是普通的官帽。進來的時候，由幾個太監領先，然後他坐在一個有大黃色靠墊的寶座上，雙足交迭。坐定之後，他命令一切侍候的人都退出去。在我們整個的談話中，他的眼睛時時留神窗戶外面，好像防備人偷聽一樣。在他的面前，有一張長檯子，上面有兩個燭台，而我則跪在檯子的一角，因為檯子前面那個拜墊是留給高級官員跪的。在整個時間裏，我一直是跪着的。我們的交談是用京話。（見中國史學彙編《戊戌變法》第三冊，頁五〇六。原載一八九八年十月七日香港《中國郵報》）

以上是光緒和康有為第一次見面，也是他們君臣之間唯一的一次。康有為向他的主上當然是說了一些廢八股、練洋操，“小變不如大變”，“緩變不如急變”的變法主張。其實這些話都是多餘的。光緒這時已決定依照康的條陳變法改制。召見只不過是一種形式而已。——他有意以康有為提調“制度局”。

康有為師徒這時對變法步驟的具體主張，可以概括言之曰質變而形不變。他們怕保守派顧慮失權失位而反對新政，乃向皇帝建議把一切高官厚祿的名位和王公大臣的職權，表面上全部保留不動；然在同一時間，則重用小臣，主持實政來推動改革。例如裁汰冗員、撤銷無職衙門、廢八股、試策論、開學堂、練新軍、裁厘廢漕、滿漢平等、滿族人民自謀生計等等“新政”。

與此同時，光緒帝也真的繞過大臣而重用小臣。第一當然是康有為。康自工部主事，升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章京上行走”（行走者，有事則行，無事則走也）。雖然還是個五品小官，但康有為可專摺奏事，為天子近臣——成為一個舉朝側目的實際掌權的人物。

其後不久，光緒帝又擢用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四個年輕小官，以“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襄贊天子，處理日常政務。——這一不次之遷，不但把軍機處和總理衙門，都給“架空”了；連無緣再見皇帝的康有為，也大有酸葡萄的感覺。有為說他們四人事實上已居相位，但是四人相貌單薄，沒有威儀，望之不似宰相，云云。康氏尚有此感，則滿朝文武的醋勁，也就可想而知了。而新派人物亦難免有其少年得志的衝動和氣焰。——他們甚至公開討論某職應撤、某官須廢。弄得滿朝文武（尤其是滿族），惶惶不安。

9.2 前有古人、後有來者的“架空政治”

這種重用小臣、架空大臣的辦法，康梁二人都認為是他們的新發明。其實“架空政治”在中國政治史上是前有古人，後有來者的。

在我國隋唐以後的中央大官，最尊貴的莫過於所語“尚書”了。其實“尚書”一職，在秦漢官制里原是皇宮裏面的“五尚”或“六尚”之一——什麼尚宮、尚寢、尚食、尚衣、尚書（可能還有尚廁吧）等等。那都是服侍皇帝和后妃的黃門內官。只有宮女和太監，才能擔任的。男士要當尚書，先得閹割，才能入宮。可是在西漢武帝、成帝之世，皇權上漲。這個原是閹人黃門充當的尚書小官，因為是天子近臣，漸漸就重要起來了。時至東漢之末，十常侍亂政之時，這些尚書們就把朝中的“三公九卿”，全給架空了。這一架空政治，通過魏晉六朝，就變成九卿備位，尚書當權的怪現象。至隋文帝統一天下，改革官制，乃乾脆把九卿全廢，改用“六部尚書”。當然隋唐以後的“尚書”，太監也就沒分了。

可是架空政治這個魔術，卻不因尚書之扶正而消滅。明太祖廢宰相，代之以內閣學士，還不是這魔術的重演？等到內閣大學士又變成宰相了、雍正皇帝要架空他們，乃以小臣設軍機處來取而代之。現在軍機又有權了；康、梁師徒乃為光緒設計以四品小臣的四位“章京”，把位高一品的軍機大臣架空了。

不特此也。到民國時代的國、共二朝，此一藝術仍為蔣、毛二公所承繼。

在三〇年代之初，當汪精衛出掌行政院，蔣公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時，那個六部俱全的“委員長侍從室”的重要性，不也是在“行政院”之上嗎？事實上“侍從室”這個機關的名字，就有封建王室中內廷的氣味。“侍從室主任”和他以下的各組組長等小官，如果生在漢朝，都是應該要閹割的呢！

到毛澤東晚年的人民政府時代，那個權傾朝野的“四人幫”，事實上還不是成長於內廷的“十常侍”？替毛公傳達“最高指示”的毛遠新、王海容等青少年男女，不也是在“章京以上行走”，王洪文不是要架空周總理？連一個小宮女張玉鳳不也要支取中央書記處機要秘書的薪給，而“五尚”通吃？那時在國務院當“協辦大學士”的鄧小平，哪能同他們比呢？所以這種架空藝術，是我們中華三千年來的國寶。康、梁師徒在自己臉上貼金——這哪是他二人發明的呢？

不過搞這種小臣近臣，來架空大臣權臣的政治藝術，卻有個先決條件——搞架空的主使人，一定要是像漢武帝、明太祖、雍正皇帝、蔣委員長、毛主席那樣有“最後決定權”的大獨裁者。一個見着老娘就發抖的兒皇帝，則千萬做不得。不幸的是那時主持變法改制的光緒，卻正是這樣的一位“兒皇帝”。以兒皇帝的“小臣”去架空老太后的“權臣”，則成敗之數豈待蓍龜？——這種政局的演變，我輩熟讀《通鑒》的後世史家，都洞若觀火，而精敏如康，梁竟無覺察者，便是身為急功“小臣”，以致當局而迷罷了。

9.3 維不了新、變不了法的一百天

戊戌年的夏天，那座“天晴似香爐、天雨似醬缸”的北京城，是炎熱難當的。可是這個季節卻正是我們那位可敬可愛、也可嘆可悲的年輕皇上，為國為民而疲於奔命的時候。為著推動他的變法改制，他三天兩天都要從那時的禁城、今天的故宮趕往頤和園，向太后請示。（可憐的光緒爺是沒有空調汽車的。）

自他於六月十一日（陰曆四月二十三日）下〈定國是詔〉之時起，到九月二十一日（陰曆八月初六），西太后還宮“訓政”，把他關入瀛台止，前後一百零三天，光緒帝去了十二次頤和園，每次駐留三數日。至於他們母子之間交談的實際情況，外人固無由得知，但是這位年輕皇帝苦心孤詣的懇求改革，而太后不同意，致每遭訓斥，則盡人皆知。等他回到宮中，詔書雖一日數下，而朝臣對他拖延時日，拒不回報；疆吏（湖南巡撫陳寶箴是唯一例外）對他則陽奉陰違，甚至陰違陽亦不奉。但是他們也有他們的苦衷和借口。蓋向例南洋大臣和外省督撫的行動。都是以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的馬首是瞻；而這時的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榮祿則是頑固派的總頭頭。他仗着太后的權威，對光緒簡直公開抗命。他認為皇帝年輕無知、任性胡鬧，因此把光緒所有的詔命不但當作耳邊風，並糾合朝中保守要員剛毅、李盛鐸、楊祟伊等加油添醋地向頤和園打小報告，聯銜籲請太后回朝訓政，恢復垂簾，以遏亂萌。——這當然是西太后求之不得的，有的甚至出於她的授意。

再者，新政的施行和步驟當然亦有它本身的困難。就以“廢八股改策論”這一考試新政來說吧，八股是空話，策論還不是空話？然寫八股文要讀聖賢書，還有個“帖括”（英文叫format）可循。寫“黨八股”式的策論則並此而無之。所以在戊戌夏季有個老實的浙江學政陳學棻上奏說：“改試策論，閱卷艱難，不如八股之易。”光緒覽奏不悅說：“陳學棻既不會看策論，可無庸視學。”就把他撤差了。其實如把康有為放出去作學政，以他那一點點的所謂西學知識，恐怕他對策論考卷的批閱，也沒個取捨的標準呢！

梁啟超說，開明而通時務的達官如張之洞，也深知廢八股為變法之第一事；然張氏亦不敢輕言取消八股。因為他深“恐觸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怒。懼其合力以謗己而排擠己也”（以上均見梁啟超著《戊戌政變記》）。這本來是關係到國內數百萬知識分子命運和前途的大“問題”，哪是空談變法“主義”，所可解決的呢？不論“黑貓白貓，能捉耗子的才是好貓咪”（鄧小平語）。徒足製造“問題”而不能解決“問題”的廢八股改策論的“新政”，究能派啥用場昵？

再說改廟宇辦學堂吧！當時那幾十萬座廟宇，幾百千萬佛道各教的神職人員，也都非等閑之輩。哪能只憑一紙上論、兩頁公文就可以把他們趕出廟門，結婚還俗呢？縱使能廢廟辦學，則經費、師資、課程、學童哪裏來，也非朝夕之功。至於康氏所想像的“舉行地方自治”，更屬空中樓閣。君不見，我們國、共兩黨搞地方自治，搞了大半個世紀，還不是連個半調子的“自治”也未搞出來。光緒爺要在一百天之內就可以改舊換新，搞出個奇迹，豈不是痴人說夢？

總之，長話短說，我民族的歷史走進那清末戊戌年代，已積重難返。我們的國家機器已全部銹爛，無法修復。我們的社會亦已至癌症末期；病入膏肓，醫藥罔效。所以在許多激烈的志士們看來，其徹底解決之道，那就是人死病斷根；憐憫殺人，槍斃了事。——其後接踵而來，相信“一次革命論”的國共兩黨，都是主張“不破不立”的槍斃專家。孫中山先生說：“破壞難於建設”，正是此意。可惜他老人家破壞未競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共產黨來了，老毛打砸搶玉石不分，破壞可就徹底了（古代的流寇在歷史上所發生的破壞作用正是如此）；他美其名日“搬掉三座大山”。其實他和敝鄉長朱元璋一樣，一座大山也未搬掉，還另加一座新山。這種搬山造山運動，解決不了中國的老問題；也趕不上“先進國家”。所以鄧小平今日還在山前山後亂竄一通，不知伊於胡底？——這些都是后話，將來再慢慢交代。

9.4 老佛爺的手掌心

且看於此同時，那位在頤和園內納涼避暑的慈禧老太后，又在幹些什麼？她老人家沒有閑着。身在園中，心在宮內，她特務密佈、眼線滿朝，小報告日夜飛來；滿族碩吏、漢族諂臣，求恩乞憐，亦時時跪滿四周。光緒帝的一舉一動都在她的嚴密監視之下。

西太后原是個陰險狠毒、睚眥必報，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潑婦人。但是她也是個精明強悍，老謀深算而善於縱橫捭闔、恩威兼施的女主。她對情敵政敵（包括她的兩個兒子），都會不動聲色，設下陷阱而伺機捕殺。這種複雜的個性，是舞台藝人扮演不出的。她沒有銀幕上的劉曉慶那麼可愛。

遠在戊戌之前，她對那逐漸長大而頗有個性和脾氣的嗣子載湉，已早存廢立之意。這是從單純嫉妒心出發的——一種卧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的，很通常的精神病現象。但是她一怕洋人干預，二怕疆臣不服，三怕小叔（恭親王）不依。同時她所看中的對象也不敢承受。所以她才隱忍未發。

迨戊戌暮春，當載垢要求授權變法時，她當然更不能容忍。但慈禧是一隻老狐狸。她縱想結束退休，還宮訓政，她也要佈置出一個適當的局面和時機。第一要孫行者跳不出老佛爺的手掌心；第二還要有面子。——她之復出是循臣工百姓之請（在美國政治上叫做draft，即拉夫），不得已而為之也。因此在戊戌春夏之間，她就做了幾項重要的安排：

首先她就把翁同和罷官，趕出政治圈。翁是享有“獨對”之權的光緒帝智囊。他這位享有清望的狀元老臣，也是朝中開明派的班首；更是康、梁等激進派的家長與護法。翁氏一旦被黜，光緒就失去一個首席謀臣、一個中間橋樑和一個翼護新黨的家長。一箭三雕，翁同和就在六月十五日被“開缺回籍”。兒皇帝也就被完全孤立了。

其次她要保持京津和華北地區，在內爭上的絕對安全。為此，在翁同和被革的同日，西太后即擢升后黨總頭目榮祿署理直隸總督；旋即真除領北洋大臣。統轄董福祥（甘軍）、宋慶（毅軍）、聶士成（武毅軍）和袁世凱（新建陸軍）及京畿旗軍數萬人，拱衛京師及各交通要隘。有此項軍事部署，雖不足以御外寇，然（如滿族王公所說）在防備“家賊”方面京津一帶可以說是固若金湯了。至於太后所居的頤和園，更是警衛森嚴。入覲的命婦女眷都要搜身。相形之下，光緒除掉少數扈從太監之外，安全措施實在是俯仰由人；他自己一無所有。

記得我的朋友李宗仁將軍，當年被指派出任“代總統”。他不服，吵着要當“正總統”。在吵鬧之間，吳忠信提醒他說，“你的衛兵都是蔣先生的人，你還吵什麼‘代總統’、‘正總統’呢？”李氏聞言大悟，就決定不吵了。

同樣的，當“四人幫”被捕的時候，華園鋒、汪東興不都是“政治局委員”？“八三四一部隊”被調出北京換防去了，華、汪二人下也是相繼換防養病？

光緒爺當年在類似情況之下，向西太后哭哭訴訴要她授權變法。他和他的青年謀臣們就沒有想到，他們的衛兵也“都是蔣先生的人”；他們的安全也得不到半個“八三四一”的保護，而他們的“變法改制”或“幼稚胡鬧”，總歸會有人反對的——多則幾百萬人，少則是頑固派裏面的幾十個滿漢人馬。這批反對派在憂心憂心忡忡之時，乃結伴東去天津“督署”乞援搬兵；西去頤和園哭跪，籲請太后回朝訓政。西太后這個老狐狸，最初笑而否言。更有涕泣固請者，西太后就笑而罵之，說：“你們為什麼要管這些閑事？難道我的見識還不如你們？”那時也有人到督署訴苦。榮祿說：“讓他去胡鬧幾個月嘛，鬧到天下共憤，惡貫滿盈，不就好了嘛！”

所以西太后的對策是不動聲色，布下陷阱，讓光緒和他的新黨去“胡鬧幾個月”。這時恭王已死，干涉無人。等到“天下共憤”，太后振振有辭之時，只要她臉色一變，則跪在地下顫抖得面無人色的萬歲爺，自然就知道“朕位不保”了。哪還要等到（如當時盛傳的）秋季去天津閱兵，才搞廢立呢？

果然事態發展至九月中旬，當光緒帝還忙着要開懋勤殿，以鼓勵臣民向朝廷直接薦賢進言時，西太后臉色突變。光緒便立刻感覺到大禍臨頭、皇位難保了。為著保位保命，他皇上才臨時抱佛腳，於九月十三日陰曆七月二十八日（一說九月十四日）密詔康有為及四章京“妥速密議，設法相救”。一面又另論康有為“督辦官報……迅速外出，不可延誤”。可笑的是當時這位康聖人竟毫無警覺，他還以為皇上是真的要他到上海去辦報呢！乃大模大樣、安步當車的搭車去塘沽，乘輪南下。他那時要不是以親英出名，而使情報靈通的英國人派專輪趕往吳淞口外，搶救他脫險，老康縱長着十個腦袋，也都搬家了。——康大聖人之所以能跳出老佛爺的手掌心而保全了首級，無他，讓我借用一句鄧公小平逃出魔掌時的四川話：“命大！”

一九八七年之秋，余路過青島，曾拜謁過康公新墓。承陪游同志相告，墓中康老已無頭。他的頭是用不鏽鋼假造的。原來康公雖逃過了“老佛爺”，卻逃不過“紅太陽”。他的舊墳被紅衛兵挖掉來鞭屍。他的頭也被紅衛兵拿去展覽，就不知去向了。後來鄧小平替他平反，改葬建新墓，但是找不到頭顱。青島地區首長，乃用不鏽鋼造了一個。余聞之嘆息。這也是康老的命吧！

9.5 袁世凱告密

就在戊戌九月中旬，康聖人悠閑離京南下之時，那留在朝中的譚嗣同等四章京可就緊張了。他們與光緒之間可能有過密議並取得一致意見，認為唯一可以挽救危局、扭轉乾坤的辦法，就是說動袁世凱，興兵勤王。袁如能效忠皇上，則大事或有可為。

袁世凱那時所統率的“新建陸軍”七千餘人，兵力為諸軍之冠，的確是個實力派。他的作風與思想也表明他是個新派人物。但是他的正式官銜則只是“直隸按察使”，是榮祿下面的一個“從二品”的省區中級官吏，俗稱“臬台”。袁之有此地位多得力於榮祿的“知遇”；當然他對榮祿勾結得很緊，而榮祿又是太后的心腹，他自己也就前途無限。如今光緒要他脫離榮祿、撒開太后而轉投實力毫無的空頭帝黨，這對袁世凱的仕宦前途，甚至身家性命，都是個極大的賭博。——在這場帝后衝突之中，他只要按兵不動，則帝黨就必然殺頭坐牢，全軍覆沒。他如貿然加入帝黨，興兵勤王，他那七千子弟，也未必救得了皇帝，而自己腦袋反可能搬家。袁世凱是個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利害之間，他是洞若觀火的。

就從是非之辨來說吧！袁老四如真具赤子之心，像那位衝動的小六子“張少帥”，他或可不計利害和後果，來搞他個愛國的“苦撻打”。不幸袁氏卻是個比老狐狸更老狐狸的老狐狸，他就不會上那群愛國君臣的大當了。——這一政治秀在當時稍具政治頭腦的觀察家，都可了如指掌，何待乎一百年後的歷史家來放其馬後炮呢？

可是那時的帝黨中的首腦分子，已面臨不測之禍；精神上也已被逼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只好死馬當活馬醫，顧不得許多了。九月十四日（陰曆七月二十八日）袁世凱乃奉召入京；十六日在頤和園面聖，光緒對他慰勉有加。袁氏旋奉硃諭，“按察使開缺”；以“侍郎候補，專辦練兵事務，並隨時具奏應辦事宜”。這一下袁世凱便從一個“從二品”的中級地方官，升調成為一個“正二品”的中央大吏。清制“侍郎”與各部“尚書”通稱“堂官”，幾乎是平等辦事的。袁是個精明強幹的人（不像康有為那樣木訥）。他知道他的擢升，有箇中原因，尤其是在“謝恩”時，皇帝面諭，要他與榮祿“各辦各事”。

這時榮祿已獲得情報，他一面調兵佈防，以備不測；一面製造英俄開戰的假消息。並派專差急催袁世凱回津。當袁氏正在進退兩難之時，便發生了譚“軍機”深夜密訪的敏感事件。據袁死後才泄露的《戊戌日記》所載：九月十八日（陰曆八月初三）譚嗣同夤夜來訪，並開門見山的告訴他，西太后與榮祿有弒君和廢立的陰謀。皇上希望袁氏保駕，率兵誅除榮祿並包圍頤和園。袁間如何處置西太后呢，譚說他已雇有好漢數十人；“去此老朽，在我而已，無須用公”云云。袁在其日記中說他聞言“魂飛天外”，但是嗣同此時已“類似瘋狂”，又系“天子近臣”，他不敢不敷衍。好不容易才把譚送走。

上節已交代過，袁世凱是絕不會接受譚嗣同之密謀的。兩天之後他回到天津，乃把譚的計劃向榮祿全盤泄漏。其實譚氏這一秘密計劃，西太后與榮祿早已知道，也早已採取行動了——慈禧已於十九日（陰曆八月四日）自園還宮。二十一日正式臨朝“訓政”，並下令京師戒嚴，火車停駛。隨即幽禁皇帝、緝捕新黨；盡廢新政、恢復舊法。這就是所謂“戊戌政變”了。——西太后發一陣雌威，新黨新政也就從此煙清雲散；皇帝也關入瀛台。

9.6 戊戌黨人碑

在政變驟起時，第一個關城搜捕的要犯，自然就是康有為了。誰知康競能於前一日，大搖大擺的走出城去。康氏第一名大弟子梁啟超，幸好平時也有親日言行。這時乃由日友保護躲入使館，化裝逃去。其它與新政新黨有關，未及選走，或不願逃走而被捕者凡數十人。其中首要分子就是所謂“六君子”——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和康廣仁。這六人未經審訊就於中秋前二日陽曆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菜市口被殺，由頑固派的大頭頭剛毅“監斬”——剛毅（一八三七～一九〇〇）就是講那句有名的混帳話，什麼“寧贈友邦，不畀家奴”的滿族恊辦大學士——一個渾球。

就義的六人之中，最有殉道精神的要算譚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了。他本可逃走。但是他覺得他是新政前鋒；新政失敗他有殉難的義務。嗣同告訴勸他逃走的朋友說，變法就必然會流血；要流血，就應該從他開始。所以他就從容就義了。嗣同是一位無私的愛國者、一位真君子；中華民族的好男兒。

楊深秀（一八四九～一八九八）也是一位守正不阿、輕生重義的豪傑御史。他雖然也是維新派，但是在政變已成事實，西太后正式“訓政”。皇帝被幽，舉朝戰慄之時，他本可閉口免死。但他偏要挺身而出，詰問光緒被黜之故，並抗疏堅請慈禧歸政，以致被捕就義。我們試查明、清兩朝千百個御史，和國、共兩黨中專打蒼蠅、窮拍馬屁的所謂監察官員中，有幾個楊深秀呢，孫中山就是看重像楊御史這種言官，才堅持要搞“五權”憲法的呢！

六君子之中死得最寃枉的要算是三十一歲的康廣仁（一八四七～一八九八）。廣仁沒有做官，也沒有在維新運動中當過重要幹部。所以變法失敗之後，他無心避難，也沒有逃難。因為他實在沒有被殺的罪狀。但是他終於陳屍菜市口，只因為一條資格——他是“康有為的弟弟”。所以他在被殺之前，在獄中以頭撞牆，悲痛呼號，實在也是很夠慘烈的。

諸烈士既死，新黨中堅或逃匿、或拘囚、或流放，一時俱盡。那些原與他們同氣相求、同聲相應的開明朝臣，或被黜（如翁同和）、或被阻（如張之洞）、或緘口自保、靠邊站（如李鴻章、劉坤一、孫家鼎）……朝中無人，大清帝國的內政外交決策大權，便掌握在以西太後為首的。一群群老朽昏庸、頑劣無知的自私官僚之手。如此則其後朝政每下愈況，終於引起“義和拳”和“八國聯軍”之禍，那也就是順理成章的發展了。

9.7 必然之中有偶然

“戊戌變法”是我國三千年歷史中，在商鞅（公元前三九〇～前三三八）、王莽（公元前三二～公元二三）、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之後，和鄧小平（一九〇三～一九九七）之前，幾個驚人的變法運動之一。

商鞅“作法自斃”終遭“車裂”（四五部馬車或牛車把他拉裂成幾條肉塊），死得最慘。王莽食古不化，搞教條主義，結果也被砍頭。王安石以舊瓶裝新酒，用已銹爛的國家機器，來改造積重難返的大病態社會。他能保全了首級，也算是“命大”。

鄧小平是我民族的變法專家之中，年齡最大、地位最高（比王莽還高一級）、個子最小（比拿破崙還矮几公分），而更是夫妻兒女，全家總動員的一位。他也生個不平凡的三上三下的八字。做官搞黨，要三上三下；搞改革體制、變法維新，是否也要來個三上三下？天機不可泄漏，目前誰亦不知也。吾人隔岸觀火，但知他已搞了兩上兩下。今後能否可以三上不下，像他做官一樣的大運亨通，大洋三岸的觀察家們，就各說各話了。其實今日之搖頭晃腦的專家學者、吵吵鬧鬧的無冕之王、港台媒體，乃至張半仙、李鐵嘴等數不盡的算命先生，包括閉門造車的筆者自己，都在胡說八道。——將來謎底揭曉，諸公猜錯了，原屬活該；諸公猜對了，也只是巧合。若說諸葛亮的六爻八卦，真能上通鬼神，知過去未來，那就是三國演義了。黃葯禪師說得好：“後事還須問後人。”大考之後，分數貼出，將來的老師，自會有公平的評斷。

至於康有為戊戌變法，就不然了。戊戌去古未遠，史料齊全。水晶球內，事實昭然；而載湉康梁、慈禧榮祿，威權久泯，恩怨已斷。當今史家，如熟悉史實，剔除成見，未始不能作論定之言，以彰史跡而戒來茲。筆者不揣淺薄，試作此想，曾為這樁公案，騰出四章，凡數萬言，以窺其堂奧。長話短結，試問戊戌變法在歷史上，究竟應該怎樣定位呢？

首章已言之，長逾一百五十年的中國近代史，在社會發展的性質上，原是一部“轉型史”——從中古東方型的社會，轉入現代西方型的社會。這一轉型自鴉片戰爭開始，時至今日我們仍然徘徊於中古邊緣的“第三世界”。其工程之艱巨，可想而知。但是那時的光緒爺要把這百年難變之“型”，而變之於指顧之間，其必然失敗，實無待多費筆墨。把這一現象“概念化”一下，我們可以說：“戊戌變法之失敗”是個歷史上的“必然”。

但是歷史上的“必然”，往往又為“偶然”所左右。因為失敗的時間、空間、全面或局部、程序和方向、方式和影響……在在都決定於“偶然”因素。這些“偶然”有時也就“必然”的成為下一階段歷史發展的“基因”（gene或cause）。

例如：“全部失敗”和“局部失敗”二者都是“偶然”；但是二者不同的空間，對下一階段歷史的基因，就大不相同。再如：失敗於“百日”和失敗於“十年”，也都是人為因素的“偶然”；但是這不同長短的時間，對於下一階段基因的發展，也就“必然”有決定性的影響。

研究戊戌變法，我們之所以要用兩篇篇幅來解剖康有為一人的緣故，便是左右這個歷史“必然”的最主要的“偶然”，便是康有為這個“人格”（personification）。把康有為換成康無為，則“戊戌變法”這段歷史失敗的過程，和它對下一階段所發生的基因作用，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9.8 通古今之變，識中西之長

在這段歷史之中，康氏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是理論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不幸康有為在這三方面，連最起碼的條件，亦不具備。因為生為現代中國的理論家和思想家，他的見識和學養實應兼跨古今兩代，和中西兩型。康氏對西學那一點點粗淺的認識，不但跨不過這兩條鴻溝，他強不知以為知，適足以為害。——毛澤東搞“大躍進”，餓死農民兩千五百萬，就是類似的強不知以為知，最慘痛的一件史例。

至於康有為的漢學，他的火候可還在梁漱溟、錢賓四之上。不幸的是他故步自封，走火入魔，犯了教條主義的大錯。康作詩說：“良史莫無兩司馬，傳經唯有一公羊。”兩千年舊史都趕不上兩司馬，可能是事實。傳經唯有一公羊，從今文家觀點出發，也沒人能制止他作如是說。百家爭鳴，原是盛事。他千不該萬不該，是不該真來搞個通經致用，以死硬的教條主義來排斥一切。他如果不搞教條主義，而能虛懷若谷的與以張之洞、翁同和為首的開明派合作，則變法維新亦有其建設性，而不致走上後來頑固派獨大的局面。教條主義之為害中國，康有為是始作俑者。——這也是個歷史的“偶然”。

不能做理論家、思想家也就罷了，康有為至少可以做個民胞物與、襟懷豁達的政治家嘛！可惜康氏也沒有做政治家的秉賦。他生就是個驕傲不群、木訥乖僻，而又頑固急躁的知識分子。他十九歲結婚；我國千年舊俗，花燭之夕，親友們熱鬧一番，鬧鬧新房，也是常事。而他這個乖僻的新郎，卻不許鬧新房，弄得頗失親友之歡。那時有為篤信周禮，一切要按“禮”行事。所以在他祖父去世之日，他也在棺前結苫廬，轅絰白衣不去身，終年不食肉。他自記說：“時讀喪禮，因考三禮之學，造次皆守禮法古，嚴肅儼恪，一步不遠。”但是他自己也說，他這樣做“人咸迂笑之”。可是他自誇“少年剛毅，執守大過多如此”。他我行我素，才不在乎別人如何批評呢！

記得清人筆記亦嘗記有某翁，因篤信“正心誠意”之說，他“昨夜與老妻敦倫一次”，也要在日記里“正心誠意”地記錄下來。康有為正是這樣木訥乖僻之人。

這種少年康有為型態的知青。我們小中大學同窗好友之中，正不知有多少。人各有其不同的個性與生活方式，本不應彼此相強。但是這種人就不能當“公開”、搞“P．R．”，尤其是不能做政黨的黨魁了。

有為青年期，在一再“鄉試不售”的沮喪心情之下，也曾習禪打坐、誦佛道經典以自遣。有時竟弄到“哭笑無常”的程度。這也是根據他的夫子自道（自編年譜）。“哭笑無常”是初期精神病的現象。據心理醫師言，病人本身如知此現象為不正常而求醫，則其疾不致深入。如病人以此“佯狂”而自傲，那就可能變成“瘋子”。做瘋子仍可做大學者如章太炎。但是做“章瘋子”就不能做政治家了。

在我國明、清兩代舊俗，考生進學或中舉點進士，都要拜主考官為“房師”，以報答主考官對他才華和學問的賞識。可是康氏驕傲成性。他要孫中山拜他為師；他自己則拒絕拜自己的主考官為師，弄得狂名滿天下。最後應朋友之勸，康氏總算拜他的鄉試主考官許應驥（後任“禮部尚書”）為房師。但他們的師生關係卻弄得形同水火。其後維新期間，對康氏痛心疾首，而參劾最厲的也正是許氏。許氏之劾康，與其說是由於意蒂牢結，倒不如說是感情用事。據說康亦慫恿御史反劾，在皇帝面前打個火上加油的筆墨官司。光緒袒康革許。斯為光緒親政之後，第一次黜陟大臣。其後帝后兩黨之水火，就更無法收拾了。

據說康有為於六月十六日光緒召見之時，在“朝房”（等候召見的地方）與榮祿不期而遇。二人談到變法。榮說：“法是應該變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內變掉呢？”有為忿然回答說：“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就可以變了。”

我們在一百年後回看戊戌政情，固知那時的榮祿有力足以殺康；而康絕無力量可誅榮。在這百日維新剛啟幕之時，康對舊派第一號大頭頭，作此毫無必要的憤激之言，也可想見他在處人上的偏激，和政治上的木訥了。

總之，“戊戌變法”實在是我國近代史中，繼“科技現代化”（或“四個現代化”而來的第一個“政治現代化”（也可說是清末的“第五個現代化”吧），但是這個運動不但未能領導我們的政治體制前進一步，反而倒退了數十年。胡為乎而然呢？

我們知道戊戌變法主要的推動者是光緒皇帝。若以《春秋》的標準作“誅心之論”，要從為國為民、犧牲小我的動機着眼，光緒帝這位愛國青年，實在是我國歷史上極少有的“堯舜之君”。但是光緒帝畢竟是長於深宮之中，受制於無知而狠毒的母后的一個兒皇帝。經驗不足，徒善亦不足以自行。他應首先慢慢地建立自己的權力基礎——像蔣經國那樣——然後才能試行變法。縱使時機發展至法有可變之時，也應分為輕重緩急次第施行。詔書一日數下，朝野莫知所適，也不是個辦法．不幸這位年輕皇帝，顯然感到國亡無日，所以迫不及待。但是他的軍師謀臣，應該有見及此。不幸康某木訥執拗，識見不足；而操切浮躁，且有甚於幼主。——言念及此，我們不能不說康有為實在只是一位狗頭軍師。他不能擔當推行政治現代化的天降大任，而開了倒車。

值此兩千年未有的轉型期，失之毫釐，差之干里。有心掌舵的人，總應略通古今之變，粗識中西之長。虛懷若谷，慎重將事。君子誤國，其害有甚於小人。可不慎哉？

以古方今，鑒往知來。摩挲舊史，涉獵時文。擲筆几上，吾欲何言？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一卷第三期